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的和谐与不和谐·第十四
作者：爱德华·鲁特瓦克·美国
出自————《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结局·大战略·第三》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大家也许已经认识到，在战略的各个纵向层次之间，和谐是不会自然产生的。但是我们还必须充分理解不和谐的含义。当一种武器在技术上效能很低，在战术上不能充分达到目的，在战役上价值很小，在战区战略上几乎毫无作用的时候，我们会有把握地预测在大战略这一最高层次上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即在各国平时与战时对外交往这一更广的范围内，这种武器与部队中的其它武器装备相结合，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最终效用。如果不出现其它国家对这种武器效用估计发生误差的话，如果不蓄意对其进行欺骗宣传并获得成功的话，希望它能在劝导方面所起的作用将是微不足道的。同样，如果不考虑战斗中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这种武器也不会在战争中为己方增加多少取胜条件。
显而易见，在各层次上依次获得的和谐成功会在大战略层次范围内产生相应的作用。至少这种作用的大小，要看在什么时代背景下涉及的范围有多大。刺刀在17世纪末刚刚问世时，虽然看上去很不显眼，由此所引起的变化却是令人瞩目的，它的出现使得所有步兵都可能装备轻火器。在那以前，为了弥补因火枪手装弹慢造成的空隙时间，每个步兵编队不得不编制部分长矛手来阻拦敌骑兵的冲锋。对于首先广泛使用刺刀的法军来说，从一开始他们就注定要赢得战斗的胜利，因为只要敌方军队的许多人仍拖着笨重的长矛作战，法国军队就比同样数量的敌军拥有更强的火力。尽管为长矛辩护的人很多，但这些辩护者不能形成一支足够强大的社会力量以拒绝新事物、保留旧事物，象埃及的马木路克那样曾阻止了轻火器的引进而保留了剑。
最重要的是，新的发明与当时尚未变化的战术、战役方法、战区战略以及团队编组完全是相适应的。以前的长矛手能够很快地训练成火枪手。而在补给方面的压力也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当时每个士兵携带一百发子弹就足够整个作战时节使用了。这样，直到刺刀终于被全世界广泛采用和法国完全失去这个优势以前，运用刺刀这种技术上的进步在更高层次上各纵向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并未被否定或削弱，相反，它的作用在大战略的层次上是十分明显的。
在我们这个世纪里；英国在1940年不列颠之战时采用“链层”式雷达站网络系统也取得了类似的效果。在战区战略的层次上，英国皇家空军的防空任务并未发生变化，在战役和战术层次上，情况与过去并无二致，无论雷达预警手段是否拦截到敌机，任务本身、战斗机动的性质以及飞行中队和飞行大队的编成都依然如故。再一次，技术创新在三个较高的战略层次上畅行无阻，它的作用是以数量增值的方式在大战略的层次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有了雷达提供的信息，皇家空军的飞行员知道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需要他们，因而不必为搜寻入侵的敌机而进行巡逻。相反，皇家空军的战斗机可以一直在地面待命，直到战斗机司令部的雷达信息跟踪室将它们派往指定的目标。皇家空军可以使所有的飞机加满油，做好战斗准备，飞行员在战斗允许时还可以休息，以便倾全力抵御德国空军。正如刺刀等于增加了法国火枪手的人数一样，雷达等于增加了做好战斗准备的英国战斗机的数量。雷达的技术效用的全面价值达到了大战略这一层次。
然而，不和谐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我们已经遇到过这方面简单明确的例子，即一个层次上的进步在下一个层次上被完全否定了。例如，法国1870年装备了后膛装填机关枪，这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技术革新。但由于部队编制本身的原因，这项技术革新的效能在战术层次上付之东流。这种极不和谐的现象所导致的后果是，后膛装填机关枪在大战略的层次上完全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特别在涉及到新武器时，这种被全面否定的现象绝非罕见。如果技术上的革新与编制上的改革步调不一致，发展的动力不同，那就足以使两者之间出现致命的不和谐现象。
然而，致力于探索战略领域的人们更有着极普通的共同感受——实际上，也是他们通常面临的困境是，不和谐情况非常微妙和少见，绝对否定的结果也少，更多的是成败两方面的全面的相互渗透。从我们前面描绘的战略形象的角度来看，在任何一个层次上的作用和反作用的波浪和逆流都会在成败两方面透渗到它的上一层次和下一层次。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略各层次的相互渗透
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德国远征军在北非的作战，这是现代军事史上不和谐的一个典型例子。1941年2月埃尔温·隆美尔中将首次被派往意属利比亚的首都的黎波里。开始他只有一个机械化师。当时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正在加紧准备，希特勒认为埃及不值得攻取 [ 注：希尔格鲁伯《希特勒的战略》(1965年)第190-192页。 ] 。因此隆美尔受领的任务极为有限，希特勒只要求他帮助意大利抵抗英军的进攻，并不要求他攻入埃及，因为英军的进攻几乎快把意军从北非的殖民地赶出去了，这对轴心国的威信将造成损害。即使对利比亚辽阔而空旷的东半部领土昔兰尼加，德国也只是打算等到秋天过后，如果条件允许，再重新夺回。
给隆美尔下如此谨慎的命令似乎本无必要。隆美尔的部队规模太小，难以发动进攻；他本人以前从未到过北非，对沙漠作战毫无经验；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德国陆军对那种艰苦的环境完全未做好准备，既没有必要的装备，也没有进行沙漠作战的训练 [ 注：1941年2月17日的英国情报分析认为，由于沙漠战争需要进行各种准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的黎波里方面不会发起任何重大的反攻。”见欣斯利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情报》(1979年)第389页。德国陆军司令部也持同样的观点。 ] (机动车辆没装滤沙器，德国人甚至还不知道低脂肪食物对部队在沙漠气候中保持身体健康是必不可少的。 [ 注：范·克利夫特《战争中的后勤》(1977年)第184-185页。 ] )。德国陆军司令部早就计算过，发动征服埃及的进攻至少需要4个装甲师和相应的空军力量。由于“巴巴罗萨”计划的原因，这些部队不可能抽调过来。而且整个利比亚境内从的黎波里到埃及前线的道路只有一条，即维亚巴尔比亚公路，该公路沿海岸线绵延1000多英里 [ 注：若了解由总参谋长哈尔德记录下的德国陆军总司令部的观点，请参阅拉里·阿丁顿所著《闪击战时代与德军总参谋部》(1971年)第162-163页。 ] 靠为数不多的机动车辆难以沿此公路向庞大的部队提供给养。此外，通往意大利港口的海上通路极不安全，轴心国的船只不断受到英国潜艇和从马耳他岛上起飞的英国飞机的攻击，损失严重。最后，的黎波里只有一个港口，若进攻埃及，它的吞吐量满足不了需要 [ 注：马丁·范·克利夫特《战争中的后勤》第184-185页。 ] 。
在战区战略的层次上，英国的处境有很大的优势。英国控制了东边从埃及一直延伸到巴勒斯坦、外约旦、伊拉克和波斯湾的地区；在南边则延伸到苏丹，实际上是从开罗直通开普敦的广阔地区。此外，英军部队，加上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非的派遣部队，已远远超过德国所能派出的兵力，即使在“巴巴罗萨”行动之前也是如此。而且总的来说，这些部队的素质也优于隆美尔所辖的意大利军队。在补给方面，英国的优势就更大了。它在好望角周围的漫长的海上交通线是安全的；在苏伊士运河两端都有出入港口；从苏伊士运河到开罗和亚历山大，则有良好的公路和铁路；英国有设备良好的基地和工厂，还有充足的不受油料短缺影响的车辆运输能力。因此，在战区战略的层次上，就隆美尔所拥有的人力物力而言，人们充其量只能期待他进行有限的防御。
隆美尔是于1941年2月12日到达的黎波里的。他只带去了一个人数很少的参谋班子和有一个驻利比亚德军总司令的头衔 [ 注：以下是根据罗纳德·卢因的《非洲军团的生与死》(1967年)和戴维·欧文的《狐狸的踪迹》(1977年)第67及其后。该书叙述丰富多彩，但很真实。 ] 。两天后，几艘运兵船送来德军第5轻型师的侦察营和反坦克营，大约2000人，配有枪炮和装甲车，但没有坦克。不顾空袭的危险，隆美尔命令这几艘船在探照灯的照射下连夜卸载。第二天，即2月15日，这支小小的德军部队在的黎波里的大街上列队行进，然后直接向东开去。当时英军已占领了利比亚东部昔兰尼加地区的首府(距的黎波里600英里的)班加西，并又向前推进了100英里。但英军已不想再向前推进了(当时希腊战役即将开始，英军正在撤回部队准备运往希腊)。隆美尔本来不发起进攻就可以完成他的任务。当时隆美尔完全可以等5月中旬答应给他的第二个师——第15装甲师到达之后再试图发动一次攻势。而且即使到那时，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命令，他的攻势也仅限于昔兰尼加的门户艾季达比耶以西的地区。
隆美尔没有服从命令。没等贮备补给品，也没等安排好物资的运输，也没有停—停使他的部队适应一下环境，他便率领这支小小的部队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向前机动。1941年2月26日，德军第一次与英军遭遇并接火时，已到达的黎波里东边470英里了。一星期以后，第5师唯一的装甲团带着大约50辆坦克到达了的黎波里。同样，该团在市区街道上列队行进后便直接向东开去。一个月后，即1941年4月2日，隆美尔打响了夺取艾季达比耶的第一仗。艾季达比耶位于英军沿海岸公路布防的昔兰尼加大凸出部之底部，距的黎波里以东500英里。到了艾季达比耶就有沙漠小道穿过凸出部通往邻国埃及的海岸，隆美尔本可以到此为止。
但隆美尔却直接违抗希特勒本人的命令， [ 注：阿丁顿《闪击战时代》第165页。 ] 把他本来就很少的一个师的部队一分为二，一路迫使英军沿漫长的海岸公路撤退，兵力较强的另一路则沿着岩石重叠的骆驼小路穿越沙漠。实际上隆美尔不是派遣，而是亲自率领他的部队一路向前，尽管第5师本身有一位出色的指挥官，隆美尔却经常乘坐一辆敞篷汽车走在部队的最前面。两天后，即1941年4月4日，沿滨海公路行进的德国人到达距的黎波里600英里的昔兰尼加首府班加西。4月9日，机动性超人的德军穿越沙漠突然出现在托卜鲁克面前。当时在昔兰尼加东部的托卜鲁克港是英军主要基地，距的黎波里足有1000英里。英国人当时还以为隆美尔仍在的黎波里等候第二个师的到来。由于这样快就到达沿岸公路和托卜鲁克，隆美尔已使自己的部队大大超过了德军薄弱的补给线所能承受的极限。这条补给线由的黎波里出发，且刚刚建立不久。德军只能派出本来就很少的运兵车辆回去取油，而后便不得不靠缴获敌人的油料。当时德军有一半的坦克抛锚在路边。人员疲惫不堪，几乎站着也能睡着。总兵力从一开始就很少的德军又被分散在广袤的沙漠之上。
但是，就在因攻势过度而彻底自行溃败之前，反常行动却获得了好处。
德国人的推进远比英国人的预料要快、要远 [ 注：欣斯利《英国情报》第389-393页。 ] ，英国在托卜鲁克以西昔兰尼加的所有部队败于德军的机动行动并遭到分割，被迫仓惶撤退。英军在败退过程中遗弃的装备比德军进攻前所拥有的还要多。此外，英军还丢下了大量的食物、油料和弹药。一次又一次，德军摩托化步兵和炮兵组成的小型特遣分队在少量坦克的配合下，出其不意地冲出沙漠，袭击、俘获、摧毁或打散沿滨海公路撤退的英军卡车、炮兵和步兵部队。英军的装甲部队虽然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但却似乎从未在适当的地点和适当的时间支援其步兵和炮兵，并且总是在没有步兵和炮兵支援的情况下孤军奋战，成为德军反坦克炮的牺牲者。 [ 注：隆美尔虽有意打乱其部队的编组，但并未扩大到战术一级，他对战术一级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当英军的步兵、炮兵和坦克部队分别作战的时候，德国却将三者混合编成特遣部队。德国人相互配合默契，当特遣队遭到英国坦克部队攻击时；德国人就以利用地形隐蔽得很好的反坦克炮对付英国人的坦克，而德军的坦克却反过来作翼侧机动，主要攻击英军“非装甲的”摩托化步兵部队。在翼侧攻击中，德军的技术优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方面的典型描述见冯·梅伦廷的《装甲战》(1971年)第71页。 ]
很清楚，隆美尔的指挥方法和他的非凡活力使德军在战役层次上获得了巨大的优势。在隆美尔的亲自率领下，德国人比英国人的行动要快得多。这好比是一场典型的空战，一名较优秀的飞行员驾驶着一架较好的战斗机可以对一架较迟钝的敌机作内侧转弯，向敌机的尾部开火而不会受到惩罚，然后再转弯第二次开火，这时候敌机还未对第一次开火作出反应。德军在战役层次上的优势最终克服了它在战区战略层次上的明显劣势。仅此一例就足以证明，一个层次上的成功可以向另一个层次渗透，而这种现象与人们理所当然设想的结果多有差异。
然而，隆美尔在1941年春天时长驱直入并没有导致德军胜利地攻下开罗。相反，在此后的两年里，英德双方开始了戏剧性地进攻继而又仓惶撤退的交替过程。先是一方后是另一方都超越了它们的胜利顶点。最后，德国人在1943年彻底失败了。尽管战果辉煌，但德国人在北非战役层次上的优势显然渗透不到大战略的层次上。从而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显而易见的道理是，整个北非战役只不过是世界大战这一更广阔的背景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它的结局注定要受到其它更关键的战区战况演变的支配：在东线，德国人几乎投入了比北非多百倍的军队；在西欧，诺曼底登陆后，德国投入了虽比东线少但数量仍然十分巨大的兵力；在亚太战区，轴心国正与英国的另一些部队作战；在北大西洋战区，盟国的船队与德国的潜艇展开了搏斗，这场搏斗关系到盟国能得到多少补给；而在所有轴心国上空的空中战区，盟军的轰炸机将展开对工业区的战略轰炸。
纵向成功与横向失败
实际上，甚至那些被我们称之为纵向领域里的非常重要的军事斗争也受到希特勒在横向领域内政治谋略彻底失败的制约。在外交、情报和宣传等横向领域内的失败使得世界上各个最强大的工业国联合起来，反对德国和它遥远的盟友日本。这样，即使在战场上取得巨大成功，德国的失败实际上已经是确定无疑了。本来，德国应该以纵向领域内的卓越成功来克服这一巨大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然而在军事上取得很多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因为德国在物质资源上处于劣势。而这正是它在横向领域内的弱点所导致的最明显的恶果。
在纵横向交汇的大战略的层次上，德国与日本的早期成功确曾在开初时减弱了横向的根本性错误所造成的影响。具体来说，德国占领了西欧大部和苏联西部地区，获得了巨大的工业能力，以及日本对马来亚的橡胶和锡、荷属东印度的石油的占有，都减缓了德国和日本外交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物质资源上的不平衡。因此，在大战略的层次上，战争初期轴心国通过战争准备和战斗力优势所获得的纵向优势削弱了盟国的横向优势。(在横向领域内，保守的英国政府与斯大林的苏联携手合作；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希特勒在珍珠港事件后无缘无故地向美国宣战和日本本身的严重失算；日本贸然向美国舰队发起了攻击，而当时它的目标是东南亚。)
当盟国动员起它们的人力资源，加上它们大部分物质资源仍完好无损时，它们在横向成功中获得的优势便开始在一个又一个战区内对纵向军事斗争起制约作用。这样就阻止了轴心国在大战略的层次上取得更进一步的进展。在战争的后期，盟国陆军、海军、空军战斗力的日益提高，能干的军事领导人涌现以及恰当的战术和作战方式，使得德国和日本在纵向的战术和战役层次上的早先的优势在各种战争形式中和各个战区内相继丧失殆尽。
随着盟国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处于有利地位，它们在横向领域内取得的优势终于在作战中得到了体现。在纵横向交汇的大战略的层次上，随着盟国对部分失地的收复、对轴心国工业区的轰炸破坏以及稍后对日本海上运输线的潜艇拦截，情况发生了逆转。那些从一开始就找错了盟友，结错了冤家的国家开始丧失它们早先通过大胆侵略而获得的东西。这些大胆的侵略既是它们军事才能的写照，又是它们政治谋略拙劣的表现。最后，盟国在纵横向两个领域都处于有利地位，它在1945年的最后胜利是绝对肯定的。在剩下来的每个战区内、由于在该战区或该战争形式中早先所遭受的损失以及由于所有其它各个战区积累下来的总损失，轴心国不仅在技术上、战术上以及战役上被盟国压倒，而且部队的数量也急剧减少。轴心国的种种困境反映了它们在横向领域中彻底的和连续不断的失败。
可是，这种结果哪一部分能体现出战略逻辑呢？的确，一次决策失误并不会对大战略的连续不断的动态过程产生持续的影响。本来德国和日本在纵向领域内的日益衰弱应该在横向领域内对它们有利，从而放慢甚至中断它们的衰落。当盟国在各主要战区内将获得完全胜利之际，当战后力量分布的轮廓已开始呈现的时候，这也正是反轴心联盟本身趋于四分五裂之时：如果战争径直继续下去，英国和美国最终面临与苏联的新的对抗。那时双方都会亟需德国人和日本人成为自己的盟友。
对于技术和工业较落后的苏联来说，德国和日本的工业才能是它特别需要的。对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在面对拥有强大地面力量的陆上强国苏联时，德国和日本的军队举足轻重。如果德国和日本作为主要大国，都被彻底打败和摧毁，苏联和英美双方都休想在开始出现的战后世界中得到的所需要德日的帮助。如果德国和日本政府以前不是把事情做得太绝，以至使任何和解都不再可能，两国完全可以施展谋略，利用这个契机。如果不是珍珠港事件给美国人留下惨痛的记忆，而这伤痛因种族主义更使之刻骨铭心；如果不是纳粹的所作所为震撼了全世界人民的良知，德国和日本本来可以利用残留的力量和未来的潜力待价以沽，诱使苏联一方或英美另一方与之单独媾和。尽管日本直到投降前夕成功地与苏联保持了和平，然而，德国和日本甚至没有认认真真地试一试单独媾和的可能性。这恰恰是德国和日本的国家谋略失败之处。
看来斯大林多少有些确信，英国将竭力劝导较单纯的美国人在纳粹德国彻底战败和德国无力帮助反对苏联之前与纳粹德国结盟。在斯大林看来，在未来的对抗中，英国和美国不与德国结成垂手可得的意义重大的同盟简直不合逻辑。至少从1943年起，他就已经在为战后的新冲突做准备。1939年斯大林还曾全然不顾纳粹的罪行轻而易举地与德国结成了对苏有利的同盟。因此，斯大林认为，英国和美国将会做出他处于英美的位置上也会那样做的事情，很可能使德国在一个没有希特勒的新的军政府的幌子下，只对苏联继续进行战争。正因为如此，1944年7月20日德国发生未遂军事政变的消息意使苏联疑窦丛生；对于任何英美人一旦与德国军官接触，苏联都犯疑心(在战争的最后几周内，盟军与德国进行局部性投降谈判这种事情最终真的发生了。)。 [ 注：在英国人通报了有关美国人在伯尔尼与驻意大利德军司令官们就德军投降一事(提出了无异是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进行谈判的情况后，苏联政府在莫洛托夫1945年3月22日致驻莫斯科英国大使的照会中斥责这种谈判是一个反苏阴谋。1945年4月3日，斯大林致函罗斯福称：“我也无法理解英国的沉默态度……尽管众所周知，在伯尔尼搞的谈判从头至尾英国人都是主动的。”(丘吉尔：《胜利和悲剧》第446页) ]
斯大林对英美两国的猜疑是错误的，但他对战略逻辑清醒的理解是完全正确的。正如他(和希特勒在最后的日子里)所预想的那样，美国与德国和日本最终还是结成了联盟，尽管那时战争结束已经很久，德、日两国的政治制度已发生了彻底变化。然而，在战争期间，为了不使任何相反的力量介入，阻止轴心国的失败，在横向领域中表现出来的盟国内部的分裂倾向遭到大力抵制。因此，在纵向领域内，打败法西斯的目标在每一战争形式上，在各大战区里最终完全实现了。
相互渗透的局限性
由此可见，即使隆美尔在北非最终打赢，他的结局也不过和驻海峡群岛、丹麦以及挪威的德军命运一样。这些德军曾无敌于一时，但无论如何，不得不在1945年5月7日投降。当然隆美尔并没有在北非打赢。尽管德军在战役层次上对英军具有很大优势，但这并不能完全抵销战区战略层次上空间因素的制约作用。人们的视野必须越出北非的范围，认识到德军作战空间因素的广阔性。我们可以设想，如果隆美尔得到更多的部队、更好的补给，他很可能达到他个人的最终目标——距的黎波里1500英里的开罗和苏伊士运河。对于一个才能仅限于战役领域和至少在北非战场上显然完全不懂得战区战略的将军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 注：或者，他本应认识到，他能够供应的跨越的黎波里到苏伊士运河(长达1500英里)的这支军队人数太少不足以击败英军，而人数多到能足以完成这个任务的军队他又供应不了，见范·克利夫德的《战争中的供给》第181-201页。 ] 然而，即便如此，这也只是一次作战胜利，或者是几次作战胜利的战果，而不是一次战役胜利。因为战役并未因此而结束。
英国人仍将继续战斗，他们无疑会在开罗以南通过上埃及和苏丹的基地建立一条新的战线，并在苏伊土运河的西奈一侧，通过在巴勒斯坦和外约旦的基地建立另一条新战线。通过红海水域，英国可同时向这两条新战线提供补给。如果置之不理，英国人就会在美国人的援助下修建基地、工场、野战医院、公路、铁路和港口，以便养精蓄锐，积累增援部队，最后收复失地。既然无法迫使英国人投降(因为只有在伦敦而不是在开罗这一目标才能达到)，德国人不得不在两者中作出抉择：要么消极等待英国人不断增加实力，并对德国人在埃及已占有的成果造成威胁。要么进一步发动进攻，夺取那些正在针对他们进行反攻准备的大片地区。这种大规模的征服也许会使隆美尔名声更大，但只要伦敦不想投降，隆美尔决不能取得战役的胜利。正如马来亚、新加坡、缅甸被日本人占领、英国被赶出东南亚以后的所作所为一样，英国人无疑将继续战斗，在外约旦东部的浩翰沙漠地带，在叙利亚、苏丹的广阔土地上，甚至在埃塞俄比亚进行抵抗。在上述地区，英国人在东线可通过波斯湾和伊拉克得到补给，在南线可通过好望角和东非得到补给。与以前一样，英国人会着手积蓄力量，最后过渡到反攻，就像1942年后英国人在印度不断得到加强、1944年开始收复缅甸、并继续向马来亚和新加坡前进一样。(由于日本的投降，就是眼看着要收复新、马，也没有必要进行了。)
即使到那时，随着部队在辽阔地区拉开战线，德国人将再次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在两条战线与一个日益强大的敌人展开无限期的战斗，要么发动新一轮的进攻，攻入英国人占据的对德国的战果继续构成威胁的那些地区。对德国人来说，只要战役没有结束，从的黎波里以来所取得的一切战果就仍将是不牢靠的，就只能靠更多的战斗来保持。对于德军来说这些战斗只能是进攻性的，这真好比德军是迎着敌人物质力量的潮涌游泳。而这一切又是他们在政治谋略横向领域内的根本性失误所造成的结果。最终，隆美尔将不得不通过东非一直攻到开普敦，同时向东越过伊拉克、穿过伊朗、征服广袤的印度，以便真正打赢他的战役。只有到那时，英国人才无法在多条开阔的战线上作战。除非德国人把英军从非洲彻底驱逐出去，并且把英军从印度撵走，进而与日本在印缅边境会师，英国人将继续对前所有的战果构成威胁，并仍旧将遥远的的黎波里作为他们的最终目标。
当1942年夏末隆美尔在埃及境内似乎达到胜利的顶峰，日本人一度似乎就要进攻印度的时候，盟国军界一些人士担心轴心国会发动一场比拿破仑战争规模更大的协同攻势，以使德国和日本在征服了的印度境内会师。据我们目前所知，当时德国人和日本人并没有此种计划，甚至连其它协同行动的计划也没有。他们所进行的战斗只象是沆瀣一气的好战者，并不是真正意义的盟友。我们还知道，当时德、日两国的进攻都已超过了成功的顶点。从1942年德、日两国庞大攻势的势头中我们实际可以看到，隆美尔的坦克部队在数量上处于明显的劣势，而且燃料耗尽；与此同肘，在延伸过度的慢长补给线的尽头，日本步兵正在忍饥挨饿。
不过，即便是德国人和日本人这两场攻势真正坚强有力，即便两支军队可以得到补给而前进得远得多，即便印度被这两国之一的军队所征服，盟国也不会失败，盟国重大的战争努力仍将毫不懈怠。无论规模多么宏大，从的黎波里到印度的整个战役仍不过是一段战争插曲。诚然，盟国会因此失去很多：印度军队的兵员(这些训练有素的印度团队在其它地方也能有效地强加英军的实力)、伊拉克与伊朗的石油(只要油船短缺不影响中东石油外运，只要德国能够将这些石油运走为已所用)、以及印度本国数量很小但正在发展的战争工业。然而，中东和印度地区对盟国所提供的大部分战争资源本来就要在该地区内部被消耗掉。因为这两个地区都需要盟国抽调力量加以保卫。因此，从盟国对抗德日的主要力量方面看，总的兵力和资源对比甚至反而会对盟国有利。
当把力量花在不能取胜的次要战区时，战区层次上的所失转化为大战略层次上的所得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在这过程中的所失不是过多的兵力损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轴心国与盟国双方的情况都是如此，就像在以往任何战争中一样。但是，这种现象在德日两国比在盟国方面体现得更为明显，这是因为双方在大战略层次上的处境有着根本的不同。
纵横向的胜败
由于盟国在战争资源方面占有巨大优势，因此，任何能削弱德国和日本军事实力的军事交战，即使给盟国自己也造成了明显的损失，对盟国也是有利的，只要这些损失的比率不超过对盟国有利的总的实力比率，或者说得再准确一点，只要这些损失不会缩小轴心国与盟国之间力量增长速度的差距。例如，在一个时期内，德国每个月生产500架战斗机，而英美每个月生产的战斗机架数是这个数目的三倍。如果不考虑两方飞行员被救援归队人员的不对等情况，即使每击落两架德国战斗机，盟军飞行要损失3架，对盟军也是有利的，积累下去的最终结果是获得胜利。此外，对盟国来说，这种消耗战在哪里打都是有利的，因为消耗是不分主次战场的。不过盟军不宜从主场上分散精力。由于消耗的不断积累无论如何都会起作用，这样做虽不会影响最终的胜利，但它却会减慢盟国胜利的步伐，原因很简单：在次要战场上无法与最大数量的敌军交战。再者，只有在最重要的战区，即轴心国的本土地区，盟国才能用轰炸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办法，运用纵向领域内的军事实力，达到在横向领域内加紧削弱德、日的目的。
德国和日本的处境则迥然不同。只有当军事上的胜利，即在纵向领域里的成功对横向领域也发生作用时，才能有助于他们打赢战争。盟军作战失利——这在战争中曾一再发生——还没有产生足够大的影响，因为它不影响横向领域里盟军的核心力量，即联盟本身。相反，有了联盟本身，盟军可以获得优势的联合力量，不断为作战部队培训战斗人员，提供武器装备。 [ 注：在理论上讲，轴心国单凭作战胜利是可以打赢战争的，但是只有当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能给盟国造成越来越多的损失，以至达到严重影响盟国部署新部队的程度时，才能赢得战争。在1943年底或1944年初以前，英国和苏联都没有达到它们的最大兵力提供能力，而美国从来没有达到它的极限。当然，到1943年，轴心国打胜仗和给盟国造成损失的能力已经在急剧下降了。 ] 换句话说，只有军事胜利可以代替政治谋略——主要是瓦解敌人用外交手段所达成的同盟时，轴心国才能从军事胜利中真正获得好处。而这一点曾确实发生过。德国完全击败了波兰、比利时、法国，迫使它们同时退出战争，因而在横向领域内改变了整个形势。但在北非，德国却不能以同样的方式通过纵向领域的成功获得横向领域的好处。在北非，既没有那么些国家被德军所压倒，也没有有价值的战争资源。
因此，德国陆军司令部一开始就反对隆美尔在埃及的冒险是十分正确的。即使希特勒予以批驳，他也仅给了隆美尔很有限的兵力。因为他欣赏隆美尔的战绩主要是出于宣传价值：特别与俄国战线的德军相比。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沙漠骁将为德国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样板。当时在俄国，德军虽已取得很大成功，但已显示出不祥之兆。 [ 注：许多历史学家批评希特勒拒绝在1942年夏给隆美尔派出援军，指出只是当隆美尔在阿莱曼失败之后才给他送去大量德军。但到那时，德国人的目的已不再是征服埃及、而是阻止突尼斯的陷落，以保持意大利在战争中仍能作为自己的盟友。突尼斯已是轴心国手中的西西里对面的最后一块北非领土了。与征服埃及不同，这是大战略层次上的一个重要目标。 ] 而向埃及进军并不能达到什么重要目的，它不能使德国在北非吸引大量的英国军队，因为英军在1941年或1942年根本没有主次战场之分，德军则在隆美尔到达的黎波里后就很快有了主次战场之分了。
只有在东线，德国才可能在大战略方面取得确定的成果。德国人通过打击苏联，至少会有取胜的机会，因为在那个战区，纵向胜利可以产生横向后果：对苏联人口和资源的掠夺即可削弱苏联同时又可增加德国的实力，仿佛利用外交手段拉走敌人的一个盟友一样。德国可以把苏联的人口和资源都用于德国的战争事业。彻底征服苏联当然会消除希特勒最大的政治谋略失误所造成的恶果，从而使德国能够对付因美国参战与英国并肩作战所表明的新的政治谋略失误。上述例子表明，纵向领域的成功可在大战略的层次上发挥主导的作用。
德国至少在北非这个次要战场上只投入很少的兵力，而日本帝国在横向领域里，是错上加错了——从广义上讲也是一个情报失误——因为日本人把它的军事力量大量分散在各个次要战场上了。袭击珍珠港以后，日本人曾继续占领马来亚、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他们认识到通过纵向领域内的努力去达成横向领域内的效果。尽管上述国家中没有敌对的盟国需要打击或瓦解，但占领这些地区可在重要的资源方面获得相应的补偿，如马来亚的橡胶和锡、荷属东印度的石油。至于占领菲律宾事实上只动用少量部队就告得手，那样做是有道理的，主要因为菲律宾可作为重型轰炸机基地用来攻击日本，而美国当时也确实有此打算。然而，另一方面，日本人随后又入侵缅甸，派舰队突进到印度洋，进犯南太平洋，特别是企图征服新几内亚。最重要的是，日本人继续在中国进行战争。所有这些行动都使日本人偏离了从理论上说日本能够打赢这场战争的唯一战场：合众国本土。
既然日本已经帮助美国做了美国人想做而做不了的事，使美国人毫不含糊地投入战争，日本人只有入侵这个本不该招惹的国家才有可能弥补其政治谋略方面的失误。只有在美国本土将美国击败，从根源上断绝它日益增长的实力，日本人才能将纵向领域内的暂时优势转变为大战略层次上的决定性胜利。为确保胜利，袭击珍珠港后，日本人所要打的一个战役应该是入侵加利福尼亚，然后是征服美国生死攸关的重要中心，最后迫使华盛顿的一个亲日政府接受和谈条件。然而可以肯定，即使将在中国和其它地区的日军全部撤回，日本帝国的军队也无力做到这一点。因此，日本人当然从未敢抱有这种奢望。由此看来，袭击珍珠港后，日本人的最佳选择就是立即求和：日本以牺牲它还有数年作殊死抵抗避免最后失败的能力，来换取美国的让步，从而使美国也可避免为求胜而作战。
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美谈判中，罗斯福政府就曾向日本帝国提出了许多要求，包括日本军队从中国撤军。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无疑会要求日本也从满洲撤军，并且很可能要求日本从它的旧殖民地朝鲜和台湾撤出来。此外，由于发现了日本的军事力量确实是多么有效，美国领导人肯定会坚持让日本部分裁军。这便是日本偷袭珍珠港战术和战役成功的真正价值，从事后最好的战斗进程来看，如果当时日本飞行员迷失了方向或没有找到攻击目标，日本的处境倒反可能会好些。从纵横向交汇的大战略一级看，日本在横向领域内处境是如此不利，以至偷袭珍珠港在战术战役上的成功确实比在战术战役上的失败还要糟。
这种例子远非罕见。战术上的成功，甚至非常出色的成功，在大战略的层次上却造成相反效果那是常有的事。在这方面变多为少的全部必要全件正是纵横向之间的极不和谐。例如，如果大轰炸所造成的外交效果和宣传效果都是不利的，那么，多轰炸比少轰炸更糟糕，精确摧毁式的轰炸比效果不佳的轰炸更糟。如果在纵向各个层次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和谐，那么，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军事行动总是不成功的，但如果纵横向之间存在着不和谐，纵向领域内的成功比失败更糟糕。
因为日本帝国从一开始使用的就是败招，一旦它在袭击珍珠港后不能向华盛顿进军，那么在太平洋战争中也就无真正决定性的会战可言了。在珊湖海、中途岛、新几内亚、瓜达卡纳尔地区进行的海上和空中战斗的成败只能决定日本败得早些还是晚些而已。这些战斗无论多么富有戏剧性，也不会在大战略的层次上起决定性作用，因为它们不能决定战争的结局，象德苏在东线打的几场会战确实起到决定作用那样。即使1942年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海战中取得彻底胜利，它的结果也不过是暂时的。即令被击沉的航空母舰是美国的而不是日本的，美国无疑最迟到1944年仍将占有海上优势，因为美国的造船业、飞机制造业以及飞行员训练工作都能保证做到这一点。即使日本人在中途岛败得更惨此，也只能使日本的最终战败来得更快些而已，而日本的这一结局自从美国海军力量充分动员起来之后就已经不可避免了。
即使不入侵美国，日本仍有某些机会通过谈判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如果日本人避免打大仗，而不是竭力要打大仗，如果日本人避实就虚，只在遥远的南太平洋岛屿上与美国进行零散的战斗，他们就有可能将这场战争年复一年地拖延下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很可能使用重型轰炸机和原子弹使这场漫长的战争中断下来。但如果不这样做，而且如果我们设想日本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这场战争，日本很可能通过拖垮美国人民的耐心，而不是通过耗尽美国的资源，瓦解珍珠港事件后美国赖以进行战争事业的全民统一意志，从而得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这样，日本可以利用小规模的军事胜利取得宣传上的效果，使得自己在智谋和外交上的失败在横向领域本身范围内得到补救，因为这些小规模的军事胜利将使美国人面临战争无限期拖延下去的困境。
和谐的效果
北越人不象日本人，他们没有袭击珍珠港那样初战告捷所带来的不良后果需要消除。他们正是靠着纵向领域内持续不断的微小胜利并以机智的(从最广义上讲)宣传和外交手段在横向领域内扩展胜利，从而赢得了战争。在纵向领域内，北越人也不完全是失败的。在战术和战役层次上，他们至少能与对手平分秋色。只是在战区战略的层次上，他们稍逊一筹。 [ 注：靠步行的北越人从越南的一头向另一头重新部署的能力与靠公路运输、空运和海运进行这种行动的美国和南越军队在机械化方面要逊色得多，但另一方面，隐蔽性又使他们在每一次运动中掌握着主动权，所以他们为任何每一次战斗集中兵力的能力并不逊色。他们增援正在进行着的战斗的能力可以说是较差的，但是他们的作战方法比较灵活，打完就迅速散开。 ] 至于在技术的层次上，北越人的战争方式使得技术对双方来说都无关紧要，虽然在这个层次上，美国人怀有独特的行动热情。尽管如此，一旦美国人干预，北越人还是不能仅靠纵向领域内的成功制胜。对北越人来说，积战术胜利并不能赢得战争，原因在于，越南并不是战争的主战场，而只不过是战斗的舞台，对手的力量来自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战场，即美国本土。美国自始至终是南越人装备和补给的主要来源地，并且从1966年到1972年期间也是美国军队的来源地。即使北越人能够击败每支用来对付他们的美国军队，仅仅靠纵向领域内的胜利，也无法使他们能抵抗不断派来的更多的军队，最后还是要失败。
北越人也没有能力阻止美国军队跨过太平洋源源不断地开到越南。他们没有在广阔海洋上作战的潜艇或飞机，并且在战争快结束以前他们没有足够的地面力量封锁南越人的港口和主要机场。对美国本土，北越人在纵向领域内更难运用军事力量。美国人不断对北越进行轰炸，而美国本土却当然不会受到北越的轰炸。然而北越人的外交和宣传却不受地理范围的限制，它破坏了美国与其欧洲主要盟国的关系，并且它的影响还深入了美国本土，造成了强烈的后果。
就这样，在没有靠战斗打败任何一支大规模的美国部队以及没有耗尽美国物质力量的情况下，北越人通过成功地发挥外交和宣传上的影响瓦解了美国赖以支持战争的统一的政治意志，赢得了战争。他们首先使美国军队撤出了越南，而后又使美国对南越供给装备和补给的数量急剧下降，而苏联和中国的装备和补给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越。对于北越人来说，军事上不断取得成功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并不是为了打赢战斗，因为无论如何打赢战斗都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仅仅是为了使战争继续下去，以创造使外交和宣传手段可以得逞的条件。
北越人的胜利向我们说明，在大战略的交汇处只要与横向领域内的要求相和谐，即使纵向领域内最微小的成功也足以带来胜利。相反，如果纵横向之间产生不和谐，即使在战争中取得最巨大的成功，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甚至可能起相反的作用。1973年安瓦尔·萨达特发动的10月战争的成功更加突出地显示了这一原则。
埃及人自己也知道，他们不可能靠直接的军事行动制胜，即越过苏伊士运河击败在西奈半岛的以色列军队；然后按自己的意愿提出和平条件，或继续向以色列国土内部推进。尽管埃及部署的军队大大多于以色列的现役常备军，一旦以色列动员预备役力量，就可以建立7个地面师；并从这些师中抽出足够的力量前出西奈击败埃及可能部署的8个师。何况以色列还拥有全面的空军优势和在战役层次上享有装甲机动方面的优势。 [ 注：有关这个问题的唯一公开文件收集在哈诺奇、巴尔托夫的《护壁》(1981年)一书中，关于师的计算，见该书10月8日的图表。 ]
但从另一方面讲，当时的国际形势对埃及却十分有利。1973年时，美国刚从越南脱身不久，无心再战。苏联却跃跃欲试，喜形于色地声称在世界政治的现实生活中与美国取得了战略上的“平等”地位，而事实上，美国在1972年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中已很轻易地向苏联做出了这种让步。在全世界对石油的需求日益增长以及美国国内石油产量下跌的情况下，波斯湾地区的阿拉伯石油出口国靠限制石油出口掌握了油价的决定权。这些国家的石油生产是其它国家无法取代的，任何的石油出口中断都会立即显示出它们的强大威力。从以色列这方面看，当时它在外交上处于一种很软弱的地位，因为它绐世界留下的印象是满足现状，在解决冲突方面不愿合作。
正如我们所知，在不利环境中纵向作用影响可能会十分有限；而横向的潜在强点又不一定起任何作用。如果埃及人当时什么也不做，也许可以指望日益增长的外交压力最终将迫使以色列放弃占领的领土，并且不会因此换来它所要求的外交承认。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欧洲、日本将更加依赖阿拉伯石油，结果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对以色列的外交压力。但是，所有这些前景不仅过程漫长，而且是很靠不住的。一旦美国重新活跃起来，而苏联反而被内部困难所纠缠；阿拉伯产油国将不会敢于承担为埃及的利益而使用对石油出口的控制权所带来的后果。再者，它们对石油市场的控制权也不见得能永远保持下去。
只有靠军事行动才能激发埃及在横向领域里的潜在力量。这些潜在力量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所拥有的那种工业力量，而是外交优势，是善于利用他人力量的能力。即苏联在世界事务中的份量以及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武器”。诚然如我们所知，埃及人实际上无力打赢一场战争，他们也明白这一点。但很清楚，他们不必取得彻底胜利就能达到对以色列施加外交压力的目的。的确，如果埃及人能够一路杀向特拉维夫，他们就用不着首先赢得外交上的支持了。但是，靠零散的袭击或炮击施加小的压力，埃及人不能引起苏联和美国的注意。只有跨过苏伊士运河，埃及才能引起苏美的注意。但这又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因为以色列人随后会发起反攻，把埃及人不光彩地赶走。因此，萨达特需要一次真正的战斗胜利，即使这次战斗不能导致战区性的战役胜利。
苏伊士运河100码宽，水流平缓，本身并不难渡过。以色列早已不沿运河岸边的工事派兵驻防，而是依靠装甲机动部队实施防御。以军将快速展开一个加强坦克师对付埃及的渡河行动。此外，以军极大地依赖空中力量。 [ 注：所谓巴列夫防线的大多数据点是没人据守的。1973年10月6日，大约450名士兵分散在从苏伊士运河一端到另一端的14个有人防守的据点中。每公里的平均人员密度为大约4名士兵。以色列人的防御计划(“鸽窝”)主要依赖西奈常备师的290辆坦克和14个炮连。见巴尔托夫的《护壁》10月6日的图表。 ] 因此，埃及人渡过河去并不难，但渡河后，埃军必须马上对付严阵以待的以军坦克。在渡河后三天左右的时间里。以色列会立即动员起它的后备役力量全力发起反攻，埃及抵抗住这场大反攻的希望更为渺茫。与此同时，假设埃及军队打垮了在所有可能的渡河点上防守的以色列坦克部队，那么以色列空军将对埃及军队进行全面轰炸，而埃及的战斗机在空战中不是以空军的对手。
埃及人解决这个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的办法堪称楷模，无论在纵横向领域内还是在纵横向之间，埃及人都达到了和谐的境地。在横向领域内，埃及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外交上竟然劝动以前与之关系很不融洽的叙利亚政府同时发起进攻，从而使以色列不得不把部分后备部队派往戈兰高地，而不能把大部分后备部队派到西奈前线。结果，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星期，以军从5个满员的后备役坦克师中派了2个坦克师与叙军交战。在横向领域内，埃及计划成功的另一个因素是，它成功地结合运用情报、宣传、欺骗等手段使预计的进攻达到了完全突然的效果，尽管埃及向运河地区集结部队和舟桥器材的行动是无法隐蔽的。埃及的企图获得了成功，直到10月6日上午9时20分，埃及当天的进攻已经展开，以色列才作出动员的决定。根据通常的理论，达成突然性的条件是传达真实信息的“信号”被“噪音”或者说被更多过时的、错误的、欺骗性的信息所掩盖。这一理论的发展是强调审慎欺骗的重要性。 [ 注：见巴顿·惠利《代号巴巴罗萨》(1973年)。 ] 但其中可能还有更深刻的道理，正如事实已经证明的那样：实施欺骗之所以能够骗人是因为有着强烈的自我欺骗的诱因。
以色列人在10月6日的突然袭击发生前的几个月里是能够而且确曾密切监视埃及人的兵力集结的，正如斯大林在1941年6月22日的突然袭击发生前的几个月来一直注视着德国的战争准备。美国在1941年12月7日以前很久就知道日本即将在某地发动进攻一样。但以色列由于国内外的政治原因， [ 注：见巴尔托夫《护壁》第188-217页。 ] 没有采取行动阻止埃及的战争准备。一旦允许敌人构成某种威胁，剩下的就只有为自己的无所作为寻找合理的依据。以色列人以为，萨达特又在虚张声势，就象他以前总是虚张声势一样。这好比斯大林认为希特勒会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某些要价(他是倾向于接受这些要价的)；又好比罗斯福政府清醒地估计，从政治角度看，战争必须由日本人首先发动才比较有利，(当然，没有料到日本人会袭击珍珠港)一样。正如实际所发生的那样，以色列人的自以为是的心理如此之强，以至连那些追溯起来再清晰不过的警报都不予重视。
然而，对任何突然袭击的理论都不应过分泻染。如果真警报不因政治原因和自以为是心理而被忽略和隐瞒的话，就可以在事后轻易地变成假警报(尤其从战略的对立面逆转的直观来看)。以1973年的10月战争为例，如果以色列在萨达特的办公室安插一个间谍或窃听器，提前几个星期就知道萨达特计划做什么，并且动员后备部队，向前线派遣两、三个师，萨达特就会取消他的进攻，10月6日就什么也不会发生，真警报就会变成假警报。当然，等到下一次，突然袭击就可能会成功，因为以前它未曾搞成。
正如实际所发生的那样，尽管以色列后备师的动员因突然袭击而延迟了，但埃及人仍需对付以色列的坦克和空中力量。事实上，萨达特的部下相信，一旦以色列的后备部队充分动员起来，即便动员延误，即便还有一部分被抽调到叙利亚方向，埃及人无力顶住以军的进攻。这个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横向领域内却找到了答案。战斗发生几天后，一旦产油国和苏联的外交支持被调动起来，美国又及时受到震撼，埃及就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取得强加于人的停火方案，将10月6日以后它所占领的地方固定下来。不过，埃及仍然面临运河正对面战备水平很高的以色列坦克部队和严阵以待的以色列空军。从这一点看，光是纵横向的和谐是不够的，还不得不在纵向这个单一的领域内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而在协调纵向领域各个层次上的行动方面，埃及人也同样取得了成功。最说明问题的是埃及人在技术的层次上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装备了大量的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实际情况证明，防空导弹的效果远比预期的效果要好得多。反坦克武器的性能比预期的更出色，至少在战争刚开始时是这样的。但光靠武器本身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埃及军方在战术层次上同样找到了对付以军坦克威胁的办法。埃军以意志坚强的步兵组成反坦克小组，利用以色列坦克没有步兵近距离掩护的弱点，用手提式火箭筒在发射阵地内向靠近的以军坦克射击。结果，以军坦克冲向埃军反坦克小组的发射阵地时行动迟缓，埃军反坦克小组在伏击以军坦克时所处的情况比预想的更有利。
更为重要的还要属埃军为对付以色列的飞机和坦克在战役层次上找到的解决办法。埃及的渡河部队是由步兵和摩托化步兵组成的，而不是装甲部队。埃军没有拘泥于军事教科书上的教条，即以步兵占领桥头堡，然后快速行进的装甲纵队在一天左右的时间里从步兵占领的阵地上通过。埃军希望不使自己的装甲部队正好成为以军坦克炮的靶子，并希望削弱以色列空军的攻击效果。实战中，以色列坦克很快打完了机枪子弹，不得不用穿甲炮弹向埃及步兵射击。以色列的战斗轰炸机没能发挥它们攻击外形分明的装甲车辆的威力，却只能在导弹的不断威胁下向疏开的埃及步兵分散地投下炸弹。埃军的这种做法在战区战略的层次上同样达到了效果。埃军没有集中渡河，而是沿70英里的运河沿岸多处渡河。这样，以色列空军无法对渡河设施进行攻击。埃军的渡河工具不是少数几座容易发现和摧毁、难以修复的、供装甲部队使用的重型桥梁，而是许多损坏部分容易修复的轻型浮桥、以及几乎完全不值得以色列用空军进行攻击的往返频繁的小船和水陆两用车辆。
结果，埃及人和谐的计划带来了巨大的成功。10月6日，埃及人十分成功地渡过了苏伊士运河，既击败了沿线以军坦克的抵抗，又顶住了以军飞机的攻击。他们甚至在10月8日击败了动员后的以军部队的第一次反攻， [ 注：更详细的叙述见阿弗拉哈姆·阿丹《在苏伊士运河岸边》(1980年)第91-164页。还可参阅马丁·范·克利弗尔德在《战争中的指挥》(1985年)一书第218-231页的卓越分析。 ] 把成功的上升曲线推向顶点。这时，“石油武器”发挥了作用，美国被震撼了，苏联也扮演了预期中的角色。但取得如此意外的成功之后，抵抗住了以军坦克和飞机的埃及人却禁不住非分之想的诱惑，他们没有接受一项本来可以得到的有利于自己的就地停火方案，而是决定滥用自己的战争运气。10月14日埃及人发动了一次传统式的装甲攻势，企图越过自己能力的极限和成功的顶点进行作战。结果弄巧成拙。这次攻势的迅速失败成了这次战役的转折点。到1973年10月15日，以色列人渡过了苏伊士运河，时间正好一个星期，埃及人反而请求就地停火，而这时，埃及的许多部队陷入重围，以军距开罗只有70英里。当然，对以色列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战役层次上的胜利，而不是大战略层次上的胜利，因为以色列人不能继续占领开罗，根据自己的意愿规定和平条件。
相反，倒是埃及人在大战略层次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尽管这个胜利非常有限。它的正式标志就是1974年的脱离接触协定使埃及控制了苏伊士运河两岸。事实再一次证明，当横向的相互作用参与进来之时，单单纵向的成果足以在大战略上获得有限的效果，而横向的潜在强点如没有某种纵向的相互作用就不一定会充分发挥出来。没有政治谋略的战争几乎总是要失败的，而没有战争的政治谋略也不见得总会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