1945年以来的战略思想·第一

作者：西奥多·罗普 ·美

出自————《战略思想新趋向》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对现代战略创始人的回顾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对于澳大利亚人竟然为他1780年6月1日生日举行200周年诞辰纪念会，可能只会稍稍感到有点受宠若惊。至于他的《战争论》居然会当作宝藏一样去检验那些“完整体系”和“包罗万象的学说”，他也可能不会感到吃惊，因为他自己从不曾想到要根据仔细整理的“材料”去建立体系和学说。克劳塞维茨生于1770至1789年的年代里，在这个年代里，最杰出的将才的同事们往往把他的箴言编成“难题解答”，但克劳塞维茨认为这些箴言在1790至1809年的危机时期已经被打破了。在1810至1829年的年代里重新建立战略理论的工作上他起了重要的作用。在1818至1827年期间，他就融会贯通传统经验、现实惨痛教训和预测未来方面下大功夫进行思索和著书立说。而他的神圣的、受到严格训练并具有传统思想的同行们则进而将其汇集成和平时期的法则、均势论及军事科学。

　　 在克劳塞维茨于1831年11月16日逝世以来的岁月里，还出现过两次军事理论上的危机。昆西·赖特所著《战争研究》（1964年）认为这两次危机与战争、和平每60年大循环一次有关。军事理论的危机阶段、修改范例或重创阶段和释疑阶段都与托马斯·S·库恩所著《科学革命的构想》（1964年）中所提出的各阶段相似。根据1792年、1854年和1914年开始的重大战事和危机发生的日期，不难构想出在一个文明世界之中，军事理论每20年变化一次的模式，这种文明自克劳塞维茨诞生以来一直在扩大和加强战争的规模和强度，同时在扩大和加强平时备战的规模和强度以及现代称之为战略研究的规模和强度，并使强化军事的过程实现工业化。假如西方战略思想方面的危机如期于1970-1989年来到的话，这反映了1950-1969年期间释疑专家们的无能为力，他们无法将他们在朝鲜战争之后制定的常规战程式同他们为了解决核战争和非常规战争的新难题而匆匆忙忙构思出来的程式联系起来。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们仍在研究伟大的将才、伟大的战役、伟大的帝国，但是今天即令是他们，也要对他们集中论述的人物、制度及思想进行分析，以便为他们传统的研究课题增辉。

　　 和平时期解决疑难问题的专家们首先用“最新胜利者”的语言来研究“新近的惨痛经验”。但随之而来的，更好地赢得上次战争的任何一种体系，仍然反映了有关社会、国家和军事实力的一整套相互联系的思想，或按照罗伯特·E·奥斯古德和罗伯特·W·塔克的说法是反映了有关《力量、秩序和正义》（1964年）的思想。尽管成败得失对比常常可与战争赌博相比拟，但克劳塞维茨却把他们比作“贸易上的得失对比”或者说“更接近于政治，……是一种更大规模的贸易上的得失相比”。然而，从军事上计算得失和从政治上计算得失以及从商业上计算得失，它们之间是无法比拟的。它们的结果是不同的；对于一方来说是有所得，对于另一方甚至可能是有所失。同军事战略家必须在“原始的暴烈性……偶然性和概然性的作用……（以及）纯粹的理性的政策”这个战争的“奇异的三位一体”中保持内部平衡一样，每一项目都反映出各自的“深深扎根于主题之中然而在其相互关系中又千变万化的法规”。（克劳塞维茨，1961年版，第89页及149页 [ 注：指克劳塞维茨所著《战争论》，英译本。中译文参照1978年军事科学院根据1957年柏林德文本的译本。但因版本差异和作者零星摘录，译文均按摘录的英译句翻译。下同——译注 ] ）许多由此而引起的理论问题在即将发表的对爱德华·米德·厄尔的《现代战略创始人》一书（1943年）的阐述和评论中作了讨论。所以，总结一下战略思想在过去大循环的情况将会有助于说明“创始人”、“现代”、“战略”等字眼的含意在1980年看起来大大不同于1943年的那些事态发展。查尔斯·詹姆斯的增编新军语词典（1802年）并没有“战略”（由希腊字“将领”演变而来）的词条。若米尼和克劳塞维茨所指的“战略”是把计谋，即法国人的更多地依靠技巧而不依靠胆量去赢得胜利的“特殊才能”，同军事计算学，即“摆开军队阵势的艺术”结合起来。他们给指挥艺术增添了格言，这些格言是从历史、传记、兵书以及从早在公元前五世纪致君主的谏书中总结出来的。波斯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军事危机，与同时期的中国战国时期的危机一样，产生了游士说客以及论述战争很多方面问题的兵书。象色诺芬和孙子，这样古老的作家的计谋仍然能在腓特烈大帝的著作中找得到，这反映了相类似的农业社会在技术、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历来由于对固定的城堡里不断投入季节性的劳力而变得更加严重。

　　 开明的暴君的战略谋算实际上是以获利为目的的。“每个政府，”克劳塞维茨写道，“都拥有并管理着一座它总是力图扩大的巨大财产。他们进行战争的手段……是国库里的金钱和他们可以抓到的无业游民”。由于“每一方都能判断出对方在数量和时间方面的潜力”，因此象腓特烈这样“统率着有数量虽少但战斗力却高的部队”的伟大统帅，就能“把一个小国变成一个伟大的君主国”。克劳塞维茨对此没有规定任何固定不变的公式。但是，“一系列的命题都可以毫无困难地得到证明：防御是达到消极目的的较强的作战形式，进攻是达到积极目的的较弱的作战形式…以及战略性的成功可以追溯到某些转折点”等等，这意味着他的格言是支持那些取得“数量优势”的大多数的参谋计划系统的。“数量优势”是始于1792年、1854年和1914年的几次伟大战争中的“致胜的最普遍的因素”。（克劳塞维茨《战争论》，1961年英文版，第71、194、589页）

　　 由于普鲁士总参谋部在1866年和1870年的成功，使得战后的战略计划工作几乎统统归那些训练和后勤专家们负责。鲁道夫·冯·凯默尔雷所著《十九世纪战略科学的发展》（1904年）公平地把功劳分给了腓特烈大帝、拿破仑、若米尼、克劳塞维茨和赫尔默特·冯·毛奇。但计划者的威望越高和越孤立，他们就越感到难以用“探索的……头脑”，采用“综合性的而不是特殊的方法”去认识“他们在通常情况下会疏忽或只有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思索之后才会理解”的和平时期新因素。克劳塞维茨与他推崇仿效的孟德斯鸠一样，认为每个战略家的计谋“必然是受其自身地位的特性、时代精神……以及战争本身的性质所支配”。这些将会使他称之为精神、体力、数学、地理以及统计等战略因素的内部素质发生变化。（克劳塞维茨，1961年版，第102、112、183、594页）

　　 费迪南·福煦的《战争原理》（1903年）强凋在战斗中要用“充分的准备……和因受到激励而倍增的数量”去粉碎“敌人的精神和物质力量”。若米尼根据几何学原理提出的“连续地把部队投入战区的关键地点和敌人的交通线上”的理论，要求尽快地在关键地点上部署尽可能多的兵力。在福煦称之为“仍在变得越来越具有民族性质……越来越威力巨大……越来越激烈”的战争中，“人的因素的优势”将使进攻得以进行下去。所以，法国人的报仇雪恨和德国人的英雄史诗都强调英勇的进攻。新达尔文主义者关于他们新帝国的解释给了所有西方的利己主义当头一棒。陆军的战略家们几乎没有探讨过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对十八世纪海军战略的箴言所作的新达尔文主义式的汇编。而且陆军和海军的战略战术都不曾正式受到过有独立的科学专家或外交政策专家的怀疑。在新帝国的官僚机构中“按部就班”的欧洲的总参谋部同吉利奥·杜黑称之为“活生生的、行动中的和运转着的国家”安全脱了节。

　　 凡军人在平时都需在思想上常备不懈。他只有用杜黑所说的“回顾过去”、注重现实、想象未来的办法，才能从事自己的事业。但这样做可能会打乱已成为教条的、排斥一切怀疑及怀疑者的理论原则，所以和平时期的战略家能解决老的难题，而持怀疑态度的人倒可能成为无人称颂的预言家。在1770-1789的20年间，吉贝伯爵曾于1772年问道，如果一个民族在欧洲兴起，它有一支全国动员的民兵，一项确定不移的扩张计划和……一个廉价的发动战争的系统（这个系统靠打胜仗而生存，它不会由于财政方面的考虑而放下武器），精神抖擞，资源充足，管理井然有条——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局势将会怎样呢？（吉贝，1803年）吉贝遇见腓特烈之后自己宣称放弃这种猜测，但这个猜测是如此准确，以致1830-1849年间的怀疑分子主要关心的事，就是征召来的拿破仑式“国家民兵”的效忠、后勤保障以及指挥问题。

　　 1890-1909年期间，怀疑产生在技术、经济和政治方面。军人对于他们的速射武器的战术效果的怀疑已由波兰籍犹太经济学家和银行家伊万·S·波劳克汇编成六册统计集，取名《从技术、经济和政治关系看战争前途》（1898年）。新武器的出现会造成战术和战略的僵局、经济的崩溃和政治革命。战争在政治上已成为不可能了。波劳克的观点遭到了压制，但这些观点对第一届海牙会议的召开，以及对尔后的用统计方法研究现代战争曾有过某些影响。1911年，第一个国际组织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波恩建立。它打算“科学地，不带任何褒贬地”研究战争。当时的情况是，研究委员会的课题，……如论战争的经济和历史原因及后果、和平时期的军备、国际生活中的一元化影响等问题都没有被看作是与战略学有关的一部分。

　　 1914年灾难过后有66年了，历史学家仍对科学的战略批评家和在实力均势、军备控制和战略战术等方面的危机迹象进行分类。F·W·兰彻斯特使用了一种数学公式来确定飞机在战争中的效能（1917年）。杜黑认为它们可以“分化瓦解各个国家”。J·F·C·富勒、B·H·利德尔·哈特等人想出了机械化地面部队实施闪击战的主意，另有一些人发明了新的潜艇作战和两栖作战战术。富勒认为，“进行工业化战争需要……（1）政治权威；（2）经济上的自给自足；（3）国家纪律……；（4）机械化武器及平时的准备工作。在“长期停战”期间，各大国都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战略。一旦战略重新成为军事和政治的共同事业，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就为调整战略作出了贡献，正是由于这种战略上的调整，西方国家和苏联才在1945年取得了比拿破仑更伟大的胜利。但是，对“大战”有这样的认识，即战争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业，不能交由将军们去处理。另一种思想则认为战争是太重要了，不能交由任何一群领袖人物或追随者去处理。而前一认识往往不能被后一认识所取代。

　　 军事人才的兴起

　　 自然科学家的成就和社会科学家所取得的一定成绩，使战略问题的研究在理论方面和军事方面都受到了尊敬。研究战略问题的教授们同部长们和将军们一起进餐，而不是同马车夫和足球教练进餐。研究博奕论和行为特性的科学家们帮助伟大的将才们跟上了科学和技术的变革。1950-1969年的20年间产生了美国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团体（由肯尼斯·博尔丁、查尔斯·丁·希契、塞缪尔·P·亨廷顿、莫里斯·雅诺维茨、罗伯特·E·奥斯古德、托马斯·C·谢林等人创建），它协助制定了战后的美国战略。但这些创建人的个人影响不如几十年前的富勒和利德尔·哈特一辈人大。而研究战略问题的军事书中通常所讲授的社会科学，可能象福煦据以编写他的《战争原理》的战争历史一样，是教条式的。

　　 他们的战略因素对比表内的“精神”一栏非常简单，常常同过分强调拿破仑的格言“精神与物质之比为三与一之比”一样。这些栏目对“指挥员的技能，土兵的经验和勇气，以及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作出估价。克劳塞维茨知道，这些因素是部分独立的变数。“最明智的做法是不要低估它们之中的任何一项”。“这三个因素具有确实无误的效用”，其历史明证比比皆是。（克劳塞维茨1961年版，第183、186页）但是，美国的一些战略因素对比表却把国家的宗旨和国家的意志看作象国民生产总值一样，由战略家们为保卫特定的国家利益进行分配，而不将其反馈到国家意志或宗旨中去。美国的战略家们在1930-1949年的20年里同西方非凡的领袖们的“惨痛经历”，使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的研究冲突的人员难于看到方兴未艾的民主、民族和工业革命可能进一步改变“精神”力量的对比。于是，对那些据说曾驱使工业“穷国”投入战争的绥靖政策与遏止政策相结合的做法所表示的“泰勒式”的内疚情绪以及帝国主义者对其“半人半鬼的”老是“愠怒的人民”的犯罪感，会同时油然而生。

　　 关于最近的伟大将才的材料，在数量上很多，在倾向性上也很明显。人们很快都知道了一切有关阿道夫、蒙蒂和艾克 [ 注：指希特勒，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译注 ] 的情况，而对斯大林的情况还不及对查理曼大帝和孙子了解得多。鉴于战略是集体制定的，历史学家至今对丘吉尔和劳合·乔治或诸如斯乌兹、劳伦斯、莫那希、托洛茨基等非专业的军事天才的个人作用，仍在喋喋不休地争论着。因此把德国总参谋部在两次大战中的表现作为诺曼·F·迪克松的著作《论军事上无能的心理性质》（1973年）中所说的集体成果的例子来研究，还不是时候。对那些在60年代后期，在各种规模的冲突中，表现了在战略上无能的美国知识分子、政治家和军人们，也不必用这种方式把他们作为一个集体进行历史性的分析。

　　 关于冲突规模的观点是从广岛、早期冷战和朝鲜战争的经验中发展起来的。这种观点并不新鲜。在克劳塞维茨和其他战略家对有限战争、人民战争和小规模战争的论述中曾隐约地谈到过。关于这类战争英国战略家C·E·卡尔韦尔于1869年写了一本陆军部手册。但1950-1969年的20年间，在军事科学中最早的重大变化是以多达六种的计谋替代拿破仑式战争的战略计谋。这六种计谋是：核战、常规战、有限战争、游击战、准国家级战争和外交恫吓。如果在伯尔尼会议上提出的一些建议对1919年的军事战略家来说显得陌生的话，那末大自“超级大国政治与世界秩序”，小至“准国家级暴力行动”这样一些题目，对20世纪30年代的军事科学家来说比对社会科学家来说还要显得陌生。被西方的无知的战略家称之为“非常规的”中国的会计制度，最终给多国联盟提供了几种新的战略计谋。在按民族来说是分裂的，而在战略上是统一的国际斗争舞台上到处都是这种联盟。在这张得失对比表上是收益，而在另一张上甚至可能是损失。投资和现金流动问题越来越取决于会计师“对自己的地位……时代精神以及战争本身的性质”的判断。军事专家们据以实施战争的各项规则，已经都变得需要重写了。每个实践家不得不按照自己所属社会和行业要求使用的光谱辨明方向。

　　 通常是，最大的战胜国确定战后战略辩论的调子。所以1950-1969年期间，辩论的题目及使用的语言都是由英美决定的，如同以前曾经是由法国和德国决定的一样。上个十年中惨痛的经验已经体现在这样一些政治术语之中，如：“衰退”、“孤立”、“绥靖”、“马奇诺防线”、“闪击战”、“珍珠港”、“大屠杀”、“广岛”、“冷战”等。英美两国几乎同时作出的关于军队复员和实施威慑的决定，这些决定成了第一批难题，确定了第一批核战争的得失对比表，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与常规战争和有限战争传统利弊的关系。英美军事科学的思想库——以兰德公司为这类组织机构的代表和以战略研究所作为研究工作国际化的标志——早已解决了曼哈顿计划和美国战略轰炸调查中提出的难题。至于它们以后遇到的理论危机是由于它们必须解决的新难题的复杂性，还是由于过多地使用统计分析，抑或由于成就过大过快的专门化和教条主义所致，则无法回答。但至1970年时，用克劳塞维茨的话来说，一些有专门知识的军事人才的“分析迷宫”与战略的“生活现实”之间的鸿沟已经显得十分清楚了。（克劳塞维茨，1961年版，183页）

　　 对于英美在“胜利的顶点”上转向战略防御的做法，没有立即引起争论。防御的火力威力使波劳克得出结论认为，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看，战争已成为不可能。如今，用技术手段“从空中进行摧毁”，已变得极为便宜和容易了。伯纳德·布罗迪在《绝对武器》（1946年）一书中对其深远的含义作了探讨。但除了布莱克特外，自然科学家大多转向解决核技术上的难题，而社会科学家和军事科学家则转向解决政治和经济复兴的难题，以及和平时期的军事编制及军事行政方面的难题。在朝鲜的“警察行动”充实了近期战略问题的解决办法。虽然在力量对比中加上了中国，但遏止、威慑以及朝鲜战争以后相当多的减少军队仍然是符合英美政治、经济和领土利益的。英美在轰炸机和核武器上垄断地位的结束已经成了现实。俄国人在技术上迎头赶上的速度以及西欧和日本复兴的速度，更加强了美国把武器看作安全与繁荣之关键的观点。在1950-1960年的10年中，它们给西方带来了可以期望得到的安全和繁荣。而且正象因《导弹时代的战略》一书而名闻遐迩的美国作家布罗迪在他的克劳塞维茨式的巨著《战争与政治》（1973年）中所说，武器的使用，“在可能涉及中国和苏联的任何事情上都是十分克制的……尽管为这种克制付出的代价是遭到耻辱与军事上的失败”。（我在国际关系方面使用的术语是“持续的混乱”）

　　 英美的战略家由于专心于解决难题，因此很少写一般性的论著。利德尔·哈特在《威慑还是防御》（1960年）中曾希望最终能合乎情理地回到用间接的方法研究英国策略。对此，富勒的最后一本著作《战争指导》（1961年）未予支持，而其他的老将们则大发怀旧之情。由于出版者安排了一个乐观的结局，使得约翰·哈克特的《第三次世界大战》（1978年）成了写巴顿的书一样的畅销书。但亨利·埃尔克斯的《军事原理与哲学》（1965午）和《自由社会中的军事力量》（1979年）都因写得过于明智和合乎理性，而缺乏诱惑力。当年欧洲尚处于农业阶段，克劳塞维茨从来没有把技术看作是一个可蓄意操纵的战略因素。更奇怪的是，在一个咒骂技术破坏了如此众多传统体系和理论原则的时代里，竟然没有任何战略家仿效安德列·M·斯科特在《非正式突破：国家机器的革命》（1960年）中的做法，对电子和空中交通如何使政治、军事和思想体系互相渗透、分裂、变得脆弱以及可能不起作用的看法提出疑问。

　　 美国有许多论述空军战略和核战略的书不堪卒读。这些书充斥着种种名义上的区别，它们从大规模报复说起，再谈到灵活反应与有限威慑，最后又归结到互相确保摧毁战略，在学术上把19世纪法国和德国解决疑难问题的伙伴们都忘却了。赫尔曼·卡恩的《论热核战争》（1956年）为一种对社会来说有用的科幻小说事业提供了原料，这种事业使人们去《想不可想象的事情》（1962年）并忘掉了亨利·基辛格在《核武器与外交政策》（1957年）一书中提出的用扩散较小的核武器的办法进行较小规模报复的建议。基辛格以及卡恩的著作《论逐步升级：比喻和假想情景》（1962年）对于克劳塞维茨担忧的事情：“一旦障碍物（只因人们忽视可能发生的事情才造成的……）被拆掉，再将它们树起来就不怎么容易了。至少当事关重大利益时，互相敌对将以与我们今日相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克劳塞维茨，1961年版，593页）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对于互相都关心活下去的人来说，“衰减因素”已经在一条写进官方条例的条目（AR310-25）中显示作用：“有限的遭到唾弃的战争的说法已不再使用，也别无可替代之词。”

　　 美国空军正式提出以“达到我们的具体政治目标”来代替“胜利”这个词。直到1964年，军事实力“在不超出全面战争的范围内，仍能直接使用……只要文职领导人认为它在具体的冲突情况下是适当的、可用的”，而且相信它“能相当准确和克制地加以运用”就行。“数量优势”是拿破仑时代打胜仗的“最普通的因素”。在布罗迪把战略说成是“寻求可行的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可行性仍然是按费效比、预算和宣传的数量来计算的。“导弹差距”和古巴危机令人对闪击战和珍珠港事件的回忆愈发难忘，这就不断地给空军、核武器、导弹和空间等方面的竞赛火上加油。

　　 第二任艾森豪威尔政府购买的武器比将军们要求的还要多，但它还是在这场“导弹差距”的总统选举中失败了。16年之后，在尼克松-福特政府期间不声不响的军火商们，对就任的卡特政府发起了一场类似的“导弹差距”闪击战。退休的军事情报官对中央情报局的数字提出了异议。在持强硬路线的学术团体的支持下，他们提出的投掷重量、百万吨当量、导弹、弹头和战术与战略轰炸机的数量使他们获得了足够数量的高技术性能的武器，来弥补其每况愈下的兵力数量上的劣势。俄国人的行动帮助他们拯救了神圣的三位一体的武器系统、16艘航空母舰、15个师和全志愿兵制的部队。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未批准生效，征兵登记开始了，民防工作停止了，各盟国被告知要调整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所以空中力量的威慑仍然是美国战略的核心，资源仍然是按统计分析法进行分配的。根据这种方法曾制造了原子弹。统计分析法还证明战略轰炸和自1945年起杜黑分子一直主张的成立单独的、起主要作用的空军的论点是正确的。法国人关于核武器充足量的新数学统计方法，是与相对论、哥白尼体系或供水系统氟化物污染统计法背道而驰的，也是与算术常识大相径庭的。

　　 数字能说明战略的物质因素（“军队的规模、编成、武器”等等）和数学因素（“保障与维修”）。数字对于其他的数学因素（“作战线”和“需要用几何学来计算的运动”）和地理因素用处则比较小。军队的配置是拿破仑时代战略学的基础，地缘政治学则是大战后几十年间的一个重大发展。英美战略家解决了40年代军队配置的主要问题。但在1945年和1954年，英美的常规部队进行了复员，结果使部队的数量比那些占据着世界岛屿中心并在朝鲜战争期间有效地利用了其内线的国家的主力部队还少。在困难的地缘政治条件下派出了类似的驻盟国的起绊索作用的常规部队，这部分地是由于不愿意引起可能导致新孤立主义和士气下降的问题。由于运输部队和常规部队的增加会产生征兵问题，并且会把拨给本可以通过重新选定目标进行再部署的远程导弹的资金截走了，因此美国空军坚持认为，整个“冲突的多种规模”是一个“不稳定的、统一的整体”。

　　 冲突的规模是不稳定的，但并非统一的，因为俄国人扩充了常规部队、加强了它的内线地位，并且日益威胁到西方盟国越来越脆弱和要求越来越高的外部联系。所以，英美关于常规战争和有限战争的新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战术性的，是依靠精确制导导弹的防御能力的。可以从1954-1973年的有限战争和游击战中学习某些东西，但这些战争发生的场所都很特别，几乎每一场战争都是在不同的地缘政治条件下，按不同的规则进行的。所以英美的准核战战略，与处于冲突规模的最高端的其它大国的战略一样，都是派生出来的和具有反作用性的战略。

　　 也许美国的解决疑难问题体系在理论上与法国和德国的第二帝国的体系同样呆板。虽然批评家们已看到了这体系的弱点，但是让拿破仑三世和威廉二世的谋臣们去改革一个保守的、有意分割的政体，几乎是不可能的。对1950至1969年20年间的这种看法，也许美国腔、宿命论和受虐狂的味道太多了。这些国家的战略家遇到的问题可能主要是心理方面的，而这些问题看来当真如此。遏止和威慑带来了三十五年的普遍和平。1970年的美国不是一个孤零无依的侏儒，但却是个可怜的僵住症患者。它的每一次的大力动作都由于内部的政治势力和军事势力而迅速停止。很少有军事历史学家考虑过，美国的内部矛盾与如此支离破碎致使政策常常互相矛盾的战略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发生在较早时候的例子是由军方引起的对入侵的恐惧，这种恐惧使大量英国地面部队在世界大战的大部分时间里未能发挥作用。认为西方的国土防御和民防部队是挑衅性的观点是与之相似的，而传统的西方封锁和抵制政策会使整个西方联盟遭到同样的毁灭。

　　 一个普遍的军事理论危机？

　　 70年代是否有类似的危机影响其他的战略学体系？战争消灭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战略学派，使事情变得简单了。英法的独立的战略学派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但是库恩关于危机、应变和解决难题的模式并不说明现存的美、苏战略学派和新近发现的中国战略学说，以及可能还有乘大国彼此摧毁之机而发展起来的中小国家和中立国家的战略学都同时会出现危机。但是从1980年看这些其他的战略学派的可能发展，要比从1945年看可能容易一些。这可以说明对其他体系的简要评论是正确的，这些评论意见是由现代战略思想方面的专家们妥善地提出的。

　　 英国的战略学派比较特殊，它仍然遵循着为一般的军界人士和市民写作的传统。没有人达到利德尔·哈特那样的国际地位。英国的问题现在变得更有局限性了。利德尔·哈特和富勒是由事实证明了的预言家，而许多英国的战略家如迈克尔·霍华德，却一直在回过头来研究历史了。英国的战略学派主要关心的是研究向华盛顿、巴黎和莫斯科提出传统的、常识性的建议，尤其是通过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小册子和客观的力量的对比的方式。但只要以数字为主，那末不管是民间的还是军界的一般人，都难以对这些力量对比表同最坏的军备贩子或者爱好和平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作的吓人的估计加以区别。但是，即使是英国的战略学派也写不出关于维持和平或皇家政府移交权力的野战手册。认为苏格兰兵士、戴假发的法官和经过桑霍斯特军事学院培养的军官已经足够的观点，在70年代曾遭到某些强有力的冲击。

　　 法国人把独立的核战略融合进了常规战争的传统战略之中。他们的长期服役部队由应征士兵中挑选政治上忠诚的人组成，这些部队同颇为相似的德国部队一样，强调要与居民有密切关系，要有高度的专业技术水平。法国为西欧提供了它自己的打核战争的部队，还提供了高技术武器和核动力工业、一条与莫斯科联系的特殊渠道和一支可以援助前法国殖民地政府的高度机动的突击部队。法国为新的战略战术思想提供了市场，并防止了英美对北约或欧洲共同市场的失望泄气。至于法国公众舆论对法国战略思想的这些发展情况是否感兴趣或者是否知道，则不清楚。正在复兴的德国和日本的战略学派，情况同样如此。意大利人则不在话下，他们有别的事情要做。

　　 自50年代以来，俄国人和中国人关于常规和非常规战争的战略显然没有什么变化。俄国人的强大常规部队和西方的防御性的战略保护了俄国人重整核、空军和海军的军备。这两个马列主义大国觉得，西方没有打赢有限的革命战争，这预示着它将最终失败。征兵仍然是一个实现现代化和苏维埃化的重大因素。大量坚固的机器由重工业生产，这两个大国都把重工业放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优先地位上。现在俄国人及其新的不接壤的盟国都能获得大量先进的武器。俄国和中国都可能认为，包括核战争在内的一切战争，依然是可以打赢的，但从在各个领域里正在加强的军备情况看，没有证据表明对俄国人和中国人的核部队、常规部队和非常规部队已给予战略上的重视。

　　 自30年代以来多多少少取得了成功的三个战略学体系，在新的美国战略提出的难题上花费的时间可能比发展新的一般思想要多。可能是在1970年前后的某一时候，发展战略的主动权转到了诸如印度和巴西这样的新兴大国，转到了象法国这样复苏中的国家，转到了在缓慢地发展的“充足核力量”俱乐部，转到了一些中小国家身上。

　　 不管情况如何，本会议的组织者认为自越南春节攻势至赎罪日战争和石油禁运以来的岁月，是“大国均势、在没有战争情况下武力的作用，以及战争指导本身都开始发生显著变化的岁月”。所以，对衡量战略思想发展的基线作历史上的介绍时，必须把1945年至1970年之间的年份与以前的“现代战略创始人”联系起来。自18世纪末以来，在这样的发展中一直起作用的理论变革的模式，在70年代和80年代可能继续起作用。有相当多的迹象表明，对美国战略思想有一种危机感，以及公众对美国战略领导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至于这些事态发展是否已“引出一个作为示范的替补者”。（库恩，1962年）证据尚不充分。有些事态发展可能正好是来自那些中小国家的战略家，他们从拿破仑时代的战争以来一直在设法维护瑞典和瑞士的中立。东南亚国家联盟是目前最受各方面困扰的区域性组织之一。美洲国家组织可能是近来在平息有组织的政治暴力方面和在政治思想和行动上进行合作方面，最成功的一个组织。

　　 现代战略最适当的箴言是毕加索的一句话：“反对在先，赞成在后。”每个历史学家最爱干的事就是告诉社会科学家哪些错了。在纪念这位根本不相信战争的“完整体系”和“包罗万象的学说”的职业军人二百周年之际，这样做是再合适不过了。正如基辛格在拿破仑的二百周年纪念日所说的：“老林登到圣海伦娜去了，但他并不是喜欢去那里的。”或者象劳合·乔治在此之前半个世纪在巴黎所作的演讲的开头部分所说的：“好罢，绅士们，我们胜利了。但老天哪，我们差一点打了败仗。”或者象修西狄底斯海军上将评论空军中尉色诺芬那样：“就这样，你的斯巴达式的热旋风在波斯上空真献身手。”不过，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海牙放映关于19世纪波劳克事迹幻灯片的预告。当我们从堪培拉、新加坡、斯德哥尔摩、墨西哥城、波茨坦和达勒姆聚集一起纪念发表人和公民不互相残杀宣言二百周年之际，有人将对克劳塞维茨的宝库重新进行整理。当“特洛伊城无望得到救援时，我承认失败，背上我的父亲上山去”。在那里，我们的“武器与人”的史诗将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