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与成功的顶点·第三

作者：爱德华·鲁特瓦克·美国

出自————《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序·第一》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任何技术创新都可能产生逆反效应，这一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但创新获得成功后其作用可能会被抵消这一关系则不那么明显。在注意到这两点之后，我们就可以接着探讨一种很不明显但十分重要的关系问题，即新军事装备的技术效率和易受各种反措施攻击的弱点之间的关系。

　　 技术效率通常指收效与投入的比率，这是既充分又唯一可靠的定义。技术效率是所有物质活动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尽管评估那些可能根本没有可度量收效的整个机构的价值时不严格地使用技术效率这个术语，但技术效率的标准只能以数学的精确性应用于对机器(包括战争机器)价值的评估中。评估的方法是把最初购置费与经常性磨损费相加，然后与最后的收效进行比较。当然，在评估机器时技术效率并不是唯一的评估标准，这是因为经常性收效与经常性投入的比率不能指出机器性能(可靠性)可能有的耐久性和所需要的维修费用。尽管如此，但在对不同种类的货车、机床或步枪、坦克进行选择时，技术效率仍是可靠的选择标准。

　　 技术效率的一般性提高可通过下列方法：使用较好的材料或对定型设计作局部改进，甚至在机器内部做些小的调整。现在的货车与20年前的货车相比虽然生产成本相同，但前者比后者的货运量大而后者却比前者的耗油量高。这是采用了上述方法而提高了技术效率的结果。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调整得很好的货车引擎比调整得差的引擎产生的马力大。然而，若想大大提高技术效率，通常需要推出具有新型构造的机器设备。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有时需运用不同的基本原理。这就象从手工打字机演变到今天的文字处理机一样，文字处理机比电动打字机效率高，而电动打字机又比手工打字机效率高。有些机器设备一机多用，做不同的工作，有不同的效率。大大提高效率的另一方法就是将这些一机多用的机器设备用专用机器或成套的机器系统来代替。这样的机器都具有一些新颖的设计特点，效率有明显提高，但只有一种用途。例如，开罐头时用开罐头刀要比用多用途的刀更省力。再如在码箱子时，移动式起重机就不如叉车的效果好，尽管移动式起重机具有一机多用的性能——当然其造价也高得多。

　　 正是高度专业化带来的高效率对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每一次阶跃，新的专门武器都显示出可以打败比它们更精致、造价更高的武器装备的动人前景。尽管后者是多用途的，但却易受专业化武器唯一“输出”的攻击。举例来说在19世纪70年代，新发明了一种以高压气体为发射动力的自动推进鱼雷发射系统。 [ 注：1867年1月，在阜姆(奥匈帝国时期的一城市，现名里耶卡，南斯拉夫一港市——译注)展出“白头鸟”自航鱼雷；皇家海军于1869年交付试验，1870年开始购置鱼雷，一年后拥用制造权。参看伯纳德·菲茨西蒙斯编的《20世纪的武器与战争百科全书》第23卷，第2508页。 ] 这个鱼雷系统似乎有可能非常有效地打败造价比鱼雷高出不知多少倍的战列舰。那些用来与其他大型战舰进行海战的战列舰所装备的是大口径长管舰炮。这样的舰炮升降度有限，不能降得很低以打击利用夜幕掩护逼近战列舰的鱼雷快艇。加之鱼雷快艇目标较小且不稳定、难以对其进行准确射击。就战列舰本身来讲，其坚固和造价昂贵的重铁甲都集中于甲板与上部以抗击敌舰炮发射的穿甲弹。因此用鱼雷攻击舰体两翼没有重铁甲的水下部分就能收到毁灭性的效果。这个结论似乎已很明显：随着鱼雷快艇的出现，造价高的战列舰已暴露出致命的弱点。只要克服保守主义的惰性；海上力量就可建立在一个更加经济的新基础之上。法国海军军官中的“新派”就持这个论点。这个论点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影响了法国的海军政策。持此论点者不仅理所当然地在希望战列舰退出舞台的一些小国家海军中找到了支持者，甚至在英国皇家海军中也找到了支持者。 [ 注：参看最新出版的由菲利普·马松撰写的《海军史》(1983年)，第2卷。 ]

　　 移动式起重机的设计并没有发展到要抹杀掉叉车优点的地步，正象多用刀没有在开罐头这一单项功能方面剥夺开罐头刀的优势一样。但是这两种情况却不见于战略范畴。在战略范畴中，每一个行动都易于随着时间的进展引起有意识的、富有创造性、更有机动优势的反应，从而形成成功与失败的反常汇合；如果最初的行动威力很强，这种汇合将会以一种更加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的形式出现。这种理论不仅适用于兴师动众的战争与和平的成败，而且同样适用于大的技术创新。

　　 小而造价低的鱼雷快艇(投入)有可能摧毁大而造价高的战列舰(收效)，正是由于这种高度专业化所产生的极高效能，这种新武器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海军实力的平衡。但对其打破平衡的反应同样也是很强烈的。成功的曲线呈上升趋势时，人们不断改进鱼雷的机制以增加射程和提高航速，并且还专门建造了一种发射鱼雷的具有高速推力的体积很小但能远渡重洋的新型战舰。就在这条成功的上升曲线上，上述新概念迅速地变成了人们的大张旗鼓的行动。1877年至1903年间，法国建造了多达370艘鱼雷快艇，想以此来改变法国海军战列舰总不如英国皇家海军战列舰的状况。至1904年，甚至英国也建造了117艘I级鱼雷快艇。 [ 注：参看《20世纪的武器与战争百科全书》，第23卷，第2515页。 ] 新崛起的德国海军也没有忽视这种创新，日趋现代化的日本海军同样如此——1904年2月，日本海军用鱼雷快艇突袭了驻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并取得巨大成功。

　　 19世纪70年代的海军改革者们曾不遗余力地反对“老派”海军将领的保守主义，鼓吹建立超效率的海军力量。从上面的情况看，可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很久，他们的理想就完全实现了。但是正象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鱼雷快艇只是被认为是一种需要防范的威胁，并没有起多大作用。鱼雷快艇非但远没有使造价高的大型战列舰过时，自己却濒临被淘汰的边缘，仅仅作为只有边际价值的小武器而被保留下来。这是因为此时创新早已超越了成功的顶点，正是因为这项创新的效率很高，所以它的作用就被更彻底地抵消了，因为它不仅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应，而且还排除了采取任何补救措施的可能；因高度专业化用途“窄”而产生高效率的武器不可能采取广泛的反对抗措施。

　　 到了1914年，所有现代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实际上一切大型现代军舰都经过了改进，以对付鱼雷快艇。尽管作为战列舰主要火力的长管舰炮仍不能降得很低以打击近距离目标，但此时已普遍装备了探照灯。这样就使得鱼雷快艇很难接近它而不被发现，甚至在黑夜里也无济于事。此外，还装备了一些小口径速射舰炮以防鱼雷快艇靠近。虽然最厚的铁甲仍在甲板与战舰上部，但对舰体的水下部分也采取了具有高效的新防护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增加铁板和一层用于缓冲鱼雷爆炸冲击的防雷水密隔层；在战舰停泊时，沿战舰周围设置金属网使鱼雷在舰体安全区外触爆。过去在大型军舰与鱼雷快艇进行的海战中，前者巨大的舰体与实力仅仅证明了具有作为目标的价值，似乎无法与后者进行较量。但是这些大型军舰通过大量耗资而形成的各种功能最终被充分利用后，这种新的威胁便无能为力了。正是上述使其成为打击目标的那些特点使它有可能增加铁甲防护、提供探照灯所需要的大量用电、装备速射舰炮和携带笨重的铁丝网。于是“宽”最终战胜了“窄”，鱼雷的升威之日遂告结束。

　　 日本海军用鱼雷快艇在旅顺口取得海战的胜利绝不表示日本取得新的优势，它只不过是一次偶然事件，反映了俄国海军毫无准备而已。到1914年时，这种新武器在与现代化海军的对抗中早已超越了成功的顶点，其迅速衰落趋势已非常明显。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鱼雷本身一直是一种有用的海战武器，这是不容置疑的。鱼雷作为装备水面军舰艇的一种专业化武器而占有一席之地，它特别用以装备一种新型的军舰——“鱼雷驱逐舰”或简称驱逐舰，这种军舰原来是用于打击鱼雷快艇的，现在这种新型的水面军舰却装了鱼雷。鱼雷的用途在不断发展，后来鱼雷还成了一种从空中发射的重要武器，更重要的是已成为潜水艇的主要武器。尽管作为潜水艇的主要武器时其效率不高(得到同样的收益需要更多的投入)，但是潜水艇以鱼雷为武器在上两次的世界大战中却非常有威力。当然，在海军实力的平衡方面最初的鱼雷快艇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它迫使拥有大型战舰的海军为最终消除这种新威胁而不得不调拨资源加强防御措施。正象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在双方不均势的争斗中，双方这样发展实力对一方或另一方所起的作用大于专用性的武器——出现所增加的战斗力。

　　 事实是如果一个国家醉心于改良主义的创新，把希望寄于最初曾显示出具有超效率的那些鱼雷快艇，那么它很快就会发现其力量的不足。高度专业化武器的最初效率与其易受反措施抵消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偶然：它是战略反常逻辑动态形式的一种典型表现。同样的现象在所有其他以“窄”克“宽”的企图中都已明显地表现出来或者将会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个周期开始时的企图越大，收效就越短暂。尽管这样，这种现象会周而复始，永无穷尽，这是因为垂手制胜，至少以造价低的武器去战胜造价高的武器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

　　 以举1973年10月爆发的阿以战争为例。在突然袭击的头几天里，埃及步兵使用反坦克导弹攻击以色列的主战坦克收效很大，给陆战带来了巨大的革命性影响。不久就听到了很强烈的呼声，声称造价高的主战坦克过时了，坚决要求改革，克服“坦克将军们”的保守主义以节省大量资金。他们问道，既然价值只有几千美元的反坦克导弹很容易摧毁价值百万美元的坦克，那么保留这些坦克还有什么价值呢？(同时顺便说一句，苏陆军的主要力量是依靠坦克编队，因此为什么人们还如此担心苏联的军事力量呢？)很快又出现了一种“新派”，它的主张很吸引人：即建立一种高技术新型步兵，这种步兵装备着造价不高的反坦克导弹，其军事力量不仅具有高效率，而且是无害的，可称道的，因为它纯属防御性的。实际上，这种使反坦克导弹有可能成为有效武器的基础创新并不算什么新鲜事，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经使用了空心装药的化学弹头。以往是依靠动能实施强力穿甲，这就需要造价高、重量大的连射火炮。而用空心装药弹头替代以往的穿甲方式则不需上述的那种火炮了。空心装药弹头利用喷射一束高速金属汽流达到穿甲目的。它甚至能穿透最厚的钢板，而不需要长管火炮，后座缓冲装置及升降设备。这些设备只能用造价高的大型运输车才能运到战场上。只要能把空心装药命中目标，任何手段都是可以采用的：无论采用象原先的火箭筒和德国造的反坦克火箭筒火箭，还是采用造价低的低射速无后座力炮，甚至还是直接把炸药包投送到坦克上去，都可以达到摧毁坦克的目的。

　　 当反坦克火箭筒及与其类似的武器崭露头角时，有人认为坦克的末日到了。因为任何一名步兵都可携带这种能摧毁坦克的武器。一般一个师有200多个班。如果每个班能阻止摧毁2-3辆坦克，一个步兵师就能对付敌方的十个坦克师，装备和训练坦克部队耗资很多，在野战中提供补给困难很多，长途运输就更为困难了。假若在和平时期，这种幻想也许能极盛一时。但是当战争到来时，任何谬误都会迅速受到惩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推出的火箭筒和空心装药火箭立刻就露出了真面目：它们对提高步兵的士气很有作用，但当敌坦克稍一接近，他们就被吓跑了；在森林和丛林中——这些地方根本就不是适宜坦克作战的地方——颇为有效，在城市里也颇为有效，如果坦克不能做到牺牲锐势与掩护步兵——以步行速度前进的话；这种武器很适合巍然屹立的英雄，他站在为进攻坦克开道的纷飞炮火中坚守阵地、瞄准要打击的坦克目标，而在他的有效射程为百码的火箭能够发射之前，坦克上的机枪早就向他开火射击了。当然这样的决斗在战场上是罕见的，因为坦克都是集群作战，在前进中互相保护。此外，正象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遭遇战中，还会出现一些非战术层次的问题，而在战略的其它层次上对机动的装甲部队甚至更为有利。

　　 便携式空心装药导弹的出现大大弥补了以前类似武器的最明显的缺陷。导弹可准确无误地长距离飞行，导向目标，因此可在机枪的射程之外发射。然而在其他方面，这种高度专用化武器在打击坦克方面并不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火箭筒的效果更好。1973年10月在埃以战争开始头几天的战斗中，埃及步兵遇到的对手是小规模的以色列坦克群，而这些坦克既没有步兵掩护，也没有有效的炮火支援(这是因为当埃及人发动突然袭击时，以色列步兵和炮兵多属预备役部队，还没被动员起来)。 [ 注：参看阿乌拉罕·亚当撰写的《苏伊士运河岸上》(1980年)，第117页-164页。 ] 此外，以色列的坦克手们也未曾受过与坚守阵地的步兵进行战斗的特殊训练，而坦克也是按与其他坦克进行战斗的要求来武装的。结果是，不仅反坦克导弹击毁了以色列的坦克而且老式无制导的武器也发挥了作用。

　　 由于打击无准备坦克的收效很大，反坦克导弹所引起的反应也很强烈。很快，动态的反常逻辑便起了作用，将成功变为失败。正是由于反坦克导弹的能力范围狭窄(这正是它有效的原因)。其反应几乎立即发生了效力，而且效力会越来越大。1973年10月9日，埃及反坦克导弹似乎要使以色列的坦克部队退出舞台或者说至少丧失进攻能力了。而一星期后，就是这些坦克部队却又突破埃及的防线，而且势如破竹，又过了一周，就包围了前线的全部埃及部队。显然，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没有时间来发展任何一种技术对抗措施的，所以使成功转为失败的这种反应主要是战术性质的。

　　 克服了最初的惊慌失措，动员起预备役机械化步兵和炮兵并上前线后，坦克部队再也不是按原定的作战方法孤军作战了。以色列坦克可在大炮火力滚进式的轰击掩护下向前推进。尽管这样的炮火轰击重创不了埃及的装甲部队及堑壕中的步兵，但却能有效地对付反坦克导弹的攻击。这是因为，在纷飞的炮火中，反坦克导弹射手即使非常勇猛敢于冒险暴露自己也不容易瞄准目标。机械化步兵乘装甲运输车与坦克一起向前推进，用自己的迫击炮与机枪增强了压制火力，这种火力为向前推进扫清障碍，使反坦克导弹射手抬不起头来。 [ 注：迫击炮可算是第一批火器，从14世纪开始投入使用，现仍能有效地对付陆战中所使用的最新武器。机枪的有效射程是1000码左右，并且一般只能直射。迫击炮则不然，其射程超过了埃及人的苏制“耐火箱”反坦克导弹的射程。迫击炮弹可沿高射角曲线弹道落入战壕和反坦克导弹、火箭发射手的掩体内。 ] 迫击炮发射的烟幕弹更为有效，它可在坦克前方罩上一层烟幕屏障，降低能见度，使反坦克导弹射手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瞄准打击运动中的坦克。另外，由于看清了新的威胁之所在，以色列坦克也采取了一些保护自己的措施。可从坦克上卸下一部分穿甲弹腾出地方装上能有效杀伤步兵的高爆榴弹。坦克本身也有机枪和烟幕弹发射器。

　　 这样一来，甚至在没有足够的时间研制、生产和分发特殊对抗武器之前，体大、多用而造价很高的坦克就制胜了造价低廉但性能局限的反坦克导弹。1982年在黎巴嫩战争中，以色列坦克就已经采取了一些特殊对抗措施。以军坦克带着“主动装甲”引爆板冲锋陷阵，在空心装药弹头爆炸前就摧毁它们。此外装备了更多的机枪和更好的烟幕弹发射器。尽管此时更完善的反坦克导弹已经出现，但战斗中却收效甚微；只有从特制的直升机上发射反坦克导弹效果很好，然而反坦克导弹与直升机一起使用就不再是一种廉价武器了：虽然威力增强了，但是经济效率降低了。 [ 注：这里涉及的不是战术问题而是战略的战役层次问题。参看第二部分，老式无制导空心装药武器之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成功是有一定条件的，即在森林茂密的地区作战以及在掩护条件很好的街区作战。在与此相同的条件下使用，老式无制导空心装药武器仍是比较有效的。 ]

　　 战略与经济

　　 这种永远存在的敌对反应导致了战略范畴现在的这种状况，它不仅使通过高度专业化取得巨大效率的大部分希望化为乌有，而且可能使借助稳妥的(线性逻辑的)经济实践取得一般性成功的希望也落空。具体地说，尽管武装部队通常是最大的社会机构，但也不能在购置装备时随意追求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效益。现代工业社会中令人诅咒的使人感到索然无味的整齐划一，正是现代工业社会成功的关键。传统手工艺人的许许多的手工制品设计形式千变万化，但在现代化工业社会里这些手工制品被取代了，而代之以标准化的产品，在省工的生产线连接起来的高效率的专用机器、工具、装配架上大批量地廉价生产。正是由于这些产品(及其部件)的一致性才使得工厂可以经济地进行大批量生产，而且这种一致性越大，经济效率就越高。(只是最近由于出现了数控机器，这种模式才开始被打破。)此外，对于那些本身就是机器的产品(包括那些太特殊而不能大批量生产的机器)来说，一致性是在保养维修及操作使用方面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机器存货的一致性越大，必需储备的物资与备件的种类数目就越小，从而节省管理费用与资金。与使用的机器数量少而种类繁多的情况相比，使用的机器数量大而种类少则可更加准确地计算保证不间断运转所需的备件库存量。同样地，机器的一致性越大，其维修与操作员的培训费用就越经济，他们也越有可能多学到一些东西，把工作干好。

　　 因此，从许多方面看，一致性是在机器的购置、维修及使用等方面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的重要属性。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并不是所有的冲突都属于战略的范畴，也没有什么能阻止武装力量在敌对意志不起作用的纯行政事务中通过实现一致性以追求经济效益。 [ 注：因此，“行政事务”包括军事领域内不反映针对具体敌人的战争目标、不反映任何劝阻或恫吓目的的一切活动。这与克劳塞维茨的分类是不一致的。他认为，“属于战争的活动可以分为两大类：仅仅属于战争准备的活动和战争本身的活动”，按照这句话的含义，我所称之为“线性逻辑”的东西(克氏的术语是“科学”)只适用于前者面不适用于后者。参看《战争论》第二篇，第一章，第131页。然而“战争准备的活动”(和平时期的军事政策)确确实实也取决于针对具体敌人的战术和战役目的，同时也取决于建立在对特定其它方的一些政策及军事结构认识基础之上的劝导目标；这样的战争准备活动不是完全取决于把敌人置于脑后的轻重缓急考虑，包括在“科学’标准的基础上优化决策的愿望。克劳塞维茨是第一位认识到这种基本区别的人，但很显然他划错了分界线把战略领域划得过窄。这样在区分“铸剑术”与“击剑术”时，克劳塞雄茨把剑的设计与造剑的冶金技术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而两者的着眼点是不同的：前者往往针对敌方的剑和剑术，而后者应仅仅注意寻求最大限度地实现某种相对效率。参看《战争论》，第二篇，第二章(“军事艺术最初只被理解为军队的准备”)，和第133页。 ] 如果各种需要(尺寸、容积、口径)都符合要求的话，大量地廉价地购置靴子、头盔、货车或者弹药，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对必须在与活着的敌人的各种行为直接相互作用的情况下的——换言之，在战略范畴中——军事装备来说，一致性就不再是纯粹的优点，而是一个潜在的弱点。

　　 举例来说，如果为追求在生产、备件库存及人员训练方面取得规模经济效益而使防空导弹标准化，使这些导弹只有一种型号，与配置不同种类的防空导弹相比，所节约的资金是相当可观的。但是在战争中，一个有能力的敌手将能够识别出这些武器同样单一的性能界线，然后设法超越这个界线以达到免受打击的目的。任何一种导弹都有最大与最小的高度限制，因此敌机可以高于或低于这些高度限制飞行。但由于飞机飞得很低或很高就不会那么有效，所以这种导弹仍要对方付出代价。尽管如此，但是这种“虚拟消耗”也许并不足以达到空防的目的，因为飞机可进行超低空突防轰炸或者高空轰炸，即使比最佳中等高度轰炸的效果差。此外，单一类型的导弹也有易受单一类型的一套对抗措施攻击的弱点。基于单一类型的标准化的规模经济效益或许能提高许多，从而使一枚导弹及其发射设备能对付任何单独一种对抗措施——例如通过把可以自动互相替代的各种制导方式结合起来。然而，由于这样—来就使得敌方对抗措施要对付的目标单一化了，敌人就可把所有的对抗努力集中在一点上——甚至一套非常齐全的装备也可能包含着可被对方利用的某一弱点。

　　 防空导弹如此，任何必须在与敌人的反应直接相互作用的条件下使用的战争机器——即使大多数武器——也是如此。在每一种武器中，线性逻辑经济原理的运用都将导致为获得大量节约生产制造、维修保养及使用操作的资金而实行单一类型的标准化。与经营很好的商业车队的货车及合格的工程企业的机床一样，货车和机床都处在竞争的环境之中，车队与工程企业都面临着被竞争对手通过获得更有效益的货车和机床而削价抢生意的危险。但经济竞争中的行为是受法律制约的。竞争者不得破坏货车必须通过的桥梁，所以标准重量不得超过桥梁负荷极限；也不得与原料提供商相勾结把原材料限制在与标准化机床的具体公差限度不相容的等级上。然而，在武装冲突中就没有什么法律界线了。标准化的结果只能导致与敌人相互作用的武器或设备具有易受攻击的弱点。无论是战斗机、导弹潜艇还是预警雷达、野战无线电都是如此。

　　 所以在冲突与战略领域中，经济原理与冲突效益的要求是直接对立的。虽然有明显的费用界限从而使无限制地追求多样化成为不可能，但另一方面，可能造成的易受攻击的弱点也阻止了通过单一化无限制地追求规模经济效益。不难看到，可用“等边际风险”标准确定购置设备时应在多大程度上接受高代价的多样性。但是要确定这个标准，首先必须认识到看起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经济思想在战略领域未必有效。 [ 注：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会受到抱怨——在美国国会中经常会听到反对“重复”的抱怨声。“重复”一词不甚精确地指同时购置几种不同类型的战斗机，反坦克武器等等武器装备。华沙条约组织的部队之间的共性较大，装备的都是苏制武器，而西方国家的部队则不然，他们都各自装备自己国家制造的武器。同样地，对这两大集团之间的这种不对称也总是被叹为一个无可挽回的不幸。二次重复——实际上有时是三次重复——可能是一种确有助益的优点，当然，由于这种概念对民用商业实践经验来说是陌生的，重复所造成的不经济就显得非常突出。 ] 由于各军兵种都迫切要求通过选择他们自己独特的武器以证实它们的独立性，所以军事机构即使缺乏战略眼光，也可能在购置装备时避免出现危险的极端单一性。不过，还没有办法防止在确定复杂武器的大小，特别是确定军舰的大小时追求规模经济效益。与小型军舰相比，大型军舰在购置及操作方面可取得同样的经济效益。这造成了世界船运能力集中于大型油船、散装货船和集装箱货船。船的体积增大了，但船员不一定按船体增大的比例增加，从舱底污水泵到主发动机等部件中还可获得其他各种经济效益。还有，大型舰船在惊涛骇浪中比较平稳，有一种重要的流体动力速度优势。

　　 然而，这种优势同大型空军基地或坦克修理工厂的规模经济效益一样，经济是以物力集中的代价获得的；从而为敌方提供了集中打击的目标；如果世界要重演两次世界大战中攻击商船队的潜艇战，那么超级油船的出现给进攻者提供的优势可能甚至大于从柴油机动力潜艇转变为现在的核动力潜艇的优势。商船队要在和平时期的竞争中求生存，无限制地追求经济效益是必要的(虽然有些国家耗资巨大为贸易安全而把海军力量保存下来，但他们完全可以挪出部分资金资助效益差的小型船队)。然而，现在的战舰和辅助性船只也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们的前身要大数倍；面对着这些大型船只，面对着距敌人领土很近的主要空军基地和修理工厂， [ 注：具有大型甲板的航母可运载小航母不能运载的飞机，但没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一定要建造8000吨级的驱逐舰(驱逐舰被认为是一次使用性的舰只)，或一定要建造50000吨级的补给舰(只可以造几艘，如果没有补给舰提供喷气发动机燃料和武器，航母很快就无用了)，或一定要建造能携载24枚大型弹道导弹的导弹潜艇。 ] 我们经济利益代替了战略的反常逻辑，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只有在和平时期才是这样。

　　 曲线的下降：从成功到失败

　　 上面只顺便提到了武器发展“相互”作用与“虚拟消耗”，对动态相互作用中作出反应一方的命运并未予以讨论。当然导致成功转为失败及失败转为成功这种对立因素的交汇以完全同样的方式影响着双方，无论在战争与和平的最大规模的行动中，抑或在武器与对抗措施之间的技术对抗中这种对立的同时出现都是如此。对某种新威胁能成功地实施反应的一方，其本身就在向顶点发展，或许离顶点远些，或许离顶点近些，但不论怎样，顶点标志着自己下降的开始。

　　 一方面，由于克服了最初的缺乏准备，加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充分地利用了创造力和资源，对新威胁的反应变得越来越有效；另一方面，一些资源和创造力从过去进行着的自导式的主动行动中解放出来，以支持由新威胁引起的防御反应。最后如果超过了成功的顶点，按照由此而放弃的主动行动的价值衡量，用以消除新威胁的支出将大于所取得结果的价值。当然，同时敌方也将针对对抗措施越来越有效的情况开始作出反应以保证最初威胁的效果。如果威胁只是在很狭窄的范围内有效，那成功的希望就不很大，同样支出也不大；如果不只是在很狭窄的范围内有效，那对双方来说都有了更多的机会。但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将引起另一个动态战略反常过程的循环。

　　 一些无知的人虔诚地相信某种武器有着不可逾越的优点，当敌方多种的反应将否定他们过去所认定的有把握的成功时，他们会对此感到吃惊；但是那些正成功地对这种终极武器产生反应的人很容易忽视超越了成功顶点的危险性，牺牲太多的进攻力量去保护那些本应放弃的东西。虽然在对反坦克导弹的反应中尚来出现这种情况，但成功的代价已经很高；在此之前，为对付无制导形式出现的空心装药反坦克武器的威胁已经付出了代价。那种武器现在已演变成各种各样的手提式火箭和无后座力武器，性能都明显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反坦克武器。最初对坦克构成威胁的只有对方的坦克和造价颇高但不常见的反坦克炮。到1943年时，坦克手们已知道，凡经过可能有敌方装备了空心装药武器的士兵正等着他们到来的地方都是有危险的，因而害怕经过这些地方。到战争结束时，随着这些武器的广泛应用，驾驶坦克穿过树林或狭窄街道已成为一种危险的事情。

　　 在新武器首次出现不久，人们就发现可在坦克周围配置步兵伴随掩护坦克、这样就可消除新武器对坦克构成的威胁。因为步兵的许多双眼睛都可侦察周围的情况，他们的轻武器可起到有效地反击与压制作用。不过这种小心谨慎防范措施虽然有效，但代价太高了。由于需要步兵掩护，甚至是为了实施战术行动，坦克再也不能甩掉步兵而长驱直入。这样一来坦克就大半丧失了强大的突击力，而这正是进攻中的坦克部队真正力量之所在。

　　 反坦克导弹的出现大大增强了这种作用。曾用于打击敌方集中目标的炮兵火力现在不得转移至前沿地域以压制反坦克导弹射手。如果机械化步兵伴随掩护坦克，步兵则需要装备比轻便部队运输车更好、造价更高的战车。因为当步兵的任务主要是跟在坦克后面扫清残敌时，轻便部队运输车就足够了。最后，坦克本身也必须抽出一部分进攻力量用于自我掩护。这就需要从两方面努力，一是使用新材料，二是运用新战术。装甲部队存在的价值在于它的进攻力量，任何使其免受空心装药武器威胁的保护措施都降低了装甲部队的净正值，即使尚未到达顶点(所失大于所得之点)。然而今天拥有大型军舰的海军，尤其是美国海军可能正是这种状况。它们的航母群把很大力量用于防潜与防空，以至使原有的进攻力量仅剩下一小部分。

　　 保护舰队：过分强调万无一失。

　　 1982年福克兰群岛战争中，阿根廷飞机用法制导弹击沉了英国大型军舰，这件事在另一个国家——美国引起了一场争论。这像一百年前有关鱼雷快艇的争论一样。效用狭窄的低价武器又一次成了较之贵一千倍的军舰的致命武器。人们又一次听到要求急剧改变政策停止浪费公众资金去建造复杂的军舰、尤其是航空母舰的呼声，因为据认为这些军舰新的弱点已使它们成了过时的东西。然而此次却没有必要等待发展对抗措施了。1982年阿根廷导弹的奏效也与以往一样，是英国皇家海军毫无准备的结果。英国皇家海军所犯的错误与过去俄国沙皇海军在对付日本鱼雷快艇时犯的错误一样，没能迅速采取广泛的对抗措施，实际上，到1982年时，反舰导弹早已超过了成功的顶点。这是由于它们较早的出现(要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 [ 注：1943年8月25日，德国Hs-293滑翔弹没有击中“拜德福特”号英国皇家海军战舰，但两天后这种滑翔弹却在比斯开湾击毁了“阿撒巴斯肯人”号反潜驱逐舰和“白鹭”号扫雷舰。1943年9月8日，意大利“罗马”号战舰在加入同盟国的途中被德国FX(即SD-100X）火箭助推的制导导弹击沉，参看欣斯利与人合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情报》(1984年)，第三卷，第220页和第339页-340页以及《20世纪的武器与战争百科全书》，第16卷，第1754页。苏制舰上发射的反舰艇导弹(“冥河”)的首次出现是20世纪50年代，到1959年这种反舰艇导弹才全面投入使用。苏制空中发射的反舰艇导弹(“大袋鼠”)到1960年才首批投入现役；参看《20世纪的武器与战争百科全书》，第22卷，第2419页；第14卷，第1558页。人们似乎忽视了这些警告，1967年10月21日，埃及“冥河”导弹在塞得港外击沉以色列“埃拉特”号驱逐舰从而引起了全球范围内对反舰艇导弹以及对导弹对抗措施之兴趣。参看爱德华·勒特韦克和丹·霍罗威茨合著的《以色列军队》(1975年)，第316页。 ] )及在苏军中普遍使用而引起强烈反应所造成的。

　　 因而，美国海军将领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这场争论。他们解释说，每一艘航母只有在一批完全用于起保护作用的驱逐舰与巡洋舰的护航下才会出动。干扰雷达的锡箔片、用特殊火箭发射的红外照明弹及实施干扰可使飞向航母的导弹偏离目标。护卫舰上的导弹和舰炮可击毁未偏离目标的导弹，同时也能击落胆敢飞得离航母很近而发射导弹的飞机。他们指出，这仅仅是中层防御。每艘航母上的24架远程战斗截击机、4架雷达预警机、4架干扰机加上远征时需给它们加油的4架空中加油机都可帮助它们完成确保所担负的外层防御任务。最后，还有内层防御。它包括雷达对抗措施、导弹、舰炮及专门用于此目的的特制自动舰炮。这种回答对1982年导弹的热衷者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以致他们的主张就很少引人注意了。计算一下用于(成功地)对付反舰导弹的所有力量，可以清楚地看到，航母需用造价很高的护卫舰和大约90架舰载飞机中的36架飞机来进行自我防护以防导弹攻击(而且这36架飞机造价又远远超出其他飞机）。 [ 注：关于美海军航空联队的典型结构，参看《美国防部长在国会作的1987财政年度预算报告》(1986年2月5日)，第197页。 ]

　　 幸运的是，福克兰群岛战争中阿根廷潜艇没有击沉英国军舰。如果阿潜艇也成功了，就又会引起关于美军舰具有易受潜艇攻击弱点的争论，美国海军将领也一定又会大谈保护航母群的反潜措施之必要。这些措施包括一般水下护航潜艇、每艘航母运载的90架舰载飞机中的大约16架飞机以及驱逐舰和巡洋舰上未用于空防的武器和雷达。一旦加上这些具体的防护措施，那么计算的结果就会表明，拥有几艘驱逐舰、一艘巡洋舰、一艘护航潜艇、许多供给舰及大约10000名水兵的整个航母群中，用于代表国家利益而实施攻击行动的力量只剩于34架飞机、十几门中等口径的舰炮、各种导弹及辅助舰只上的登陆部队。水面舰艇正日益受到科学进步的威胁，它们孑然于海天之间，既不能象陆军一样借助地形隐藏，也不能象飞机一样快速飞行。而现代科学进步已可以进行多种形式的远距离观测和攻击。为了对付整个科学进步所带来的不利倾向，越来越多的资金、技术发明和军舰本身的能力都用于自我防护。堪称最佳舰队的真正弱点也许增加得并不多，但其处境却越来越像一个试图在家靠洗衣服挣钱养家的穷苦寡妇。

　　 从回顾历史的角度看，此例中的动态反常逻辑发展的第一步是美国建立了水面舰艇及航母优势，最初是为了对付日本海军，1945年后就转而对付仅在陆地上很强的苏联。随后苏联开始做出反应。苏联特别害怕来自航母舰载飞机的猛烈攻击，为了对付这种攻击，苏联以日益成功的趋势来发展其陆上、近海、空中与潜艇的力量。如果这种发展过程能继续下去而不受阻，呈上升趋势的曲线就会到达防御优势的顶点。然而，美海军也做出相应的反应。美海军建造了一些威力越来越大的护卫舰，实施了技术对抗措施，把越来越多的飞机转用于防御，并越来越多地避开危险海域(又是一种丧失进攻能力的形式)。由于这种反应很强烈，苏联对航母的反威胁曲线开始向失败方向滑降，所以时至福克兰群岛战争开始向世界宣布爆发了海战的时候，美国航母的防御天衣无缝，固若金汤，不过这一切是靠花国家巨额资金与大大降低进攻力量来作为代价的。

　　 确定在保护水面舰队中防御成功的顶点需要更精确的计算，本文绝对做不到。超过这个顶点，保持海上力量的较好手段可能是水下与空中部队。 [ 注：陆基远程飞机能横跨海洋从空中控制海上交通线。人们现已提议建造这种空中“巡洋舰”。作为运输登陆部队的大型非核动力运输潜艇非常经济甚至已被认真地考虑作为商业货物运输工具。 ] 当然不可明确而轻易地下此结论，因为一直致力于水面活动的任何一个海军机构都不会轻易地服从只是朦胧领悟到的战略逻辑而摈弃根深蒂固的传统。但是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顶点，如果从一个国家而不是从一个机构这种较窄的角度看，超过这个顶点就意味着失败。甚至在明显的成功中也是如此。

　　 成功的防御，失败的结局

　　 在国土防御战的变迁中成功防御过了头的现象屡见不鲜。把前哨阵地、筑垒地区或有守备部队扼守的城市被故意留在主要防线之前，或者在撤退过程中成为被敌人切断退路的孤岛对防御也大有好处，因为它们可以起到预警、封锁道路迟滞钳制敌人的作用。当进攻者以较大代价争夺这些地方时，他们也许会发现自己在整个战区力量对比中被削弱了；如果从一开始就能正确地预计到其抵抗之顽强。这些地方本应是绕过去的。

　　 然而，通常的情况是防御者要自食由于过于成功的抵抗而造成的苦果。如果被切断的部队在短期内被打败，他们或许仍能获得防御之利。但是如果他们抵抗得非常英勇，拖得时间很长，吸引了公众的注意，那么这个曾经也许鲜为人知或很普通的地方就会变成一个军事重地，而军界或政界的领导人可能会把他们的名声押在这个宝上。如果被围困的一方得不到援助，只要他们坚持抵抗，就会使防御一方继续得到精神与物质方面的好处。如果有办法增派援兵(通过受到攻击的危险道路，以更具危险性的渗透方式或者通过空运方式)，从更广泛的角度看，这种继续坚守阵地进行的成功防御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这个世纪中最著名的凡尔登战役就是个这样的例子。1916年2月，德军突然袭击的失败使法军赢得了一次当时非常需要的防御胜利，同时也把法军牢牢地钉死在这次胜利上。法军为保卫凡尔登要塞，激战10个月(可谓历史上最长的战斗)，伤亡惨重。法军为了继续抵抗，每天都要在敌方连续的炮火轰击下向前线运送大批援军。许多人在途中就丧了命。据官方公布的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在这激战的10个月中，法军共死亡和失踪162,308人，伤214,932人。法军成功地坚持抵抗却让德国人占了便宜，因为德军炮兵可以有效地轰击法军通往前线的道路，而法军炮兵却不能有效地回击。德军公布的死亡失踪数字(也是缩小了的)是约100,000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军所有前线作战部队及各军兵种的死亡总人数为344,959人。)以后更准确的估计死亡总数为420,000人，法军占了三分之二。 [ 注：参看阿利斯泰尔·霍恩著的《光荣的代价》（1962年)，第327-328页。 ] 凡尔登战役中，在惨重伤亡的初期阶段，情况就已很清楚，放弃阵地比坚守阵地更有利，因为凡尔登要塞成了楔入德国占领区的易遭攻击的突出部。但那时任何这类考虑都为时已晚，要塞已成为超越任何战略部署的一种标志，牺牲的法国人越多(这样进一步证明了保卫凡尔登在军事上是无用的)，就越不能撤退，从而承认那些牺牲是无谓的。在这类例子中，坚持成功的防御是以未来的失败为代价的。的确，凡尔登战役后，法军变得极为虚弱，以至于发起攻击的企图导致了1917年的兵变。20年后，从相对希特勒军队数量之少的法军中仍能看到凡尔登战役的后遗症。

　　 在斯大林格勒又一次重演了这种悲剧。德国徒劳地损失掉德国空军力量，企图使被围困的第6集团军坚持下去。第6集团军坚持了8周，到1943年2月2日全部被歼。如不对第6集团军进行空中支援，使其早一些失败，德国空军力量就可保存下来去执行其他更有用的任务，许多被围的德国部队也可在最初阶段寻找苏联围困部队的薄弱部位突破包围圈以保存实力，以利再战。虽然象这样的围困与突围在整个战役中几乎是常事，但希特勒决不放弃将斯大林格勒周围几平方公里变成废墟这个近乎取胜的希望，并一直持续到参加战斗的德国将军们向苏联投降。

　　 甚至在战后我们仍可看到这样一个带有戏剧性的战例，这就是印支战争中法军的奠边府保卫战。1953年11月法国向位于越南西北部的一个双方争夺的山谷空投了部队。法军极成功地顶住了越盟最初的攻击，奠边府这个带有异国情味的三个音节的名字迅即引起了回响。在一场混乱不堪的极不得人心的战争中取得这样的战绩可谓建立了特殊功勋。当越盟集结了更多的力量发动进攻时，法国不断派出飞机空投最优秀的部队进行支援，这些飞机不得不直接闯入越盟防空炮火之中。在空投部队的支援下，法国守军坚持了112天直到1954年5月7日。法军最初的打算只是进行一次有实际价值的作战行动，目的仅限于阻止越盟向老挝的渗透。结果奠边府保卫战使法军伤筋动骨；战端一开就难以再收场，因为奠边府在法国国内舆论及其政治家们的心目中已成为法国军事能力的象征。当被围困的守军最终被击败后，法国舆论哗然，公众与政治家一致弃绝法国在越南的整个事业。如果1953年11月20日-21日首批着陆的法国空降部队在战斗最初的几天里没有很好地顶住越盟的攻击，这一切也许不会发生得这么快、这么突然。 [ 注：参看皮埃尔·塞尔让著的《心地坦荡》(1972年)，149页-150页。 ]

　　 以战略动态反常逻辑的观点看，防御与进攻一样，都可能使成功过头。而成功过头就会导致更大的失败，无论是守卫前哨免遭失陷的步兵，还是保护其安全受到科学进步威胁的舰队，以及保留任何其他军事武器以免让人们的情感与机构利益使之从奴仆变为主人的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