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速制敌”·第一
作者：哈伦·厄尔曼 小詹姆士·韦德 ·美国
出自————《迅速制敌：一场真正的军事革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迅速制敌”基于下面所提到的假想和理念之上。虽然这种架构和我们描述它时所表现出的信心可能会使人想到“迅速制敌”是一种既成的事实，但是我们还想提醒读者，“迅速制敌”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种具有广阔前景的可供选择的方法。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把“迅速制敌”及其对“震慑与畏惧”的依赖用作驱动器，来选定和引入技术以发展达成这些目标的能力。我们还相信，这种挑战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和创新精神来应对，因此它可以激励技术界来采取行动。
一、“迅速制敌”的主要内容
首先(正如前面所描述的那样)，“迅速制敌”旨在通过“震慑与畏惧”的应用来左右和影响敌人的意志和看法。通过施加“震慑与畏惧”的战略、战术和手段，特别是在全面了解敌人并且突然袭击、快速行动和充分利用欺骗与错误信息的情况下，“震慑与畏惧”的效果与冲击力会得到加强。这就意味着，“迅速制敌”部队必须具备几近于即时投入使用的能力；必须具备同时攻击所有必要目标以产生足够的“震慑与畏惧”的能力；而且必须具备可持续不懈地行动的能力。
第二，“迅速制敌”可通过四个主要特性得到界定：对自己、敌人和环境的全面认知；“迅速性”；卓越的行动能力；对作战环境的控制。这些特性要求部队“无缝隙”地投入使用，这种应用完全根据地理、战术和政治现实来全面整合海上、空中、太空以及地面部队。这些特性将在第一章中得到进一步探讨。
第三，“迅速制敌”基于美国人性格中的创业精神之上，基于工商领域和一系列信息技术、与信息相关技术、材料技术和其他一些技术方面正在取得的巨大进步之上。
第四，“迅速制敌”可应用于从和平、危机到战争的整个范围并可几近于即时地投入使用——不管实际战事是否已经开始，而且都可以同时和持续不懈地应用。
第五，“迅速制敌”可用于对多种目标进行一系列“打击波次”的持续不懈的有力打击。这种打击将综合使用海上、空中、地面和太空部队，从而左右和影响敌人的意志和看法，而不管美国和盟国部队是否部署在前沿都将如此。然而，如果有必要，“迅速制敌”还包括对领土的有形夺取和占领。
最后，我们认为“迅速制敌”部队应具有的许多能力可在未来5-15年内形成和投入使用。这样，我们竭力呼吁采取循序渐进的试验程序，发展和验证这种部队的理念、能力和效力。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研究工作已经从为“迅速制敌”战略进行抽象概念和理念设计迈向对名义上的部队结构的设计，这种部队结构具有可应用于和平时期、危机时期和战争肘期的整个范围并据此进行评估的具体能力。我们认为，对“迅速制敌”部队的这种当前和正在演变的设计，已经在概念上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和在作战上具有足够的吸引力，理应得到更全面的评估和试验。事实上，随着读者进一步阅读我们对这种能力的论述，有些人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革命性”一词是界定“迅速制敌”的一个比较恰当的词。因此，我们希望能够激发人们对“迅速制敌”所需能力的探求，并在这一过程中引起人们对“迅速制敌”部队及其结构与已经计划好的部队及其结构的有益对比和分析。
为了评估“迅速制敌”的效用和适用性，在发展这一理念和构想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必须考虑五个关键性的问题：
第一，与我们当前及已经计划好的应对一场大规模地区战争的能力相比较，“迅速制敌”部队会是什么样子？该部队将如何提高这种能力？如果还需要应对另外一场此类战争，对这支部队来说它将意味着什么？
第二，这样一支“迅速制敌”部队对于“非战争军事行动”有何作用？
第三，“迅速制敌”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影响，以及这种能力在什么条件下能够造成一种可加强我们未来安全的政治威慑？这种形式的政治威慑如能达成，它会为我们的盟国以及美国公众接受吗？
第四，“迅速制敌”对盟友、盟国以及未来盟军与联军作战的实施意味着什么？
第五，“迅速制敌”对未来的国防资源投入和预算有何影响？对我们维持和支撑技术基础的能力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二、“迅速制敌”的现实问题
在进一步探讨之前，我们认为引起读者对下面一点的关注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政府的运作程序和决策进行或施加重大改变，必定遇到困难和明显的制约与障碍。这些障碍是我们政治程序的一部分，而且通常存在已久。国防机构也不例外，特别是当我们当前的军事态势被打上成功的印记，而且公众对其能力与表现也抱有相同看法的时候。为改革我们非常成功的国防态势进行辩护并找出变革的激励因素和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并非易事。在缺乏吸引力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对大多数或许多安全挑战的界定存在模糊性的情况下，变革的阻力不会减弱。
在我们写作本书的时候，根据《1996年国防授权法案》的授权，国防部已经完成了《四年防务审查》报告(QDR)的第一部分。这一审查要求国防部对我们未来的国防需求进行认真的研究，包括确定和分析反映出创新思维或“跳出框框的思维”(套用《1996年国防授权法案》的用语)的可供选择的方案。然而，这一法案并没有要求或指示白宫去监督这一审查，总统以宪法规定的“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身份实施监督除外。此外，该法案也没有给予对国家安全这个更广泛的问题进行类似或其他综合审查的授权。
此时此刻，国防部已经完全认识到在《四年防务审查》报告中应该关注和论述的主要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以保持如下能力为根据确定了规划未来军事需求的框架：即“塑造”战略环境；“打”大规模地区战争、对这种战争做出“反应”并赢得这种战争；以及“准备”或“过渡”到尚未确定的“21世纪部队”的能力。与此同时，各军种也在孜孜不倦地开展工作，以制订其自己的具体概念、理论和部队结构，作为说明当前及未来美国军事力量的合理性以及对其进行建设的根据。陆军正在推行“21世纪部队”和“后2l世纪陆军”；海军已经确定了“由海向前”战略；陆战队有“海龙计划”；而空军则继续沿着“全球抵达，全球力量” [ 译者注：美军的构想系列产生于冷战结束后，最早提出“构想”的是美国空军。1990年6月，美国空军发表了《全球抵达，全球力量》白皮书。2000年6月，美国空军在此基础上发表了《2020年空军构想：全球警戒，全球抵达和全球力量》报告。 ] 指定的方向前进。
人们认识到，这些单独的计划在目前阶段存在的现实情况和不足是，驱动每项计划的主要是军种的观点和需要，而不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联合司令部司令、国防部长办公室、甚至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眼界更加开阔的观点。军种驱动需求这一现实恰恰正是40年前促使艾森豪威尔表达其担忧的现象。换句话说，目前缺乏的是一种(套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话来说)联合构想，根据这种构想可确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联合部队结构，而这种结构本身又可转换成特定的部队，作为分析和计划的根据。 [ 译者注：1996年，也就是在撰写此书当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公开发表了《2010年联合构想》，成为美军共同迈向21世纪的纲领性文件．陆、海、空军、陆战队以及国民警卫队随后也发表了各自的构想。2000年，参谋长联席会议又发表《2020年联合构想》，各军种也紧随其后提出了相应的构想。可以说，两个联合构想为结束军种间矛盾和冲突、建设“无缝隙”部队确立了方向，特别是为迈向2l世纪的美军确定了基本的路线图。 ] 因此，尽管各军种做出了所有这些单独的努力，我们绝对没有把握，政府，更不用说国防部了，将能够利用这次的四年防务审查，作为对未来的可能需求进行彻底调查分析的机会，并作为进行根本性变革的手段。理由非常明显。
众所周知，在试图平衡当前在战略、资源和部队规模上存在的“不匹配”的过程中，国防部已经遇到根本性而且或许很棘手的问题。这些“不匹配”或不足存在于下列不同需求之间和其内部：支持“几乎同时发生”的两场大规模地区战争的战略；将大约由140万现役人员组成的当前部队结构维持在高度的战备和士气水平上；在今天不稳定的世界里不断增加的用兵需要；以及在预算内——多数人认为当前的预算几乎完全以应对现代化和采办方面存在的问题为其特性——进行这支部队的现代化建设。在我们看来，不匹配的问题远比人们普遍认为的更严重。
消除这种“不匹配”现象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方法是，国防部改变据以确定墓本国防态势并造成这种不平衡的一个或多个标准：转而采用一种比当前两场大规模地区战争战略的要求有所降低的战略；对当前的145万人现役部队进行削减，同时减少海外存在的义务和维和活动，以缓解预算压力；向上或向下调整现代化需求和计划；或者成功地要到更多的经费。孤立地看，这些解决不平衡问题的方案每一项都是可行的。然而，不幸的是，这些解决方法只能部分地解决不平衡问题，没有一项能解决目前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目前不可能采取的解决方法，亦即克服这种不平衡的综合性计划。在没有外部危机或其他突发事件促使我们采取这样的应对计划的情况下，可以预料的结果只能是一些边缘性的改变。
导致这种可能结果的问题及原因同样是明显的。在不增加计划的国防费用的情况下，我们只有两种选择：或者不做出什么改变而让不平衡状态持续下去，这样会削弱战斗力；或者适当地降低一个或多个关键标准。关闭和削减军事基地和墓础设施将疏远或惹恼国内支持这些基地与设施且拥有强大实力的人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些支持者将对国会或白宫施加足够的政治影响，以达到阻止拟议的变化的目的。
在面对艰难的政治选择的情况下，政府的做法往往是选取一条政治阻力最小的道路。这是一条普遍的原则，很少有什么例外。然而，事实是，如果我们的军事态势和／或开支没有重大变化，我们将肯定会看到这样一支未来的部队，这支部队将被“空壳”化，远比今天虚弱，而且在执行任务的准备上没有潜在敌人充分。这种结果是可以预测出来的，但不能肯定的是这种状况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战略后果。
变革受阻同样还因为现在并不存在真正或明显的刺激变革的因素，尤其是当这些变革会引来资源的大幅度削减和工作岗位的减少时。有人会争辩说，国防工业基础已经削减得够多了。为了阻止军事基地的进一步削减，有些国会议员会说，军事基地也已经“重组”、关闭或规模压缩得够多了。因此，官僚和政客对这次四年防务审查的反应几乎肯定是赞成维持现状，而且抵制真正的——相对于装饰门面的或表面上的——变革。
此外，还存在其他方面的障碍。例如，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在其历史上，这个国家的大部分时间里，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是如何设计其军事力量和证明其军事力量的合理性的。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总统，没有与国家最高级别的文职军事领导人进行讨论和达成一致意见，为具体界定各军种的设计要求而确定比例、义务和标准，而是把这一任务留给了四个军种。 [ 译者注：按美国相关法律规定，美国的武装力量由陆军、海军、空军、陆战队以及国民警卫队等几部分组成，平时人们一般称为三个军种，陆战队在行政和预算开支等方面归属海军，但美国人有时喜欢把陆战队也作为一个独立的军种看，所以经常出现四个军种的说法。 ] 换句话说，各军种在确定总体部队结构中各自那一部分上拥有极大的自主权。
国防部长办公室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改变这种军种自主局面的努力一直没有取得多大成功，相反却受到各军种及它们在国会山和工业界中的盟友的强烈反对。因此，尽管国防部长办公室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界定联合作战概念上做出了努力，但是军种和军种部仍牢牢地掌握着确定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师、空军战术战斗机联队和海军航母战斗群未来样式的权力。这种体制并没有什么错误或有什么坏处。问题正如艾森豪威尔所指出量。然而，现在威胁已经扩散，而且从单独使用军事力量来解决或应对这个角度来看，确定威胁也要困难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或许需要评估任务和资源的新方法或可供选择的方法，当然也应该对这种方法进行检验。这证明是相当困难的。我们的观点是，在没有强有力的理由和激励因素的情况下，改变军种权力的这种历史、传统和现实将依然是一项令人望而却步的任务。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迅速制敌”对军种提出的挑战是，聚焦于应用“震慑与畏惧”来影响意志和看法的目标，努力形成新的能力。
与此同时，要做出类似的努力，以改革过去和现在一直被认为对维护我们的安全“至关重要”的“情报”机构。考虑到“信息战”的影响和“制战场感知权”的要求，情报今天比过去或许更为重要，而且肯定会发挥与先前不同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与情报的全面利用有关的关键问题反映出政府的跨机构程序内部存在的更为广泛的问题，迫使用户和客户向情报系统提出更多的要求。权力和职责呈分散状态，分布到多个机构和部门。例如，在情报程序中适当地分开或融合执法及其相关职能这个难题现在如同过去一样仍未解决，而且也许永远不会得到彻底解决。
按照我们在这个更为广泛的跨机构背景下对“情报”的界定，“情报”今天和将来都再也不能与军事行动保持分开或分割的状态。例如，对我们来说，再清楚不过的是，尤其在“情报”与“作战”之间甚至不能有薄膜般的分隔。战斗员必须拥有情报官的技能和意识，而情报官要了解战斗员的要求和需要，必须成为战斗员(并且当然必须像战斗员那样去思考)。此外，在“迅速制敌”理念中，“情报”的定义和作用变得特别广泛，其要求也特别高。
情报不只是简单地了解战场情况，知道我们的部队部署在哪里，知道敌人部署在哪里，以及知道敌人战斗序列中的哪些部队和能力与我们对垒。情报还必须包括对我们自己、我们的局限以及我们的强点拥有更全面的了解。在这些情况下怀有自负是不能容忍的，而且我们再也不能臆断，敌人会像我们一样思考和行动，或者受似乎较低水平技术的制约。
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形是有启发意义的。例如，当时美国的指挥官对敌方与其对应的指挥官有大量的了解。然而，如果有人要一位参加过越南战争、甚至海湾战争的具有高级职务的老战士说出敌方对等人物的名字，或者叙述敌高级指挥官的一些背景情况，答案很有可能是“我不知道…或“我为什么要知道？知不知道有什么两样？”在多数情况下，这样的情报要么已经存在，要么可以获得。
读者将会意识到，为了确保在军事以及战术和战略层面上成功地整合作战与情报，我们必须考虑解决与跨机构层面相同的问题。为了着手克服跨机构情报程序存在的一些不足，可能早该对《国家安全法》进行修改了——或许通过《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那样的由立法授权的改组来进行。然而，我们也认识到，在没有危机的情况下，这种变革未必能得到推行，因此解决情报与作战整合问题的办法开始必须在国防部内部寻求。
对军事能力以及相关系统，包括与情报相关的系统，进行改革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经验表明。军事力量几乎总是具有内在的灵活性，常常可以发挥各种战略作用，其中有些作用与其最初投入使用时所设想的根本不同。航空母舰和大型轰炸机就是例证。
这两种武器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是用来进行战术决战的，尽管某些目标、任务或战役具有“战略”价值。随着核与热核武器在20世纪50年代取得战略支配地位，以及在潜射弹道导弹出现之前，航空母舰和轰炸机拥有的灵活能力足以让其扮演核打击任务的主要角色。今天，随着热核战争威胁的远去，这些相同的系统虽然其中许多系统的服役年数要比其操纵人员的年龄大得多，还非常可靠地用于执行常规和非常规作战任务，而这些任务远远超出了20-30年前的大规模报复 [ 译者注：原文为massive relation，疑为massive retaliation的拼写错误，即“大规模报复”。 ] 和核战争的要求。
我们的观点是明确的。如果战略突然发生变化，现有的部队必须能够执行由此产生的新任务。我们的大型平台所具有的内在灵活性无疑能够发挥短期作用，或许也能发挥长期作用，尤其是在系统的现代化得以继续进行的情况下。但是，在一个新的时代，基本平台的那种我们曾习以为常的内在灵活性也许不适用，特别是如果无人操纵或遥控的新系统确实能够实际发挥作用并担负新的任务。然而，就我们目前的运作程序来说，将新型或替换系统投入使用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而且目前从概念开发到实际部署的采办周期要以数十年来计算。
这就把我们引向了最后一种制约和障碍：在未来能力的采办和试验方面存在的制约和障碍。我们必须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当前管制过多、行动速度极慢的国防采购程序如何能够应对充满活力和快速变化的私营企业。正是从私营企业中我们才有可能得到许多新的能力，特别是“信息”和电子领域的新能力。在这一领域里，竞争正迫使研究与发展周期从几年压缩到几个月，但对产品的改进确是数量级的，而且这些产品比其淘汰的产品也便宜得多。问题是，国防采办程序能不能呼应私营企业发展的方向；如果能，那么这种呼应是否具有成本效益，是否负担得起。
新系统的试验也面临相同的制约和障碍。为了取得有效的结果，试验必须有足够高的要求，甚至达到使系统崩溃的程度。这意味着，“失败”必须成为试验程序的一部分。而我们当前的试验程序已经与“没有错误”的心态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作为抵御这些年来变得铺天盖地的猛烈的公众和政治批评的自卫机制。把失败的观念引入这样一种试验程序难度将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