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区战略Ⅱ：防御战与游击战·第九

作者：爱德华·鲁特瓦克·美国

出自————《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战略的层次·第二》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对于进攻一方来说，战区战略不外乎两种选择，一种是沿宽大正面进攻，一种是沿狭窄正面进攻。只有在实力很强的情况下，进攻一方才会采取沿宽大正面的方案，否则全正面进攻就会在力量对比上处于劣势。而采取沿狭窄正面进攻的方案，即使进攻者的实力较弱，它也会由于集中力量而获得取胜的机会，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使进攻其它地方的兵力处于更绝对的劣势。沿宽大正面进攻的优点是战役结构比较简单，平行展开的进攻行动容易相互协调配合，最重要的是没有任何翼侧会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之下。因此，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尽管伤亡较大，但沿宽大正面进攻仍是一种较有把握的进攻方案。沿狭窄正面进攻的特点是进攻的正面越狭窄，进攻一方的风险就越大，与此同时可能的收益也越大。最典型的例子是德国闪击战“铅笔粗细”式的突破，它既是一种冒险，又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一般来说，只有当进攻者在手段上已经占据了优势，有大胆行事的资本时，它才可以小心翼翼地采取宽正面进攻的方案；如果进攻者已经处境危急，它反倒必须大胆行事，孤注一掷地去争取胜利。除去存在反常的现象外，就我们所熟知的例子来看，并没有任何特别复杂难以理解之处，至少都没有超出纯军事考虑。

　　 然而，对于防御者来说，每一方案不仅决定着军事力量的部署，而且还决定着受到威胁的那部分地区的命运。那种把防御与保护等同起来的线性逻辑很自然地会与战略反常逻辑发生冲突，使得人们在政治和军事这两个方面不能两全时，面临着困难的选择。这一点在弹性防御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弹性防御解除了部队的防护性任务，为了更好地防御所有的地域，它并不要求专门防御某一特定的地域。由于实行弹性防御，防御者可以行动自由地避开敌人的攻击矛头，按照自己的意愿集中全部力量，从而使进攻者失去所拥有的主动权，而防御者持有地形熟、工事坚诸方面的固有优势。从纯军事观点看，这通常被视为理想方案，但在那些统治者眼中这却是最拙劣的方案，因为他们极力追求的只是财富、福利和控制权。相反，如果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前沿防御方案，问题也同样存在。阻止敌人在任何地方入侵虽然在政治上是最佳选择，但在军事上却是最下乘的方案。

　　 当然，走两种极端的事例是很少见的。在实践中，我们只能遇到近似极端的例子。尽管斯大林的最高统帅部决定以有充分弹性的防御避开德国人1942年的闪击战，但却拒不放弃斯大林格勒。尽管目前北大西洋联盟承诺在西德实行前沿防御，但这并不意味着北约要守住西德的每一寸领土，即使弹性防御的方案在原则上遭到抵制。 [ 注：苏联装甲和机械化部队有充分的内在供应能力，当前任务的进攻纵深将会非常大，实行足以削弱其进攻锐势的弹性防御恐怕根本保不住西德的领土，而只能牺牲西德以利于西欧其他国家之防御。此外，苏联还肯定会利用核威胁阻止收复德国领土的任何努力，即使直到那时这场战争仍是非核战争，苏联的这一招未必没有效力。 ] 因此，在实践中，政策总是线性政治考虑与反常的军事考虑的折衷产物。如果决策人的安全感(且不说这种安全意识是否有道理)强些，政治上的优先考虑就会多些，如果决策人的恐惧感强些，担心很快大祸临头，军事上的优先考虑就会多些。

　　 显然，在完全不抵抗、而是保留所有力量进行反攻的弹性防御方案与纯粹预防性的正面防御方案这两个极端方案之间，决策者有一系列的中间方案可以选择，这完全看决策者的决定了，决策者可以自己判断哪些要不惜代价加以保护，哪些可以至少暂时放弃。但是还有一种与这套方案不同的“纵深防御”的方案，即对于纵深大小不同的前沿地区，防御者既不组织顽强坚守，也不将其放弃并作为自由机动地区，而是组织若干独立的武装力量在该地区实施有选择的防御，这些武装力量在纵深内形成许多抵抗之岛，构成防御格栅，而不是构成一条防线。

　　 凭借有利地形，人工障碍以及独立作战的心理准备和组织准备，再加上所需的后勤补给，这些抵抗之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称为“刺猬”)至少可以暂时坚守主要进攻通道两侧的交通要道和重要军事设施，如机场、主要兵站。但这些抵抗之岛的主要作用是为实施骚扰性袭击和出击提供良好的依托。当然，这些骚扰性袭击和出击应与留在前沿地带敌方一侧的主力部队的反攻行动密切配合。

　　 如果抵抗之岛具有较强的防御力量，并被部署在足够大的纵深内，那么就会因受数量的限制不可能构成一个连续不断的防线。因此，敌人在进攻时可以绕过这些抵抗之岛，不停顿地直接攻击位于纵深地带外的预定目标。但是，这样做也具有很大危险：这正如从前攻克敌人的堡垒一样，有些没有被攻下的堡垒中仍有伤亡不大的敌人，并且随时能够出击，前进中的部队决不能对其置之不理；今天，一支装甲机械化部队在进行纵深突破时；同样不能对可以随意攻击自己翼侧的敌军置之不理。然而，停下来消灭各个抵抗之岛必定会使最关键的进攻速度受到影响，若每隔一段距离就派出一支牵制部队则会使进攻一方的力量越来越分散(何况在进攻过程中，部队本来就会自然地减少)。

　　 如果防御者还能对随着敌人的前进进入自己打击范围内的敌军补给部队、勤务部队和小分队发动小规模的袭击，那么纵深防御给进攻者造成的具体困难将更加严重。不过，随着地形对进攻者限制的增大，进攻者只能沿着可能被阻塞的狭窄的进攻路线前进，对进攻者来说，腹背受敌的情况反而会减轻。现在进攻者必须一一敲掉他选择的进攻道路上的各个抵抗之岛。当然，任何规律都是有限度的，战略逻辑不允许这种现象无限制地线性递进：一般来说，整个战区内的地形越限制进攻的行动，进攻者越会摆脱腹背受敌的境地，如果这一过程超过顶点，遇到喜马拉雅山那样真正限制性极大的地形，事情又要另当别论了：因为在类似喜马拉雅山那样的地形中，防御者可以通过彼此连接的一个个坚固阵地堵住每一条狭窄的通道，组织起坚固的防御。这种防御胜过任何一种纵深防御。 [ 注：中国和印度都不能利用这一条，因为两国都想控制喜马拉雅山，而不是想在山后进行防守。 ]

　　 对北大西洋联盟和其在德国的中央战线来说，纵深防御所具有的优点不会因超过顶点而走向事物的反面。中央战线的某些地段中有山，但这些山不同于喜马拉雅山或阿尔卑斯山，北大西洋联盟凭借这些山无法绝对堵住任何主要的突破上通道。然而，即使在德国北部平原和所谓富尔达峡谷地区也有很好的地形障碍，如远远延伸到后方的长满树木的山岭和城镇居民区中，可以建立起由抵抗之岛所连成的防御格栅。因此，纵深防御的战区战略当然是属于对付目前苏联威胁的机动策略，因为这一战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开苏军装甲兵的“铁拳”锐势。由于无法将中央战线当作一条由坚固的障碍所组成的防线加以突破、苏军的入侵部队只好从北约的整个防御地带冲杀过去，甚至分散他们的部队去控制所经过的地区。这样，它就很容易受到隐蔽的防御部队的打击。

　　 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现许多联盟中央战线的纵深防御方案。有的方案主张保留现在的装甲与机械化部队，但不是将它们摆在前沿阵地上，而是将它们留在后方以便自由机动； [ 注：约亨·勒泽尔：《既不赤化，也不死亡》(1982年)。 ] 有的方案主张将装甲与机械化部队与小规模导弹轻步兵部队结合起来使用，用直升机灵活地调遣这些小部队； [ 注：弗朗茨·乌勒-韦特勒：《原子时代的轻装步兵》(1966年)。尼伊·布罗索莱特在其有独到见解的著作——《试论非战斗》中提出了有广泛影响的海绵式可变性“模糊”防御的论点。 ] 有的方案主张将装甲与机械化部队与打游击战的地方民兵和常规轻步兵结合起来； [ 注：见史蒂文·坎比的《中欧的国土防御》（1980年)以及坎比的众多其它著作。 ] 有的方案主张将装甲与机械化部队与分散在各个要塞中保卫遍布德国原野的石建村庄的小股常规步兵部队结合起来； [ 注：威廉·斯考特：《非机械化步兵的一种作用》(1980年)。 ] 还有些方案主张增设坦克障碍以迟滞苏军的装甲纵队；还有其它一些方案：有的主张要坦克障碍物，有的主张不要坦克障碍物，但都主张应为某些部队构筑防御工事以便使他们能够迟滞敌军通过前沿后方纵深地区的道路和走廊地带。上述这些方案的目的都是尽量迟滞苏军装甲部队，使之无法仅靠前沿地区的一场苦战就能一举完成对北约防线的快速而深入的突破，而是陷在纵深防御的泥潭中，直到被切断和各个击破或被北约的大规模反击所打败。 [ 注：在所有的方案中，都需要作出适当分散的补给安排。贮备数量必须更加庞大，以便能够满足遍布于整个战斗区域的贮备点和贮藏处的需要，以改变目前由卡车队和输油管道向前线的大型中心贮备站和油库按需要供应的办法。在所有上述方案中，指挥与控制也都必须有所分散，分散的程度应取决于每一方案的特点。 ]

　　 尽管有关中央战线的各种纵深防御方案的具体内容千差万别，但这些方案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在军事思想方面都有新颖独到之处。这些方案不仅仅与种种僵化陈旧的计划格格不入，而且与政治现实同样格格不入。此外，所有这些方案似乎都具有典型的幻想成份，即属于“一锤子买卖”，因为在对苏联纵深突破的战区战略做出反应的同时，它们没有考虑到这些方案实施后会使苏联采取何种新的战区战略，可能引起什么反应。换句话说：这些方案忽略了战略的基本规律。但在提出此种批评之前，应当指出，上述这些方案从纯军事的角度看还有相当多的可取之处。

　　 在战术层次上，我们已经知道，防御一方的部队在堡垒中打击在明处的进攻之敌会在“消耗比率”方面占很大便宜，因为防御者的火器可以充分发挥效力，而进攻者的火器却不能。那些伺机袭击苏军部队，受到反击时可以立即分散行动敏捷的小部队同样会在“消耗比率”方面占便宜。此外，只要抵抗者在工事障碍的掩护下能够经受住敌人的炮火，反坦克壕、坚固工事、雷场等障碍物就能降低入侵之敌的前进速度，提高防御武器命中目标的能力，使防御阵地的战术效果得到改善。在战役层次上，障碍物和路障工事的混合效果将会削弱入侵者的相对机动能力，使防御者更容易将足够强大的反击部队部署在有利的位置上，打击苏军进攻纵队的翼侧。在战区层次上，所有上述方案都能避开苏军强点即苏军突破坚固防线的能力，同时又可利用苏军的弱点，即缺乏小部队所具有的灵活性。 [ 注：机械、刻板的观念认为；冲突中的所有敌人都失去了人的特性。因此，在第二次大战中，一方面，人所共知德国军队最强大的力量在于它的高度的灵活性，与此同时德国官兵的形象是墨守成规的机器人。当然，事实上，德国军队的下级军官和士官有很大的自由；在指挥和控制中，等级权威很顺利地让位于战斗的需要，在这方面甚至连美国人都无法仿效，更不用说英国人了。然而，至少在下级军官中，苏联军队的确似乎非常刻板，无论命令是否正确，一概服从。这种情况既不能归咎于文化上的先天局限性，也不能归咎于官方的理论(官方的理论当然要求各级都发挥主动精神)而是出于事实上的制度方面的诱因：即使发挥主动取得了成功也给予适当的奖励，但它的效果是微乎其甚微的，因为对未经官方授权的失败行动采取的惩罚，要比服从命令而失败所受的惩罚严厉得多。在阿富汗的战斗开始后，官方不断呼吁“更多的主动性”就很说明问题。关于对制度结构问题的对比分析，参阅理查德·加希里埃尔的《对抗者》(1984)。 ]

　　 然而，纵深防御的各种方案一直为历届西德政府，从而也为整个北大西洋联盟所拒绝。这点充分证明，纵深防御方案与现行的政策是不合拍的。但是政策随时可以改变，摒弃不现实的政治是基本的要求。在战略的技术、战术或战役层次上，所追求的目标是不言自明和无可争辨的：质量高、消耗比率有利、打胜仗当然比质量低、消耗比率不利、打败仗要好。但在战略的战区层次上，成功和失败的含义是一个政治决策问题。纵深防御方案可以击败苏联的入侵，但与此同时它未能保住西德，即消灭苏军，但同时也毁坏了西德的大部分领土，这究竟算是成功的方案还是失败的方案便成了一个难下定论的问题。目前，各种具体的防御方案要求在持久战中放弃的领土面积各不相同，但没有一种方案象现行的“前沿防御”方案那样，要保全西德的全部国土。

　　 主张纵深防御的人说，尽管纵深防御有使部分西德领土遭到常规摧毁的危险，但这总比使所有的西德领土、包括各大城市最终遭到核毁灭危险要好得多。而在具体作出抉择时情况又复杂了，因为这两种危险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之大小是不同的：我们当然可以说，战场核武器比非核武器的劝止作用更为可靠。但实际上，这种选择范围本身就有问题，因为现行的政策包含着第三种选择。西德政府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禁止使用西德领土上的核武器。因此，如果劝止失败，苏联开始进攻，中央防线守不住，西德政府可能会拒绝同意发动核反击，并要求停战。苏联的条件很可能十分苛刻，但这总比实际使用核武器可取，也比持久的非核战争给人口稠密的西德带来巨大损失可取。纵深防御作为替代官方政策和一种方案非常诱人，而真到战时，它代替其它做法的可能性会怎样，那就很难说了。

　　 作为战区战略的游击战

　　 不过，与社会现实更明显不合拍的还得要算那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志愿民兵组织的防御方案，尽管依赖轻步兵的防御方案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民兵方案和轻步兵方案均设想以游击抵抗的形式，即发动许多小规模的伏击和奇袭打击苏军的补给部队、分队和进攻部队暴露的翼侧，为正规的装甲与机械化部队发动有利的反击创造条件。不过，这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纵深防御的设想。一切的控制权都处于双方的不断争夺之中。 [ 注：“游击战”一词源自西班牙语，原义是“小规模战争”，德语是bandenkrieg，含意是“小股部队战争”，似更为传神。游击战是与大部队正规战争相对而言，当然它本身属战区战略，实际上是灵活轻装的步兵战术扩大到战区规模。另一方面，在争取控制政府的国内斗争中，游击战只是革命战争这一大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军事部分，另一组成部分——政治部分——是颠覆，即通过宣传和恐怖活动取代一个国家的政府。从宣传和恐怖活动的相对比例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斗争的性质：如果恐怖主义活动成分很高，叛乱分子的目标不可能是建立民主政府。沃尔特拉写的《游击队员》(1976年)可能仍是简要介绍这方面有关情况的最有用的一部著作。关于对革命战争的典型剖析，见罗歇·特兰基埃的著作《现代战争》的开篇部分。 ] 据此，根本没有御敌于国门之外之说，实际上，游击战方案之所以诱人，完全在于在战役层次上游击战比正规军的处境更为有利。在技术层次上，游击队不但没有优势，而且恰恰处于劣势地位，而且战斗发生时，游击队在战术上也并不经常占有优势。但在战役层次上，游击队却占有实实在在的优势。只要神出鬼没地进行战斗，而不是试图据守阵地，阻击敌人的坚决进攻，游击队或轻步兵就能按自己的意愿，想怎样打就怎样打。因此，游击队和轻步兵方案设想，苏军入侵部队处处都会受到骚扰，它在进行中会经常遭到伏击，它的小分队会遭到突袭和歼灭，它的补给站会遭到破坏，它将无法捕捉到遇到优势兵力的敌人就分散，因而只会消灭敌人而不会被敌人消灭的游击式的防御者。

　　 游击战是对付优势常规力量的一种机动策略，它的弱点之一是要依赖敌人的自我克制。在巴勒斯坦、肯尼亚、马来亚、塞浦路斯和亚丁与英国人战斗的犹太人、吉库尤人、华人共产党、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的游击队、甚至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与法国人战斗的越南人和阿尔及利亚人，当然还有与美国人战斗的越共，都可以依赖他们的敌人在对待普通居民方面所表现的自我克制。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英、法、美的某些军队在某些地方行为粗暴，甚至偶尔发生极端残暴的行为，但军事当局并未支持对游击队的活动进行系统的报复(说到底，军事当局的目的是争取“人心”)，更不用说在国会和报纸严格监督之下行事的这些国家的政府了。

　　 相反，如果入侵者根本没有自我控制或自我克制极差，游击队的行动自由就会由于害怕平民遭到残酷报复而受到极大的限制，因为这些平民中包括游击队员的亲属和朋友。如果游击队的每一次刺杀行动都要招致一场对被当作人质的无辜居民的杀害；如果游击队的每一次成功的伏击都将伴随附近村庄的毁灭；如果游击队对敌指挥所或仓库的每一次袭击都会引起一场大屠杀，就不会有许多游击队员觉得他们一有机会就可以自由地暗杀、伏击和袭击。他们来自于平民，对平民的感情联系是他们一种潜在的弱点。残酷无情的占领军可以利用这一弱点自行作出机动性的反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队的报复政策对最大程度地减轻游击战活动在大部分地区、大部分时期是非常有效的。当然，德国分散出大量兵力对付游击队是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但在充分考虑到这部分因素后，现在人们一般都认为；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希腊人的抵抗活动不那么引人注目。 [ 注：参阅拉克所著《游击队员》，第202-238页。在1944年6月的“霸王行动”实施后的有利条件下，法国抵抗力量曾有效地完成了一项十万火急的特定任务，对此所作的详细评估，见马克斯·黑斯廷斯的《德意志帝国》(1981年)。 ] 波兰抵抗力量的主要活动是组织秘密军准备最后的解放战争，而不是进行游击战争；他们的确在1944年8月公开地发动了试图解放华沙的战斗、向德国人发动了进攻，但是他们打的是地地道道的常规战。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未进攻德国人，免得波兰居民遭受德国人的报复； [ 注：一名参与者作了透露真相的叙述，见斯蒂芬·科尔邦斯基所著《战斗的华沙》(1968年)。 ] 只有铁托的共产主义者和苏联的游击队在战争中发动的游击队才真正有效，这恰恰因为，他们决心与德国人比赛谁更残酷无情。不惜让平民付出巨大的代价。 [ 注：在南斯拉夫，是保护平民还是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抵抗，这两者之间的意见分歧异常尖锐：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契特尼克”实际上被德国的报复政策所吓瘫，最后以通敌而告终。 ]

　　 如果游击战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夺权斗争中(即革命战争)——这种现象自二战结束以来相当普遍——报复政策通常只会起反作用。 [ 注：这种例外情况包括中央政权与分裂主义分子——无论是种族的还是地区性的——之间的国内斗争，因为分裂主义分子一般受到当地人民的坚决支持。 ] 不过也有一个对应的替代办法，即政府可以武装地方自卫性的民团组织，使这些组织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抵制游击队势力的侵入。

　　 点式防御

　　 伤害平民与武装平民竟然效果相同，这似乎使人感到奇怪，但是在反常的战略领域内，情况就是这样，两种方法可以达到同一目的。首先，在战区层次上，对付游击战的相应方法是仿效游击队的分散。靠地区防御的方法，即让大部队随时作好准备出击歼敌不是对付隐蔽敌人的有效办法。应该从自己的战斗部队中分出众多小部队去到守卫尽可能多的易受攻击的目标，配合当地的警察和民团，实行“点式防御”。通过这种方法，守卫桥梁、水坝、电站以及城乡部队驻地、路卡、哨位和进行巡逻的小部队，便可以与游击队的分散力量相抗衡，并在多数场合下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正规部队的纪律性更强、训练更加有素、装备更精良。自然，如果此时还在进行一场常规战争，在敌后实行点式防御的机会成本便是前线战斗力的削弱。不停顿的前进和失败这两者往往反常地交织在一起，这便是原因之一。 [ 注：在历史上，实施点式防御的必要性曾限制了军事帝国征战扩张的速度，随着一些地方继续不断发生动荡，不安的因素逐步积聚，从而最终限定了军事帝国所能支撑的扩张范围。罗马的统治或多或少是要先安抚一个国外行省和征税(或征募士兵)，然后再征服另一个行省。但是，即使采取这种办法，维持安全的需要仍在增长，因为有的行省虽然能长治久安，而另一些行省却不断发生暴乱。这种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势必促成下达命令有违于奥古斯都要进一步征战扩张的遗嘱。见塔西佗的记载，《编年史》第一卷，第11页以及他在《阿格里科拉传》第十三卷中所作的批评。 ] 另一方面，在对付革命战争时，点式防御是武装部队的最重要的功能，它可以保证社会和国家的正常运转，直到反叛的动因通过改革、反宣传或非殖民化而不复存在。

　　 然而，无论是哪种情况，游击队在战役层次上显然都会采取集中兵力的作战形式作为对策。起初，因为对付不了政府军的大部队，游击队才采取游击战的形式，而现在，政府军以点式防御对付小股游击队后，反叛者发现，警戒站、部队驻地、路卡、巡逻队等特定目标都十分易受集中起来的大股游击队的攻击。随着战争的发展，游击队中经常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武装形式：小股地方武装与在广大范围内、甚至可能在全国范围内作战的“主力部队”。到了这一阶段，游击队通过以主力部队不断打击小股正规部队，可以逐个击败政府部队的点式防御。可是一旦游击队试图这样做，他们的隐蔽性必然变得越来越差，因为一方面，为使部队集中为主力部队，许多游击队员必然要离开本乡本土，做为外乡人，他们便不容易受到当地人的保护。这样，政府军就可以根据补给、通信和机动性等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以反集中对付游击队的集中。如果双方势均力敌，在同样的条件下竞争，结果很可能是部队的规模越来越大，直到双方都动用大部队，正规战完全取代了游击战。

　　 不过，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出现，因为从总体上看，政府军在补给、通信和机动性方面仍占据着优势，反叛者很少能够将全部的地方小股武装集中成主力部队，并且通常也不愿这样做。 [ 注：这就是现代化的后勤、无线电和直升机出现以前的情况。罗马人在机动性方面并不比反叛的敌人占优势，但由于有了自己的信号塔系统，修得很好的道路以及粮仓，罗马人在战区战略方面获得了优势，罗马人的信号塔系统白天点烟，夜晚点火，传递警报信号和命令；罗马人的道路设有堡垒、敌人无法使用这些道路；罗马人的军队可以从粮仓中获得粮草，而反叛者只有在长期围攻之后才能获得这些粮草。 ] 他们很可能既使用主力部队打大仗，又使用隐蔽的小股武装伺机进攻不设防的任何有价值的目标。结果是，那些对付反叛者的部队同时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需要：既要打击游击队的主力部队，又要实行点式防御。他们面临的困境同一支在后方刚刚征服了敌对性很强的居民，正设法尽量减少点式防御所造成的力量分散，现在又在前线打常规战争的部队所面临的困境一样。对于占领军来说，解决的方法应是报复政策，使敌方畏而却步，不敢进行游击战，而不是将部队分散到所有的抵抗地区以制止游击队的活动。报复措施可以采用杀伤手段；也可以不用杀伤手段(破坏财产同样有效)。如果对手是国内反叛者，在不安全地区组织自卫民兵进行点式防御的方法同样有效。这样，政府军可以将守卫驻地和实行警戒的分队用于对付反叛者的主力部队。

　　 在德国进行游击战？

　　 回到我们对大西洋联盟防务的具体分析，我们可以设想一旦苏联入侵德国，并受到游击队的袭击，很明显，由于战斗发展很快，苏联人不可能招募、训练和武装与自己合作的民兵，即使存在着这样做的政治、文化和种族基础。 [ 注：二次大战期间德国人在许多占领区、特别是在苏联，的确得到了当地的支持。在某些地方，使用亲德国人的民兵的方法相当成功，从而取代了报复政策，例如布良斯克以南的奥廖尔-摩尔斯克地区的洛科季“自抬行政区”，该地区约有170万居民，在1942-1943年由大约1万名民兵保卫，这些民兵全部是俄国人。这里，合作基础是政治的(反共)。洛科季民兵即人们所知的“俄国解放军”，是由德国第二装甲集团军的鲁登道夫·施密特将军和一个俄国工程师(后来由臭名昭著的布罗尼斯拉夫·卡明斯基代替)共同建立的。这是德国国防军军官们反对党卫军在该地区行动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在该地区、德军同意不对仍发生的游击队袭击活动采取报复行动。见库珀的《影子战争》(1979年)第112-113页。这样的协议虽然并不是正式的，但在德国占领区很普遍，受到了国防军军官的热情支持，见京特的《反游击队之战》(1968年)。但这些协议受到了党卫军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武装“劣等人种”，直到战争形势越来越恶化，德军人员严重缺乏，党卫军才改变了态度。党卫军虽然还反对组织民兵，但这只是由于党卫军期望招募尽可能多的人员参加到它众多的种族部队中去。 ] 因此，苏联人不可避免地面临两种选择，要么采取报复政策遏制游击队对其卡车队、后勤部队、孤立的分队以及翼侧的进攻，要么将自己的部队分散各地实行点式防御，翼侧警戒和进行寻歼。

　　 尽管同一支军队对比较原始的居民远比对较文明的居民残暴并不是什么稀奇事，但苏联人在阿富汗的行径却的确表现出一种最残忍的报复倾向。例如，苏联人对游击队袭击的一般反应是对附近地区的村镇实行面积轰炸，这是有目共睹的事。还有消息不止一次地说，苏联人把在周围地区兜捕的有战斗能力的男人集体屠杀，甚至不管这些男人是否卷入了游击活动。刚巧，一些——也许许多——阿富汗游击战士有一种超常的精神力量，苏联的报复并不能迫制他们。但尽管如此，至少从实际情况看，苏联人的轰炸的确产生了效果：在新政权建立的地区，尽管农村人口并未减少，但游击队的活动却十分有限；游击队的活动大多发生在被搞得人烟稀少的地区。渐渐地，在某一地区活动的游击队员都没有家属和家族成员住在附近，他们的家属都在巴基斯坦和伊朗的难民营，不会受到苏联人的报复。不过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游击队员再也得不到当地人送来的食品和情报。

　　 因此，那种心中认为入侵德国的苏军将受到伏击、袭击和暗中破坏而他们又不会对平民进行报复的想法至少应当说是令人怀疑的，从阿富汗的经验中肯定找不到任何依据。有些人怀疑当苏军开始屠杀、当苏军第一次对附近居民残酷报复后，这种游击战形式的进攻能坚持多久。 [ 注：这就是人们对现已成为官方政策的奥地利纵深防御计划中的游击战成分的批评意见。见里茨勒所著《小战和袭击战的经验》(1972年)第二卷第155-156页。 ] 同样；期望城市德国人象阿富汗的部落民那样长期忍受异常艰辛和严重损失也是不现实的。 [ 注：克劳塞维茨将成功的游击抵抗所需要条件归纳为以下几点：(1)战争是在本国腹地进行的；(2)战争的胜负并不仅仅由一次失败决定；(3)战区包括很大一部分国土；(4)民族性格有利于采取这种措施；(5)国土上有山脉、森林、沼泽或耕作地地形极其复杂，通行困难。(《战争论》第六篇第26章第480页)如果在西德进行游击战争，前三条要求可能得到满足，但第4或第5条肯定满足不了。 ]

　　 苏联的对策

　　 即使我们姑且不论在政治上对纵深防御方案的反对和这些方案的准游击战成分引起的各种疑虑，只要我们把自己的观察图象由静态转向动态，我们就会发现，任何纵深防御方案都无法抗衡苏联方面最明显的反措施。如果北大西洋联盟放弃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安全政策(即前沿防御政策)和实施该政策的中央战线，联盟是很难秘密而异常迅速地做到这一点的。国会的繁琐程序以及将某些主要装甲与机械化部队重新调往后方新基地的必要措施会使苏军有充分的时间调整它的战区战略。实际上，苏联为最初步的反措施进行准备只需要很短的时间。苏军可以采用分路少，更集中的纵队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直取德国的几个最大的城市(汉堡、法兰克福、纽伦堡、慕尼黑)，迫使西德政府要求停战。

　　 由于不再可能在前沿地区遭到驻守在那里的联盟部队的顽强抵抗，苏联人在入侵开始时将不必派出火力侦察部队去寻找防守不严的接合部或为后续增援部队的进攻杀出一条血路。相反，苏军可以采取一种“蒸汽压路机”的战区战略，让它的全部力量集中沿三四个方向以非常强大的攻势向前推进。除非敌人的防御部队直接拦住去路，苏联的进攻纵队尽可以不理睬分散在整个纵深之内的敌方部队，以最快的速度直达和紧紧包围德国的主要城市，使北约无法发动核反击。

　　 至于谈到联盟对苏军进攻部队的翼侧实行反攻，由于有众多的苏军师一道进攻，每一突破方向的核心部分肯定有足够的部队防护。最后，由于纵深防御方案的全部目标是避开大批装甲部队的凶猛打击，如果联盟的军队对苏联军队迎头抵抗，阻挡其前进，那么放弃保卫全部领土、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案就没有道理了。如果非要这样做，接下去的战斗只能导致匆匆集结起来挡在苏军进攻道路上的防御部队的毁灭，因为苏军在进攻前就已集中好兵力而联盟部队事先是分散防御的，再集中也不可能在数量上超过苏联进攻部队。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反措施必定会挫败联盟的纵深防御方案，这并不完全是因为苏联的兵力占优势。其实，即使苏联和北约在兵力上完全相等，结果也会同样如此。(战区战略逻辑也并不是说这种概念不适用：在其它条件都相同、并且运气也平等时；机动防御实际上应占上风。)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对西德和联盟来说，纵深防御方案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没有对西德的城市提出切实可行的给养供应措施，这些离前线很近的西德城市既难以保卫，又不能撤离(汉堡城中心距东德边界最近处只有25英里，法兰克福离东德边境只有75英里，纽伦堡距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也不远，即使慕尼黑距东德边境也只有大约100英里，离奥地利就只有50多英里了)。

　　 恰恰由于戴克里先皇帝采取了纵深防御的战略，罗马帝国曾强盛了一个多世纪，并在另一个世纪里继续得以生存。戴克里先皇帝的战略是：减少边境驻军，实行纵深防御，并保留较好的部队准备反攻；每个城镇、甚至每个农村庄园都由坚固的高墙加以保卫。这样，入侵者虽然可以得到庄稼、掠夺散失的牲畜、抢劫孤立的农户和小村庄，但如果他们不停下来发起攻坚战，他们就休想对罗马帝国造成更大的破坏。通常由于缺乏攻坚器械和不懂围困与反围困战术，入侵者除了在乱石砸击下破坏城墙之外，很少有其他良策可施。罗马的城市一般都有驻军和火炮，可以实行积极防御，甚至许多地主把佃农武装成民团。如果出现其它紧急情况，或者需要从远处集结更大的力量，罗马军队不得不推迟反攻，从而使入侵者可以进行长期围困，但这种延迟对入侵者并不有利，特别保护好粮仓和其它贮粮站是罗马帝国防御计划的一个关键部分。围困不但不能给防御者造成饥荒，入侵者反而常因饥饿而退兵。他们没有持久的粮食供应；一般来说，恰恰由于饥饿无粮，才促使他们发动侵略。 [ 注：勒特韦克：《罗马帝国的大战略》，第159-170页 ]

　　 德国人是不能靠石头和沸油将苏联拒之于城门之外的，但受过训练和有良好装备的德国城防部队可以在城市郊区伏击敌军坦克与机械化部队，相机在城市四周设置坚固的防御阵地，迫使苏军逐房进行战斗，用这种办法可以比较容易地拖住苏军。由于苏军大多为装甲部队，步兵很少，因此，在开阔地形上，苏军具有可怕的威力，一但在街垒战斗中，苏军不得不走下坦克，一排办公大楼足可以消耗苏军整整一师的兵力。但什么力量都无法阻上苏军的坦克炮消灭建筑物里的抵抗力量，防止苏联的工兵在阻塞的街道上为部队爆破出一条前进通道，阻止苏联的炮兵向城区倾泻炮弹，无论这种射击多么徒劳无益。发生在斯大林格勒和贝鲁特的事情说明，进行那种防御就等于毁灭这座城市，尽管防御过程中进攻者的力量也受到削弱。

　　 对于象苏联这样的步兵较弱的机械化部队来说，在城市街道、甚至在郊区进行战斗是最糟不过的事情。 [ 注：低矮且四面不坚固的城区住房和商业建筑诚然不能象传统的乡间石砌房舍那样作为阻碍坦克的实际障碍，但它确实可以为在其间活动的防守部队提供复杂的掩护条件，使这些防守部队可以从隐蔽的地方对道路和街道组成交叉火力。装甲车要想不冒巨大危险从这些建筑中碾开一条通道是不可能的，因为现代建筑地下室上的顶层板很薄，地下室极易成为坦克的陷井。 ] 然而，西德政府很可能并不愿意将它的几座最大城市变成战场，如果在非核纵深防御的背景下苏联军队即将开进汉堡、迫近法兰克福并到达纽伦堡的边沿地区，西德政府可能同意按联盟的计划作战，即用远程核武器打击正在进入西德领土或正在东德和捷克向前线运动或仍在苏联本土的入侵者的部队。但西德政府肯定不愿意重演柏林1945年的悲剧、把自己的城市当成战场。在1945年的柏林之战中，德国人发现，炮击和坦克炮火几小时造成的破坏比1000架飞机进行轰炸所造成的破坏还要严重。

　　 由此看来，无论是否进行游击战，纵深防御对中央战线来说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只从开始时对付苏联战区战略的角度考虑问题，纵深防御的方案似乎很诱人，然而一旦我们考虑到苏联可能采取的反措施，这个方案的脆弱性就暴露出来了。然而在西德和中央战线适用的方案在其它地方并不一定适用。因为西德和中央战线这一特定的战区有三个特点：第一，这一地区没有重要的地理障碍，如高山；第二，从整体来看，这一地区纵深很小；第三，这一地区有几个具有重要价值的大城市，而且非常靠近受威胁的边界。

　　 同样是纵深防御的战区战略，如果在其它场合下采用，比如说，在美国远征军防御苏联入侵伊朗油田和靠波斯湾的阿巴丹地区时采用，可能会取得非常令人满意的效果。苏联边境距阿巴丹500多英里，其间有许多交通不便的山地，美军有大量机会利用轻步兵和直升机在广阔的地带进行阻滞战斗和发起骚扰性进攻，并在以后有充足的余地从海岸地区调集重兵发起反攻或简单地阻拦苏军。实际上从最近发生的战斗中从我们已经看到，伊拉克于1980年9月发起进攻时，伊朗通过在广大地区实施纵深防御首先成功地遏制住然后胜利地击退了伊拉克的入侵。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1927年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发生的战争中，完全是由于俄国幅员辽阔、有实施纵深防御和弹性防御的充分余地。才使苏维埃政权生存下来。它用纵深防御守住了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各个车站，打击白军和乌克兰地方民族主义者的红军骑兵部队则采用了弹性防御。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成了苏德两方交替实施纵深防御和弹性防御战区战略的大舞台。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成功的纵深防御必须要有辽阔的幅员(弹性防御需要的更大)。在我们得出这一不足为怪的结论时，战略的反常逻辑又在起着作用：持续保护的地区越少，最终保全整体的可能就越大，因为处处保全必然消耗战胜敌方进攻所需的力量。当不得不按主次缓急的顺序处理问题时居民的重要利益和国家的重要利益很容易发生分歧，就象地方居民的利益与宣称为他们利益而战的游击队员的利益肯定会发生分歧一样。一方面，个人寻求的是对个人生存不间断的保护，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集合实体的国家，在困难的情况下恰恰需要暂时中止这种保护才能最有效地确保自己的生存，正象游击队员为不失去隐蔽性这一主要法宝而必须做的那样。只有靠前沿防御的方案，居民个人与国家的利益分歧才会消除，因为集体防御的目标就等于保护每一片领土。正因为如此，前沿防御方案最适合注重个人的民主国家的口味，尽管它与民主国家的根本生存未必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