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作者：弗兰克·R·巴尼特等 编·美国
出自————《美国战略中的特种作战》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场重病可能由于它初期的症状和一般病症相类似而难以确诊。由于同样原因，对某些类型的侵略也难以作出早期的准确判断。这些类型的政治－军事的病毒或意识形态的传染都难以在早期察觉。如果不在初期阶段对其加以识别和回击，就可能导致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本书对苏联在以各种方法推动和支持“革命的”暴乱中所扮演的角色，运用类似医学上的方法进行了分析。对此，西方国家尽管提出了某些药物，但迄今仍未找出有效的药方。
为进行一场可能爆发的大战，莫斯科不仅忙于部署导弹和坦克部队，还在四大洋检验其海军的作战能力。在过去的十年中，趁美国社会受越战的冲击尚未恢复之机，苏联戏剧般地提高了进行“低强度”冲突的本领，同时也增强了正规作战的部队。苏联公然入侵阿富汗就与一般的做法不同。在一般情况下，莫斯科向国外派遣军队都是巧加伪装的。
就这样，在七十年代的后五年里，有八个亲苏的共产党利用由克里姆林宫提供的真枪实弹(加上搞颠覆的无形武器)，在亚洲、非洲和中美洲夺取了政权。这包括河内对南越的入侵(1975年)、寮国战斗部队在老挝的胜利(1975年)、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安哥拉击败两个对立的反抗组织(1975－1976年)、门格斯图上校在埃塞俄比亚的奇袭(1977年)，河内在柬埔寨以亲苏政权取代波尔布特(1979年)、桑地诺集团在尼加拉瓜推翻索摩查(1979年)。格林纳达也行将列入这一名单。而且，众所周知，萨尔瓦多一直受到沉重的压力，那里的游击队正在接受着大量的外部援助。
不可否认，革命取得成功是由各种因素引起的。但在上面提到的各个事例中，苏联人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援——有时是直接的，有时则是间接的，通过代理人来实现，比如通过古巴人、东德人、捷克人、北朝鲜人、越南人、利比亚人、南也门人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很清楚，莫斯科为了进行“低能见度”战争，现在已经建立起一种洲际性的组织。相反，美国不仅对进行这种隐晦不明的冲突准备很差，而且它制止这种冲突的努力还受到北约盟国和国会里有影响的集团的抨击。这种绅士词汇中尚无定义的“战争”，一直使西方民主国家狼狈不堪。
在排列国家安全项目的顺序时，人们通常首先着眼于制止核战争，保卫北约组织和防止苏联人在技术上突然超过我们，比如反潜战技术上的突破或天基激光器的实用化。没有人怀疑，五角大楼化费大量投资，防止“最坏情况”出现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最坏情况”可以瘫痪西方，毁灭西方的文明。但是，最可怕的危险可能正是看来最不可能成为事实的危险。因此，一方面我们经常致力于避免“大战”，另一方面，也不应当忽视那些烦扰人心、反复发生的轻度威胁，诸如：恐怖主义、颠覆、暴乱、游击战，等等。
当然，在这个多事的星球上，并非每一件政治性暴力事件都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也不是每一次革命或政变都是苏联煽动的。从另一方面看，对列宁主义者来说，武装暴动从酝酿到起义是一种高度发展了的经营科学。某些时候，成功地“借用”非共产党人进行的抗议运动的口号和领导机构也是一种高度发展了的经营科学。从斯大林时起，克里姆林宫就已经使这种间接攻击的艺术臻于完善。斯大林就曾利用红军压境把东欧国家的对手吓倒，使代理人取得了政权。今天，莫斯科不需要在近邻的边境显示军事实力，就可以改变力量对比，而且从事这种活动的距离更远，技术更加完善。现在，克里姆林宫要攻击一个国家，总是把真实行动伪装起来。叛乱者以“进步联盟”的面目出现在世界上，而当地的马列主义分子似乎满足于被宣传为二流合作者的角色。在犯罪的现场很少有俄国人出现，当地的军事干部由古巴和巴勒靳坦组织训练，东德提供情报和内部保安技术，武器则由越南、利比亚和其他苏联代理人给予。
暴乱和恐怖主义的暴力行动是在“积极措施”这种具有非进攻意义的词藻掩盖下煽动起来的。“积极措施”这个苏联术语包涵着一系列隐蔽和公开影响别国事态发展的技巧。列宁主义者的准军事援助包括对干部的游击战技术训练和向他们提供武器，利用顾问促使暴乱激化，当然还包括训练和支持恐怖主义分子。更有甚者，苏联通过国际宣传和采取政治行动来谋求世界舆论承认叛乱的“合法地位”，以便保证“落实”准军事行动的效力。世界舆论承认叛乱分子从事的是“正义事业”，而许多人又认为当权者进行镇压是不道德的，这在持久的冲突中起着重要作用。于是，在支援那种似乎只是一场地区性的冲突中，莫斯科下很大的功夫，通过当地的共产党、国际和平阵线、联合国所属组织和友好团体，形成全球性的公众舆论。遍布世界的新闻媒介机构也被利用起来，紧密配合苏联的外交攻势和假情报活动。
很明显，七十年代初苏联决定扩大在第三世界的低强度冲突范围，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克里姆林宫对西方政治持久力的低估。苏联在国外投放军事力量的能力之所以不断增强，是与美国在欧洲以外地区承担的前沿战略义务不断减弱相关联的。这种从民主国家要求缓和的愿望出发所导致的心理上的退却，是莫斯科决心日益大胆地促使南半球不稳定局势更加恶化的一个因素。这种冒小险获大利的地缘战略论的策略，即从翼侧迂回北约组织所依赖的盛产石油和重要矿产的地区，对美国、日本和西欧的经济生存能力构成了潜在威胁。
假如苏联逐渐包围地球上的原料资源库，美国最终必须承担数额巨大的经济、军事援助的义务，还要投入一支相当大的美国部队，以保卫美国的经济资源。然而，只是到了最近，我们才开始发展一种抵消苏联在第三世界野心的重要能力。甚至到今天，除了拉丁美洲和太平洋的一部分地区之外，在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的冲突中，美国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用来捍卫关键性的、甚至主要的利益。
另一方面，苏联和共产主义集团却在继续发展进行“隐晦”战争的能力。苏联的精锐特种部队有数十万人之多。这些特种军事力量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总局、内务部和红军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莫斯科令其特种部队保持着最佳状态，并赋予这些部队在国外从事敏感的军事、准军事和暴力行动的任务。北朝鲜的特种部队超过10万人。古巴和东德的“雇佣兵”早已活跃在第三世界的十个国家之中。在这些准军事人员之外，莫斯科和它的代理人还保持着为数众多的宣传和政治工具，大肆鼓噪，把克里姆林宫所庇护的叛乱运动推崇为神圣事业。
低强度冲突严重影响美国利益的可能性变得日益紧迫。面对如此明显的危险，美国的国家安全计划工作在应付这个特殊问题上，为什么一直很不得力呢？明显的是，在部队部署、条令、训练和装备方面，美国至少十年没有强调应付最可能发生于八十年代的那一级冲突了。战略中有关指导美国对非正规战范围的挑战作出反应的部分，也同样遭到冷遇。在美国军事力量的组成和军事理论方面，对付特种作战仍然不占重要地位。“特种”一词——无论就战争、行动或是被选派的人员而言，在武装部队的许多指挥阶层中，人们听起来都觉得不舒服(然而最近武装部队的领导者们，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翰·维西上将和陆军部长小约翰·O·马什在内，已经恢复了陆军在非正规战争中的作战任务)。
在特种行动的定义上，存在不同意见，因此在编组适应于低强度威胁的部队问题上也存在不同见解。支援一个友好国家反击苏联支持的叛乱急需独特的技艺，所以，非正规作战艺术将会在危机中发挥最好的作用。这是丝毫不令人惊奇的。而当危机缓和时，这种非正统的技艺在公众和军队的心目中，合法性就会下降。这也是不足为怪的。更严重的是，美国的上层人物不主张将苏联型的未经宣战而且含混不清的威胁看作“危机”。因此，在“正式的和平”时期，人们没有兴趣诉诸非正规行动。例如，许多美国人拼命地反对武装自由战士们去回击桑地诺集团。而这一行动正是为了制止卡斯特罗在尼加拉瓜的代理人向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和拉美其他地方输出革命。
是的，一个民主国家不应该采取恐怖主义分子对付他们对手所使用的战术，但是道德上的问题常常是复杂的。按以往与极权主义国家和“运动”打交道的经验看，在侵略行为早已昭然若揭的情况下，代表受害者而进行干预活动，照理不应当被人看作是不道德或不明智。有节制地使用武力约束违法分子并不一定就违犯了“法律的规定”。还有，那种根本不顾遥远帝国的暴行，却一味对我们的行为挑剔地发出所谓“良智的呼声”，并非总是像它的呼号者们所宣称的那样充满着人道主义的价值观。
厌恶武力可以施仁政，但是无法取代武力。特种作战或许常常有违于美国大众的理想，但有时其它可供选择的办法甚至更加可恶。例如，我们现在厌恶低强度冲突多半是由于我们经历过越南战争。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导致了社会感情的激变，反对在任何地方使用武力。从越南得出的政治结论同样曲解了军事上的教训。这导致了忽视对此种类型冲突的准备，而这种战争又是美国最可能卷入的。
只要是五角大楼的某些部门对非正规战的方针首先表示厌恶，那么这种状况就不会令人惊讶。当派遣某些特种部队去对付那些不宜采用常规军事手段去解决的问题时，这种使用新的或精锐的特种部队来解决问题的办法，便不可避免地具有贬低常规部队的意思，从而使很多高层统治人物感到不快。其结果是，在越南余波的冲击下，在修改后的美国军事条令，部队的状况和应变计划中，一种反对约翰·肯尼迪的绿色贝雷帽“勇士们”意味深长的偏见表面化了。遂行特种作战的非军事单位大部也同样被解散了。到1981年，美国进行低强度作战的能力实际上已不存在。
如果天真的美国公众看不到非正规战争是解决影响美国利益的地区冲突的一种办法，甚至是一种已被证明的代价和危险性较少的办法，那么要美国部队准备去打一场非正规战争是否现实呢？七十年代末，美国用于进行低强度作战的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手段并不令人鼓舞，但是至少里根政府已经给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开了绿灯，允许他们发展这种非正规作战能力。
从积极方面讲，为重建低强度作战技能所进行的有节制的努力而产生的政治影响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财富。在军事原则和军队编制方面作出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决定，向我们的盟友和潜在的盟友(同样还向我们的对手)发出了信号，表明美国已经重建起应付非正规冲突的能力。而且，尽管人们对美国介入萨尔瓦多进行争辩时，继续用越南问题做似是而非的对比，华盛顿毕竟还是敢于采取行动了。再者，美国公众的政治意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对格林纳达行动的赞许态度足以为证。公众的意见是可以通过成功的业绩，以及通过教育加以改变的。因此，美国目前对特种作战的含混态度，并非注定它将永远不允许我们有效地运用这种艺术形式。
为了从美国战略利益的宏观方面对特种行动加以重新探讨，国家战略情报中心与国防大学、乔治敦大学国家安全研究所，于1983年3月4日和5日两天在华盛顿联合召开了一次讨论会，其意图是以此作为一个开端，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八十年代特种作战的更大的潜在作用上。应邀到会的总共有60名过去或现在积极从事特种作战军方的专家，还有来自民间机构和国会、新闻界、学术界的专家们。
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中心为了引起对敏感的公共政策的关注而进行了努力，几年前建立情报研究协作中心就是一个先例。建立这个机构的目的是提供一个中心，以使人们对一个民主国家中的情报工作的作用有一个中肯一致的认识。该中心此后举行的座谈会记录已分五卷出版，题名为《八十年代情报工作的要求》。这些文件为政府机构、国会的工作人员、新闻界和各院校的教师们所广泛采用。这决不是说情报工作座谈会上所提出的和争论的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相反，会上进行了大量的辩论。但是，这些辩论不像七十年代中期对情报工作进行公开辩论时那样带有刻薄的色彩。情报研究协作中心这种探索的结果是，情报工作被当作对外政策必不可少的手段而运用，争论的焦点在于其质量和效率。这次有关特种作战问题的会议有意仿效这种做法。
这次特种作战会议的前提是，当美国的经济、政治地缘利益在一场非正规冲突(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冲突)中受到影响时，它必须发展多种多样的、甚至新奇的方式，以保卫美国的利益。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前提，就是一个民主国家需要一种“民－军合作”的形式，以加强国家的防务。公众的意见和国家的意志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文官当局在防务方面的作用更为突出。
这次会议也探讨了怎样驳倒那种大肆宣传的“脆弱之窗”的谬论。这种论调几乎不可避免地被解释为“在我们的导弹发射井遭到第一次打击的威胁时，必须集中足够的力量作出核反应”。但是，不幸的事实是西方社会生活在一座有很多窗户的房子里，其中很多窗户是容易受到攻击的。列宁的继承人可以从北方进行威胁，但是他们的代理人则在盛产重要资源的南方夺取地盘，正是在南方——北约组织以外的地区，美国缺乏应付冲突的坚强能力。在这种背景之下，组织这次会议有以下三个具体的(尽管是有限的)目的：
(1)探讨特种作战行动的形式和范围(包括苏联集团的能力)，估价美国指导这些活动的现有能力是否能够有效地应付八十年代非正规战的危机和有限战争。
(2)核定在政府各部门内和公众中，特种作战作为美国安全战略的一个因素，特别是在越战时代以后的气氛中，其合法性是否具有坚实的基础。
(3)促使那些在与特种作战有关机构(国防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武装部队的各部门)的不同部门工作的专家们，能够彼此交换意见，并且能有选择地与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就特种作战这一课题交换意见。
会议的组织者认识到，对特种作战这一课题在观点上存在广泛的分歧，因此力求在与会者中能包括各方面精通这一复杂问题的人员。对特种作战有兴趣的机关都有代表参加，因此会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主要的机关团体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长办公室、参谋长联席会议组织、陆军部、海军部、空军部、国务院、美国新闻署、国会、学术团体、各政策研究中心以及新闻界。这次会议纪要的出版，就像从一开始就希望的那样，将会证明它对各大学、军事院校的课程和有关政府单位是适合而有用的。
会议纪要中首先是陆军部长小约翰·O·马什阁下的致词。马什部长把美国特种作战的历史追溯到独立战争时期，并概述了1981年国防指导方针公布之后这方面所取得的新发展。部长赞扬了对特种作战赋予新概念时，把焦点放在它是有效的常规威慑力量的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
新布伦威克大学冲突研究中心的莫里斯·特格韦尔博士和戴维·查特斯博士首先发表见解，试图为特种作战确立一个可以普遍接受的定义。他们的论文列为本书的第一章。特格韦尔博士和查特斯博士的目的是为尔后进行深入的讨论建立一个共同点。现将他们的定义综述如下：
为了达成政治或军事目的，推行对外政策而采取的小规模的、秘密的、非正统的，且常常具有高度冒险性质的隐蔽的或公开的行动。特种作战的特点是：既简单又复杂，要有创造性和想象力，区别情况使用武力以及由最高层加以监督。可协调运用包括情报手段在内的军事与非军事手段。
与会者认为，虽然有人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同见解，但它仍不失为一个有意义的出发点。曾在军队服役39年于1976年从陆军退役的、负责政策工作的副国防部长帮办理查德·G·史迪威上将强调了特种作战在有关国家安全的进攻和防御行动两方面的作用。他还描述了那些影响美国政府达成其战略目标的制约因素，集中谈到了公众、国会和行政机构对于同苏联集团竞争的性质缺乏正确的认识。第1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约瑟夫·C·卢茨准将提出一个定义，其内容比特格韦尔博士和查特斯博士的还要广泛，它包括公开的、隐蔽的和秘密的行动，以及由小规模的、经过特种训练和编组的独立行动的部队，并能够在一般任务部队不适宜或不便于使用时，运用特种技术。
乔治敦大学政治学教授威廉·V·奥布赖恩博士探索了美国运用特种作战时，在道德、法律、政治和文化方面所受到的制约因素。他陈述了如何确保不违反道德、法律标准的实际问题和如何应付由于长期进行特种作战(例如长期的反暴乱活动)而遭到政治、文化方面的反对的实际问题。奥布赖恩博士的结论是，在美国道德和法律观念的大范围内，特种作战是能够站得住脚的。
威廉·库塞维茨先生是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撰写人。他认为，在对美国的政策和利益的问题上美国著名人士中的某些人，特别是新闻界和学术界里的某些人，滋长了一种吹毛求疵的态度。只有通过政府作出坚决的努力，才能克服这种倾向。这就必须对威胁的性质、我们行动(包括特种作战)的基本原则加以坦率的、反复的解释。原美国海军军法署署长、海军退役少将约翰·S·詹金斯强调，只有特种作战有了法律依据，才有可能在政治上得到支持。
在第三章里，国防部情报局的约翰·J·兹亚克博士研究了苏联进行特种作战的方法。他的结论是，在新近增强的苏军力量中，苏联的特种部队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用于遂行远离苏联本土的地区的干预活动，就像1975年古巴代理人在安哥拉进行的特种作战，及后来苏联－古巴－东德在埃塞俄比亚的干涉。特种部队在战时的任务中包括谍报、侦察、破坏、暗杀、游击战、破坏交通线和其他隐蔽性质的直接作战行动，其企图是削弱所针对的国家的政治、军事力量。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部和正规军(特别是情报部)都具有有力的特种作战能力。哈里特·法斯特·斯科特就苏联的特种作战提供了进一步的历史背景，并指出，前苏联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早在担任克格勃头子以前，就有丰富的特种作战经验。斯科特夫人曾公布了大量有关苏联国防政策的材料，并在各种政府的和民间的组织中担任这一问题的顾问。现任国防部情报局负责苏联政治、军事事务的副处长小阿瑟·A·朱埃尔克先生分析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部和情报总局的特种部队的作战能力。他指出他们的战时目标可能是美国和北约组织在欧洲的核导弹，特别是潘兴Ⅱ型和地面发射的巡航导弹。苏联特种部队对美国的快速反应能力、美国军事力量、海外基地(可能美国本土也包括在内)都构成了潜在威胁。
第四章对美国八十年代军队的能力和特种作战进行了研讨。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罗杰·佩佐尔简要地回顾了美国特种作战的历史，并坚持认为，特种作战经常苦于缺乏人们的理解、物力限制、各军种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对立。接着，他提出了美国特种作战在今后十年为克服这些障碍所必需达到的一些要求和能力，包括各部之间的积极合作，适当地招募、训练人员和使用改进过的技术。最主要的，佩佐尔上校主张建立一个国家一级的联合特种作战机构，这样就能够制定长期计划，进行各部之间的协调和按照国家统帅当局的指令作出有效反应。在退出现役时，佩佐尔上校是联合参谋特种作战处处长。乔治敦大学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爱德华·勒特韦克对未来的特种作战能力得出了悲观的结论，因为美国军事机构的注意力基本上集中于行政、官僚机构、主要武器系统的研制、管理和官场政治，这就把突击队的活动视为不正常的事物。约翰·肯尼迪军事援助中心的原司令官、陆军退役少将迈克尔·D·希利强调，特种作战需要在武装部队中经过最精心挑选的、受过训练的并且是最好带的士兵。他把特种部队在越南的作战作为特种作战的成功范例。在那里，2,300名美国士兵巧妙地领导了69,000名当地士兵。
第五章探讨了情报工作和特种作战之间的关系。B·休·托瓦认为，这二者之间有一种亲姻和共生的关系，而且任何特种作战(无论其性质如何特殊)必须依赖于良好的情报保障。它还必须具有不间断的获取和传递情报的职能性本领。托瓦先生原先是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在隐蔽活动和准军事作战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他回顾了美国特种作战的历史，他所列举的事例都特别强调情报工作的作用。他论述了在今后的若干年内，我国需要增加哪些种类的特种作战，特别强调了其中的情报工作。他还敦促加强参预这一行动的军方和民间机构之间的协作，不仅在情报方面，而且在人力、物力上采取措施，进行有效的合作。
美国陆军退役中将塞缪尔·V·威尔逊曾指挥第6特种部队空降大队，以后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他就特种作战问题所作的演讲，不是赋予定义，而是论述了其特性、适用的原则，以及不同于其他作战行动的独特的要求。他的观点是，同苏联既不会有核战争，也不会发生常规战争，相反，我们生活中存在的是一场资源战。为了保卫世界“交通咽喉”，必须有最高质量的特种作战行动。
西奥多·G·沙克利评论说，美国在考虑非正规战争的取舍时局限于防御方面，充当“打回头拳”的角色。鉴于需要进行一种整体的特种作战的努力，他建议由总统任命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国家如何组织我们的特种作战，以对抗八十年代的暴乱和恐怖主义。沙克利先生从前在华盛顿和国外都担任过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职务。他是最新出版的关于特种作战《第三种抉择》一书的作者。他的观点是，情报对于决定何时进行特种作战、怎样进行、甚至如何持续这一作战，要不要打下去，等等，都应当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第六章里，道格拉斯·S·布劳法布论述了经济和安全援助与特种作战的关系。就广义的解释而论，经济援助通常加强了农村的地方政府，使这些政府可以更好地对付叛乱。安全援助可以向受到威胁的外国政府提供技术或物资，使它有能力开展自己的特种作战。布劳法布先生过去也是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他是《反暴乱》一书的作者。他主张建立一个多中心机构，使之可以协调地制定经济和安全援助计划。这个中心包括美国新闻署、中央情报局和特种部队，它将成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永久性参谋机构。然而，布劳法布先生告诫说，不要采用类似肯尼迪当局的高能见度的做法。参议员威廉·阿姆斯特朗的前立法助理、现任负责人力、资源和部队人事的空军副助理部长约翰·凯利，赞成建立这样一个组织。但他告诫人们，国际开发署或美国新闻署之类的官僚机构，对特种作战的性质和问题缺乏了解。解决的办法，按照凯利先生的看法，包括说服美国人民认真地考虑发展民间手段进行情报战，并使其认识到加强低强度冲突的准备会使我们避免高强度的战争。美国陆军军事援助学院国际关系研究系教官戴维·德克尔少校强调，那些行将参预军事援助助民活动的人员，有必要培养文化方面的感情和提高专业技术知识。
在第七章里，美国陆军上校艾尔弗雷德·帕多克试图根据越南战争的经验，估价美国心理作战的能力。帕多克上校强调，越战期间美国心理作战的能力是不足的，并认为，自那时以来，几乎没有为改进这种能力做什么事情。心理战应当在适当的教范中加以制度化。心理战的原则应当在各军种的初级学校中施教。心理战应当和特种作战加以区别，因为它是一种可以用于各种冲突的“武器系统”。美国陆军大学国内和国际安全研究室原主任、第4心理作战大队前大队长帕多克上校倡议建立一个国家一级的心理战组织。现任“自由之声”电台主任乔冶·贝利将苏联对新闻的控制和操纵，与西方新闻界扮演了政府的对手的角色进行了比较。科学技术应用系统副主任E·弗雷德里克·贝尔登博士说，美国必须给心理战下一个更好的释义，并更好地费一番心力。他甚至提出索性更换名称，或许对遭到诋毁的心理战的形象有所改善。
在最后一章里，芝加哥洛约拉大学的萨姆·C·萨凯西安教授分析了体制与低强度冲突的关系。他指出美国的政治制度和军队过去经常同非正规冲突和非正规的或特种作战的组织格格不入。萨凯西安博士推论说，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融合军事和非军事能力于一体的永久性指挥系统，它的基本任务是：(1)对低强度冲突进行指导；(2)把各部门对低强度冲突的观点和解释综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概念。他还强调实施低强度冲突与反低强度冲突之间的区别，以及专门进行低强度作战的部队和正规部队之间的区别。陆军副助理部长肯尼思·伯奎斯特(负责预备役和动员)进一步指出了政府各部门阻挠组织机构变革的问题。他还提出分阶段进行改革和调整的方案，建议根据现有组织状况谨慎地进行改编。前兰德公司副主任乔治·坦纳姆博士提醒人们注意现在似乎还没有一个致力于宣传的组织机构，把苏联在低强度冲突中的行为告诉美国人民。坦纳姆博士的意见是，在新闻方面作出努力，可能是促进民众对特种作战给予支持的最重要的因素。
值得提出的是，与会者中有4名著名的英国人士，他们的到来使我们得以分享他们的专业技术和他们从体现特种作战能力的样板——特别航空勤务团的服役中所取得的丰富经验。斯利姆子爵和他的同事们为讨论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会议无意硬行取得一致见解，然而很多方面的意见大体上是一致的。多数与会者赞成发展一支有效的美国特种作战力量，但在如何达成这一目标的途径和方法上意见则不同。论文和讨论会发言的观点当然是代表他们本人的。那些现在在安全、立法机构中任职的与会者更是如此。他们所发表的意见不应当被理解为代表他们的部门、机构和委员会的立场。然而论文和讨论的总结将会阐明某些影响美国特种作战的问题。我们希望这些论文和总结，将对公众了解这一课题做出贡献。这一课题无疑会在今后十年引起日益增长的关注。
弗兰克·R·巴尼特
B·休·托瓦
理查德·H·舒尔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