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役层次·第七
作者：爱德华·鲁特瓦克·美国
出自————《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战略的层次·第二》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尽管在战术与战略之间这个层次上的诸多作战方法争显其能、各种交战场面威武雄壮，但在英语军语中却有个奇怪现象——没有表述这个中间层次的作战思想和作战行动的专门术语。与此相反，在欧洲大陆现代军事学术领域中，却有一个通用的并可以直译为“战役的”形容词来表述这一层次，特别是德国和苏联在其专用军事文献中对这个概念的使用极为常见，其主要研究的对象就是战役学。 [ 注：德语中为Operativ Kreigskunst(战役的兵法)；俄语中的Operativnoye iskusstvo(战役法)显然是从德语转引过来的。在美国军事行政用语中，例如在European Theater of Operations(欧洲战区)中Operations一词仅指一般的作战活动，既指战术的，又指战略的，也指战术与战略之间的。自从1981年我发表了《战争的战役层次》一文以来，由于以后美国陆军在其基本理论性条令(FM100-5号《作战纲要》)中采用了这一术语，这一术语遂为美国军界广泛接受。巴兹尔·利德尔·哈特曾企图引进含义相同的“大战术”(grand tactics)一词，但终未获得官方的承认，也未在英美军事文献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 它与战术学不同，战术学的应用范围仅限于指导特定类型和规模的作战行动(如步兵战术、空战战术、反潜战术等)。
像在战略的技术层次上武器本身相互作用那样，像在战术层次上交战部队相互抗争那样，在战役层次上我们所看到的是双方指挥员在作战指导上的谋略竞赛和战法较量(闪击战、纵深防御战、“战略”空袭战、多层次海军防空战)。尽管抽象化地对战役进行表述比较困难，但从交战的指挥层次、作战方法、行动规模等方面看，其轮廓还是十分清楚的。这就再一次表明，没有必要非给战役下个什么定义不可，我们需要的是从所有的战例中，揭示出战略的分层结构，掌握战役层次的含义及其在各层次中的位置。当然，战术、战役、战略层次的明确划分，要求对作战范围、手段等要素做出具体规定。
从一个特定情况来看，对于一个原始部落来说，其整个军队是由拥有相同武装的武士组成的，他们始终采取单一队形作战，在实战中其战术行动、战役行动和战略行动自然是没有区别的。这样的部落不可能只遭受战术失败而不遭受战略失败，也不可能发明一种超战术的作战方法。与此相反，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为例，甚至在同一战区内也同时并存着十分不同的战役形式，从太平洋的两栖登陆战役，到对德国工业的“战略”轰炸，从诺曼底登陆起长达11个月之久的欧洲大陆作战，到由航空母舰特遣舰队争夺太平洋海上霸权等作战活动中，美军采取的战役方法也是极为不同的。
规模和手段多样化是必要的条件，但仅有这些条件还是不够的。如果战役层次本身具有实质意义，战役行动必须包含比战术部分的总和还要多的东西——这取决于既定环境中实行的战争方式，更具体地说，取决于它在消耗和机动的递变中所处的位置。
战争中的消耗战与机动战
消耗战是一种拼工业实力的作战方式。这种方式仅仅把敌人当作一系列目标来处理，通过优势火力和物质力量的累积效果最终摧毁所有的敌方目标，取得胜利，除非敌人退却或投降终止了这一过程(通常都是这种情况)。作为一种作战方式来说，其消耗成份越多，越需要采用常规的目标搜索方法，调动和补给物资，同时反复使用战术手段，使战役方法运用的必要性也就越少。只要使火力能打到敌人的固定目标(堑壕、城市等)，或能打到能实现自己目的的集中起来的敌军部队(而不是游击队)，只要能够确保物质优势，只要能够正确运用火力并保持火力优势，胜利就会像数字计算那样准确和有把握。当然，己方也要承受敌方所施加的消耗。如果在消耗上不占优势，那么采用这种作战方式便不可能获得胜利。况且，无论就伤亡而言，还是就物质损失而言，即使能取得胜利，这种胜利的代价也是昂贵的，至于具体伤亡和损失程度则取决于敌人的实力。
诚然，在实际作战中不会出现完全缺乏计策或智谋、完全拼工业实力打纯消耗战的情况，但消耗战成分很高的情况还是屡见不鲜的。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堑壕战，在那种堑壕战中，许多战斗都表现为双方势均力敌的炮兵部队之间的野蛮轰击；1940年，德国空军为实现击败英国皇家空军的企图有意地寻求同对方进行空战(在这一行动中，德国自恃自己拥有物质优势是一个错误，因为德国空军的作战距离远，英空军“喷火”式战斗机质量高，英空军飞行员素质好)；在蒙哥马利在阿莱曼进行的战斗及其后来所实施的大部分战斗中，敌军在被坦克冲垮前首先遭到英军占绝对优势的炮兵猛烈袭击，继而遭到步兵由正面发起的冲击；1941年-1943年期间德国实施的潜艇战，其目的是通过把盟国全部远洋运输船舶的总吨位降低到无法支持战争活动的水平来赢得战争的胜利；盟军在意大利的战斗(在安齐奥机动作战失败后)，因最后演变成了一种正面“碾磨”行动而进展缓慢；盟军对德国和日本的空中轰炸，其公开目的是摧毁两国的工业，但其实际目标却是城市住房；诺曼底突破之后，巴顿曾极力反对艾森豪威尔实行广阔战线的进攻方案；1951年-1952年间李奇微在朝鲜战场上所发动的攻势中，地面部队在由东海岸至西海岸的绵亘战线上缓慢地向前推进，攻击被空军和炮兵有计划压制的中国和北朝鲜部队；美军在越南的作战行动中，敌军除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时刻外、拒不集中以免形成便于美军打击的目标，因此美军不断地通过扫荡把敌人向中心区驱赶，迫使敌人聚拢起来；最后是仍停留在纸面上的一种例子，即把城市人口和工业定为核袭击的目标，并以100%的摧毁这个国家相威胁，达到劝止敌人不要发动侵略的目的。
在递变过程的另一端，是与出奇制胜相关的机动战。它是与目标的具体特点密切相关的一种作战行动，其目的不是寻求摧毁敌方的实力，而是通过对整个系统的破坏使敌方失去作战能力一—无论这里所说的“系统”是指敌军的指挥结构、他们的作战方式和战斗部署(如线式防线被突破或作战舰队的纵深防御被突破时所发生的那种情况)，或甚至指某一实际存在的技术系统(如对雷达系统的欺骗，而不是强力干扰或实际摧毁)。
相关的机动战之出发点不是发现敌方集结的重兵所在(因为那是发现大量目标的地方)，而是避开敌方的强点，然后运用某种选定的优势打击手段打击敌军的弱点，无论是实力方面的还是心理方面的，技术方面的还是组织方面的。消耗战是一种准物理过程，它保证所取得的成果与所付出的努力的质量和数量成正比。反过来说，如果物质上没有优势，便不能取得作战胜利。而相关的机动战的成果取决于以下条件：是否准确查明敌方的弱点，是否达成突然性，行动是否迅速准确。突然性和高速度的适当结合乃是机动战获得成功的一个先决条件，因为如果敌方有时间作出反应，他便能针对自己的弱点采取措施，免受对方正在实施的机动战所造成的危害。
这样便会出现两种后果。其一，相关的机动战有可能使所获得的成果不成比例地大于所付出的代价，因而为物质上较弱的一方提供获胜的机会；其二，如果在狭窄地区用于所设想的敌方弱点上的力量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或者遇到了未曾预料到的敌方力量，则相关的机动战便有可能完全遭到失败。用工程技术人员的话来说，消耗战的失败是“故障弱化式的”(正象它的成功靠逐渐积累一样)，这是因为它的每一次失误只能造成部分危害。例如，如果发生目标选择不当或没有击中目标的情况，只需要下一次再选择和攻击那个目标就是了，而绝不会因此而危害更大范围的行动。相关的机动。战则不然，它一旦遭到失败，便是“灾难性的”(正像它靠付出很少的代价就能获得较大成功那样)，这是因为一旦判断失误或执行不当，整个行动便会遭到破坏。换句话说，消耗战是一种需要付出全部代价、风险较小的作战形式，而机动战则是与此完全相反的一种作战形式。诚然，在机动战中，如果风险真的出现，所失去的只是相对较小的那部分力量，与希望获得的胜利相比是属于“低代价的”，但是按绝对数量来说，仍然可能是相当可观的。
还有另外一种后果：由于机动战要求准确发现敌方的弱点，行动中保持高速度和精确性，以充分利用敌方的弱点，这种作战形式通常不允许任意采取以数量代替质量的作法。机动战将对质量提出严格的要求，只有在超过那些要求标准的情况下才可能允许以数量来代替，在任何情况下突然性和速度方面的要求都限制着这种代替。此外，在最后运用选择力量的实际接触点上，战斗很可能演变成为战术层次上的极端消耗战，尽管在战役层次上成功地避免了与敌方主要力量陷入交战。
而且，任何作战活动都不会只采取机动战形式进行。与消耗战一样，整个作战行动中的机动战成分也会因不同情况而异，并且因此(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而规定着战役层次的实施方法的选择范围。实施机动战越多，战役层次的地位越重要。下面举出一些机动战成分很高的战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915年遭到失败的加利波利两栖登陆战役——此战役的目的是通过对土耳其当时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发动一次快速的进攻，而不是从波斯湾和埃及出发在战场上一点一点地消灭土耳其军队的方式，来迫使奥斯曼土耳其退出战争；(1942年以前)德军对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法国、南斯拉夫、希腊和苏联实施的历次闪击战——在这些闪击战中，德军首先以步兵和炮兵从狭窄的正面上突破对方沿国境线布防准备对付敌方宽大正面进攻而组织的线式防线，然后以摩托化部队迅速实施大纵深突破，使对方的补给线、指挥中心和计划全面瘫痪；英美对德国潜艇战的对抗行动——利用德国缺乏远程空中侦察工具无法发现目标的弱点，将船只编成运输队，沿大洋狭小海域航行；1940年英军在北非发动的战役——在此次战役中，英军使用摩托化部队突破意大利军靠沙漠区的翼侧，切断了其沿利比亚海岸的唯一的交通线，最后得以击败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意大利军队；1941年-1942年日本在马来亚发动的战役——此次作战中，日军一再通过丛林战和发动两栖登陆作战迂回包抄英军的海岸公路交通线，每次都迫使英军向半岛南端退却，最后击败了数量上和物质上占优势的英军部队；诺曼底登陆后，1944年7-8月间巴顿的第3集团军实施的大纵深进攻——第3集团军击败了德国军队，席卷了法国西北部；1944年9月盟军实施的那次不成功的作战(“市场-花园”作战)——这次行动的企图是采取同时伞降和滑翔机空降突击的方式，夺取一系列的桥梁，然后以英军装甲部队为先导实施快速的野战进攻，一直到达莱茵河旁的阿纳姆，再经荷兰从侧后入侵德国的北部地区(由于英军装甲部队行动迟缓等原因，这项作战任务未能完成)；1944年12月巴顿的第3集团军从南面对通过阿登地区向西推进的德军发起的翼侧反攻行动，盟军为破坏德国的战争经济而采取的不成功的行动——即集中力量轰炸德国的关键性工业设施，而不是一般性地轰炸德国的城市工业区；麦克阿瑟1950年发动的对朝鲜中部地区的反攻行动——通过仁川登陆切断南进的北朝鲜军队的后路，而不是采取正面进攻的方式稳步地把对方推回原地；美军在南越采取的某些作战行动，如美海军陆战队实施的非常成功的但后来中断的农村防卫计划，它只用一小批海军陆战队人员就充分发挥了当地广大民兵的作用；最后是书面上的一种例子，即以政治和军事指挥中心为目标的核袭击，这种核袭击与以全体人民为目标的核袭击不同，其目的是通过威胁摧毁对方对社会的集中控制，来劝止对方的侵略行动。
战争准备中的消耗与机动
至此，事情变得很明显，像在实际作战中一样，在和平时期的军事政策中也同样表现出消耗与机动的内容。例如，我们可以在军用装备的研究和发展方面对两者进行比较。如果按消耗方式行事，人们的目的是不惜成本确保技术优势，则研究和发展工作没有具体的战术或战役要求；其目标只是在最高开支限额内获得“最佳”的武器系统，这种武器系统的各种性能都要达到最理想的水平。
因此，所发展的新装备必须是完全新颖的，以避免受旧设计的束缚。如此发展起来的新武器装备最后运到部队，取代了先前已有的装备之后，往往在维修保养上、辅助设备提供上以及对新武器的操作训练上引起很大的变化。只有在性能方面取得了真正重大的突破，所付出的这些开支才是值得的，当然这些开支要同研制工作本身所付出的开支加起来计算，所以必须在工程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巨大的进展才值得。这一切使得研究与发展工作的花销很大，并要求拿出充分的时间进行计算，制造样机，进行试验，再次进行计算，制造样机和进行更多的试验。最后，由于发展周期太长，只是偶然的巧合才使新武器的具体性能符合打击敌方特定弱点的需要，或者符合装备这些武器的部队的特定战术要求；可能那正是原来的企图，或者可能仅仅是技术目标在指导着整个研究与发展工作的进行。但是，不管在哪种情况下，在新装备拿到手之时，敌方原来的弱点很可能已变成了强点，与此同时，使用单位的作战方法也可能已发生了变化。 [ 注：当代的一个例子是美国的M-1型坦克。这种坦克的突出优点是使用一种创新的燃气涡轮发动机，这种发动机在最大行程内不需要加油的情况下有极佳的加速性能，但中途不加油的航程缩短了。到这种新坦克装备部队时，美国陆军的作战理论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战术机动性——在战场上冲击和爬坡能力——仍然是需要的，但战役机动性(独立运动的行程)已成为重要的因素；在这方面，使用普通柴油发动机最为合适。同样的，这种新坦克还使用一种新式的复合装甲，因而具有最佳的防护力；但是，装甲是根据旧的战术思想配置的：很大一部分用在坦克的前部，没有顾及全面防护的需要，而新作战理论强调全面防护。 ]
而按机动战的方式行事，研究与发展工作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得到某些技术手段，这些手段可以充分利用敌人的具体弱点，并符合为实现同一目的而采取的战术和方法的要求。为了及时做到这一点，即为了在所认定的敌方弱点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一般无法全面更新研制的新装备，必须采取改进现有装备或利用现有组件重新组装的办法。这些做法显然会对装备的设计造成若干限制，不利于充分利用科学和技术进步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性。而且，由于改进型的设计与原设计间隔时间短，还必须使新装备与部队已有的装备互相兼容，以避免在进行配套工作中花费巨大的开支，这又会给装备的设计进一步增加限制因素。最后应指出的是，这种做法不大可能搞出真正的重大技术成就(“技术突破”)。
研究与发展工作中可能出现的上述情况，在军事政策的所有其他方面也同样存在。消耗方式意味着独立追求一般意义上的最佳的东西，不管在武装部队的训练上，在基地与设施的修建上，还是在采购新装备上，都是如此。而采取机动方式则意味着为了及时获得可利用敌人特定弱点和不足的技术手段而牺牲“最佳”的解决方案。由于这两种情况在现实中都不可能以纯粹的形式出现，它们在整个军事政策中的相对份量通常反映了一个民族在国际格局中对本民族作用的看法。
政策和战争中的民族风格
那些认为同主要的威胁国相比，自己在物质上很强大或在资源方面很丰富(这种看法可能反映也可能不反映当时的现实)的国家，一般地说会感到自己可以不受束缚地采取消耗战的方式行事。而那些认为自己在物质上比较弱(不管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的国家，则往往把它们自己认为的最佳方案搁置一旁，而首先着眼于如何利用其他国家的弱点。
于是在军事政策方面，同实施战争方面一样，各民族便有着本民族的明确风格，这表现在各民族在消耗战——机动战递变的图谱上所处的具体位置。但是，很明显，这些不同的民族风格并不是体现于每一个人，人为的或环境造成的例外可能占据着重要地位(如1944年巴顿和他的第3集团军)，甚至在短时间内起决定性作用(如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中)。民族风格并不是来源于国家的永恒条件，肯定也不是来源于固定的民族特性。由于民族风格反映了有关民族在相对物质力量或弱点方面对自己的看法，因此民族风格取决于有关民族面对的具体敌人，并且随着情况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甚至发生猝变。例如，英国在到1914年为止的两个多世纪中一直采取相关的机动战方式来对抗欧洲大陆的大国，避免同它们的步兵交锋，而采取海军封锁的方法削弱它们，通过外交手段和黄金争取盟国。在英国的殖民战争中，外交同样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实际战斗中消耗战便明显地是主要形式——对付反抗的君主和不屈服的部落，英军不是巧妙地以智取胜，而是用队形密集的使用毛瑟枪的步兵与它正面对抗。以色列在1967年和1973年的战争中提供了一种迅速改变民族风格的范例。1967年后以色列自恃物质优势逐步放弃了相关的机动战思想，所以当1973年10月战争爆发时便主要采取正面进攻和线式防御——头几天交战中遭到的失败使以色列深为震惊，它又迅速彻底地改取机动战方式。 [ 注：能够说明这一点的一个例子，是以色列军冒着极大的风险但非常成功地渡过苏伊士运河，在彼岸合围埃军“第3集团军”(实际上是由3个师组成的军)的行动，尽管埃军(“第2集团军”)对很大一部分近岸的控制权未受到严重挑战。与一切机动作战一样，最初阶段是要洞察敌方的有懈可击之处，在这次作战中情况颇为微妙：埃军司令部不能及时指挥控制整个战线上的部队。 ]
由此可见民族风格是值得人们搞清楚含意的一个比较稳定的概念，但并不是体现于每一个人，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当发生变革时，在过渡期间民族风格就会变得不那么整齐划一，例如就像在我写这本书期间美国武装部队所发生的情况那样：陆军因为与苏联陆军相比力量较弱而在西德中央战线采取相关的机动战作战方法，洋洋自得的海军陆战队却继续主要采取消耗战作战方法；同样，相对力量的确较强大的空军和海军也是如此。
谈到这里，事情应当说是很明显的了：消耗战和相关的机动战并不只见于战役层次，而是见诸于战略的各个层次。之所以在战役这个战略层次上对它们进行阐述，是因为战役层次的重要性取决于相关的机动战成分之多寡。如果所讨论的战争行动从本质上讲属于消耗战，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大部分堑壕战，则站在战役层次对战斗进行观察，那只不过是在战线的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重复出现同类性质的战术交战活动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从战役层次观察问题我们所能了解的东西仅仅同从战术观点上考察任何一次单独的作战活动一样。
在所有其他作战形式方面，情况也是如此。在不列颠之战的头几个阶段中，德国对英国皇家空军所发动的消耗战包括昼间对英国机场和飞机工厂实施轰炸，这些轰炸导致德国空军护航战斗机同英国空军战斗机司令部派出去拦截德国轰炸机的“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反复进行空战。其结局就是这些交战结果的数学之和，双方都没有战役目的(与战略目的相对而言)，也没有战役层次的作战方法。 [ 注：战斗机司令部的军官们并不都对这一点表示满意，有的人主张在战役层次上作出反应。具体地说，空军少校道格拉斯·巴德和空军上校特拉福德·利-马洛里主张在德国空军轰炸机编队投弹之后，用完整的大队(它们不可能及时集中起来在敌机投弹前截击敌机)一起攻击德国的轰炸机，而不采取以单个中队在投弹前进行截击的方式。采用这种方法的目的在于利用德空军的局限性，即德空军最优秀的战斗机——单引擎的Bf-109——的短暂的留空时间．据他们计算，按每架战斗机平均，可以取得更佳的战果，因为投弹之后即使仍有Bf-109型战斗机为轰炸机护航，大多数这种飞机会因燃料不足而不再能进行空战。参看最近出版的约翰·特雷恩的著作《正确的阵式》(1985年)，第198-205页。 ]
相反，当相关机动战成分占很大比重时，战役层次的作用就相应地变得很重要，无论是当代的战争实施，还是对以住的战事分析，情况都是如此。就这一点来说，最好的例子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典型的进攻战形式——装甲闪击战。它值得我们详细地加以研究，这不但因为它继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还因为没有其他作战方法像它那样如此明显地依赖相关机动战。
闪击战：机动战的优点与风险
让我们考察一下在战术层次内所进行的一次或一系列装甲大纵深突破行动，我们只能看到其总体中的毫无意义的并且的确令人误解的支离破碎的部分。我们可能看到由坦克、步兵战斗车和汽车组成的一个长长的纵队成一路深入敌区，几乎未遇抵抗地向前推进。除了在纵队的先头前进的坦克冲过敌方宪兵检查站或与沿道路向前线开进的敌方车队遭遇时需要进行警戒的小战斗外，我们看不到值得一提的战斗——如果说现在战争正在进行的话，我们所看到的必然会是长驱直入的胜利进军。看来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入侵者很快就要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到达敌方的首都，赢得战争的胜利。
当我们透过望远镜仔细向别处观察时，我们会发现进攻纵队是怎样设法穿过敌方的前沿防线的，是如何越过沿边境建立的由军队和武器构成的坚固防御体系的。我们看到了在炮兵和空中火力的支援下刚刚打开的一个缺口。但是，这个突破口不过是一条狭窄的通道。在它的两侧，敌方仍有守卫防线的强大部队，这些部队确实被攻方沿整个战线配置的数量不多的兵力所实施的佯攻和小规模攻击弄得晕头转向，可能还受到攻方不规律的空中袭击的袭扰，但它们基本保持完整。现在，这条狭窄的通道看起来的确很脆弱；似乎两侧的防御部队只要稍微靠拢一下，便可以再次会合，封闭这个突破口。因此，我们可能作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实施纵深突破的长长的纵队径直往里闯，它简直是在自找毁灭。它已经远离己方牢固控制的前沿地区，它的补给仓库远在前沿地区之后。我们会看到大量汽车沿由“铅笔粗细”的进攻纵队开辟的那一条道路前进，向进攻纵队运来补充燃料和弹药。但是，我们先前看到的那些强大的防御部队一旦会合和封闭了突破口，进攻纵队的后方交通肯定将被切断。此后，进攻纵队中的坦克、装甲战斗车和其余车辆将会开始缺乏燃料。一旦进攻纵队停止前进，其极端严重的弱点便会暴露无遗：长长的车队处处有翼侧，根本没有防御正面，它的每一部分都容易遭到攻击。似乎会出现这种情况：特别莽撞的进攻者似乎在自己动手为防御者取得完全的胜利创造条件；合围这样一支大部队应当说通常是很困难的，但这次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一种有意地自我投入合围圈的情况——进攻者开入防守一方的腹地似乎是执意自己出动运输工具把自己送到防御者的战俘营。
但是，如果现在我们抛开狭隘的战术观点，用更广阔的战役眼光看问题，整个情景便会发生根本变化。首先，我们发现，我们先前孤立地见到的大纵深突破纵队仅是多个这样的纵队之一。的确，每个纵队都来自十分狭窄的战线上刚刚打开的突破口，但是攻方各个纵队正在互相靠拢，在这种情况下，说不清谁在包围谁，因为各路突破纵队就像把一张饼切成许多份那样把守方的领土切成许多孤立的部分。然后，我们看到的是防御者如何做出反应，看到了下面这种关健而有决定意义的事实：防御者在突破口两侧仍然十分强大的部队没有互相靠拢封闭突破口；相反，它们接到命令尽快地撤退，以便在原来战线的后方纵深内重建一条全新的防线。显然，其意图是使用现有兵力在只有补给仓库、训练设施、非武装的运输纵队、宪兵部队、野战医院以及所有高级司令部的后方地区顶住对方正在前进的各路突破纵队的攻击。
当我们把眼光转向军、集团军和集团军群司令部的内部时，我们所看到的是极大的混乱和某种恐慌——当然这种恐慌是可以理解的：敌人的坦克正在迅速接近，可是准备在敌到达前重建起来的新战线仍然仅存留在作战计划图上。实际上，守方撤退的部队正在这场竞赛中遭到失败。无论如何，这些部队下定了决心执行所受领的任务，即确保对敌方的正面进攻进行坚决的抵抗。因此，步兵以连、营为单位配置在沿整个战线修筑的堑壕中；炮兵部队的加农炮和榴弹炮也是以连为单位分散配置于工事中。防御者的坦克(可能比敌方的坦克多，质量也更好)，并不是成数百辆地集中起来，编成由数个师组成的坦克集群使用，而是分成若干小群，全部用来支援前线各个地段上的步兵。
当这些依然强大的部队接到意外的撤退命令时，它们的指挥官和参谋机构会感到十分震惊：他们怎么要在敌人还没有在他们防守的地段推进的情况下撤退，放弃他们千辛万苦经营起来的战线？他们尽一切努力来撤走部队，可是在几个月前动员期间用来前运(用接力运输的方法)步兵的汽车此时正散布在各地的运输站，分配给补给部队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肯定没有足够的车辆一次把全部部队运走。炮兵部队所拥有的牵引车可把部分火炮拖走，而它们的火炮有很多原来是由铁路运到前线的。此外，除了坦克以外，指挥官们很难把正在射击和遭到敌人射击的部队撤走。诚然，他们面临的敌人颇弱，因为敌人的各路大纵深突破纵队显然正在别处实施主攻，但是，使已经投入战斗的部队退出战斗仍是很困难的。
但我们仍然看到，防御者的部队到处都在撤退。它们正在退向大后方的新阵地，他们要将各个孤立的地段联接起来，形成新的防线。但是，当它们向后方撤退时，它们受到了阻拦和钳制。后勤部队在前线战斗部队撤退前就开始向后方转移，此时它们的重型车辆堵塞了道路。在距原来战线更远一些的地方，交通拥挤现象甚至更加严重；平民百姓也在乘小汽车、畜力车、公共汽车和步行撤退。后撤部队打通交通线(如果它们能够做到的话)之后，还要十分出乎意料地认真同敌人战斗。原来敌人的大纵深突破纵队已派出了若干战斗群沿侧方道路向前穿插，现在它们正在伏击阵地上等待守方撤退部队的到来。这些伏击部队实际上人数不多，但是与之遭遇的撤退部队却无法了解它们到底有多大兵力。在任何情况下，与之遭遇的撤退部队在头几分钟内都会遭受严重的损失，因为对方可以在没有受到抵抗的情况下向坐在卡车内的部队、由牵引车拖曳的炮兵以及毫无准备的坦克开火。如果撤退中的防御部队表现顽强，它们可能会通过战斗打开前进的道路，但是要失去大量时间，遭受很大伤亡，战斗后的疲劳会使撤退的部队士气进一步低落。
还有一种使它们深感震惊的情况在等待着到达指定阵地的撤退部队。它们到达指定阵地后，发现那里一切都没有准备好——没有堑壕工事或火炮阵地，没有给养或野战炊事设备，没有供司令部使用的有线电通信设施，尤其是没有弹药堆积所，无法补充他们因缺乏运输工具而留在前线的那些弹药。造成这种无准备状况除了是因为时间不足外，还因为敌人的大纵深突破纵队在前进中分割了后方地带，搞垮了大量运输和勤务部队，击毁了许多车辆，使其余的车辆七零八落；仓库和后勤支援中心也遭到破坏；由于敌人的战斗部队已插入后勤部队和后勤部队撤退目的地之间，它们无论如何不可能到达指定的新战线位置。
尽管如此，新到达的撤退部队还是开始驻扎下来；他们在抓紧挖掘堑壕，修筑火炮阵地，收集所能收集的一切弹药。敌人的飞机偶尔前来进行空袭，迫使战斗准备工作中断；杀伤一些人员，使更多人士气低落。给养是一个严重问题，迫使部队指挥官采取一种很古老的应急措施，即派出粮秣征集队到附近村庄征集能吃的一切东西。然而，局势似乎正在好转。司令部作战地图上所划定的线随着部队越来越多地到达指定阵地而正在变成实际的战线。但是仍有一些很长的地段没有防守部队，另外一些地段仅配置了一些小部队和建制不完整的部队。但不管怎样，一条新的防线肯定正在形成。
然而，这一切都太迟了。大纵深突破纵队的先头部队早巳越过了新战线正在攻击后方勤务部队、基地与仓库，以及司令部机构，司令部的书记员、炊事员、参谋军官和无线电员被迫同敌人的坦克和机械化步兵进行绝望的战斗。守方再也没有什么好的选择，守方的高级司令部必须设法重新部署战斗部队，以恢复对局势的控制。守方的一部分部队仍留在原来的战线上，另一部分部队在向后方开进中，或因交通堵塞而滞留不前。只有组成新战线的部队才能迅速采取行动，因此它们现在又一次奉命退却。它们可能想尽一切办法并有决心来执行这项命令，但是即使处于最佳状态的那些部队也无力超过坚定地向前挺进的敌人。
这样，先前的整个痛苦过程可能要再次重现，直到散布在地图上各处，与支援部队联系中断、被切断物资补给、士气越来越低落的那些支离破碎的部队只剩下很少战斗力为止，只要他们与敌人部队实际交火，集体投降就会开始出现；摆在高级司令部面前的唯一选择就是投降或大规模撤退(如果防御者原先控制了大片地区的话)。只有现在战术部分才再一次变得与整个战役行动一致起来，出现了一种令人十分感到意外的结局。在人们实际看到防御者的部队陷于混乱的无秩序状态以前，仅从战术上观察问题一直使人产生错觉，因为进攻者未曾采取任何措施来克服长长的大纵深突破纵队在战术上所存在的那个极端严重的弱点。它们协调一致的结构和心理效应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只有在战役层次上才明显地表现出来。
事后来看，我们可以知道，防御者所犯的决定性错误是下令进行第一次撤退，而没有下令从侧翼对进攻者打开的狭窄通道发动攻击。但是，防御部队司令部绝不会有这样清楚的战役眼光。在起初以及以后的某些时间里，防御者不知道敌人突破战线还有其他什么企图，而只知道敌人是想把他们的整个战线向前推进。
当然，守方司令部会接到这里或那里的战线被突破的报告。但是，在同时也会接到有关敌方沿整个战线实施的大、小规模攻击的报告。在这种情况下，在司令部作战地图上形成的作战态势实际上可以令人十分有把握地确信：敌人已经发起了一次全面攻势。敌人的进攻在大多数地区遭到了失败，获得成功的防御部队指挥官急切地报告他们在防御战斗中所取得的胜利，通常是对他们所抗击的敌军规模加以夸大。敌人显然在少数地区获得了成功，但敌人只是在战线的一些很狭窄的地段达成突破。因此，可以预测，敌人将在战线的其他地段进一步发动进攻，以发展在若干孤立地段上所取得的胜利；或者，敌人可能因为翼侧十分暴露、非常危险、十分不情愿而又不得不把获得成功的部队撤回去。
这样一来，一种径直的线性思维方式便左右了防御部队司令部的指挥官们的看法。他们自己所采取的战役方法是通过适当分配兵力来保护战线；它们会自然而然地设想，敌人也是想以线性方式作战，通过一次宽正面进攻把守方的整个战线向后推移。敌人还采取了强化守方偏见的策略，这也使守方的战役观走向极端：尽管敌人把最精锐的进攻部队集中在少数地段实施窄正面突击，或者部署在它们的后方组成长列装甲纵队，等待时机发动大纵深攻击，但沿整个战线敌人都或多或少地部署了一些部队，按命令发动与其能力相适应的小规模进攻，或至少向防御者开火射击，作出他们就要发动进攻的样子。
无疑，这种线性的战役方法通过多年的计划、演习和参谋院校教学的熏陶已经渗入防御者的思想，并牢牢地扎下了根。所以，当接到第一批关于敌人的坦克正从敌方战线出发向前急速挺进的报告时，似乎最令人可信的解释是：敌人已决定发动某种小规模的袭击。于是防御者便坐等这样的报告出现：敌人的袭击部队正在向他们自己的安全地区——和再补给地区——撤退。随着更多的报告到来，——这些报告指出，敌人的突破不只是进行小规模的袭击，在坦克的后面，还有敌人的机械化步兵和炮兵组成的大部队，疑虑便必然会在防御者的心目中开始产生。但是，这些报告也可能被搁置一旁，不予理会：这些报告毕竟不是来自战线上那些集中精力注视当面之敌动向的高级指挥官；相反，它们大都来自空军的飞行员(这些飞行员十分可能把己方的某个运输纵队同敌军混同起来)，或者来自宪兵检查站、受到袭击后残余的公路运输车队与勤务部队、警察、村长，等等。现在正在进行着一场战争，人们的神经十分紧张，所以各种不实的报告都来了：敌人的伞兵在到处空降，敌人的坦克不仅深入到战线的后方，而且已经到达根本不可能到达的纵深地区。
此时，情报成了战争的最强大的武器。敌方的大纵深突破纵队正在尽快地向在他们作战地图上标示出来的打赢战争的目标推进，边前进边报告已取得的进展，而位于后方司令部的高级指挥官则没有多大必要向他们下达下一步的命令。各纵队的指挥官们则在纵队先头乘车率队前进，在现场决定向挡住他们去路的抵抗部队发起进攻，或者绕过他们继续快速前进。位于后方的司令部一接到各纵队的进展报告。便进行整理，并随即在作战地图上标示出来，以显示突破的进展情况。这一点十分重要，可以防止己方空军部队误炸已方部队，并有助于集中力量攻击可能企图阻止突破纵队前进或从其暴露的翼侧发动反击的对方防御部队。实际上，进攻者的高级司令部不需要大量的情报，通信联络大都是单向的，即从前线传向后方的，从后方的司令部发往各纵队的命令极少。
守方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当防御者的指挥官们最后认识到敌方根本不是沿宽大正面发动攻势的时候，及时而准确地得到关于敌人大纵深突破纵队动向的情报便极其重要。如果守方司令部能够在战役层次上对展开的交战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正确的行动方案——即封闭战线上的突破口，或者至少在推进的敌方装甲部队的后方设置路障，以阻断其物资的再补充——便会立即一目了然。然而，现在防御部队司令部的通信线路饱和，尽是发来的报告。这些报告有一些原来是很准确的，但现在已经过时了；另外一些报告则言过其实，还有一些报告完全是出于恐惧而无中生有。发来的情报要进行分类整理，以便据此搞清敌军的位置、运动速度、突破地段的宽度及敌军最重要的弱点。防御部队的指挥官及其参谋人员简直要被大量发来的电报淹没了，并且在他们努力摘清当时的真正情况时，情况又变化了，因为敌人在继续前进。甚至卫星观察、现代化空中照相和更加先进的通信系统也无济于事，这一点已在近年来发生的战争中得到证明。 [ 注：这正是1973年10月战争中以军越过苏伊士运河开始实施合围机动时埃军最高司令部所面临的情况。埃军及时获知以军在10月15日夜间的最初渡河情况，但错误地认为那只是一次小规模袭击行动，以军很快就会撤回去——的确，以军最初参加渡河的部队不到3000人，只有少数几辆坦克，而且这几辆坦克还是用轮渡运过河的。直到17日开罗才了解到以色列人在不断增援其桥头堡，但到那时以色列人已架起一座浮桥，一个齐装满员师已经过河。以色列人向各个方向派出了装甲部队，攻击埃军的防空导弹发射阵地(所以有报告说以军已展开成宽大的弧形战线发动攻击)，但以色列主要企图是向北面的伊斯梅利亚推进，扩大桥头堡，切断运河东岸西奈地区的埃军第2集团军的部队同西岸埃军后方部队的联系。尽管埃军最高司令部不断接到大量容易引起误解的报告(这些报告是因为以军的装甲战斗部队挺进埃军力量薄弱的后方攻击防空导弹发射阵地而促成的)，但到10月18日它还是十分正确地搞清了以色列两天之前的意图，并调集部队加强了伊斯梅利亚地段的防御。但是，在17日，随着以军另一个装甲师渡过运河，以色列人决定停止北进，令部队掉头向相反的方向进攻，以切断苏伊士城周围南部地段第3集团军的后路。等到埃军最高司令部在10月19日弄清这一变化，原来的两次估计都被推翻了，于是心里没有了任何底数：它感到开罗本身已濒临危险，遂派出可供调动的预备队保卫开罗，而不是去攻击向苏伊士城会集的以军。参看哈诺奇·巴尔托夫著《护壁》(1981年)，第482页及其以后诸页，他在该书中根据有关文件对此作了叙述。 ] 随着部队运动的开始，战争的迷雾也开始出现了。
因此，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一场情报竞赛；它是将要进行的重新部署竞赛的先决条件。一方面，向前推进的大纵深突破纵队上报了各种报告；另一方面，防御部队司令部力求迅速处理所收到的情报，以便对当前发生的事件有一个正确的——即使不是最及时的(“实时的”)——了解。如果防御者赢得了这场竞赛，即如果他们仍没有失去综合分析情报的能力，他们仍然有取得完全胜利的可能：如果位置适当，他们可以派出可调用的部队来攻击敌方突破纵队，并将发现这些纵队是有懈可击的——在战术层次上的确是如此。但是，如果防御者在情报战中遭到失败，如果在战役层次上所看到的局势仍然混乱不清，致使防御者无法及时选准实施反击的目标，那么只有全面撤退，重建一条十分强固的可以避免被大纵深突破纵队立即突破的战线，防御者才能有获救的希望。
这样做可能会使敌人占领大片地区，但是如果前线战斗部队能够退出战斗，以小分队形式重新集结，并以比敌人更快的速度，迅速同新锐部队一起重新进行部署，建立起一条新的战线，如果真有大片地区可让与敌人，那么这样做至少可以继续有效地对敌人进行抵抗。只有进行大纵深撤退才有成功的可能——其距离要超过敌人一次跃进的突破深度，因为超过那个深度后，敌人的装甲纵队必须停下来等待补给机构赶上，补充物资和人员、维修车辆和进行休整。 [ 注：正如先前本书在另一场合所指出的，苏联拥有必要的纵深来对付德军的闪击战，而波兰和法国则没有这一有利条件，比利时或荷兰肯定更没有此种条件。实际上，斯大林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在1941年的战局中，并不打算利用苏联在幅员方面的有利条件，而是随着德军向东方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一线推进，在其沿途步步进行顽强的抵抗。到1942年夏，苏军便接受了教训。当德军再次发起进攻时(这次是在西南方向向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油田进攻)，苏军的撤退速度便超过德军的前进速度，因而得以保存实力，建立起新的坚固防线。 ] 换句话说，其结局不再取决于战役层次上双方军队的相互作用，而是取决于战区的地理纵深。要想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到战略的更高层次。
再回到典型事例上进行研究
在我们用很大的篇幅分析了相关机动战之后，现在我们准备返回到欧洲防御中的反坦克步兵问题重新进行研究，这次是从战役层次上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从技术上讲极为理想、从战术上讲适当(不能说得比“适当”的程度更高)的反坦克导弹防御如果真地可行，那么它在战役层次上也必然可行。我们还知道，对装甲车辆与反装甲车辆手段之间的对抗不能再孤立地进行考察，而只能与双方在战场上实际互相作用的各种力量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些力量是：炮兵、防御者防守战线的步兵、进攻者的徒步步兵、能影响战场本身的空中力量、双方可供使用的直升机部队(可能采取突击队的方式使用)、可能修筑的各种障碍物与筑城工事。此外，如果我们考虑的是不太激进的方案——这类方案是要在装甲与机械化部队的正面增加一个反坦克导弹步兵层次，而不是用反坦克导弹步兵代替装甲与机械化部队——我们当然也必须考虑装甲与机械化部队，而且实际上这些部队是整个防御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战役层次上，多种因素互相作用。当我们对其中的一种因素——反坦克导弹步兵——的影响进行估计时，可以看出，我们在战术层次上观察到的装甲部队与反坦克导弹部队之间的战斗本身根本不起决定终局的作用，正像任何一场空中交战在争夺空中优势的斗争中或在潜艇与某支海军特混舰队的飞机、驱逐舰和潜艇之间所进行的任何一场捉迷藏的斗争不能起决定终局的作用一样。这是因为当我们扩大视野来观察问题时，我们看到，在苏军的第一批坦克和机械化步兵部队之后还有更多的部队，它们组成一支长长的纵队，准备等待时机突破防线。我们在战术层次上看到的情况仍然未变，但是它的具体含义发生了变化：正被反坦克导弹摧毁的苏军装甲车辆之所以在那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了让联盟的军队摧毁，因为这些苏军装甲车辆反过来也消灭了对方的一些反坦克导弹发射组，并消耗了其反坦克导弹贮备。坦克和步兵战斗车不仅发射弹药，它们本身就是弹药，大纵深突破纵队牺牲它们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当然，苏军希望突贯对方防线时被击毁的装甲车辆尽可能少一些，但是只要能打开穿过战线的通道，从战役层次上看战术结果——双方的“消耗比率”——是次要问题，当然这是在只有一条防御线的情况下。紧接着的大纵深突破进攻的成败，不是取决于整个进攻部队在进入对方脆弱的后方地区时是否损失了实力的5%或10%作为代价。
现在，双方所采取的战役方法成为关键的因素。除一两个说明性的例子外，我没有对战役方法进行具体阐述，因为我的目的是分析。同战术方法用于战术层次一样，战役方法用于战略的战役层次，这些方法像医疗处方那样，它的效用完全取决于具体情况：谁同谁进行交战和在什么情况下进行交战。不过，由于我们在前面已详细讨论过一种战役方法——闪击战，我应再一次指出，只要消耗战是局部性的，而不是总体性的，就存在着空军的、海军的、甚至“战略性的”核战役方法，就像每一种战役方法又有各种战术一样。
现在，双方所采取的战役方法成为关键的因素。除一两个说明性的例子外，我没有对战役方法进行具体阐述，因为我的目的是分析。同战术方法用于战术层次一样，战役方法用于战略的战役层次，这些方法像医疗处方那样，它的效用完全取决于具体情况：谁同谁进行交战和在什么情况下进行交战。不过，由于我们在前面已详细讨论过一种战役方法——闪击战，我应再一次指出，只要消耗战是局部性的，而不是总体性的，就存在着空军的、海军的、甚至“战略性的”核战役方法，就像每一种战役方法又有各种战术一样。
现在再接着研究我们所选择的典型例子和各方所采用的战役方法的关键作用。我们已经了解到，进攻者正在设法取得闪击战的效果：破坏防御者的补给生命线和整个支援组织，迫使其撤离前方空军基地和核贮存设施；尤其是打乱敌方指挥系统的决策，把敌方的反击诱至错误的方向，并迫使敌军进行无组织的退却。 [ 注：在1939至1942年进行闪击战的年月里，对德国国防军来说，这种效果更多地表现在心理方面，而不是实际力量方面，因为它的大纵深突破纵队大都由摩托车、装甲车、轻型坦克、半履带式输送车、牵引火炮、大量汽车和为数不多的作战坦克(每个装甲师有1个拥有100-150辆坦克的坦克团)组成。相比之下，苏军部队则拥有大批装甲坦克，每个一线坦克师的坦克多达322辆。 ]
至于防御者及其选择的战役方法，我们也早已了解到，单单使用反坦克导弹部队进行单层防线的正面消耗战是不可能成功地抗击敌方大纵深突破纵队的进攻的，除非那条“线”是由数量极多的反坦克导弹组构成的非常宽阔的地带，而使导弹组达到如此之多又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是说消耗战是一种拙劣的作战方式，而是因为它的物资需求与任务的要求成正比，而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支受到攻击的防御部队的任务都是很艰巨的，因为沿整个战线分布兵力的防御部队和在战线上狭窄地段高度集中兵力的进攻部队之间在数量上很不对称。当然，消耗战属于数学计算问题，它有可能获得成功，但只有在防御部署比仅使用反坦克导弹步兵部队所付出的代价大得多的情况下。首先，需要设置雷区、峭壁式反坦克壕和水泥拦障等类反坦克障碍物来阻止敌快速接近，使苏军开上来的车辆保持在反坦克导弹部队所能攻击的数量以内，使反坦克导弹部队的数量与这些障碍物的效果可以互相补充、互相替代。其次，作为另一种反坦克手段，需要修筑筑垒发射阵地，以确保反坦克导弹小组对被击毁的车辆的很高的消耗比率。当然，这样一种筑垒式的正面防御体系取决于正面的宽度，它就根本不再是战役层次的问题，而是属于战区战略层次的问题。没有比反坦克导弹发射器本身代价更大的障碍物和筑垒工事，要想真正实现以导弹发射器代替既昂贵又被认为具有“挑衅性的”北约装甲和机械化部队。以及实现更宏伟的目标——使实施核反击成为不必要的事，那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不管反坦克导弹步兵的战术效果本身多么令人赞叹。因此，我们发现，从技术上看很有优势、从战术上讲适当的反坦克导弹步兵在战役层次上是无效的。
如果我们接着考虑不太激进的那项欧洲防御建议——在现有的装甲与机械化部队的正面增加一层反坦克部队，我们会看到，即使在打单层防线消耗战的情况下也有一定的价值。它的部分价值可以通过战术效果简单相加予以估量，即它能迟滞敌方的进攻，这种迟滞效果在敌方达成突然性的情况下对于争取动员时间具有很大价值(否则，价值就小些)；能够给敌方造成消耗，因为如果下面接着仍要进行机动战的话，则给敌人造成任何程度的削弱都将与作战结局不无关系。但是，如果制定一种防御战役方式，把机动部队的行动与新的反坦克导弹防御结合起来，则新增加的正面部署的那层反坦克导弹步兵的价值就会大于战术上的那些效果的总和。通过搞清敌方实施突贯地段上的大规模推进，通过继续防守敌方未实施突贯的那些地段，防御者可以创造一种格局，在这种格局中防御者的机动部队恰恰可以在战役层次上发挥比以往大得多的作用，因为它们可以从侧方对敌突破纵队的翼侧实施反击，而这些机动部队本身的翼侧可以得到战线上仍保持完整的地段上的部队的保护。
这一切当然是基于以下设想的：防御者要及时完成动员，或者通过正面防御充分地迟滞敌人，以保证联盟的机动部队离开营房进行集结，然后开赴前线实施反击。不管哪一种情况都会使整个局面比现时有很大的改善。如果有充分的预警时间来保证联盟地面部队的动员和展开，这些部队将会全部投入战斗，防守整个战线，而不是用来实施反击。如果敌人突然发动进攻，无法及时向前线开进的联盟装甲与机械化部队便只能在大多数情况下与正在前进的苏军部队迎面相撞，从而失去从翼侧打击进攻之敌的有利条件。
因此，就不太激进的欧洲防御建议来说，由反坦克导弹步兵构成的从技术上讲享有优势、从战术上讲旗鼓相当的正面防御，从战役层次上看也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同本可以用以增加机动装甲与机械化部队的力量相比较，这种正确性达到何种程度。这一点反过来又取决于反坦克导弹步兵的人员是如何配备的——是用从机动部队抽调来的宝贵的正规兵员呢，还是用现在几乎没有使用的预备役人员和民兵。因此，同样是那些组织体制上的一些具体问题，初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随后发现在战术层次上具有重要意义，而在战役层次上却变得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了，当然这种重要的变化是基于不同的原因。
由于反坦克导弹部队是固定配置的，从战役层次上看。在使用它们时只能采取两种方法：依靠本身组织实施正面防御和与担任反击任务的机动部队相配合。在正面防御中，反坦克导弹部队必须直接承受敌人的进攻锐势。显然还有其他一些使用反坦克导弹部队的方法，即在比正面防御更为有利的情况下使用。一种可能使用的方法我们前面已提到过，那就是弹性防御。只有在经过长距离的退却使敌严重疲惫而不得不在首次跃进后停下来的情况下，才可对敌人的推进进行认真的抵抗。另一种可能使用的方法是在战线的浅近纵深内组织防御，采取的形式可以是建立多道抵抗线对敌实施逐次阻滞，也可以建立岛屿式抵抗阵地，不断地干扰敌人的运动，消耗敌人的兵力，掩护主要军事设施和城市。但是，这两种可用的方法都与战役层次无关，因为关键问题不再是双方交战部队的相互作用；不管是在深远后方的新战线上，还是在多道抵抗防线中或是在纵深防御中的岛屿式抵抗阵地，情况都是这样。相反，人们正在重新考虑的是联盟领土范围内的整个防御布局，提出了完全超出战役层次范围的一些问题。为了寻求一种适合联盟所有成员国需要的既便宜又不太迫切需要或完全不需要实施核反击的更好的防御方案，某个盟国的国土要准备遭受敌方入侵和战争的破坏。这样一来，北约联盟可能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目标，不再把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领土防御政策放在压倒一切的优先位置，建立起一种不要求每时每刻都保护所有成员国的所有国土的集体安全观念。显然，这是一项需要经每个盟国内部磋商并经各盟国一致同意的政治决策，而非仅靠战略睿智所能左右的事情。
肯定地说，战略现象给予政治决策的战略后果以巨大影响，但是政治决策还会产生其他后果，国家领导人可能认为这些后果更加重要。如果战略问题上的决策是在文化、历史、经济或大选诸方面的考虑推动之下进行的，谁能根据战略上的理由说事情不应当这么干?对战略的理解可能对政治决策所确定的目的有作用，也可能没有作用，但是它肯定不会左右那些目的的确定。当然，甚至战略后果本身也可以仅仅用政治标准来估价：如果发现X将导致胜利，Y将导致失败，这并不意味着X必须成为政治上的最好选择，因为其他考虑可能决定了宁可要失败而不要胜利，任何战略上的真知灼见都对此无能为力。随着我们进一步考察战略的更高层次，我们将有充分的理由来牢牢记住这种差别。
对整个战略的初步观察
为便于自下而上逐步对战略的各个层次进行阐述，我一直把每个层次的横的方面——各层次内部作用与反作用的起伏涨落——看作是处于静平衡状态的。这不仅是对现实的抹煞，而且实际上是一种歪曲，因为各层次之间的垂直的相互作用不仅影响着每个横的方面内部所显示的战略的反常逻辑，而且也受着这种反常逻辑的影响，从而引起成功、顶点和衰落这一系列过程。如果出现一种新武器，技术层次上所出现的反应——通常以敌方搞出一种对付这种新武器的武器的形式出现——就可能引起战术上的反应，而战术上的反应又会引起战役层次上的反应。或者这样：第一种反应本身可能是战术性的，它所引起的反应可能是技术性的，然后又可能进一步引起战役层次的反应。显然，多种纵横相互作用有多种结合方式，但是最普遍的顺序是技术上的变化引起战术上的演变，战术上的演变又引起战役上的反应。机枪的使用曾使防线固若金汤，任何进攻的步兵都无法突破，而现在使用大批装甲坦克则可以将其突破，这本身就是一个例证。
尽管我们对战略的各个层次进行的纵向考察还很不全面，但我们再也不能仅从横的方面对战略进行想象了，即不能仅把战略想象成波涛汹涌的大海；战略反常逻辑如顺逆流彼此对抗，为了寻求一种有可能的平衡而进行着永恒的搏斗。我们也不能把战略看作是一种多层的大厦，每一层都有着不同的逻辑。相反，我们必须在心目中把上述两种形象复杂地结合在一起：大厦的各层不再是稳固的，而是在急剧变化之中，有时到达各层互相压在一起的地步，就像在冲突的动态变化的现实中纵向各层次的相互作用本身与战略的整个横的方面融合在一起而又互相发生冲撞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