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战、特种作战与美国战略·第七
作者：艾尔弗雷德·H·帕多克·美国
出自————《美国战略中的特种作战》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艾尔弗雷德·H·帕多克
最近，政府和学术界越来越重视苏联对美国造成的心理威胁问题。这种宣传看来无疑是苏联长远政治战略的一种主要手段。它与国家管理的其它手段双管齐下，由中央进行协调和指导，并在全球范围内实行。
本文将探讨美国对苏联运用宣传手段用所需做出的反应，即心理战，或一般的军语所称的PSYOP [ 译者注：英文字心理战的缩写，音译为“赛欧普” ] 。重点放在叙述心理战与特种作战之间的关系上，特种作战主要是指对冲突等级表中，低强度战争一端所列的事件而做出的许多军事反应中的一种样式。
从广义上说，心理战可解释为有计划地利用信息，以影响人们的态度和举止。如果使用得当，心理战通常可以在使用武力之前、同时、以及之后进行。当然，在开展心理战时要借助于美国国家的政策这顶大保护伞，并充分仔细地与军事方面的全面努力和负有相关责任的政府其它部门配合。
毫无疑问，在可能使用美国特种作战部队的任何条件下，心理战都将是一种主要的——甚至可能是占主要地位的手段。然而，这并不能成为把心理战归入负责计划与支援特种作战的组织机关的理由。事实上，今天的情况恰好正是如此。第4心理战大队是美国陆军在这个方面的作战力量，它就隶属于第1特种作战司令部，这种安排并不是有益的，其理由下面再谈。这种情况也可以说表示存在着更大的问题，即无论战时或平时，美国在国家一级进行心理战的能力都有限。虽然近年来在加强心理战能力方面已经取得某些进步，但在国防部内部及与其它各部门之间仍需进行重大改革，以确保政府中所有可用于心理战的资源，能有效地组织和结合起来为美国战略服务。改革的办法中有，把心理战从各军种的特种作战部队中正式分离出夹，并组建一个独立的中心，负责心理战这一手段的长远建设。
美国进行心理战的全国组织
在最高层，美国现在没有进行心理战的国家级组织机构。我们需要有一项把心理战作为国家安全政策与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规划。心理战应在一体化和全球的基础上加以制订，以适应国家政策的需要。为了应付地区危机而建立特别委员会不是解决的办法。现在迫切需要有一个常设的部际委员会，能持续地充当制订全球心理战战略的必要的协调机关。此外，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参谋班子里增设一名具有心理战知识的专家，他在所成立的部际委员会中应起关键性作用。
该协调机关应向国防部提出为联合司令部制订心理战计划时作为依据的国家政策。因为战略级的心理战计划必须与其它机关协调，它经常需要利用其它机关的材料，没有一个部际的协调机关，会使战区心理战的需求与计划协调工作效能低，费时多，且不完善。
当今政策好象已认识到在心理战机构方面多年来存在这一弱点。美国新闻署主要负责和平时期国际间的信息交流，它在1981年提出了一项名为“真理工程”的积极计划，旨在使美国在国外的形象更为令人满意，并积极对抗苏联的宣传与歪曲。然而，这一新的对策已经遭到某些人的贬低，包括某些议员在内。他们担心，“真理工程”可能具有过于明显的纯宣传色彩，可能会毁坏“美国之音”及其上级机关美国新闻署的信誉。美国新闻署在查尔斯·Z·威克署长的领导下，与多方合作，一直是比较好的。对于那些还记得前任在这一问题上采取沉默态度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受欢迎的转变。
另一个主要发展是，里根政府在1982年夏季宣布，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包括四个基本组成部分：外交、经济、军事和新闻。1982年6月8日，里根总统在向英国议会发表演说时宣布，美国打算作出重大努力来协助“培育民主的基础……它将允许各国人民选择他们自己道路，发展他们自己的文化，并通过和平手段调和他们自己的分歧”。总统讲话中第二个与此有关的内容是，劝告西方盟国“在理想与价值方面”与苏联及其盟国进行和平“竞赛”。1983年初宣布了一项名为“民主工程”，耗资6,500万美元的计划，以加强海外的民主制度。该计划的重点打算放在领导人的培训、教育，以及加强诸如劳工联合、教会、政党和宣传媒介等组织机构上。该计划还打算通过像“美国之音”那样的广播电台，传播思想和消息，以便发展个人与宣传组织之间的联系。
为了加强信息交流活动的组织、计划和协调工作，总统于1983年初签发了关于政府外交的第77号国家安全决定文件。该决定规定建立一个部际特别计划组，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任主席，其成员包括国务卿、国防部长、国际开发署署长以及美国情报总署署长。已经建立了四个部际常设委员会，并将定期向特别计划组织报告工作。这四个委员会是：国际新闻委员会，主席为美国新闻署的高级代表；国际政治委员会，主席为国务院的高级代表；国际广播委员会，主席为总统安全事务的副助理；以及公共事务委员会，由总统通信联络助理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担任联合主席。
总统的这些努力并没有得到议会及新闻单位的热情欢迎。1983年2月当国务卿舒尔茨向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报告“民主工程”的纲要时，他受到了相当大的怀疑。对于美国准备在不允许有民主的国家里训练年轻的领导人和扶植诸如工会、政治党派、新闻机构、企业以及大学等民主机构是否可行和正确的问题，好几位小组委员会的成员表示怀疑。华盛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乔尔·普里查德说，“我们愈想这些事情，愈感到紧张不安。”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代表彼得·H·科斯特梅杰说：“我认为该计划除了给我们增加麻烦之外，不会有任何益处。”他还把“民主工程”称之为“耗资数百万元的美国纯宣传努力”。
1983年8月，美国新闻署署长威克受到了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持怀疑态度的数名参议员的严厉质问。前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曾向该委员会成员提出过有说服力的恳求，请他们不要把政府的短期宣传努力与诸如历来不带政治色彩的学生交流等长期的海外计划混同起来。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托弗·J·多德要求威克带着关于“民主工程”，拟议中的立法准则，重新到委员会中去。多德说：“假如你想要这个计划行得通，你就应当提出某些行动的规范。计划尚未开始，我就能看出会发生什么事情——它将被视为一种‘宣传工具。’”确实如此，为“民主工程”计划而建议投资的6,500万美元，大多数款项被国会砍掉了。
国会中这种怀疑态度清楚地说明，在美国有种种障碍，约束着向其它国家传播信念的能力。白宫对此非常敏感，它不想让人家把它的多项计划与苏联发动的宣传攻势等同视之。例如，总统曾说过，它“不是宣传，而是公共关系”。因此，全体评审员仍然不赞成里根政府的和平时期“公共关系”计划，而且毫无迹象表明，将给国防部下达中央一级的政策指令，以便使国防更有能力地计划战时战略一级的心理战。人们还希望把公开的和隐蔽的宣传努力加以认真的协调。然而在特别计划组或它所属的四个部际小组委员会里，却没有一个中央情报局的代表。现政府所采取的步骤表明，在国家一级，指导美国心理战的努力和协调已经有了改进。
国防部内部的心理战状况
在国防部内部，心理战的状况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在起支撑作用的“上层建筑”这一级上，我们的心理战专门知识少得可怜。在国防部长办公厅或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内，具有广泛心理战实际经验的人为数甚少，那些具备必需的有实际经验的人，又往往负担着其它职责，因此他们无法集中精力从事心理战工作。在五角大楼各军种的参谋人员中，状况也大致相同。陆军掌管过大部分心理战部队，并履行心理战职责。但如今却只有一名完全合格的军官专门负责这方面的工作。而这还算是一个进步——在1981年，陆军参谋人员中连一个合格的心理战专职军官都没有。在各联合司令部和各主要司令部里，状况也并不太好。除了美国中央战区司令部，即前快速部署联合特遣队之外，其它的几个类似司令部几乎没有一个经过本职专业训练的心理战参谋人员，而这些司令部将在战争期间指挥各自战区的军事力量。更具有深长意味的是，还没有一个具有心理战实际经验的陆、空军将军或海军将军胜任这项职务。简言之，心理战的工作是支离破碎的，并且经常是徒劳无益的。主要原因是各级司令部内缺乏具有心理战专门知识的人，心理战知识得不到有效的运用。
在各军种中，我们的心理战能力同样是有限的。海军后备役具有很强的电台和电视节目制作能力，另外，还有一些机动的无线电发射机。空军国民警卫队编有一个特殊装备的C－130型飞机中队，专门支援心理战及其它活动，空军遂有一小批具有心理战知识的军官，他们主要在佛罗里达州赫伯特空军基地，在为时一周的心理战课程中当教官，或在联合司令部和五角大楼担任过心理战参谋。现在只有陆军才编有专门从事心理战的现役部队。
陆军的心理战部队
位于北加利福尼亚州布拉哥堡的第4心理战大队，是美国撤出越南，取消在冲绳岛、巴拿马和法国的心理战分队以后，陆军所保留下来的全部现役心理战部队。今天，它的许多任务与职责实际上是全球性的。该大队向各级，从联合司令部直到师一级，提供支援。它既向常规部队，又向非常规部队提供支援。此外，它还经常应召直接向国家一级的机构或组织，包括陆军参谋部队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提供支援。
从实质上说，军事心理战包括两大类活动，即研究分析和作战。第一类活动包括对某些特定的外国进行不间断监听，并估量其心理战的环境，以便确定这些环境对美国政策与行动的制订与执行有什么影响。根据这种研究与分析，最终在部际范围内，把有独特见解的研究和估价报告予以发表。这些研究与估价为确立心理战目标提供基础，以保障美国实现其与外国或外国集团有关的目的。因此，研究与分析对于执行第二大类活动，即计划和推动具体的心理战行动至关重要，这类活动就是运用交流信息的多种工具及其它手段，使选定的外国集团或个人，按照有利于美国国家目标和军事目标的方式行事。
因此，对一个心理战单位来说，平时最重要的工作是集中力量对某些具体的地理区域或宣传对象进行研究与分析，修订心理战的计划，用以支援常规的与非常规的作战部队，并参加实施这些计划的野外演习。由于联合司令部里缺乏心理战的专门知识，第4大队还要向这些司令部以及其它主要指挥机构提供参谋业务支援和建议。
显然，由编有一个大队司令部，一个无线电科，以及三个营组成的一个现役的心理战单位，在中、高强度战争中，是不足以保障联合司令部的所有要求的。因此，在“心理战共体”内，后备队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陆军心理战动员能力的80％，存在于它的后备役部队中。后备役部队还对平时研究与分析工作提供一些帮助，根据“压顶石计划”(在动员期间，该计划将把后备役部队与其所支援的部队合编在一起)，第4心理战大队将作为陆军部队司令部的计划部门行使职权，它将协调战时后备役部队的计划工作并协助进行训练。
因此，总的说来，现役的第4心理战大队乃是心理战共同体中的“战略核心”。它担负着平时研究与分析的大部分工作：保障平时以及低强度战争中的各项要求；对心理战共同体的战时计划工作和平时演习给予指导；并在后备役部队总动员或局部动员时，充当指挥与控制核心。而后备役部队在平时则协助进行研究与分析工作，并根据“压顶石计划”履行计划与训练职责，筹划总动员或局部动员事宜，以支援联合司令部。
在提高美国心理战能力方面，一项真正的成功做法是推行“压顶石计划”，把陆军的心理战共同体统一起来了。支援联合司令部的心理战计划有了发展，支援下属一级的计划也正在完成。心理战共同体的所属每一个单位都负有具体的战时任务，他们已经与动员后所要支援的部队建立了联系。大队已经与所支援部队举行了多次野外演习。这些任务使心理战部队能集中注意力于具体地理区域，这一点对于后备役部队十分重要，因为他们制订作战计划与进行训练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有限的。分派这样的任务也使各个独立单位征募语言专家有了基础。心理战共同体通过这些为完成任务而进行的计划和训练活动，培养了协调一致和友谊的感情，这种感情很可能成为“整体陆军”观念的一个范例。
反过来说，按照“压顶石计划”而取得的成功也暴露出心理战共同体的一个十分明显的缺陷，即：适应平时和低强度战争要求的能力不足。如前所述，为了适应中、高强度战争的需要，应对后备役部队进行部分动员或总动员。相反地，平时和低强度战争的要求几乎都要依赖现役部队。然而，需求的范围正在扩大。许多观察家认为它们很可能成为对八十年代国际局势稳定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对心理战资源的最可能的要求就是支持国防部及非国防部的一些机构，对联合司令部提供参谋支援。针对危机地区进行不定期的研究与估价，以及向第三世界国家派遣机动训练顾问团。除了要完成为应付中、高强度冲突事件而继续进行计划和训练这项重要的使命之外，又加上了上述这些需求，这将使第4心理战大队这个本已是陆军中任务最重而资源又极其不足的由一名上校指挥的部队，紧张到了极点。陆军认识到了这种困境，因此在1981年通过了一项计划，为第4心理战大队稍稍加强了一些人员和装备，同时还提出了给后备部队某些关键装备的要求。不幸的是，该计划的执行已经陷入困境，直到今天仍未收到全面提高作战能力的结果。
各军种对心理战认识不足
人员和现代化的装备是加强陆军心理战能力的显而易见的要求，但缺乏这些资源只不过说明存在着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在陆军，实际上是在所有军种内，对心理战缺乏认识和正确评价。在这个重要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改善，这主要是由于心理战人员经常向高级军官和参谋军官作情况介绍；在野外演习中心理战分队能以熟练的业务制订紧急计划和支援常规部队，以及心理战研究与估价的质量有了稳步的提高(后者主要是得助于雇请了更多的高质量的文职情报分析家)。陆军内部已经把心理战参谋人员的指派从五处(民事－军事作战处)转到三处(作战处)，这件事将促使指挥宫和参谋军官在他们制订计划时把心理战作为一种武器系统而加以协调，而不是象经常所发生的那样，把心理战看作“马后炮”。在空军内，若干有献身精神的军官正在编写空军的心理战条令。
可是这种改进的势头无法继续保持，除非采取措施在适当的野战手册中使心理战制度化，并在三军院校系统中教授心理战理论。参加陆军在布雷哥堡开设的为期十周的心理战参谋军官课程的人员寥寥无几，其中多半是外国军官和预定分配到第4心理战大队供职的美国人。空军的一周课程虽然提供了有价值的全面情况，只有为数有限的听众。同越南战争以前的情况一样，在我们各军种的院校系统中(我们未来的指挥官和参谋军官就是在那里培养的)心理战课程的教授现在仍然极为有限，或者根本没有。这种不足的状况，不仅使心理战系统在促使被支援单位认识这一独特的武器系统的能力与不足方面更加困难，而且很自然地对装备现代化和开发人力资源的优先权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多数常规部队的军官并非有意识地反对心理战，他们从来没看到过心理战的作用。因此，他们偏重于所熟悉的领域。由于同样原因，很多优秀的军官不想在心理战部队或高级参谋部门担任重要职务。只有把心理战制度化，把它看作是我们武器系统家族中一种永久的重要的成员，而不是在发生危机时才将它复活，这种不合情理的现象才能扭转。
心理战与特种作战
造成对心理战认识与重视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断地把它并入并隶属于特种作战指挥与参谋机构。把第4心理战大队并入陆军最近成立的第1特种作战司令部，将使心理战的体制问题长期不得解决和进一步恶化。第1特种作战司令部把位于布雷哥堡的约翰·F·肯尼迪军事援助中心作为自己的活动中心，并把所有包括驻海外的特种部队两个别动营、第96民事营和第4心理战大队指派到该中心。把第4心理战大队编入第1特种作战司令部只能使那些原来就认为心理战分队应当是特种部队的一部分的人更加思想混乱。了解情况的人会认为第4大队主要是用来支援其它特种战部队的，但实际上，该大队的任务与职责要广泛得多。
对心理战和其它特种作战的作用与任务的认识混乱不是一个新问题。实际上，1941年特种作战部队的“精神之父”威廉·J·多诺万在组建情报协调中心时，开始曾设想把作战的心理方面作为他整个组织计划的主要内容。
多诺万关于心理战的理论包括许多方面。第一阶段将是“情报突破”，经由研究与分析加工的成果，供战略计划的制订和宣传之用。多诺万把宣传称为“初步突破的箭”，并认为这是对敌作战中的第一阶段。下一个阶段就是特种作战，其形式是破坏与颠覆，接着搞突击队式的袭击、游击战以及在敌后的抵抗运动。所有这一切办法都要在己方武装力量发起进攻之前，用来削弱敌方的抵抗能力和士气。多诺万的梦想是把这些功能结合起来以支援常规作战，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手段”。
情报协调中心成立后不到一年就解散了。然而它确实为战略服务局打下了基础。可是多诺万和战略服务局还是丧失了对公开宣传职能的控制权，这一职能转到了当时新建立的作战新闻处手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立起来的陆军心理战部队，同朝鲜战争期间的情况一样，主要是支援常规地面部队。
回想一下陆军特种作战部队的起源，人们就会对把心理战与特种作战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发出某种嘲讽。在朝鲜战争、日益紧张的冷战形势以及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不断施加压力等原因的推动下，陆军在1950年晚些时候开始建立五角大楼内前所未有的参谋机构——心理战主任办公室。该机构的第一任头头便是罗伯特·A·麦克卢尔准将，此前他是盟国远征军艾森豪威尔的最高司令部心理战处处长，他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陆军在这一新的领域中最早的专家，并因而崭露头角。
在佩斯的支持下，麦克卢尔准将建立一个既管心理战又管非常规战的参谋机构。这主要是由于麦克卢尔的身份地位和深谋远虑的结果，他主张陆军应发展非常规作战的基本能力。由于把特种作战处并人心理战主任办公室，并让麦克卢尔挑选人员担任该室的主要职务，这样就使象拉塞尔·威尔克曼上校及艾伦·班克上校等军官有了制订非常规作战计划和组建特种部队的机会。尽管在朝鲜爆发了“热战”，但陆军感兴趣的是非常规作战，其主要原因是它想具有在欧洲打游击战的能力，以便在爆发战争时，有助于“迟滞”苏联的入侵。
为了推行这一“新的战争理论”，在对组织机构进行一些初步的实验之后，该单位便全力组织、训练和支援当地人在敌后开展抵抗运动。这支部队主要是根据多诺万的战略服务局作战大队的理论建立的，而不是根据别动队或突击队理论建立的。为了向特种部队和心理战分队提供必要的训练、物资和理论支援，麦克卢尔说服陆军采纳他的观点，建立一个集“心理战主任办公室全部工作”职能于一体的独立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1952年在布雷哥堡建立的心理战中心。也就是在同年、同地，陆军建立了第一支正式的非常规作战分队，即第10特种作战大队。
冷战的紧张局势刺激了官方对心理战以及非常规战的兴趣，但是陆军对于心理战和非常规战的理解是大不相同的。虽然心理战组织具有与“小型战争”相联系的“特点”，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还是逐渐地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尊重。在另一方面，陆军依然用某种厌恶的目光看待非常规战。这种不愿承认“特种”部队的态度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略服务局与官方对立的传统，还来自受过正规战训练的军官们对非正规战不够重视。其它起作用的因素是，陆军对这种“精锐”部队继续持保留态度，以及在陆军的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正式特种作战部队的先例。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人力和财力上的紧张。美国军队虽然处于冷战状态，但毕竟是一支和平时期的军队。
虽然遇到了陆军、空军以及中央情报局内部的反对，但是由于麦克卢尔将军的支持以及威尔克曼上校和班克上校的不懈努力，特种部队还是搞成了。不过在1951－52年，非正规战拥护者讨价还价的本钱是不够的。那些在心理战主任办公室工作的想建立一个独立的特种部队实体的人，由于心理战有正式的体系和传统(非正规战却没有)，而认为把特种部队归属心理战领导和管辖是有利的。由于这一原因，加上对特种部队活动的宣传施加了一些保密限制，心理战比非正规战占有明显的优势。
麦克卢尔将军于1951年把这两种活动合并在心理战主任办公室之内，又于1952年合并在心理战中心。他的基本想法部分得助于威廉·J·多诺万将军遗留下来的编制理论，还得助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其它各军种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参谋机构也同样是将两者合在一起的，通过麦克卢尔采用这种办法，陆军可能直率地认为，一面挑选理论和武器，一面把这两种相对新的，非主流的(因此是非正规的)活动捏合在一起是很便当的。
当然，把心理战与非正规战相结合这种做法是有人不赞成的。某些心理战军官认为，从事他们这行工作的人应具备的经历、教育、训练与经验，较之特种作战军官们的素质是根本不同的。唐纳德·P·霍尔上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都从事过心理战。他认为，在心理战和非正规战两方面，经验都很丰富的人是极少的。他担心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可能因为主管人员所特别感兴趣和熟悉的那种职能受到特别的重视，而使另一者遭受损失。当然，这就是1952年特种部队拥护者产生忧虑的部分原因。当时，心理战主任办公室秘？？心理战中心的“主管人员”都是搞心理战起家的人。
霍尔上校的担心有先见之明。但自从1952年以来这些机构的作用都倒过来了。其趋势是在各级司令部，包括陆军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各联合司令部内，把这些职能并到一个单一的参谋部门中。多年来，这些参谋部门的领导通常都由特种部队的军官来担任，而他们特别偏重于自己这一行的专业知识。在这样的组织机构里，即使是最认真的心理战参谋军官也难以倾注全力于更广泛的心理战的职责，而只能注意与特种作战方针有具体关系的职能。
在布雷哥堡也出现了相似趋势。心理战中心于1956年变成了特种作战中心，尔后于1969年又变成了约翰·F·肯尼迪军事援助中心，最近又变成了第1特种作战司令部。这些年来，中心司令部属下的关键参谋部门总是由特种作战出身的军官来担任领导。
1977年一位具有长期心理战经验的空军军官向空军陈述了这一问题：
首先，空军应进行内部整顿……办法是把心理战从只能编组在特种作战部门的这一迷梦中摆脱出来，详细说明心理战与空军的一切行动都有关系的这一无所不包的性质，并制订适用于各部队的工作职责……
因此，问题不单是在于特种作战系统以外的人们对此有误解，而是在于把第4心理战大队归属第1特种作战可令部领导，它就可能一直趋向于将其有限资源消耗在特种作战方面，而置其更为广泛的任务与职责于不顾。这种倾向应当受到强有力的抵制。只有各个军种不把特种作战视为心理战的核心，而是使军事与文职领导人认识到心理战的价值在于它是各种冲突中、包括支援正规部队作战中都可以利用的一种武器系统，才能使各军种加深对心理战的认识。
战时心理战的指挥与控制
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在第1特种作战司令部观念指导下的心理战部队的指挥与控制关系问题。把以特种部队、别动队、心理战以及民事分队为代表的多种多样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由一个司令部在平时加以管理，这是一回事。建议在战时把该司令部，或其中一部分部署到某个战区，直接向战区司令官报告情况，并在战时指挥所有特种作战分队的活动则是另一回事。如果对后一种情况进行认真思考的话，就会出现一些错综复杂的问题：
1、对特种作战部队指挥与控制的现行规定(联合司令部计划中已作了概述，陆军“压顶石计划”也表示支持)，是否有缺陷？
2、是什么共同纽带把特种部队、心理战、民事部队和别动队等单位联结在一起，可以证明需要在战时设立一个单独的司令部来指导这种多样化的力量？
3、第1特种作战部队的司令部是不是介于战区司令官与各种特种作战力量之间的另一个“层次”？对这样做的得与失是否已经做了彻底的思考？
4、为了准备向复杂的、地理上独特的战区同时部署兵力，为了向特种作战部队提供指挥与控制中心，以及在美国保持充分的训练和持久的供应基地，需要给第1特种作战部队的司令编配一个多大规模的司令部？这个司令部对他的控制范围会有什么影响？
在继续制订刚诞生的第1特种作战部队的使用计划的同时，应当彻底研讨这些问题，因为其答案对心理战的运用可能具有重大意义。当前的理论设想，成立战区心理战指挥部或特遣队，由它直接向战区(联合)司令部报告情况。这样做的目的是集所有心理战的决策于一体，以避免工作的重复、相互矛盾的宣传以及与国家政策相背离的宣传。心理战分队如果被视为“特种作战部队”，它就必然会训练成同时支援特种作战以及正规作战两种任务的战斗支援部队。这种区分很重要，因为90％多的心理战分队，包括现役的以及后备役的，被分配去支援正规战部队了，其余的去支援特种作战部队(主要是特种部队的分队)。现行教范规定，特种部队的分队是在非正规作战联合指挥部或非正规作战联合特遣队的控制下行动。因此，从平时转入到战时期间，心理战系统内多数单位将属于与其它特种作战部队相分离的指挥系统。按照惯例，心理战分队在战略和战术两级都使用，即从战区一直到师。其它特种作战部队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才作为战略手段加以使用。
把别动队置于第1特种作战部队司令官的指挥与控制之下也许是合理的(这要看它们是如何使用的)，但设想民事部队——特别是在中、高强度战争中的使用条件，可以证明在战时把它们置于第1特种作战司令部之下是正确的，则是很困难的。心理战分队可以在整顿活动(即针对解放区或占领区居民而进行的有利于军事活动和增进与解放部队或占领部队之间紧密协同的活动)中支援民事分队，但是设想特种部队、民事以及心理战单位可以象“一揽子计划”那样携手合作，这样的时机只在和平时期的某些情况下才有。例如当机动的训练队是某一军事援助计划的一部分时，或在低强度战争的某些阶段才有。
假定第1特种作战司令部不是单单旨在对待低强度战争，那么在联合司令部与特种作战部队所拥有的根本不同的力量之间又插入这样一层司令部，看不出会有多大好处。实际上，这样做对高级心理战指挥官与战区司令官之间，在把国家政策具体化为战区级的心理战目标方面必须存在的紧密关系来说，可能会起反作用。因此，对现行的理论和紧急计划做出任何一点改变，都需要在陆军和战区司令官的参谋部内进行仔细的分析与协调。
心理战与特种战的分开问题
现在已经到了考虑把心理战与特种作战正式分开的时候了。人们已经认识到，心理战是一种具有自身特点的现象，它涉及的面极其广泛，把它与特种部队结合在一起只会造成对它的错误的认识，从而使心理战分队难以推行其理论和支援其它部队。
我认为心理战非常重要，完全有理由成立一个专门从事长期发展和培育这种独特力量的独立中心。该中心应既有作战部门，又有教育、理论以及研究与发展部门。现役的作战部门应先把陆军第4心理战大队包括进来。教育、理论和研究与发展等职责以及心理战的资源应由在布雷哥堡的美陆军约翰·F·肯尼迪特种作战中心(前身为军事援助研究所)移交给新的中心。
这样一个中心最好具有联合的性质，有其它军种的代表参加。该中心可以包括目前在赫尔波特空军基地空军特种作战学校教授心理战的那些人，还可包括负责新闻和信息交流的政府机构，例如美国新闻署的代表。这样就可以开设各式各样的课程，以满足现役和后备役心理战分队的需要，并为各军种、联合参谋部以及联合指挥部训练中心训练心理战参谋军官。该中心应成为对各军种和有关的机关都有利的关于心理战的研究、学说、教育以及作战技术的智力基地和情报交流所。
为了充分发挥效能，在各军种的主要司令部和参谋部门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国防部长办公厅和联合司令部内，心理战与特种作战应当分开。在联合司令部内，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这些司令部内仅有的心理战军官照例都编在特种作战参谋部门里，这样就使他们为战区司令官计划应付紧急情况提供心理战保障这一更为广泛的责任受到损害。联合司令部是军事心理战与美国国家级政策和战略之间的重要关节或纽带之一。正是在这里，心理战参谋军官与政府其它机构(其资源将提供给战区司令官，以帮助他在战时进行心理战活动)的代表要协力制订出详细的计划。对这种从平时转入战时的详细紧急计划需要给以充分的注意。在联合司令部内把心理战与特种作战分开将有助于这一任务的完成。
结论
虽然里根政府为加强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新闻与公共外交方面的努力是鼓舞人心的，但至今尚没有一个能充当统一全球心理战战略的协调机关，即有效的常设局际委员会。我们的军事心理战作战能力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因此，陆军在1981年倡议的加强第4心理战大队人员与装备的计划，应当积极推行。因为预料在八十年代，和平时期和低强度战争对现役心理战力量的需求将会增加。“压顶石计划”的完成应当使心理战部队为了打中，高强度战争而继续进行训练，从而支援联合司令部打下基础。但还应当大力为后备役心理战部队提供现代化装备。现在陆军内部对心理战的认识与重视程度已经有了提高，但只要心理战的理论没有制度化，三军的院校系统不教授这门课程，这种势头就难以持久。
把第4心理战大队合并到第1特种作战司令部之内的做法，很可能使该大队进一步孤立于陆军的其余部队之外，孤立于联合司令部之外，并且可能冲淡其遂行更为广泛任务的能力。对于在建立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思想指导下而形成的心理战分队的战时指挥与控制关系，尤应加以彻底的研讨。实际上，对于在国防部所属各级司令部内正式把心理战与特种作战分开的问题，应当予以认真的考虑。需要建立一个专门从事心理战的长期发展与培训工作的独立中心，以加强对这种独特的力量的了解与重视，并提高其支援美国战略的效能。
总之，这里所提出的改革建议将大大加强美国可资利用的心理战资源的组织工作的效能。如果不进行这些改革，实际上就是忽视了战略中的一个讲求效费比的重要方面。
讨论发言
乔治·贝利先生：
帕多克上校的文章强调了建立心理战后备力量的重要性，以及低强度战争的需求将成为八十年代最重要的安全问题的可能性。我同意上述观点，下面我要从尽可能广泛的角度谈谈心理战的问题。
苏联认为一般的信息是事物的最易感受的形式；苏联当局尽最大的努力来搜集、评估、整理和传播信息。一条普通的新闻在苏联被印成文字之前，要经过大约十道审查。苏联人对出版与广播的内容是敬畏的。这就是苏联的传播媒介中，出版物以及口头宣传品缺乏的原因所在。因此，这种审查制度使人产生一种印象，即所有出版或广播了的东西必定是得到官方认可的。
在一个极权主义的政权下，出版权完全是国家管辖范围。生产资料所有权包括了思想和见解的生产及其传播。苏联的新闻单位只报道好消息，就是说只报道对政府和政策有利的消息，而坏消息则当作瘟疫而回避了。飞机爆炸、火车失事、甚至地震，一概都避而不谈，苏联人严格遵守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一布尔什维克的教条——不报道是什么，只报道应该怎样做。
因此苏联新闻单位的编辑方针与西方新闻单位特别是美国的新闻单位正好相反。在西方，好消息通常仅仅限于好消息的源本，即真实面目。在西方，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好消息就是没有消息。正是西方新闻单位的这种非常消极的态度才使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先生们，当我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到哪儿去了？”
可叹的是，西方的报刊门户洞开，谁都可以加以利用。即使是老于世故的英国报刊也会抬起恐怖分子一词。在报道这类谋杀及刊登的标题中用了诸如“处决”、“人民的审判”，以及以所谓人民法庭的名义判决等词语，一个适当的例子就是《旗帜晚报》关于意大利前首相奥尔多·莫罗被谋杀的报道。这样就替恐怖分子做了广告，分文不取而且开始了其合法化的过程。
我要在这里指出，我一般不赞赏苏联人，但他们是非常善于使用政治口号的人。我还要补充说，苏联的作者和宣传人员是政治贩子，他们的作品是旨在美化政府而大肆吹捧的广告，而美国广告商所大事吹嘘的则是要出卖的产品。共产主义是为了推销其制度，而资本主义是使买卖制度化。西方民主报刊愈来愈没有什么目标——只有新闻。而苏联的报刊以及一般的共产主义报刊，则没有新闻——有的只是目标。
当两名疯狂的妇女动感情想刺杀杰拉尔德·福特总统时，她们每人都以《时代》和《新闻周刊》作掩护 [ 译者注：《时代》及《新闻周刊》为美国出版的杂志 ] 。我可以引述一下我所认识的纽约的编辑们关于有必要宣染这类故事的话。他们每个人都断言，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再次这么干，因为他们不这么做，就将被竞争对手所压倒。我的一个当分社社长的朋友说：“我不愿意那么做，但这可能就是我没有当上主编的原因。”
夸大报刊对于现代恐怖主义的重要作用是困难的。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政府一直羞愧地隐瞒了对恐怖主义分子处以极刑的情况，这样就把说明死刑原因作为一种威慑手段的做法搞得没有意义了。但是今天有组织的恐怖分子努力把他们所谓被“处以死刑”的情况极力加以宣扬。关于公开处以死刑的情况，历史上从没有象今天恐怖分子搞到如此令人注目的程度。
这些恐怖分子利用西方报刊的不加区别的搞耸人听闻的新闻所提供的宣传机会，把谋杀作为一种谋取政治权力的手段，而且其收效日益增加。关于在德黑兰占领美国大使馆扣押人质的新闻报道(特别是美国电视台的报道)在扩大人质扣押者们的政治影响和削弱美司政府的地位方面，比任何其它因素的作用更大。
然而，有一项目标是美国新闻界一直坚持的。新闻工作者认为他们扮演的是社会公仆的独立的和无所畏惧的监视人的角色，这是美国报刊的主要功用。为了确保国家是负有责任的，报刊把政府及其工作公布于众。报刊坚持文章不受审查，并享有不透露消息来源的权利，以维持住保守秘密的一个角落，即独立于国家机关的一个角落。
这样，报刊就使自己具有了与中央情报局的使命完全相同的特性。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敌对新闻业。报刊用不着担心其报道所产生的道德、政治、社会以及经济方面的效果。因此，报刊不必决断对人民来说什么是好的和坏的，因为那样傲会使人民得不到他们根据民主制度应当享有的消息。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二、三年前在华盛顿举行的萨哈罗夫问题听证会。大多数美国人没有从新闻单位听到关于正在举行听证会的消息。这些听证会上的惊人的证词很少登在报刊上。《华盛顿邮报》坚决认为，听证会不是新闻。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并非《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们是左派，而是东欧持不同政见的人与美国的组织结了盟。因此，他们的行动对美国报刊来说没什么兴趣。美国的报刊目的在于批评政府，而不在于颂扬它。当美国新闻界叹惜美国政府无能力规定一种能促使盟国达成进行共同有效的外交政策时，他们应该对自己的作用，对美国普遍缺乏解决问题和集中力量的能力进行反省。
E·费雷德里克·贝尔登博士：
我想强调一下帕多克上校论文中谈到的某些重点，并对心理战为什么可能保持现在那种状况作一解释，此外对加强心理战的状态提供一些建议。
已经指出，现今在一部分人当中对心理战缺乏了解和重视，而这一部分人的赞同与支持对心理战的存在来说又是至关紧要的。因此，心理战受到不应该的损失，包括长期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员、装备、充足的训练支援以及心理战人员的发展机会。
可惜这种相当严峻的情况竟是十分真实的。产生这种局面可以归因于几个相互联系的因素。这不该责备某个人或某个集团。首先，或许是最主要的一点，是现今官方所描绘的关于心理战的极为宏大的概貌。即使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如心理战究竟是什么，心理战要达成哪些可能的和实际的目标，以及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即通过心理战的运用要取得哪些独特的利益，都没有普遍赞成的理解和一致意见。
其次，正如没有什么心理战的适用定义一样，关于什么不是心理战也没有权威性的解释。这样，就使几乎所有事情都可以在心理战的名义下进行，对被称为或被认为是心理战的各种各样活动无法加以限制。
第三点重要因素是，证实心理战的功效有困难。在心理战的整个历史上，有关心理战效果的说法，还缺乏令人信服的成功事例加以证明。因此其可信程度受到怀疑。然而这不等于说，心理战是毫无价值的。实际上心理战具有某些价值。多年来，在心理战时起时落的过程中，它一直保持着反弹力，对它的兴趣也一再复活。
另一个难以证明心理战的功效的关键因素是缺少关于心理战的科学知识、原则和原理的体系。从实际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规律也没有。现在还没有一个有关心理战知识的具体的基本体系可供从事心理战人员之用。在这方面，不论是专业上有造诣的临床心理学家(他们专门研究人类行为与动机的无意识动力)，还是人文学家(他们专门研究多种文化的价值与风俗)，都很少或根本不参与心理战工作。鉴于心理战完全是具有某一种文化的人民企图与具有另一种文化的人民在思想和行动上进行交流并加以影响的尝试，这种状况是令人惊讶的。
总而言之，上述这些条件——缺乏规范的定义，缺乏界线和限制，缺乏证明实际效果的根据，缺乏一种可共同使用的知识体系，以及没有很好利用受过充分训练的专家——造成了轻视心理战价值的后果。
但这一观点是否反映了对心理战在从稳定的和平直至全面战争这个政治形势等级表中的价值进行了准确的估计呢？我认为，在越南南方所进行的某些基础和应用研究，以及由此取得的结果代表了在具体情况下，说明心理战功效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既然情况是这样，那么心理战在未来应当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或许现在已是重新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即以一种使心理战能被正确看待的方法，重新给它下定义。
我建议，我们考虑采用商人想增加其商品销售额时可能采用的方法。实际上，这名商人可能首先需要一份明确而具体的产品说明书，说明这种商品的名称和功能，说明它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和为何使用，商人将运用这些资料来调查和分析市场情况。然后，商人要寻找说明商品独特的或优秀的特征的证据，以便制订能突出这种商品优点的市场与销售策略。在这期间要从好坏两个方面的涵义对产品的名字加以研究和估量。
如果把对待心理战的方法当作是一件产品，那么这个商人可能迈出第一步将是更好的说明他的产品的质地和规格，就是说用一种尽管是作用有限，但却是前后一致的方式，给心理战下一个定义。我们可以先从官方现有的关于心理战的定义着手，以此为基础加以改进。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重要的是要明确规定心理战是什么，以及不是什么。我还建议发展一种分类模型，以便识别心理战的各个具体方面，并使之相互联系。重点应集中在心理战的各种模式上，以及对其每一种样式来说是适当的、可行的目标上。过去，心理战之所以背上了黑锅，这是因为给有争论的行动确立了做不到的或不恰当的目标。
第二步，我们还可以列举可行的能应用的各类心理战目标所赖以生存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以及涉及到心理战计划与实施的各种活动。到了一定程度，可以用来影响它国人民的实质性的东西就必然会出现，选择在文化上恰当的和具有说服力的思想和有价值基础的题目，乃是所有心理战之核心。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实质性的东西没有受到重视。往往把重点放在倡议、计划、推进以及实施的步骤上，而没有放在事情的核心上。
第三项重要工作应当是搜集并组织一切现有的能证明心理战功效的材料。我们在越南南方搞出的心理战工作报告好象并没有加以广泛散发。可以将这些报告作为一个起点。还有其它可供评论与重视研究的材料，而且可以用新的研究设计程序对从前报告的材料从反面进行研究。通过这种更严格的处理，说不定会发现一些报告，它们的价值由于叙事式的或单凭印象的记述而埋没了。对它们可以进行研究，以证明心理战的功效及价值。
本书标题“心理战”的“心理”一词的出现可能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问题。一般公众的和或许还有军界内部的某些保留态度，可能发展成为怀疑或不相信心理学以及一切与心理学有关的事情。既然继续沿用一个众所周知的不利的术语不会得到什么好处，那么改换成一个当今更有吸引力的名字看来是理想的。例如，可以设想选择“多媒介信息传播部”这样一个名字。然后我们可以进行多媒介信息传播行动。这八个字名实相符，却又没有消极的含义。我们可以利用不同形式的宣传工具和不同形式的信息交流，我们是传播信息。这一名字的首字母缩略词将是e MIDOPS [ 译者注：音译为“米多普斯” ] ，MIDOPS没有任何含义，它在我们打算施加影响的听众中都不会引起消极的反响。
不管这个建议听起来会怎么样，这可不是为了寻开心。想一想，战争部自改为国防部队以来进步有多大，新泽西州标准石油公司改名埃克森石油公司以来又发生了什么，我认为这两家尽管改了名称，但都干得很好。
讨论情况综合
作为一般性讨论的一个出发点，帕多克上校哀叹美国缺乏历史感这一弱点影响了我们从实践经验中学习的能力。尽管近来有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进步，政府上层也出现了气氛有所改善的迹象，但影响心理战的基本问题依然存在，尚需认真解决。这些问题说明，今天的美国在平时(更谈不上在低强度战争的情况下)有效地协调一致地对付这些问题方面仍然是缺乏准备的。按照帕多克上校的看法，只有当美国军事和文职领导人把心理战的价值视为在各种战争中都有用途的一种“武器系统”的时候，情况才能有所重大改善。
根据这样一种认识，就应当建立一个国家级的心理战军事组织，并进而采取其它重要的步骤，即建立一个较好的负责支援事宜的上层结构，既加强现役部队，又加强后备役部队，阐明在特种作战司令部之内心理战的理论及指挥关系，通过颁布教令和在三军高级院校开课的办法使各种各样的成果制度化，最后增加可供使用的装备资源，并使这一独特的武器系统的运用系统化。
听众向贝利先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自由广播电台”的效果，苏联为干扰该电台所作的努力。以及在未来的几年中加强该电台的可能办法，贝利先生指出，在过去的12年中，“自由广播电台”的规模已经缩小了百分之三十三，因此已经失掉了它的某些功能。苏联人对该电台的俄语节目昼夜进行干扰，为此他们付出了比广播的实际花费多4倍的代价。尽管存在着干扰，但在午夜前后的各两个小时中，至少在乌拉尔以西欧洲这一边，可以收听到广播。一般地说，在乡村，以及实际上人口聚居区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干扰是无效的。
加强“自由广播电台”将是很费钱的，但愿预算支出的模式能颠倒过来。贝利先生进一步指出，该电台的节目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俄语节目，它效力高，专业性强；另一部分为14种其它语言节目，向各个少数民族播放。这后一部分本身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可是有时候它的效果却差得很可怜。
另一名发言者对通过宣传兜售民主的努力是否行得通表示疑问。象销售香烟一样，贝利先生承认可以作这样的类比，认为对于这类“大肆宣扬”民主的主动行动还可以讲出很多道理来。这些主动活动在促进研讨民主问题以及提高对政治理论的兴趣方面，可能产生预期的效果。而对于这两个方面，美国人被认为是很少关心的。从另一个方面说，贝利先生则认为，美国报界普遍存在的对政府自动地和本能地不信任的态度，会使上述这些主动行动难以实施？
帕多克上校也认为有困难，他说宣传这一方与公共关系、信息以及教育这另一方之间的区别是细微的。他说，我们最大的希望是在平时和战时，在心理学方面强调教育。这一观点得到了其他与会者的支持。但有一位与会者引证说，美国在努力解释其在麻烦地区(例如中美洲)的目标和计划方面，面临着严重困境。在这些麻烦地区，许多参与者想要的既不是我们建设国家的经验，也不是我们的宣传，而只是我们的援助。当遇到暴乱所激起的感情上的冲动时，说服工作是不容易的。
一位发言者改变了一下重点，他对苏联主要的学者兼宣传家可以自由地接触美国听众表示惋惜。这些人在美国期间的行动好象没有任何限制，而且他们在美国的学术团体里有趣味相投的听众，还得到了志愿者的合作。苏联人就这样对我们施展了特种作战，而我们都给予充分的合作。通过阿尔巴托夫之流传给我们的观点和分析意见对美国决策所产生的影响，比之情报局公布的“国家情报估计”所产生的影响更为强烈。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当美国人访问苏联的时候，给美国人观看的都是些故意设置好的“波将金式”的村庄 [ 译者注：波将金为俄国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的宠臣，波在她南巡时沿途虚布漂亮富庶的人工村，以博得女皇欢心 ] 。该发言人指出，西欧的情况显然也一样，好心好意的欧洲人在思想上也受到了同样的影响。
几位参加讨论的人注意到，在帕多克上校与前几位发言之间，在把心理战并入第1特种作战司令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歧异。有些观察家认为这样做是前进了一步，而帕多克上校则根据上述理由，对此表示异议。对这一问题作了较长时间的研讨，但是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