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手段与特种作战·第五
作者：B·休·托瓦著·美国
出自————《美国战略中的特种作战》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B·休·托瓦著
情报对任何类型的特种作战来说，都如同水和鱼的关系。两者谁离了谁都是不可思议的。
即使是正规军事行动，也可以这么讲，而且必须这么讲。显然，一切军事行动要获得成功，情报是至关重要的。但特种作战中，也有不同之处，这就是二者有特殊的亲缘，互相依赖，形成了独有的关系。这反映出美国的特种作战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是受到战略服务局和中央情报局这两个情报组织最早和持续时间最长的推动而发展起来的。
作出任何采取“特种”行动的决定，都是由于适当的权力机构采取了某种政策立场。如果这一政策没有建立在可靠的情报基础上，出现麻烦是肯定无疑的。如果这一行动是为了达成军事，政治或心理上的目的，那末情报支援的重要性就不亚于所用的部队(人员和装备)。在其他情况下，情报本身就是目的，诸如行动的焦点集中在情报搜集上时，情报就是特种作战的主要目的。
须知事项
在论述美国过去已进行，或许今后还将采用的特种作战的各种类型之前，必须对一些几乎是普遍需要使用的资料加以说明：
1、基本知识——有关国家、地区和地点的基本情况，即种族、地理、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现实情况。
2、详细知识——有关地区在社会、文化、政治和社交等方面特有的情况。
首先，有人会问，有这种资料吗？如果有，在哪？这种资料对有关人员来说是有用的吗？是可以得到的吗？是为他们编辑的吗？回答可能是肯定的。然而，进一步探讨，情况确实不令人鼓舞。实际经历非常重要。谁到过那里？谁会讲那里的语言？随着时间和不断努力，所有这些考虑在实施这些行动的各级都能予以解决。在上层，情况过去一直是，现在依然是，而且将来仍可能是严峻的。指挥官和决策者们不大可能在外交活动中所获得的那点肤浅的知识之外，还能通过自学扩大一点知识面，更不用说具有一个学者称之为“战略考虑和战略眼光”的那种能力了。然而，作最终决定的却只是这些官员，而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他们对其他人的依赖关系，而后者对身边存在的问题，或许还比他们要熟悉一些。
为了扩大对有关地区了解的广度和深度，还要有新的资料。这些资料必须包括：
1、有关地区内居民的情况，对指导和引导易于作出反应的人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
2、位于该地区以外，但直接或间接与该地区有关系的人的情况。
3、能从该地区内外打到目标上的技术装备的情况。然而这些装备在大多数特种作战的地区内，经常是一种难以得到的东西。
4、情报手段中绝对必要的通信手段——这对有关地区内的行动者与外部的指挥者之间是重要的。一旦行动开始，在该地区内也同样是重要的。
一般地讲讲上述问题并不难，要说出哪种特种作战需要哪些情况就难了。特种作战中，往往有其特殊的方面(每次特种作战的情况没有完全相同的，或者说都是过去没有的)。为了应付面临的威胁，或许需要有独特的情报资料。但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起点都是一样的，起码都需要有获取并分发特种作战最低限度所需情报的能力。这也就是说，各作战单位必须拥有他们自己的收集，分析和传递情报的机构，或者与另一个单位合并(一旦必须与另一个单位，譬如说更大一些并具有更多机构的单位合并)，那就可以从后者那里得到所需情报。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都需要在部署前，也就是说在整个训练和制订计划的阶段，取得获取和分发特种作战所需情报的能力。如果特种作战分队有积极搜集情报的任务，他们就必须经过训练，达到熟练的水平，在素质上要高于正规部队中的同级单位的水平。当然，只训练还是不够的，即使要取得最低限度的战斗力，也必须具有野战经验。
情报资源和偶发事件——一个长远的观点
假定上述是可行的，然而在什么情况下，才可能使用这种基本情报手段呢？为了适应特种作战可能要作哪些变化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找到特种作战的定义和这些作战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国防部很关心美国部队在未来的非正规战中的职责，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明确而又具体的定义(见第一章)。这个问题可以在不损害国防部定义的有效性和适用范围的情况下，进行一些有益的扩展。本人的看法也许过分简单，我们认为，八十年代将到处都是呼救声，有时是有必要性，有时是有良机，总之，到处要求美国作出反应。这些要求中的大多数将属于以下几种范畴：防御措施，通常是由于敌人煽动，局势不稳定而作出反应；进攻措施，美国看到有条件将最初的防御计划发展成为积极行动时采取，叛乱行动的升级或在敌占领土上的游击战；支援正规军事行动的特种作战，营救或对个别目标实施的反恐怖行动。
防御措施要求对处在内部或外来的分裂，或在进攻威胁下的与我们有着利害关系的国家，进行军事的和其他形式的安全援助。按照反暴乱的一贯做法，假定接受了挑战，这些防御措施将是支援行动，其目的是使当地政府能够捍卫自己，同时指出其内部有损于抵抗的弱点。潜在的活动范围是很广的，卷入日益加深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如果美国的反应是指派一支着军服的部队去执行，卷入的程度就完全看得清了。开始时，可能主要是训练和物质方面的援助，接着可能帮助进行各种形式的建设。然后，假定情况很糟，可能演变到向驻在国的正规或准军事部队提供顾问。最后继续发展下去则可能直接参加战斗。
迄今为上，禁止从事军事援助活动的美军去搜集情报，这种限制是不适当和不现实的，早就该纠正了。不管怎么样，总要有人搜集情况，因为没有它，整个行动都非常危险。对驻在国政府进行军事援助，必然要和当地的军事情报机构联络，也可能与警察机构联络，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取得某些有用的情报资料，但是缺少单独核实它的能力，或缺少双层检查情报提供人的地位的能力，联络可能导致依赖，这是很危险的。展开的部队若要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依靠他们自己与当地的合作者的协同，必须依靠美国使团给他们提供的情报来源获取情报。如果使团能够也愿意满足他们的需要，那是再好不过了。否则，更可证明他们需要有自己独立搜集情报的能力。
在任何情况下，情报工作都必须发展，不拘一格地进行，必须建立一个信息控制与处理中心，搜集、整理和评价情报：必须开发所有情报来源，包括军事的和民用的；还必须确保有效地分发出去，不论是下发还是上报。多中心就会发生混乱，互相竞争，往往效能很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使团的地位和素质，决定于驻在国小组 [ 译者注：在驻在国内以大使馆为中心的有关单位代表组成研究驻在国情况的小组 ] 或大使指导下的行动小组的工作，决定于华盛顿提供支援的质量。
华盛顿的支援的确有天生的弊端，尤其是在指导日常的作战行动时。从野战观点看，在快速通信的时代，即使完全是合情理的，这种支援也是极其令人乏味的。这种支援有时(绝不是总是如此)对特种作战的进攻措施妨碍较少。特种作战引起了许多方面包括外行和内行人士的反对。
进攻措施有时是由上述情况发展而来。当基本上是采取防御措施时，一旦局势恶化，美国的卷入就会扩大和加深。当压力增加时，从防御向进攻的转化可能很迅速。在此阶段内，执行任务的部队都非常需要情报。在当地执行任务的部队，必须了解所在国的政治社会倾向。他们对驻在国的军人和警察的了解必须多于对方对他们的了解。他们必须了解当地的社会，必须了解敌人。事实上，和他们一起工作的当地军人和警察的情报与安全机构就是他们的耳目。显然，驻在国的军人和警察在执行任务时必须得到援助。他们既是东道国政府，也是进行支援的盟国所依靠的情报来源。经验证明，从美国的立场看，这是难以令人满意的。然而，如果情报工作中的这种不可避免的缺陷，能以美国的其他渠道所取得的情报资料来弥补的话，那还是可以的。当然，美国分派的机构越多，特种作战部队陷得就越深(即使是进行隐蔽的政治活动)，对这支部队来说，也就更难依靠自己没有控制权的情报手段。
如果美国是在敌对势力占领的领土上支持或煽动暴乱活动或游击战，情报就不大一样了。虽然在若干年以前，这种形式的进攻措施或许是不可想象的，但在这八十年代却被认为是可能的。作下述推测也并不是全无道理的：譬如，阿富汗的形势，苏军入侵南斯拉夫后，或者雅鲁泽尔斯基同意苏联占领波兰后。这些国家的形势，能使苏联的境况恶化到可以被游击队利用的地步(这些游击队是受美国代理人所影响的)。这些国家的暴乱活动至少是有理由可以预料的。
在上面所举三个例子中，情报都是极为重要的。安排好这些国家的情报手段，并使之扩大覆盖面，以及把通信渠道建设好，调试好，则是获得情报的前提条件。一旦联系建立起来，且美国人也进入了，游击队事实上也就变成了一个搜集情报的机构。他们可以依靠外部来源，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他们还必须起反情报机构的作用，放手工作，四处行动，把向政府和占领军的渗透，作为当前的和后续的任务。无论暴乱组织还有什么破坏活动，情报显然可以或者至少应该在行动中扮演一个同等重要的角色。
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支援正规军事活动的特种作战。诚然，这些特种作战行动像美国特种部队在越南的情况那样，可能包括各种攻防作战，可是情报的重要作用怎么说也不过分。每个行动组(分队、分遣队)必须兼作自己的情报机关——吸收特务，利用所在地区土著居民获取情报，防止敌人渗透。
最后，还有近些年来引起人们注意的那些特种作战行动，即一般的救援任务或反恐怖活动。这类行动很可能在八十年代非正规作战的威胁中占首位，美国将不得不考虑作出反应，采用外科手术式的方法打击个别目标。这些行动经常是在遥远的地方实施，它充满了危险，政治上非常敏感和很可能被人发现。行动开始前，需要最大限度地掌握情报。尽管在他们开始执行任务后通过直接观察或到达目标区后通过当地的渠道都可以获取大量情报，但他们自己通常没有什么情报手段。这更像一次大规模行动中的情况，就像法国人以一个多营的兵力在扎伊尔的科卢韦齐所采取的行动那样。
在“正常”情况下，遂行外科手术式突击的部队全部是依靠他们的指导当局不断提供情报。这些当局获取情报的手段变化无穷。理想的办法是能利用从目标地区发出的情报资料，补充那些从技术情报渠道报告上来的情报。这里，关键因素是速度，就是将现有情报迅速通过线路传播给作战分队或需要这些情报的人。在进行这种情报工作时，安全与保护情报来源和作战需求之间必须取得某种可行的协调。
这个领域里的二百年
美国在特种作战中的经验，形成了理论与实践之间有趣的二分法。美国从建国初期起，就喜欢对国外目标从事军事或准军事性质的活动。这些活动往往是进攻性的和以极大精力与技巧实施的。昔日的边疆开发者和当今的特种部队之间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刘易斯和克拉克的考察，可以说是我国第一次起军事辅助作用的行动，是最大胆的一次，也可能是最成功的一次。免得我们忘记，稍讲几句，(刘易斯和克拉克)1803年的这次考察是在“购买路易斯安那”之前发动的，是一次军事性的行动，其目的是搜集情报。这次考察遭到指责，认为这是对与美国和平相处的国家进行秘密渗透。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尽管起步不错，后来又有南北战争、印第安战争和镇压菲律宾暴动的三年斗争，可是在美国军语中，“特种作战”还没有公认的概念。特种作战作为我们的战略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则更没有定论。
谁要为此而受到责备(如果“责备”确是一个合适的词)，责任则在高级军事领导，因为他们在这方面的修养差，他们对战争如何打的概念是与欧洲中部平原上的那种典型作战紧密相联的(伊比利亚半岛的山地或许已使人联想到要作某些有用的变通)。另外，令人感兴趣的是，要求将特种作战与军事思想、军事计划、军事实践结合起来的基本上都是非军人，其中有许多人(虽然不是全部)都与情报界有关系。
随便回忆一下就会看到，特种作战的情报方面是很突出的。特种作战与正规军事观点的关系，跟情报与外交的关系是一样的，这种说法可能是恰当的。特种作战与情报工作尽管也许每次都有用，但人们基本上认为是一种麻烦事情，或对真正的战争和外交来说是小事一桩。多数将级军官，就像大多数大使乐于摆脱过于活跃的情报官对他们的强求那样，想甩掉特种作战。
今天，在革命游击战争广为传播，人们承认特种作战是与拟制作战计划和外交工作有关的一个重要因素的情况下，上述那种态度已经有所改变。需要情报以及需要改变对付非正规战威胁(这在世界许多地方烦扰着我们)的对策的观．点，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了。在政府高级官员(军人和文职)的思想上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些办法的效果将会如何。回顾一下过去40年的历史，就会想到特种作战和情报已经利用了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效果相当好，当然这决不是说一切情况下都是如此，而且一些对特种作战和情报工作评头品足的人可能还不太满意。
菲律宾
紧接1942年年中美国在菲律宾的统治瓦解 [ 译者注：指日军占领 ] 之后，游击队就在大多数主要岛屿上组建了。他们由美国人领导，大部分是美国陆军军官，但也包括一些文官，他们得到了大部分菲律宾人直接或间接的支援。这是有计划的还有偶然的，还有疑问；同样，游击队(最后拥有大量人口和地方武装)虽然盼望远东司令部给予指导和支持，但远东司令部是否有效地利用了这些游击队也还是问题。
无疑，他们成了被压迫的全体居民团结的核心。他们给日本占领军造成了许多麻烦。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断地提供着有关日本人各方面的情报。在战争的后期，他们与日本人的作战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在麦克阿瑟于1945年初重返这些菲律宾岛屿的作战中，他们是当地的一支很有价值的军事力量。这些游击队的活动只是达到了叛乱的作用，而对当局并未构成更大危害。
战略服务局在欧洲和亚洲的行动
战略服务局大量吸收英国的经验和方法论，着手组建一个全国性的机构，以指导情报搜集和非正统战(战略服务局领导人威廉·J·多诺万少将的说法)。多诺万把心理战(这个领域和战时新闻局共同进行，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和国务院共同进行)和各种非正规的军事行动，都包括在非正统战里。多诺万的机构独特之处，在于三个“非正统”训练的团体合并在一个组织的名下。
战略服务局的两个部门所作的努力有助于为这种尝试的目的作出评价。1943－1945年第101分遣队在缅甸的组建和运用，在美国特种战争中被树为重要的里程碑。这支分队最初的作用是在日占区搜集情报。后来，和缅北的克钦族人建立了很好的联系，以美国人的小分队为核心领导的游击战便组织和发展起来了。分遣队以提供侦察掩护和把中等规模的游击部队投入敌纵深地区作战，支援盟军在缅甸进行的一系列进攻。它的前方情报小组为盟军轰炸指示了大部分目标，并营救了200多名空军人员。约瑟夫·史迪威司令官认为，分遣队(包括549名美国人和9,200名当地人)对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
被占领的法国是战略服务局1944年在欧洲工作的主要目标。这年6月之前，压倒一切的工作是情报搜集。然而“霸王行动” [ 译者注：指诺曼底登陆 ] 迫在眉睫，为了支援即将到来的登陆，活动重点转为协调地下抵抗运动组织。有两种分队在敌占区活动。三人组成的“杰德伯勒”组(2名军官和1名无线电报务员)伞降到法国，去组织和训练法国抵抗部队。情报搜集是次要的任务；行动队(人数比“杰德伯勒”队多些)被直接介绍到抵抗运动组织，以促进积极的游击战和破坏活动，支援盟军的推进。这些行动对盟军作战的实质性贡献，为盟军最高司令官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其他高级指挥官们所承认。必须指出，参加这些战略服务局行动的大多数人是美国陆军的军官和士兵。
第5307混成队(临时)
更为熟悉的“梅里尔的抢掠者”，第5307混成队是美国军事分队的一个有趣例子，在它的编成和任务上都是很“不正规”的，和它协作的是比它更不正规的另一分队。“抢掠者”是一支远程渗透力量，径直到日本人战线后15－20英里的地区，夺取密支那机场。101分遣队的克钦族侦察兵被广泛地用来作为向导，其他克钦族分队在主力前进的方向上担任侦察掩护，并十分有效地伏击、袭击日军。还有一个完整的克钦族营最后编入“抢掠者”部队，并参加袭击密支那的战斗，取得了胜利。
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特种作战方面有很大发展。但对所使用的情报资料之效果作出估价却是困难的。更为明显和更令人感兴趣的是美国情报在更大的意义上所发挥的作用。一方面，各军种遂行了心理战和各种非正规战活动，如在敌领土上的战术袭击、伏击战和两栖机动作战。中央情报局也这样做了。它在敌占领土上安插了特务，协助飞行员逃跑和规避，进行破坏，和组织当地部队搜集情报，以及进行游击战。军队和中央情报局在这方面的行动，均由远东司令部情报处属下的一个机构监督。然而，中央情报局保持了较大的自主权。尽管对这一安排作过各种修改，而且还受情报处的监督，中央情报局和各军种部队的活动还是经常缺乏有效的协调，行动的重点也大都放在情报搜集上，有人说，游击队活动，是“星星点点，无足轻重”。
印度尼西亚1957－1958年的叛乱
印度尼西亚陆军驻苏门达腊和苏拉威西的部队叛乱，反对苏加诺总统和中央政府，得到了美国通过中央情报局给予的鼓励和支援。情报工作有两方面影响了参与这一行动的决定。第一，政府的情报手段作为一个整体，根本没有充分使用到这方面来，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如成功与失败的可能都会怎么样？中央政府将做出怎样的反应？陆军首领将做如何反应？)都是高级官员提出来的，但他们对这些严重的问题缺乏深入了解。而上层情报界又根本没有详细地核查。第二，在计划和衡量这种行动中，最大量地依靠的情报来源是叛乱领导人和他们的发言人。这些都不是无偏见的观察家。一个类似的情报工作上的失误，甚至是在更广的范围，发生于三年之后。
猪湾，1967年
虽然这次行动的规模比在印尼的大得多，其灾难性结果也严重得多，但在情报方面，可以看出是惊人地相似。计划也是秘密制订的，计划中的设想完成后，未经审核。所依靠的情报手段基本上都是在投入战斗过程中追加的任务。因此很容易忽视事件的前后经过，而且把一定会成功作为自发暴动的前提。在这场灾难中，还有其他的和或许更重要的因素，但这些都不能减轻情报支援软弱无力的责任，这是无法原谅的。
越南——特种部队作战，1961－1967年
美国特种部队原先在南越部署，是代表美国使团从事“地区发展”任务。后来的“地区发展”任务交给了“军事援助顾问团”。特种部队负责配合“越军特种部队”在中部高原的老百姓中组织“民众自卫队”。他们活动的许多内容属于民事范畴，大部分集中在搜集“越共”的情报上。起先，没有规定获取情报的程序。美国特种部队的各分队必须和越南特种部队一起作出自己的安排，这并非易事，因为有语言的障碍，有时对担负的任务也有不同的看法。尽管情报量日益增长，机构和程序方面的困难依然存在，但慢慢地就从支离破碎的行动过渡到能制订全国范围的协调统一的计划了。在搜集、分析和传递情报方面也不断改进，并有一段时间(1966－1967年)驻越军援司令部大约有50％地面战斗情报是从特种部队及其所辖民事人员那里取得的。
山西突击，1970年
山西突击是美国第一次采用这种作战形式，用直升机进行远距离渗透，深入敌纵深地区，目标是一个认定关押有美国战俘的营地。从战术观点看，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行动。当然它的任务无法完成，因为俘虏已经事先被转移到别处了，在计划和执行这一行动中，情报是主要因素。鉴于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因此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事先把整个情报界的搜集和分析力量集中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看来搜集的情报和作出的结论都是正确的。尽管俘虏在突击前短时间内被转移了，但并不能因此而贬低分析工作的质量。由此可以看出，在目标区内有直接报告情报的机构是极为重要的。如果当时有这样的机构，行动可能就成功了。当美国直升机从它们设在泰国的基地向北越飞行时，他们可以得到友方游击队的支援。游击队在敌纵深内的控制点上预先储放油料，以备急需。
“马亚克斯”营救，1975年
具有山西突击风格的职业特征，在企图营救“马亚克斯”号船员(船被柬埔寨共产党政府扣留)的行动中消失了。令人非常惊异的是行动的各个时节都没有情报单位参加。制定战术计划连目标区地图都没有。通信联络是以保证白宫“指挥所”及时掌握行动发展的每一步骤，但当地指挥官和参加行动的部队却没有直接联络。就是驻曼谷的美国使团也没有联系，而使团在政治上与此次行动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它已向泰国政府否定了正在营救的说法。在现地的陆战队唯一可得到的情报是他们自己直接从敌人那里看到的和听到的，而敌人比他们预期的要强大些，并更具有主动性。监督陆战队行动的指挥和控制机构并没有向陆战队提供有效的情报。因此，他们还在那里与顽强的敌人奋战，殊不知“马亚克斯”号船员已由柬埔寨人释放了。
伊朗营救，1980年
正如伊朗营救之后建立的调查委员会对这次行动作出估价的报告中所说：“从一开始，情报就左右着行动”。当然许多细节是保密的，但是有理由推测，只有在伊朗境内有情报手段，才有可能判定出合乎实际有成功希望的计划来。这些情报手段必须距目标(即人质)相当近，并且能够和外界联络。
我们也还可以设想，情报界的所有手段都集中精力于这个问题了。还有联合特遣部队也成立了一定形式(代表所有参加的情报单位)的机构，搜集和分析可以获取的资料。营救力量一旦行动，新的情况就靠观察和基地支援。某些异常情况变得很突出，沙尘风暴吓坏了参加者。而这在当地是一种常见现象，并且写在他们可以得到的《国家情报调查》 [ 译者注：一种刊物名 ] 中。行动分队是可以接到更新的气象情报的。特遣部队行动中的通信联络不足，使内部的情报通报存在缺陷，这可能影响了行动的结果。通信保密无疑也是一个因素。据《霍洛威报告》说，鉴于任务复杂和参加行动的成员多种多样，建立一个由中央情报局控制的机构是需要的。
挑战与机会
八十年代需要特种作战作出反应的挑战，其样式可能不会少于上述。当今世界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形势是1945年以来最不稳定的，而威胁美国利益和所关注的地区的势力更易于使用暴力，甚于超过我们大多数人所能回忆得起的往事。在中美洲，美国已采取一些传统的反暴方式。虽然目前游击队还没有发展的迹象，但可能性不能排除。营救行动在人们心目中还是新鲜的，特别是因为它已经成为经常性的需要。营救活动虽然不易取得成功，但人们普遍渴望尝尝成功的滋味。回顾起法国人在科卢韦齐，德国人在摩加迪沙和以色列人在恩培德的这些往事，不仅会羡慕，而且也会有妒忌的痛苦。
虽然到写本文时为止，恐怖集团的全球团体一直是平静的，但它的威胁仍然是强有力的。下一次袭击可能迫使美国作出反应，这不是我们目前所能预测的。苏联代理人发起的战争，由于它的规模大和政治与战略后果严重更为重要。这种战争地位突出，成了对美国至少在三大洲行动的头等挑战。古巴人、东德人和越南人正在向敌视美国利益的政权提供训练和军事援助，并在对美国仍持友好态度的国家发展革命游击战，可是至今还没有想出怎样才能对他们的行动作出有效反应。
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似乎可以使用已熟悉和试验过的特种战争技术予以处理。但今天的情况要求美国作出的反应完全符合公众的观点，过去似乎可行的办法，即使是在某种“秘密”程度上进行的，而现在则因为有咨询、质询，还有国内外持不同意见的人的反对，就很难实行。
为了对今后十年可预见到的各种威胁作出反应，所需的各种情报手段的重要性，没有必要再去掂量了。重要的是要考虑政府的哪个机构或部门将负责处理局势，和依靠什么情报手段来完成它的任务。如果这项任务属于营救范畴，或者进攻一个“激进的”恐怖分子目标，可以估计到情报界可能参加，提供所需的大部分情报。如果任务是长时间的，在某一外国，而且很可能使之承担暴动或反暴动活动(或者支援这两项活动的心理战)，那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并且会变得更加困难。
如果假设某国即将发生混乱，美国即将做出用军援的方法来支持它的政治决定。在情报方面能够为此做些什么准备呢？
美军情报部门能否为此对各种各样的材料进一步充实？回答是可以的，利用自己现有的情报手段和其它行业的情报资料就可解决。
美军能否克服语言障碍？回答也是可以的，因为过去在这方面是做得很好的。
美军能否和某国军方发展良好的工作关系？可能，使馆的武官在过去的接触上，或以前的军援与训练安排中，都已经有了基础。
美军能否与某国的情报组织保持联络？这是和所在国军事机构关系中最通常的内容。然而，这种联络可利用的范围可能是有限的。有一种普遍的危险，这就是所在国出于自己的原因，将控制信息量，或者所在国军队很弱，效能很低，所以不清楚在它自己国家正在发生什么。
美军能否发展自己的秘密行动，包括所在国政府内部有控制地派遣情报人员(这将使美军视野扩大，克服它的联络对象的局限性)？这种可能性很小，在正常情况下，几乎是办不到的。如果没有时间和连续性，没有坚实的组织结构(在其内部，人员能得到培训和保护)，暗中搜集情报的能力要发展是很困难的。
如果美军——譬如说，通过一支特种部队小分队或其他某一合适的部队，即将进入某国开始行动，那么在情报方面，其装备不会是很理想的。这种情况可能与1961年在越南的特种部队差不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能逐步改善，并可能取得很高的效率。
在上述前提条件内，另一个生活中的严酷现实必须说明。这就是远远不能肯定美国军队会在某国内独家活动。当然，在情报搜集范围内是不会这样的。必须设想中央情报局和有其他机构在那里活动。因此，驻在国小组的工作需要有明显效率。
越过情报搜集看看准军事活动，该领域也可能有数个部门活动。我们上面已经提到，非军事机构多年来一直是这种活动的倡导者。虽然由于保密的缘故，很难估计中央情报局目前在这方面的情况如何，但它不可能公开放弃它的传统的工作方法，不会不积极充当这方面的角色。军队和地方，各方都出人出力，有事同当，有益共享。
美国军方有充足的人员、物资和训练能力，并且在实际工作中有丰富的经验和高度热情。可是陆、海军中的高级官员(空军中较少)都一直反对发展特种战争能力，这种状况能否继续下去，很难肯定。中央情报局的不利条件集中到一点就是人的问题。因为它和它之前的战略服务局一直不得不主要依靠军方给它许多合格的人才。在优点方面，中央情报局有非常大的灵活性，特别是在支援和采购方面。(一些人认为，这表现出对后勤的一种轻率态度，但这可能是该机构实力的一种)，到目前为止，至少在具体工作和管理工作中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特种作战经验。它有一个很好的机构，能直接地通过组织系统利用自己广泛的情报手段。
有人认为，把双方的情报手段结合起来，共同形成优势是可能的，也许现在已经这样做了。过去的经验表明，有几个部门在行动上已有进一步协作，甚至有合并的可能。在战场上合作搜集情报资料，就是一个好的起点。可以通过组建一个联合情报中心来负责分类整理，分析和传递所有有关资料。接触保密资料有等级限制和需要了解情报资料的允许范围，会使协作问题复杂化，但是过去老挝、越南和其他地方的事实，充分说明是可以做到的。
情报分发的形式都需要改进，尤其是战场情报分发更是如此。在这方面，军队的问题多于非军事单位。需要改进各系统之间的配合。军方经常需要使用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资料，但该局因为轻重缓急的缘故，可能不愿接受其正式要求。这样，军方的合理需要就不一定能得到满足。
再来谈谈战场，假定支持某国的行动正处于高潮时期，驻在国小组的工作是决定行动成败的重要因素。国务院的责任是要确保驻在国使团的领导对其所属单位进行有效控制和运用权力实施领导。陆军和中央情报局配合得如何，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大使的工作方法和能力。
军方与中央情报局之间的人员交换，一直是很有效的，今后还应加强。军队的情报军官经常在作战能力方面支援中央情报局。但其结果时好时坏，双方都有责任。在某国当前形势下工作的美国使团肯定是紧张的，但在这种紧张气氛中，使用这种方法改进军方和非军方之间的协作关系是会很有益的。相反，军队单方行动，有时会与大使发生冲突，而大使一般会指望中央情报局的站长去协调军事情报工作。
向中央情报局派军事人员，在那里工作时间长一点(4－6年)可以使他们取得用别的方法无法得到的经验。在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非正规战共同作出反应的工作中，这种方法在改进特种作战情报工作的协调方面，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最后，当军方某些有经验的人员返回后，可以对发展情报搜集系统，满足广泛的军事要求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分担责任
合并和发展情报手段使之成为特种作战的全面战略的一部分，主要障碍是因为根本没有这种战略。当然，情报自身的常识问题妨碍了军方和非军事单位在这方面的行动。此外还有多年来烦扰着特种作战的因素，即军队需要突出自己的形象，和为生存而进行艰难的竞争，以便获得更多的经费和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和心理战一起，长期以来不为美军情报工作所重视。显然，特种作战将来也不会引起军队的重视。
当美国面对安全受到威胁，或受到需要向海外派兵的挑战，而要讨论作出决策时(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如果人们对特种作战在广阔的战略范围内的作用还不完全了解和不为人们所接受，那末作出决策是很难的。当决策者们需要做出紧迫决策时，他们不会去千方百计地解决协调和竞争这些带普遍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特种作战从一开始就具有的特点。武装部队在资源方面(如人力、物资，并且可能还有资金)占优势，中央情报局也想发挥其历来所起的那种积极作用。多少年来，中央情报局内外都有人以各种理由反对中央情报局承担准军事任务，他们也的确一直在从事其他形式的隐蔽活动。但这并没有吓倒中央情报局领导使之不敢去接受这种任务。本人看来，它也不应该这样。所以，问题将是军队和中央情报局适当结合，共同进行特种作战。
在这种联系中，要考虑掩蔽和秘密的各种问题，现在是很麻烦的，而且将来也会如此，但有办法解决。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那些政策问题和在公众中的形象问题，美国在军事上卷入特种作战，不管是公开的，可看到的，还是用安慰人的遮羞布遮盖的，也同样要解决这些问题。
即使今后实施特种作战的职责可能和过去一样，是分担的，由于有这几年的经验，过去的有关管辖权的竞争似乎也有理由可以设法避免的。也许在“保密”的面纱后面，今天的情况的确要比过去好得多。总之，改进的余地肯定还是有的。
假如美国政府对维持特种作战能力感兴趣，并积极采取步骤解决政策、公众形象、内部反对意见和预算问题，那末，把特种作战的两大主角的大部分力量合并起来，将是一个建设性的和可行的办法。因为与特种作战有关，陆军和中央情报局在和平时期将行动力量和情报手段合并起来，有可能沿着战略服务局开辟的路线，逐步得到实现。将陆军或空军和海军的特种作战人员输入中央情报局，会加强中央情报局的薄弱之处。通过训练和分享长期积累的经验，会扩大共同工作的领域和发展真正的合作。这样做，在对非正规战威胁作出反应部署兵力时，可以取得更大的灵活性，会促进军方提高自己的情报搜集能力，还会使战时情况下制订计划方便一些。因为在战时情况下，中央情报局在这个域内的工作成果大概会转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战区指挥。
就特种作战和保障特种作战的情报手段的问题作结论性的说明，应该谨慎考虑。情报手段是人员，他们是从当事国的当地居民中招收，常常是从少数民族中招收。如果我们正考虑对抵抗组织进行支援，反干涉，或以其他形式介入当地的冲突，这就的确需要权衡一下我们的行动在法律上和道德上的正确性了。奥布赖恩教授正是这样做的，他在论文(见第二章)中已表明他的观点；支援阿富汗的反叛(以此为例)倒是既合情理，又合法律。
然而，还应继续推论下去，当我们考虑当地人特别是少数民族在“来源”方面的情况时，我们应该对双方承担义务的深度作长远的和认真的考虑。帮助他们和入侵者或内部敌人战斗是一回事；为了我们自己的政策原因，逼迫他们超出自己的能力去维持作战或解救他们，就是另一回事。如果逼迫他们超出自己的能力去行动，以便减少我们的损失(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当地部队可能会大难临头，被卷入更深的旋涡之中。
讨论发言
美国陆军退役中将塞缪尔·威尔逊：
我想首先讲一个问题，这就是定义问题，它一直烦扰着军队和制定政策的人们。我同意托瓦先生所举的101分遣队和“梅里尔的抢掠者”这两个特种作战获得成功的事例。不过我要说明，缅北战役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只是因为特种作战的成功为兵力更大的常规部队适当地利用了。这就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特种作战在军事上的作用。绝不能只靠特种战争来赢得战争的胜利。
特种作战，它在军事上只是不含正规作战，其余的许多活动都属它的范围，包括非正规战、游击战、恐怖活动、反恐怖活动，以及诸如突袭、营救、抢劫、行刺(在战时)、牵制和欺骗之类的直接行动任务。我有意从上述列举中去掉了心理作战和民事活动。特种作战和心理作战的联系是历史的偶然，而今天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对我们来说也只是组织起来方便些。但是这样做，有时妨碍这两支力量的发展、持久、训练和戒备。我认为，特种作战和心理作战并不是紧密相联的。心理作战作为一种现象本身已足够显要，并不要求与特种部队相联系。这是应该提出的一个问题。
在给我的学生讲课时，我描绘特种作战，不是给它下定义，而是列出它的特征，适用于它的原则和它特有的要求。当我提到特种作战时，请你们也允许我这样做，因为这会使我们获得比迄今为止我们所使用的材料还要多的具体材料。
军事上的特种作战是军事柔道的一种形式，不是绅士的游戏，往往没有清规戒律的约束。很少用特种作战去夺取和控制领土。简单说来，直接进行的特种作战包括三个基本步骤：抵达、实施和返回。相对说来，实施可能较易。抵达和返回可能较难。
军事特种作战的独特之处是高度冒险，收益很大的行动。投入的部队总比对方的部队少。托瓦先生已经说明，特种作战完全依赖情报手段。在正规作战的领域里，有时情报很少或很不完善就可以战斗，即使受点损失也还可能获得成功。而在特种作战中简直是不可能有的事。在特种作战中，直接起作用的人也通常是数量有限的，虽然可能有许多人是在扮演支援角色，他们中某些人也许是无意的。
军事特种作战经常要努力去做某些从来没有干过的事。而且特种作战根本没有标准，大多要求有非凡的能力。他们对通信和后勤有特别的要求。简化特种作战可能是值得称赞的事。但是特种作战却不可避免地在复杂化，简化的努力很难奏效。
如前所述，特种作战经常是对主要行动起辅助作用，是军事附属活动的一种。他们很少赢得战斗，根本不会赢得战争。进入特种作战为什么得到提拔的人这么少，晋升时间这么长，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即使特种作战的人才是必须的，情况也得不到改变。
现在我们来看看特种作战的原则。在我看来，特种作战要有成效，必须强调几个要素。第一是突然。只有用突然袭击，较少的部队才有望对抗较大之敌并获得胜利。再则，是保密。这个问题我们已经间接提到了。我还谈过情报的效果问题。此外，还有速度、灵活性和时间选择的原则以及协调配合的原则，没有它，行动通常是要失败的。最后一个要素，是获得最大的授权和精简指挥系统。
由于有这些特征和原则，对特种作战就有某些特殊的要求。第一个要求是具有多重能力的精锐部队。这些多重能力，某一个军种是不可能具有的。这意味着一支特种作战分队必须是能发挥最大效力的合成单位。例如，陆军本身并不拥有全部能力，来满足各种规模、各种不同种类的作战。再则，对精锐部队人员的要求，必须是自愿参加的，并已表现出非凡的能力，因为期望他们做出非凡的业绩。
在这方面我要说，美国武装部队不太能容忍一支精锐部队存在，一般说来，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虽然我们欣尝娱乐世界的明星，并不妒忌他们的高额奖金，我们也能合理地容忍职业运动员，而不妒忌他们的薪水，但是我们总是把其他所有人的工资都拉到最低的标准。在陆军中，小小的绿色贝雷帽 [ 译者注：美陆军中的一种特种部队 ] 让某些高级官员看了总要生气。这是要有一支精锐部队付出必要的代价，我们必须懂得这一点。
其次，我要再次强调对保密的要求，强调要有保护机密和处理掩蔽行动与欺骗行动的能力。再则，还要有投送部队的能力。缺乏这种能力，曾经导致了在“一号沙漠”的失败。并且还要有可靠的充足的通信保障。最后是要有特种武器和装备，通常是各种非标准的武器。
我花时间列出了这几点(虽然是不完全的，而且过度简单)，因为就特种作战的军事方面而论，这几点所揭示的内容可以使我们对问题看得更清楚。
恕我离开主题斗胆说几句，我想大家现在都相当清楚，和苏联发生战略核对抗的可能性很小。并且我相信，只要我们保持某种程度的战略均势，这种形势可能继续很长一个时期。苏联华约国部队几乎不可能发动常规战争，冲过富尔达隘口 [ 译者注：位于东西德之间 ] 。但是我们今天却面临着1961年1月6日赫鲁晓夫第一次对我们宣布的各种不同的低强度冲突和资源战的现实。
苏联人的低强度战争战略看来相当明确。他们认识到美国是一个海上国家，我们依靠水上运输。这意味着世界上的主要水上通道对我们是生死攸关的。苏联人对这些通道上的咽喉要点非常敏感。当我们南下南中国海，经过金兰湾，前往马六甲海峡，进而过苏伊士运河、好望角、巴拿马运河，我们发现苏联人正稳步地向这些重要咽喉要点接近。你可以在地图上看到这点，我建议你用一张二十年前的态势图和今天的比较，格局是明显的。自1975年我们撤出越南，宣布“再不”卷入，由于我们没有履行义务，把这个领域让给了苏联人。
正是这些地方需要最高质量的特种作战。现在是我们下定义、确定概念和制订理论的时候了。我们必须说服我们的上司，有我们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我们最好注意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西奥多·G·沙克利先生：
我认为托瓦先生用醒目的和概括性的手法提出了很有意义的四点看法，我完全赞同。第一，为了实现国家的目标，而作出利用特种作战的决策时，必须有充分的情报，并根据它作出判断。第二，如果这些特种作战是为实现政治目的，它们必须在计划和实施两个阶段都得到深入，及时和高质量的情报支援。第三，如果将特种作战作为显示美国力量的手段，那么，它就包括游击战和它的反面，即防暴乱，同样还包括反恐怖活动和非正规战。第四点是对这个问题要很谨慎，再加之领悟到在越南的失利，遂行营救在伊朗人质的任务时的缺点，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倾向——对特种作战天生的反感，这必然限制华盛顿在考虑非正规战争的抉择时，只有采用防御方式。
我想这是让起义者去开辟第二战场。如果这个设想是正确的，那么防暴乱和反恐怖行动的作战方法可能在我们的思想中占统治地位。这一点恐怕就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换言之，在整个八十年代，在特种作战这个范畴，我们将是只有招架之功的人。
很不幸，托瓦先生关于在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之间联合进行特种作战行动的问题，讲得不够准确。假定需要这样做，这也不是一个马上就要确定的任务。我们在座的当中许多人，为了找到它的解决办法，都一直在努力探索，可是都没有结果。
从广泛的、长远的全国观点来考查这个问题的时机似乎已经很成熟。我建议请大家考虑，最好是请总统任命一个专门的小组委员会，来研究国家应该如何组织起来，以对付八十年代的暴动和恐怖主义。
我们只能推测关于那个专门小组委员会怎样开展它的工作，或者它的发现可能是什么。小组委员会也许决定，我们只需要简单地改善我们现有的制度和方法(众所周知的权宜之计)。这将意味着重建中央情报局的对付游击战的能力和建立需要支援这种项目的情报基础结构。这还要求五角大楼增强它的反恐怖主义能力，同时要保证管理非正规作战人员的指挥机构不要只停留在纸上。这个专门小组委员会也可采取另外的选择，建立一个新机构来控制特种作战及其作战手段。政府的这个专门从事防暴乱，游击战和反恐怖主义行动等多重任务的特殊机构，对这些紧迫的需要，或许会采用新的和有生气的方法。这将要求建立新的通信线路，为现有组织提供国家一级的情报支援。
从我的观点看，更令人兴奋的大概是这样的前景，即这个第一流的专门小组委员会得出“暴动和恐怖主义是弱者的斗争工具”这样的结论。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可能要求情报部门查明苏联的扩张(直接的或通过代理人的)在哪里可以被击退或打败。那末，情报工作的重点可能放在莫桑比克、安哥拉、阿富汗、埃塞俄比亚、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甚至西撒哈拉等地方。
但是回过来面对现实，讲到特种作战在战术一级的情报需要，我想对托瓦先生的某些观点补充以下几点：第一，发起特种作战的决定作出之后，不应该一成不变，而应该把它看作一种判断，还需要根据情报和计划的观点，定期进行复查。重新估价进展，投入这个项目的人力和物资财力的程度，经济价值和成功的可能性。必须懂得我们的灵活是有限度的，所以如果代价与风险太大，成功的希望很小，可以用慎重和敏捷的方式改变方针。
定期情报评价，我们必须继续进行。我要强调的是为了作战，必须在战术一级对情报进行分析核对。航空照片、地图和从代理人处得来的情报，难民、缴获的文件、联络官和信号等都可以利用，来限制对抗者的战斗选择自由。
我们用各种手段，将上述方法提供的可能的行动区域范围缩小一些。例如，在防暴乱时，暴乱分子可能使用的基地，可以利用的各种材料等进行判断而确定下来。水坑、小路和潜在的逃跑路线也可以确定。一旦把这种情况标在图上，我们可以在敌人行动之前鉴别出未来的战场。这样做了，我们能够通过查看预定的空降场地、直升机着陆场来制定我们的计划。用这种方法，我们将准备好我们所需要的战场，这就是情报的作用。
我要讲的第二点，是一个已经有争论地讨论了20年之久的问题了。就是应该赋予军事援助人员在受援国搜集情报的任务。同时情报专业人员也必须有组织地向这些人询问情况。在伊朗如果这么做了，事态的发展就不会那么使华盛顿感到惊奇。情报在何处？就在那些有知识有能力的美国人手里。但没有提供给情报系统，这是因为我们把手脚自我束缚起来了。
安插在“敌”营垒的特务，在支援特种作战时，他们贵如黄金。困难不是在于安插，而在于和他们的通信联络。并使之微型化，中央情报局应迅速拨款解决这个问题。
我要强调，供应线是暴乱分子和恐怖分子最大的弱点。情报部门必须集中力量切断供应线，利用它来摧毁对方。我们用过去的技术就可完成这种任务。
最后一点是，对敌人必须进行斗争。暴乱者和恐怖分子经不起持续的压力，如果我们进攻，并利用情报不断对敌保持压力，就可以战胜他们。
情报还必须是劝说人们脱离暴乱的基础。在制定在暴乱分子暂时控制的地区以保存亲政府的力量的心理战方案时，情报也应成为基石。
讨论情况综合
大多数与会者都认为，在特种作战中，情报工作特别重要。必须发展组织机构来确保情报资源的质量，但在这问题上较少有一致意见。
在谈到公众对与特种作战有关的那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的理解时，一些发言人问道，各有关团体是否就没有一致努力贯彻这次会议精神的适当方法呢？威尔森将军的发言有这样的意思，即只要问题的性质没有明确规定，这个问题就仍然会使制定政策的人们烦恼。他断言，冲破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教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或许，今后的工作需要按照沙克利先生提议的办法去做，即由总统任命的委员会全面负责解决这个问题。
沙克利先生插话，论及苏联政策上的机会主义，而美国的目标和方法却都不明确。虽然他们的政策不如我们的吸引人，但他们却毫不犹豫地予以推行。我们的政策虽好，但往往在推行时犹豫不决，即使时机成熟了，也不果断行动，如今天的莫桑比克。威尔森将军表示同意，并说，这个地盘让出来了，任凭苏联人在第三世界随心所欲地输出他们的革命教条。
另一位发言人问道，在日前情况下，各情报机构竞争是否太过分了，单独建立一个机构，取代中央情报局这样的情报机构，去实施特种作战是不是更好些。托瓦先生承认，竞争问题确实存在，但他认为可以这样，而且已经这样按系统来处理了。因为特种作战在过去一直通过情报机构实施，并已取得一些成功，今后还是有理由继续通过这些机构进行工作。由此而增长的有利条件包括，有更多的取得情报资料的手段，对海外环境更熟悉，而且有时还可迅速利用那些可用于作战的手段。
当大家谈到假定的总统任命的专门小组委员会能够很好地处理这类问题时，沙克利先生插话说，即使人们对这个领域里的许多可供我们选择的办法存有偏见，美国也应该利用我们，独有的特殊方法和经验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大家所建议的那种样式的专门小组委员会，可能会支持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解决办法，特别是在战争或危机时期，基本上一律使用军事方法来解决非正规战争，将所有非军事机构转归军方指挥。这个课题显然需要继续仔细研究。
会议还提出，决策者使用情报应谨慎，其原因是情报并不一定都是可靠的。建立一个坚实的材料基础是当务之急。而且情报方法也需要现代化，因许多方法都过时了。一位发言人在谈到情报的工作背景时坚持认为，应有更多的分析人员参加决策过程，特别是分析我们对手的作战方法时更是如此。
会上有人对威尔森将军发表的下述意见表示怀疑，即心理战不应该包括在特种作战的范围内。其理由是心理方面的准备是非正规作战的基础，把两者分开而放弃心理战这项极其重要的能力，可能严重地削弱非正规战。威尔森将军认为，心理战是无处不有的，适用于任何形式的军事行动。若把心理战划入非正规战斗的范围，它对支援所有军事活动的概念和理论，发展就会受到限制。他引用了1959－1960年间的例子，各军事学校 [ 译者注：包括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都想利用年轻的布雷格堡军事知识人员(指特种部队 ] 的想法，后者拒绝了。这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妨碍了新的观念进入学术的主流，给我们造成了损失。他承认有“把洗澡水和婴儿一起泼出去”的危险，但又争辩说，把心理战和特种作战分开的办法一般说来对整个系统是有益的。
讨论会就正规军对情报和特种作战的态度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在这个问题上举了越南这个明显的例子，1968年1月，特种部队和他们当地合作者报告了大规模的敌军通过他们所在地区向南机动，这些报告被上级组织认为不可靠而未予考虑。一位发言人争论说，这种态度至今没有多少变化，出席我们这个会议的就没有几个高级军事机关的代表。要改变公众的态度，军内的态度必须首先改变。他指出，今天美国特种作战能力基本限制在预备役军人的范围内，现役军事机构并不相信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
有一位发言人在讲到前面提到的越南战争中的情报可靠性问题时，把它部分地归咎于派到那里去的军事人员缺乏连续性，由于使用人力的决策有问题，在组织机构上没有保留熟悉情况的人员。在谈到这些问题时，人们又一次引用英国特种活动中队的经验，并把它作为美国赶超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