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立因素的交汇·第四

作者：爱德华·鲁特瓦克·美国

出自————《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序·第一》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我们已经知道了能动的反常逻辑在各种交战的技术和战术层次上的运行机制和事与愿违的向对立面的转化。我们还必须要在战略的中间层次上研究这些现象。现在让我们暂时登上大战略的层次，看一看在这一层次上，每个具体问题是怎样与整个冲突范畴发生相互作用的，这对我们很有启发作用。

　　 处于敌对状态的国家领导人处理问题与本国技术人员和作战人员处理问题可能大相径庭。毫无疑问，为了维护和扩大他们在各自的社会中享有的权势，国家领导人还必须寻求可能与对外竞争相冲突的对内的政治目标。因此，政治领导人在获得应有的战略洞察力方面常常受到妨碍。譬如，他们常常不能主动采取灵活行动智胜外来敌人，因为打破常规则不免失去某些权力。 [ 注：当然，也有例外，如国家领导人在本世纪典型的野蛮现象中所起的个人作用，即未经宣战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战争的作法。 ] 然而，在任何时候能够、自觉了解这一战略现象的人都是不多见的，尤其是在声名狼藉的最高政治领导人之中。许多普通军士只需凭经验便可以直觉地领悟战术层次上的这种战略反常逻辑，并学会了在战斗中对其加以利用。历史上许多著名军事领导人正是由于对这种现象的深刻了解才使他们名垂青史，并取得了在那些对此一无所知的人看来只能靠运气才能取得的成就。

　　 但不是某时某地要攻下一个机枪火力点，也不是在进行某个战役的时候，而是当必须面对整个冲突范畴的错综复杂的情况时，唯有最伟大的领导人才会对隐匿在复杂的各个低层次中，因冲突产生的强烈的情感、热烈的希望和极度的恐惧而变得面目难辨的战略反常逻辑有所领悟。能够真正做到这点足以令人惊异。然而，这种罕见之举是有据可查的。

　　 前面讨论英国轰炸机司令部与德国防空部队的较量时，我们看到了在大战略的层次上各方所处的冲突环境对各自技术与战术方面的影响。1940年5月，德军入侵荷兰和比利时取得的最初胜利促使英国对德国进行轰炸，最初只是轰炸精心选择的远离城市的德国军事和工业目标，这样，德国尚未达到成功顶点的胜利推进，最初带来的反常结果之一是它自已开始遭到空袭，虽然开始时是微弱的。德国国防军非常出人意料地在短期内彻底击败了法国，并且于1940年6月将英军赶出欧洲大陆，使得英国政府丧失了除空中作战外的所有作战手段。由于德国防空部队重创企图在白天对特定的军事和工业目标进行轰炸的飞机，英国轰炸机司令部只得实施夜间袭炸，而飞机夜间轰炸的目标只能是较大的城市目标。结果，德国陆军的胜利及其实施白天拦阻的战斗机和高射炮兵的良好素质带来的反常报应是德国城市开始遭受毁灭。

　　 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一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中的连续胜利始自其民族灾难最深重之时。1940年8月间，皇家海军因畏惧德国的攻击而躲藏在遥远的斯卡帕湾；英国陆军只期望能够保卫其沿海滩涂；皇家空军则饱尝了德国空军对其机场的猛烈轰炸，它甚至为德国在1940年8月24日轰炸伦敦从而得以喘息而感到欣慰。 [ 注：《对德空中战略攻势》，第一卷，第152页。 ] 第二天夜间，轰炸机司令部对柏林实施了第一次轰炸。尽管直到1941年7月以后夜间轰炸这一权宜之计——即轰炸城市——才成为确定的策略。随着英国稳步地动员起更多的工业和军事力量，机场跑道上有了更多的随时准备执行连续轰炸任务的轰炸机和训练有素的飞行员；鉴于德国未能作出有效的反应，可承受的损失率没有上升，而不断上升的成功曲线没有出现到达顶点的迹象，皇家空军元帅、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提出完全依靠轰炸直接赢得战争的方案：对经过选择的，总人口达1500万，并且构成德国战争工业的最大组成部分的43座城镇连续实施6次猛烈的轰炸，使其“毫无恢复元气的希望。”

　　 1941年9月25日，波特尔将这一计划提交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并建议说，轰炸机司令部使用4000架第一线的轰炸机便可在6个月内“制服”德国。 [ 注：《对德空中战略攻势》，第一卷，第182页。 ] 这一计划的特点是其制订经过了精确的计算，如同工程师设计跨越一条平静河流的桥梁一样，但却根本没有计算敌人可能作出的反应。所以，对这43个城镇进行轰炸造成的损失不是主观臆造的，而是根据在收集德国轰炸英国工业城市的统计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的“活力指数”精心计算出来的。轰炸过后，由于天燃气、用水和电力供应中断，工厂的生产将遭受损失；工人们会因为恐惧、疲劳、食品短缺、瘫痪的公共交通以及遭到全面破坏的城市生活不去上班。特定的人均承受投弹量可使活力指数下降到某一特定的百分数：以考文垂市为例，1940年11月14日德国大规模轰炸后的第一天，计算得出的指数下降到63%。这次轰炸投弹量为吨/800人。之后，指数会逐渐回升，但是，如果继续轰炸的话，上升指数的基数则越来越低，直至第四次、第五次轰炸之后，基数降至零，被炸城市战争物资的生产将完全停止。

　　 另一处值得称赞的是这一计划的全部设想都是保守的：要对43个城镇中的每个城镇实施6次轰炸，每次投弹量为平均每800人一吨炸弹；1500万居民需要1,875万吨炸弹。同时，计划对导航失误、技术故障和遭到空中拦截等情况留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它将最初计划的投弹量提高到7.5万吨，这样，只要有25%的飞机能够飞抵目标就可以了。每个由16架飞机组成的中队每月只需出动100架次(大大低于实际出动率)；单机载弹量仅为3吨。因此，在6个月之久的战役中需要250个中队，共计4000架轰炸机。

　　 这一计划典型地以线性逻辑考虑问题，它无疑地假设德国人既不会把当时只给予一般重视的空防迅速摆到重要位置，也不会疏散其战争工业，即使这些工业在逐步地遭到毁灭。波特尔及其下属并不是傻子。毫无疑问，假若被单独召见研究此事，他们一定会摒弃任何进行一场忽视敌人整体创造力及其自卫意志的战争的想法。但考虑一下当时的形势和紧迫感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提出这种计划：在1941年9月这一计划递交给丘吉尔时，德国人横扫俄国如卷席，他们一周接一周地突破一道防线又一道防线，消灭了整集团军的部队，俘虏了几十万人。当时的严酷现实是苏联行将崩溃；只有想到拿破仑的命运才会感到苏联未必灭亡；在欧洲任何地方见不到对德国占领者进行有意义的武装抵抗的迹象。在美国，确实在进行着一定规模的重新武装，但是征兵遭到反对，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坚决反对进行干涉——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日本政府做出了另外的决定。

　　 对于英国来说，希望用英军在欧洲大陆登陆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英国军队的规模只不过能免遭迅速失败而已；而隆美尔在北非的作战清楚地表明，唯有难得的物质上的优势才能压倒德国军队的高昂士气、优越的技术和有天赋的指挥官。如果希特勒战胜了俄国，如同他战胜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南斯拉夫和希腊那样，他就会利用战果以及削减陆军省下的资源大力加强空军，从而调头消灭被围困中的英国，而这时只有皇家空军是他实现这一目标的障碍。德国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完全是准备对法国进行近距离作战的，而对与之完全不相同的对英作战毫无准备；因而在过去一年中，英国取得了优势甚微的防御战的胜利。

　　 不能期望再有这种运气了：一旦德国空军真正按照对英作战任务进行组建，毫不夸大地讲，皇家空军将在拯救英国的城市使其免遭毁灭的徒劳挣扎中逐渐被消灭，然后就是不可避免的入侵，随后建立起盖世太保的新秩序、党卫军和集中营。即使苏联由于某种原因而得以生存——当时看来这似乎并不可能——随之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从而使英国本土免遭入侵，也仍然只有皇家空军可以作为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使战争有一个可接受的结局。因此，查尔斯·波特尔勋爵及其皇家空军的同僚们发现自己正处在意想不到的重要位置上，这是一个也许可说是令人鼓舞的位置，但责任重大到令人敬畏——即使不是令人战栗——的程度。直到前不久，皇家空军仍是一个力量较弱的军种。当置身于骄傲、希望和极度焦虑的感情旋涡之中，自然要在黑暗中摸索一条出路，制订一个系统的、看来能够最终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把注意力集中于这个方案，并通过极为精确的算术计算，使此刻处在极度不安之中的人们得到慰藉。

　　 丘吉尔所处的正是这种情形。他的感情强烈奔放，必定处于同样的感情旋涡之中，而且因为个人责任更重大，受到的感情冲击更为强烈。正是他拒绝了德国1940年提出的和平倡议，从而致使93,000名英国平民、妇女和儿童死于德国的闪击战。此时，又在德国似乎已必胜俄国之前使英国处于孤立的危险境地。议会反对他继续领导英国，选出一位更理智并且能更好地同希特勒打交道的人将其取而代之，英国谈判加入欧洲新秩序以及把他流亡国外，使他悄然死去——凡此种种可能在今天看来都是邪恶的想法，但是，在1941年9月，这些均不是没有可能的无稽之谈，只要看一下当时的证据材料就可说明这一点。 [ 注：马丁·吉尔伯特，《最佳时刻》(1983年)，第1103和1105页。 ]

　　 同样，在丘吉尔看来，轰炸机司令部取得战役的成功是拯救民族、政治、乃至个人前途的唯一可能的办法。然而，在其战略洞察力克服了感情的波澜和考虑到技术的复杂性之后，温斯顿·丘吉尔对波特尔作了如下答复：一，他坚决地驳斥了仅仅依靠轰炸赢得战争的提法(“我们自战争开始以来得出的全部经验表明，轰炸在物质和士气两方面的作用被极大地夸大了。”)；二，估计到德国人对已开始实施的、规模不大的轰炸将作出的防御性反应，明确预言用于防御的、进行夜间作战的战斗机将发挥突出作用(这一点在当时是无其他人预见得到的)，并指出，随着德国人作出反应，目前进行中的战役正走向失败(“看来地面防空和夜战战斗机很可能压制空袭，”1942年中期后，这点得到了印证)；三，预料到德国对于成功的面积轰炸作出的反应将是疏散其战争工业，而不会消极地承受不断加剧的损失(“万物同在运动之中[这正是能动的反常逻辑的根源]。极有可能的是，1943年纳粹的战争力量将会遍及欧洲，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不必依赖国内军力建设。”)四，指出了计算得出的精确数字是靠不住的未包含敌人的反应这一重要未知变量，(“我反对用数学的语言表达对这一计划赋予的信心。”)丘吉尔的答复最后说：“每个人都应尽其所能，然而，他若认为势均力敌的双方有赢得这场战争或其它任何战争的具体明确的方案，他就是不明智的。唯一的方案就是坚持到底。” [ 注：《对德空中战略攻势》，第一卷，第182和184-185页。 ]

　　 轰炸机部队是英国仅有的进攻力量，紧缺的优质兵员和工业生产方面都优先保证它的需要。然而，轰炸机的实际数量从未达到过4000架(1945年4月的最高峰也只有1609架 [ 注：《对德空中战略攻势》，第四卷，附录39，第428页。 ] )，这是因为波特尔含蓄提出的削减陆、海军加强轰炸机部队的建议遭到坚决的拒绝。有趣的是，在美国参战及其第八航空队到达后，确实于1943年实施了一项只看到己方有利方面的系统轰炸计划。更有甚者，此计划不仅低估了敌防御作出的反应从而违背了战略逻辑，而且只专注于追求轰炸高效率。忽视了敌方工业作出的反应。

　　 第八航空队的指挥官坚信，将每架飞机装备11门机关炮，并让飞机以相互支援的编队飞行便无须护航就可免遭德国战斗机的攻击。因而，他们试图白天对特定的工业目标进行轰炸，而不是象英国轰炸机在夜间对城市胡乱投放炸弹。对如同瓶颈的德国重点工业环节的集中轰炸将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英国经济战争部长长期以来一直主张这一方案，并且将据称其产量占德国滚珠轴承产量三分之二的施韦因富特的轴承厂确定为理想的目标。鉴于所有坦克、卡车、飞机引擎、舰船、潜艇，实际上任何有活动部分的机械都离不开轴承，经济战争部声称，摧毁位于施韦因富的轴承厂将极大地全面削弱德国的战争潜力。 [ 注：《对德空中战略攻势》，第一卷，第347页。 ]

　　 英国轰炸机部队司令、空军中将阿瑟·哈利斯尖刻地嘲讽道，这一方案寻求的是“万能”目标，他认为目标专家们“完全被轴承迷住了心窍”。 [ 注：阿瑟·哈利斯在重要时期担任皇家空军轰炸机部队司令，而且也许是盟国战争领导人中受到评价最低的人。他在回忆录《轰炸机攻势》(1947年)一书中详细分析了这一问题。见原书第220-234页。 ] (有人打趣地讲，也许应当摧毁鞋带厂，这样，可以使德国人因无法穿鞋而投降。)然而，对于坚决主张白天对工业区实施精确轰炸、而又无法尽快地增加兵力对所有工业区实施轰炸以取得明显效果的第八航空队来说，这种重点单一的“瓶颈”方式很有吸引力，而施韦因富特则是理想的目标。

　　 于是，第八航空队于1943年8月17日首次轰炸了这个城市的轴承厂，10月14日再次进行轰炸。以自卫编队飞行、无护航地实施白天轰炸的理论彻底失败了。尽管每架飞机装备了11门机关炮，轰炸机在德国战斗机面前仍无能为力，遭受的损失大大超过可承受的程度：376架美国轰炸机竟然有60架在第一次轰炸袭击中被击落；进行第二次轰炸袭击的291架飞机中有77架被击落。 [ 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陆军航空兵》(1949年)第二卷，第682-684页，第702-704页。 ] 轰炸造成的破坏并非是无关痛痒的——但是，对德国战争能力的影响确实是微不足道的。库存的轴承以及从瑞典和瑞士进口的部分轴承满足了急需，不久，工厂便又恢复了全面生产。滑动轴承在许多方面代替了滚珠轴承，从而克服了潜在的瓶颈效果。 [ 注：当时德国战争物资生产的组织者艾伯特·斯皮尔说，如果攻击坚持下去的话就会产生决定性的效果。但是，他错了，因为如果攻击坚持下去，就会进行分散式的生产。见斯皮尔《第三帝国内幕》(1970年)，第284-287页。 ] 对施韦因富特的专门轰炸促使对方作出广泛调整组织结构的反应，使轰炸意图落空，正象过去大型舰船经过改进挫败了鱼雷艇，现代装甲部队学会了对付反坦克导弹一样。

　　 德国人对精确轰炸作出的反应是疏散和使用替代物资，对全面轰炸作出的全面反应则是将整个经济全面纳入战争轨道。这是美国人和英国人不可能估计到的，因为普遍认为德国经济已经完全进入战争体制了，而且在1939年之前就开始这样做了。鉴于英国从1940年起实行了全民强制劳动，对非必需的行业和服务行业加以取消和限制，因而绝想不到大多数德国妇女仍留在家中，家庭佣人有100多万，而象图书装订一类的行业仍然很兴旺。作为蓄意发动战争的领导人的希特勒，并没有强要人民做出牺牲，德国经济的状况则反映了这一根本的政治现实。迫于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带来的不祥后果和征兆，自1943年起，德国经济才真正实行战争动员。由于充分地利用能源，军用装备和供应物资的生产急剧增加；轰炸德国本土的投弹量与德国战争物资生产量之间出现了完全预见不到、意料之外的反常关系。

　　 其中，轰炸本身反而促进了德国军工生产。袭炸确实摧毁了厂房，炸死了工人，同时，它还破坏了安逸宁静的城市生活；由于餐馆绝迹，唯一起替代作用的食堂在各方面其效率都更高；由于房屋遭破坏，居民们被疏散到农村，家庭佣人被迫进工厂劳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轰炸袭击实际上帮助德国克服大规模轰炸造成的有限的破坏后果。

　　 这一情况众所周知，而且多次被引述。 [ 注：若欲从历史的角度作简要回顾，见戴维·麦基萨克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轰炸》一书(1976年)。 ] 这是个典型的例子，即看起来肯定无疑地向胜利方面发展、有计划地渐次积累战果的行动不仅遭受挫败，而且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战略范畴的性质所决定而自我导致失败。当然，丘吉尔对战略反常逻辑、对战略反常逻辑所造成的每一种逻辑行为的变异及对立面的转化有着非凡的直觉理解能力。(他所撰写的战争回忆录的最后一卷题为《凯旋与悲剧》；本可以题为“胜利与失败”。)但是，没有必要让丘吉尔一类人来建立大战略。正如在物理学家研究宇宙万物之前，物理学定律就早已支配宇宙间万物一样，国际舞台上执掌权柄的人物总受着客观存在的战略逻辑的支配。不论国家领导人的决策是英明还是愚蠢，是出自邪恶的野心还是由衷的善良，是受到赞扬还是遭到谴责，只要存在冲突的困境，这些决策的后果都要受到这一逻辑的支配，使人们对连续性的期望和不间断过程的希望破灭。

　　 从战争到和平及从和平到战争

　　 因而，战争是和平的起源，方式可以为一方完全战胜另一方，或者消耗殆尽，或是象历史上更常见的情形，即目的的冲突最初引起战争，而战争改变了最初的目的，从而使冲突得以调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在人力，财力方面付出的代价太高，战争造成的苦难太深重，迫使人们重新考虑欲得到或欲保卫的东西的价值与付出的代价相比是否值得，于是，野心收敛或者放弃原来要保卫的东西。

　　 希望以可接受的损失换取有价值之物而发动战争之后，进攻者在遇到意料之外的顽强抵抗时也许会坚持下去，直到即使完全得到其所希望得到的东西也无法弥补在人力、物力、安定的生活以及声誉方面的损失时为止。一旦被迫开战，防守一方亦会有自己进行抵抗的最初目的——在不知道要做出多大牺牲之前被认为值得为之做出牺牲的目的。当进攻或防御的最初希望破灭时(这也是常常发生的情形)，成功的希望似乎近在咫尺，也许，在遭受重大伤亡和耗费大量的财富之后，再做出一点努力或牺牲便可取得胜利(失败意味着失去一切的一方所处的不对等地位是显而易见的，这可能成为加强抵抗的重要动因)。

　　 人们很可能设想到情报机构并非最可靠信息源的一些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协调者”将不但有权给美国情报机构内的个人分派任务，而且也有预算经费去签约聘用现有新闻机构、学术机构等内的信息源。后者的作用更多在于重新整编已经搜集到的信息以供发表，而不是去搜集任何专用或保密类信息。虽然各种不同的信息提供机构能够而且也许将整编自己的输出信息，但“协调者”仍将与许多提供者建立融洽的关系，以便更好地判断其产品。

　　 得大于失的前景也许是战争之初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但是，若战争的损失大大超出意料，损失之大的本身将成为在中间阶段坚持打下去的动机：做出的牺牲越大就越需要最后达到已宣称欲达的目的，以说明做出的牺牲是值得的。这一阶段中，交战双方的对外行为容易受最初发动战争的派别或领袖人物的国内处境所制约，这些人的命运取决于人们对其过去所负的战争责任的看法——这又取决于当前对未来结局的看法；因而，他们非常需要维持胜利的希望。但是，随着战争的继续，对战争的看法最终要发生变化，即不再以最初欲达到的目的同已做出的牺牲相比较，而是同若继续进行战争所需要做出的进一步牺牲相比较。最初的主战派或主战领袖人物可能继续掌权，但是，无论如何，此时一方或双方可以开始调整战争目的，当双方的目的最终一致时，使敌对状态最终结束。 [ 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极为特殊的争斗，侵略者的野心非常大，但要达到的目标是有限的，被侵略者最后要求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即使在这次大战中，只有在日本提出的保留天皇制的最低要求被接受之后，战争才告结束。朝鲜战争从任何意义上讲都是一场传统方式的战争，最后以传统方式结束——双方都降低了自己的战争目标。(人们之所以创造了一个新术语，称这次战争为“局部战争”，是因为本来不普遍的世界大战被暂时认为是普遍战争。) ] 古今大多数战争正是如此结束，它们有着战争的典型现象——相互交替地摧毁对方的过程，这一现象本身便是向后续和平过渡的媒介。

　　 如果胜利者的要求不是太高，不致激起失败者的强烈愤怒，如果胜利者的新的力量不会导致对其怀有恐惧感的新的敌对国的迅即抵抗，那么，一场已经打个水落石出、各种可能的手段都已用尽、损失惨重的战争将带来稳定的和平。相比之下，如果战争打到在其目标需要调整的程度之前被外力所制止，那么，带来的和平将是脆弱的。过去，当战争正在能作战的季节进行时，遇到早降的大雪被迫突然停止，到开春时节就又重新开战，就属这种情况；同样地，在互相争夺的超级大国进行干涉，将停火强加给交战的附庸国的今天，情况亦是如此。1948年以来的阿以战争正是这样——每次战争双方都没打到要真正讲和的程度，双方仍存在着目的的相互冲突，都伺机重新开战。战争造成的破坏虽令人哀叹，但是它导致了和平的到来；人道主义情绪希望战争半途结束，但是，最可能出现的后果却是重新开战，而不是和平。相反地，若对战争破坏力任其发展，也许能够导致和平。

　　 即使是使用长矛和棍棒的战争对交战各方通常也是毁灭性的，甚至导致人类社会的毁灭。但是，在发明核武器之前，对战争可能造成的破坏范围可以在破坏实际发生之前作乐观的估计，把破坏程度说得最小最小，然而无论如何，也不能下定论。因此，战争可以带来的好处可能被强烈地突出出来，被理想化地与战争的潜在损失加以比较——这些损失很容易被视为是可以承受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由于战略反常逻辑的正常规律在起作用，核武器从具有巨大的破坏力的第一代裂变装置(每个裂变装置的破坏力相当于1000架轰炸机的载弹量)发展到今天的破坏力大得多的热核武器(每件中等热核武器相当于二次大战中10万架轰炸机的载弹量)还从未使用过。象战略范畴中的其它因素一样，炸药的效用也不会保持连续的无限制地线性增加。1945年，美国的载弹量为10吨的轰炸机就要优于1940年德国轰炸伦敦时使用的载弹量为2吨的轰炸机，而载弹量为成百，甚至成千吨的轰炸机则效用更大。但是在这一方面情况也会最终发生逆转，而不会不断地持续下去，因为战略逻辑不允许出现那种情况；目前，热核武器的破坏力就远远超过了军事效用的最大极限。因此，用这种武器无需造成实际的破坏就可达到通过战争才能达到的和平目的。

　　 确实，今天当人们把欲得利益与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进行比较。从而作出蓄意发动战争的决定时，可能遭受的损失仍然难以肯定：甚至拥有足够多核武器的大国仍然可能打“常规”战争，或者只象征性地使用几件极小型的核武器。但是，核攻击造成的破坏后果再也不能被忽视了，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在估计骑兵袭击、围城战、甚至常规轰炸袭击的后果时，因为乐观情绪或把战果想得很诱人而对战争损失只是有些朦胧的担心，总是把破坏后果缩小到最低限度。不诉诸核战争是由核破坏程度可确定、确实可计量的性质所决定，而不是由可能发生但难定的破坏程度所决定。这种科学的可预测性改变了千年来战争所得与所失的比较方法。在核武器存在的今天，对于战争中所得与所失的平衡认识产生于战争开始之前，而过去却是在战争进程中切身体验到战争损失之后才认识到的。

　　 和平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成为战争的起源，尽管它仅仅是一个消极的抽象概念，不具有导致自我毁灭这一典型现象，不象战争的破坏力最终毁灭战争，也不象仅仅预料到核破坏之巨大就几乎排除了核战争的可能性。然而，和平环境(无战争状态)有时能够制造战争前提条件，这是因为和平环境使置身其中的人们松懈警惕性，放松战争准备，同时；使渴望从战争获益的人得以不断加强力量。历史上，和平环境常常引起人口成份、文化、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它们破坏了战争力量的平衡与和平赖以存在的集体自我形象的平衡，于是从和平走向了战争。和平状态本身虽无实质内容，不能引起任何动乱，但它却能够不偏不倚地促进人类各种能力和思维方式的演化，而全然不顾对战争起抑制作用的对称和非对称状态。正因为如此，一直爱好和平的德国人到1870年将自己视为好战的民族，不幸的是当时的法国人尚未摆脱尚武的自我形象。

　　 如果心理状态的改变使一国现状(也许正是上次战争的不可磨灭的结果)与其自我形象之间出现导致战争的矛盾，那么这种变化肯定有其深刻的原因，但这种变化带来的后果显而易见：原先似乎可以接受的条件变得令人难以容忍；曾被视为崇高荣耀的东西使人感到耻辱；曾被认为是无边际的梦想现在有可能成为现实。正是在拿破仑之后的大和平时期，制止战争的军力比率被钢铁、煤炭和工业革命的产物蒸气机车所取代，它们反之又在各国之间形成了新的诱发战争的军力比率，爆发了1866年普鲁士与哈普斯堡王国之间的战争，1870年德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1876年沙俄帝国与奥托曼王朝之间的战争，1894年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以及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

　　 在战争中，战争本身造成的损失削弱了进一步进行战争的能力，无论是象上一次世界大战中通过对工业区实施的计划轰炸，还是象最初时期各交战部落的争斗那样，过多的杀戮使作战年龄人口减少。而在和平时期任何形式的人类进步与人口增长往往增加发动战争的能力，只是偶然出现的发展的平衡才制止了战争的发生。如果和平不能诱发战争，那么，就不会有战争了——因为战争自身不能持久，而且总是自我毁灭。

　　 胜利中的失败

　　 若胜利不会走向失败，若增长的力量中不含自我毁灭的因素，那么，迅速扩张的希特勒统治绝不会最终崩溃，整个欧洲在他出世之前早就被一个强国统一了。拿破仑的兴衰以及所有势不如他的先辈，甚至追溯很多世纪以前罗马帝国的长期扩张及其衰亡也都是如此。

　　 其他条件相同时，在军事力量的积累方面，大国的规模经济效益比小国的优势如此巨大，大国在边界长度与所包含的空间、人口和财富之比方面比小国占那么大的便宜，在欧洲繁多的战争中，大国理应每次都战胜小国，直到只剩下一个国家：它包含一切空间，从一个权力中心进行控制甚至在古罗马的技术条件下，这个国家就能横跨欧洲和小亚细亚、向南深入北非沙漠，远及美索不达米亚。然而，实际情况是出现了力量的“平衡”，即大国实力的增长引起在此之前还是对它持漠然态度的另一大国的恐惧和敌意，或促使小国联合起来抵制它的进一步扩张。那些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繁荣，或者由于进一步的中央集权统治而能更多地动员人力物力使作战力量增强的国家，可以利用其不断增长的实力进行扩张，但却不能超过某种极限。

　　 当规模经济的增长与新的敌对国家或者敌对联盟的抵抗力量相当时便达到了这一极限。扩张的国家要么接受这一顶点阶段形成的、令人沮丧的平衡，要么试图组成它自己的打破这一平衡的联合阵线，如果它能够找到对此有兴趣的同伴的话。或者，抵抗一方要在战争中经受考验，于是，同一战略逻辑又将起作用，不论最终结果是胜利还是失败。若扩张的国家取得战争的胜利并仍处于成功曲线的上升阶段，它的胜利将引起那些刚遭受失败的国家或联盟保护的国家的恐惧与敌意。于是，扩张再次受到抵制。若扩张的国家失败，其失败程度则会因扩张国家新找到的、坚决抵抗胜利对手的友好国家而减轻；胜方如果是联盟，那么，由于抵御扩张需要加强联合而受到压制的内部对抗此刻又会重演，因此，联盟的胜利削弱了联盟自身。(按照反常逻辑的必然规律，彻底的胜利将彻底摧毁联盟。)

　　 除了直接参与对抗的各方，在每个阶段，受到影响的还有其他或大或小的国家。某一地区为抵御某一扩张国家组成的联盟本身就威胁其他国家，受威胁的国家就要设法与受联盟遏制的大国结盟，从而破坏争斗的平衡，因为这种平衡对这些国家来说是失去了平衡。这些规则很简单，但是实际情况却非常复杂。当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的较多相邻国家参与时则结盟容易，顺理成章；当结盟者较少，且无密切交往时则联盟松散而突然；自罗马衰落以来的欧洲正是如此随着胜利与失败、扩张与退让间的相互转化而保持着分裂的状况。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更早的年代里，如有关材料所述的马其顿统治以前的希腊城堡国家的兴衰、以及后来由亚力山大王朝分裂出来的希腊语国家之间都有这种情形。我们所知的高卢人部落之间、莱茵河流域的日尔曼部族之间以及古意大利各小国之间的争斗都指示了这一反常逻辑在起作用。

　　 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欧洲各国结成了暂时的、局部的联盟以抵抗苏联的力量，同时，隐约之中亦有抵御美国势力的意味——如果欧洲比现在强大、苏联比现在虚弱，从而使美国的支持不再迫在眉睫，那么这种抵抗将更明显得多(即使仍没有发生战争的危险)。当然，这并非欧洲独有的战略现象。凡是了解德川幕府统治之前和更早期的日本历史的人，那些研究过中国古代战国史、近代军阀混战和各朝代交替时期的人，那些熟知英国人与蒙古人统治印度以前的印度各小国历史或其他部落和统治者所作所为的人，那些注意到当代结盟迅速、转瞬反目的阿拉伯世界及其变化无常的联合阵线的人，实际上凡是研究过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的冲突国家和争斗部落行径的人，都可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力量均衡的概念解释这一切，甚至可以使用原用词汇而无须担心不合时代或有所曲解。 [ 注：“力量平衡和影响”这种术语第一次出现似乎是在弗罗伦萨使节和学者圭恰尔迪尼(1483-1540)的著作《意大利史》中；也许这一术语早已被前一代的亲王们、外交家以及欧洲雇佣兵队长使用。 ]

　　 鉴于战略范畴具有普遍性，需要对特殊情况加以解释。欧洲自许多世纪以来，甚至直到今天仍处于分裂状态，而中国过去有着长久的统一时期，并且在今天实际上也是统一的。在日本，军阀起落的状况最终被一个政府所结束。曾出现过战国割据的地方今天出现了统一局面，例如，意大利和西班牙(德国也曾如此)，当然，欧洲自身的这种经历是从古罗马帝国开始的，若没有扩张与再扩张，就不会有古罗马帝国。

　　 一旦中央政权受到削弱，即使是因为某个统治者个人的失误，战略反常逻辑便随即发生作用。注意到这点缩小了必须加以解释的范围，但并没有减少对此加以解释的必要性。实际上，答案就在战略之定义本身之中：在经双方同意进行治理的背景中，例如，在冲突和竞争受法律和习俗制约的生产与消费领域中，线性逻辑完全适用，而战略反常逻辑则根本不适用。因此，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是可能的，而且无需竭尽全力抵制现状的解体及被其对立面取而代之。

　　 因此，按照自然法则根本无权声称自己合法的统治者和政权总是通过尚未受到挑战的世袭王朝的特权，通过一些超物质的手段或通过重新当选，永远不停地寻求自己的合法性。对于统治者来说，极为重要的是得到一系列既定法规的正式和长期认可，而不是因刚刚摆脱了毁灭性的动乱，或由于统治者个人的声誉，或是因五谷丰登而得到的暂时认可，因为只有前者才可以使他们的统治摆脱艰难坎坷和战略处境的逆转。

　　 世界仍存在少数世袭的统治者，更多的是民主政权；但是，合法性差、或毫无合法性的压制人民的政权统治之下的国家仍然太多，在那里，政治不过是不流血的战争，战略反常逻辑完全适用，并且提醒统治者需要时时警惕，处处注意以防自己的权势丢失。因而，即使在单一国家的管理范围之内也有各种大战略。

　　 至此，我们主要在战争背景中对战略逻辑加以观察。然而，战略逻辑的范畴不仅包括正在进行的战争，同时还包括在可能发生战争的环境中人类的行为。只要国家采取行动准备战争，或欲避免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迫使对方让步而非实际诉诸武力，那么，同在战争中一样，战略逻辑完全适用，而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治国手段。因此，外交、宣传、秘密行动和经济控制等手段除纯行政管理的方面外，作为同敌对国交往的要素均受到战略逻辑的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