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常逻辑在战争中的自觉运用·第一

作者：爱德华·鲁特瓦克·美国

出自————《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序·第一》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让我们来讨论这个战争中常遇到的普通战术问题。一支行进中的部队可由两条路线到达目的地，一条好走，一条不好走。前者经过铺设，宽广笔直；后者未经铺设，狭窄弯曲。只有从战略这个角度看，才有好坏路线选择问题。因为只有在可能发生战斗的情况下，不好走的路才会变为好走的路，正因为这条路不好走，所以敌人可能防守不严乃至未加防守。同样道理，好走的路很可能转变为不好走的路，因为这条路好走，走这条路更可能被敌人料到和遭到敌人阻击。

　　 可见，上面这个例子与准备战争是为了维护和平这个例子还不一样。在上面这个例子中，战略的反常逻辑走向了极端，对立面双方彻底向相反方向转化。不是甲趋向于对立面乙，而是甲变成了乙，乙变成了甲。这个例子不是杜撰出来的。恰恰相反，故意选择不利的作战时间与方向，故意而明显地不做好充分的准备，故意走看上去太危险的道路，故意在夜间和不良气候条件下作战，凡此种种反常的选择都是善战者常用的战术。此乃战争的性质使然。战争中的每一件事孤立起来看可能十分简单，例如，从一处运动到也许只有咫尺之遥的另一处，使用可能早已操练过上千次的武器，发出和理解十分简单的命令，等等。但是，如果面对活着的敌人，而这些敌人运用自己的行动和力量千方百计地企图阻挠对方的一切行动时，这些简单的事情合在一起会变成异常困难的任务。

　　 当一方的军事行动被敌方的行动挫败时，首先是因为纯机械原因，例如，在帆船时代的海战中，各方都把对方没有防护能力的船首或船身作为舷炮的打击目标；今天的战斗机具有正面射击能力，在空战中飞行员都设法绕到敌机的后方进行攻击；在陆战中，总是只要正面强，翼侧就弱，后方则更弱。但是，更具有严重后果的是敌人使用自己的力量即杀伤武器造成的巨大困难。在死亡的直接威胁下，除非各种错综复杂的无形因素(包括士气、凝聚力、领导)能够战胜求生的本能，否则，即使是最轻而易举的事情也没有人去干，因为那样会增加暴露在敌人面前的机会。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之所以发生或不发生，上述各种无形的因素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旦我们认识到这种作用，我们就会发现，面对进行反抗的活着的敌人，哪怕采取最基本的战术行动，也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事情。

　　 为了胜敌一筹，攻其不意，击其无备，使敌人无法抵抗，或至少使敌人不能及时全力抵抗，可以选择各种反常的战术。打破近路优于远路、白天优于夜晚、准备充分优于仓促应战等常规，而故意选择最坏的作战方案，可能做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从而削弱敌人的反应能力。现在，我们可以说理解了什么是突然性：突然性不只是战争中众多有利因素之一，而是战略属性之消失——那怕只是短暂的部分的消失——尽管斗争仍在继续着。在敌人丧失抵抗能力的情况下，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达成突然性的范围和程度内，战争指导变成了纯行政事务。 [ 注：虽然我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描述战略现象，而绝不是为了给别人指点迷津，但是如果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在战略中起举足轻重作用的各次作战的结果是取决于计谋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取决于思想因素，那就完全混淆了问题的本质；是各方的思想因素决定了各方克服战争中无穷无尽困难和难以预料的危险的能力，决定了各方对战争中艰难困苦的忍受力。 ]

　　 虽然有人据此提出了影响颇广的指导战争的论点， [ 注：这是巴兹尔·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理论。他在这方面的思想散见于一些传记、论著和文章。关于该理论的系统论述，参见布赖恩·邦德所著的《利德尔-哈特》(1977年)一书第37-61页。 ] 认为应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作出反常的选择，以便在“出敌不意的情况下”作战，但这种主张往往得不到采纳。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突然性的代价

　　 为达成突然性作出的反常选择都必然付出代价，也就是说会损失一定的力量。因不这样做本来可以获得这些力量。例如，在战争中，选择距离较远或不好走的道路会使人疲惫，磨损车辆，消耗较多的补给物资。如果距离太远或太不好走，还会使更多的人掉队，不能及时参加战斗。再如，夜间比白昼更不利于部队的机动和配置运动，还会降低武器的命中精度。因此，在夜战中；部分、很大一部分乃至绝大部分力量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甚至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同样，为了采取比敌人意想的要快的行动，通常必须仓促准备，这样就无法动用全部人力物力作战。广而言之，在各种手段和性质的战斗中，任何机动都要付出代价。这里所说的机动是指设法避开敌人最大力量的反常军事行动。 [ 注：“机动”(maneuver)一词作为军事术语有时仅仅指运动。通常使用这一词时不一定涉及运动。但是所指的军事行动必须是反常的，因为一般人常识之内的{简单筹划的)军事行动难以指望取得智胜的效果。可以说，敌人力量的部署安排一般都是针对明显的军事行动。相比之下，突然袭击不是机动作战的先决条件，它可以使机动作战成为可能，但实施速度胜过敌人也可使机动作战成为可能。 ]

　　 隐蔽和欺骗是达成突然性的两大典型手段，通常是实施机动的先决条件。但是采用这些手段也会付出代价；秘密行事常被认为对兵家有百利而无一害。其实，如果不放弃某些重要的准备工作，就很难使敌人对情况一无所知。要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就不能提前动员和严密组织参战部队，还会影响演练的规模与逼真性，而演练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大大提高战斗力，尤其是参加复杂的战斗，如两栖登陆和突击作战之前，务必进行演练。如果作战部队的集结和出动受到限制，其配置和部署就会受到影响。

　　 由于很难做到绝对保密，一旦泄密就只能运用欺骗手段去补救。通过欺骗，必须进行的准备工作产生的“信号”就会被人为制造的“噪音”所掩盖。 [ 注：“信号”与“噪音”这两个术语是罗伯特·沃尔斯泰特在一本论述日本突然袭击的有创见性的著作《珍珠港》(1962年)中从通信工程学引入战略研究的。 ] 有时，利用精心制造的谎言就能达成欺骗目的，不必损失任何力量。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必须采取分散敌人注意力的行动，才能把警觉的敌人引入歧途。这正因为牵制行动不能全面实现作战目标。例如，执行轰炸次要目标任务的佯攻机群虽不能与轰炸重要目标的重攻机群的作用相比拟，但其仍能给次要目标造成破坏。但是，执行诱敌任务的舰艇就该另当别论，只要它将敌人引诱出来就算大功告成，除了返航，它们在其它方向对战斗不可能起到什么作用。

　　 故意作出反常选择会削弱己方的力量，但只要所造成的突然性能在更大程度上削弱敌人的反抗力，就可以说己方力量的削弱是值得的。极而言之，从理论上讲，如果采取的反常行动接近自取失败的程度，那么最能达成突然性。例如，如果几乎动用全部力量去执行诱敌任务，只留下少量人执行真正的作战任务，那么，一定会达成突然性。但这样做即使敌人完全受骗和毫无准备也最可能非常容易地被击败。可见，“出其不意”决不能走向自取失败的极端。但即使在极端的限度之内，也只能凭既不可靠又不精确的估算去作出决定。尽管损失可利用的力量是必定无疑的，但成功地达成突然性也仅仅是一种希望。代价通常可以准确地估算出来，但好处却只有等到战斗结束才能知道。

　　 战争中的阻力

　　 采取敌人意想不到的反常行动以实现突然性，除付出代价外，还存在各种风险。达成突然性无疑是为了减少暴露在敌人力量面前的死亡风险，即战斗风险。但还存在着另一种风险，它在当时对具体某个小部队也许并非生死攸关，但可能给大部队带来严重的危险。

　　 第二种风险又叫组织风险，是指不能按原计划行事；其原因不是由于敌人的凶狠毒辣，而是由于部队的补给、行动、计划和指挥出了故障、差错，或耽误了时间。组织风险随着背离简单的直接路线和正面攻击的程度而增加。如果想采取保密、欺骗和机动等反常行动减少战斗风险，就会增加军事行动的难度，延长军事行动的时间，从而相对扩大组织风险。

　　 战斗的组织工作是负责指导战斗的人们在可能是非常短暂的战斗间隙中最为严峻突出的工作。这里又出现了与前面类似的情况：如果不考虑使战斗得以进行的各种难于捉摸的无形因素，部队补给、保养、管理和指挥等每项活动孤立地看都可能十分简单。但这些活动成为一个整体却变得十分复杂，所以，任何一支军队，不论规模大小，在自然状态下都是一盘散沙，缺乏机动能力，只有在纪律约束和指挥官领导下才能从事有目的的活动。

　　 我们设想几个朋友每家坐一辆车去海滨旅游。他们约好上午9点在最顺路的那一家碰头，然后趁交通尚不拥挤的时间立即出发，以期上午11点赶到目的地。其中有一家已上了车，正准备开车前往碰头地点，突然一个孩子要上厕所，于是只好把锁上的汽车前门重新打开，让孩子出去，等孩子回来再开车。这家人到达碰头地点稍晚了点，是9点15分。另一家离碰头地点较远，耽误的时间更多。原因是忘了带必用的工具箱，几乎到了碰头地点才发现，等回去找到工具箱，赶到碰头地点，已过了9点半。

　　 还有一家耽误的时间更多。原因是车无法启动。他们修了一段时间车，又等了一段时间好不容易等来一辆拖曳车，但是这辆车的电瓶也不管用，最后一位好心的邻居把车借给他们用。他们很快换了车，一路风驰电掣，但等他们到达碰头地点，已过了10点。这时，大家还不能出发，因为早到的一些孩子已等了一个多小时，该轮到他们又有事要干，需要等他们一会儿了。最后大家驾车从碰头地点出发时，通往海滨的路上已车水马龙了。原计划花两个小时的行程最后花了3个多小时——途中有人要停车加油，有人要喝冷饮，还有些孩子吵着要吃午饭。最后终于到达了海滨。但是超过了原定的时间(11点)。

　　 我们设想的这伙朋友不存在受敌人阻拦的问题，途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各种无意的耽搁和小小的事故引起的，这些耽搁和事故近似于阻碍各种活动机械运转的“阻力”。(“阻力”这个词出自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从上面举的例子可以看出什么是阻力。克劳塞维茨在书中写道：“在战争中一切都很简单，但是就连最简单的事情也是困难的。这些困难积累起来就产生阻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对这种阻力是不会有正确的概念的。” [ 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第7章第119页，普林斯顿版。 ] )战略行动在阻力这种基本介质中展开，战争中无时无地没有阻力。

　　 从上面所举的平凡小事中可以看出，在碰头地点出发的时间推迟了一个多小时，而在整个途中耽误的时间则更长。不难想象，如果参加旅游的人家更多，耽误的时间还会更长。当参加旅游的人家增加到一定数目，如果大家必须等所有的人到齐将会出现根本不能从碰头地点出发的局面。具体要有多少家人才能造成到天黑还不能从碰头地点动身的局面，谁也说不准，但只要几十家人恐怕就够了。即使这么多人在数量上也无法与有好几百人的一个陆军营相比，或与一艘中型军舰或一两个飞行中队的人数相比。

　　 部队中不会有小孩耽误时间，由于受纪律约束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各行其是，但在其他方面遇到的困难却要比上面那几家去海滨游玩的人遇到的困难多得多。例如，部队的补给完全是另一种情形，如果事先准备不足，往往不可能在路边停一会就解决问题；一支舰队在海上航行，也许能得到充分的补给，但如果缺少什么，就只好等待下一次再进行补给；远离物资贮备基地的空军或地面部队，在给养不足无法继续坚持战斗下去时，大可以把周围看作是一片茫茫沙漠。

　　 在我上面所举的例子中，只出现过一次机械故障。但在部队中却会发生许许多多的机械故障，因为其武器、车辆、雷达、无线电设备以及其他电子与机械设备通常没有现在的汽车那么可靠。作战坦克虽然有很强的防护能力，但其内部机械却极易出故障，一架作战飞机上有许多电子设备，每台设备都可能像家用汽车上的启动装置那样发生故障。

　　 在我上面所举的例子中，每辆车都开得很好，没有因操作错误而耽误时间。而一支部队，不管训练多么有素、考核多么严格，演习多么频繁，都不可能指望每个操作人员一点不出差错。公路上驾驶并不是很难掌握的技术，而在战争中对操作各种武器装备则有很高的要求，即使是年轻的汽车司机也都有多年的日常实践经验，而军队中的许多操作人员却只有几个月的经验，而且在这几个月中并不是经常操作，不是因为他们调到这个岗位上不久，就是因为他们操纵的是刚换过的新装备。

　　 在我上面所举的例子中，计划非常简单，出发地点只有一处，行进路线只有一条，目的地固定不变。但这个计划有一个大缺点，因为它没有事先估计到，9点出发没有足够的回旋余地来避免交通高峰时间。正确的军事计划也应力求简单，但很少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任何部队都有若干个部分，必须互相协调完成各自不同的任务。优秀的计划人员会尽力考虑到其他各种阻力源，但他们自己的错误往往又使阻力源增加。

　　 最后，还有行动的指挥问题，或者讲得更充分一些，还有情报的估价、决策、内部通信和对整个指挥系统实施监控(“控制”)的问题。在我上面所举的例子中，有行动计划，但没有指挥、情报、内部通信或监控等工作；如果有这些方面的工作，那么，其他人很快就能了解最后那家人遇到的情况，及时为他们提供一辆汽车。军事指挥机构及其情报与通信部门的任务不仅是利用稍纵即逝的战机和应付突发情况，而且同样重要的一项任务是克服战争中的阻力。但是，在此过程中会出现新的阻力：利用错误和过时的情报或令人误解的情报可能导致决策失误；通信网可能很先进，很可靠，又很安全，但电报仍有可能出现差错，单位发错、甚至根本没有发出去；由于既要协调各路部队，又要给每路部队以一定的主动权，二者关系之微妙使监控错误在所难免。

　　 如果综合考虑到上述各种阻力源，就能充分认识到组织风险的影响，其中有些阻力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它们简单相加，而是相乘。在我前面所举的例子中，如果增加到一定的人数，就会产生足够的阻力，使去海滨游玩的计划落空。同样，即使不受敌人故意阻挠， [ 注：然而，聪明的敌人将设法使自己的打击能收到加大对方内在阻力的结果：如果对方军队的供应发生困难，就打击他们的供应线；如果对方的通信联络已经不可靠，就打击他们的交通线，等等。这是最富于机智的军事行动——机动战，即集中力量打击敌人之弱点。对这种战争形式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讨论，不过可在这里顺便说一句，它也是极容易碰到重重阻力。 ] 任何军事行动都可能由于故障、错误、延误等内部阻力的总体作用而破产，虽然每个单项阻力本身都无关宏旨。必须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争取实现突然性的利弊：为达成突然性而背离最简单易行的行动方针，采取反常的选择；都必然进一步增加阻力，从而带来更大的组织风险。

　　 战斗风险一旦成为现实，会造成伤亡，以流血告终。而组织风险成为现实是军事行动的失败，但不一定流血；于是在决定为了追求突然性需要准备付出多大代价时，似乎可以用组织风险抵消战斗风险。但是，这种情形只存在战争的单个行动中，如平时采取的突击行动。在其他情况下这两种风险可能互相加剧。当然，一艘军舰因指挥阻力而驶错方向不能参加战斗，一个坦克营因补给阻力在途中耗尽燃料不能开赴前线，一架战斗机因保养阻力而不能起飞执行截击任务，它们本身都不会遇到危险。因此，主张采取反常行动而又专注于单个交战的人动辄反对选择直接路线和正面进攻，他们只是清楚地看到这样做可以减少战斗风险，而对增加的组织风险的认识却是模糊的。

　　 如果我们考虑的不是单个交战，而是战争全局，就会清楚地发现组织风险很可能加剧战斗风险。从当时看，参战的整个舰队的实力会由于那艘军舰迷失方向不能参战而受到削弱，因而其他军舰会遇到更大的战斗风险；同样，那个因没有燃料而不能前进的坦克营和那架因保养不良而不能起飞的战斗机也会分别使其他坦克营和战斗机遇到更大的战斗风险。进而那些一开始不能投入战斗的部队会削弱其他部队的实力，使之遭受更大的损失，所以，当它们后来加入其他部队—起作战时，它们自己也会遇到更大的战斗风险。

　　 反常行动在战争中普遍采用

　　 虽然采取反常行动的好处会因为由此带来的作战力量之削弱和组织风险之增加而被抵消，而完全按线性逻辑采取正常行动可以用最直接的方法最充分利用手中的一切力量，但战争史上后一种做法实属罕见，采取这种做法不受到惩罚的现象就更少了。在大多数成功的军事行动中，其准备和实施过程中至少有某些反常的成分。

　　 当然，对于军事领导人来说，如果其实力大大超过敌人，完全有理由不去追求突然性，因为这样可以冒最少的组织风险，做最充分的准备，用最简单的方法，全力以赴投入战斗。在殖民战争初期普遍就是这种情形。当时，殖民地国家的军队面对装备速射兵器、受过专门训练的敌军，尚未学会疏开配置，分散作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里也是这种情形；当时，美军、英军和苏军在火力上享有绝对优势，在向江河日下的德军发动进攻之前总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而且总爱采取正面攻击。同样地，在最后几个月轰炸德国和日本的战斗中；美国、英国和苏联等国的空军不再讲究任何计谋，而一味实施大规模白昼突袭。虽然异常，但那也是战争，然而在这种战争中，战略之逻辑不再起重要作用，因为根本不再顾及敌人的反应——实际上，根本不再把敌人视为一种有意识，有生命的实体。如果敌人的力量非常弱，以至于最好把敌人的部队当作没有生命的被动目标去打，那么，工业生产中那种正常的线性逻辑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各种衡量生产效率的标准则完全适用，而战略反常逻辑则失去了作用。(克劳塞维茨：“战争同技术或艺术的根本区别在于：战争这种意志活动不象技术那样，只处理死的对象……，它处理的既是活的又是有反应的对象。因此，很容易看出，技术和科学所使用的机械的思维方法是很少适用于战争的。” [ 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2卷第3章(“战争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为”)第149页。 ] )

　　 战略学的内容既包括冲突，又包括如何避免冲突，当然还包括如何在从战术到大战略的各个层次上进行战争，但它并不探讨所有这些问题的纯行政事务方面，而在这方面对方为进行有意识的反抗所做的一切都不起任何作用。故意挑选尺寸小三号的靴子或故意对武器使用不当不会得到任何好处，而纯属自找麻烦，因为这样做对这种反常行动不会有积极作用；同样地如果敌人力量太弱，其反应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没有必要巧施计谋和追求突然性。但是，很少有这种好情况。除非闭目塞听或被超自然的力量所驱使，否则敌人决不会同享有巨大优势的对象作战。一支部队发现对方占有绝对优势，通常会退却或投降，而避免战斗。

　　 但更常见的情形是，由于误以为自己享有巨大优势，因此过分按线性逻辑去使用手中的力量，而不采取适当的反常做法，努力做到出敌不意。实际上，战争中之所以普遍采取反常行动，应当是反映了双方认为势均力敌，实际上常常的确如此。力量较弱的一方由于害怕同敌人进行实力对实力的直接交锋，往往喜欢采取可能削弱自己力量的反常行动，从而出敌不意，出奇制胜，受惠最大。这本身就是一种反常做法。

　　 如果不仅仅是偶尔在一次战斗中在作战时间和地点上处于劣势，而是一个国家的力量长期弱于其他国家，那么，采取反常行动，“出其不意”，便变成了这个国家的用兵风格。以色列可以说是当代最好的例子，它避免与对手硬拼既是为了减少伤亡人数，同样也是为了弥补它在人力物力上的不足。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中，在各次战争之间的许多孤立的战斗中，以色列军队都选择了可能削弱自己实力和增加组织风险的战术，以便达成突然性。以色列军队为了摆脱仓促应战和战线过长的困境，采取了保密和欺骗行动，主动地自我设置了许多阻力，使实力受到了较大削弱，甚至使其陷入混乱状态。但它往往能出其不意地战胜敌人，因敌人遭到袭击的部位兵力薄弱，或者在物资上和心理上缺乏准备。

　　 以色列不断采取反常行动，但长此下去终会弄巧成拙。渐渐地敌人开始改变看法。他们从实践中得知，根据常识计算以色列的“最佳”行动路线，判断其可能会采取的行动是靠不住的。终于在1982年6月的黎巴嫩战争中，以色列军队企图沿最不好走的山路绕到叙利亚军队的后方，但叙利亚军队早有准备，及时封锁了狭窄的山路。 [ 注：舒夫路连接贾兹和贝鲁特至大马士革公路，该公路向东通往施塔拉，是以色列军队当时的进攻目标，也是驻黎巴嫩叙利亚军队司令部所在地。以色列军队在安扎尔特(距贝鲁特至大马士革公路几英里)受阻。参见齐夫·希夫与埃胡德·雅里合著的《以色列的黎巴嫩战争》(1984年)第160-161页。 ] 以色列的下一步行动完全出乎叙利亚意料：出动大批装甲部队对贝卡谷地发动正面攻击。 [ 注：指本-加尔的军于1982年6月10日清晨发动的进攻，有关情况参见上注书第117页，第171-173页。 ] 叙利亚束手无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几乎没作任何抵抗。当时，以色列军队破天荒地占有很大优势，而且因停火在即不能再耽误时间，所以决定不采取突袭行动，而在大白天发动了正面进攻。令以色列喜出望外的是，叙利亚对此竟毫无准备。时至1982年，以色列的反常作战风格已经广为人知了，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对手最意想不到的恰恰是最直接的正面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