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层次·第五

作者：爱德华·鲁特瓦克·美国

出自————《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战略的层次·第二》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目前流行的有关欧洲非核防御的各种建议，实际上强调的只是防御沿西德东部边境的大约400英里长的“中央战线”，这些建议都是以两种观念的某种混合体为依据提出的。一种是人们早已熟悉的用装备足够反坦克导弹的大量步兵对抗入侵的坦克与机械化步兵师的观念。 [ 注：除精锐的特种部队和高级机关的警卫部队外，目前苏联陆军全部由装甲-机械化部队组成。参见附录Ⅱ。 ] 在某些建议中，这些步兵属于正规部队，完全取代目前的装甲师和机械化师。因为这些装甲师和机械化师费用大，同时由于既可用于防御，而无疑地又可用于进攻，而被某些人说成具有“挑衅性”。在另一些建议中，装备反坦克导弹的步兵可由预备役部队组成，也可由民兵部队组成，隶属于现有的正规部队，用来组织新的第一线防御。

　　 另一种观念却不那么简单，主张充分利用一系列技术上的最新成就组成完整的“纵深攻击”系统，这个系统将包括有卫星或空中探测、通信系统、控制中心以及配有能分别瞄准目标的“分导式弹头”的远程导弹，能够发现数百英里以外的机械化车辆和其他移动目标并确定其位置，向电子计算机化的控制中心输入信息，此中心能立即作出攻击的决定，最后对所有的目标一齐攻击。所以，这类系统能够攻击运动中的坦克与机械化纵队，阻滞、打乱和消灭它们，并且是在它们远没有抵达前线，没有加强进攻的势头和火力时进行。

　　 在我们考虑这两种观念时，不妨可以设想自己心目中的敌人会怎样做出反应，进而设想越来越有效地使敌人失去作用或在策略上胜过敌人，从而迫使敌人从其成功的顶点上跌落下来。当然，也要设想这样做的时候要付出的越来越大的代价。但是，我的目的是揭示战略的一般作用机制，而不是考察这些具体建议的最终效益。因此，我们必须依次考察各个层次的静态状况，而不是考察单个层次内部的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相互作用。在分析复杂的问题中，我们有这样一个有利条件：我们可以先退回来讨论我们所熟悉的反坦克导弹问题，当然要从一个新的角度讨论，然后再回过头来分析纵深攻击建议，最后讨论复杂的核均势问题。

　　 武器战

　　 让我们首先开始考察武器的对抗。我们设想每种武器都是由能干的人操作使用的，除此之外，在这一阶段我们不再需要了解其他情况。在对抗的一方，我们看到的是坦克和机械化步兵，它们构成了运动中的苏联军队的刀刃，企图突破盟军的防线。在对抗的另一方，我们看到的是携带反坦克导弹的步兵，这些步兵可能配置在开阔地区，也可能配置在防护力较强的混凝土发射阵地内。但是在战略的这一层次我们不研究这一点，正像我们不研究苏军坦克的运动方法(不管是在完全暴露的情况下运动，还是隐蔽而巧妙地前进)一样。在这一层次，我们所需要看到的仅仅是一枚反坦克导弹和苏军一辆坦克或步兵战斗车相对抗——而且是在一个一般的射击场上。

　　 我们知道，同坦克甚至同步兵战斗车相比较，反坦克导弹是一种非常便宜的武器，其成本可能相当于坦克的1%，或充其量相当于步兵战斗车的10%。而且，组织一个反坦克导弹发射组只需要两个人就够了，但驾驶坦克却需要一个由3-4人组成的乘员组；步兵战斗车的乘员组也大体需要这么多的人，还不包括由它载入战场的步兵。不管我们对所需人力和寿命进行何种计算，这两种武器所存在的那种差别都进一步揭示了反坦克导弹的经济效益。

　　 其次，我们看到，反坦克导弹的制导系统可以有把握地把导弹导向攻击目标；如进行一些试验，我们可以发现其命中机会可达90%。其空心装药弹头将能轻易地击穿步兵战斗车的薄装甲，爆炸后产生的高速金属射流将能毁伤车内的一切设备和人。坦克可以采用先进的陶质材料的复合装甲和加强性保护设备，但是在我们所研究的静态状况中反坦克导弹也同样先进，其远距离发射的精确制导弹头足以击穿坦克的装甲。坦克当然可以用机枪和主炮发射火力，而步兵战斗车除了用机枪发射火力外还可以用小口径迫击炮或自动榴弹发射器发射火力。但是，反坦克导弹的射程比这些武器远得多(火炮与迫击炮除外)，它很有可能在坦克炮手或战斗车上的迫击炮手确定射程实施准确射击之前，把目标摧毁。在夜间，情况同样如此，因为双方都使用夜视仪，而且实际上联盟一方的反坦克导弹发射架配备有更有效的夜视仪，能在周围光线较差的情况下较清楚地看清较远距离上的目标。肯定地说，坦克或步兵战斗车体积大，目标明显，因而更加容易被发现。

　　 从数字上看(我们在战略的这个层次可能观察到的一切都可用数字表述)，我们可以看到，全部反坦克导弹90%不会出任何故障，不出故障的导弹中有90%击中目标，击中目标的导弹中80%将击穿坦克的装甲，其中又有90%将使坦克内部遭到损害而动弹不得 [ 注：仅指不能动弹，而不是不可能修复的彻底损坏。 ] ，从而使累计成功概率达到58%。然后，我们或许可以作出这样的估计：在我们一般的射击场上由双方能干的，不为感情所动的操作人员所进行的直接交战中，每辆坦克可在被击毁前击毁1部反坦克导弹发射架，每辆步兵战斗车可击毁2部反坦克导弹发射架，即消灭1辆坦克需要使用1.58枚反坦克导弹(每辆坦克的成本约相当于100枚反坦克导弹)，消灭1辆步兵战斗车需要使用2.58枚反坦克导弹(每辆步兵战斗车的成本相当于15枚多反坦克导弹)。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反坦克导弹与装甲车辆的技术对抗中，其结果是对反坦克导弹绝对有利，并且有利的幅度很大。

　　 我们或许象某些人那样，到此为止，把这一技术对比结果作为最终的、充分的真理——就像我们在考察巨大空间距离上的反弹道导弹防御武器同苏联远程弹道导弹的对抗时可能所做的那样。的确，在对消耗比率与投资进行比较时，如果消耗比率比上面的优势大于投资方面可能出现的不均衡，则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足可以据此确定有关事情的可行性。然而，对我们来说，揭示反坦克导弹与装甲车辆对抗中战略的技术层次仅仅是探讨工作的开始，因为它所揭示的真理只是部分的、非常临时性的。肯定地说，技术层次本身是具有某种重要意义的，而且现在比发展变化缓慢、技术能力的差别影响小得多的过去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像喷气战斗机，作战坦克和潜艇一类的现代武器，与不久前的同类武器相比，其差异之大是同一时代的任何两把好剑的差异无可比拟的——尽管在古代技术优势有时也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例如当匈奴人在4世纪末首次携带小型弩机出现时所发生的情况，弩机很短，适合在马背上使用，但是有空前的杀伤力。

　　 把战略的技术层次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并不是随意的。我们所揭示的(不是主观确定的)是这样一个层次，在这一层次内；战争的武器及其相互作用是能够从现实的某个特定方面观察到的。当然这是部分现实，因为所有其他物质的和无形的环境条件都是不确定的——但仍然是现实。这里所确定的技术层次肯定包括能引起军界许多人，特别是从事武器研制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专业兴趣的所有现实。在人们特别希望实现哪些方面的性能，以及在牺牲数量的情况下在总体上追求达到何种水平的性能等问题上，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肯定会收到从战略较高层次的考虑出发而作出的指示。然而，除此之外，他们的工作完全在技术层次的界限内进行，追求实现严格意义上的技术目的，尽管他们所发展的武器将在战略的所有较高层次中表现自己的作用。

　　 尽管技术层次的发展所引起的后果在整个战略领域产生回响，实际上对人类物质生活的一切方面都产生着影响，但限定其范围的却只有抽象的科学理论，空洞的语言和数字。近年来，范围在十分迅速地扩大；但是在具体任何一个时刻它们都是技术人员不可突破的障碍；科学理论或“法则”可能随时被人们否定，但在它们被否定前，其权威是绝对的。相比之下，确定技术发展目标和范围的其他指导原则——无论是军事的还是政治的——却并非如此。

　　 军人与技术人员

　　 技术人员通常不怎么熟悉根据指示应满足的军事需要的具体方面。对于这类指示，技术人员往往只采取一种形式上服从的态度：他们很了解军事需要的短暂性，因为他们看到每隔几年就要出现新理论和新“战略”，而他们自己取得成果却要经历几十年。而且，技术人员很少全心全意地尊重上级所制定的那些军事需要，因为在他们眼里，上级对客观可能性缺乏全面的了解，自古代以来一直进行的技术人员的军事化，以及自18世纪以来军事人员所受的越来越深入的技术教育，并没有消除这种隔阂；两种人员分别服从两种不同的权威：应用科学的权威和非技术性的军事等级制度的权威。

　　 这样一来，不仅存在着一种因无知而产生的障碍，而且存在着一种因目的截然不同而产生的障碍。对于军事官僚机构来说，为了保持数量，它常常不得不牺牲一种武器所可能达到的最佳质量——部队数量减少意味着组织基础的动摇。另一方面，对技术人员来说，数量本身没有什么价值；作为一个技术人员，他追求的唯一目标是质量最佳、性能最好的武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战争期间，技术人员的雄心是建造最大型的和防护力最强的战列舰与射程最远的铁甲列车火炮；前者是按照预见到的海军需要建造的，而后者却完全不符合现代炮兵的要求，因为现代炮兵注重机动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战争期间，雄心勃勃的技术人员在多方面做出成绩，出现了一系列光采夺目的发明创新，其中有一部分具有直接的军事价值(如雷达和裂变炸弹)，其他一部分在当时只有负作用(如德国的V-1、V-2和V-3型飞弹以及“鼠”式超级坦克)。今天，技术人员极力追求的是集中力量研制定向能武器、更大型的完全电子化的超音速战斗机、相当于巡洋舰吨位的核动力潜艇以及超级航空母舰。这一切所引起的效应，自然就是削减数量，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把数量削减到不符合战争实际需要的水平——以战斗机为例，其年产量只能弥补在大规模的空战中一个倒霉的上午可能损失的数量。

　　 目前颇为流行的一种倾向是，人们对那种不顾数量片面追求质量的作法深表惋惜，至少在美国是如此，但是战略的反常逻辑，不管表现在战略的哪个层次，都与这个问题无关，我们对那种逻辑可能提出的任何见解都不能用来指导人们做出选择。技术层次所采取的能引起某种反应的行动，有可能从许多比较简单的武器起步，也可能从数量少但比较先进的武器起步。相反地，正是线性常识逻辑对不顾数量片面追求质量的做法施加制约，因为质量逐步提高的边际效用，最终必定会在科学运用的范围内的某个时候下降为零——例如，用最先进的材料和用最新的工艺制造的极其优良的步枪，同根据同样的科学原理制造的、成本很低的普通现代步枪相比，其性能仅仅稍好一点而已。同样，表现在轰炸机、导弹、潜艇或其他任何可比较的武器方面，情况也是如此。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从整个战略领域的角度讨论问题，因为随着单位质量的提高，所获得的效能的逐步提高只能降到零，而不会降到零以下(只有在把可靠性一类的因素不适当地从质量因素中抽掉的情况下才会出现降到零以下的现象)。相比之下，如果战略的动态反常逻辑决定着结局，某种武器质量上的提高就会在武器效能到达某一点之后使之实际开始回降。

　　 军人和技术人员两个群体中的边际成员，即关心技术的军人和关心军事的技术人员，时常设法调和军事需要与技术目标之间存在的矛盾。但是，当技术研制部门把成果最后交给武装部队时，这些成果的使用就要受主流观点和先前的体制利益(常常是先前技术发展工作方面的残余影响)的制约。当新产品与旧武器相比属于渐进式的改进时，随之就会直接发生军事上的革新；妨碍革新的只有偶而产生的阻力，而这种阻力经过一定时间便可能得到克服。但是，如果新武器是一种发明创造，如果以前没有类似的武器，则武装部队必须改变其结构，解散先前的某些部队，组建新部队来使用新武器。现有的部队在某种程度上在决策机构中都有自己利益的代表者，准备组建的部队则显然没有自己的代表。于是消除这种冲突的办法就是扩大编制，而扩大编制的工作，总是因这种资源或那种资源不足(典型情况是在和平时期缺钱，在战时缺人)而受到限制。这种简化了的人人熟悉的革新所遇到的制度上的障碍，可以用液压原理来说明，扩编就象是安全阀，它可以根据压力的大小改变水流的速度，也就是调节着旧式武器让位于新式武器的速度。

　　 然而。革新可能不仅只有快慢之分；它也可能完全失败。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根本不容忍技术变革的社会阻力， [ 注：日本最早于1542年引进火器，并很快在当地进行生产。到1575年，织田信长的3000名精选火绳枪兵(他共有10000人)在(爱知县)三河地区的长蓧之战中歼灭了武田家族的力量支柱——武田胜赖(m1963注：原文如此)的骑兵，大获全胜。参看乔治·桑塞姆著《日本史》(1961年)，第263-264页，第287页。特思布尔著《上层武士》(1977年)第158-160页也对长蓧之战作了详尽的但无据可查的叙述。尽管普通士兵很快装备了这种新式武器，但上层武士们本身仍继续带佩刀，而拒绝佩带手枪，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随着这一整个社会阶层的消失这一特权标志被废除时为止。埃及的马木鲁克兵则更顽固地拒绝使用火器，他们甚至不愿让普通的毛瑟枪兵同他们一起投入战斗。当代也有类似的例子，比日本上层武士更甚，而颇似马木鲁克兵，这就是受飞行员左右的航空兵官僚们仍死硬地拒绝引进无人驾驶遥控飞行器。直到1982年以色列人使用这种飞行器获得了出色的战果(由于长期作战的紧迫需要，他们的飞行员反对使用这种飞行器的态度不太坚决)，这种飞行器才开始得到广泛的使用，而且这些飞行器都是几十年之前就有的样式。 ] 也可能是那种应用不当。能够说明革新失败——而且往往失败得很快——的著名例子是1869年法国陆军在预料将同普鲁士发生战争时匆忙采用的一种机关枪，即后膛装填的多管机关枪。当时使用的都是单发步枪，这种机关枪却能每分钟发射300发子弹，至少在500码的距离上是相当准确的。这种机关枪十分可靠，如果用来射击无准备的步兵，是会有决定性作用的。它本来是由比利时人发明的，后来按照拿破仑三世的旨意，由法国的兵工厂在严格保密情况下组织生产，到1870年普法战争开始时，法国便准备好了相当多的这种武器。

　　 但是，由于保密的缘故，法国军队没有通过野战演习来检验这种武器，也没有进行过战术论证。由于这种机关枪太重，人力无法携带，因而放在一辆轻型炮车上拖载，使其看起来像一门野战火炮；由于步兵不能保障这种武器所需的大量弹药(在当时，每名步兵携带100发子弹就足够保障数周作战之用，而每个营只能依靠不多的马车运输物资，这些马车早已装满了帐篷、给养和行李之类的东西)、同时由于拿破仑三世本人是一位(世界级的)炮兵专家，所以法军把这种机关枪装备了炮兵部队。当战争来临时，法军炮兵自然把这种新武器当成火炮使用，就是说，把它放在步兵线后面较远的地方，结果由于距离远而根本打不着敌人，但其本身却极易遭到敌方瞄准法军炮兵线的反炮兵火力的袭击。 [ 注：参看A·M·洛著《从毛瑟枪到机关枪》(1942年)，第66-67页；迈克尔·霍华德著《普法战争》（1968年)，第36页。 ]

　　 如果期望法军炮兵射手会背离当时的观念，把他们的武器配置在步兵中间，那未免太过分了，因为那样做意味着是向17世纪正常行事模式的一种愚不可及的大倒退。要把这些新武器交给步兵使用就必须向步兵移交炮兵弹药车，而这种弹药车十分宝贵，法国炮兵是不会干的。结果，在1870年8月18日的格雷夫洛蒂战役中，普鲁士步兵向前推进到未遭普军反炮兵火力摧毁的法军后膛装填多管机关枪的有效射程内时，这些新武器使用一次装25发子弹的弹带，以每分钟射出12个弹带的子弹对普军步兵开火，那一天普军的伤亡多达20163人，其中许多是被这种武器杀伤的。 [ 注：威廉·麦克尔威曾作过有趣的阐述，参看他所著的《战争艺术》(1974年)，第141-146页。 ] 可是，除此之外，这种机关枪对战争的结局几乎没起什么作用。假如这项革新不是遭致这样的结果，它很可能会使法军避免遭受灾难性的失败。

　　 政治家与技术人员

　　 在技术人员与军人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只能通过体制改革来解决，而技术界与政治界之间所存在的不和谐则是永久性的，纯属于正常现象。对技术人员来说，国家的政治目的常常是那样遥远和模糊不清，以致很难进入他们的考虑之中。当权者在个别情况下突然从上面进行干预，下达要干什么或禁止干什么的命令。一位美国总统可能执意停止一项从技术角度看十分有希望成功的技术发明项目，原因是该项目与他的伦理观念发生了抵触，影响了他在公众中的形象。另一位美国总统则可能命令技术人员超越当代科学可能性去发展新武器，似乎政治决定和拨款能够左右和加速科学的发展。一个希特勒或斯大林式的人物可以把专政用到实验室和车间，宣布必须迅速造出弹道火箭或裂变炸弹。

　　 翻开历史，也不乏同样令人注目的从科学技术方面进行干预的例子，最重要的一次发生在1939年10月11日。当时，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亚历山大·萨克斯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由当时早已著名的艾尔伯特·爱因斯坦签名的一封信和由另一位避难的科学家、当时还不出名的利奥·西拉德签名的一件备忘录。这件事完全是由西拉德出谋划策的。这两份文件都要求美国政府着手调查在某种军用装置内实现铀元素连锁反应的可能性。由于其他两位避难科学家尤金·威格纳和爱德华·特勒的帮助，西拉德的计划得以实现。威格纳和特勒后来都极负盛名，但当时他们的主要任务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开车把西拉德送到爱因斯坦在长岛海滩的小屋：西拉德没有驾驶执照。据萨克斯留下的笔录记载，罗斯福在阅读那封信和备忘录时似乎是心不在焉，只是在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萨克斯才最后说服罗斯福认真对待那件事，说服中他举出了拿破仑拒绝资助富尔顿蒸气船计划的例子。 [ 注：见罗伯特·容克著《比一千个太阳还亮》(1964年)，第106-107页。 ]

　　 从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推论来看，纳粹德国没有研制出自己的裂变炸弹纯属偶然。制造纺锤形呼啸着发射出去的火箭的前景激发了希特勒的热情，他对发展火箭技术的支持是慷慨的，始终如一的。而核物理领域则臭名昭著地由非雅里安人(除爱因斯坦外，还有西拉德、特勒、威格纳等人)把持，并因为这一领域打乱了明确的定规而进一步受到了纳粹思想家们的谴责。而且，在德国纯粹的雅利安人中，也找不出一个象西拉德那样执著地主张进行核连锁反应的人。 [ 注：德国主要的核物理学家(海森伯格和其他人)战后宣称，他们是有意地不发展裂变炸弹。他们的这种说法是欺人之谈。 ]

　　 只有技术与政治之间的这种根本的不协调，才会使有如此巨大影响的决定这样偶然地作出。当然，即使没有西拉德出来引起人们注意，美国也迟早会着手执行自己的裂变炸弹发展计划。但是，如果希特勒对发展这种武器采取不同的态度，并决定最优先地发展它，美国的拖延推迟就很可能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德国若在1939年着手执行此项计划，它肯定会拥有制造自己的裂变炸弹的物质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了戏剧性的科学战插曲，出现了阿拉莫戈多、广岛与长崎事件，此后政治领导人不应忽视缜密的技术开发所提供的可能性的思想便成为人们的一般知识的一部分了。在科学机构充斥于政府机关和武装部队的同时，总统、总理和部长们的助手班子内也增设了正式的科学顾问。然而，这一切在消除技术人员和政府官员的不一致方面所起的作用远没有像原来所期望的那样大。因为实际情况是，只存在着两类技术问题：一类是日常性的问题，对这类问题根本不需要作出政治决定；另一类是有争议的问题，对这类问题甚至科学家之间也持不同意见，其分歧之点门外汉一般是听不懂的。 [ 注：1983年3月里根总统宣布的“战略防御倡议”肯定是属于这种情况，这项倡议是在他作出了一项没有反映整个政府的、权威的、科学的意见之决定后宣布的。这似乎说明，只有科学能逃脱进行“科学”决策的种种企图。 ] 政治家仍然是国家这艘大船上的船长，军人们掌管着甲板上的武器，而技术人员则管理着机舱，驱动着这艘大船沿着不明的航线驶向未知的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