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平时期的战术发展：1865-1914年·第三

作者：韦恩·休斯·美

出自————《舰队战术与海岸战斗》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战术思想的黄金年代

　　一八六五年至一九一四年期间与吾人当前所处年代，这两段和平时期就科技发展的快速程度来说是相当的。相对于帆船战斗年代有许多机会可供吾人学习，十九世纪下半叶却是只有少数的舰队作为可以当作学习探讨的对象，此时期英国皇家海军成功地打败所有的海军对手，「不列颠和平」(Pax Britannica)的声势如日中天。战术、科技及指挥方面的问题不能单靠战场予以解决，蒸气推进的意涵以及其对灵活度产生的影响、装甲及武器装备的进步、鱼雷、大船与小船、无线电及飞机都成为相当重要的讨论焦点。

　　一八六五年至一九一四年在战术发展上可说是一个空前绝后的黄金年代。新的武器装备、装甲与机动模式皆对战术发展形成深远影响。十九世纪末期，一些不合时宜的战术观念已被扬弃，并且加入了一些崭新的战术；新型战舰的产生亦使吾人对于一次大战期间，海军战术或战舰表现上的重大改变不致产生太大震惊。战后对于战术及领导技巧方面所为的评论，让吾人对战前所做的分析更加深信不疑。

　　当再次读到这个时期有关战术方面的作品时，可以看到这些文章应用了相当多的数学。工程逻辑技术大量地运用在机器设计与海军战术领域。研读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替之际的许多著作，例如鲍德利(Ambroise Baudry)、费斯克(Bradley Fiske)、伯诺提(Romeo Bernotti)、班布里基-郝夫(WiIliam Bainbridge-Hoff)与马卡洛夫(S.O. Makarov)等人的著述，或阅读海军期刊与研讨会发表的重要资料时，皆可感受到可观的科技与战术创新。 [ 原注：此一时期，美国海军学会月刊(Proceedings)征文比赛获奖作品计有：Richard Wainwright少校的”Tactical Problems in Naval Warfare”(1895年1月)、R.A.Niblack上尉的”The Tactics of Ships in the Line of Battle”(1896年1月)，R.H.Jackson上尉的”Torpedo Craft Types and Employment”(1900年1月)、R. Alger教授的”Gunnery in Our Navy”(1903年1月)、Bradley Fiske中校的”American Naval Policy”(1905年1月)、W.S.Pye Jr.上尉的”The Elements of Fleet Tactics”(1906年1月)。Clark Reynolds在战略方面的研究更是这个时期海军学术的上乘之作。他认为俄国系第一个出版海军专业期刊的国家，这份首创的期刊名为Worskoi Sbornik，系在1848年创刊。意大利的Rivista Marittima则是一次大战前海军领域最好的期刊。 ] 更确切地说，虽然有些令人惊讶之处，但此时期稍早若干科技与战术的分析可说荒诞不经，其存在于以下两个面向：其一系过分高估了速度；其二是没有预想到不良视线对舰队主要任务产生的影响。这些有识之士皆系海军军官，虽然他们很快地从理论中中和了偏激的战术观念，却无法将这些观含付诸实践。

　　先驱者

　　工业革命在拿破仑战争后如火如荼地展开，欧洲海军亦感受到这股浪潮所带来的冲击。除现代化的射控系统与自动鱼雷外，拿破仑战争与美国内战期间，海军从帆船战斗演进至蒸气船舰，新兴的装备包括蒸气推进与螺旋推进器、铁制船壳与装甲、大口径炮管与集中火力的大型火炮（开始时，这些大炮有更大的射程、越来越强的装甲能力，惟射程增加并没有使效率随之增加）、后膛线枪炮、具战斗力的炮弹及配件、来福枪以及火炮炮塔。

　　有着如此多的发明，接下来争议的焦点便集中于如何使用这些崭新装备。明显地，这些发明会在短期内使木造船的生产线及战斗线过时。虽然，英国人比较晚才采用铁制船舰，1860年他们建造9,000吨的巨大战舰勇士号(HMS Warrior)，此后英国即不再制造木制船舰。全面使用铁壳船舰系由英国皇家海军首开其端，在这种情况下，战略必须配合海军工艺发展予以适当调整。蒸气推进的发明，世界各国开始寻找新的煤矿，加速了殖民主义的扩张。强化堡垒不再适用海军基地；引擎及枪炮维修的需求，使得舰队基地数量变少。帆船到蒸气船的转变，限制了战斗舰队的续航力与持久性，对于海上封锁形式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然而，欧洲各国海军将领，并未忽视这些转变衍生出的各项战术限制。以「现代」的英国海军而言，其在1880年代仍在制造帆船，俾能在必要时遂行战略机动。

　　另一方面，蒸气推进带来的崭新战术，使得海军战术家大放异彩。这不仅使优势舰队可以逆风进行进攻，同时亦可在微风下接近敌人，并以过去二或三倍速度攻击敌人。这些优点在1866年的利萨战役(Battle of Lissa)前还未展现在世人眼前。然而，在1840年代的战术讨论中，已对相接纵队战术的结束以及冲撞攻击(ram bows)的有效性进行深入讨论。 [ 原注：参见Robison and Robison，pp.579-90. ] 在此时期的科技发展，强调的系装甲防护而非武器装备，冲撞攻击被认为系与战术机动和舰艇动能息息相关。至于如何接近敌人，使其进入射程以及开火射击速度，与舰艇的速度并无任何关连。

　　此期间印证科技的最佳场所即是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虽然在此战役中，后勤与战略机动（并非战术）受到特别注意，参战国家却深信蒸气动力在包围作战方面的巨大价值。铁壳船在海上不具太大价值，但在抵抗要塞堡垒及陆地炮台时却展现出它们的用处。1853年的辛诺普战役(Battle of Sinope)，证明了爆炸炮弹的威力。在薄雾中，6艘俄国大型舰艇袭击了7艘运气欠佳的土耳其驱逐舰，悉数将其摧毁。此战役中，共有近3,000名土耳其人伤亡，俄国方面仅有266名人员伤亡。 [ 原注：Woodward(1965)，P.g9. ] 俄国这支舰队中有3艘舰艇配备了新型的大炮，欧洲各国海军皆都对此型火炮的效率深感惊讶。这场战役对船舰装甲及铁壳制造的促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亦使各国加速进行炮弹研发，此点被视为木造船只必然面对的恶果。

　　然而，我们对于外界反应可能还会感到讶异，并且怀疑炮弹究竟可以影响战争何种结果。一个简单兰彻斯特(Lanchester)模式几乎可以显现所有结论。倘若我们相信俄国舰队6艘舰艇任一舷侧平均共有55门火炮，其两艘巡洋舰的任一舷侧平均有15门火炮，对手土耳其的7艘驱逐舰每一舷侧共有15门火炮；那么当土耳其舰艇舷侧火炮数量被摧毁殆尽时，俄国的8艘舰艇平均每艘船只仅会损失两门火炮。 [ 原注：这三艘船可以携行发射68磅之炮弹，每艘船的三层甲板合计有120门火炮。为了简化问题，笔者将一艘土耳其巡防舰逃脱的事件，忽略不计。 ] 这是俄国船只数量上的优势，可说与其船体建材好坏无关。此外，俄国采取突袭亦是致胜的另一个原因。

　　美国内战后：1865-1885年

　　在美国内战中，几乎没有舰队与舰队间的战争。若以当前眼光而论，美国内战中的舰队作战应称「滨海作战」(littoral operation)。作战目标旨在控制海港、港口与河流；军事目标则是堡垒。「舰队」作战仅见于南部联邦(Confederates)以装甲舰对海岸炮台实施补给时。这些舰艇实际作用如同装甲坚实与武装良好的海上活动堡垒，南部联邦舰艇虽然很有效率，但其美好时光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北方政府(Union)经常运用压倒性的兵力用来压制打击对手。南方政府无法集中舰队来与北方政府一较长短，他们无法对抗北方海军，他们的目标不曾逾越追击战(guerre de course)，或是局部封锁北方政府，他们只有期望英国皇家海军进行干预。

　　因此，1866年的利萨海战成为吾人研究当时舰队作战唯一案例。以下系由这场战役所获得的若干战术教训：

• 蒸气推进给予攻击舰队新的选项。
• 冲撞攻击成为海军作战的有效武器。
• 单一纵队运用集中火力方式可能遭致失败。

图3-1　冲撞攻击的运用说明

　　本图系1886年7月20的利萨战役概图。奥地利击败意大利的主要原因，系其采用肩并肩的方式来对抗意大利的纵队。奥地利的特葛郝夫(Tegetthoff)少将只有7艘铁壳船，面对的是意大利普尔萨诺(Persano)上将率领的12艘船舰。特葛郝夫少将利用蒸气舰艇的机动性，以V字契型队型直接冲入意大利的纵队。奥地利在意大利纵队无效的火力射击中进行突穿，将意大利的舰艇队型打乱，使得普尔萨诺上将及其部属阵脚大乱。虽然意国仅有两艘舰艇遭到冲撞攻击，事后各界咸认奥国的冲撞攻击是获得胜利的主因，此点影响了往后30年的舰艇设计。

　　海军战术家开始研究假设性的舰队作战是值得注意的。1870与1880年代的文章，对冲撞攻击方式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装甲钢板抵抗枪炮与早期炮弹的优势皆相当短暂，致使，我们轻忽了冲撞攻击的效应。二十五年后，蒸气舰艇的机动性使其至多在半哩内能集结有效火力，快速冲击舰队可在二分钟或更短时间内航行800码，消灭一支配备火炮的舰艇纵队。此外，他还可以逆风航行。一支防御纵队若能集中火力，愈可能被冲撞攻击击破；一个舰队如编成的单一纵队越大，则其纵队越长，则遂行冲撞攻击的舰队愈容易将攻势集中在单一部位。图3-1显示的即系利萨战役简图，该图充份地显现上述的说法。

　　一八八六年后，战术的讨论已将传统的纵队拋弃，但对于如何采取最好的战术仍然争辩不休。解决方式系将长纵队变成短纵队，有人认为这样彼此可以互相支援，有人认为舰队可以并肩作战，另外有人认为由二至五艘军舰所组成的单位可以彼此支援战斗，当舰队指挥官进行指挥时可以将其聚集一处，其阵式如同二次大战的圆形编队，或像英国步兵的方阵编队。每种作战构想的合理逻辑显现的却是一团混乱，战术家对找出一支训练良好海军，能在执行战术时获取最大优势，不抱太大希望。诸多作战计画是比照陆上作战而拟定的。由于若干战术人员不够专业，会将攻击者对抗防卫舰队的行动视为对抗陆地的防御部队般，将其固定在不变的阵线上。

　　战术家与雇用此等人员的舰队指挥官可说非常幸运，因为在战争来到前，新兴科技可以解救他们。无庸置疑的，这种情况充斥着各种混乱。最坏的情况，不过是新方法不适用而已。这些新方法绝不会让目标消失不见，因为其可集中所有的兵力与方法来找寻目标，这可藉由蒸气推进将战场可用的移动兵力加以集中。他们不会忘记冲撞攻击的重要性。信号和观念系指挥官初始时具有的优势：战场本身被认为系被不明状况所掩蔽。倘若获致部份胜利系靠运气的话，那么全胜应该是舰长必须具备勇气方能达到。

　　冲撞攻击做为主要战术的年代结束前，1877年与1879年，在南美西部海岸发生了几场海战(虽然称不上是舰队作战)。在一或两艘装甲舰艇与其他战舰参与的四场冗长战争中，出现许多冲撞攻击场景，几乎所有攻击行动都未成功。假如当时存有舰队作战的话，那么结果将有利于进行冲撞攻击。发生在南美的这些战事，显现攻击移动中的目标的困难度被低估了。

　　郝斯卡号(Huascar)战舰曾参与这四次战役，其曾在秘鲁革命期间对抗英国，后来亦曾参与对抗智利行动。该舰曾在近距离内被相当多炮弹击中(第一场战役中被60发炮弹击中)，惟其船身未被贯穿。郝斯卡号曾经炮轰堡垒，然后全身而退。这个阶段中，战术家看对了一件事，此即大炮效率已经式微，短期内主宰战场的将是防御科技。

　　1894年九月的鸭绿江战役，正式宣告了冲撞攻击时代的结束。中国方面根据当时的估计，采用肩并肩方式运用两艘战舰试图采取冲撞攻击，这两艘舰艇系中国方面的战斗主力 [ 原注：Marble,pp.479-99. ] 。日本方面保持两个纵队并将中国军舰团团围住。由于射距甚短，大部分的损伤都是中口径大炮在200码左右距离造成的。此战役中，双方发射了很多的炮弹，炮火渐增的破坏效果是惊人的。根据估计，两艘中国战舰共被击中了320发炮弹。由于两艘战舰的装甲未被贯穿，故其能够存活下来。由于双方使用不同战术的系相同类型军舰，故甚难对此次战役进行分析。虽然不曾运用冲撞攻击，冲撞攻击功用仍在，但仅有在战术辩论时，方被有识之士提出。

　　大型火炮的胜利1900-1916年

　　当前许多人认为枪炮已经取代了冲撞攻击，有人认为冲撞攻击根本不是一种有效战法。较佳的结论则是，鱼雷取代了冲撞攻击。白头(Whitehead)鱼雷系一种有效的冲撞武器。若被鱼雷这种长距离冲撞武器击中的话，其有相当的致命性。对攻击者而言，使用鱼雷可说相当安全。对重炮的研究与对反制鱼雷快艇与如何贯穿舰艇装甲的研究同样令人着迷。十九世纪时，一般人对于大炮、鱼雷及冲撞攻击的研究深感兴趣，但冲撞攻击很快地消失不见。

　　二十世纪初期，大炮成为海军舰艇主要武器，装甲舰艇亦成为了舰队主要骨干。海军战术家对舰队发展形成了深远的影响。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证明了炮弹具有贯穿钢板的可能性。但是，两国海军很少能够击中移动中的目标。史考特(Perry Scott)与西姆斯(William S. Sims)等优秀海军军官，曾领导小组对火炮射控进行改良工作，期能有效提高火炮的准确性。 [ 原注：海军助理部长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曾视察一次炮火试射，主力舰在2,800码距离对一艘征用的轻型船舶射击了200发炮弹，结果仅有2发命中目标。 ] 由于确切掌握时机，当时30节的鱼雷快艇与鱼雷快艇驱逐舰(torpedo boat destroyer)能藉副炮对主要舰艇构成潜在性威胁。依战术家估算，一个均衡舰队应包括数量庞大的鱼雷快艇。理论上，驱逐舰可使用快速短程武器先发制人，但是火炮必须准确，海上指挥官会对本身没有驱逐舰与轻型巡洋舰保护战斗舰的不利态势，感到忧心忡忡

　　下表系一位战术家在1910年时，采用距离做为函数所评估的武器效能：

　　赞同在所有舰艇配备大型火炮的人(无畏舰[Dreadnought]构想)，并未完成他们所持构想，小型及中型口径火炮却已具备了相当的准确度与较高的发射率。费斯克(Bradley Fiske)指出了下列三项一般性法则：

• 6吋炮的射速是12吋炮的八倍。
• 12吋炮发射的炮弹，其能量是六吋炮炮弹的八倍。
• 12吋炮重量系6吋炮重量的八倍。

　　就相同舰艇配置言，6吋炮可发射相当于12吋炮发射炮弹能量的八倍。炮弹重量产生的炮口能量及炮口速度是计算大炮能量的方法。装甲穿透的计算系射程、目标角度、炮弹俯射角度三者形成的函数。高射速的达成必须藉由不断研发；6吋口径的火炮开始出现一个问题，因为其100磅的炮弹是人体可以搬动的最大重量。1910年时，6吋炮的射速是每分钟12发，看起来是相当快的。倘若大型火炮的长射程并非藉由改进准确率来达成，这些火炮贯穿装甲的机率不会太大。小型及中型火炮在近距离极易杀伤敌人，最佳例证即是1905年日本在对马海战中展现的战果。当时大炮的射程完全掌握在日本手中，其距离系保持在4,000至6,000码。为了掌握战场，大型(10或12吋)火炮必须要有准确的射控系统，而且位在中型(4或6吋)火炮射程之外。

　　假若我们认清武器射程的增加乃战争的重要趋势之一，则最后的结果还是可以预测的。1910年左右，当可对连续目标开火及主导控制取代局部大炮部署后，所有的大型火炮船舰必定可以掌控。美国海军密西根号(Michigan)建造时，其时间就已落在英国海军的无畏号之后。因此，美国对外国宣称建造大型火炮战斗舰相当仇视，甚至包括超级炮塔部署 [ 原注：Mitchell，p.139.他指出从1901年以来，激进的海军军官都强烈要求使用中口径的大炮。西姆斯相当赞成战舰全部配备大型火炮，此和马汉观点相左。西姆斯的看法，参见”The lnherent Qualities of All-Big-Gun，One-Cahber Battleships of High Speed, Large Displacement, and Gun Power,” U.S.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1906年12月)。另对火炮较受欢迎的观点可以参见E.E. Morison,Admiral Sims. ] 。所有讨论都集中于大型火炮舰艇议题。从1905年(美国海军密西根号问世)到1912年(美国海军宾夕法尼亚号问世)之间，大型战舰部署数量增加两倍。炮塔配置及装甲、速度与持久性的配套问题均已宣告解决。重大结果系建造了无敌号(Invincible)与却敌号(Repulse)两艘战斗巡洋舰，此系英国皇家海军舰艇中具有强大火力、极高速度与少量防护的战斗舰艇。

　　一次大战发生前，亦是对马海战发生后的十年，大型火炮(12吋至15吋)是舰艇的主要武器，这些大炮可在晴天时重复射击至8哩外或更远的地方。火炮射控的电脑研发，一直在秘密与甚少被注意的情形下持续地进行。这项工作的主要目的，系在增加火炮射程。做为舰艇副炮的5或6吋炮则是用来防护鱼雷攻击，舰队司令们都希望尽可能地不以副炮用来防范鱼雷攻击，但是鱼雷威胁仍必须加以考量。关于这点，伟大的俄国海军将领马卡洛夫(S.O. Makarov)曾以滑稽语气写道：

　　截至目前为止，掌控海上意味舰队掌控海洋，此系累积而来的结果。尤其重要的一点是，要让被击败的敌人不敢再出港应战。这种情形当前如何？对战胜者的建议则是，避免受到敌人鱼雷快艇夜间攻击。……一些水手已经习惯于反常事物，但假若是生手，则仍会受到惊吓。或许他会疑问，他是否了解一个胜利的舰队应该保护自己，以免遭到被打败的敌人的残存兵力之攻击。

　　马卡洛夫的战术已对马汉和柯白的权威形成巨大挑战。就理论与实务言，火炮皆系舰队作战的主要武器。不少敏锐的战术家认为过于简洁的海上指挥观念，内容范围过于空泛而无法被人真正了解。

　　战斗纵队队形重现

　　虽然存有鱼雷威胁，舰队作战的所有战术观念还是适当的。冲撞攻击不再适用；战舰上的大型火炮变成重要武器。战舰的火炮越大越稳以及拥有良好的装甲与武器，战舰的作战能力则越强。然而，这样仍然不能保护自己免于敌人鱼雷攻击。轻型巡洋舰与驱逐舰则是为对付鱼雷而设计的舰艇，他们可以保护自己免于敌人驱逐舰与鱼雷艇的攻击。直到飞机与飞船提供更大的保障前，侦察巡洋舰是舰队的眼睛。受到陆地战斗影响，战斗巡洋舰在十九世纪末系用以支援侦察任务的重型武器。就理论而言，其战力超过其他任何舰艇。水雷在浅水系一具潜伏威胁的武器，大部分做防御用途，需要藉助水面船只布放。潜舰像水雷般，然其在深海中其有攻击能力。更确切地说，潜舰好比一个魔鬼。无线电系一个崭新的指挥工具，在战术上可以增加侦察结果之产生速度。

　　战术队形的纵队参见图3-2。将1,500码当成良好视距下有效射程时，16艘战舰的纵队所属火炮可对中线9,000码距离内的目标进行接战。半数以上火炮至少位于纵队首末舰30度夹角内。为了进行比较，图3-2标示同样角度时纵队有31艘过去风帆战舰的情况。

图3-2　1750年与1910年火炮有效射距比较图

　　基本上，兵力对抗兵力的关联性是由相对纵队开始。至少三位战术作家(查斯[J.V. Chase]、费斯克与鲍德利)曾皆指出，在下列方法中集中优势火力会产生渐增效果。 [ 原注：除了兰彻斯特发明的著名方程式外，其余三位海军作家皆使用片段时间做为分析工具，因为他们咸认时间可和齐射进行交换。兰彻斯特使用的是二次微分方程式，此种比较清晰与快速的方法可以得出相同点数。今日现代的数据电脑可以更片段的时间进行微分，这些时间段落可以自选。笔者希望让大家了解火力的效率并不是和武器的效率(譬如距离、准确度或者发射速率)成一个简单的比例关系，而是和武器数量的平方成一个比例。罗比森(Robison)称这种关系为N平方定律(N-square law)。舰队中大家对这种关系耳熟能详。 ] 倘若对手每艘战舰在敌人不其有效反制火力情况下具有20分钟的持续战力。攻击能力保存(火炮与射控系统)系与持续战力成比例的。若其他因素皆系相等，战役结果将会不分胜负。这样会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因为双方攻击能力同时降低。

　　若A方较B方先发射4分钟，如同鲍德利所为的 [ 原注：Baudwgpp.116-17. ] ，则表3-1所示即为双方剩余火力及持续战力。原本会是势均力敌的一场战斗，晚开火四分钟的一方将遭致对手彻底毁灭。较晚开火，将损失20%的战斗力。A方以26分钟瓦解对方的战力。此仅比B方未还手的情形多花了六分钟。另外，我们观察到赢的一方在战役后残存的战斗力仅有先前的57%。

　　费斯克做了同样的表格来显示兵力优势的渐增效果。让A方的两艘战舰集中对付B方的一艘战舰，如果双方火力及持续战力和前述条件并无差异时，剩余的战斗力则和表3-2所示数据接近。

　　第二章中，已经介绍过兰彻斯特方程式，读者对较弱一方兵力削减后，优势一方仍保有16.5个单位(83%)的战力无须过于惊讶。假如使用连续火力的兰彻斯特模式进行分析，兵力优势一方残余战力还会稍多一点而成为17.3个单位。两者差异源自齐射模式，弱势一方的消耗会在开火两分钟而犹未能造成敌方战损后显现。

　　这四位理论家都是成功且讲求实际的人。查斯、费斯克与鲍德利都是海军军官，兰彻斯特则是车辆工程师。他们在不同环境条件下设计出不同的影响组合。费斯克在量的方面描述出更多装甲的影响(火力增加10%，火力比增加10%，持续战力增加更多)、更佳的火力射控、更小的有效目标区域(为弥补50%的火力劣势，被击中的有效次数必须降低至75%)，以及首先集中较多或较少的兵力是否会影响理论上的战斗结果(没有影响)。

　　费斯克认为这些战术参数系决定舰艇设计的基本因素。1905年，美国海军密西根号批准建造后，费斯克利用自己的方法，推论该型舰艇系未来军舰基本构型的说法。虽然，当时马汉的战术理论未完全建立，因为科技随时将会改变战术。费斯克系使用抽象的战术模式将未来科技纳入考量，并且藉此改变海军战术。

　　T字战法

　　帆船年代与火炮年代，各国的海战构想相似，因而隐藏了主要改变可藉集中火力达成的意涵。虽然纵队是将军们在这两个年代普遍使用的战术队形，但帆船火力必须集中在船上，因为其大施的射程较短。当大炮主宰战场时，武器射程形成的「阻止T字战法」(capping the T)的战术就相当具有优势；舰队不是以单一船只就射击位置，而是整个舰队可以集中火力来对付敌人的前头部队。

　　对马海峡战役后，一般人确定纵队乃为有效指挥与集中火力的最佳战斗编队。如同大家周知的，整个纵队的前面与后面是最脆弱的部分，尤其是前面在移动时更是如此。战术上的讨论是集中在如何「阻止T字战法」。在桌上的战术讨论中，藉由移动来达成集中火力的唯一方法就是速度，速度加上装甲与武器则是相当重要的战术与科技讨论主题。 [ 原注：美国海军进行了长期与激烈的辩论，由于受到马汉的影响，遂以重装甲与装甲防护取代了舰艇的速度。 ] 随着事情的演变，桌面的讨论极可能造成众人误解。

　　赞成纵队的决定简化了战术的思考，而且直到二次大战时，战斗纵队才丧失其意义，而战术的讨论主要系集中在：

• 火力如何分布。以理论上最好的方式(举例来说，即不让任何一艘舰艇暴露在火线T)并解决有关如何完成火力分布的难题。舰队指挥官无法在战场下达命令；方法必须是准则或者利用简单信号做为通信的一部份。在实务上，直到水面火炮年代结束前，未实施火力分布是主要的战术缺陷。
• 如何采T字战法对付移动中的敌人，而只获致部分成功是否有其价值。
• 如何藉由一大群驱逐舰遂行或阻止鱼雷攻击。
• 旗舰应摆在舰队的哪个位置？
• 如何从巡航队形转变成战斗队形？
• 侦察的新重要性与保护侦察队形安全的方法。

　　巡航编队与战术侦察

　　武器效能及射程大幅增加，对于侦察的需要也有重大且深远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大型舰队的指挥官必须在看到敌人之前先掌握敌军动向。纳尔逊在特拉法加战役中，主张航行命令就是战场命令，因而失去了作战弹性。基于凝聚效果、通讯及静止、反潜掩护、任何方向的快速部署等考量，需要有成为一系列短纵队的巡航编组，而此等短纵队彼此要并排而行。为了战役而成为单一纵队是主要及不变的保证。纵队间的距离要能够使每一纵队在形成战斗纵队时能适切地排入纵队内(图3-3所示)。战舰舰队编成为最后队形，在移动前后保持接近距离是重要的；所有可能的速度亦是重要的，相对于航海时代，战斗航行意味着以最小航速航行。然而，新型战斗舰队的速度不会比纵队中最慢船舰之速度快过二至三节，大约只快20%，而可使后面船只保持静止。倘若航线是靠近的，为使船只避免碰撞与挡住另艘舰船的炮台，航海技术与人员的训练是相当重要的。虽然纵队容易编成，亦是最简单的方式，但要使其接近、转向，并且在风中(烟雾模糊不清)及海上(转动的船不能把大炮对准)应付敌人的话，则需长时间的学习方能有以致之。

图3-3　从巡航队形发展至战斗队形

　　理论上看起来很简单的事，实际在海上操作时却需要有成熟的技巧。舰长及军官们获得赞誉或辱骂，必须看他们对于密集队形的技巧是否熟练而定。当中最著名的海事灾难系1893年皇家海军维多利亚号(Victoria)与地中海分遣舰队旗舰坎柏当号(Camperdown)相撞事件。这次相撞肇因于以无战术过失闻名的军官，在下令进行一次不可能的运动时，未有人加以阻拦。

　　侦察计画同样重要。舰队也利用相当资源来进行这项工作。在日德兰(Jutland)战役中，大英帝国舰队与德国公海舰队各投入了20%至25%的重火力，以及35%至45%的巡洋舰与驱逐舰支援侦察任务，相关部署参见图3-4。

图3-4　巡航部署

　　为了保持侦察线上的舰艇安全，这些侦察舰艇可在敌舰发现或受到威胁时退回航行最快的战斗巡洋舰支援阵队中。整个侦察兵力可以在行动时加入整个战斗主体用以增加整个战斗航行队伍规模。但是无人确定是否真可以如此做。涵括战队两侧各约35度角的侦察足以涵盖相当广阔的海域，而使舰队不致于进入未侦察之航路。只要舰队系慢慢地向前航行的话，则任何敌人皆无法对付整个侦察舰队。这样的部署需重新设定轴线，此对于每一位海军军官及舰长来说皆是一个重要且需时间经验的作为。 [ 原注：虽然飞机当时已配备有无线电，而且被视为是未来侦察的趋势。但其仍不被充分信赖。在口德兰战役中，比提就从Engadine这条船上派出飞机进行侦察任务，但此架飞机飞错方向，最后当他飞下云层时看到若干希普率领的舰艇，飞行员却报告说他看到了己方的舰艇。不管比提或是杰立可，他们的首次海上空中侦察行动，就战术而言，并未获得任何其体成果。 ]

　　指挥与管制

　　武器射程与火炮效能的增加使得我们需要重新考量指挥舰的部位。一旦火炮射程达到的话，战役便能很快决定胜负。虽然对外行人而言，以17节速度航行的船舰，似乎不可能不犯错，或在行动中延迟。经过鸭绿江以及对马海战的观察与实验后，合理的结论是旗舰必须在前锋，指挥官能够不用信号，而能以单纯的「跟着我」动作来指挥一个纵队行动。相反地，同时转向必须正确进行，然后必须花时间打信号。简单及速度是最重要的东西。巡洋舰的追逐与反追逐在日德兰战役中系相当重要的。当伊凡—汤玛士(Hugh Evan-Thomas)从比提(David Beaty)处接收讯号后虽仅延误了短短几分钟，但当比提损失了两艘巡洋舰后，伊凡—汤玛士亦随即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然而，杰立可(John Jellicoe)上将与席尔上将(Reinhard Scheer)在日德兰战役中各有28艘及22艘战舰，这么长的舰队要以首舰进行指挥并非易事。一个领导船队的舰队指挥官不能期望知道在他的船尾六或八哩远的尾舰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舰队指挥官最好是放在中间的位置，虽然这可能影响机动，但中间位置是控制、指挥整个行动的最好位置。杰立可知道如果他能以火力压制对方的话，就可弥补其暂时处于不利位置的因素。谢尔的舰队作战概念是简单的，他想引诱英国舰队的较弱部分，而非要与整个大英帝国海军舰队作战。

　　大型舰队指挥官面临的两难困境，可从谢尔在日德兰战役的战术位置得知一二。倘若谢尔站在舰队的最前面就可以预知或避免极度不利位置。另一方面，假若他站在最前头，即无法执行他最有名的同时转向，这可以使他消失在薄雾中两次，可使他的舰队免除危机。

　　如何进行指挥方面已经获得很大进步。过去帆船作战年代，信号与作战教今——也就是战斗准则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信号是指挥官表达心中想法的一种通信方式，经由不断地对信号练习，然后可在必要行动时准确地传送信号。这意味着对于信号系统缺乏讨论。二次大战结束前，美国海军的信号本已经变成一个结合智慧与令人信赖的战术指导手册，而且经过物理学的测试。它是具效能、简明、清晰的宝库，这是今日所有阶层海军指挥官必须再去发掘的。

　　信号本身仅是战术通信系统的一部分，无线电通信的时代业已到来。无线电使侦察线变得有弹性，更遑论舰队的战斗部署与巡航编队。无线电已经成为截听及海上交通分析的课题。无线电是英国与德国想要用以欺骗与引诱对方的一种方式。一次大战初期，英国人取得俄国人获自一艘沉在波罗的海德国巡洋舰上的密码簿，其在比提以五艘巡洋舰对抗希普(Hipper)领导的战斗巡洋舰时，发挥了重要的角色。1915年元月，假如希普未曾收到比提两个令人困惑的战术讯号，他的部队在多格滩(Dogger Bank)外的行动不致惨败。信号战及密码术已经来到，这两种战术在以前是没有见到的。

　　历史书籍中有关古代航海人员的故事都不见有迟延及误解通讯例子。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个事例呢？就战术理论而言，这是必须如此做的。第一，战术指挥官的意图最好利用经验学习(协调合作是将许多工作视为一体)；第二，全军练习良好信号，这是解决模糊与误解的次佳方法；第三，通讯将会持续中断、延迟及误解(没有任何人以为系统可以消除通讯错误，他们希望能尽量将其限制在战术准则方面)；第四，如果在准则及作战上能越早计划的话，计画会越单纯，且在行动中发生错误的机会就会越少。随着二十一世纪通信能力，如通讯宽频及电脑能力之增加，以及指挥管制越来越有发展潜力的情况下，这些对于战术家而言，都可以好好运用以导正过去发生的各种教训。

　　曾有人指出，一次大战期间很少发生通讯错误情事，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要做有用分析则要将所有的战术信号和重要信号(有重大影响的)与实际上遗失、延迟及误解的信号相互比较。一次大战中此类情事的比率虽然不高，但是比提那样的错误却是相当严重的。

　　驱逐舰屏卫及鱼雷的威胁

　　驱逐舰及舰队的领导舰的部位，通常系安排在船队的前头及交战面的背后， [ 原注：普拉特(Fletcher Pratt)在其有关所罗门战役的著述(Night Work)中，鲜少以图示方式显现日本与美国巡洋舰与驱逐舰的编队队形。二次大战前，他是一位热衷海军战术的学生，普拉特和他的同学在纽约公寓中玩着海军兵棋游戏；他的构想很少实现。虽然，他在书中用着生动的文字与图画，表示如何在1942年与1943年的夜间战斗进行指挥，但这对于战术并无任何助益。 ] 其目的主要是用来影响事件发生，迫使敌人转向，或者敌人未转向时使用鱼雷进行攻击。在战场中，驱逐舰被当成是驱逐舰队指挥官所控制的恶犬。舰队指挥官实际控制驱逐舰的命令仅为「去」与「来」。这些驱逐舰的角色可能的话，应是组成一个紧密的队形，然后扼住敌主力舰的喉咙，跳近对敌人的恶犬咆啸。倘若驱逐舰不是敌主力舰船头的强大火力之对手并遭击沉，则几乎不能对战舰的效能形成妨碍。倘若处在交叉火力中的话，一艘驱逐舰很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一个分队的驱逐舰将是非常恐怖的威胁。一个分队驱逐舰的指挥官可以用类似命令般的战斗，受友军忽略而自陷混乱之中，并在敌阵中尽自己力量散布混乱。

　　承平时期的战术家对于驱逐舰的想法如图3-5。

图3-5　承平时期的计画：战斗队形

　　世代交替的理论与实践

　　倘若所有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武器效率的精准数学计算是好的吗？这个答案系取决于舰队指挥官是否要知道在射程与击中率之间的粗略关系(举例来说，一个可以发射鱼雷的载具是个威胁)，以及是否知道射程是如何得出的。关于这些主题精细分析意见与想法似乎已经在意大利海军学院做过研究，这可在伯诺提(Romeo Bernotii)及斐拉凡佐(Guiseppe Fioravanzo)的文章中看到。伯诺提计算鱼雷在战场中的效率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其精明的战术量化理论及实际考量是从1890年至1915年演进而来。伯诺提详细研究一枚速度31节、射程6,500公尺的鱼雷，而其最大速度是50节。 [ 原注：Bernotti,pp.13-25 and 161-71。伯诺提上尉(后来成为上将)当时系意大利皇家海军学院的教师。 ] 为了避免发生错误，直接攻击的前进距离是相当重要的战术参数。伯诺提得出12页有关鱼雷效率的精确、简明、分析、几何及可靠度计算；这和俄国的实验结果相似。从不同方向对200公尺远的固定目标进行攻击来计算单一鱼雷的有效射程，伯诺提显示出对目标船头加以攻击的有利数学条件。接下来他计算五枚鱼雷对抗单一目标及对付一个战斗船舰群的威胁。他的结论认为虽然存有危险，但从防御的观点来看，3,500公尺以外(射程的一半距离)没有很大问题；从攻击的观点来看则是完全不用牺牲有效的火炮部署。他承认在战争中要执行联合攻击是有困难的，但也显示连续的单一船舰攻击获致个别成功的机会是很小的。伯诺提的观点以今日有关现代飞弹攻击的战术思维来说是令人困扰的。「一种武器重复使用的间隔时间甚长且其供应是有限的，则此种武器只能在成功公算甚高的情形下才能加以使用。」今日的飞弹作战，其重点在于使得敌人对其攻击之目标与位置无法确认。一旦飞弹发射后无法收回时，空的弹药库很快地变成一种可怕的事实。

　　有效的飞弹射程会比飞弹本身的最大射程短吗？从1973年以色列与埃及的战争经验可知这个问题的真正本质。埃及战舰的飞弹比以色列战舰的飞弹射程要远。以色列引诱埃及船舰飞弹进行无效射击，然后以军再包围埃军并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日德兰战役

　　就像其他复杂战役的战斗资料一样，日德兰战争的资料也很难加以评析。射程、火炮准确度、相对运动与位置、通信传输与接收的速度、即时执行(战术家最重视的部分)，这些都是很难对250条战舰逐一加以追踪的部分。当这些资料是从较小的行动中传回时，将比较容易筛选并与控制的测试与实验资料作比较。

　　对于英国战术指挥官杰立可来说，并不缺少事后评论。大量分析文章讨论其在日德兰战役的各项作为。其原因不祇是日德兰战役系最近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海战(如同特拉法加海战)，而且这场战争在极少改变的情况下，被马汉及柯白视为决定性的战争。因此，这场战争是二次大战前，各国海军分析重点所在。杰立可并没有接续摧毁德国的公海舰队，其原因留待后世的评论。杰立可失败之处正是纳尔逊成功之处。为什么杰立可较占优势的舰队以及对谢尔奇袭的做法，却使他的舰队不具攻击性呢？他不攻击绝望的德国驱逐舰，他对于单一纵队的坚强信念与其他的保守做法都可以解释他的基本战术。我们看到的是，战役的战术都由参与交战国家的海军战略专家所掌控。

　　我们不能单纯地认为，杰立可缺乏如纳尔逊般的求胜意志。这些分析得到的结论，可以和他的舰队品质与其较德国舰队为差的火力相较，有些作者甚至认为谢尔有获胜的机会 [ 原注：Fioravanzo，p.154；or Hough(1983),P. 122. ] 。不管杰立可是否保留唯一的力量，或者事实上他可能已经丧失优势。杰立可有获胜的本钱是不容置疑的，谢尔逃离了战场，但到底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呢？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倘若我们接受此一假想情况，就战略观点而言，杰立可在战役中失败不会比赢得战争来得重要，合理的战术估计就是他不能失败，这只有透过舰队的结合来保持攻势集中。杰立可在大型舰艇上享有3：2的优势，可以保证达成英国战略目标。德国较好的火炮及舰艇的持续战力无法抵销大英帝国在舰队数量上享有的优势。如果将品质因素纳入考虑的话，英德两国的相对军力比可能缩小到4：3甚至5：4。假如战术位置已经改变，而且英国舰队的T字战法已然失败，这种情况可使德国公海舰队集中火力并在10分钟内获胜。

　　倘若舰队的位置如同当年5月底那天下午的位置一样，杰立可最大的危险系可能面临敌驱逐舰的攻击，此风险却不若其本身的错误认知来得可怕。 [ 原注：笔者已修正个人意见认为杰立可的估计是正确的，这和弗洛斯特(Frost)与其他诸多评论家的看法存有差异。这个结论系由瓜达康纳尔(Guadalcanal)的夜间战役中使用大量鱼雷造成的毁灭性结果而来。 ] 我们必须记得，他曾经宣布在某些情况下会如此做，不只对海军部，对他的舰长们亦是如此，他必须率领自己训练的舰队战斗。他朝向鱼雷而非远离鱼雷，原因系发生了巨大的混乱场景，当杰立可下令转向时，他的部队才会转向。

　　就英国驱逐舰攻击而言，杰立可本身没有这个机会。他最好的战术是使用主力舰攻击，并且使用驱逐舰来作掩护。驱逐舰攻击是一个相当优异的战术。使用较弱兵力必须进行冒险，杰立可的舰队并未如此做。此外，他的战术对战斗线的掌握是完美的，但对驱逐舰的攻击却形成相当的制约。

　　对杰立可而言，并无战术上的方法可和纳尔逊的攻击精神相提并论。理论上，很难想象1916年武器的特性。当比提假装在战役后18个月从杰立可处获得命令时，所有可能教训已可被外界所理解。虽然海军上将引入的战术改变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未看到任何改变纳尔逊式之利用分遣舰队进行战斗的事件，亦未看到1920年代与1930年代战场基本战术发生改变。在战场实践理论性战术的可能性不大，当前祇有那些其有神奇力量，可以在银幕上利用按钮移动整个舰队的人可以实现如此不熟练的运动。一个舰队的司今不能利用还未熟练的战术来找寻机会。

　　我们有理由相信杰立可与谢尔都晓得这个原理。假使这样，解释杰立可行动的原因之一，即系他未曾将谢尔的舰艇性能优异的事实公诸于世，杰立可仅系在舰艇数量上取得了些许优势罢了。若无集中的话就无法想象结果会是怎样了。杰立可无法像纳尔逊一样的战斗，因为他面对的敌人并非像维尔纳夫率领的舰队。杰立可面对的是拥有优异武器与训练优良的强大敌手。

　　观念与现实

　　倘若战术理论家曾低估了大型舰艇的烟雾与混乱，明显地，杰立可在日德兰战役中并没有如此做。就战术而言，杰立可执行的系其认知属于他的任务部分，亦即围困德国公海舰队，在数量上尽可能地赢过敌人，并且避免因为本身的疏忽、敌人的智慧、与不好的运气所造成的损失。杰立可为避免躁进而发生的错误，系英国海军战略经过计算、计画、准则及完全预测下的结果。事实上，抵抗公海舰队并且打败之，仅是事先没有预想的战略惊奇。同样重要的，潜舰对英国产生的威胁呈现在以下几个面向：海上交通、战略封锁以及水雷战对各式海军作战所带来的影响。新型武器出现不但改变了战术与战略，甚至亦改变了后勤计画。

　　战术计画很有用，因为大量的基本思想及作品已经实践，而且实行这些计画的海军军官亦开始讨论这些议题。但是若干战术问题依然存在，当中最显著者系一次大战前几乎不曾受重视的伪装之重要性。发生于北海的战役都在吸引对手注意；双方知悉数量上的优势与数量平方定律。一旦数量仅超过对手一点，没有一方想要战斗，诡计与反制诡计成为作战手段。这种计画多半是失败的，在口德兰战役亦如此。

　　假若藉由陷阱来达成奇袭的成效不佳，则因侦察失败而遭敌奇袭的情形就更多了。比提、杰立可、谢尔与史比(Graf von Spee)(福克兰战役中)都曾因为侦察不足而遭遇奇袭。在口德兰战役中，主要特征则是视线不良，其原因在于火炮与250条舰艇产生的引擎黑烟。显示幕上出现的东西可能迷惑了战术计画人员，使其忘记外在环境会缩短视距与改变战场特性。不像1930年代的战役，1942至1943年美军在所罗门群岛的战斗皆在夜间进行，而且通常是在近距离内与敌交火。美国海军习惯在大海巡弋，因此今日可能已忘掉海岸防卫工作的范围是延伸至不见陆地以外好几哩之处。除了潜舰之外，在狭窄的海域中还有很多机会可以玩躲迷藏的游戏。假如历史具有引导作用的话，奇袭计画可藉舰队达成，没有预期的奇袭总在眼前不远处。

　　提到速度，战前的作者的想法是对的，亦就是兵力在有效射程内，火炮能很快地发挥效用。因此，他们认为精心计划的调动是到达有利位置的方式。在实务上来说，过去用来获得战术优势的速度通常不会得到什么具体结果。舰队的速度系由其中最慢船舰的速度所决定，日本在对马海战中获得的优势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使用短射程火炮进行冲撞攻击，系表示长程火炮的优势逐渐消褪。此外，战前的许多作者忽视了一些指挥官在处理受损船只时必然会减低速度的问题。马汉就很明白的指出：「真正的战争速度是种浪费时间的不间断能量。」 [ 原注：摘自Hughes(1953)，p.193.在这篇论文中，马汉所说的系在这些永恒词句之后：「一个舰队战争的最美好结果，系不用追赶，不用逃跑，但需控制海洋……不是速度，攻击力量是战争中的重要因素……军力不是存在机动之中，但机动是为了军力；除非敌人接着也抵达战场，否则首先到达战场是无益的，你有较多军队与较强大的火力……真正的战争速度不是贸然的行动，而是没有浪费时间的不间断能量。」 ] 未能进行有效的通信与清楚了解战场形势，是无法掌握住机会的。与速度有关的是决策范围；决策必须很快决定，然后转成简单与正确的行动。

　　何谓简单化呢？即当一些琐碎之事发生时，舰队指挥官必须选择简单模式与保持控制。东乡元帅为了获得明确迅速的运动，他领头以简单方式控制并指挥他的纵队，我们相信也领导的那支单纯纵队，可使他那由12条船组成的战斗队伍能以他的意志进行运动。

　　结语

　　直到一次大战开打前，战场上还很少看到科技进步带来的冲击。1865年至1916年这段期间，可说是理论与实际关系的案例研究。这段期间是过度思索的年代，但在战术思想上却处于一个极高峰的时代，这也结合了今日我们所称的作战分析。大部分的战术假设前提都由海军军官加以改进，其讨论则是刊登在专业杂志上。

　　这些战术研究都被作战领导者善加运用。这些战斗舰队以外界所预期的方式进行战斗。战术上的若干争辩，肇因于不曾对下列因素进行检视：纵队、侦搜、集中火力、领导阶层、训练、斗志、或指挥管制的重要性；欺敌、奇袭及船舰速度的有限益处则被低估与误解。

　　在此期间的最后阶段，众人均将焦点集中在长射程及大口径火炮。优势集中是藉集中与运动予以达成。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舰队彼此相互窥探，然后在进入敌方有效射程前迅速展开运动；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前，他们还是必须在视距外开始部署船舰部位，战术侦察于是成为重要工作，而且耗费若干资源。

　　指挥的优劣对于快速运动来说系一主要因素，讲求简单的主张与准则主宰了战术程序。

　　在此时期，其他的趋势计有：

• 长距离及摧毁性武器的增加
• 强调武器装备与装甲防护，两种观念相互激荡
• 战场武器系统灵活度的增加（虽然蒸气推进使战术灵活度增加，但同时牺牲了战略的机动性）
• 武器射程及船速越来越大时，战术侦察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由于科技因素，最让人惊讶的还是战略。枪炮、鱼雷、水雷及各型船舰的战术角色都在预料之中。不管哪一方皆未预测到近距离封锁的结束、潜舰的战略成功，以及两栖作战的陷阱。这些系相当重要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