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结论与影响·第五

作者：哈伦·厄尔曼 小詹姆士·韦德 ·美国

出自————《迅速制敌：一场真正的军事革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迅速制敌”要求高度关注左右和影响以及控制敌人意志与看法的能力。这一明确要求把“迅速制敌”理念与当前的“决定性力量”理论区别开来。“迅速制敌”把“震慑与畏惧”用作达到其目标的主要机制。明确地强调，“震慑与畏惧”是“迅速制敌”与“决定性力量”的另一个区别因素。这些差别引向一种主要的建议。

　　 首先，我们竭力主张，用以把美国意志强加给潜在敌人并达成美国目标、用以影响和塑造国际体系使其符合美国及美国朋友的利益的这种理论构建和方法，应得到最为细致的研究。正是这种方法与框架使“迅速制敌”卓尔不群。这也是用以决定是否进行下一阶段试验的框架和基础。除非在这一框架及其支撑原则与战略上达成一致意见，或者对它们怀有足够的兴趣，否则费心去试验和改进“迅速制敌”部队就没有什么意义。

　　 “迅速制敌”有四个主要特性：对自己、环境和敌人的全面认知；“迅速性”；执行过程中的卓越才能；以及环境控制。根据政治、地理、战术和其他相关实际情况与因素，这些特性必须得到“无缝隙”的利用。这就引出了下面的第二条和第三条建议。

　　 第二，对这四个特性独具特色的运用，将要求对部队的编组、训练、装备配备、部署和使用方式进行根本性的变革。由此所产生的影响下面将有所论述。我们的建议是，需要充分了解这些影响，也需要有应付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与挑战的意愿。

　　 第三，在整合与运用部队时，“无缝隙性”必须取代“联合性”，必须使它成为运用部队的标准。“无缝隙”意味着部队各组成部分更为完全彻底的一体化。可能需要新的法律或法规保证这种转变。换句话说，需要新的或经过修改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任何的法案修正都应特别注意竭力促进作战与情报的一体化。

　　 第四，由于“迅速制敌”基于对美国人性格中的创业精神，基于对工商界正在取得的巨大进步的利用，改变采购过程以允许充分利用这种能力势在必行。依我们看，当前的采购过程不能满足这项任务的要求。因此，我们认为，需要一个新的采购与开发机构来支持“迅速制敌”理念的实施。利用“迅速制敌”的这种方式可以把它比做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最初构想，只是这个新的机构将专注于“迅速制敌”理念，并拥有依据私营部门的现有资源而不受政府过分管制所约束的权限。

　　 “迅速制敌”理念适用于包括和平、危机和冲突“全谱”任务要求，可在任何时候投入使用，不管是在战争爆发前，还是在战争爆发后，并且在命令下达后数分钟内即可开始行动。这种“迅速性”引出了第五条建议，涉及“迅速制敌”的威慑／胁迫／劝阻方面。

　　 第五，我们建议，对“迅速制敌”威慑和遏制两方面可能产生的政治与战略影响进行认真仔细的研究与分析。这种研究可生成切实可行且广泛适用的政治约束工具或理论，非常适合于冷战后世界的国家安全环境。“迅速制敌”所具有的可在从和平到战争的“全谱”范围的任何阶段使用杀伤性与非杀伤性力量的能力，可成为国家“工具箱”的有力和关键性组成部分。这种能力的效果不容误解，而且如果不做到更充分了解其后果和可能产生的影响，人们就不会获得这种能力。

　　 第六，“迅速制敌”可以根据一系列影响敌人意志与看法的“攻击波”的形式使用于实战，而不管美国和己方部队有无预先部署或前沿部署。这些“攻击波”也可考虑用于提供同时攻击和持续攻击的不懈能力的选择方案中。第一打击波次采用以瘫痪敌国为目的的“侵入式信息战”和具有洲际射程的“全球炮”(其他候选发射系统包括弹道导弹、火炮或空中平台)。这一打击波次可以使用杀伤性或非杀伤性武器。

　　 第二打击波次使用具有洲际航程或射程的隐形武器装备，如B-2轰炸机和巡航导弹。随后是第三打击波次，该打击波次属于海、陆联合打击行动，使用F-117战斗机、F-22战斗机和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空中与海上发射巡航导弹等。视战斗部署与驻扎远近的情况，第二和第三打击波次的攻击次序可以互换。第四打击波次的攻击是部署多达12个“疯子旅”的部队，每个旅约有5000人。部署这些旅意在牵制地面和敌人的战役，实际部署地面部队是前三个打击波次的后续行动。视具体情况而定，这些部队有可能，但远非肯定，足以在有利的条件下结束战争。我们当然不能指望总是出现这种理想的结局。

　　 最后，作为慎重计划的一部分，如果前四个打击波次没有迫使敌人放弃行动，或没有接受美国的条件，美国将发动第五打击波次的攻击，采取的形式是部署一个“常规”重型军。这支部队可以是陆军部队，也可以是陆战队的部队，也可以是混合编组的部队，到底使用何种类型的部队合适还是取决于战斗情况。

　　 第七条建议是，有必要对“迅速制敌”的这种设计能力进行实验、模拟和“兵棋推演”，以全面衡量何为其能做到，何为其不能做到。

　　 第八，由于使作战与情报一体化所具有的至关重要性，我们建议给予“作战情报一体化整合器”以高度且优先的考虑，并指定一个联合司令部作为研究和检验本建议的有效性及其落实方法的试验平台。我们把情报的重要性一直挂在口头上。这是证明我们如何能够把这一极其重要的思想落实到具体行动的机会。

　　 总起来说，我们的首要建议是，将“迅速制敌”推向研究、开发和试验的下一阶段。这一步骤要求，对“迅速制敌”的理念和作战基本原理从战略、政治和军事角度进行综合评估，并要求对旨在协助达成“迅速制敌”的“图纸上”的系统进行技术可行性鉴定和原型开发。我们认为，这个阶段的费用可以控制在2500-5000万美元以下，需要大约1—2年时间来完成这一阶段任务。

　　 我们希望，所提出的这些建议将引起和加速一场全国性的辩论，以探讨国家安全的未来以及我们能够和应该为其有何作为。这场辩论要有行政和立法部门的参与，并且在可行的情况下尽量让公众也参与其中。要引起公众对这些问题的广泛兴趣十分困难，原因有数条。

　　 第一，美国基于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被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有意设计成如下模式：促进制约和平衡，通常在达成广泛的政治一致性或面对严重危险的情况下才适合行动。目前，在公众眼里，关于国家安全，既不存在一致意见，也不存在真正危险。联邦政府由于关注更多的是公众的态度而不是塑造公众的态度，因此迄今还在推迟让公众加入关于国家安全的大辩论。

　　 第二，公众现在往往几乎仅从个人安全与安康的角度，而不是从担心苏联热核攻击的角度看待安全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认识到，关于这场讨论，公众普遍处于不感兴趣或无知的状态。

　　 第三，我们认为，当前在国防领域里存在的发展趋势将会继续下去，并可能加剧战斗力以及部队执行其任务的战备水平与士气的下降。总审计署已经开始提出报告，由于需要执行的任务数量相对于可用于执行这些任务的部队数量有相当大的增加，面对部署任务的增加，现役部队已经出现人员严重紧缺的状况。考虑到政治上存在的平衡预算与减税偏好，预算压力将要求减少开支，而最大的全权账户则是“050”——国防。国防开支只有可能降低，而且大概要相当大幅度地降低。

　　 总的来说，这些情形的影响将导致军队战斗力的进一步下降。随着国防开支的继续压缩，最近刚经历过并购、现在含有少数航空航天巨头的国防工业界将对政治过程施加更大但或许不适当的影响，以推销其产品与服务。这些产品是世界上最好的。然而，它们也许超出了美国的需要，或者采购它们可能破坏已经吃紧的预算开支，结果有可能削弱而未必能加强美国的部队建设。

　　 “迅速制敌”，以其不同的理论与战略重点，以其可能带来革命性能力与变化的前景，可以在激发美国所需要的全国性辩论方面发挥作用。我们竭力主张，应进行这样一场辩论，对美国真正的国防需要、选择方案和行动方案予以充分、公开的探讨。

　　 一、结论

　　 我们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对美国国家安全提出许多根本不同于超级大国两极对抗时期的挑战。我们也认为，在评估未来发展和探索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方面，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一直比较谨慎。例如，对主要威胁的核威慑与遏制框架过去经受住了考验，但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就不是很适应。因此，我们需要探索可供选择的战略基础。

　　 我们还认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的名言，今天如同200年前一样依然正确。因此，通过着眼于影响潜在敌人及其他行为者的意志和看法以及由此影响其行为的方法，我们又回到了那些不仅从本质上看“首要的”而且非常适合我们将要面对的世界的原则。随着“塑造”环境等说法成为政策的一部分，美国需要达到该目标的工具。塑造意味着更广泛的互动，因此需要更多且有效的政策工具。

　　 我们希望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为应用“迅速制敌”而开发的作战概念，可以提供比当前的部队结构大得多的优势。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一结论将证明是令人信服的。然而，正如我们在本报告中通篇所表明的那样，我们认识到，通观历史和经验，容易出错是人的天性，我们都不能幸免。预测不确定的未来需要什么，既是一门推测艺术，也部分是一门科学。因此，我们建议，对“迅速制敌”进行认真客观的评估，作为证明或否定我们对这一新理论的有效性和潜力所下结论的中间步骤。

　　 第二，我们判断和断定，未来美国将需要，也将运用相当规模的部队。在这些运用中，有些将属于日常性与和平相关的军事部署。有些将是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或不在这种背景下的人道主义运用。还有一些将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能需要使用致命的或压倒性力量。我们要特别明智地想出新的方法，以便更有效和高效地用兵而且以我方较低的代价达到政治目的，否则，我们可能陷于陈旧且低效的方法与日趋下降的军事能力的困境中。我们确信，美国的历史到了这样一个时刻，解决的办法不仅在于技术或美元，也在于智慧、判断力、经验和直觉的应用。在严肃认真地应用美国的才智为美国的安全确定保障措施的过程中，我们选中了“迅速制敌”。

　　 本质上，这一结论，即解决的办法既不是基于技术，也不是基于美元，与过去40年的大部分历史截然相反。我们过去的举动常常显得似乎可以靠花钱摆脱困境。钱并非不重要。但是，今天，我们认为，可转变为战略、政策和军事原则的概念与思想必须发挥牵引作用。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确定了有助于达成“迅速制敌”的六种“图纸上”的系统。我们的结论是，这六种技术及相关的系统具有技术与物理可行性，当然是从理论上讲。我们认为，这一粗略的可行性审查过程，加上“迅速制敌”的目标，具有足够的说服力，理应得到更仔细的调研。组成美国国防机构的各部分种类浩繁、范围广阔，对分析可供选择的观念与方法构成令人生畏的制约与挑战。

　　 我们的结论是，美国当前的国防虽然拥有我们国家可提供的最出色的公职人员，但是，在缺乏新的危险或者外部刺激的情况下，不可能找到国家安全难题的自我纠正的答案。这不是批评。这是承认现实。“迅速制敌”的贡献也许就在于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审视国防的基础，并因此提供外部的刺激因素，以促成积极的变化和引起对下个世纪可供选择的国防手段的思考。

　　 我们的最终结论是，不断变化的作战环境将给我们教育、训练和激励我们未来的领导者——包括士兵领导者和军官领导者——的方式带来深刻的影响。在过去，对久已存在的那种威胁的熟悉是一种安慰。无论是敌人的战斗序列，还是其宣布的战术和操练的机动形式，都有我们了然的标准和衡量尺度，为我们训练我们的人实施领导和进行作战确定了正确的要求。今天与明天，那些标准与衡量尺度往好的方向说将不断地变化，往坏的方向说将可悲地有失准确。要最大限度地提高美国应对战争、危机与和平的这种“迷雾与摩擦”的有备程度，一种方法是改进美国为其进行准备的方式。这一长期任务与挑战可能要求不同的视角与观察方法，以保证聚焦于正确的目标以及那些以可接受的政治代价能够达到的目的。实际上，这一任务与挑战可能证明是最难以把握和最棘手的。

　　 二、几点影响

　　 如果“迅速制敌”部队能够达到我们提出的期望指标，这大概将是一场真正的军事革命。据以界定和达到军事目的和目标的基础将与今天的有根本性差别，而手段与方法将明显地反映出这些差别。“迅速制敌”的四个主要特性表明了可能产生的革命性影响。

　　 在全面认知方面，虽然将始终存在空白与错误或误差，但想一想追求这一特性将会给当前的编组、指挥、训练、教育以及运用部队的基础样式带来何种变化。军队在接受训练与教育以了解其基本武器与系统及其使用方法的同时，也将被提出类似的要求以取得对潜在敌人的了解。“我如何去影响敌人的意志与看法”这个问题将像对武器与战术的基本了解一样成为第二天性。这意味着，在所有人员的基本训练与入伍训练中，将有必要进行相当大的改革，以便从入伍开始就采用这种训练与教育方式。随着人员得到不断提升，这种训练与教育在伴有相应变化的情况下同样得到提升，发展到专业学校、参谋学院和高级军事学院等阶段。内容结构也将发生变化，专业领域训练和专门知识将被给予更高的优先权和重要性。

　　 在认知方面，意义最重大的建议和影响是作战与情报的一体化整合。通过在作战与参谋指挥系统的各适当层次强行推动这种一体化整合，落实认知要求将变得更加切实可行，并成为指挥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将对当前的情报界和作战界产生深刻影响，但是，像任何重大变革一样，这种一体化整合也不可能轻松地进行。

　　 “迅速性”是下一个特性，其影响也将证明是深刻的。要获得拥有可迅速使用的致命与非致命性力量的这种能力，将要求对军事计划的制订方式进行重大改变。总司令用致命或非致命性力量几乎即时地做出反应的能力，将标志着与当前情况的重大不同。提供的军事建议与咨询将反映复杂性的增加。

　　 推行卓越才能的标准将同样带来令人关注的影响。达到并保持这一标准不仅将困难重重，而且代价也不会低。为这一目标进行训练和提供支持将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和进行适当的变革。对取得卓越才能的鉴定将要求进行一些考查，而这些考查在难度上远远超出衡量当前战备水平这一已不算轻松的工作了，即是一项常被批评为不精确、采用了判断式而非量化指标的工作。

　　 最后，控制环境也许将证明是这些特性中最难以取得的内容。我们要记住，部队将得学会“隐身”作战，也就是说，既要支配白昼，也要支配夜晚。如何调节与控制所有特征，什么要显示出来或隐藏起来，这些都是需要学会和知道的颇具挑战性的技能。对利用欺骗、错误信息和假信息的依赖程度将有所提高，而且这种利用将和战术与技术能力结合到一起。

　　 这些影响累加起来，效果将非常明显。按照我们共同的判断，“迅速制敌”可能带来革命性变化，其范围涉及战略、政策、部队的实际使用、部队结构和基础设施，甚至在更大范围上涉及与维护和平、预防或控制危机和赢得战争有关的政治机制。“迅速制敌”有可能改变国防的内容和结构，并促进一场关于我们应如何为国防做准备的热烈辩论。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恭敬地敦促，将“迅速制敌”推向下一阶段的试验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