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趋势·第七

作者：韦恩·休斯·美

出自————《舰队战术与海岸战斗》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论战争原则

　　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诸多著称的名言中有这么一句话：「战术架构往往因时而制宜，但战略的基础却如扎根于罄石之上，迄今屹立不摇。」马汉认为，与战术原则相较，战略原则较易由历史习得，因前者系「以人类制造之武器为工具，推动战术之变革与进步。」 [ 原注：Mahan，pp.8，88-89. ]

　　无论前述是否为真，军事原则——马汉或其他学者之理论——与衍生之行动间存有明显区别。包括战术原则研究在内，战术之变革并非意味战略原则恒久不变，设若真有战略原则。战略与战术皆受到「人类制造之武器」所影响。马汉未能预见未来武器如何影响战略或许情可原，但事实上渠在著述之时武器的改变已影响了战略。当军舰的动力由风帆转型为蒸汽时，所有之封锁战略作为即已改变。帆船部署时间可长达数月，汽船续航力低、极度依赖加煤站，而争夺加煤站一事，本身即对战略产生深远影响。

　　智慧架构包括了认识论学者(epistemologist)认为存在却无法确定之「真理」(Truth)，吾人用以诠释真理之「原则」，以原则为基础统合行动之计画——「政策与准则」，以及政策与准则指导之个别行动——「战略与战术决心」。每一个环节皆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错误。马汉以自己所秉持的原则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作出偏狭的战略预判，此点说明任何事情皆可能发生错误。

　　陆军对原则之研究向来较海军积极，马汉对此感到难过，但这种情形迄今并未改善多少。军事史学者引用战争原则时，皆避免将战略与战术原则(以及相关后勤)分别处理。渠等寻找真理的努力累积了许多著作，在兰德斯门上校(Captain S. D. Landersman)一份未出刊的报告中列出23项作战原则，部份为海军军官的创见。 [ 原注：所列项目见附录二。 ]

　　有原则必有例外，战争原则之例外情形至关紧要。李德·哈特(Liddel Hart [ 译注：1985-1970，英国军史学家，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倡导机械化战争，鼓吹战车作战与空中优势 ] )说过：「战争中，任何问题与原则如铜板般，皆有一体两面之特性。这是无可避免之结果，因为战争是牵涉两方之事务，有攻就有守。」 [ 原注：Liddel Hart,p.329 ] 克劳塞维茨并未提出任何原则，但他本人就是原则的始祖，渠提出之命题与变数，其中部份为反命题，混淆了读者。他鼓舞了实践家，却使理论家受挫。渠就兵力战略集中所作的一小段讨论文字，于此全文照录如下：

　　最高明的战略是，常能保持强大，先在全般态势方面，次在决战点。因此，除了兵力整备的努力外(而此多非统帅之职掌)，战略最高明且最简单的法则莫过于：集中控制其兵力。除因迫切目的将兵力他派外，任何部队不应脱离其主体。吾人须坚’于此项原则并奉为圭臭。在研析过程中，吾人应了解何种状况下得以分散兵力。此外，鉴于目的与手段之不同，兵力集中在每一场战争中未必获致相同结果。

　　乍听之下或许过于荒诞，但指挥官墨守成规，并无明确理由即行分割兵力之情事无以计数。

　　设若兵力集中成为常规，则任何兵力分割皆应视为例外，须有合理解释，如此方能全然避免愚行，而吾人将不会因未尽周延之理由提议分散兵力。 [ 原注：Clausewitz,p.204 ]

　　战争原则必有重大例外，此系肇因于大部分之原则皆相互冲突，少有原则以优先顺序排列。这正是应有之情形。原则冲突(集中与节约、安全与突袭)产生一种张力，亦即单一可靠之信念对抗全然之墨守成规，优先顺序之阙如使吾人得以选择适当之原则。各项原则有助降低战争之乱度(entropy)。但其风险在于吾人误将原则奉为圭枭，继而忽略内涵之研究。高阶军官对年轻军官最大的伤害就是教授各项原则条文而已，而未就原则之内涵详加说明。

　　战争原则的第二项缺点就是被简化成单字，例如「集中」。一个单字不代表一项原则，原则是事实之陈述。「集中兵力」一词是价值最小的最短陈述。「集结优势兵力打击敌部份兵力」则较具体，价值较高。「于决定性之地点与时间集中战斗力量摧毁敌军，但不可过度集结部队，避免遭敌火攻击」则更具体，但即使这项原则适用于今日，并不代表以往亦然。苏联亦有相同之说法：「在决定性之地点与时间集中主力，创造优于敌军之兵力与方法。」是否这就是吾人所言？一项战争原则如欲发挥功效，起码必须符合当时环境，而且相当周延，能清楚地说明应采取何种行动。

　　战争原则之第三项缺点系未对战略与战术(或作战艺术)予以明确定义，两者混淆不清。吾人可赋予定义，但从笼统转换到具体的过程却容易产生错误。苏联军方战争法与「法律规范模式」(law-governed patterns)立论明确，但仍相当抽象。苏联兵学体系最为严谨：相信理论与信仰决定论系吾人解读苏联军事计画与预测苏联军事行动之重要凭借。

　　战争原则的另一个问题系未能将陆战与海战明确区别。尽管地面与海上部队在战术上朝向密切互动的趋势发展，加上双方在战略上相互影响的事实早已存在，但在战斗中，地面与海上行动间存在明显之区别。下表中左栏系陆战之陈述，取材自杜普易(T. N. Dupuy)之著作「了解战争」(Undersanding War)第一章「永恒不变的战斗真理」(Timeless Verities of Combat)。右栏系笔者认为杜普易所言之海上作战版本。

　　尽管杜普易所言并不全然适用于海战，但笔者无须对此多所着墨。战争原则正如同所有良好之理论，有助于厘清为何(实际作业则有关何时、何地与如何)。由于原则无法使人获致任何结论，最后令人感到失望。如将博学权威人士之理论一一过滤。试图找出完美理论，最后结果恐怕只是走入死胡同。或许原则对作战的贡献就是使吾人能战胜敌人。了解战斗程序系认识战术之良方。程序如果是导航科学与艺术，原则就是航行时协助定向之北极星。

　　战斗程序

　　战术研究之成果系于吾人是否了解战斗是如何在时间与空间的条件下发生。战斗行动，或称战斗动能(dynamics)，系认识战斗之源泉。动能代表时间模式之推移，亦即战斗程序之描述。大体而言，模式系程序之影像，但居体而言则属于数学模式、模拟、与兵棋推演等之实验，然后再加人更多因素，直到战场最后成为吾人了解其功效的实验室。有了通用的作战辞汇，就能适当地研究战场动能。能力、潜力、能量、压力、质量、动力与力量皆为战斗人员在战斗程序中应用之实体动能。

　　吾人详细了解基本程序，即可重新检视历史，并在趋势、不变之原则、科技以及战场环境等方面获致某些结论。吾人将可了解，每项科技带动之变革如何影响每个环节。例如，吾人已目睹第一阶段，亦即火力投射之改变。帆船时代被巨炮时代取代，后来空中武力独领风骚。科技改变了武器投射之方式，集中火力之方式亦随之改变。趋势显示未来将成为飞弹主宰的时代。

　　从掉落的苹果就可以归纳出万有引力的存在，社会现象如同物理现象一般，但不能因为看到某些事情的表面就率然论断，下列论点并非自历史经验归纳而得。

　　海军战术植基于五项命题之上，每一项皆为一个程序：

• 海上作战以消耗战为中心。消耗战有赖火力投射之遂行。
• 侦搜，亦即确定敌军位置，俾有效执行火力投射，为战术程序重要之一环。
• 指挥管制系将火力和侦搜能力与战斗部队面临之状况结合。
• 无论是在对峙或交火状态，海战系两军对垒，双方皆互有损耗。如欲赢得胜利，须能有效先发攻击，故采取行动以干扰敌军火力、侦搜与指挥管制程序亦相当重要。
• 运动系战术程序之一环。事实上，战斗运动曾是战术之定义。运动系指挥管制单位将部队移动至适当位置实施侦搜与攻击。战斗运动之重要性不可忽视，但在下列讨论中其地位无关紧要。

　　吾人可将火力投射、侦搜与指挥管制排除在战术程序之外，而将其视为海军部队作业要素，亦即归类为火力、侦搜与指挥管制等系统。任一系统皆有其反制方式，包括反制武力、皮侦搜、以及指挥管制反制措施等系统。

　　火力与反制武力

　　火力系摧毁敌运用兵力之能力；反制武力系降低敌火力之效果。海战是非攻即守，但保留小部份的反击武力对防御的一方而言，将能对敌军火力采取因应行动。海军以往对火力的因应之道是强化战舰结构，藉以提升存活力——在16吋炮的时代称为持续战力，但此种作法今日已不普遍。

　　侦搜与反侦搜

　　侦搜藉由各种方式搜集情报，包括侦察、监视、破码以及情报作战之各种方式。侦搜作业须待战术指挥官获得情报方始完成，内容包括敌军位置、移动情形、弱点、强点与意图。反侦搜旨在瓦解、干扰或迟滞敌侦搜作业。笔者倾向于将此种干扰称为屏卫(screening)，然屏卫之意涵包括反侦搜与反制武力(亦即反潜与防空作战均着重于反制敌之攻击，同时降低其情报效能)。

　　指挥管制与指挥管制反制措施体系

　　指挥决定部队需求，管制则将需求转化为行动，这就是程序。指挥管制体系之定义为，执行程序之装备与组织。指挥功能体现于指挥官、参谋以及渠等拥有之资源如战术决策辅助系统与情报显示面板等。管制功能则有赖通信系统、作战命令、舰队准则与信号书。指挥管制反制措施系限制敌人决策(指挥)与下达决策(管制)之能力，使用装备包括用以摧毁指挥中心与旗舰之飞弹，最普遍者为通信干扰系统；最隐密之方式系以情报人员植入假情报与假目标(目的在混淆战术人员之决心，而非分散火力)。然情报人员亦可执行侦搜作业，讯号截取(例如运用无线电定向仪)亦为侦搜之一环。

　　战术指挥官运用指挥管制系统分配兵力，执行四项任务：火力投射、反制武力投射、侦搜及反侦搜；敌指挥官亦然。许多武器系统皆具备这四项功能。就舰队指挥官之观点，其主要战术责任系指派任务予辖下兵力，同时结合不隶属之系统，例如国家侦察卫星、陆军防空武器，以及在其舰队与敌机场间之空军战机等。

　　吾人首先须检视有那些历史上的趋势改变了作战程序之特性，这些改变衍生了那些战术。本章着重于战术变革之因果关系。下一章则将探讨历史上恒久不变的要素——那些战术未曾改变？或那些战术之功能仍然可靠，例如奇袭？就笔者目前观察所得，对趋势与不变原则之了解同等重要。

　　然而若将作战程序之环节分别研究则会造成误导。统合之行动才会赢得胜利。战术指挥官须密切协调每个过程，如同乐团指挥结合各种乐器一般。在此同时，敌指挥官亦就其兵力运用与攻击时机下达决心，双方逐步推向战斗高峰与结果。除非战斗之结果早已注定，否则能团结一致，寻求有效先发攻击良机之舰队将赢得胜利。

　　运动

　　运动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具有特殊地位。透过运动，各单位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进驻有利位置，当所有单位进入执行任务之适当位置后，将胜利在望。在海上，位置并非固定不变(尽管舰队部份单位属岸置单位) [ 原注：陆战则不然，先取得防御阵地者较具优势。 ] 。敌舰队位置与我方处于相对关系，当我方实施运动时，敌亦改变其位置。双方彼此之间在距离与方位上的关系在海战中系首要战术考量。而双方的同步运动持续在改变此一关系。舰队各舰相对位置亦极为重要，有时队形难以维持。

　　帆船以紧密纵队维持队形，并在敌上风或下风处找寻有利位置。战舰运动系对敌采T字战法(cross the enemy’s T) [ 译注：此种战术系己方战斗线穿越敌航线，并集中火力射击敌先遣分队 ] )。哨戒潜舰则先期部署于敌可能行经之水域，进行侦搜与攻击行动。飞机执行战斗空中巡逻(CAP)，俾随时接受导引或自行运动至适当位置进行攻击。甲板上之待命机处于战备状态，俾能立即进入攻击位置。上述作为皆着重于兵力之适时部署，俾取得优势，执行侦搜与攻击。运动系一种方式，先达到中程目标——取得有利相对位，进而完成终极目标——遂行火力投射 [ 原注：至于地面战斗或战术则不然。 ] 。尤其在现代海战中，武器射程与感测器侦测范围主导了舰船，甚至飞机之运动，亦即变换位置之能力，故战术人员检视其部署与时程计画时，应将运动列为重要之考量因素。

　　此外，舰船、飞机与武器之速度常与下达决心和落实决心的速度混为一谈，但去除其间之模糊地带却可能使人无法认清其相互关系。孙子相当重视速度与乘敌不备，两者皆与机动有关。如欲乘敌不备，须快速移动至对敌不利之地区。马汉的格言：「战争的真正速度是不浪费时间，决不懈怠之精神。」尽管这句话系有关战线推进之速度，但仍不够明确。马汉和其他人一般，均了解适时集中火力需要结合所有因素：制定决心与决心下达、战略集结、战术部署及快速精准之火力。

　　运动(maneuver)与机动(mobility)两个名词有时可互用。吾人将机动视为战略、作战艺术、或大战术之要素。当马汉视机动为「海军战力之主要特性」时，即在表达一项战略真理。机动之内涵如下：

• 能独立进行长距离运动。机动后勤支援部队使这项能力得以实现。
• 地面部队移动，或新机场及岸置飞弹基地之建立时，能配合实施适当运动。
• 能长时作业达数月之久。海军基地与机动后勤部队使这项能力得以达成。

　　为达成机动力，舰船在没有机动后勤支援部队协助下须具备相当之独立持续作业能力。核动力水面舰具战略特性，但潜舰之核动力则提供机动、有效战术运动以及匿踪等性能。

　　运动系战术速度与敏捷度。舰队运动须采集体、协调之方式进行，故指挥管制与决心速度须相提并论。吾人可在侦察、了解情报、决策、下达命令、运动及发射有效火力等行动所需时间之间取得平衡。载台——舰船与飞机——之速度与灵活度系快速行动之两项要素。作战人员皆希望能取得运动优势，俾弥补其他缺失。

　　今日之运动出现两种趋势。第一系重心已由载台速度转变至武器速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舰队运动系战术重心，期间飞机速度取代了舰船速度的重要性。但战后飞弹之速度与射程产生了新的战术环境，舰船无须改变位置亦可发射武器。飞弹之速度与灵活性甚至使飞机之灵活性能无用武之地。战斗飞行员承认，飞弹之运动主导空战，一如飞机主导了舰船战术运动。

　　第二项趋势系第一项之必然结果。舰船运动之重要性日趋式微，并为侦搜所取代。斐拉凡佐(Guiseppe Fioravanzo)写道：「基本战术位置不再是两军间的几何关系，而是一项作战要素：早期侦知敌军所在位置。」 [ 原注：Fioravazo，p.209 ] 此种发展之重要性在于，当海上部队分散部署时，可于更远的射程外集中火力。这些发展皆为朱瓦特(Elmo Zumwalt)、贝格利(Worth Bagley)以及特那(Stansneld Turner)等上将当年所强调者 [ 原注：渠等系1970年代初期出色之海军将领。朱瓦特自1970至1974年担任军令部长，贝格利在这段期间为其首席副手。特那在1972至1974年担任海军战院校长时对海军的影响最大。渠等极其创造力与想象力，但对保守的海军而言，渠等违反了传统。 ] 。由于指挥管制需要集中火力，但又无须集结兵力，故笔者将于本章适当部份再予详细讨论。笔者已略微提到长程武器衍生出之新研究领域。兵力移动至战场(战略机动)与移动至适当位置进行攻击并赢得胜利(战术运动)两者之间，吾人已难加以区别。鉴于战斗可在远距外发生，故机动之价值可能降低，起码已有所改变；而机动部队快速运动至现场之战略能力，亦因飞弹之射程与力量而丧失作用。然而另一方面，长程投射系统使速度有了新的战术意涵，舰船可藉此脱离敌军长程飞弹之瞄准范围。

　　从历史经验得知，运动之目的有三：

• 取得优势，集中兵力进行攻击或防卫。除战略因素外，舰队运动之重要性已降低。
• 以更快的速度进行攻击。这项要素之重要性永远不变，但舰船与飞机速度之重要性相对降低。
• 闪避武器以达防护功能。在这方面速度的重要性增加。灵活度仍然重要，但难以和以往相提并论。

　　火力

　　战争史上最为著称的发展是武器射程之大幅增加。帆船时代约为2哩，大炮时代为15哩，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已达300哩，今日更高达600哩以上。由于配备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射程达到半个地球，吾人已达到作战的高原：核战发生时，全球就是战术战场。

　　尽管这种趋势存在，最大射程却不是战术人员关心的事务，有效射程才是重点。帆船时代，舰炮有效射程不过300码，白炮(carronade)射程更短。大约在1900年时，亦即追瞄尚未问世时，一艘战舰在2,500码的射程约需50分钟方能瘫痪一艘敌舰。到了1914年(在能见度良好的情况下)，在1万码射程内只需10分钟即可使敌舰丧失行动能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大口径舰炮之效能见图7-1(须具备以下条件：能见度良好、海象尚可、运用视觉测距仪)，当时火力管制系关键所在。其数据系约略估算，并未将烟幕掩护列入考量。在科罗奈耳海战(Battle of Coronel)、福克兰海战(Battle of the Falklands，1914年)、或在日德兰(Jutland)战斗巡洋舰的作战中，如能见度良好，万码之外即可分出胜负。能见度不佳时，舰队可效法德国公海舰队(High Seas Fleet)迅速将队形展开，避面陷入险境。

图7-1　战舰舰炮命中率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雷达的涵盖距离改变了此种情形。舰炮搭配改良射控系统后，精确度大幅提升，即使中口径炮如5吋、6吋、8吋炮等，最大距离射击亦可精确命中目标。 [ 原注：吾人须切记，第五章所提，在所罗门群岛时舰炮效能之问题可能还会发生。 ] 从1889年到1948年的50年间，舰炮有效射程增加了十倍。

　　日益提升的舰炮效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却因飞机角色的崛起而逊色。但飞机本身亦有武器投射最大距离与有效距离之别。1930年代，陆基B-17轰炸机旨在攻击航程内之战舰，然效果不彰。轰炸机难以获得远距离之海上目标，且无论在任何距离皆难以命中目标。航程短之海军战机反而在攻击战舰上最具效能。

图7-2　换算八吋炮后之发射率与射程

　　美海军研究院(Naval PostgIaduate Schoo1)之华胥本(A. R. Washburn)在一份未出版的短篇研究报告中就海航机与舰炮加以比较。渠将战舰与航母之火力换算为八吋炮，就火力与射程比较，见图7．2。美战舰爱荷华号(USS Iowa)与日本战舰大和号(Yamato)主炮射速每分钟分别为二发与一发，而舰载机的重出任务整备时间需要一小时。故企业号(Enterprise)航空母舰「主炮」(意指飞机)之射速与战舰相较之下微不足道。舰载机火力强大，与敌航空母舰作战时，航程远近攸关战果，起码在1942年与1943年时情况的确如此。在大战之前，战术人员的想法与华胥本相同。拥护战舰人士质疑空中武力是否对战果具有决定性影响，尤其将防卫作战纳入考量时。然拥护航空母舰的一派认为，就轰炸机攻击周波而言，其威力是图7-2的60倍。一支空中联队对战力有决定性之影响。华胥本亦将1939年美国舰队之火力予以总合，见图7-3。由此吾人可得知何以在第二世界大战前，航空母舰兵力是否具备决定战果之潜力会引起诸多争议。

图7-3　1939年全美国舰队发射率

　　弹道飞弹与巡弋飞弹推进系统的问世将武器射程推的更远，精密射控与归向系统亦使有效射程大幅提升。杀伤力之重要性与射程不相上下，武器毁灭性愈来愈大。杜普易已就陆战武器进行系统性研究，渠有关武器杀伤力提升之研究见图7-4 [ 原注：Dupuy(1979).See especially p.7 and chapters 1 and 2. ] 。垂直标度系对数。杜普易将核武威力纳入考量后所得结论为，从十六世纪中期迄今，武器杀伤力已增加10万倍。渠亦发现一个有趣现象，武器威力虽然提升，但一个时间单位内之人员伤亡率反而降低。原因为何？主因系部队在战场上散布的范围愈趋广泛。

图7-4　从古至今武器威力之成长

　　悬在人类文明之上的是达摩克利斯之核武之剑(Damocles sword of nuclear weaponry； [ 译注：达摩克利斯系暴君狄奥尼西奥斯[Dionysius]，西元前430？-367)之诸臣，曾于宴会上以一根发丝悬剑于其头部上方，展现惊栗之乐趣，取悦狄奥尼西奥斯。 ] )北美与亚洲跨洲交火的时代已为恐怖分子以核生化武器攻击之威胁所取代。令人稍感欣慰的是，苏联时代末期，美、苏两国核武之射程与威力已达某个颠峰。由于这些武器从未实际运用，故就战术角度言之，其有效射程是否具有洲际性尚未可知。准确度低的武器将使人类文明承受严重后果，而战术人员在规划时亦须考量武器投射的效果不彰所造成的不确定后果，故能飞行数千里，误差不过数公尺的弹道或巡弋飞弹是最好的选择。

　　如第六章所述，核武威胁能产生无以计数的实际挑战。武器有效射程的增加，包括非核武，将产生下列影响：

• 防卫模式改变。本章稍后将探讨。
• 陆战与海战更难以区分，详见第十章。此处重点在于地面与海上兵力交战的可能性大增，这是亡项重要的战术趋势，凸显陆上与海上兵力之纠葛关系，前者恢复能力较高，旦后者因机动性高，较不易被锁定。
• 对无限度战争而言，这是战术与战略的结合。以下将作简短探讨。

　　由于洲际战争之可怕，加上众人对核子防护伞吓阻能力之信任，少有人思考洲际战争如何进行。战略武器品词有其矛盾之处：一旦核战全面爆发，整个世界实际上成为战术战场，由高司单位之指挥官与参谋主导。故战术人员应注意这个领域。

　　1960与70年代之核战模式如下：总统按下「红色按钮」(Red Button)，数千枚义勇兵与北极星飞弹齐发。吾人无须因此种不甚健全而且过时之想法而认为，在廿世纪末，吾人须建构更有效之指挥管制方式。在这种毁灭性的战争中，指挥管制中心将遭到史无前例的猛烈攻击。各指挥官与参谋，包括统一与特设司令部司令官，将位于战术指挥部执行全球性作战，选择目标、搜集情报以及下达发射命令。这群指挥官与参谋承担所有战术责任，包括作战计画、作战部队通信、适时下达移动与发射命令、取得侦搜情报，以及模拟战斗之战术训练。即令四星上将的太平洋总司令亦可能无暇单独思考战略与后勤问题。当他掌握目标并下令发射武器后，无论核武与否，他就是广大战场上的战术指挥官。

　　反制武力

　　就防御而言，趋势显然已由藉甲板厚度、隔舱、大体积与损害管制以提高存活力，转为掩护、欺敌与疏散队形。讨论防御时，吾人须区别「傻瓜」(dumb)武器——枪弹、炮弹以及炸弹——与「智慧」(smart)武器——有人飞机与导引飞弹。就分析角度言之，飞机与飞弹并无二致，差别在于飞机可重复使用。

　　在炮弹、鱼雷与炸弹主宰战争的时代，战舰之防护能力皆有可能大幅提升。当时之海战皆于视距内进行，故掩护与欺敌之方式有限。烟幕屏卫系当时最常用之作为。陆基轰炸机通常容易被闪躲，多舰反潜亦可发生短暂效果。

　　鱼雷反制措施系现代飞弹防御之滥伤。鱼雷威力强大，最佳防御之道莫过于加以回避，潜舰则以鱼雷扇形齐射因应。潜舰总是试图在近距离施放鱼雷，水面舰则协调作业，以最多次数同步攻击潜舰。由于鱼雷施放后无法回收，故在每次交战中，潜舰会尽可能接近目标。鱼雷与飞弹作战间有诸多雷同之处。

　　当甲板厚度与舰体强度提供之安全防护，被视为不如地下碉堡时，厚甲板之功能在于延长存活时间，抵挡敌火力，俾等待己方攻击发生效果。当时各国对火力、防护力与动力占用排水量的多寡问题有诸多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各国皆发展出其特有模式：美国牺牲速度，换取舰炮、厚甲板以及作战半径；德国选择防护力；意大利着重速率；英国(类似今日的美国)在大型军舰上将居住的舒适性纳入舰船设计，俾利在全球各地行动。

　　战舰时代进行之兵棋推演中，无畏舰(dreadnaught)约能承受20枚大口径炮弹攻击，更早期的战舰约能承受12枚。火力与机动力之丧失被视为遭击数量之非线性函数。在美国的兵棋推演中，无畏舰如被命中十发，将丧失半数以上之火力与速率。

　　一九二零年代，海军战院兵棋推演专家认为，如将火力与防护力结合，应可估算出战斗线(battle line)之效能。图7-5系在能见度良好，双方皆可进行侧舷齐射的情形下，对两支并行的敌对舰队之战斗线的比较。图上显示，太平洋舰队(蓝军)系由10艘战舰组成，其武力与装甲厚度均优于日军(橙军)的6艘主力舰与四艘战斗巡洋舰。两军在距离15,000码交火三分钟后，日军原始作战寿期(original life)损失20%，美军损失15%。日军相对战力急遽减弱。日军如欲赢得胜利，须在距离缩短前凭借速率优势采行T字战法；或者将双方战斗线距离维持在较具优势之25,000码(如图所示)。

图7-5　美海军战院两军战斗线比较图，1926年

　　如第四章所言，1920年代时美军与日军对这种情形知之甚详。美军最担心日本的下列优势：战斗线速度(日军23节、美军18节)、奇袭可能性，以及美军消灭日军后本身亦损失惨重(在兵棋推演中系以解放菲律宾为想定)。日军则希望以潜舰造成美军初期损伤，再以飞机和长矛(Long Lance)鱼雷重创，最后再以秘密加装八吋炮之最上级(Mogami)巡洋舰展开攻击，扩大战斗线。吾人皆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双方皆曾因对方奇袭而伤亡惨重。如今再次检视双方计画缜密性、美军对可能意外状况之重视，以及决策之迅速等议题，对吾人会有所助益。笔者所示之兵力比较图系常用之图表，而兵棋推演则是在类似图7-5的图表上加入各种因素。兵棋推演显示之快速破坏力实际上鲜少发生的如此快速，但仍极为惨重。故吾人可相信，战争的损耗并未因战前规划的辅助措施之运用而降低。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防卫性武器之重要地位前所未见。1942年，军舰装配了新型防空武器，配有雷达感测器、近发引信以及性能优异之射控系统，能追瞄并射击快速目标。1944年时，进袭之飞机必须面对严密火网。到了大战最后一年，水面舰又重拾地位，与海航飞机相较之下不再逊色。

　　但这项优势为时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原子弹问世，厚甲板毫无用武之地。掩护、欺敌以及先发制人之重要性大增。拦截机、防空飞弹及反潜武器之重要性大不如前。由于海军不可能展开先发攻击，更不可能发动核武攻击，故美国整个防卫态势显得更加诡异。如何争取足够时间对陆上发动大规模攻击系当时之战术重点。从苏联海军致力反制美国航母特遣部队之情形言之，美国在这方面作得相当成功，但亦付出相当代价：当一切以核战为中心时，舰船的设计忽略了面对传统炮弹时之存活力，所有重心皆置于长程防卫武器——拦截机与飞弹，漠视舰炮及现代近距离防御之需求。渠等亦未重视新型软杀(soft kill)与短程系统之发展。英国皇家海军亦忽略损害管制与近距离防御之重要性，故在福克兰战役中面对传统炮弹时承受了严重后果。相较之下，以色列军舰配备了软杀防御系统，在1973年战争中有效反制叙利亚与埃及武器系统，使得所有军舰都毫发未伤。

　　笔者在讨论火力时曾提到杜普易所言之矛盾现象：自十六世纪以来，武器威力虽已提升10万倍，但人员伤亡率反而降低。第六章之资料亦显示，海战伤亡率亦有降低之情形。武器威力愈强，但人员伤亡率反而下降，原因何在？

　　第一，战场上每个单兵使用高效能武器之数量降低；战车、战斗轰炸机与重炮系造成人员伤亡之主要武器。在现代作战中，许多伤亡并非由最具效能之武器所致：当火炮之射双杀伤力剧增后，步兵的小型武器反而造成更多伤亡。性能次佳之武器往往发挥更大效能，这是因为敌人竭尽所能避免最佳武器之攻击。 [ 原注：福克兰战争即发生此种情形。阿根廷空军面对英军最昂贵之防空系统海镖(Sea Dart)飞弹时，仅损失8或10%之战机。阿根廷空军飞行员深知，只要贴海飞行即能使海镖飞弹无法发挥功效，而英军击落之战机大多为近距离武器所致。尽管如此，但「效果不彰」的防空飞弹却限制了阿根廷空军飞行员活动的空间，使得英军近距离武器得以发挥效果，并迫使阿国飞行员于近距离内施放炸弹，部份命中之炸弹还因距离太近致使飞行员过于仓促而未完成此等炸弹的备炸状态。 ]

　　第二，以往在地面战斗时，如目标采取掩护措施，武器根本无法瞄准，从而性能无法发挥。当武器射程增加，精确度亦大幅降低，区域火力或可打散敌集中兵力并压制敌火力，但对敌军的伤亡效果不大。

　　第三，为求存活，部队间距逐渐加大。杜普易估计，从拿破仑时代到1973年以阿战争时，战场部队密度减少了200倍 [ 原注：Dupuy(1979)，figure 2-4,p.28. ] 。硬体装备，尤其是战车，被击毁之比率超过了人员伤亡率，此种情形对海战极具参考价值。愈危险之武器愈易遭受攻击，但由于这些装备不会产生人员密集之情形，故伤亡率并不大。

　　地面部队在战场上采群集但不均匀之方式分布。一排人员系小型之部队，战车系大型部队，海上军舰无论就火力、人力与价值而言，规模更大。采疏散部着的最小单位为一艘军舰。当舰队疏散系重要之防御手段时，小型军舰与火力分配系一项优势。目前许多有关军舰大小之争论，多落于小型军舰采疏散部署(敌人难以瞄准)与大型军舰兵力集中(击溃敌军)间何者为优。太平洋航母作战对这个问题提供了些许资料。当时系依据防卫力决定应采集中队形或疏散部署。今日，舰队如配属拥有强大防卫能力之大型军舰，指挥官将会集中兵力攻击敌军。如为小型军舰且防卫能力薄弱，则采疏散队形。无论那一种情形，指挥官皆须争取足够时间执行任务，但这并非意味到处游走，等待被击沉。如防御无法换取足够时间发动攻势，舰队则应迂回至他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军所参与之行动皆为传统性作战，而美军舰执行任务时皆在安全范围内，亦即在敌射程之外，除非与能力相差甚远之敌军(如北韩、北越与伊拉克)作战。美海军从事这种无聊的任务已达卅年，此种情形可能对战斗产生自满心态，但战斗永远不是一方的事情。这种心态将影响美海军对防御、损害管制、造舰与存活力之态度。

　　美海军现行来自海上之作战机动准则有矛盾之处。由于敌人武器精准，故其重点多置于规模不大且灵活度高之登陆部队，对于部署于敌外海，支援地面作战之舰船面临敌精确武器之威胁则着墨不多。

　　吾人须谨记，存活力系争取时间进行攻击不可或缺之要素。批评人士谈论到水面舰的缺点时，忽略了这点。其中认识不深的人士认为，昂贵的军舰应能在作战中永远屹立不摇；见多识广之士则认为大型军舰不值得投注如此庞大经费，如未来有更好之装备能投射更优势的兵力时，则渠等所言实属正确。

　　如欲了解相关讨论，须了解舰队战术人与如何看待防御兵力。防御系统之集体行动类似一过滤器(并非一面墙或马其诺防线)，可以吸引某些数量之飞机与飞弹。如计画顺利，每艘军舰皆可承受攻击，俾使战舰在干扰因素减少的情况下遂行攻势行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之防空武器击落若干来袭飞机，同时运用火网干扰与他飞机。现代之软、硬杀防御功能亦然，在某个时刻，防御一方会承受高密度攻击。如攻击密度高且协调周密，防空系统在某个时刻会达到防御饱和点，大部分的飞弹与飞机在饱和点后会穿越防空网。现代密集之飞机与飞弹攻击旨在超越防御饱和点。

　　另有两项趋势值得注意。第一是战术无人地带(tactical no man’s land)的增加，此一区域系双方军队无法在此运用其主力部队，而哨戒载具(飞机、潜舰、小型水面飞弹舰艇)则在此会有猛烈的小型战斗，俾创造敌人弱点或搜集情报。这块无人地带存在的原因在于防御需要空间。就传统战争而言，战斗空间旨在取得回应攻击的时间。但在飞弹作战时，没有任何防御方式能足以因应，而空间之需求旨在远离敌人可及范围，或使敌人难以瞄准移动中之军舰。较小之无人地带早已存在，以往的白昼水面作战距离不会少于2,000码：任何行动接近这个距离时，容易失败。两军战斗不会在距离10,000码时发生，这个距离系驱逐舰埋伏所在。航空母舰希望与其他战舰维持100浬之距离，避免误判或一个逆风就使自己处于敌军射程内，只要15分钟战果立见分晓。英国光荣号(Glorious)军舰发现了这点；栗田(Kurita)如果不过度紧张，并维持其绝对优势之水面舰队于原处，许多美海军位于菲律宾沙玛岛(Samar)外海之小型航母则可能陷入雷伊泰湾海战。

　　第二点系在港舰艇遭袭机会增加。对优势或劣势海军而言，港口向来是安全处所。尽管少有港口能提供完全免于攻击的环境，但海军实力较弱的国家认为，舰队留驻港内安全性较高。但这种情形已改观，港口安全性降低。珍珠港即为此一转变之象征，另有其他数件较不为人知之攻击港口事件。1940年11月11日，几架由英舰辉煌号(Illustrious)起飞之鱼雷机，偷袭意大利大兰多港(Taranto)内受到严密防护的舰队，使意大利六艘战舰中，三艘受到重创，无法执行任务长达六个月，另有一艘被击毁，意大利舰队仓皇逃至那不勒斯(Naples) [ 原注：Roskill(1960)，pp.110-14. ] 。1943年11月薛尔曼将军(Sherman)之航空母舰攻击拉布尔后，日本海军大为震惊，迅速撤退至特鲁克岛(Truk)。不久后，亦即1944年，航母突破了特鲁克岛的防御，由于日海军无力反击，加上美军战力强大，能集中庞大空中武力打击任何岛屿，日军只好退守至西太平洋。半世纪后的今天，舰艇在海上比在港内安全。

　　侦搜

　　侦搜之目的在于将目标置于武器射程内予以瞄准。侦搜作为系搜集与回报情报。侦搜发展之主要趋势在于搜寻能力以及侦察、监测与情报搜集范围之扩大。其理由显而易见：长程武器有此需求。较不显著的理由为，武器可向任何方向发射，侦搜作业之因应并不容易。图7-1至7-5显示的是火力。现在吾人将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飞机之侦察作业，其搜索区域如图7-6所示，为扇形区域。将敌人攻击距离增加两倍时，其搜索范围将增加四倍。阻栅搜索(barrier search)——一种侦搜线——可涵盖搜索范围之周边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发明，用以侦测航母前方之折线屏卫(bent-line screen)即为一例。然侦搜线仍无法满足战术指挥官之需求，因为侦搜线容易为敌所穿透：潜舰可潜航接近并发射飞弹，只要在飞弹射程内，这项威胁会在任何方向出现。另外，搜索永远无法不间断地持续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由于夜间无法进行侦察作业，故日军或美军负责战术支援之侦察或巡逻机于清晨出发时，对敌军所在毫无概念。

图7-6　搜索范围说明

　　现今大多数指挥官会追踪任何可能产生威胁之舰船或飞机。当武器射程增加时，搜索范围增加为武器射程之平方，这种范围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已为其侦察能力之极限，美军水面侦测能力亦受到挑战，问题不在于发现目标，而是在于如何辨别目标是否为敌目标，有无威胁性；在杂波密布的滨海水域，这个问题更为严重。

　　另有一项发展会影响侦搜。首先让吾人回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大舰队(Grand Fleet)使用之侦搜线。其重点并不在于舰炮射程，而是将讯号透过无线电转发给舰队司令杰立可(Jellicoe； [ 译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指挥英国舰队赢得日德兰战役 ] )所需时间，再加上二十分钟，俾利舰队在敌军进入射程之前，能从巡弋队形转变为战斗队形。如前所述，作战时空等于反应时间。当今飞弹的速度已达两倍音速甚或更快，反应时间短，故侦搜线须将飞弹射程与吾人因应飞机、舰船与潜舰所需时间纳入考量。某些权威人士用三层同心圆或扇形说明这个问题：最内层为管制区，此范围内之敌军务须摧毁；中间为影响或竞争区(region of influence or competition)，类似前述之无人地带；最外层系利害区(region of interest)，这个区域内之敌人，吾人须准备因应。内层之侦搜作业重点为取得瞄准资料；中间层为追踪；最外层为侦测。武器射程与速度的增加所产生之效应，不仅增加了武器可发射之范围，亦扩大战场范围，涵盖了整个侦搜区域以及初期运动所需之范围。

　　战场垂直空间亦已增加：深度更深，高度更高，以致使得战术人员须思考更复杂之事物，同时处理三种作战，而每一种作战皆有各种射程不同之武器、限制因素与侦搜能力需求。弹道飞弹无法转向，鱼雷有水阻问题，空对空飞弹则有G力限制。指挥官面临的问题在于如何将战术决策与三个作战空间结合。潜舰自然是以鱼雷攻击水面舰，但当潜舰或水面舰发射飞弹时，状况转为空中威胁。战术指挥官并非同时玩三盘棋，而是一盘棋在三个棋盘上玩，棋子可能从这个棋盘跳至另一棋盘。

　　作战空间已延向第四个行动的空间——太空。就战术言之，地面与空中不同，而空中与太空亦不同。无人知晓太空战术与战斗将如何发展，但吾人可确定，太空作战势将发生。邓尼根(James Dunnigan)在其「如何作战」(How to Make War)一书中写道：「空中行动以情报搜集为中心；以往如此，如今亦然。」 [ 原注：Dunnigan，p.98。身为优良兵棋推演创始人以及不良战术的批评家，邓尼根堪称当代之佛列德·甄(Fred T.Jane，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与普拉特(FIetcher Pratt，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如邓尼根之研究与甄和普拉特水准相当，则其所言之75%皆为正确，还不算坏。 ] 飞机初期之战时角色为侦搜。由于飞机在这方面表现极为出色，从而产生反侦搜系统——驱逐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的其他功能与侦搜相较微不足道。这种情形亦将发生于太空领域。太空卫星对地面监测极为重要，其侦搜能力无与伦比。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防空炮火般，地面发射之反卫星系统并非最佳之反制系统，而目前之掩蔽与欺敌措施亦然。正如同侦搜所衍生之结果般，太空中之「驱逐」系统亦将产生，俾摧毁监测卫星。太空炸弹未来亦将随之问世。吾人可从过去的经验得知，则未来将会有一个杜黑(Giulio Douhet)预言，地面战斗将因太空战略轰炸机的问世而结束；在廿一世纪时，则会有另一个米契尔(Billy Mitchell)预测，战舰将遭太空火力之攻击。

　　反侦搜

　　在大炮问世之前，海上的唯一掩护是炮火烟幕或偶而发生的雾气。大炮时代来临后，闪躲武器被视为作战之重要作为。水面舰闪避或延迟敌火力之主要方式为烟幕屏卫、跟随敌齐放火力落点(chasing salvo)、或搜寻鱼雷尾迹 [ 原注：跟随敌齐放火力落点之理念如后：敌如发现落点过近，下一轮齐放时将增加射程，我军如接近原落点处，则敌下一轮齐放射程将过远。 ] 。这些作为系反瞄准措施，增加敌人投射武器之困难度。

　　武器威力与射程日增，闪避火力的方式减少，故重点置于降低敌侦搜效能。由于武器射程增加，侦搜距离亦增加，反侦搜方可能成真。掩蔽、欺敌与闪避等反侦搜作为旨在限制敌侦测、追踪与瞄准。 [ 原注：其他辞汇包括：匿踪以产生掩护，失真与假情报以达成欺敌，以干扰或诱标混淆敌人俾达到闪避效果。掩蔽能防止敌侦知我军所在；欺敌将使敌军误判我军所在，将其火力引至他处；闪避则是摧毁或延迟敌攻击。卡柏斯(Ervin Kapos)喜欢用C与D分别代表干扰(confusion)与过滤(dilution)。美陆军将掩蔽定义为防护，故其单兵掩蔽方式系挖掘散兵坑或躲避于岩石后方。 ]

　　潜舰以潜航躲避侦测与攻击。航母特遣部队指挥官则极力避免被侦测，并先发攻击敌航母。史普鲁恩斯(Spruance)认为日军将采包围策略，决定防卫塞班与关岛海滩。日军运用天候作为掩护，并利用夜间以高速航母攻击机场。陆基飞机胜于航母，但基地却固定不变。

　　雷达系优异之侦搜系统，但被动侦测雷达侦测距离较远，对战术极为重要。雷达反制措施能提供预警，但无法提供反制敌瞄准之资料。德国U型潜舰如欲躲避英国飞机，被动侦测已足够。对所罗门群岛之日军而言，早期预警相当重要，但无法提供武力投射所需之瞄准资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通信反制措施之重要性与搜索和瞄准不相上下。无线电定向仪与破码解密技术能找出敌人位置，利于集中攻击。另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例子说明密码分析之重要性。1941年时，德国水面突击舰、商用突击舰及绵密网络之补给舰与加油舰位置，因舰船间通信被破译而暴露，继而被歼灭。 [ 原注：Bessly，pp.g1-97；Hughes and Costello，pp.153-55 ]

　　搜索与通信反制措施自然会导致反反制措施的产生。在艾斯比蓝角(Cape Esperance)史考特(Scott)为防范敌人有所警觉而关闭雷达，但在战术上付出重大代价。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整个通信架构植基于一项理论：你说话时，敌人在听。故在大战期间众皆认为，明语会使敌人了解内容，密语则使敌人心生警觉，虽可能泄漏我方位置，但起码敌无法侦知我方意图。但如今吾人已知，密语的风险不仅如此。另外，当速度与精确度至关紧要时，加密与解密所需时间、传送时之错误与误解等因素均会大幅影响指挥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六个月，美军战术人员因低估通信安全而造成干扰与消耗等问题。

　　认为自动加密与解密措施即解决上述问题之人士应再三思。除了情报可能被窃之外，装备造价，不相容装备于错误时间开启，如格瑞纳达行动期间发生之事情，凡此种种皆是问题。从表面看来，超长程作战的种种可能性预示，反侦搜的机会与侦搜之限制几乎都是我们无法掌握的，然种种迹象显示这是必然之势。

　　指挥管制与指挥管制反制措施

　　在第一版的结论中笔者提到，指挥管制之重要性不如战争原则中不变之原则。这或许仍然正确，但一般人皆认为资讯作战系新的革命性作为。本部份已受到重视，原因在于科技专家预期，未来战术指挥官将可拥有清晰而立即之战场图像。另一项可预期但相当矛盾的趋势为，未来的作战会有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在第十一章中我们将讨论在飞弹作战中不稳定状况将造成更严重的不确定性之问题。现代战术指挥官大多忙于处理有关敌军之电子信息(以及本身部队之电子信息)。帆船时代的指挥官能亲眼目睹战事的进行，而当今指挥官大多依赖电子信号，却仍无法看尽一切。杰立可与谢尔(Scheer； [ 译注：1863-1928，德国海军司令 ] )、史普鲁恩斯与南云(Nagumo)、田中(Tanak)与勃克(Burke)等皆曾无法取得重要情报，只好在黑暗中改变战术。以前情报阙如系战术上必然发生之事，故此种情形之发生并非意外。但从海军历史观之，未来战场将有许多意外之事。由于优异侦搜能力，敌人飞弹可于任何时间来袭，这种速度在帆船时代难以想象，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偶有出现。海上指挥官面对的是廿四小时战争。1798年尼罗河夜战在当时难得一见，在现代战争中，夜间行动是家常便饭。

　　卫雷(Bauton Whaley)的研究支持一项论点：奇袭重要性日益增高。渠在其著作「谋略：战争中之欺敌与奇袭」(Stratagem：Deception and Surprises in War)中，分析了从1914至1953年间发生的86场地面战。后来研究年代延长至1973年，增加了25场战役 [ 原注：是项著作于1969年完成。另外卫雷与谢尔曼(Ronald Sherman)又予以补充，见Daneil and Herbig，pp.177-94。卫雷着重于战略欺敌，而佛利特上尉(Captain William Van Vleet)对于地面作战则重视战术奇袭与欺敌。佛利特还收录获致战场胜利最普遍的方法。 ] 。卫雷之结论如下：近年来为达成奇袭目的，欺敌作为之使用日益增加；如无欺敌，奇袭难以达成。同样地，欺敌在海上之重要性日益提升。今日由于性能优异之监测系统，使舰队无法在敌毫无警觉下协调攻击行动。但由于侦搜系统之侦测距离、复杂性与多重备用装置，加上各系统结合作业的复杂程序，使得战术人员面对敌军采欺敌作为时仍有可趁之机。

　　战术人员将持续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哪种战斗领导人适合此种新环境？充满活力、毅力、体力的年轻人将承担更重要的角色。

　　全天候战场的另一个结果是，舰船在任何战备等级中都可能进行猛烈的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从战备等级二、三 [ 原注：两者之战备状况低于全面战备——前者维持二分之一人员于战斗部位，后者为三分之一。 ] 到全面备战仅有一点时间。保持人员精力成为舰长在作战时最重要的事情，此种情形尤以冲绳海战为最。面临数日神风特攻队的威胁与持续压力，是项战役系吾人观察现代战场心理效应之最佳实验室。舰长与舰上官兵一般，均承受无情而令人衰颓之压力。战争持续之紧张关系系属新的现象。官兵无聊的时间渐少，恐惧的时间增多。的确，美国军舰在开阔海域有安全之空间，但在接近敌岸时，必须时时警觉，并须作出一连串毫无瑕疵的决定，这简直是难以摆脱的苦恼。因时时可能遭受奇袭的威胁，官兵将承受持续而痛苦的紧张情绪。史塔克号(Stark)与文森斯号(Vincennes)指挥管制能力不足适足以说明，即令敌人之攻击未经仔细计画，亦可造成严重危险。对近海海军而言，军舰只要出港即面临此种压力。当今海军舰船在设计与人员配置上，愈来愈多是针对战备状况二与三之需求而定。所有战术指挥官与舰长均应灌输下属越级思考之观念，因为战事可能在舰长到达部位以前已结束，无论输赢，负责之军官会问自己：「如果是舰长，会怎么作？」

　　现代奇袭作战之威力可用数据表示。当两方实力为2：3，并进行交火时，实力较低的一方并不容易靠奇袭扭转劣势。以费斯克(Bradley Fiske)之齐放交火模式为例，居于劣势的一方(简称B)如欲取得平衡，须先发射10分钟，而A毫无还击。如双方同时交火，十分钟大约是A歼灭B所需时间的60%。B如欲取得2：1的优势，须在A开火前射击20分钟。1807年时，美洲豹号(Leopard)即运用此方式取得军力平衡，使毫无准备的切萨皮克号(Chesapeake)丧失优势。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航母作战相较，如B有两艘航空母舰，而A有三艘，B可透过奇袭一次击沉两艘，立即取得优势。现代飞弹之协调攻击亦可对舰队发挥相同效果。如此规模之奇袭攸关现代海战之战果。武器射程增加了侦搜距离之需求，而武器速度将此需求更进一步提升。

　　未来密切协调之奇袭行动增加的可能性愈来愈高，而这也是必然趋势，指挥管制与对敌指挥管制之反制措施之重要性将愈来愈高。

　　战术人员将需要快速精确之情报处理与显示系统，方能与趋势齐头并进。武器射程增加时，感测器搜索之范围为射程之平方。而武器速度增加将缩短指挥管制反应时间，例如一马赫的巡弋飞弹与三至四马赫的弹道飞弹间就有相当差异；大型飞弹弹头与动能武器迫使吾人毫无犯错的空间。战术上日趋增多的不稳定因素与指挥上的干扰是否会因科技的提升而改善，并使指挥官能在战前与作战期间了解其处境？这种情形以前从未发生，未来则有待下一次的海战方可知晓。明智的指挥官会怀疑，大量资料是否有助状况的了解。但可以确定的是：有效先发制人之重要性更甚以往，这有赖了解战场状况，取得优势。

　　现代指挥官对火力规画与投射所花精神较少，较着重侦搜计画与执行，并以反侦搜与指管反制措施来阻止敌方遂行同一作为。何以会有这种情形？因现代之火炮射控解算需要侦察与监测系统。未来战术之发展将使舰队指挥官与参谋获益匪浅，能以指挥管制因应致命性之奇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