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证“迅速制敌”·第四
作者：哈伦·厄尔曼 小詹姆士·韦德 ·美国
出自————《迅速制敌：一场真正的军事革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基于一场大规模地区战争，前面我们提出了“迅速制敌”部队的目标、作战原则、战略、结构与规划。我们必须使用五个 [ 译者注：原文如此。 ] 重要的“测验题”来对其进行评估，并将其与国防部计划中的部队的相应要素进行对照比较。这些“测验题”包括：
◇在应付一场大规模地区战争中，该部队与当前及计划中的能力相比较的结果如何？该部队如何提高这些能力？
◇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这支部队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迅速制敌”行动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影响会不会带来强化未来安全的政治威慑？
◇如果能够达成这种形式的政治威慑，它会为盟国以及美国的公众所接受吗？
◇“迅速制敌”理念对联盟与临时联盟以及未来实施盟军与联军作战意味着什么？
◇“迅速制敌”对未来的国防资源投入和预算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第一章提及“迅速制敌”部队与国防部计划中的部队在大规模地区战争方面的一些主要的概念与理论差别。大规模地区战争模型以及依据伊拉克与朝鲜的“名义”威胁来规划力量规模所存在的问题是，这些方案以美国人在战争遂行方式上的“常规”与“传统”偏好为前提。这种现象在“沙漠风暴”中发生过，而且如果朝鲜进攻韩国，美国可能卷入面对面的激烈交火。但是，美国如何应对过渡期以及在那些威胁得到解决或发生变化后的伊拉克与朝鲜所发生的事情？
毫无疑问，未来的大规模地区战争可能大不相同：敌人可能使用大规模毁伤性武器并利用军事革命的潜力转而对付美国。未来的大规模地区战争也可能围绕资源、环境或人道主义问题展开，美国可能不只是要面对先进的武器和训练有素且战斗力强的军队，而且还要应对暴民、难民和大自然的变迁。美国的男女将士们无疑具有多种能力和很强的适应性，能够回应每种新的挑战。然而，计划中的部队在很大程度上把这些应急行动视作例外而非标准的行动。
另一方面，由于其重点放在认知、“迅速性”、卓越才能和控制四个特性上，“迅速制敌”从理论上讲似乎能更好地应对变化中的或意外的大规模地区战争。此外，“迅速制敌”理念可为总统和指挥官提供一个更大的“工具箱”，使他们能够更自由地从中选取政策工具，也使他们能够运用这些工具更迅速地做出反应。虽然我们强调这些差别目前只存在于理论上，但它们还是有重要的区别。
一、大规模地区战争
“迅速制敌”理念的背景是包含和平、危机和冲突的整个连续体或谱系。随着局势趋向紧张，危机不断发展，或许还要爆发冲突；显然，“迅速制敌”部队要在其中的每个阶段都能发挥作用，虽然这种能力不一定实际使用。这一要求或意图进一步意味着，“迅速制敌”部队必须具备在该连续体每一点上施加一定的威慑、胁迫与影响力。如下文所要讨论的，在危机前的条件下以及在劝阻有关方面不要进而采取下一步更高级的暴力等行动时，“迅速制敌”部队的胁迫和威慑能力对我们来说或许被最终证明具有最大的作用。我们所要进行初步比较的出发点是在下面的情况发生之后：前文提到的危机前与冲突前抑制措施未能取得成功，或者没有投入使用，大规模地区战争随后爆发。
就大规模地区应急行动而言，制订兵力计划的一般指导原则是，进行并赢得一场大规模地区战争将需要大约50万人的美国部队，而且这样一场冲突将需要3至5个月的时间才能胜利结束。这些是估算的计划标准。在重新确定对伊拉克与朝鲜所具有能力的威胁判断之后，《四年防务审查》报告实际上可能降低所需要的应对兵力与部署时间。完成相同的任务，“迅速制敌”部队可能需要不超过25万人的兵力，而且在下达作战命令之后30-40分钟之内即可开始采取行动，不管部队是否靠近发生冲突的地区都是如此。在目前阶段，由于尚未充分界定该部队的全套能力，也没有界定有助于达成“震慑与畏惧”效果的全套“图纸上”系统的能力，这种估计只是基于判断与直觉，而非精心的模拟、兵棋推演和作战试验。这些正是以后必须要采取的措施。
在非线式或所谓的非对称大规模地区战争中，敌人可能以出乎我们意料的方式作战或者真正利用美国的弱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制敌”部队可得到令人更加感兴趣的运用。我们来假设几种非对称应急行动，借以比较不同的部队结构与作战理论。
其一，存在全面使用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可能性。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使人想到这种情况。如发生这种冲突，美国可能要扮演棘手的角色，作为外部力量去设法隔离冲突双方并防止核战争的爆发或蔓延。
其二，敌人有可能采取非对称的行动措施，摧毁或干扰美国的精密指挥、控制、通信与情报和信息系统。预计最常见的战术是，采取包括计算机黑客行动在内的进攻性信息战。而且，这种冲突的结局可能不取决于潜在敌人的数量。卓越才能和创造性并非总是由大国所专有。
其三，敌人可能选择通过游击战术和城市战进行大规模的地区战争。这可能发生在美国被迫进行干预(如当波斯尼亚的局势演变为真正的热战)以及不稳定与混乱升级为大规模冲突的巨变局势下。
其四，有可能发生这样的大规模地区战争，在这种冲突中，美国面对的对手拥有中国或印度那样的巨大人力资源，美国在先进系统和战术上拥有的优势仅仅因为敌人的庞大数量而被平衡或抵消掉。甚至对美国极为有利的消耗比例也不会给这种敌人造成多大的削弱，反过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美方哪怕微小的损失最后也会产生令人觉得难以接受之巨大的效果。
在发生使用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大规模地区战争时，核武器可对所有的部队都构成了潜在威胁，使其变得脆弱不堪。对部队进行广泛的战术疏散可降低核武器的效果；然而，哪怕只使用一件核武器对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实施打击，也可能越过某个心理或道义界限，从而在随后可能引起的行动或报复方面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如果美国对美国将遭到核攻击颇为肯定，美国会不会实施报复或先发制人的打击？在那一刻真正来临之前，我们对这个问题给不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尽管如此，如果美国完全抛弃核报复与先发制人打击的威慑作用，那美国将是十分愚蠢的。
在这方面，“迅速制敌”部队较之当前的能力确实具有若干优势。凭借其达成“震慑与畏惧”效果以影响敌人意志与看法的四个特性，有一些开放的步骤没有必要与现有的理论相一致。运用“侵入式信息战”以及非杀伤性“全球炮”技术和能力很重要。在敌人攻击火力远远达不到的距离上采取行动以及部队广泛疏散部署的能力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优势。然而，如同在所有作战条件下一样，“迅速制敌”部队也将存在着其他任何部队都不能免受攻击的情况。但是，“迅速制敌”部队确实提供了更大的选择余地。
打非对称的大规模地区战争是对手最感兴趣的事情，或许也是最难以控制的。聪明的对手可能手中握有一整套针对美国“先进”能力的对抗措施，静候时机发动突然袭击。任何电子系统都存在着受到干扰或对抗的潜在脆弱性。无论是国防部计划中的部队还是“迅速制敌”部队，如果其“综合信息系统”(C4ISR)的中枢神经系统和网络遭到破坏或其运行中断，任何部队都会受到损害。在说明美国的潜在脆弱性时，全球定位系统被终止正常运行或遭到干扰，是频频引用的例证。可以想象，这种脆弱性会削弱美国进行精确确定目标的能力和对我方与敌方部队实施即时准确定位的能力。公开争辩或间接暗示，计划中的部队和“迅速制敌”部队都可塑造成不受这些对抗技术影响的部队，这是毫无意义和不负责任的推测，是一个有害的假定。
我们相信，“迅速制敌”有望使部队具备能力，以更好地对付这些对抗措施。“迅速制敌”部队在认知与卓越才能上对我们有所要求和期待，这两个特性有助于降低美国在“综合信息系统”(C4ISR)方面存在的脆弱性。作战与情报的一体化可以进一步减少美国所受到的于扰，因为这种一体可以使美国对遭到干扰的可能性保持警觉，并促使美国尽早提前考虑美国自己的对抗措施。在某种程度上，负责战斗管理的单个计划人员也可抵消这种干扰。此外，一次性“芯片”传感器同样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迅速制敌”理论与技术系统的结合，可构成应对敌人的这种非对称对抗措施最有效的保护措施，尤其是在配以广泛的训练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另外一种棘手的情况是。敌人将游击战术或城市战用作进行大规模地区战争的基本手段。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在越南战争中使用一支“迅速制敌”部队，情况会如何?我们认识到，使用越南战争作类比最大的问题在于政治界限，而未必在于部队的功用。我们研究小组的共识是，如果“打赢”意味着迫使北越放弃入侵南越的企图，美国有能力在越南“打赢”，只要我们愿意对南越承担义务，并部署相当规模的兵力来履行这种义务。
扩大对北方的空袭、把红河河堤作为目标并淹没大片的可耕地、早一点布雷封锁港口，甚至在北方发动进攻以将该国一分为二并永久性地关闭“胡志明小道”，这些战术都因政治制约而非实际军事潜力的内在限制而被认为不能使用。
但是，“迅速制敌”在越南能行得通吗？公平地说，在取得或强力取得公正的和平方面，美国现有能力不是远比“迅速制敌”部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吗？例如，通过在夜间使用隐形飞机，我们的空袭相对来说就不会受到敌人雷达指引的火力攻击的威胁。巡航导弹可大幅度降低美国的损失和提高我们空袭的杀伤力与效果。“全球炮”难说会发挥重要作用，因为美国深陷战争之中，也因为美国现有能力几乎可以取得与“迅速制敌”能力相同的目标。
然而，就地面战而言，尽管美国在一些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如在C4I方面，在夜间作战的能力方面以及在更迅速使用精确火力的能力上。但不清楚的是，仅仅依靠在军事能力上取得的这些以及所有其他方面的进步，不管其威力有多大，能否扭转乾坤。如果同样的政治制约与交战规定仍然起作用，我们得给在南方作战的敌正规与非正规地面部队造成大得多的伤亡才能迫使河内停止和放弃。
“迅速制敌”理念的独特之处使其成为在越南可选取的具有优势的作战理论，那就是它把重点放在通过运用“震慑与畏惧”来影响敌人的意志与看法上。这一理论可能要求美国汇集美国的最优作战与概念资源，来确定这一目标是否能够达到以及如何达到。美国在1972年-1973年的圣诞节轰炸中几乎采用了相同的方法，尽管假借了不同的名义。这一事实表明，将注意力聚焦于意志和“震慑与畏惧”，是会获得其功效与发挥作用的。
在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地区战争中，第四种是在许多方面最棘手的一种，是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地区大国的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所持有的那种美国永远也不要在亚洲卷入地面战的看法，依然属于金口玉言。如果一个人接受毛泽东式观点，认为“几枚原子弹就够了”，中国有耐心等待多年再对外来侵略进行报复，那么与中国或印度打一场地面战就没有什么军事或战略意义了。
即使美国能够决定性地而且同时打败这样一个国家的陆军和空军主力，如何结束战争，是否需要占领或保持某种其他形式的有形存在，甚至是否能够开始执行这些任务，以及是否会让美国陷入另外一场以游击战术进行的人民战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慑止因素。当然，如果“迅速制敌”部队可以比已经计划好的部队提高2倍、3倍、甚至4倍的战斗力，但这足以应对等待美国的数百万军队和10亿或更多的人口吗？
如我们在《震慑与畏惧》一书中所慎重强调的那样，没有可以避免愚蠢或错误行为的“银弹”或预防措施。我们需要慎之又慎，避免在以下情况投入兵力：我的没有适当或指导性政策与战略；美国的政治目标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希望达到；以及美国缺乏盟友与政治支持。在亚洲或南亚进行地面战意味着美国卷入一场十分不明智的冲突。这样一场冲突是否会导致热核或核武器的使用，这一相关问题关系重大，而且使我们又回到在特定情况下如何看待威慑的问题。
二、“非战争军事行动”
由于缺乏实际存在的威胁，缺乏我们可以据此其计划、衡量和评估美国所需能力的明确而具体的威胁，我们在为一场大规模地区战争进行的准备变得非常困难；而“非战争军事行动”使美国面临正好与此相反的困境。有许多具体的事例有助于界定“非战争军事行动”，包括索马里与非洲的人道主义援助、西奈半岛的维持和平、伊拉克北部与南部“禁飞区”的强制执行和平行动、反毒品行动，诸如1996年与中国在台湾海峡发生轻微摩擦期间等场合进行的危机部署、反恐与打击犯罪行动等等。实际上，与“和平”搭配的词语，如“缔造”、“维持”、“强加”和“强制执行”等，描述了一系列军队可能难以有效地执行的棘手的军事行动。美国当前也许是正确地认为，在一定限度内，为进行战争而训练的军队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也能够发挥作用。然而，备战依然是最优先考虑的事项。而且，当第1装甲师被派往波斯尼亚时，它已经接受的广泛训练依然是着眼于它很可能在国内遇到的任务类型。这种训练迄今证明非常具有价值，但是其代价与成本相当高。
“非战争军事行动”使美国面临着实实在在的困境。一方面，由于克林顿政府对“参与和扩展”政策的偏好以及前苏联卫星国与欠发达国家(重新)出现的明显不稳定，国内有相当数量的人支持人道主义干预，并为此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也存在实用主义的观点，认为美国缺乏进行普遍干预、消除或减轻人道主义危机或政治不稳定的资源。军队在这种纷争之中进退维谷，既要忠诚和服从于政治领导，又要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不利方面——特别是那些可能削弱其战斗力和战备水平的方面——以及政治追求超出军事能力范围的风险忧心忡忡。
对此，我们提出两组看法。首先，美国考虑为“非战争军事行动”另行组建部队的时机或许正在来临。我们据以提出，这种部队结构建议的根据是作战与“非战争军事行动”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区别，以及这两项职责的不同要求。我们很清楚对这种结构所提出的批评。没有准备好作战的部队可能缺乏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的可信度。如果“非战争军事行动”演变成全面的冲突，那么这些部队可能很快大量伤亡或成为俘虏。最后，这种结构可能造成一个“A”队和一个“B”队，亦即一个主力队和一个替补队，因此实际上对整个部队的总体士气和战斗力造成损害。
另一方面，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认为，不断削减预算的压力会大幅度削弱当前的军事能力。我们也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与平时支援性部署的增加会逐渐侵害进行大规模地区战争的能力。无论是已经计划好的部队，还是“迅速制敌”部队投入使用，都必须考虑把“非战争军事行动”及相关的“和平”任务分离出来。
在许多方面，如果有可能进行专为“非战争军事行动”设计和组建部队的试验，那么缓和前文提到的批评的方法是使其适合“迅速制敌”部队的设计。整个部队将接受“迅速制敌”的训练。美国将始终保持一支能够赢得大规模地区战争、训练有素的待机“拳头”部队。“非战争军事行动”部队将轮流调入和调出该“拳头”部队，而且将利用在其中受到的训练以及大量“迅速制敌”系统履行其职责。其设想是，在“非战争军事行动”部队与“迅速制敌”部队之间以及其各自内部调换人员，以保持重新结合成一种整体能力并确保待机或“拳头”部队的合理战备水平。因为“迅速制敌”部队属轻型部队，这支“疯子旅”部队将装备有一次性传感器、“作战与情报行动战场整合器”、战斗管理系统和无人驾驶航空器或无人驾驶地面车辆，并且其作战原则聚焦于“迅速制敌”的四个特性，“疯子旅”似乎非常适合这些任务。
其次，我们认为，“迅速制敌”部队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比已经计划好的部队拥有优势能力。“非战争军事行动”若要成功，或许首先要求对相关环境和行为者有充分和全面的了解。认知至关重要。“迅速制敌”部队可比已经计划好的部队拥有更强的认知能力，这一点至关重要。作战与情报一体化整合是确保该认知能力得到充分利用的手段。
认知能力有助于满足反复提出的影响意志与看法的需要。“非战争军事行动”可能不要求纯粹意义上的“震慑”，它要求的很可能是“畏惧”，这种畏惧通过激发或引起对我方行动的感激和真正理解，或者通过引来顺从与接受的恫吓或恐惧才确立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当地人”及环境的了解就变得非常重要。“迅速制敌”部队能够始终适应这些要求，因此理应比已经计划好的部队拥有优势。
如果任务普通平凡，“迅速性”与卓越能力也有所帮助，但未必至关重要。如同在大规模地区战争中一样，这两个标准可提供某种形式的保障并在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发挥缓解错误之严重性的作用。然而，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具有特别用途的似乎应属环境控制。控制与特征管理在自我防护中至关重要。如果得到日常使用，其结果可降低美国部队被作为目标受到攻击的脆弱性。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另一个优势是为执行特定任务而广播选定信息和管制环境的能力。通过这种控制来施加压力和实施制裁的威胁或能力，以及这种控制对当地基础设施的影响，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即使在一个看起来像索马里那样原始的地区，这种形式的环境控制也会发挥作用。
当然，就目前而言，“迅速制敌”部队与已经计划好的部队之间的这种比较带有主观性，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基于“迅速制敌”的四个特性可实用于有效的军事行动这一假定之上的。目前，这种一般层面上的比较目前阶段无疑还是公平的。随着试验继续进行以及因“迅速制敌”之需而不断利用支持性技术，人们有可能进行量化比较。
三、政治威慑
关于“迅速制敌”的比较有意思的政治问题是，在何种程度上，这种施加“震慑与畏惧”和影响敌人意志与看法的能力会造成新的或可供选择的威慑形式。我们使用“新的”与“可供选择的”这两个词，是为了指出这种威慑——如果能够形成的话——与核威慑在威慑的基本原理上存在的差别。核与热核威慑的革命性特性是，不管发动战争者是谁，它都与人类社会遭受大规模毁灭的不可改变和无法避免的威胁性存在必然的、固定不变的联系。这是历史上仅有的一个时期，潜在的战败国仍有可能毁灭潜在的战胜国。实际上，战争没有赢者，只有输家。这一点以及可能做出的核反应几近于即时，使这种形式的威慑显示出其独特性。
还有一点也是很清楚的，核威慑不能阻止所有层次上的所有冲突；不能阻止一个超级大国寻求超过另一个超级大国的优势，或者为此向其对手的盟国宣战和发动进攻；也不能阻止小国和弱国甚至在核威慑与恫吓的阴影下利用超级大国。然而，核威慑确实让双方三思并理智地行事，因为他们意识到，判断上出现错误就可能意味着我们所熟悉的两个国家将不复存在。
“迅速制敌”并不意味着胜利者和战败者几乎同时给对方造成浩劫的能力。然而，它的确意味着在整个政治范围采取一系列引起我们倍加关注的行动。我们假设，美国将一支“迅速制敌”部队投入使用，而这支部队能够通过施加“震慑与畏惧”来影响敌人的意志和看法。我们进一步假设，这支部队有可能对付的国家或行为者普遍了解这种能力。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严密封锁我们具有“迅速制敌”能力的消息，而是允许一般的有关信息透露给公众，尽管我们认识到，有必要把这种能力的特殊性为需要而严格保守的秘密。如果美国愿意的话，潜在的敌人或美国有可能与其发生利益冲突的当事者将会明白，凭借“迅速制敌”部队的能力，美国可给其造成巨大的痛苦和施加巨大的压力。美国的敌人、不可知论者、美国的朋友以及善意的批评者会如何看待这种“迅速制敌”能力？
利比亚、伊朗或伊拉克这样的无赖国家很可能会谨慎一点行事。我们对这些国家每个都使用过武力，因此人们不能不认为，美国有可能实施报复或采取军事行动这一点不容置疑。尽管我们在使用武力的同时还采取了其他政策和进行了制裁，但我们尚未能给其意志或思想施加足够的影响，使其改变对美国政策的根本厌恶，或说服它们改变把美国视作敌人的偏好。使这其中的每个国家瘫痪，给其造成更大的损害、破坏和痛苦，这样的侵入式及具体的能力会产生作用并施加更多的约束吗？抑或如此能力会被这些国家看做特别具有挑衅性，而且在美国这样一个靠不住的国家手中，成为做出过度反应和采取危险升级行动的理由，从而妨碍“迅速制敌”的使用吗？这些国家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进行表面上的自卫或作为对抗措施，而美国会因此处境更有力，还是更不利？
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实际事件发生之前可以争论，而且这些问题的存在增加了慎重周密地考虑最后结果的必要性。但是，假如“迅速制敌”在施加其影响上不可抗拒，并且没有什么有效的对抗措施，就像在冷战时期核攻击一旦发动就几乎没有什么能够制止它的措施一样。那么，这种能力及其适用性就会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当前现有的部队。从“迅速制敌”确实可以影响意志与看法这个意义上讲，它也肯定会影响那些国家的领导层的思维过程，很可能使其更小心谨慎地行事。小心谨慎完全可能使敌人更加聪明狡猾，使其能够更容易地规避美国的威胁。不可能存在一系列清楚或明确的事实，从而保证美国达到所偏好或预期的结果。我们必须确认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然后对其进行辩论，以便得出更接近正确答案的判断。虽然如此，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能够取得“迅速制敌”的能力，那么有了这种能力，美国国家的处境就会好得多。
善意的批评者对美国的态度和意图并不抱有充分的信心和信任。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在把其意志强加于外部事件能力方面的增强，将不会使得人们普遍而放心地去接受这种局面。美国常被他国看做一个傲慢自私的国家，被认为是一个在有些情况下不可靠，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又具有挑衅性的国家。显然，可加强美国影响的任何能力，以及加强美国施加影响和自行其是能力的任何能力都将受到批评。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以最大的耐心充分解释“迅速制敌”的理念，就像美国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解释“威慑”所做的那样，并且想方设法令人信服地表明，这一理论构建会如何有利于和平与稳定，将如何能够保护美国的利益。
美国的朋友也不会完全称赞这种新能力。随着促使北约得以组建的威胁以及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的对抗的消失，美国把自己的政策与偏好强加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广泛灵活性也在某种程度上消失了。失去了把不同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意识形态或其他跨国因素，贸易、竞争、国内政治与社会压力等自然离心力，以及其他因素就会削弱联盟的权威和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所具有的影响，从而形成一个更加独立的国家体系。这一趋势下文还将做进一步的讨论。
与此同时，国内对“迅速制敌”所构想出来的能力的反应这一问题也赫然耸现。上文提到的关于如何应对或延缓承担“非战争军事行动”职责的纷争在这里也有其相关性。我们回顾一下冷战期间的有关情况，就可以得到一定的启发。那时，有些美国人担心美国政府易于出错几近于他们担心苏联易于出错。因此，美国要求自我克制，并争论美国可容忍拥有多少武器，容忍美国的何种武器尤其可能破坏稳定。围绕MX与“民兵Ⅲ”等“打击军事力量”的导弹以及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规模、或其数量上的不足而发生的争论，反映了这些政治观点与看法上的分歧，而且常常造成政治分化。“迅速制敌”理念也具有导致政治分化的可能性。人们关注的将很可能不仅包括军事问题，也包括宪法问题。
“迅速制敌”的侵入能力和瘫痪社会的能力会引起人们这样的担心，即这些系统可能被用来针对美国公民。但是，所担心的不是使用武力。例如，神志正常的美国人没有人会认为或相信总统可能针对美国发射核武器。然而，政府中出现过对个人权利和隐私的侵犯性行为，有的是以消遣为目的，如国内收入署的人员浏览纳税申报单，也有联邦调查局以及联邦与地方检察官为起诉和定罪目的而伪造案件与证据的少数事例。鉴于此，政府是否能够始终合法并合乎道德地运用“迅速制敌”，这一点将受到质疑。有些可用于对付外部威胁的“迅速制敌”的能力同样可能被得到或未得到授权的人或机构用于对付美国公民。
档案、交易和银行账户等各种形式的个人及敏感信息都可得到并加以篡改。假如目的不是导致敌人的银行系统瘫痪，而是出于国内政治原因把美国人的私人账户或储蓄银行作为目标，结果将会怎么样?款项可以被删除、转走或施以其他形式的处理。不管是实际存在的，还是臆想的，这些行动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和构成了严峻的威胁。考虑到许多美国人从根本上对政府怀有一种近似于不信任的不安感，“迅速制敌”的侵入手段与方法所具有的国内干预能力可能被人们视为一种危险，因此可能成为公众反对实践这种理论与构想的理由。
然而，我们可以举出有力的先例和明确的历史实例，来回答国内可能对“迅速制敌”及其可为政府提供的能力的关注、担心和批评。最有用的例子是核战略的50年历史以及授予总统并且其宪法指定的总司令职位明确含有的紧急核发射权。我们能够权且接受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个美国人毫不夸张地拥有下令摧毁世界广大地区的权力。我们也曾经历过这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差错，美国得到苏联发动核攻击的某些迹象，结果是虚惊一场。此外，也出现过危急局势，如1973年10月的阿以战争、达到高潮的“水门事件”以及已宣布的美国戒备状态交织在一起，那时总统的身体与精神状况受到公开的质疑，人们流露出对核发射程序的严重担心。但是，事实是美国坚持住了，这种把巨大责任授予一人的空前做法也经历了冷战的结束而保持了下来。
有三权的分立和彼此的严格监督，就不会出现“迅速制敌”能力或将被用于不符合国家安全目的以外的情况。如果“迅速制敌”能够提供一种新的威慑和劝阻形式，使潜在敌人不敢对美国发动侵略和采取敌对行动，那么我们不开展缜密、客观的工作来评估和确定其优势与可能的滥用，然后决定针对这些潜在问题可采取何种补救、保证和预防措施，就轻率地抛弃这种机会，那将是不负责任的举动。
四、盟友、盟国和同盟
对美国盟友的军事态势与军费进行一番研究分析很能说明问题。首先，美国几乎所有的盟友都在大幅度压缩部队规模和削减国防开支。例如，在北约，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德国、法国和英国陆军继续缩小规模，那么北约(假定俄罗斯不被接纳)中的第二大陆军可能就要算美国陆战队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美国继续大步流星地走在提高其军事能力(如F-22战斗机、“联合星”系统、精确目标打击、“综合信息系统”)和利用军事革命成果的道路上，而美国的盟友却远远地落在后面。
在“沙漠风暴”行动中，一个重要的作战焦点是协调美国与其他联盟成员的军事能力和战斗力。美军与这些国家的军队在条令、战术、能力以及纯兵力规模上存在巨大差距，因此需要特别注意作战行动的协调。事实是这些差距今天远比6年前大而明显。如果美国和美国的北约盟友及其他友好国家实施联军作战，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协调作战行动，确保美国和美国的伙伴国以互为加强而非相反的方式作战。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例如，在海湾战争期间，虽然补充了其他几个国家的战舰，美国海军本身凭借其航空母舰战斗群、航空联队和巡航导弹提供了几乎所有的海上作战能力。这种海上的非对称性甚至比联军在地面部队之间存在的岸上军事差距更为明显。今天，这种巨大的非对称性不仅存在于海上力量对比，也延伸到空中与陆上力量的对比。换句话说，美国的盟友拥有的能力远远低于美国，而且缺乏可与美国的所有部队和系统进行整合与互动的许多手段，因此若得不到大量额外支援和训练，它们根本无法与美军有效地并肩作战。在此情况下，美国的盟友可能将自己视作“象征性”部队。“迅速制敌”可能加剧这些能力差距，因为美国也许是世界上惟一能够实际使用这种能力的国家。对美国来说，解决能力差距必须成为最为优先的任务。
不管是否使用“迅速制敌”，美国都应采取几个与联盟和临时联盟有关的预防措施和行动。就是在已经计划好的部队的情况下，考虑到美国与其盟友的能力差距日趋扩大，这些行动无论如何也是有必要采取的。如同政治威慑的情形一样，幸运的是，我们有绝好的与联盟和临时联盟有关的历史实例和先例。
例如，在北约内部，美国总是拥有远远超过盟友的独特能力。例如，虽然英国和法国持有核力量，但只相当于美国来说，它们只是极小的一部分。是美国的核保护伞在为联盟提供保护，尽管英国和法国保留着核力量作为最后的安全保证。美国提供了绝大部分空运与机动后勤支援。美国提供了广泛的情报与预警系统。美国提供了广泛的C4I基础设施。而且，在早期，美国提供了绝大部分支持联盟的经济力量。
冰岛、比利时、荷兰等小国提供的部队比较少，这仅仅是因为它们的规模小。在一定程度上，北约的运作能力是基于每个国家提供其所能提供。美国还采取了专业化的方法。小国家承担执行特定任务的责任，这使美国以及其他大国可推迟发展相关能力。扫雷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未来有或没有“迅速制敌”的安排中，美国可以而且应该参照这些先例。
在这方面，美国可为进行大规模地区战争和为“迅速制敌”提供决定性能力。美国可用核保护伞作类比。像核武器在过去一样，“迅速制敌”就是北约政治与军事理论的最新版本和基础。因此，美国依靠其“迅速制敌”基础设施，依靠这种基础设施对作战与情报一体化以确保认知能力，依靠战斗管理、侦察和“综合信息系统”能力的注入，将为联盟提供决定性能力，就像其在过去提供了主要情报与空运力量那样。显然，北约的参谋人员必须接受了解和使用这些能力的培训，而且美国的盟友没有理由不能承担具体的任务。这似乎不是什么难以办到的事情，因为美国以前做到过。
对此可能存在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美国的盟友及其工业界可能以某种方式“窃取”美国的秘密和技术。国防工业情报的刺探活动和公然窃取依然令人坐立不安。然而，存在更有力的事实和因素，可以打消这些担忧。
首先，支撑美国军事力量的能力靠技术驱动的程度比以前下降，现在远比以前更依靠把技术集成为系统的能力。换句话说，由工程师与科学家构成的庞大技术基础和把技术结合成作战系统的能力是目前惟有美国才拥有的优势。技术本身难以控制，将扩散到境外。但是，系统集成的能力就不那么容易扩散了，因为它要求有规模和深度，而且由于耗资巨大不可能为许多其他国家所拥有。
例如，虽然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国家或许有能力生产出堪与F-22、“宙斯盾”或“科曼奇”直升机匹敌的先进的单体系统，但是要将这种能力提升到美国已经达到的特别高的性能水平，靠的是这些技术中的数种或多种在大系统基础上的综合效果。其他国家不可能拥有效法美国的资源和兴趣。这种系统集成的能力也不可能轻易被窃取或以其他方式得到利用。实际上，这种集成优势带来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允许和鼓励技术在盟友之间更加自由地流动。考虑到我们担心的不是盟友滥用美国的单项技术，保持对其他国家的技术的接触机会对美国有利。
那么，什么样的分工可能是美国与其关键军事盟友之间有效的任务与专业分工呢?就北约而言，我们可以想到三种专业化分工。北约盟友可以重点提供一定数量的传统意义上的“重型”部队。这些部队或多或少符合大规模地区战争的当前方案和预定计划。如果作战任务要求对领土实施直接的军事占领或需要可进行“沙漠风暴”式常规战争的部队，那么这些部队可派上用场。
其次，北约部队可更多地将重点放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与维和任务上。这与英军和法军数十年来所实行的、政治上可以接受的任务相一致。德国也开始试用其军队执行此类任务。划分责任不是要解除美国的任何义务，但这使美国除了提供基础设施、空运和C4I支援外，在必要的时候还有可能提供配有革命性装备的战斗部队去保护维和者。
第三，北约盟友可依靠美国的援助和支援进行“迅速制敌”部队试验。因为“迅速制敌”意在以不同的部 队结构和压缩的部队规模提供特定的结果，这一发展方向符合北约中可能持续存在下去的预算降低和力量减少的趋势。的确，如果“迅速制敌”证明能够达到这些目标，即使需要重新调整部队类型和所采购的系统类型，“迅速制敌”对美国的盟友具有的吸引力应当丝毫不亚于对美国。
我们的核心意思是，“迅速制敌”不会让美国的联盟在具体系统与实际作战的未来互通性上面临困难或无法接受的选择，而可能证明是应对冷战后世界的许多挑战的指导原则。“迅速制敌”是需要加以探索的一个机会。
五、对国防预算与资源的影响
总的来说，讨论资源问题有两个方面需要涉及。基于大规模地区战争的“迅速制敌”部队大约相当于已经计划好的部队的一半规模。要保持应对两场大规模地区战争的待机部队，将需要部署总共约50万人。因为这些部队使用的舰艇、飞机和装甲车的总数将有所降低，但这些部队将需要以新代旧的一系列能力，所以我们粗略判断，研究、开发、鉴定、试验和采购费用不会低于当前为已经计划好的部队做出的估计。因此，长期的节省将是在人员方面。
根据“非战争军事行动”、平时存在和其他的非作战义务所需要的部队规模和部队调入和调出“迅速制敌”部队的方式，我们可计算出费用和费用差。粗略地计算，假设美国像今天一样高于和超出大规模地区战争的要求保持50万左右的兵力，那么年费用差约为500亿现值美元，而由此得出的年国防预算约为2000亿现值美元。然而，这支核心或“拳头”部队必须始终保持在已得到训练、做好了准备、可用于作战并打赢战争的“迅速制敌”部队之中。
正像沙利卡什维利上将所说，主要的挑战在于过渡。美国如何从今天的部队过渡到未来的部队，特别是像“迅速制敌”部队这样一支大相径庭的部队？如我们在我们的建议中所提到的，这项工作应该在逐步试验的基础上完成，确保只有在证明了当前阶段的试验的可信性和效用之后才往下继续进行。关于向“迅速制敌”部队过渡的资源影响，初步试验所需经费估算如下。
除“全球炮”外，每种“图纸上”的系统将需要400-500万美元为原型开发进行工业与技术可行性研究，或者将总共需要约2000-2500万美元。“全球炮”必须仔细地调查研究，首先要做的工作应放在“按比例放大”和确定持续射速上。这项工作估计大约需要1000万美元。如这项工作取得成功，将另外需要2000万美元用于原型开发。
关于部队结构，我们的建议是，30-50人组成“迅速制敌”部队“图纸上”的或基干的参谋机构，明确规定完整的战斗序列，然后通过一系列模拟来对结果进行“兵棋推演”和测试。六种“图纸上”的系统将同其他名义上的系统一起纳入这项分析，以对其进行对照比较和评估。继这项工作之后，将有一个约由5000人组成的“疯子旅”开始服役。这一初步的部队结构设计程序将花费约1000万美元。连同在“图纸上”的系统上进行的工作，该程序可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完成。视我们取得的结果，我们将进而进行下一步的原型开发工作，然后进行全面开发工作。
采用这种逐步进行的方式，我们估计，“迅速制敌”的许多能力可在5年的时间投入使用，一支完整的部队可在此后10年左右的时间获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