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劝导·第十三
作者：爱德华·鲁特瓦克·美国
出自————《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结局·大战略·第三》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无论我们根据不适当的线性逻辑制定的目标，或是根据适当的冲突的目标来对出现在大战略层次上的结果加以说明，把这些结果说成是“最终”的，只意味着它们标志着战略在其横向和纵向中的相互作用已经完结，这时所有的外部联系都已在各个军事层次上留下了各自的影响。因为战略逻辑的运动永无止境，至少对那些在该逻辑运行机制中生存下来的人来说是这样的，所以一切结局，包括正式缔约的胜利和失败，都仅是暂时的结果，它们注定还要发生变化，而变化恰恰是结果引起的反作用造成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大战略层次上在正常情况下出现的结果，即与战争相对立的“武装劝导”的结果，并不因为没有荷枪实弹的武装冲突而失去其实质意义。事实上，武装劝导就是实力，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国家从军事实力中获取的那部分国力。
虽然最初引入武装劝导这个术语是与核武器对世界政治的奇特影响密切相关的，但它却与暴力有一样悠久的历史。如果使用暴力的人不企求依靠暴力获得好处，而被施加暴力的人又不惧怕暴力的危害，暴力便毫无用处了。正如我们所知，我们需要这个新的术语，以纠正忽略普遍现象而只强调其一个方面的政治和文化偏见。武装劝导与“威慑”(或“劝止”)的关系，就相当于总体力量与防御力量的关系。介绍完总的概念后，我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描述武装劝导的各种形式了。劝止是力量的消极形式；劝行是力量的积极形式，表现于敌人被迫按我方意志行事，或规劝朋友保持友谊，以便在危难之际得到我方的武装援助。
劝行可以用于敌友双方，劝止却只能用于敌人，而且总是用敌人自己的行为对其进行劝止。劝导的意义不在于保持某种武装力量，而在于用这种武装力量引起他人的反应，使他们做出的决定可以带来所希望的结果。他人在做决定必须依据他们的判断和感情，决定也可以反映出他们的世界观，其中包括对面前的武装力量的看法，对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及其情景的预测，以及对他人使用武装力量支持或打击他们的可能性的估计。把某种特定的武力说成是“威慑力量”(或“威逼力量”)，意味着可以通过保持那种武力达到劝止的目的。这种说法混淆了主体和客体，会引起极大的误解，所谓的威慑力量其实是被动的客体，而要影响的一方才是有知觉的、主动的主体，它可以自己选择是否受别人的劝止。 [ 注：该术语早就使用，1940年5月以后部署在前沿基地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便被明确地说成是一种“威慑力量”。然而，太平洋舰队本身并不比其它任何力量的慑止作用强。日本人不仅拒绝接受太平洋舰队的劝止，反而向这支似乎威胁着他们的东南亚入侵计划的部队发动攻击。虽然长期来在用语上不很严格，但我们还是可以从珍珠港事件上得到很多教益，后面还要讲到这一点。 ]
实际的和潜在的军事力量的看法可以产生劝导作用。由于对战争持续时间的设想不问，对国家进行战争动员所需的经济和人员实力的估计不同，产生出来的劝导作用可能与实际情况相符合，可能低于实际情况，也可能根本就产生不了任何劝导作用。例如，50年代流行的看法认为：美苏之间的战争将从一开始就是核战争，而且战争持续的时间将会非常短暂，这种看法使美国本来可以依仗其大大优于苏联的工业动员能力而拥有的劝导力受到削弱。从那时开始，苏联的军事政策越来越强调为进行持久的非核战争进行准备， [ 注：苏军结构方面的变化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苏军重新建立了由高级司令部控制的炮兵部队，其目的在于提供昂贵的非核火力。参见附录Ⅱ。 ] 而美国的战争动员能力却每况愈下，偏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战争动员能力又得到了人们的确认，这真是具有双重的讽刺意味。
在战争中，武力是运动中的客观实际，衡量武力的唯一可靠而明确的方法，是看其达成的效果。然而，衡量武装劝导只能看别人(包括敌友双方)是怎样对某种潜在的作战能力作出主观估计的。这种主观估计不仅变化不定，而且难于预测，因为战争的潜力只能在实际战争中衡量，而战争却可能永远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战争，时间、空间、形势等很多不可预测的因素都会影响其结局，当然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物质力量上的悬殊差异使战争后果不言而喻，比如，苏联和无核的阿尔巴尼亚之间爆发核战，或美国与内陆国家尼泊尔之间爆发海战的话，其结果是不言自明的。可是军事历史不容争辩地表明，一旦人们考虑的不是那种极端的、荒谬的情况，结果就显得变化莫测了，而且变化之快远远超过对战前迹象的合理判断。诚然，如果战争的结局不是这样变化莫测的话，战争就会少得多，人们就会更加努力地调解相互之间的矛盾，而不会付诸战争手段一决雌雄了。 [ 注：比一次战争事件持久的战争结局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在这种战争中，反常逻辑的作用往住产生与战争事件结局相反的效果；胜利者将面对新的敌对情绪；失败者则得到不希望他们彻底败北的人的支持。然而，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情况都是异乎导常的，这是由于敌对双方的政治对立的刻板性所致。因此，只有当战争结束带来政治上的变化时，联盟解体结盟的逆转才会发生。在目前的两伊战争中，为双方提供军火的各方关系中往往发生突然的变化，说明这场战争倒是符合冲突中物极必反经典的模式。 ]
战争结局不可预测，人们对此无能为力，但是人们却想方设法减少战争中的不确定因素。他们兢兢业业地计算人员、武器和物资的数量，并企图测定武器系统及其辅助设备的质量。然而未知因素还是大大超过了已知因素。人们只能猜测编制体制、士气、凝聚力和领导水平等无形的、然而却比物质因索更重要的诸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此外，人们也很难判断所设想的战争条件下采用的战术、战役手段和战区战略是否合适。
外交、宣传与欺骗
在不能对未使用的武装力量进行客观衡量的情况下，战争以外的战略是一种用多种货币进行的商务活动，有多少国家参加这一活动，就会使用多少种货币。对同样的军事力量就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同的(有时甚至是截然不同的)估价。外交与宣传的重要功能之一恰恰是巧妙地利用这些主观的估价。在极少数情况下，外交和宣传的目的是要贬低武力的能力，从而在使用武力时收到出人意料的效果； [ 注：1967年6月的阿以战争之后，阿拉伯国家就是这样谴责以色列的。实际上，以色列确实采取了异乎寻常的保密措施来贬低自己的军事力量，但这一情况只持续到1967年5月发生战前危机时为止。其后，以色列人意识到自己获得的劝止作用太少了，便匆匆忙忙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情况介绍会和部队视察活动。以色列人的保密惯例似乎反映出他们不加思索地把应在战役层次上实施的安全措施扩大到了大战略层次，面在大战略层次上实行严格的保密就会使本来可以劝止敌方侵略的军事力量隐而不显。 ] 但在更多情况下，外交和宣传的目的在于制造尽可能多的劝导作用。因此，连惯于处处保密的苏联政府也早就开始举行公开的飞行表演和红场阅兵式，邀请西方国家的武官参观最新式的飞机、坦克、火炮和导弹，并允许他们拍照，而在通常情况下，苏联的火车站都是不允许拍照的。如果说处处保密可能会削弱劝导作用，而适度的张扬能保证获取与实际相符的劝导作用，那么，巧妙地使用手腕则能获得超出实际的劝导作用。
30年代，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就是这样获得超出实际的劝导效应的。当时意大利穷兵黩武的姿态和兵力强盛的幻象(它号称拥有800万步兵的陆军，陆军的阅兵队伍是令人眼花缭乱的运动中的狙击手和轰鸣的摩托化纵队；它的空军令人敬畏——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空军曾进行过举世瞩目的北极和南美洲的远距离飞行；它的海军拥有众多大型战舰，因为海军从不在火炮试验和导航设备上多花一分钱)大大加强了它的外交地位。墨索里尼采取了把欺世盗名放在首位，而把艰苦的战争准备工作放在第二位的军事政策； [ 注：意大利陆军师数目的增加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便是把原来编制为3个团的师改为2个团的师。在陆军中，进行政治宣传和从事职业性的战争准备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参见费鲁西奥·博蒂和维尔吉利奥·伊拉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意大利军事思想》(1985年)第161至271页。 ] 他为了塑造一种大大超出实际情况的虚假形象，不惜牺牲实际的军事力量。然而，夸大的形象产生的劝导作用却是实实在在的。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入侵西班牙和征服阿尔巴尼亚时，成功地劝止了英法两国采取干涉行动；同时，没有一个国家敢于不承认意大利是世界列强，而对世界列强的利益有时不得不以具体的方式予以满足(如意大利银行在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等国都获得营业执照)。直到1940年6月，审时度势的谨慎终于抗拒不住瓜分法国的诱惑，墨索里尼最后做出参战决定时，数年来一直得逞的欺世和自欺的骗局才毁于一旦。
墨索里尼的所作所为并非前无古人，更不是后无来者。其后，埃及纳塞尔的行径与他如出一辙，赫鲁晓夫在美苏导弹存在差距的年代中使用的伎俩则比墨索里尼更胜一筹。我们现在对苏联1955年至1962年间在轰炸机和原子火箭方面的所谓的“巨大实力”有所了解，其实苏联当时只有少量轰炸机，以后又有了几枚庞大的，根本不能使用的导弹。但是苏联人精心策划自己的讲话，又为自己制造了探测太空先驱者的光辉形象，而这一首创的太空飞行也被巧妙地用来夸大所取得的真实成果。 [ 注：苏联的首次三人环绕地球的宇宙飞行就是这种情况，当时是把一个乘员硬塞进了应由二人乘坐的宇宙飞船中。有关赫鲁晓夫的欺骗政策及其后果，请参阅霍雷利克和拉什所著《战略力量与苏联的外交政策》(1966年)。 ]
可是武装劝导正是以这种方式发挥作用的：这里没有运动过程中的客观真理，人们只能凭借大量的印象尽其所能地对事物进行推断，因此，就有很多机会制造错觉，进行欺骗。
国家意志
只有在被认为有可能实际使用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军事力量才能起劝止和劝行的作用，因此，形而上学政治学推理中的那个大主体，即所谓领袖和国家的“意志”，在劝导现象中仅仅是简单的数学公式而已。我们姑且不论所有其它会产生影响的因素，武装力量对别人的作用等于被人认识到的武装力量乘以被人认识到的使用该力量的决心。如果没有这种决心，最强的武装力量(既使别人充分认识到其实力)，也起不到任何劝止和劝行的作用。对那些总是向外界表示自己执着地追求和平的国家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将从自己拥有的武装力量中得不到什么劝导作用。例如，瑞典虽然按欧洲的标准看也算得上是个军事强国了，但近年来却始终不能劝止苏联潜艇对其领海进行频繁的入侵。至少从劝导作用的角度讲，显示和平诚意的政策往往被认为软弱可欺，反而会得不到和平。
诚然也有少数几个国家满足于摆出一付招惹不起的好战姿态，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劝导作用可以牺牲其它利益。但大多数国家既不会不顾一切地寻求和平，也不会一有机会就打仗，因此，这些国家处于一个典型的战略困境中，面临着反常逻辑的另一面。要想避免使用武力，同时又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些国家必须申明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这样才有可能用武装力量进行劝行和劝止，而这恰恰是一心一意要避免战争的国家所不想要，也不愿意保持下去的名声。国内政治中常会出现一些由非战略性的感情和自我形象带来的需求和欲望，这些需求和欲望可以大幅度地削弱潜在的劝导作用，并导致一定的后果。摆脱困境的最常用的方式是做一付两双面脸谱：一方面宣布自己致力于和平，决不侵略它国；另一方面又宣布自己随时准备在遭到攻击的情况下坚决回击敌人。这种简单的方式对只需保护自己的国家来说固然有效，但却不适用于大国列强。因为大国列强必须保护别国才能名符其实，所以这些大国列强又重新回到困境之中，它们宣布采取的立场必须能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一方面要显示出使别的国家放心的和平诚意，而另一方面要真想使别的国家放心，又不能一味追求和平。
在多边联盟中，为了避免使用武力就必须获得劝导作用，这种努力往往处于危机之中。联盟咄咄逼人的好战态度使一些边缘国家感到恐惧，便考虑要退出联盟；而另一些国家又因联盟的立场软弱也想退出来。根据反常逻辑的惯例，那些被认为最愿意动用武力的国家到头来反而最不必使用武力。军事帝国的秘密也正在于此。要不是别的国家对它们的意志曲意奉迎不动干戈的话，它们对别国的广泛侵扰早就使自己陷入连绵不断的全面战争中了。
用明确的要求或明确的拒绝这种方式公然谋求积极或消极的劝导作用的情况很少，劝导作用一般总是悄然产生的。目前的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劝导作用维护的，而正是人们对武装力量的看法导致了劝导作用的悄然产生。这种情况就象法庭和警察维护着私有财产权一样。潜移默化的劝导作用不仅是不受指导的，也是意识不到的。武装力量的保持旨在使制度延续下去，准备对外进行战争，对内实行镇压；有时保持武装力量仅仅是一种传统；总之很少有什么人保持武装力量是为了有意识地获取劝导作用。 [ 注：既然大国奢谈威慑的公开目的已成为时尚，在使保持兵力变得合理化的过程中，更有可能直言不讳地谈威慑的公开目的。 ]
劝导中的反常逻辑
无论是否有人有意识地谋求劝导作用，只要世界上还有国家视别国的军事力量为己之保护，从而劝服自己做出友好表示，或视别国的军事力量为己之威胁，从而劝止自己采取敌对行动，武装劝导就会发生作用。由于武装劝导是一种冲突现象，它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即使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武装劝导受反常逻辑的制约。一旦武装劝导对别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影响，套用线性逻辑对其进行分析就变得不合时宜。正如战争行为会激发战略逻辑本身的运动一样，武装劝导导致的后果既有受人欢迎之处，又有令人难堪之处。至于劝导是不是由本来准备用于其它目的的军事力量自发地产生出来的，那是无关紧要之事。
反常逻辑取代线性逻辑，便导致了通常的后果。在静态中，多可以是少，少亦可以是多。比如，破坏性较小的威胁可以激发出较多的劝导作用，因为灾难性越小的行为越有可能付诸实施。而在动态中，我们又会遇到对立因素交汇甚至完全走向其反面的情况，用劝止措施达成某种目的的努力越有效，越有可能被对手的计谋所挫败，甚至刺激走投无路的对手直接向自己发动进攻。二次大战刚结束时，若不是西方国家那样成功地劝止了苏联对东欧国家露骨地使用武力，苏联也不会从事如此大量的颠覆活动。今天，若不是在欧洲的北大西洋联盟如此有效地劝止了苏联，它也不会在第三世界从事这么多的冒险活动了。
我们已经看到在全球范围内核劝止是如何受到挫败的。挫败它的方式包括各种各样的间接的，可以轻易抵赖掉的侵略方式，其中有准政治和准军事型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核武器的存在使美苏双方都得到劝止，避免了它们之间爆发直接的战争，但双方却通过其盟国、附庸国和过渡代理人之间进行的战争，发泄着对对方的敌意。因此，与大国列强之间的前所未有的和平同时出现的，是小国之间空前频繁的战争。 [ 注：在这里想对小国战争(如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和1932-1938年的查科战争)的重心做一个评价。 ] 小国之间的战争不再是使用第二手武器的起哄打闹，而变成了代理人之间的激烈争战(1967年阿以战争后的各次战争中越来越多地使用了最先进的武器便是一例)，或旷日持久的消耗冲突(如柬埔寨和两伊战争)。就这样，核劝止的胜利反常地表现为似乎是无法劝止的非核暴力冲突的发生。
作为反常逻辑补救手段的第二次打击
1940年5月后，美国舰队泊于珍珠港，日本帝国对其进行的袭击标志着劝导的成功与失败的交汇点。假若不是美国舰队在那个前沿基地如此有效地劝止了日本对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侵略的话，它自己也就不可能遭到袭击了。 [ 注：事实上，美国人没有料想到日本会在1941年12月7日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原因之一是他们对太平洋舰队的力量做了悲观的估计。一位经历了这次袭击的人说：“我认为日本人在珍珠港向美国发动进攻是愚不可及的事。无论他们是否击沉珍珠港的战列舰，我们都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控制他们想控制的海域。”文森特·墨菲海军上校在国会的证词，《珍珠港事件国会听证会文件汇编》第26节，第207页，转引自罗纳德·斯佩克特所著《鹰击红日》(1985年)，第3页。 ] 人们应该从对珍珠港的袭击中汲取教训：不要在没有打算进行战争，没有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的情况下，剥夺敌人除战争以外的其它选择(1941年4月美对日实行贸易禁运，几乎切断了日本所有的石油供给)；美国不应该在反对德国和日本对别国的征服时拒绝参战，致使欧洲大陆和中国的大部分领土沦于敌手，而最终还是由东条内阁为美国做出了参战决定。即便人们没有汲取上述两点教训，袭击珍珠港事件还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持久的印象，这点是可以理解的。
人们从珍珠港的经验中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即如果某种武装力量具有足够的威胁性，可以劝止敌方对其它目标进行攻击，它同时也会刺激对方对自己进行攻击，除非未来的侵略者认为这种武装力量在遭受打击后仍能保持在足够劝止自己的水平上。这样就产生了“第二次打击能力”的概念。这一概念在美国制定如何建设和部署核武器的军事政策方面一直起着主要作用。 [ 注：与此相对的是“第一次打击”。第一次打击是旨在剥夺敌方核攻击能力的先发制人的打击的缩语。“第一次打击”不同于“首先使用”核武器。首先使用核武器不是针对敌方的核力量，而是为了制止敌方对欧洲进行的非核侵略，不使用核武器就无法抵抗这种侵略。由沃尔斯泰特、霍夫曼、卢茨和罗恩所写的著名的兰德公司的研究结果，《战略空军基地的选择和使用》；(1954年)中，最先阐明了上述几个术语的区别。艾伯特·沃尔斯泰特在1959年出版的《外交事务》一书中的题为“微妙的平衡”恐怖一文中，最先宣传了上述术语之间的区别。他的妻子罗伯特·沃尔斯泰特对珍珠港事件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析研究，于1962年出版了《珍珠港》一书。 ] “第二次打击能力”的核心思想是：遭受攻击后而不是这之前的军事力量才具有威胁性，否则，军事力量只能招惹敌人的进攻，起不到任何劝导作用。这一认识的实际后果是大量生产核武器及其指挥设施，并对其严加防护，以保证在遭受全面核攻击后，仍能有相当数量的核武器保存下来。
劝导的模式
悄无声息的，不定向的、无形的武装劝导不但发挥着日常的 效用，还能取得明确的胜利与失败。这些胜败造成的后果与战争 胜败造成的后果并无二致，如果一旦战争带来的破坏得到恢复， 战争中的牺牲者被掩埋的话。古罗马人浴血奋战两个世纪之久， 才征服了北非和整个伊比利亚；而他们只动用了很少几次兵力， 主要凭借恐吓手段就统治了古希腊的领土。 [ 注：罗马人的恫吓大多数是在虔诚的面具之下进行的(恰恰是罗马的执政官弗拉米尼乌斯宣布“解放所有的希腊人”)，然而，有时他们的恫吓行径也是赤裸裸毫无掩饰的。如在公元前168年，当安条克四世率领大军前进时，罗马使节拉埃内斯·波皮利乌斯拦住了他，直截了当地命令他撒出埃及和犹地亚。波皮利乌斯当时未带任何军队，只携带着元老院的一纸决议，决议要求安条克四世要么立即撤退，要么与罗马交战。安条克请求给他考虑的时间，波皮利乌斯用手杖在沙地上围着安条克划了一个圆圈，要求他在走出圆圈之前予以答复。虽然安条克遭受到极大的羞辱和损失(因为埃及的巨大财富已经垂手可得)，他还是服从了罗马的命令。罗马人刚刚战胜并毁灭一个希腊国王，即马其顿的佩尔修斯国王，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另一个国王。波利比奥斯在《通史》第29卷中生动地记述了这个历史事件，我认为这个事件可以归入本书中“逼从”的范畴内。 ] 同样，希特勒不动干戈，完全靠武装劝导的作用就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可是德国人却必须武力入侵波兰。除了在入侵过程中遭受的损失外，两个被征服的国家在遭入侵以后的其它方面没有什么不同之处。我们可以举朝鲜的例子来从相反的角度说明这个问题。从1950年至1952年期间，我们用战争的手段成功地保卫了朝鲜，而在其后的时间中，我们是用花费小得多的武装劝导的手段保卫朝鲜的，两种手段达成的结果是相同的。朝鲜的例子有其特殊的教育意义，这倒不是因为它可以典型地说明如何进行劝阻，而是恰恰相反。人们对“威慑”有一种歪曲了的半机械的看法，认为：“威慑”是自己的行动，而不是企图得到的对方的政治反应；在朝鲜问题中，这种看法的迷惑性较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其全部荒谬之所在。 [ 注：包括1983年10月9日在仰光暗杀南朝鲜总统全斗焕及其最重要的军政官员的企图。在那次暗杀事件中，3名南朝鲜的部长和15名其他官员被杀，很多人受伤。那次事件后，北朝鲜改变了自己公开宣布的政策，在作者写本书时，它继续与南朝鲜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谈判。 ]
由于北朝鲜的威慑是持续不断的，所威胁的也只有一个特定的目标，北朝鲜的威胁确实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这一点与机械的威慑理论的一贯观点倒是相符合，但却极为少见。在通常的情况下，危险不会持续不断，而在某种假想的严重危机发生时才会出现。同样，危险的形式、程度和威胁对象也不会是具体的；因此采取何种方式对付危险才是最可取的，也没有现成明了 [ 注：例如，在制定美国的“战略”力量规划时，先假设苏联对美国核力量进行全面的第一次打击时，美国的核力量处于正常的戒备状态，很多导弹潜艇停泊在港口，只有少数几架轰炸机在跑道上待命，因此只有部分力量可以投入使用。然后，根据这一设想计算出美国第二次打击能力的各种需求。同样，可以设想苏联部队已经完全进入作战状态，而考虑到遭受打击后蒙受的损失以及可能出现的故障，对美国的力量还要做更保守的估价。弹道导弹在发射，助推、飞行、弹头分离、末段弹道和爆炸等各阶段的累计“递降因数”可能达40%甚至更高。因此。有些人可能觉得某种武器的数量已经大大超出了需要，而谨慎行事的部队规划者们却要对攻击后的生存力量和可能发生的故障做出保守的估计，在他们的全面估价中，同样数量的武器可能才勉强够用。经常听到别人引用“过度杀伤”的计算方式，这种计算方式忽略了遭受攻击前部队的状况，可利用部队的有限程度和故障等因素的综合效果。此外，这种计算方式仅把城市当作打击目标，并将武器的数量与数目少得多的作为打击目标的城市相比较，这是很幼稚的。 ] 的答案。人们只能根据有时与极限情况相一致的假定威胁制定计划。
在朝鲜的例子中，劝止的作用还有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尽管在北朝鲜入侵后再对其进行轰炸(包括使用核武器的轰炸)也是可能的，但用来劝止北朝鲜入侵的主要方法是有效地保卫南朝鲜。可以通过拒止行为而不是通过惩罚(或“报复)行为达成劝止目的。因为防御性力量本身就具有通过拒止行为达成劝止目的的功能，正如进攻性力量本身就具有劝行作用一样。劝止的两种手段有原则上的区别，其不同之处可以反映在武装力量的具体构成上。
显而易见，通过拒止行为达成劝止的政策要比通过惩罚行为达成劝止的政策更为可取，不仅在朝鲜如此，作为一个普遍原则也是如此。欧洲的北大西洋联盟结合使用两种手段，达成其劝止目的。它们准备首先使用前线部队，然后使用战场核武器作为拒止手段，同时把美国、英国和法国的远程核力量作为惩罚手段。同样，用非核的拒止行为达成劝止的政策显然比用核惩罚手段达成劝止的政策更为可取。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建立联盟非核防务的各种建议，这些建议的目的正是要通过非核的拒止行为达成劝止。
采取通过拒止达成劝止的政策时，首先可以动用一切军事资源为抵抗侵略提供最有效的防御。如果这些准备工作劝止了敌人的进攻，当然再好不过；如果没有达到劝止目的，也可以把这些资源立即投入到全力抗击敌人的侵略中。换言之，没有必要从防御力量中转移资源，把它们重新投入到建立报复力量中，报复力量的破坏性巨大，但要阻挡推进中的敌军可能作用不大。相比之下，它的用途主要是对发动进攻的敌人进行惩罚。
其次，通过拒止行为达成劝止时不必对心理因素进行精密的计算；而要想通过惩罚达成劝止，则必须揣度对方的心理。通常的说法认为：为达到劝止的目的，必须有能力进行确定无疑的、其“损失程度令对方无法接受的”惩罚打击。除了具备惩罚的物质能力(即遭攻击后进行打击的能力)外，要使惩罚确定无疑就意味着把受害的一方和侵略的一方的通常特征对换一下，这种对换实在是很特殊的反常的逆转。受害的一方必须明确表示自己愿意发动毁灭性的进攻，而且考虑到对方可能还会有反惩罚措施，受害的一方必须做出一付无所顾及，不惜毁灭自己的姿态，才有可能达到劝止目的。相反，侵略的一方只有谨慎小心，不准备自我毁灭，才有可能被劝止。欧洲联盟是一个处于防御态势的民主国家群体，它们能否为自己树立一种无所顾忌的的集体形象，特别值得人们怀疑，欧洲联盟中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态度上也远不够强硬。
此外，通常的说法中并未说明什么样的损失和多严重的损失才是不可接受的，也没有说明被谁认为不可接受。用拒止行为进行防御的努力一旦失败、下一步就必须在战斗中击败入侵之敌。但是惩罚行为的目标又应该是什么呢？最容易打击的目标是城市，可以用最小、最简单、精确度最差的惩罚力量打击城市。然而，打击城市就意味着杀害无辜的平民，联盟面临的情况更是如此。因为与联盟对峙的是一个官僚专制政权，它的侵略行径根本用不着公众的支持。如果战争持续时间较长，工业设施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军事意义。而且打击工业设施所需要的武器只要在精确度和数量上略高于打击城市的武器就可以了。可是实际上，打击工业设施通常也意味着打击居民区。因为所选择的目标不可能是单个的工厂，而是整个工业区。除此之外，还可以打击军事设施，部队和军事基地，这些目标不象无辜的居民区，而与正在进行的侵略有较直接的关系，但打击这类目标对武器的要求高得多，有时很难区别这样的武器是用来进行惩罚的，还是用来进行摧毁对方战略系统的第一次打击的。最后，也可以把领导层、或者说把政治和军事司令部、指挥所和通信设施的全部作为打击目标。这些目标不是无害的，而且建立一支具备打击这些目标的较精确的惩罚力量也不是不可能，与此同进，这种力量又不具备进行第一次打击所需的数量。然而，若打击了领导层，就丧失了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可以性。由于行使约束力的人遭到直接攻击，所有最后的约束力便不复存在，任何战略目的便无从达成。
此外，还有惩罚规模的问题。我们知道，惩罚必须大到“不可接受”的地步，然而什么样的惩罚才是不可接受的呢？又是令什么人不可接受呢？希特勒在末日来临时曾宣称：德国的毁灭不仅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合适的，因为德国人没有为他赢得战争，这一点证明了他们的堕落。
那么，用多大的损失威胁对方才算超过了可接受的限度呢？在这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核心的反常逻辑：要劝止的一方往往不是那些认为侵略不可思议的谦谦君子，而正是希特勒之辈，对他们来说，只要能维持自己的权力(甚至不能维持自己的权力)，付任何代价进行侵略都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在这里只考虑极端的情况，希特勒的行为并非没有代表性，所以不能对他加以忽略。他正是需要劝止的典型人物。显然只有打击领导层的惩罚行为对他来说才是不可接受的。但是，一旦这样做了，便失去了任何在战争破坏超出限度前制止战争的希望。
在正常情况下，毁灭几个城市对那些不那么残酷的领袖和统治阶层来说就是不可接受的了。但是当危机变得尖锐激烈时，这种类型的惩罚恐怕也难以达到劝止目的。承诺过多时即便想审慎行事也会身不由已，双方都可能处于一种没有退路的困难境地，后退不但在感情上是难于接受的、在政治上也是危险的。诚然，危机是不常发生的，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的危机更是少见， [ 注：战后时期涉及到美国，并考虑过使用核武器的危机包括：1946年的伊朗危机，1948年的柏林危机、1951年和1953年的朝鲜危机、1954年的金门、马祖危机、1954年的印支危机、1956年的苏伊世运河危机、1958年的金门、马祖危机，1959年和1961年的柏林危机、1962年的古巴危机、1968年发生在朝鲜的“普韦布洛号”危机、1971年的印巴危机和1973年的阿以危机。在上述各次危机中，只有三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可以明确地算作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的危机。 ] 然而，不是在正常环境中，而是在通情达理的领袖也会一意孤行的反常环境中才需要劝止。
上面讲了通过惩罚达成核劝止有种种严重缺憾，通过拒止行为达成的非核劝止也有一个弱点：这种劝止会失败，它过去失败过，将来也还会失败。原因很简单，发动侵略的一方总是坚信自己会胜利，(无论这种信念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侵略的一方也有失败的可能，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要发动战争，忍受战争带来的痛苦。而通过惩罚行为达成的劝止则有可能避免战争，尽管这样要冒极大的风险，一旦失败，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欧洲的核劝止
朝鲜的人力资源和地理条件允许防御的一方在狭小的战线上部署重兵守卫；而在欧洲，地面部队的比例对防御的一方不利，如果把苏联的防空能力计算在内的话，防御的一方在战场和制空权中的优势又不足以弥补自己的弱点。即使联盟大幅度增加兵力，它在战区战略的层次上依然处于劣势，因为它必须为保卫整片领土进行前沿防御，而苏联进攻时可以随意选择狭窄正面地段集中兵力实施攻击。即使在放弃前沿防御(这样做无异于使联盟解体)和大大改善兵力对比的情况下，通过拒止行为达成的非核劝止仍然有可能失败，因为苏联的军政领导人会用不同的方式估价形势。苏联领导人很可能会象他们的前任那样，认为精心策划的突然袭击甚至可以挫败比现在的联盟还强大得多的防御力量，而在这一点上，他们很可能是正确的。
由于通过拒止行为达成的劝止极不可靠和通过惩罚行为达成的劝止又极难预料，因此联盟自1967年开始结合使用两种手段达成劝止便不足为奇了。实际上，联盟为于达到目的利用了各种手段，其中包括：不太充足的非核前线防御部队，抗毁性较差的战场核武器系统(也用于拒止行为)，抗毁性也不太强的战区核力量，以及美国的远程核力量。美国的远程核力量规模庞大，比战场和战区核武器的抗毁性强得多，但美国人是否会为了欧洲的利益使用这些核力量就很难说了。
上述各种力量的匮乏恰好与反常逻辑相符合。正是由于非核的前线防御不够完备，才有必要使用战场核武器。我们可以设想：联盟军队进行了数日的顽强抵抗，但苏联的入侵纵队突破了联盟的防线，联盟的败势几乎无法挽回。此时，发射核弹火炮和远程核导弹(这些武器眼看就要落入敌手)就不会遭到人们的非议了。相反，如果前线防御部队比较强大，它们成功地遏止了入侵之敌的最初进攻，使人们得到可以深思熟虑的喘息机会，此后，盟国政府就不太可能顶得住反对使用核武器的舆论，虽然在苏联马上要发动第二梯队的进攻时，使用战场核武器是非常有必要的。另一方面，如果非核的前线防御部队此现在强大得多，根本用不着使用战场核武器，苏联则不能期待迅速地赢得非核战争的胜利，这样，苏联就会转而重新采取60年代的战区战略，即为了在前线打开缺口，提前使用自己的战场核武器。
因此，按照通常的反常逻辑方式，如果联盟非核部队力量的增长超过了可以制止敌人的入侵和一场非全面攻势的防御顶点，其结果就会降低使用战场核武器的可靠程度，从而削弱劝止作用。如果联盟的非核力量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达到了更高的水平，没有必要使用战场核武器就可以解决问题，那么，结果不但避免不了核战争，反而在战争爆发时会促使苏联首先使用核武器。当然苏联这样做也会付出很大代价，使它没有可能赢得一场干净的非核战争的胜利。但是，只有认为苏联对联盟发动进攻不是由于它走投无路，而是它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审慎抉择时，这一点才有意义。所以，联盟各国政府不同意保持一支比现在规模大的非核力量，很可能说明它们对战略的反常逻辑还是有一定的尽管不是系统的认识，而不仅仅是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它们同样认识到：多可以是少。
同样，联盟战区导弹和核攻击飞机的抗毁性能不够，其射程也无法达到苏联腹地，这一点也并不一定是不利因素。目前，联盟的战区核武器是对苏联进行威胁惩罚的手段，主要用于劝止苏联对空军基地、港口、指挥中心和包括战场核武器在内的其它军事目标进行核攻击。但是联盟的战区核武器的射程无法达到所有的苏联城市，而苏联战区核武器的射程却可以达到所有的欧洲城市。此外，在战争白热化阶段，苏联为了劝止联盟使用核武器抵抗其入侵时，可以用战区核武器对欧洲的城市进行威胁；而联盟以同样的方式反过来威胁苏联城市时，却很可能刺激苏联对联盟的战区核武器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第一次打击。
只有美国的洲际核武器才能构成有力的反威胁手段。因为即使在承受了第一次打击的全部损失后，美国的洲际核武器的射程、防护装置和数量仍足以保证其具备摧毁全部苏联城市的能力。美国对欧洲盟国的核保证的实质，也正是建立在这种反威胁手段之上的。对苏联城市的威胁使美国的城市也处于危险之中，要劝止苏联对欧洲城市的威胁，也就必须劝止联盟对入侵的苏联军队使用核武器。
因此，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维系北大西洋联盟的基本默契是：欧洲承诺在平时抵抗苏联的恐吓和在战时抗击其侵略；而美国则承诺在战争超出战场核武器攻击的范围时，要分担核战争的风险。联盟的战区核武器具有把核战延伸到苏联境内的能力，但却不足以对抗苏联对欧洲的所有核威胁。这样，武装力量中的强点和弱点都有助于维持美国与欧洲的生死与共的联系。如果战区核力量更加强大，更加能够自力更生，那么这种联系乃至整个联盟都会受到削弱。在反常逻辑的支配下，多就是少。
不对称的核劝导
上面所举的朝鲜是个特殊的例子，但它也能为我们提供如下启示：在大多数情况下，劝止绝不是机械地使用潜在的军事力量来对付正在发生的威胁和进攻，在许多需要进行威慑的背景中，并没有现实的威胁，而只有最终出现威胁的可能性(有时甚至连这种可能性都显得非常遥远)。这种情况当然适用于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保持军事力量平衡的核心问题，即苏联和美国为争取获得更多的核劝导能力而进行的相互斗争中。
奥本海默用“一个瓶子中的两只蝎子”比喻双方的威胁，还有人提出了“恐怖平衡”的概念，这两种情况都意味着双方的威胁是对称的，当然是指对另一方人口的威胁。而实际上，威胁程度的不对称才是必然的。对苏联来说，只有当它自己率先发动了进攻(进攻性质可能是非核的，但却是仅靠非核部队抵挡不住的进攻)，进攻又是针对美国不可能放弃的利益时，美国或联盟对苏军事基地等目标实施核攻击的威胁才有可能变成实际的危险。苏联对欧洲的进攻就是这类进攻中最重要的例子，苏联如果发动横扫伊朗直抵波斯湾的攻势可能也属这一类进攻。另一方面，对美国来说，只有当美国为了挽救欧洲或其它遥远战区的败局，率先对苏联目标实施核攻击时，苏联对美军事目标实施核攻击的威胁才会变成实际的危险。
只有到了第二阶段，对城市实施核攻击才会成为迫在眉睫的危险。此时，苏联威胁着美国和欧洲的城市，企图以此劝止美国和联盟：进一步实施核攻击(这里不是指对城市的核攻击)；同时，美国也威胁着苏联的城市，以确保自己能够进一步实施核攻击；(不是针对城市的攻击)。这样，双方非核力量之间的潜在的不对称性，将支配核威胁演变的每一步进程。联盟和美国虽然是防御的一方，由于它们在非核力量方面处于劣势，就必须首先用核攻击威胁苏联，尽管不是针对城市的核攻击。正因为如此，苏联虽然汇集了大批可以用于作战的军事力量，它也必须首先威胁对美国和盟国的城市实施核打击。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专门讨论战争进程中双方互相威胁“打击对方军事力量”的中间阶段，而这一点恰恰是美苏核竞赛的动因。因为双方拥有的核武器中大部分是用于打击对方的核武器的，最精确的导弹和最大当量的弹头也都是为了这一目的而研制的。可是，在这里仍然没有什么对称性可言，核竞赛不是由最高领导层“盲目的”直觉驱动的，而是由具有实质意义的动机驱动的。苏联对美国洲际核武器进行威胁，其主要目的是要劝止美国有选择地使用这类核武器(如当苏联进行非核侵略或对海外军事目标实施核攻击做出反应)，苏联的威胁是：一旦美国使用了任何洲际核武器，就要把这类武器全部摧毁。它谋求通过这种方式使美国丧失使用洲际核力量时的灵活性，从而使这类武器除了用于自卫外，别无它用(但无论苏联发动何种形式的旨在打击美军事力量的进攻，美国都可以保留足够的剩余武器，以便摧毁苏联的城市)。美国对苏联洲际核武器进行威胁的主要目的恰恰是确保自己可以有选择地使用核武器，美国的威胁是：摧毁苏联的核武器以挫败其发动的旨在打击美军事力量的进攻。
核竞赛主要是围绕着美国是否有行动的自由、是否可以选择性地使用少量核武器(不用于打击城市)展开的。若不是美苏都要满足打击对方军事力量目标需求的话，双方就不可能拥有现在这么大规模的洲际核力量，它们双方目前大约共有2万枚核弹头。 [ 注：根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估计，1985年中期，美国拥有10174枚核弹头，苏联拥有9987枚核弹头。参见《1985-1986年军事力量对比》第180页。 ] 因为如果不把核武器本身放在打击目标之列，目前已经部署的大部分武器就根本没有值得打击的目标。
美国似乎可以采取一种简单的、单方面的解决军备竞赛问题的办法，即宣布只在苏联先对美国实施核攻击的情况下使用洲际核武器，一旦使用洲际核武器时，其攻击目标便是苏联的城市。宣布这一政策后，美国可以立即着手单方面裁减自己的洲际核武器，裁减后的武器数量仅是目前数量的一小部分，即对苏联城市实施第二次打击时所需的数量。要打击的苏联城市数量最多也不过50个，再给苏联可能发动的旨在摧毁战略系统的攻击以及一切可能发生的技术故障留出充足余地，那么至多只需要500枚核弹头就足够了。为了确保安全，这500枚核弹头可以分别由轰炸机和导弹(包括巡航导弹、弹道导弹、陆基导弹和海基导弹)携带。这样，美国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可以使几十年来武器屯积造成的后果迅速消失，美国目前拥有1万多枚洲际核武器，除了需要继续保留500枚外，其余的都将有计划地拆除。即使没有谈判达成的协议，苏联最终也会拆除其核武器，或者听凭武器设备变得陈旧，不去进行更新，因为这些核武器已经没有什么打击目标了。 [ 注：有科技常识的读者会发现其中包含着一个纯技术性的错误：即使美国的洲际核投送平台减少至十几艘导弹潜艇，100架左右轰炸机和同样数目的机动陆基导弹，在苏联发动旨在打击这些核力量的进攻时，有多少核弹头都能用得上，如苏联可以对部署了机动导弹的地区、对机场周围的领空(为了打击刚起飞的轰炸机)、甚至对怀疑有导弹潜艇出没的海域实施全区域范围的“拦阻网”式的攻击。 ]
正是军事均衡本身的结构不允许美国实行这项现成的解决办法。在军事均衡的结构中，美国为了对付苏联的进攻(甚至非核进攻)，可以有选择地使用核武器。恰恰是美国具有的这种不对称的威胁能力将核力量和非核力量结合起来，使核力量可以弥补非核力量的不足。美国也可以通过有选择地使用核武器来对付苏联对美国以外的其它目标实施的攻击，正是在这同一方式的威胁手段中，体现出美国与其欧洲盟国之间的坚强联盟，这种联盟可以抵消苏联因为在自然地理上与美国的欧洲盟国毗邻而获得的优势，如果没有这种联盟，这种优势就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里较少数量的核弹头具有一种重要意义，其意义远远超出单纯的数量问题。核弹头的数量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原因，但它却引起了为打击对方军事力量而进行的大规模的军备竞赛，造成了今天巨大的核武库。但是，要排除这个小小的原因，就会对整个军事均衡和联盟关系(与欧洲的联盟关系既会使美国卷入冲突，又会使美国的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造成严重的影响。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在战略的反常逻辑领域中运用线性推理的谬误之处：如果美国的目的是大幅度裁减各自拥有的核武器，使核武器发展保持在打击对方军事力量的武器之前的水平上，那么，美国(包括盟国)必须在其它方面保持与苏联同等的兵力，然后通过加强自己的非核力量才能达到这一目的。
核战的形式可能有多种多样，但是人们想像核战争时，往往只设想一种情况。那就是一方采取的措施迫使对方采取反措施，导至战争毫无节制地升级，最终达到对双方居民实施全面核攻击的阶段。在这样极端的背景中，反常逻辑的制约作用也相应地变得极端：这样使用核武器已经完全超出了核武器效用的顶点，结果适得其反。从进攻的一方(在此条件中亦是受害的一方)来看，毁灭性最强的攻击反而等于不发动攻击。从实际情况讲，一旦所有值得攻击的居民中心都遭到摧毁，即使那时还会有幸存者对计算双方的得失成败感兴趣的话，恐怕也不会有哪一方能从对方同样的灾难性毁灭中得到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