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数·第十

作者：韦恩·休斯·美

出自————《舰队战术与海岸战斗》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帝俄海军中将马卡洛夫(Vice Admiral Makarov)在其「海军战术问题讨论」(Discussion of Quesfions in Naval Tactics)一书中提及拿破仑于1812年对俄国驻法大使所说的一段话：「你们因为读了约米尼的著述就自认为懂得作战，若作战可从著述习得，我怎会允许出版呢？」

　　的确，若理论能赢得战争，必将成为国家机密，但实情不然，理论不会赢得战争，因为理论未能预见决定战术与战果之变数。理论所见系趋势与不变之原则；而非战前无以预知却决定战术之各种因素，包括确切时间、地点与政策等，凡此种种皆因作战、地区与季节之不同而有变化。实际作战时，理论家对指挥官的帮助有限。战术各种可能性皆无法自理论或历史经验习得。

　　如一切仅止于此，则本章无存在之必要。如就影响作战的因素而言，理论的影响最为广泛而深远，其次为指挥官平时之职责。战时指挥官之首要考量为任务，平时则为战备整备。但任务为何？当今美海军之可能任务如就规模与行动地区而言，不知凡几。

　　承平时期之指挥官系战时作战人员之专业先导。莫非特(William Moffett)-里维斯(Joseph Reeves)、普拉特(William Pratt)在战备整备上居功厥伟，极受海军敬重，但渠等从未实际领导部队参战。其他还包括负责视察、文书作业、舰艇维护之人员。机器运作、补给与人员留营等在战时是战力与情报之指标，但在平时却被误认为重要事务，使指挥官在忘了平时首要之务系更新准则与训练。

　　战时某些变数可立即得知：国家目标与军事战略、战区与部队选择。海军系依据其架构、限制因素与准则来评估如何作战。吾人训练之部队如在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作战，开战后再调整装备与准则恐为时已晚。由于海军长久以来习于运用小单位部署于全球各地防范或抑制战争，如以大量军舰编成舰队进行协同作战恐有困难。舰队系依训练方式而战，美海军如无大舰队作战之经验，未来仅能以战斗群的方式作战。

　　战事接近时，愈来愈多的变数会趋于明朗，包括任务与战斗序列。但战术指挥官仍仅能以手边资源运作，渠或许可以进行少量训练，依据所处环境调整准则，将其信念灌输所属，惟须有充裕时间。如辖下舰长或单位调动皆会成为指挥官的问题，部队可能会如所罗门海战时之舰队般有勇无谋。舰队作战以两大因素为基石：舰队准则与作战舰队本身之稳定性。两者缺一则如巧妇无米，即令纳尔逊将军亦难以为炊。

　　最后一项影响因素为前一场战役之效应。战争之第一场战役如同足球赛，开赛前双方勤训苦练，只差实战；或如棋士，只与电脑辅奕，不到开战永远不知状况如何。而领导者、人员以及武器能力亦须届时方能展现。至于指挥官之战术选择，无论是实际或欺敌作为，复杂或简单，管制严密或松懈，皆有赖作战的最后一道神秘面纱揭开，暴露所有变数方能决定。吾人须特别注意自恃甚高，认为能在开战之前即制定战术之指挥官，渠永远无法取得足够资讯，制定完善战术决策。周延理论、平时准备、战时经验，以及指挥官之战术计画等因素齐备后，方可能赢得胜利。

　　任务与部队

　　作战逼近时，两项要素成为重心：任务与参战部队。任务与部队之关系和手套与手的关系一般，须密切契合；美海军多年前发明「特遣部队」以统合两者是了不起的创新：以适切兵力的部队来执行指定任务。本章结尾将进一步探讨此概念。

　　有关指挥官作战计画之各项事务皆源自任务，故优先讨论此要素。

　　任务：结合战略

　　任务之内涵包括任何影响战术之地理、海洋与其他物理知识，这些因素吾人皆知，但未必详尽。任务系由上级下达，指挥官须遵照执行。任务下达后需要部队执行，但有时候任务系针对既有之部队量身订作。

　　战略决定作战所需兵力与目标，但不代表战略主导战术。笔者并不赞同战略与战术间为主从关系，反倒认同克劳塞维茨所言：「一切皆取决于战术结果……。这也是何以吾人认为战略规画植基于战术作为上——此为决策之基石。除非吾人无视作战结果……即可仰赖各种战略之结合，寄望达成目标。」 [ 原注：Clausewitz，p.386 ] 完善之战略有赖吾人对部队与战术的充分了解，方能评估胜算如何。因此在海军战院，事先未详细研究战略之基础——兵力与战术，而欲研究战略并提出战略计画是行不通的。战略和战术的关系与猎人和猎犬一般，猎人如欲猎狐狸，却养了一只猎鸟犬，怎能猎得狐狸？

　　然战术目标仍旧是高层依据战略构想而决定。如笔者所言，海战系达成陆地目标之支援作为。就理论言之，舰队之作战目标系于决战中摧毁敌舰队，海军战略基本要义所提之原因如下：摧毁敌舰队将使敌门户大开。事实上，除非双方决定决战，否则海上大型作战鲜少发生。克劳塞维茨所言之战争此处亦适用于海上决战：战争之开启并非源于侵略者，而是防御者。因侵略者之目标在于占有，而非作战本身。 [ 原注：同上，p.377 ] 海军史上一方避免决战之情形屡见不鲜，这也说明何以海战并不常发生。

　　历史上曾有许多军舰留驻港内，作为「存在舰队」(fleet in being)之用，其目的在于避免被击败后，却未对敌舰队造成损害，使敌在赢得胜利后还有机可乘。现代海军武器的效能显示，存在舰队并不易维持，但在传统战争中仍可发挥若干功效。

　　如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章节所述，劣势部队唯有在敌军处于不利情势时方能与之作战。海军作战之目标不外制海与武力投射。制海旨在防卫海上交通线，但其具体作为通常是摧毁具有威胁性之敌军。武力投射旨在运用制海权，进行对岸攻击或两栖登陆行动。完美之武力投射有赖部队安全运载、兵力适时增员，以及地面行动能获得再补给，然实际情形并非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负责防御滩头堡或增援其他部队之指挥官因任务目标繁多而不知所措。史普鲁恩斯在马里亚纳群岛战役中执行任务——防卫滩头堡，却因此遭人非议。海尔赛亦坚守任务，摧毁敌舰队，却使麦克阿瑟部队在雷伊泰(Lyete)海滩勉强逃过溃败之途。在所罗门海战中，舰队往往因从事与陆战有关之任务而受挫。敌军可能利用优势兵力任务负荷过度的问题，故战略阶层人员不可使战术人员负荷过度。

　　单靠战略并非常能达成目标，因此吾人可以理解何以须使敌人投入决战，以「投射行动」使其产生威胁感。由于现代武器射程远，因此大型武力投射行动益将加重指挥官之负担。战术指挥官须谨记下列两项任务中何者为重：摧毁海上敌军，或保护与岸上有关之行动。吾人从太平洋战争中发现美、日海军思维上的不同。日本海军首要之务为争取制海权，故摧毁敌舰为其主要目标。美海军虽深知摧毁敌舰为首要目标，却仍固执地防卫滩头堡，甚而因此付出惨痛代价。美军认为确保武力投射行动之遂行系明智选择，实情则不然。如非美海军拥有雷达、解码技术与造舰优势，日本海军恐不会惨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诸多事例显示，即令无制海权，亦可遂行武力投射。盟军到了1943年5月方有因应德国U型潜舰威胁之道，但仍在1942年11月成功登陆北非。在苏燊士运河战役时，德军将领隆美尔在未能降低马尔他或英国潜舰威胁的情形下，仍几近达成任务。英国海军支援希腊与埃及时，严密掌控制海权；德军却在毫无制海权的情况下占领挪威，英国海军部大感震惊，而首相丘吉尔为此愤怒不已。德军从空中占领克里特岛(Crete)，付出惨痛代价，此后不再实施此类行动，但任务顺利达成，而英国战舰因此役折损严重。然此种情形仅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汉尼拔(Hannibal; [ 译注：纪元前247-183，迦太基统帅 ] )时代到对马海峡战役 [ 译注：1905年，日本击败俄国舰队 ] 期间，任何海外陆地作战之遂行皆有赖制海权。成功之海外行动取决于海洋上作业之能力。从海上发动空中攻击、两栖作战，以及支援岸上部队等，皆有赖运用海洋，而上述任务由于具有两项主要目标(制海与任务本身)，使得指挥官面临严峻考验。现代美海军强调在安全水域实施精准打击，这种做法实际上有两项谬误。第一，以大量战机或飞弹对陆攻击的想法与「空权致胜论」(victory through air power)无异。空中攻击有其必要，但决不足以达成国家军事目标。1999年春季北约海军与空军战略轰炸仅获致些许成功，此事足以说明空优有其局限性。这些行动或许对塞尔维亚之固执冥顽作了惩罚，却无法防止其部队在科索伏省的残暴行动，而这才是北约空袭所欲达成之目标。第二，如无能力于敌沿岸执行任务，就无法称为完整之舰队；如无能力将部队与物资送送达岸上，同时阻绝敌军于吾人使用之水域外，亦不足以称为舰队。

　　战争强度

　　另一项与任务有关却无法于事前解决之变数为战争规模，亦称战争强度。强度最小者为影响国家利益且须加以处理之危机，最大者为核战，两者之间则有各种层次不一之区域战争。

　　五十年来，危机处理已成为美海军之例行任务。部份危机能成功地予以吓阻(因此不受重视)，其余则爆发短暂作战，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任何国家能成功打击公海上之美海军。美海军在危机处理上极具成效。

　　高强度的危机系传统武器战争。越战并不算是个最佳例子，越战也可归类于危机处理强度最强者。除东京湾事件外，所有海军行动——空中攻击、舰炮支援、封锁，以及南越军的河流作战，皆旨在支援地面作战。由于北越在海上不构成任何威胁，美海军轻而易举地取得制海权，运载作业亦能顺利执行。然美海军如认为目前仍能在安全水域毫发无伤地与他国作战，实为一大谬误。

　　美国在核战思维上仅限于吓阻，然只强调吓阻却对发展相关战术、指挥管制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之因应系统无积极性作为，并不切实际。美国经历的大规模毁灭战是南北战争。历史上全面战争较佳的例子非布匿克战争(Punic Wars; [ 译注：古罗马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的战争，计三次：264-241BC，218-21OBC，149-146BC ] )莫属，迦太基最后灭亡。俄国经历较多大规模毁灭性战争，故其在如何从事与渡过核战的计画上较美国实际。

　　核战尚未发生时，如何避免其他战争？历史显示，吓阻系各阶层部队作战时之任务之一。考量海军各类功能(陆战队系海军重要组成)之正确之道，系就危机至全面战争，了解吓阻与作战之关系。偶有人提及，吓阻并非任务。这是提醒吾人，如无作战之能力与意志，吓阻不过是空泛之谈。1983年黎巴嫩之陆战队，以及1993年索马利亚之陆军，皆不过虚张声势，一旦奉召执行任务，即溃不成军。意欲将海军部队派遣至开阔地区之人士应多加考量，表象所隐藏的意涵为何。意志与鲜血之考验偶而仍会爆发。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于1787年时说过：「自由偶而需要爱国之士与独裁暴君鲜血的浇灌，这就是它天然的肥料。」

　　吾人只须瞧瞧美海军平时作业任务之密集，却又试图维持特遣部队训练而引起之严重后果，即可了解，吓阻之任务繁重，且将影响战术之发展。就笔者所知，1990年代美海军执行危机处理任务之频率无与伦比。海军官兵对此情形深知肚明，但有些人士却认为，冷战结束反而减少参与此类任务之程度，下列统计数字应足以使渠等了解实情。就欧洲与中央司令部责任区而言，1970至1990年海军参与之危机处理任务平均为每年2.9次。1990至1996平均为5.0次。(总计这27年内共有91次危机事件，平均每年为3.4次)。但在同时，海军舰队规模缩减40%。更严重的是，危机持续时间逐渐增长，1989年平均时间为一个月，但到了1990年已长达一年。 [ 原注：Taken from an analyses in Crisis Response: Analysis of Historic Data,Decemberl997,by C.B. Barfoot，the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representative on the CINCUSNAVEUR London Staff. ]

　　屋舍着火时，消防队能在火势扩散前予以扑灭就算有效达成任务，渠等并不需要扑灭整个芝加哥市的大火来证明自己能成功灭火。海军大部分舰队部署之目的系解除世界各地的各种危机。海军与陆战队因此在任务、战术、训练与部署上面临诸多挑战。海军之吓阻须全面发挥效力，如若不然则应采取行动，于冲突未起之时消弭于无形，而在其他方面继续发挥吓阻能力。从未有任何海军承担如此繁重且定义模糊之任务。

　　责任繁多和任务模糊与指挥管制有关。如欲制订完善之指挥管制计画，须先了解各种阶层作战之特性。美军指挥管制计画大多着重于第一阶层的作战——危机或冲突，此类行动目的旨在以适当之政治或战略方式发挥抑制危机之效果。海军在此一阶段须严格遵守接战规定。面临敌可能采突袭行动时，最大的问题为实施兵力展示。危机处理时，兵力展示系有利条件，但在战斗时却是不利条件。

　　美国面临危机时，系由国家指挥当局(National Command Authority)管制，而战术命令实际上是由华府直接下达，正规指挥体系往往被回避，因而不了解情势。为强化事件管制，国家指挥当局建立全球通信指挥管制系统，可直接与基层单位构联。

　　国际冲突中有一项真理，如欲胜利，须在政治与军事两方面皆具优势。在大型战争中。政治事务扮演次要角色：世界舆论与国际法此时毫无作用，甚而被嗤之以鼻。在危机阶段，军事与政治考量之重要性无分轩轻；部队行动受限系当然之事。军事人员考量战术时，将执行任务时部队伤亡降至最低视为首要之务；政治人物则考量，将部队投入战斗或实施威胁后，将获致何种政治目标。因此军事与政治目标相互冲突。处理危机或冲突之战术指挥官难逃军事与政治目标之纠葛，治国之务限制了指挥官的军事长才。

　　尽管危机现场之官兵对于华府直接管制感到不满，然过去50年来都是如此，未来亦将如此。政府高层直接对战术指挥官下达行动细节命令，甚至包括射击，原因在于诸多政治考量。故有必要制定指挥管制准则。准则内涵应包括：(一)制定权宜措施，使国家指挥当局对危机现场制定计画与指导行动时能有统一论调； [ 原注：国家指挥当局好比希腊神话的九头蛇，命令往往前后不一。如联合国负责指挥时，情况更益形复杂。 ] (二)命令下达现场指挥官时，应通知原属指挥体系；(三)指派部队、增援及后勤支援任务时，须向执行部队直属指挥官适切说明内容；(四)为防危机处理失败或冲突升高，必要时须迅速将指挥权交由原指挥体系。

　　如能遵循上述规范，国家指挥当局直接下达行动细节明令并无不可。如能符合下列两项标准，高层指挥将发挥相当效能。第一，不可过度输越指挥权。战斗须因时因地制宜，指挥官方能指挥部属。第二，相关且适时之战术情报须随手可得。现代侦搜与通信系统性能优异，指挥官在远离战场之指挥所内所获情报与现场指挥官并无二致，甚而更多。然过去经验显示，指挥官在指挥所内容易高估战场状况之品质与适时性；然现场指挥官亦容易低估其战术决心对战略与政治之影响。

　　危机如升高为区域战争会出现一种危险情形——与下属指挥官之通信产生问题，从而影响国家指挥当局管制之范围，而作战步调快速推移时，现场指挥官须获授权，主动创机造势。故相关指挥管制上须对此予以规范。国家指挥当局或许不了解权责下授之必要性，越战即为一例，当时有太多命令并非现场指挥官所下达者。然更危险的是，战术指挥官们一再被灌输须等待命令，故需要主动行动时，反而按兵不动。对区域战争而言，即令通信不良，或战争迷雾弥漫时，作战步调与时机仍是一切的重心。

　　无论是核生化或传统长程飞弹加入战局时，情况益加紊乱。坚实之防御需完善计画、适当设施及适切准则，俾利指挥管制系统遭摧毁后能迅速恢复。陆上之地区司令部容易成为攻击、干扰与摧毁之目标，故吾人如认为总统与联参首长皆能避过洲际飞弹攻击，实为不智。因此吾人需事先规划，俾利部队掌握主动。另外一项防御上之错误为，所有监侦处理作业均于陆地实施。评多人认为，监侦情报应先由岸置单位如珍珠港先行处理后，再以几近即时之速度传送至战术指挥官。殊不知岸基单位在区域战争中或能免于攻击，但在全面战争时将难逃一劫，故海上机动载站台较为可行。空中指挥所亦能躲过攻击，然每隔数小时即须后勤补给。水上飞机指挥所——可停泊海上之飞机，遇袭时能快速移动——具备高存活力与长时独立作业之特性。

　　劣势海军之任务与战略

　　理论家在思考海战时，倾向于就两个强大海军对峙的角度出发。大陆国家之政策亦值得予以检视，原因在于这些政策势将影响陆上与海上之战术。十八世纪时，习于荷兰侵略性作为之英国海军，决定效法荷兰之战术，向法国挑衅。然英军之战术并不适合无意作战之法国，故未能奏效。法国决定不派遣舰队与英军决战。英国对法国之政策嗤之以鼻，认为这是法国海军处于劣势的借口。然法国的想法无误——海军最终目标系在达成陆地上之目标——且其战略相当周延。

　　由于政策之故而使海军处于劣势时，切勿指望透过舰队执行防御，此举必定失败。劣势海军有何方案可选择？

　　第一、维持现有舰队，德国在口德兰海战后对公海舰队即采取此一方式，而法国帆船舰队亦然。然海军如采消极态度，能力将逐渐式微，时间一久，优势海军将发挥其制海权，冒险采取积极作为。

　　第二、削弱敌战力，俾于决战时使双方实力均等。此为公海舰队在口德兰海战时之目标，日本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之训练目标亦然。公海舰队系采欺敌作为，迫使英军亦以分遣队作战，从而取得优势。日本海军平时发展之战术适用于劣势兵力，但由于习惯使然，日军在居于优势时，却仍运用劣势兵力战术。

　　第三、当双方兵力比使劣势舰队有机可乘时，应掌握敌人当时弱点予以扩大，俾取得制海权。劣势海军切不可以敌军能力为行动基准，但务须判断敌意图，并据此承担适当风险，采取行动。无疑地，尼米兹在中途岛海战前，面临美海军舰艇数量少于日军的形势时，心中即有此盘算。渠下令佛莱契尔(FIetcher)与史普鲁恩斯(Spruance)，务须精算风险后，方可作战。 [ 原注：在一份补充作战命令之特别信函中尼米兹写道：「执行任务时，渠等务须仔细评估风险，如面对敌优势兵力，却无甚把握能对敌造成严重损害时，应避免暴露自身部队所在。」(S. E. Morison，vol.4，p.84)。 ] 劣势海军应着重优势侦搜作为。尼米兹与弗来契和史普鲁恩斯之作战计画皆以破码所获情报为基础。劣势兵力须结合主动与奇袭，克服自身限制因素，方能有效地先发攻击。

　　第四、建立局部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在波罗的海，意大利海军与空军在地中海皆运用此作为。

　　第五、阻止海域为敌所用。此一作为之目的在于产生庞大之无人地带。大陆国家根本不需要透过制海达成其陆上作战之目标，阻止敌人接近其海岸即足以达到相同目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U型潜舰攻击英国航运系典型之此类作为。英国透过水下、水面与空中行动箝制隆美尔的海上交通线亦为一例。以空中或潜舰攻击俾扩大海上敌人无法活动水域，系苏联对抗北约与美国海军之中心战略。

　　阻止海域为敌所用即使无法赢得战争，仍可发挥相当功能，有利战事之进行。U型潜舰即为成功例子，起码盟军为了因应潜舰威胁，付出相当成本。神风特攻队并无法使日军重掌制海权，却能瘫痪或迟滞美海军，防卫日本本土。许多国家之滨海防御对公海上之舰队不构成威胁，然在国家存亡之秋，仍可进行惩罚性攻击，对象甚至可包括美国舰队。

　　另一项方案系大陆国家可透过陆上行动达成海上目标，此项方案可能遭马汉学派之鄙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一派学者认为英国须避免将大部队投入欧洲。英国军队之功能应是保护世界各地之殖民地与贸易，其政策在于维持欧洲大陆军力平衡。包括陆军上将海格(Douglas Haig)在内的另一派理论是，战争时英国如作壁上观，将使欧洲大陆沦于德国手中。此派理论认为，敌人掌控欧洲大陆虽不会造成英国沦陷，但对英国而言并无益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陆军看法获得采纳，英国远征军急速前往比利时，却遭逢严重损失。

　　海上战略派因此感到其见地已被证明，且当时英国社会大声呼吁，勿再将子弟送入壕沟中。尽管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更大规模的部队远征欧洲大陆。1940年春季，德军发起闪电战，攻陷比利时、荷兰与法国，英军能从敦克尔克(Dunkirk)顺利撤军实为奇迹。吾人无须探讨当时环境是否需要英国投入地面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海上战略产生何种不同效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因英国之助得以撑过德军攻击，德军只得将其舰队与U型潜舰部署于北非基地。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被攻陷，U型潜舰以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为基地；而希特勒如运用法国机场发动空中攻击，将可摧毁盟军海运。法国沦陷使得英海军作战极为困难。此例证明，陆上行动大幅改变了英国海洋战略，甚至几近将其改写。贝肯公爵(Sir Francis Bacon; [ 译注：1561-1626，英国哲学家与政治家 ] )有句互古名言：「掌握制海权者……在战争中可随心所欲控制战果之大小。」然克劳塞维茨提到，战争中无所获者，将予敌人可乘之机。海上行动之影响力与陆地相较，速度较慢且不够直接，而且容易受到陆地情势之影响。海军对此点颇不认同。

　　战术任务有三项要素。第一、任务目标诚然会随着行动时间的接近愈益明朗，然作战整备却会使指挥官在战术选择上有所限制。第二、整备作业会受到吾人平时所预期之任务影响。第三、海军战术指挥官应注意海上兵力与地面情势之互动，理由有三。第一项纯属战术范畴：未来双边之互动势将更多；第二则有关潜在敌人之本质：其舰队、组织架构与军事哲学可能以陆地为导向，对吾人而言则相当陌生。第三，由于马汉之故，吾人习于将注意力着重于大型海战。无论有无作战，维持海上安全是庞大且复杂之使命。支援陆地作战亦是一项重责大任，故吾人须注意邻近滨海水域之管制与运用。本书在探讨战术时，多集中于为人忽视之部份，未将大型作战视为舰队的唯一目标。无论优势或劣势舰队，皆还有其他重要任务与使命。

　　兵力

　　为利执行任务，须赋予指挥官部队。木匠在制作猫笼时需要锤子与钉子，渠能评估需要何种工具；然战术指挥官并无法确定其敌人是只驯猫抑或猛虎。格瑞纳达行动时，美军低估敌军能力，幸而麦特卡夫中将(Vice Admiral Metcalf)适时获得增援，方能遂行任务。如第六章所言，战略侦搜的目的之一为了解敌军。高司单位指挥官依据相关情报判断为基础，在可容许的误差范围内赋予下属指挥官适当兵力。

　　战略指挥官如能像格瑞纳达行动一样拥有充分部队，则时间与时机为其计算之主导因素。部队愈多，集结或部署所需之时间更长，而时间对战略与战术人员同等重要。格瑞纳达行动时。时间攸关一切，因为伞兵与陆战队登陆后，麦特卡夫方发现更多占巴军队抵达并构筑防御工事。战术指挥官衡量状况时，可从拥有兵力判断与敌人作战时，能发挥多少效果；或者能承担多少上级期望之风险。

　　吾人可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兵力与任务之关系，亦即战略指挥官依据现有兵力调整任务，此举有利作战时维持统一步调，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第三与第五舰队训练精良，战术适切统合。早期反潜机舰护航时，完成攻击某潜舰后，继续搜寻下一目标时，仍能保持行动一致。陆战队之地面、空中与海上兵力须持续统一行动，方能有效实施两栖攻击。上述所提皆以时间而非兵力规模为作战计画之参数。指挥官任务遂行之成果系依据执行任务之速度评估。

　　兵力对比

　　战术行动之效果在于详细评估敌我双方之兵力，且战斗序列中未必包含所有必要兵力。「兵力对比」一词相当简洁，意义明确，吾人怀疑此一辞汇出现前，军人如何传达此概念。孙子以下所言可表达其意：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

　　孙子所言之量值得吾人深思。苏联制定之准则旨在发生冲突时，能结合兵力对比与方式之一切数量因素，包括时间与空间之优势与劣势。
以下所述系指挥官衡量之相对因素。

　　领导统御

　　少有理论提到指挥官作战时应如何发挥领导统御能力。人人皆认同卡莱尔(Thomas Carlyle; [ 译注：1795-1881，苏格兰散文作家与历史学家 ] )所言：「人类成就之历史实际上就是伟人的历史。」，而欧威尔(Goerge Orwell; [ 译注：1903-1950，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着有「动物农庄」与「一九八四」 ] )所言，领导者之职责系执行众人期望之事——亦即取悦群众，则并未被人接受。

　　兵力对比包括领导统御之比较。历史上诸多事例证明，了解敌军指挥官习惯极具价值。由于英军了解维尔纳夫(Villeneuve; [ 译注：1763-1806，法国海军上将 ] )之习惯，而法军深知勒伊特(Ruyter;译按：1607-1676，荷兰海军上将)之习性后，改采不同战术。日军可利用史普鲁恩斯的保守个性，使其坚守滩头堡。然而海战与地面战不同，战时了解敌指挥官习性之机率较低。蒙哥马利、艾森豪、隆美尔、巴顿将军等仁知名度高，敌军对渠等之风格了然于胸。多年来海军官员除少数杰出将领外少有机会公开展现其个性，包括纳尔逊、杰维斯(Jervis)、海尔赛，以及互为宿敌分属英国之修斯(Hughes)与法国之萨弗兰(Suffren)，两人自1782至1783年于印度洋计交手五次。

　　作战时领导者对领导统御之衡量须以客观为基础。威灵顿公爵(Duke Wellington)的确了解，只要拿破仑出现在战场上，就相当于一支4,000人部队；然威灵顿如能以客观角度观察拿破仑行事风格，就会了解拿破仑一定会在布鲁歇尔元帅(Marshal Blucher; [ 译注：1742-1819 ] )带领增援部队抵达前发动攻击，那么滑铁卢战役时，威灵顿可能会采取守势作为。

　　除兵力数量与侦搜作为，还有一项因素决定作战成功与否，亦即指挥官本身的个性与威望，这方面是指挥官判断力最差的地方。所有优秀指挥官皆具备优异能力，但不幸的是，大部分能力平庸之指挥官亦自认为如此。这方面笔者仅有一项建议：指挥官未历经战事考验前，须假设自己能力平庸，切勿自认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在战场上，卓越的声望，其价值大于优异的能力，而不良名声却可能抹煞能力。这也是何以拿破仑总是需要运气好的将军。战术上全然依赖指挥官处处优于一流敌军，包括计画、才智与指挥舰队运动，将注定面临失败的命运。

　　训练与士气

　　亚里斯多德提到：「吾人藉由学习了解如何做事。」训练不是目标，而是有效作战之开端。橄榄球场上的包围与擒抱技巧之纯熟有赖平日勤训苦练与实际经验的累积，作战训练亦然。而士气无论在球场或战场的重要性都不可小觑。

　　理论上，训练须到战时方能验证其成效。指挥官如过度夸耀个人能力，反而容易低估敌我相对战备程度。杜威(George Dewey)与桑普森(William Sampson)上将在美西战争时以性能不佳之舰炮仍能赢得胜利。当时渠等有感于西班牙舰队战备程度不足，故采取快速决定性之行动。

　　所罗门海战时的美国舰队仓促成军，然并非所有问题皆肇因于此。事实上，日本骁勇善战的田中赖藏(Raizo Tanaka)亦面临相同问题，他对仓促成立的杂牌军颇有微辞。此言并非意味吾人可容忍杂乱无章，而是须对敌我训练与士气加以比较。

　　硬体

　　双方真正之战斗序列须考量装备妥善率。就军舰而言，即使装备损坏，仍须运用剩余装备继续作战。美舰休斯顿号(USS Houston)作战时，三门炮中往往有一门失效。推进系统更是有趣的例子。当舰队需要集中兵力时，如有一艘军舰推进系统运作不良，整个舰队将因此而放慢速度，除非放弃该舰。日俄对马海峡战役时，俄军远从波罗的海航行18,000哩至对马海峡，日军则守株待兔地享有速度优势。如今舰队部署之范围极为广阔，因此当一或二艘军舰推进系统出问题时，对整个舰队会产生何种效应实难以估计。

　　开战前夕，指挥官对本身舰队之数量、品质及组成兵力容易进行质的评估，对敌之评估则相当困难。评估对方侦搜系统亦不容易，原因在于情报来源有许多管道，有些系统双方指挥官皆未具备，而且感测系统之使用还得视战事开展之情形而定，而电子辐射亦在考量之列。

　　持续战力

　　作战持续力取决于战场部队之油弹存量。持续战力会影响战术与战略。杜威因误信弹药即将用罄的错误报告，而中止马尼拉湾(Manaila Bay)的行动。海军1960年代的一项研究指出，横越大西洋的反潜护卫船团容易因假目标而用尽鱼雷。后来英国海军在福克兰战役中，对阿根廷仅有一艘可作战之潜舰发射了数以百计的鱼雷即为明证。是项报告提出后，美海军军舰之鱼雷舱容量加大了三倍。当武器即将用罄时，例如飞弹，战术将会受到影响。

　　一九七三年的十月战争时，埃及海军之飞弹射程几为以色列的两倍，但以色列能诱使埃及海军用尽飞弹而毫无效果，继而逼近击沉埃及军舰。美海军似乎在重新检视军舰防御性与攻击性武器之配备比率。但是军舰的战力是有其限度的。弹药舱甲板不易防御飞弹攻击，而任何人不会置弹药补给舰于险境。飞弹本身造价昂贵，不允许让其大量地与军舰同沉大海。美海军研究院某学官在研究防空飞弹系统与点防御系统之恰当比例时意外发现，将美国与俄国战舰仔细研究，军舰预期作战寿期(就空中来袭之飞弹数量而言)与受创无法作战后所剩余之防空飞弹数量有关。该项研究结果被列为机密，但这项研究显示，参谋在评估舰队持续作战能力时，应就飞弹数量与部队预期作战寿期加以考量，后者一定会有所损失。

　　计画作战时务须衡量油料储量。1942年8月东所罗门海战提醒吾人，如忽略油料问题，将会产生何种严重后果。佛莱契尔麾下三艘航空母舰实际仅有二艘投入作战，另一艘黄蜂号(Wasp)须往南补充油料。该舰不仅未参与作战，反而被潜舰击沉。比较兵力的能力如未尽熟练，战术持续力反容易被忽略，从而造成严重问题。了解敌人持续战力缺陷何在有助吾人取得战术优势，对马海峡战役时，日军将领洞悉俄军弱点而赢得胜利。

　　恢复能力

　　指挥官进行计画作为时，应考量机动支援舰、舰队修复设施，以及船厂是否易于运用。战术考量因素须包括，在攻击后能恢复作战能力。准则中应包括遭袭后如何实施战损评估，以及简单明了之清点作业；而部队重新会合整补计画须因时地制宜。而如何运用敌人遭袭后之紊乱状态亦为战术考量因素。恢复能力之阻碍在于草率行事。

　　航空母舰受损以及空中行动暂停系预料中事，因此须时时准备快速修复飞行甲板并恢复攻击行动。如何在恢复期间保持存活之相关计画应列于作战命令中，其对象除航空母舰外尚包括任何受损之重要军舰，例如神盾巡洋舰、旗舰以及快速支援舰。这类特定而重要之战术变数应审慎加以思量，并于事前传达各部队，避免战事开打时已无暇因应。战损因应作为之最坏计画时机为事情发生后。

　　战术环境

　　气象、海洋、滨海陆地，以及滨海水域中之水雷、飞弹与潜舰可发挥奇袭效果等因素，皆会影响执行任务时运用之战术。笔者不确定是否已对滨海作战提供充分讨论，原因在于滨海作战在今日相当受嘱目，影响战术计画甚巨。海岸线、岛屿、小湾、浅滩、沿海空中与水面交通、密集之商用电子辐射、渔船、雾等皆对当地战术产生影响。本书提过，海战与陆战之差异在于地理对海战影响较小。然愈接近陆地，地面之影响愈大。因此战术环境将影响作战规画。大趋势与不变原则之理论在实际作为上功能有限。前美海军军令部长海华德(Thomas Hayward)说过：「不同水域需要不同战术。」

　　上述因素整合之结果

　　领导统御加上训练等于战力。持续战力加上恢复力等于战斗支援。即使将侦搜与通信系统纳入战斗序列，硬体之意涵仍较广泛，因硬体评估旨在平衡兵力与任务，同时评估装备之妥善率。

　　指挥官可依据部队攻击或防御之潜力，将领导统御、训练、硬体、持续战力、恢复力等因素加以整合运用。参谋亦可将所有项目予以排列，以各种便利方式标示各单位战备程度，或者列出反潜、防空、反水面与打击战力之水平。上述部队战力参数之计算包含敌我双方，或显或隐地衡量敌我实力，俾就任务提出详尽评估。战术环境系由敌我双方共享，但对双方之影响未必相同。战机分为昼间与全天候，作战行动时有搜索者与躲避者(声纳环境对猎潜舰与潜舰影响甚巨)。最佳之程序莫过于针对领导统御、训练、硬体、持续战力、恢复力等订出数值(数字或符号)，继而依据环境影响因素予以增减，最后比对双方兵力。

　　面对敌军时，质的评估与量的了解对战术的影响无分轩轾。纳尔逊从不在意其舰队会面对多少法国与西班牙战舰。由于在帆船时代，海战系以舰对舰的方式进行，纳尔逊之战术计画皆以其舰队拥有质的优势为基础。在所罗门之役时，美军较善于评估于何时何地进行夜战，但实际作战之效能较差。而日军在所罗门海战中战术似乎无懈可击，适合奇袭与各种不确定状况；而美军之战术起码在开战之初不若日军。

　　兵力比对须依据任务而定，并依战术计画执行。敌友军之关系将影响状况评估与行动计画，故行动计画须绵密周延 ，并预留空间因应突发状况。纳尔逊、杰立可、与勃克等例子显示，完善计画看似简单，实际上需缜密思维，将不必要之因素去除后，制定成统一可行之计画。其内涵须包括适时修订计画，但临时之修订对舰队行动会产生若干阻力，并且可能造成紊乱之状况，故尽可能避免在行动时修正计画。

　　决策辅助系统有助作战计画与执行，某些系统仅显示部队之位置与状态，有些系统则可协助部队部署以及计划侦搜作业，另外还有些系统利于适时行动。桌上型电脑对决策亦有极大助益，这个世界正历经资讯处理革命，处于这波电脑革命潮流的海军亦须迎头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