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力量和战略·第四
作者：肯特·格林菲尔德·美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战略》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在战略的演变中，如同人间的一切事物一样，所作的决策及其效果主要受可行性制约，即受那些在特定时间内，以现有力量看来可能做什么事情起决定作用的条件制约；同时也受现有力量的效能制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家们掌握了一种新的力量因素——空中力量，它在大战中上升到同陆上力量和海上力量平起平坐的地位，并且改变了所有的战略估计。
对空中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作用的看法很难保持客观性，在美国尤其如此。空中力量的迅速发展和美国航空兵领袖们大胆的、未经考验的种种要求引起了严肃的担心，造成了军种之间激烈的竞争气氛。要年轻的、野心勃勃的美国航空兵领袖们保持客观性是困难的，甚至要使象我这样的战时曾分别参加某一个军种的历史观察家们保持客观性也是同样困难的。但是战后空军的历史家们在美国和在英国都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事实和判断的基础，以便更公正地评价作为设计和执行战略的一个因素的空中力量。
从为了执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而建立起来的部队这个方面来考察美国战略，应该考虑到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战争期间，美国作战部队所显示的出人意外的规模。海军的扩充和力量是不足为奇的，而地面部队和航空兵的相对规模则是令人惊奇的。1944-1945年进行决战时出现的美国战斗部队，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有一个坚实而强有力的，但又是较小的地面战斗拳头。在1941年的“胜利计划”中，陆军部估计，为打败轴心国和日本，陆军需要二百一十五个师。但是，1943年当这个数目达到九十个时，马歇尔将军决定停止建立这些师。到欧洲胜利日(即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日)，只建立起八十九个师。然而，1943年中盟军的战略，正如我们看到的，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为打败德国，需要对欧洲大陆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进攻。1944年6月发动这样一次进攻后，它就成了盟国的主要努力。
这是事实的考虑。还有一种判断的考虑，这种考虑对于用公正的目光看待盟国为进行战斗所作的努力，是一种基本的考虑。硬说空中力量在战胜德国和日本方面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因素，那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说空中力量与陆上力量和海上力量按新的方式结合使用并且形成绝对优势的兵力，成为打败德日的首要因素，则是无可争辩的。在欧洲进行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的专家们(他们审慎地保持客观态度)持这种看法：即使盟军不跨过莱茵河，盟军战略轰炸部队在几个月内也会迫使德国投降。对太平洋空中力量的平行调查，在对日战略轰炸的效果这个问题上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但是，有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不需要调查的，那就是：美国航空兵与海上力量的结合，迫使日本在陆军还没有进攻它的本土之前就投降了。
美国的航空兵部队赖以对胜利作出这些决定性贡献的威力是怎样取得和怎样使用的呢？
一个巨人的迅速成长
我们参战后的三个月，陆军航空兵这个没有经验的年轻巨人，在美国军事组织和盟国军事会议的高桌旁，同陆军和海军并肩就座了。它以飞快的步伐达到了这样的地位。三年前，它只不过是一支特种兵，与陆军通信兵，或陆军工程兵平行。三年后，航空兵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空中力量。
这支强大的力量，渊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陆军通信兵的一个分支。1926年，这支空中勤务部队变成了一个兵种。但是，到1938年以前，它仍然只是陆军部的一个后娘儿。在这些年头中，美国航空兵可以说主要作为一种酵母，存在于曾在一次大战中飞上蓝天的一群年轻的陆军军官脑海中。这种酵母如果没有“比利”米切尔将军耸人听闻的鼓动，是很难引起公众注意的。
这些年轻的航空兵军人的理想和目标就是战略轰炸。他们在1941-1942年间制定了一套学说和一项计划，这项计划是为了证明以轰炸为基础的独立空中战争的信念是正确的。到了1936年，他们顶住了海军的反对，并得到陆军部勉强的同意，将四引擎的远程轰炸机B-17“飞行堡垒”投入生产。他们相信用这种轰炸机能够实现他们的要求。
他们讲的战略轰炸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词需要下定义，因为它不确切。它包含着一种雄心壮志(如果说不算吹牛皮的话)。它意味着它所指的那种空中进攻是唯一真正的战略性进攻。这个词按照二次大战时期的用法，实际上意味着大规模地、系统地轰炸敌人的战争经济，破坏敌人居民的抵抗意志。这种进攻可以在地面和海上部队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外实施，并且不需要它们及时的、直接的合作和支援。
“战略轰炸”这个词被用来指这种空前的作战样式，因为没有其它可以接受的现成的术语。
有一件事曾经打破了束缚航空兵的保守的镣铐，那就是上述罗斯福先生战前采取的主动措施之一。这件事包含在总统1938年11月和1940年5月分别下达的两项命令中。第一项命令指示航空兵每年生产一万架飞机。第二项命令要求每年生产五万架。陆军部小航空兵的参谋长阿诺德将军后来说：“在四十五分钟内我就得到了十五亿美元，让我建立一支航空兵。”
上述第一道命令下达后，阿诺德将军就被提升为主管航空兵的陆军副参谋长。1941年春，罗斯福先生的新任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象总统一样确信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是一场空中战争”。在他的办公室里安排了一位能干的主管航空兵的陆军助理部长罗伯特·洛维特，照顾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兴趣。1941年6月21日，陆军部建立了“陆军航空队”，其下设参谋部，并以亨利·阿诺德中将为参谋长。这些调整，也反映了1939年起任陆军参谋长的乔治·马歇尔将军的看法和愿望。
随着战争的逼近，在新闻界、国会中的航空兵热心者们和航空队中有影响的军官们，凭他们同陆军和海军打交道的经验确信，不独立就无法实现他们的雄心壮志，于是发动了一场争取独立的斗争。但是，这一行动遭到了马歇尔将军的反对。如果让阿诺德将军的参谋部和部队有更大的自主权，那么，连他也是反对的。斗争的结果是休战，体现在1942年3月3日总统的命令中，这项命令规定陆军航空队和陆军地面部队作为陆军的两支主要作战部队。因此，二次大战期间，美国的航空兵不象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航空兵那样独立，在名义上仍然是陆军的一部分。但是，在12月至翌年1月的盟军首次“最高”级会议上，作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三个成员之一的阿诺德将军和马歇尔将军、海军作战部长金上将一起，同三位英国三军参谋长们平起平坐，共同指导英美为战争所做的努力。
同时，阿诺德将军授权将他的部队由二十四个大队扩编到五十四个大队，然后又从八十四个扩编到一百一十五个，到1942年底以前要扩编到二百七十三个大队。其中，一百一十五个大队必须于1942年12月31日以前作好准备；到1943年12月31日以前应有二百二十四个大队作好准备。
一个兵种按这样的比例扩大，在战争史上是破天荒的。在陆军航空兵的扩大过程中，由于它受到总统强有力的支持，陆军部为它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条件。现在财源实际上是无限制的。在与其他军种争夺稀有资源的竞争中，航空队享有最大的优先权，当他们对军工产品的要求与海军发生冲突时，总统总是为他们提出的要求辩护。他们被允许在选征兵役制以外征召高级的志愿兵充当飞行员和地面技术人员，并获准挑选陆军等级测验得分最高的应征者。1943年，他们吸收了陆军新兵中最高合格等级人员的百分之四十。
1942-1944年：一个长期推迟的希望
当珍珠港事件迫使美国公开参战时，航空部队的轰炸机是唯一准备好向德国首先发起进攻的兵器。为在尽可能早的日期内使这样一次进攻有效，陆军航空队授权优先使用国家资源来建立和训练一支战略航空部队。
尽管存在这些有利于实现美国航空兵领袖们最热衷的理想的方便条件，直到1944年最后几个月，他们才有机会对独立空中战争的决定性作用进行充分的、公正的检验。
1942年，美国战略轰炸机得以在欧洲上空实施轰炸以前，皇家空军早已对德国进行了猛烈的战略轰炸。5月，哈利斯将军的轰炸机部队已经能够出动一千架轰炸机对科隆实施夜袭。
3月，当陆军部提出“波列罗-围歼”计划时，阿诺德将军热心地表示支持。虽然这项计划让他的航空队在为进攻大陆铺平道路方面只起次要作用。他之所以欢迎这个计划，是因为这个计划使他能够抵制其它战区的海军和陆军指挥官们对飞机提出的越来越多的要求，并且可把他的重型轰炸机集中在欧洲。这就使他有机会在英国建立一支战略轰炸机部队的基础，于是第八航空队匆匆的集结和训练，并已经开始海运。
7月间，罗斯福先生作出了“火炬”行动的决策，把盟国所有准备好的部队都调到北非去。“火炬”行动耗尽了这支新建立的第八航空队的实力。正如阿诺德将军所说的，它意味着“甚至在我们真正拥有这支力量之前，就把它分散了”。第八航空队和它的剩余力量所能做的一切就是袭击在布列塔尼沿岸的潜艇基地，对法国的工业目标进行小规模的练习性攻击。1943年1月4日，邱吉尔先生在他的一篇“会议记录”中写道，“我注意到美国人连一枚炸弹也没有扔到德国领土上”。
但是，后来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盟军统帅部让战略轰炸在1943年英美进攻行动中发挥主要作用。统帅部批准进行一场联合轰炸攻势，除了潜艇战和对俄国援助之外，这场攻势可以优先动用英美两国共同的资源。皇家空军将继续进行夜间地域轰炸，而第八航空队则将对选定的工业目标实施昼间轰炸。这样，德国将遭受昼夜不停的战略轰炸。
陆军航空队如此急于想要进行的这种战争，突然获准。1942年年底以前，有两支航空部队，即艾拉·埃克少将指挥的第八航空队和詹姆斯·杜利特尔少将指挥的第十五航空队全部投入战略轰炸；前者以英国为基地，后者以意大利为基地，两者都能达到德国境内的所有目标。
但是，1943年是陆军航空队很失望的一年。由于力量继续转移到其它方面，陆军航空兵没有达到他们的扩军目的。在卡萨布兰卡，美国人说服了以邱吉尔先生为首的英国人，使他们放弃对美国人使用重型轰炸机实施昼间精确轰炸的反对。他们赢得了这一分。但是，当他们的B-17型轰炸机开始轰炸德国境内的敏感目标时，德国的防空力量(姑且不谈天候条件)使得他们的轰炸极不精确。更糟的是，一旦他们飞出了战斗机护航的距离时，“飞行堡垒”就不是无懈可击的了，也并不足以自卫。被德国战斗机击落的轰炸机和飞行人员有增无已。最后，8月和10月对在德国的施因富特和雷根斯堡的滚珠轴承工业和飞机工业的两次大轰炸中，尽管轰炸是有效的，但飞机损失的比重是无法容忍的。美国战略部队不得不从德国上空撤出。正如英国空军历史家们说过的，这简直是一次“悲剧性的失败”。
美国实现了一次非凡的复苏。他们终于达到了扩军的指标，并且，按照一项紧急计划，他们得到了护航战斗机，先是P-47“雷霆”式战斗机，然后是P-51“野马”式战斗机，这两种战斗机都带有可甩掉的油箱，能护送轰炸机到达他们的目标上空，并且有效地同德国空军的战斗机较量。
现在距离横渡海峡的进攻时间不到六个月了，如果不把德国空军从法国上空赶出去，就休想发动横渡海峡的进攻。美国人知道，他们要想有效地轰炸德国的目标，必须首先摧毁德国的战斗机部队。这一点他们做到了，而且是单干的，这就是2月23日开始的“伟大的一周”。这件事刚刚完成(正是在关键时刻完成的)，英美战略部队就转归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而且奉命把保护和支援进攻法国作为他们的主要任务。为了执行这项任务，陆军航空队已在欧洲集结了足够的力量，同时恢复了对战略目标的轰炸。直到1944年9月，当盟军部队到达德国边境时，它们才完全装备起来，终于能自由地显示独立的空中战争有什么作为。当时，陆军航空队只有半年多的时间显示空中战争的威力：在欧洲是从1944年9月到1945年4月，在对日作战中是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7月。
这样长期推迟的原因从上文中可以看得出来。
原因之一是1942年美国部队的应急部署。陆军和海军不得不把他们的部队分散到世界各地以弥补盟军防御中的漏洞。陆军航空队既然是可以最快地用到危险地点的战备部队，那它就是首当其冲的。现在人人都大声疾呼要求陆军航空队拿出他们的宝贝，即远程轰炸机，而这正是陆军航空队本身战略计划的关键武器。陆军部只是勉强地让航空队拥有自己的远程轰炸机，而且近在1938年时，它还在海军的要求下禁止陆军航空队飞机的航程超过海岸线一百英里以上。当战争爆发时，重型轰炸机一出厂就被送去保卫西海岸，并守卫从夏威夷到澳大利亚之间的重要岛屿锁链。现在重型轰炸机正飞到或海运到中东去支持严阵以待的英国人，在埃及的大门口和苏伊士运河击退隆美尔。新产品必须同海军分享；海军正在迅速发展它自己的舰队航空兵，包括陆军航空队生产的岸基飞机。在整个1942年中，陆军航空队飞机的生产受到扩军延期的干扰。在美国战时经济正投入全面生产的那个时期，关键设施的梗阻和短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3年)，使得享有种种优先权的陆军航空队也身受其害。陆军航空队同其它军种争夺优先地位的尖锐斗争，受到陆军部的支持，并有总统作为强大的后盾。总统不顾海军的强烈抗议，宣称1943年生产八万二千架作战飞机的指标是“必须”完成的。但是，陆军航空队经过批准的扩军目标却不可避免地推迟了。
对制定一项独立的空中战略的限制始终存在，而且很严格，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一条限制就是盟军的大战略。这种大战略要求空中力量除了用于对德国的直接轰炸之外，还要用于其它的战略目标：配合海军的岸基轰炸机压制德国潜艇在1942至1943年间所构成的致命威胁；保护和支援地中海的盟军部队的作战行动(首先是在突尼斯，尔后是在西西里和意大利)；而最重要的、压倒一切的是充分使用空中力量保证1944年的“霸王”计划——伟大的横渡海峡进攻的胜利。
空军领导人对所有这些决定都是同意的，并且忠诚地支持。英美两国某些最受尊敬和最有影响的空军领导人，包括美国陆军航空队参谋长阿诺德将军和后来成为驻欧美国战略航空队司令的卡尔·斯帕茨中将都相信，并且争辩说，如果盟国集中力量实施战略空袭，那么，他们不需要一场陆上进攻就可以很快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但这是对从未干过的事进行的一场赌博。既然手中已有装备起来、接近做好战斗准备的大批地面部队，那么，这也是一场不必要的赌博，事实上也没有这样去干。官方的二次大战空军历史家们都一致同意，让战略轰炸服从于1944年大规模的空-地进攻的决策是正确而明智的。
从以上的考察可以看出，有两个主题要特别加以考虑：一是陆军航空队与其它军种的合作，因为三年来陆军航空队通过与其它军种的密切合作，对胜利做了重要的贡献；二是战略轰炸，因为这是一种新的作战形式。
航空兵的学说和军种间的紧张关系
虽然美国航空队参谋长们的抱负是打一场他们自己的战争，但是，他们并不怀疑他们履行航空队协同使命的义务，既包括传统的使命，也包括盟国在新形势下要求紧急执行的使命。
他们接受了这些义务，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坚持采用自己的作战方式，按照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制定的空中作战学说来履行这些义务。由此产生的学说体系可以公正的被称为军事神学，因为它迄今无法得到经验的证实。
这种军事理论的核心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假设：飞机已达到的航程和速度与潜在的准确性和破坏性相结合，将空间、威力和灵活性引进了空中作战，这一点促使与其他军种合作的传统思想成为过时。
除了年轻的美国航空队要打一场它自己的战争的雄心外，它那一套关于与其它两个老军种的部队合作的学说主张，就足以使它卷入与其它两个老军种之间激烈的纷争。1942至1943年，它曾同陆军司令官们为航空兵在支援地面部队方面的作用及指挥权发生争执。同期，它为岸基轰炸机在制服大西洋德国潜艇之战中的指挥权和使用权，同海军进行过激烈斗争。这两次分歧都是通过妥协解决的，事后看来，妥协的原则比人们预想的要合理得多。这两次分歧都是围绕航空队指挥学说进行的。
陆军航空队坚持航空兵只能由航空队的军官们指挥和使用。由各兵种训练的军官指挥相应的特种部队，即一个炮兵指挥官指挥一个炮兵营，一个工兵指挥官指挥一个工兵团，这已不是新鲜事了。但是，这些特种兵军官们要接受他们所隶属的或配属的师长、军长或集团军司令的指挥，而师长、军长或集团军司令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步兵将官。使人感到新奇或震动的是新建立的航空兵领导者们愿意听从其指挥的唯一高级司令部。他们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承认其它军种的指挥官对航空队下达命令的权利，那就是：下达命令的必须是战区司令官，或者是一支大规模特遣队的司令官。即使这样，他只能给航空兵指挥官下达战略计划规定的任务，而且不要去管它如何执行。简言之，航空队从陆军部以师、军和集团军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统一的诸兵种合成部队中超脱了出来。
对于海军航空兵司令官们和陆军野战军司令官们来说，这是令人震惊的、危险的学说。这种学说爆炸性地打中了他们根深蒂固的两个信念：一是只有一名野战军的将官才知道如何使用陆军，只有一名老海军将官才知道如何使用海军；二是只有能自由地在陆上和海上运用“指挥权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这条原则时，他才能有效地使用他的部队。
没有一个人比海军作战部长兼美国海军总司令金上将对他的信念更加坚信不疑。金上将(空军中将斯莱塞曾把他描写成“倔强而无情的战士”，莫里森教授则把他描写为“一个铁石心肠的汉子”)是一个热心航空事业的海军将领，但他铁面无情地反对陆军航空队的学说和它的不受约束的权利。他不相信陆军的重型轰炸机能够击中一个目标(B-17型飞机在1942年6月中途岛的关键性战斗中无所作为的表现坚定了他的这一信念)，他对战略轰炸毫无信心。对于他自己的海军航空兵，他采用的是在舰队指挥下，航空兵与水面舰艇部队严格地统一行动的学说。
这支不断扩大的舰队航空兵拥有岸基飞机，包括四引擎的“解放者”轰炸机。但是，当邓尼茨海军上将的德国潜艇于1月间立即开始攻击美国在大西洋沿岸出现的舰艇时，海军感到束手无策，不得不请求陆军航空兵助一臂之力。这是1942年的事。当时，阿诺德将军急如星火地需要用他的每架轰炸机来对他的飞行员进行作战训练，并在英国建立第八航空队。为了节约他的轰炸机，并确保按他认为有效的方式加以使用，他创建了一个陆军航空队反潜司令部。这可能是模仿英国著名的海岸司令部，这个反潜司令部是处在英国海军部总的控制之下的。但是，美国海军不顾航空兵的学说，坚持对战术和兵力分配实施控制，一直控制到作战部队一级。
1942年春，英国驻华盛顿使团团长约翰·迪尔将军曾说，他不能确定他的使命是什么，但是，“他至少可以提供让美国陆军和海军互相会合的中立地带”。后来在7月间，金上将采取了一项行动，使军种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新的高度。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让美国一支大规模的航空队承担支援“大锤-围歼”计划的义务，从而使陆军航空队产生了希望和雄心——在联合王国发展一支可用于对德国进行战略轰炸的部队。但是，7月份当“火炬”计划取代了“大锤”计划时，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宣布，十五个被指定用于“波列罗”的航空大队，包括三个重型轰炸机大队，现在已超过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的需要。金上将立即开始强烈要求把这十五个航空大队分配给在太平洋作战的海军。阿诺德上将和航空队的参谋部，从这个建议里看出了他们在欧洲加强战略空中作战的梦想所受到的致命威胁。
金上将对年轻的陆军航空队最敏感的神经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而这两个军种在他们兄弟阋于墙的斗争中走向一场险象环生的危机。阿诺德将军确信金上将的目的是控制他的重型轰炸机部队。反潜战役中的一场新的危机把两个军种间的对立行动引导到爆发点。1943年早春，邓尼茨海军上将把他的潜艇编成若干个狼群，指挥它们对英美之间大西洋中部的空白海域护航线实施了成功的袭击。这个海域是英美两国的空中护航队都掩护不了的。当金上将要求更多的航空队远程轰炸机掩护这块空白海域时，阿诺德将军却把这些远程轰炸机派往纽芬兰，并指示航空兵司令官们，不接受掩护护航的命令。一位海军历史家曾指出，这“是压断骆驼背的稻草”。受到罗斯福先生支持的马歇尔将军现正置身于两个强大的、怒气冲冲的对手之间，劝他们接受停战。一旦这两个军种的部队能脱离接触，海军就得单独承担反潜作战的任务。陆军航空队的反潜司令部打算把专为反潜作战装备的一百八十七架重型轰炸机交给海军；作为交换条件，海军要把自己同样数量的“解放者”式飞机交给陆军航空队。今后陆军航空队将单独控制它自己的轰炸部队。
陆军的空中部队和地面部队
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首脑们与陆军中的老大哥(地面部队)之间的分歧则有所不同，也许唯一的原因就是美国航空队仍在陆军部之内，并受它的约束。
在航空兵学说体系中，航空队的最高目标和任务是战略轰炸。它与地面部队协同的任务按其轻重缓急重新确定为下列三条：第一条是摧毁敌空军，并且夺取制空权。第二条是大范围地孤立战斗地域。采用的手段，是对战斗地域的敌人接近地及其向该地域输送的部队和补给品实施轰炸扫射。第三条是战场上的直接支援。只有严格遵守这个先后顺序，一支现代化的航空部队才能发挥它在机动和速度上的优越性，节约它的兵力，有效地与地面部队协同。
这种协同的思想与陆军空中力量的传统学说相抵触。传统学说赋予航空兵的任务是：为与敌交战的每支地面部队撑起保护伞，充当它们的眼睛，使之能看得很远，同时打瞎敌人的眼睛。新建立的航空队承认这几点是它的主要任务。但是，它建议把它的保护伞扩展到整个战区上空，而不是分别为每个师、军或集团军提供保护伞。航空队飞机的速度与机动性，必要时可以充当局部地区的保护伞。新的航空队的领导者们把这种直接支援的任务放在最次要的地位。他们把这一任务看成是困难的、浪费的、很可能是不必要的。
陆军航空队的领导者们虽然没有实现空军的独立，但是他们的部队学说为1942年4月陆军部颁布的FM31-35野战条令中的一本所承认。但是，他们并不满足，因为这本条令规定空中部队可以派去支援地面部队，目标的先后顺序要受支援部队的指挥官最后决定。很不幸，为了保护空中指挥官的权威，FM31-35野战条令会使得空中和地面部队在战斗中几乎不可能相互对话。它给每一支大的地面部队都配备一名空中联络官。如果地面指挥官要求空中支援，他只能通过这个联络官得到，这个联络官可以通过他自己的通信网向最近的飞机场报告他的要求。空中指挥部要决定是否同意支援，如果同意，则派出轰炸机或战斗机飞往现场，而这时，它们往往成了毫无用处的马后炮。当它们到达时，飞行员们没有任何通信工具与他们所要支援的部队联络。地面部队不得不利用简陋的器材，如有色烟雾和红色信号布板同它们联络。
1942年3月，陆军部改组时担任陆军地面部队司令官的莱斯利·麦克奈尔中将，属于最早欢迎新兴的年轻航空队加入美国各兵种大家庭的人之一。但是他的知识与聪明的非凡结合，加上他富有远见的虚怀若谷的态度和求实的慧眼，使他对于航空队首脑们的要求和学说仍然持怀疑态度，直到他看到这些要求和学说经过实践的检验为止。在他的1942年训练计划中，他竭尽全力提供这样一次试验，相信这次试验不仅对建立正确的学说十分重要，而且对于使地面部队接受逼真的战斗训练这一艰巨任务也同样重要。在整个1942年中，他耐心地设法使航空兵部队与他的地面部队共同训练，但是他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陆军航空队没有提供训练部队。在作战飞机奇缺的情况下，陆军航空队担负着训练自己飞行员的艰巨任务，它竭尽最大努力，为进行战斗而准备好一支有效的战略轰炸部队。这不仅是他们的主要兴趣所在，也是1942年和1943年的战略所需要的。结果，甚至在1944年投入战斗的师，也只有很少数能够看到天空有美国飞机，这些师仅仅在军校里学过如何与航空队协同。这两个兵种除了高层领导以外，简直成了陌路人。
1942年11月在地中海投入“火炬”行动的美国地面部队与空中部队没有协同作战的经验。航空队的将军们只有一支匆忙拼凑的数量不足的部队，他们尽了最大努力，克服了德国空军的优势，攻击德、意投入突尼斯的援军。地面指挥官们痛心地抱怨说，他们很少看见美国飞机，而当他们看见美国飞机时，他们的美国大兵经常把它们打下来。美国的空勤人员经常轰炸和扫射他们在地面上的同胞。指挥美国第二军的劳埃德·弗雷登达尔少将自然力图按照FM31-35野战条令所允许的条款，获得配属给他的航空掩护部队。航空部队和地面部队双方关系变得紧张而又相互不满。
一把空中保护伞(对战斗地域目标的轰炸)，无论战斗中的地面部队看来是多么需要，并不是与地面战斗部队的任务关系最密切的支援形式。空中侦察和观测，即所谓“千里眼”，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机所提供的深受陆军喜爱的勤务。二次大战中，这种支援作用的发挥，极大地受航空队的新学说、利益和编制的影响。
1941年，陆军航空队提供了一支“观测大队”，由各型飞机中队组成，分配给每一个陆军军使用。但是，1943年，陆军航空队鉴于现代化飞机高度的机动性，加之集中控制和灵活性学说，取消了这些大队，而代之以给每个军和每个装甲师各配一个高速战斗机编组的飞机侦察中队。这些中队将遂行地面指挥官所要求的侦察和照相制图任务。但是，它们完全处于航空队的控制之下；它们的任务受航空部队的轻重缓急学说所支配；它们的装备也首先是为满足航空队自己的侦察需要而设计的。它们拍摄的大型照相地图没有地面指挥官迫切需要的近距离精确情报，照片由航空队情报军官在遥远的基地冲洗和解释，而情报所使用的词汇使地面军官难以从中获得所需的信息。在突尼斯战役中，飞机的装备只能从空中倾斜拍照，而不是地面部队所要求的垂直拍照。地面指挥官抱怨传送给他们的情报不仅满足不了他们的需要，而且是马后炮。1943年7月，麦克奈尔将军在研究了北非战役的报告后得出结论说：“一般说来，我们的师和师以下部队在北非战斗中没有空中观测。相对而言，尽管经常存在对附近地域进行空中观测的必要，然而，我们的部队还是盲目地进攻。”
对地面战斗部队来说，密切的、至关重要的其它空中观测勤务，是给炮兵指示目标和校正炮兵火力。甚至在战前，陆军领导人们对这项职能就感到迫不及待，他们寄希望于航空队自己发展的，而且是独家生产的高速侦察机。这些快速飞机可以有效地为军和集团军远程炮兵服务。事实上，他们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他们对于射程较近的炮兵则无用，而师和团经常地、大量地依靠这种炮兵扫清他们前进的道路。1941年，陆军炮兵为弥补这个空白采用了自己创造的权宜之计(地面部队依靠这种权宜之计解决了问题)，这就是没有武器的双座小型单翼飞机(Piper cub)。一名炮兵军官可以把这种飞机当做空中观察哨，航空队从民间制造商采购了这种便宜的“蚱蜢”式小飞机，由陆军炮兵学校训练观测员，而航空队则教他们飞行。每个炮兵营、每个师和旅的炮兵指挥部，都装备了几架这种小型飞机(陆军称之为“L-4”)。
这样，陆军地面部队就设计并取得了它们自己的微型航空队。1943年下半年，海外地面部队一有这种航空队，就拿到实战中去充分考验，结果大得人心。这种小小的“空中吉普”(人们给它取了许多亲热的外号)几乎能够在任何地方起飞着陆，它们总是随叫随到，可以在地面指挥部认为适合使用它们的任何情况下使用。它们的炮兵飞行员完全了解地面部队的需要，它们成了地面部队的一种吉祥物，也是必不可少的军事手段。
从一开始，陆军航空队就用嫉妒的眼光注视这一事态的发展，并一再设法把它纳入陆军航空队的控制之下。陆军部最后明文规定，如果陆军地面部队让它那个小崽子航空兵的规模超过原来的规定，那就同意把它纳入陆军航空队的控制之下。这种威胁在地面部队和空中部队之间造成了一个痛点，并且，越来越成为激怒的源泉。对于战斗中的地面部队而言，很快发现它们那小小的“蚱蜢”式飞机可以用于多种目的：作为各指挥部之间的联络工具——“飞行吉普”、近距离地图照相、夜间飞行、紧急再补给、飞行救护车，甚至用作火箭弹和轻型炸弹的运载工具。他们不仅迫切要求更多的这种飞机，而且要求对它加以改进，成为一种改进型的飞机。但是，每当麦克奈尔将军提出一项修改建议时，五角大楼内警惕的空军军官们都会发出上述威胁。地面部队的这种“轻型航空兵”必须以机灵和热情取得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成功，并且以它现有的家当对付过去。
1943-1945年与地面部队的协同
1943年中期，当时在欧洲美国部队中的空-地协同呈现出一种令人不愉快的状况。到1944年中期，这种情况才有所好转。到1945年3月，按照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参谋长沃尔特·比特尔·史密斯中将的判断，“空中和地面部队的战术协同已变成一部精确的机器”。
情况的改善，部分是由于到1944年夏，陆军航空队手中终于有了可以执行各种任务的待机部队。航空队的发言人们倾向于把这种改善的大部功劳，归之于航空队领导人取得的胜利：1943年7月21日，当航空队和海军的斗争达到高潮时，陆军部颁布了陆军野战条令FM100-20《空中力量的指挥与运用》。在这部陆军的圣经中，对空军领导人的雄心壮志和学说作了使他们满意的阐述。这一点是用大写字母标出的，原文如下：“地面力量和空中力量是平等的、相互依赖的部队，无主次之分。”同时还按照他们所希望的顺序规定了航空兵与地面部队协同的三项任务。这篇“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们，怀着对他们同行中英国先行者特有的尊重，引证了蒙哥马利将军所写的《战时统帅笔记》作为他们的立场的坚实基础。蒙哥马利的这本笔记，是根据他率领英国第八集团军从阿拉曼到马雷特一线胜利进军的经验写成的。航空队的历史家们遵循笔记的思想，把它的重大的影响归功于蒙哥马利将军，宣称要使陆军指挥官更加尊重与地面部队协同作战的空军学说。
英国和美国航空部队在非洲的经验，当然与1943年地中海战区航空部队的改组有很大关系。这些经验之复杂，可谓一言难尽。对我们的主题来说，重要的是改组的结果出现了一支战术航空部队——第十二航空队，它同执行战略轰炸任务的第十五航空队在意大利并肩作战。战术航空队原先主要是为航空队的各种需要服务的。但是，战术航空队把各级部队和最适合于支援地面部队的各型飞机纳入一个司令部指挥之下，这些飞机如果不需要用于特定时间内被认为是更重要的空战，则用于支援地面部队。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更有利于空-地协同的结构。
然而，任何一位历史家来试图阐述意大利战役中开始出现，诺曼底登陆后在欧洲取得如此圆满结果的空-地协同的改进，未必对组织的变化和高层制定的学说所产生的影响看得过重。十分明显，实质性的改进是从基层发展起来的，来自那些空中和地面部队的军官们的善意和努力，这些军官在意大利战役的激烈战斗中使雄心、学说和偏见服从于解决战斗中面临的实际问题这一任务。他们就是马克·克拉克中将指挥的第五集团军和奉命与之协同作战的战术航空部队——戈登·萨维尔准将指挥的第十二空中支援部队的军官们。
他们创造的办法是简单而实用的。办法之一是将集团军司令部和第十二空中支援部队指挥部设在一处，以便参谋人员和指挥官们不断地了解彼此的计划和程序。另一个办法是地面部队指挥官受权派出联络官到机场说明他们部队的问题，向派去支援他们的飞行员介绍情况，根据航空队供它自己使用的航空照片推断眼前可能发生的情况。最后，地面部队的空中联络官，即现在所谓飞机引航员或“流浪汉”(人们给他取各种各样的外号，如“流浪汉乔”、“流浪汉皮特”、“流浪汉约翰”等等)，可以乘坐装备有高频无线电台的吉普前进，通过无线电向飞行员指示有利的目标，或者乘一架小型炮兵飞机(外号为“马蝇”)将飞行员引向目标。空中和地面部队终于被允许在战斗中相互对话，并拥有相应的设备了。
这些措施并没有根本改变意大利战场上的空-地协同，但是，执行得如此顺利，以致“霸王”计划的制定者们研究了这些措施，并进一步加以改进后，把它们纳入横渡海峡进攻的空中计划之中。陆军航空队集结了一支庞大的“战术”航空队——第九战术航空队，与进攻欧洲大陆北部的美国各集团军协同，分别给美国的三个集团军各配一支战术航空部队。甚至战略航空部队也置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挥下，以便必要时进行支援，如同7月25日在圣洛那样：当时，战略航空部队被召唤到诺曼底上空猛烈轰炸，为美国第一集团军的突破打开了一个缺口。地面指挥官们停止了抱怨，并开始赞扬航空队。8月6日，当巴顿将军的第三集团军全速向赛纳河挺进时，他把暴露的南翼的安全交给了第十九战术航空队掩护。8月突破期间，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一项发展就是空-坦部队，在这种部队中，一名飞机引航员同一个装甲营的指挥官一起坐在装备高频无线电台的“先头”坦克中，与上空的飞机互通要求、警报和情报，以便给装甲部队提供掩护和“武装侦察”。这是一幕令人激动和壮观的战争情景。当然，让飞机同快速运动的坦克纵队搭配，比同在地上爬涉的步兵搭配容易一些，在欧洲战场上的空-地协同方面，空中和坦克成员的协同是一大成功。这两个军种终于学会了如何共同行动。如果部队和飞行员预先受过训练，这种新的作法可能运用得更早、更好。但是，年轻的美国人学得快。通过每天的交往和相互理解，空-地协同日益密切。航空兵指挥官，以及飞行员满腔热情地、精力充沛地促使这种新的安排切实可行。与巴顿的第三集团军配搭的战术航空部队指挥官埃尔伍德·奎萨达少将(外号“皮特”)，听到布莱德雷将军感谢他的出色支援时感到不安，说：“我们到那里去就是为了干这个的。”谈到奎萨达，布莱德雷将军写道：他“作为一名年轻的、富于想象力的人参加这次战争，他在战术航空兵的使用问题上不受他的如此众多的上级的偏见和学说的束缚。对于奎萨达来说，战斗机在支援地面部队方面是一种具有广阔的未知的可能性的、为人们不大熟悉的武器。”
与此同时，在太平洋上，陆军航空队、陆军和海军三者之间的十分有效的协同也正在发展。在摧毁日军在拉包尔修筑的大型海军和空军基地的战役中，空军、海军和两栖登陆部队从瓜达卡纳尔岛爬上所罗门群岛的台阶时，互相配合，实施协调一致的突击。陆军航空队的岸基战斗机和轰炸机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航空兵紧密协同，以瘫痪拉包尔。一旦把拉包尔孤立起来，陆军轰炸机就持续不断地实施压制。在一名海军将领担任司令官的南太平洋战区，忠实而圆满地执行了这两项任务。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实际上是陆军处于主导地位的一个战区，麦克阿瑟将军的战略政治家才能和他的航空兵指挥官乔治·肯尼将军的干劲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最真诚，最有效的空-地伙伴关系。麦克阿瑟将军的战略，是利用陆基飞机掩护他向新几内亚北岸和菲律宾的蛙跳。这只需要很少的近距离的支援。地-空伙伴各自都可以得到它所需要的最多的东西。陆军蛙跳得到掩护和延伸。陆军航空队则得到岛上基地，从这些基地出发去夺取空中优势，并且迅速前进以便为它的轰炸机取得轰炸日本的基地。
1944-1945年的重型轰炸机攻势
1944年春，当美国战略轰炸部队在关键时刻摧毁了德国空军的战斗机时，我们停止了对德国的战略轰炸。尽管当时美国战略轰炸部队几乎立即被置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挥下，但是，他们在以现有力量继续轰炸德国的同时，支援进攻欧陆。美国和英国的重型轰炸机部队开始狠狠打击德国合成石油工业。
这两支战略部队(英国的夜间轰炸部队，美国的昼间轰炸部队)，在两年多的时间内，以不断增加的兵力持续地、猛烈地轰炸德国。他们摧毁并烧毁了许多大城市，如同早在1943年7月对汉堡实施的猛烈火攻那样。他们的炸弹摧毁了生产这场战争所最必需的产品的建筑物，如同美国人1943年8月和10月对施韦因富特和雷根斯堡的滚珠轴承厂和飞机厂进行的代价重大的攻击那样。
然而，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于1945年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在1944年夏季以前，战略轰炸这一巨大努力所产生的效果比原来想象的差得多。
1943年夏季以前，总的来说，战略轰炸对弹药生产或国民经济都“无明显效果”。直到1944年7月，德国军备总产量还是稳步上升。直至1944年9月底，飞机的月产量还从1月份的二千四百四十五架跃进到四千架以上。轰炸减缓了生产速度——1944年第一季度减少多达百分之十。调查委员会总结说，1943年战略轰炸所造成的产量总的损失不超过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轰炸部队在进攻日(D-Day)后发动对石油生产的系统轰炸，和9月起对运输系统的轰炸，才造成了致命的创伤。尽管三十万零五千德国平民被炸死，七十万人受伤，五百万人不得不疏散，但是，德国平民的士气并没有被摧垮。直到1944年年底，政府还能做到使幸存者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没有下降。德国人对待轰炸的态度是泰然处之，如同1940和1941年英国人对待轰炸的态度一样。这使人想起乔治·梅雷迪思描写暴风雨中海浪冲击洋岸的诗句：
巨雷滚滚，象一群狂奔的战马，
卷起一溜无力的波涛，扑打着岸崖。
如果说德国经济的崩溃迟迟未能实现，那么，这并不是由于空中打击缺乏不断提高的摧毁性和精确性，而是由于战略轰炸总的计划是建立在对德国战争经济的错误概念之上的。和英美的战争经济不同，德国战争经济直到1943年还没有为进行战争而全面动员起来。后来才发现德国人拥有备份机床和原料，一直到战争结束还能满足火炮，弹药、军用车辆、飞机、发动机制造的需要。并且，他们还拥有足够的动力资源(除战争结束时的石油以外)来推进他们的飞机和其他军用机器，同时保持他们的工厂不断开工。当一种战争工业被击中，他们还有足够的未经使用的工厂厂房和人力去进行分散生产。他们从来没有全部动员他们的后备人员。妇女还没有如同在英国和美国那样被动员起来。甚至，当施佩尔以他过人的才能实现了1943-1944年战争生产的合理化，并且加快了速度时，也很少让工厂实行两班制，然而产量却持续上升。
但是，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毫不怀疑，皇家空军和美国战略轰炸部队从1944午9月起到1945年4月(当他们炸完了目标时)为止，最终能够进行的独立空中战争，促使德国进行战争的能力遭到了破坏和瘫痪。它们收到这种效果不是由于精确轰炸，而是由于更加合理地选择目标，提高了轰炸威力。
战略航空部队远不是他们原先想要充当的精确轰炸的工具。
1941年，英国人已放弃没有希望的昼间精确轰炸，转而实行夜间区域轰炸。
年轻的美国航空部队一直相信用它的诺登轰炸瞄准具和它那坚固的B-17型飞机，就可使有选择的轰炸取得决定性的成功。美国航空队“恋恋不舍”昼间精确轰炸的政策。
1941年皇家空军转而实施夜间轰炸后，又遭到代价重大的，惨重的挫折。他们的轰炸机对付不了烟雾弥漫的高射炮火力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探照灯光，它们甚至常常找不到要轰炸的城市。后来，到1942年，担任英国轰炸部队司令的英国爵士阿瑟·哈里斯将军，把这支部队变成了一支非常有效的部队。他不是把区域轰炸当成一种必要的东西，他把这种轰炸奉为理想。他公开嘲笑精确轰炸的拥护者们是贩卖“万应灵药”。与此同时，为使他的区域轰炸行之有效，他创造了一些方法，诸如利用无线电定向波束导航；雷达瞄准；导航部队用照明弹和燃烧弹照亮目标城市。1943年1月，当邱吉尔力图在卡萨布兰卡动摇缺乏经验的美国人对“目标系统”的精确轰炸的信心，拉他们参加英国轰炸部队对德国人的士气进行最后一轮夜间攻击战役(这是一次真正的“联合轰炸攻势”)时，他可以拿出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记录：哈里斯于5月间从轰炸科隆开始的“千机”大轰炸，顺利地摧毁了德国的许多城市。
美国人仍然坚持他们的立场。英美两支轰炸部队各行其是。1943年，昼间轰炸把美国战略航空队带到了灾难的边缘。但是，当配备护航战斗机的美国战略航空部队1944年春恢复了战略轰炸时，它们的司令卡尔·斯帕茨中将坚持昼间对重要的“目标系统”进行有选择的轰炸，以实现美国迫使德国人投降的目标。美国人不仅相信这种做法更有效，而且他们反对对居民的大规模轰炸。1月，支持斯帕茨反对轰炸居民的埃克将军写道：“……你和鲍勃·洛维特是对的，我们决不应当让这次战争的历史谴责我们轰炸普通老百姓。”然而瞄准失误“漏掉的”的炸弹，还是在设有或靠近“军事”目标的居民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为了克服欧洲天候造成的轰炸中断，美国人采用了皇家空军在云层上投弹的技术。这是一种盲目轰炸，几乎同夜间区域轰炸一样的不分青红皂白。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有选择地轰炸和区域轰炸之间的界限几乎完全消失。一方面，哈里斯将军受命违心地参加了轰炸石油和运输目标；他的部队现在的装备和训练可以有效地轰炸这类目标。另一方面，美国司令官们尽管是勉强地，但他们还是奉命从事对城市的大规模空袭。1945年1月，盟国空军领导者们在马耳他与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会晤，获准对柏林以及德国东中部未遭轰炸的城市进行一系列这样的攻击。马歇尔将军支持这个建议；尽管阿诺德一再反对士气轰炸，也表示了同意。这些攻击的军事目的是以牵制德国对东线的增援来援助俄国人，但同时也是企图增加这些城市的混乱和惊慌；这些城市本来就被苏联军队的推进吓坏了，难民蜂拥而至。2月3日，美国人以大约一千架重型轰炸机猛炸柏林，炸死约二千五百人。2月26日和3月18日又实施了更大规模的摧毁性轰炸。与此同时，在2月13-14日夜间，英国人轰炸了德累斯顿，该市街头上挤满了逃避苏军的难民。第二天早晨，当遭到英国人轰炸的这座城市的浓烟升到一万五千英尺高空时，美国人又进行了一次摧毁性的轰炸。美国指挥官们在他们下达的轰炸指令中，列出了具体的军事目标。然而，这仍然是恐怖轰炸。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精神得到了一次新鲜的表现。战争的无情逻辑把战争从负责指导战争的人们手中夺了过去。
战略合作
如上所述，二次世界大战中陆军航空队费了许多精力，实际上是大部分精力，谋求与地面和海上部队各种形式的协同作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德国战略轰炸最有效的工作大都是航空队与地面部队合作时完成的。他们勉强地接受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命令，去执行轰炸法国运输系统的任务，以便为横渡海峡进攻铺平道路，从中懂得了轰炸运输系统的功效。正是越过法国，并进入各低地国家的各集团军的快速前进，打乱了敌人的无线电防空警报网(过去敌人就是依靠这个警报网指示他们的战斗机截击川流不息地飞往德国境内目标的轰炸机)，从而使最后的大轰炸得以产生致命的效果。再者，1945年3月，对德国运输网和鲁尔区城市的空袭，据战略轰炸调查报告发现，在打乱德国战争经济方面是同对石油工业的轰炸同样重要的；对这两个系统的轰炸都是根据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要求实施的，目的是为加速他指挥的各集团军向德国本土进军。必须记住，当盟军战略航空队对德国经济和士气施加致命打击的时候，苏联和盟军地面部队已把德军封闭在他们的本土，并且从东面打击了它的要害。不管怎么样，1945年4月德国的彻底失败，是诸军种联合作战的胜利。
在对日作战方面，陆军航空队于1944年11月从马里亚纳群岛发动了对日本的战略空中战争，这个群岛是前一年3月尼米兹上将的舰队和地面部队攻克的。对日轰炸是由第二十一轰炸机部队执行的，这支部队装备有B-29型超级轰炸机，并且在战役的决定性阶段，由一名厉害的、冷酷无情的年轻的航空队将军柯蒂斯·李梅指挥(他现在任空军参谋长)。第二十一轰炸机部队隶属于第二十航空队。该航空队是由阿诺德将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直接指挥的，因此不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控制。
李梅将军把他的前任开始发动的对日本战争经济某些挑选出来的目标实施的高空攻击，继续到1945年3月。结果招致失败，保卫这些目标的日本战斗机是有效的；轰炸不准确，B-29型轰炸机和宝贵的空勤人员损失激增。3月，他决定执行一项新计划，即派出他的装备有凝固汽油燃烧弹的超级轰炸机，夜间低空进入，飞到防御薄弱的日本城市上空，把它们烧毁。空勤人员经过专门训练，懂得如何寻找人口最密集、建筑物最易燃烧的居民区。
李梅将军直到他的计划开始执行的前一天，即3月9日夜间才向阿诺德将军报告。他的第一次打击指向东京，取得了出奇的成功，八万三千七百九十三名男女和儿童化为“一堆灰烬”，四万零九百一十八人伤残，一百万八千零五人无家可归。十五平方英里以上的面积被烧光。火暴造成的高温使那座城市里运河的水都沸腾了。此次突击，只损失了十五架B-29型轰炸机。
在华盛顿航空队总部的帮助下，李梅将军现在标出了要摧毁的三十三个城市。总共有六十六个日本城市遭火攻；三十三万居民死亡，八百五十万人的家园遭破坏。在他8月6日奉命对广岛和长崎投掷两枚原子弹之前，他已经摧毁了日本的大部分城市。空中战役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以致根据调查委员会报告的看法，即使不投掷原子弹，日本也会在几个月内投降。李梅将军可以满意了，他已经显示了独立的空中战争的威力。
但是，仅仅是在海上、空中和地面进攻使日本本土诸岛进入了B-29型轰炸机航程之内，剥夺了它的新帝国，打败了它的海军和空军之后，仅仅在潜艇和海上封锁已经扼杀了它的海上运输和战争经济之后，对日本的战略轰炸才变得有效的。
回顾
当年，德日两国的失败是盟国地面、海上和空中力量联合作战促成的。
在欧洲，盟国战略的核心是发动一场诸军种的联合登陆进攻。在登陆进攻之后的阶段，地面作战在把德国推向灾难的边缘这一点上同空中作战一样是决定性的。尽管战略轰炸对德国地面作战部队没有来得及产生决定性的效果，纳粹政府就投降了，但是可以公正地说，欧洲战略轰炸是加速了德国内部的崩溃的。
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海军和陆军航空队对日本的联合打击是如此有效，以至没有必要进攻其本土了。这在战争史上是前无古人的成就。但是，空中战争的梦想和最后目标是以空中力量迫使对方投降，只是偶尔需要其它军种给予援助。1945年，这一梦想未能实现。更有进者，事实证明对德国和日本的战略轰炸是一根大头棒，它发挥威力靠逐步增加力量和大规模的毁伤，而不是象它原来的倡导者所希望的那样靠一次外科手术式的行动就行了。
战略空中战争作为一种最卓越的进攻形式，是英国和美国空中力量的先驱者们和领导人们的希望和目标，这一点本身就决定了美国人建立的庞大航空部队的形式及其使用学说。美国战略航空部队在金钱、技能和稀有资源(除人员外)方面是一个代价昂贵的工具。战争结束前的短暂期间内，当这些部队可以相对独立地使用时，战略轰炸发展了一种不加选择的破坏的可怕能力。除了加速战争的结束，顺便说还有为最初的两枚原子弹提供运载工具以外，战略轰炸机并没有证明它有决定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对纳粹欧洲和遥远的日本实施包围与封锁，并使之受到海上、地面和空中攻击的海空力量，空中支援部队以及在德国腹地和日本大门会师的各路地面部队，都是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无可辩驳的是：二次大战中，美国人和英国人使用空中力量的方式，对大战的进程和结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对未来的战争和战略也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