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战略的要素·第一

作者：肯特·格林菲尔德·美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战略》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当今的一些重大事件，早已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从那些即使是亲身经历过大战的成年人的脑海中排挤出去了，更不用说第二次大战对他们来说仅仅是历史的那些读者们了。有鉴于此，对第二次大战中盟国的某些重大战略决策作一回顾看来是适宜的。本书挑选出来供回顾的决策，不是为了表明熟悉情况的历史学家们一致公认哪些决策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回顾这些决策仅仅是为了引出我下面所要说的话。

　　 美国战略赖以制定的基础之一，早在美国参战前就已经凝结为国家的决心了。这一决心就是：美国国家利益需要大不列颠的生存和它作为一个大国的战后行动自由。它体现在从1940年6月法国灭亡直到1941年12月7日这段时间内逐步把全国团结起来的总统的政策之中。这自始至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战略的基础。

　　 八条战略决策

　　 第一，关于联盟至高无上的目标是彻底打败它的敌人的决策。(英、美、苏)三个主要盟国不打败敌人决不停止战斗。这意味着，它们决心进行(按现在流行的术语)不受限制的，或者“全面”的战争。这一决策从未引起过争论。这自始至终正是大不列颠和苏联的目标；这两个国家正在还击野蛮地进攻和残酷地蹂躏他们国土的那个敌人。至于我们美国人，这一点甚至包含在1939-1941年时拟定的计划和战争准备之中，尽管当时我们公开宣布的国策仍然是保卫西半球。1941年12月，紧接着我们参战之后，我们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同英国人会晤时，就宣布彻底打败德国和日本是我们的目标，也是他们的目标。实际上，这就等于说以无条件投降为目标。从那以后，关于我们宣布以德日无条件投降为战争目标这一做法是否明智，曾引起过很大不安和辩论，但是，战争期间，这一目标作为我们的战略指导原则从未遭到过强烈的反对，甚至也未引起过激烈的辩论。诚然，盟国曾与意大利的巴多利奥余孽政府达成过妥协(当时墨索里尼虽已被推翻，尚未在它们掌握之中)，但是，这一妥协是为了更有效地集中力量征服处于轴心国罗网中心的那只蜘蛛。他们允许日本保留一个象征性的天皇，但只有当日本人屈膝时他们才这样做。全面胜利——这个反映坚定决心的共同目标，一直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从没有作过重大妥协，直到1945年完全实现为止。

　　 第二，关于美国以德国为头号敌人的决策。这意味着联盟将其主要力量用于对德作战，直至德国政府无条件投降。对于正在为生存而艰苦战斗的英国人和俄国人来说，这一正确的战略观点是理所当然的结论。美国接受这一观点意味着美国人在确保打败德国之前，对伤害了他们的日本人只能局限于进行牵制和袭扰。因此，美国人采取这一决策是难能可贵的。在美国参战的前一年，美国军事当局就采取了这一决策。他们把它看成与确保英国生存相符的唯一战略。

　　 第三，关于1942年7月英美进攻北非的决策。11月8日实施的这一决策，把欧洲的这两个西方盟国所拥有的部队主力集结到地中海去，这一行动直到1944年春为止。这一决策导致北非地中海沿岸(从摩洛哥到埃及)的征服，1943年5月在突尼斯的二十七万五千名轴心国部队的投降，两个月后西西里的征服，墨索里尼的倒台和1943年9月意大利政府的投降，以及持续到1945年5月意大利全国解放的意大利战役。随着西西里的征服，西方盟国取得了地中海的制空权，并且重新打开了地中海这一条海上运输通道。在进攻意大利半岛的同时，他们还迅速取得了可对德国实施双向轰炸的基地。1942-1943年的冬春两季，由于盟军在非洲由东西两面进军直捣突尼斯的胜利，加上苏军从斯大林格勒的废墟开始反攻，同盟国阵营已开始取得，而轴心国则开始丧失欧洲的战略主动权。

　　 第四，关于西方盟国决定优先动用他们1943年的共同资源对德国的要害目标实施联合轰炸的决策。这一决策是邱吉尔和罗斯福以及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1月份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决定的，举行这次会议是为了制定1943年所应遵循的行动方针。美国参加的这次联合轰炸攻势，在1943年时没有产生如同空中战争热心者们所预言的那种效果。但是它承担这次联合轰炸的义务这一点和1943年内看来很可能取得的效果，构成了决定把美国地面战斗实力限制到89个师的重要因素。这种限制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下列事实：为进行1944年的决定性战役而组建的美国陆军拥有一个远距离的、重型的、强大的空中拳头和一个虽然强有力但是相对而言较小的地面拳头，这也势必影响联盟的最后战略。1945年春，尽管美国人在胜利地追击德国人，但是他们无法在欧洲部署足够的地面战斗部队，以便不冒巨大风险地采纳邱吉尔先生的建议，去坚决阻挡滚滚而来的俄国人；即使罗斯福先生确信采取公开反对俄国人的立场是明智的，他也无法这样做。在亚洲，如果我们在1944-1945年间有更多的师可供使用，那么我们也许不会感到有必要祈求俄国军队的积极支援来牵制在满洲的日本陆军。由于同样的原因，在那两年中，我们没有手段来遏制，或者有效地反对中国的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者。

　　 第五，关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允许太平洋战区的尼米兹海军上将和西南太平洋战区的麦克阿瑟将军发动有限攻势，以便迅速利用1942年6月美国海军中途岛大捷的决策。这是美国人脱离英美基本战略协议的第一步。这个战略协议早在1941年就达成了，而且经过“阿卡迪亚”会议的批准，它规定盟国的战略仅仅是牵制日本直到他们有把握打败德国为止。到1943年2月时，尼米兹海军上将属下的指挥官们从日本人手中夺得了瓜达卡纳尔岛，麦克阿瑟将军属下的指挥官们则从日本人手中夺取了新几内亚的东端。紧接着美国人在他们对主要战区欧洲轴心国的战争中转入进攻并开始夺取主动权之后，他们立即在次要战区太平洋上也转入进攻，开始夺取主动权。同样，由于1942年7月，美国对日发动有限进攻的决策，加上1944年前发动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前景暗淡，因而美国陆军在1942年底用于对日作战的地面部队和航空部队比用于欧洲战区的还要多。

　　 第六，关于1943年8月，即进攻瓜达卡纳尔岛之后不足一年，第一次魁北克会议批准的如下决策：允许尼米兹海军上将在1944年发动一场穿过中太平洋的两栖进攻，同时允许麦克阿瑟将军在西南太平洋向菲律宾挺进。这意味着在1944年将有两个强大的攻势指向同一个目标——吕宋岛-福摩萨(台湾)-中国沿海三角地带。到1944年10月，当盟军仍在猛攻欧洲的齐格菲防线时，上述两大攻势已进至菲律宾海；而穿过中太平洋的尼米兹海军上将的攻势，把陆军航空部队的B-29超级轰炸机带到了轰炸东京的距离之内。

　　 第七，关于一项用不着强调其重要性的决策，即盟军横渡英吉利海峡，对德国腹地实施诸兵种合成进攻的协议。这次进攻和苏联军队的大规模攻势，于1945年4月在德国腹地会合。这种打败德国的战略模式是在1943年11月-12月间三个盟国的德黑兰-开罗会议(或“六分仪”-“尤利卡”会议)上定下来的。到这次会议为止，横渡海峡的强大进攻的决策经过长期辩论之后，终于拍板定案了。

　　 与此相反，打败日本的战略模式直到决定投掷原子弹，即战争的最后一刻才终于定下来。在对日战争中，事态发展的力量所产生的影响不象在对德战争中那样可以准确地预见，而且比任何一个单独的正式的战略决策(如同西方盟国把欧战的结局押在横渡海峡的大规模进攻之上的战略决策那样)更多地取决于其他行动的结果如何。最后的模式将视海军封锁的效果、美国穿越太平洋的两路进攻和对日本本土战略轰炸的结果而定。这个计划的大部分内容到1943年底才定下来，它包括苏联加入对日作战和在德国投降后十八个月打败日本。

　　 下面将要提到的决策之八，直到投掷原子弹之前一直是上述那个形成中的计划的组成部分。我列举这一决策似乎是荒谬的，因为它从来未付诸实施。

　　 第八，关于把进攻日本本土，实施封锁和轰炸均纳入盟国的战略，以确保打败日本的决策。这一决策就其政治、军事后果而言都是重要的。它导致了西方盟国，特别是美国鼓励苏联参加对日战争，而且对使用原子弹的决策也产生了影响。

　　 上述清单中没有包括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宣布的如下决策：西方盟国的战争目的是迫使敌人无条件投降。之所以省略了这一点，是因为罗斯福总统突然地宣布这个决策，首先是一个政治行动。我没有找到任何一条说明这一决策军事效果的结论性的论据，或者证据。这项决策作为战略的一个侧面，正如早就公开宣布的，是盟国以彻底打败轴心国和日本为首要战争目标这一决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剩下的唯一问题是，罗斯福先生宣布这一决策时所使用的无条件投降公式的措词，以及他顽强地坚持这一公式，是否得策。

　　 基本原则

　　 探讨这个问题就得回到上述第一条决策：盟国决心把彻底打败它们的敌人作为它们的战略目标。这是欧洲三个盟国已宣布的目标，也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日作战的目标。正如上文指出的，这意味着它们想进行一场无限战争，而且它们确实这样做了。早在我们参战之前，当我们还在尽最大努力避免战争时，美国的军事领导人们(虽然不包括罗斯福先生)就把这一点作为他们战略打算的基础。一旦我们参战，罗斯福先生就采纳他们的计划。我们行动的原则是：“除了胜利，别无其它选择。”

　　 这是一个大胆的承诺。1941年12月，英国和俄国正作困兽之斗，而美国只作了一半的准备，它那唯一严阵以待的武器在夏威夷和菲律宾变成了一堆冒烟的废铁。英国和美国立即组成一个联锁董事会，动员他们的资源，把他们所能抽出的一切供给正在苦战的俄国人使用，并且立即开始协调世界范围的进攻计划。这场进攻是建立在如下的假设之上的，即使在他们彻底打败轴心国和日本之前，俄国垮台了，他们也能够打败轴心国和日本。要想勾画出二次大战战略的特征，再没有什么比指出下列几点更为重要的了：西方盟国采纳上述目标的决心，联盟遵循这一目标的坚定性，盟国坚定不移地牢记这个目标去计划、发展和运用他们的经济和军事资源所表现出的远见和彻底性。

　　 关于二次大战中盟国战略的这个基本决心和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大有文章可作，而且已经做过了。这个战略对日本人产生了致命的影响。日本政府曾经周密地计划同美国打一场有限战争。鉴于我们没有作好准备和对欧洲的种种忧虑，以及德国的毒牙正咬住俄国的咽喉这一事实，日本人相信他们可以实现确保他们在中国和东南亚霸权的目标，而我们将会承认既成事实。如果我们满足他们的条件，他们也许早就得逞了。他们指望我们接受在太平洋打有限战争。我们初期的战略决策，即在确保打败德国以前，我们在太平洋只进行牵制性的作战，似乎意味着日本人的设想是正确的。但是出乎意料之外，他们很快就迎头撞上我们不按他们的条件来打这场战争的决心。一旦1942年5、6月间的珊湖海和中途岛战役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我们就开始执行以彻底打败他们为目标的战略。我之所以提到1942年7月2日在新几内亚和瓜达卡纳尔岛发动有限进攻的决策，其原因在此。到1943年9月，当我们逼近他们在拉包尔的空海基地堡垒，并已决定放手让尼米兹海军上将发动穿越中太平洋的进攻时，他们看到了我们具备消灭他们这个军事大国的手段和决心。正如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伤心地承认的(他的话曾引起许多的误解)，如果我们选择打无限战争，那么，他们只有入侵美国本土，而且在白宫把他们的条件强加于我们，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

　　 至于打败德国，西方盟国战略的关键是决定把它们的主要力量投入横渡海峡进攻法国，目标是打进德国腹地，即“霸王”计划。这个计划以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盟军最高统帅而最后完成。这一决策是在大战期间英美两国之间最漫长、最激烈的战略辩论之后达成的。尽管事实上渡海进攻已经获得如此辉煌的胜利，然而每一本关于战略的新书都对这场战略辩论提出新的看法。这场辩论是饶有趣味的，因为在辩论过程中，对立的双方对所有战略问题都按各自的价值尺度加以衡量。

　　 在这场辩论中，英美战略最重要的特征，是直到这两个西方盟国确信发动一场横渡海峡的进攻具有军事意义时，他们才做最后的决定。

　　 横渡海峡进攻的建议是1942年4月美国人提出来的。理由是他们所看到的形势的三项要求：太平洋战争的强大牵引力(这一点使他们有分散当时他们的有限资源的危险)；他们需要一项计划，以便把这些资源集中到可以有效使用的地方；他们渴望尽早打败德国。因此1942年4月，他们建议盟国立即开始把他们的兵力集结于英国，以便1943年春发动横渡海峡的进攻(“围歼”计划)，与此同时，如有必要则于1942年秋准备发动一场较小的进攻(“大锤”计划)。为了说明他们的大胆计划是正确的，他们援引经典的“战争原则”：集中兵力，进攻，从美国最短补给线终端的安全基地实施进攻。英国人急于把美国的兵力用于欧洲，并且立即集中于英国，因此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他们很快就肯定美国提出的立即进攻的(“大锤”)计划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鲁莽的，于是开始为他们所表示的同意提出条件，然后就收回他们的同意。7月，罗斯福先生插手干预，压制了他的军事顾问们，支持了英国的建议：盟国使用他们做好准备的部队进攻北非。这就扼杀了1943年“围歼”计划的可能性。

　　 既然欧洲盟国的部队已集中在地中海，那么，只要这些部队无法用于其它地方，把它们用于地中海也是具有军事意义的，于是它们被用来重新打开地中海通道，并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美国人只好满足于把联合轰炸攻势作为1943年直接打击德国人的唯一手段。对他们来说，地中海不是决定性的战区，随着忧虑和不耐烦情绪的增长，他们迫使英国人同意在1944年春实施全力以赴的横渡海峡的进攻。最后，在德黑兰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了求之不得的援助，美国人达到目的了。

　　 美国人认为英国人推行的是一种原则上不可靠的战略，并且怀疑他们是受政治利益的驱使。英国人则认为美国人在战略思想上是教条主义的、“死板的”。事实上，在罗斯福先生作出“火炬”决策以后，两个盟国的军事首脑们对下一步的行动总的说来没有严重分歧，在基本原则上也没有真正的分歧。双方都承认德国是头号敌人。他们完全同意采取持续而猛烈的进攻行动。两国都同意最后实施致命的打击是必要的，而且这个打击应该从英国出发通过法国。他们同意这一打击应在下列情况下实施：德国被围困、空袭和苏联的猛攻所削弱，或者用斗牛场的语言，直到公牛的力气被斗牛士及其助手们所耗竭。基本的问题不在于原则，而在于何时实施这一集中力量的打击，以及需要集中到什么程度。

　　 总而言之，直到西方盟国一致认为“霸王”行动具有军事意义时，他们才决定把这一行动作为他们在欧洲的主要任务。在辩论过程中，纯军事考虑以外的其他考虑影响了邱吉尔先生、罗斯福先生，以及双方的军事首脑们所持的立场，这一点有助于说明他们坚持其立场的固执性。但是每一回合，他们的立场都在军事权宜之计的基础上最终或者被拒绝，或者被接受。上述其他战略决策也可作如是观。在他们所有的战略决策中都可以找到政治因素，且不说其他非军事因素。但这一点被掩盖了。政治考虑对辩论是有影响的，但对辩论的结果却影响不大。上述八大决策，除一项以外，在下面这一点上都是英美军事首脑们所一致同意的：每项决策都意味着盟国当时能够最有效地使用它们的军事资源以实现它们的共同目标，即彻底打败德国和日本。

　　 进攻北非的决策，即“火炬”行动是一例外。在这个问题上，罗斯福先生推翻了他的参谋长们和陆军部长的军事判断，指示他们使用我们的部队进攻北非。这一行动是邱吉尔先生和英军参谋长们所需要、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强烈反对的。英国人可能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不是出于军事动机。许多美国人，包括我们的参谋长们在内都是这样想的。至于罗斯福先生，他认为自己的决策是正确的，因为可以实现他作为美国战时领袖的愿望——在1942年让美国地面部队参加在欧洲的大规模进攻行动。但是，如果说他是受到种种非军事考虑的驱使，那么，他采取的行动在军事上是十分精明的，至少因为它打破了英美两国在战略问题上的一个危险的僵局。这一行动也符合一有机会就使用准备好的部队转入进攻，只要能够因此使敌人遭受严重损失这一军事原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罗斯福先生决定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为英国人恢复他们的帝国服务。

　　 军事考虑与政治考虑之比较

　　 三个主要盟国的共同战略，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政治利益。邱吉尔先生多次表示失望，因为盟国所同意的战略并不符合他心目中的英联邦和英帝国的政治利益，到头来也不符合他所设想的(今天看来似乎是正确的设想)西方民主国家对待苏联威胁的共同政治利益。罗斯福先生则肯定，让他的军事顾问们的判断占上风最符合美国的利益，而这些军事顾问们总是一致赞成符合于军事目标的决定，反对那些不符合军事目标的决定。斯大林知道他具体地需要什么，而他都得到了。但是他取得所需的政治优势并不背弃他所承担的军事义务，这些义务是他的盟国完全认为是必要的。西方盟国按照他们的设想行动，即认为服从他们始终一贯同意的目标——从军事上彻底打败他们的敌人——最符合他们的政治利益。不管明智还是不明智，这是丝毫不足为怪的。它反映了联盟战略所固有的优势，在美、英、苏这样各自具有迥然不同的政治利益的强大盟国之间，这可以看作是政治明智的高峰了。

　　 在联盟建立的初期，它的成员们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而且仍然有理由怀疑他们能否达到他们远大的战略目标时，一种不是把一切都服从于军事考虑的战略，的确是冒险的。1944年中期，显然他们已经拥有可以相当迅速地达到其预定目标的手段。即使到那时，允许他们的一些军事决定脱离严格的军事路线这个问题，直到最后也没有在西方盟国之间造成任何严重的分歧。

　　 关于邱吉尔先生进入巴尔干地区的夙愿在政治上是否明智，曾引起人们的重视。罗斯福是斩钉截铁地反对这种想法的，指出巴尔干是美国舆论不允许他使用美国部队的地方。吹得更为振振有词的是邱吉尔先生渴望出动一支盟国部队，在铁托的非正规部队支援下，穿过伊斯特拉和卢布尔雅那之间的间隙向维也纳进军。这一行动可能使我们的部队先于俄国人进入维也纳。但是1944年11月，俄国人自己也拿不定主意：他们是否应当不同意盟军执行其向意大利和地中海进军的计划(这项计划如果成功，将使他们处于向维也纳挺进的地位)，而坚持要他们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在德黑兰，斯大林挺身而出，强烈支持横渡海峡的进攻，但是一年以后，他却建议从伊斯特拉向维也纳推进，“支援通过匈牙利前进的红军”。

　　 西方盟国在联合使用他们的部队方面是否应当服从于政治考虑，这个问题在战争末期变得严重起来。直到苏军席卷波兰以及介于苏联和苏军与盟军在德国腹地的会合点之间的其他国家时，才出现这个问题。斯大林使人们有越来越多的理由怀疑他在不背离大家都同意的战略的情况下，正在利用这一战略赋予他的军事力量把这些国家一劳永逸地变成共产主义卫星国。赫伯特·菲斯先生在他所著《邱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一书中，十分清醒而透彻地考察了所有的根据。……邱吉尔先生通过盟国之间的磋商，首先是同他的“伟大朋友”罗斯福先生的磋商发出警报，而且调子愈来愈紧急。他首先试图说服罗斯福先生，在他们两人间和他们同斯大林之间，就划分解放了的欧洲的政治军事势力范围达成一项工作协议。罗斯福先生表示拒绝。他的行动所依据的设想是，不管我们是否同意，苏联都能够在东欧和中欧拿到它所想要的东西。无法使他(罗斯福)相信：我们只有靠军事上不合作的威胁，才可望从斯大林那儿得到的东西，是值得冒俄国在军事上同我们疏远的危险的。这样，纯军事战略再次占了上风。

　　 最后，在1945年4、5月间，这时忧心忡忡的邱吉尔先生鼓吹英、美、法军队迅速突入德国，与俄国人会师，并且必须等到斯大林放松对东欧和中欧的控制时，才撤退到预先安排的各自的占领区。当时的总统杜鲁门先生认为，这样做将会失去让苏联坐到联合国里来的最后一次机会，而对美国人来说，一个有效的联合国组织是盟国最重要的政治目的。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联盟再也没有共同危险这条钢铁纽带把它维系在一起，那时的问题已不再是能否胜利，而是什么时候胜利，因此，这个时期联盟的成员国看来可以比较放心地争夺战后的政治地位了，而美国却全力以赴地反对西方盟国背离军事战略，直到取得完全胜利。到这时，罗斯福先生才不愉快地注意到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他的总统继任者杜鲁门先生也是这样。但是，他们两人都坚持一项政策，即竭尽所能反对对他们的任何一个盟国承担政治义务，直到取得胜利为止。当时，美国人正享有英国人再也不能成功地加以对抗的权力。两位总统始终一贯地为他们的军事参谋长们开绿灯，而他们的参谋长们则始终一贯地拒绝那些不是以军事效果为根据的决定。1945年4月底，当邱吉尔先生鼓吹在俄国人到达以前，抢先解放布拉格，解放尽可能多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土在政治上如何有利时，马歇尔将军(他肯定是三军参谋长中最有政治家才能的一位)写信给艾森豪威尔将军说：“就我个人而言，除了后勤，战术和战略的考虑之外，我不愿意为纯政治目的而拿美国人的生命去冒险。”

　　 无论是当时的三军参谋长或是两位总统，都不是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进行政治冒险，但他们都同样确信美国的政治气质和利益要求他们一举打倒破坏和平的暴徒，让美国士兵和水兵重返家园。这种信念在美国的传统和思维习惯中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致于无法使人相信还有任何其它政策在政治上是切实可行的。罗斯福先生和杜鲁门先生不得不使自己确信，而且显然他们已经确信了，这种政治上超脱的政策和他们建立一个有效的联合国组织这一政治目的是可以一致起来的。

　　 美国的看法占了上风，因为在战争的这个阶段，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份量已经占压倒优势。英国的动员、生产和军事力量到1943年达到了顶峰。翌年春天，也就是横渡海峡进攻时，英美两国所部署的部队大致不相上下。此后，英国人在军事上的贡献保持原来水平，或有所下降，而美国的军事贡献则有增无已。到1945年，美国所能投入战略决策天平上的砝码已经是决定性的了。

　　 进攻日本本土的决策说明，在上述条件下所作出的决策可能产生何等重大的影响。美国人战胜日本的军事计划，从1943年制定计划开始就包含着一项准备工作，即在战胜德国之后，从欧洲抽调部队进攻日本本土。计划者们希望说服苏联从中国大陆上打击日本军队，以此减轻美国的负担。当1943年10月和稍后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表示同意这样做的时候，美国计划者们才松了一口气，并且感到欣慰。1944年，随着“霸王”行动的开始和顺利进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现在可以更有把握地估计，德国投降之后，他们将有多少部队可以部署到太平洋，这时他们专心致志地制定了一项战略计划，以便收拾日本。他们确信进攻日本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将是一场持久而流血的作战，因此，他们非常重视斯大林的合作。

　　 1944年年底以前，太平洋形势大好：我们已到达可以轰炸东京的距离之内；海军已经把日本舰队打瘫痪了，并且切断了日本的所有补给线；麦克阿瑟比原定计划提前踏上菲律宾海岸。但是，我们的战略家们仍然无法确信他们可以避免一场将以美国人的生命作可怕代价的进攻。因此，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当斯大林再次肯定他的诺言，并且明确了日期和计划时，美国三军参谋长们对这一保证表示欢迎。但是，在雅尔塔，斯大林也提出了应由中国付出代价的政治条件。这就令人不安地背离了三个盟国在欧洲所遵循的原则：把政治义务推迟到轴心国无条件投降实现以后。罗斯福先生接受他的军事顾问们的判断同时，答应付给斯大林所要求的代价。

　　 此后不久，事情变得很明显，斯大林不顾盟国的抗议，一心要在欧洲和东方胜利之前巩固他的政治地位。两位美国总统为了决定是否听从邱吉尔先生日益紧迫的恳求并对斯大林采取强硬立场，不仅要衡量他们会拿联合国的成功去冒多大的风险，还要衡量他们的陆军参谋长和包括麦克阿瑟将军在内的司令官们的如下意见：为了减轻进攻日本时克服疯狂保卫其本土的日本人的顽抗可能付出的重大代价，需要俄国出兵相助。1945年春，斯大林到处伸手已变得如此明显而难以对付，同时，用封锁和轰炸打败日本的前景是如此乐观，以致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利希海军上将和金海军上将都放弃了需要苏联援助的看法。但是，马歇尔将军和陆军的看法占了上风，他们认为进攻日本本土是必要的，只要有苏联的援助，进攻就可能是有效的，美国的伤亡也不会大到难以忍受的程度。总统在同邱吉尔和斯大林打交道时，是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行事的。于是，一个完全建立在军事考虑上的战略再次占了上风。

　　 以上的论述并不是为了反映二次大战中盟国战略的全貌，比如，中-缅-印战区盟军的战略就没有包括在内，尽管这项战略可以最突出地表明那是多么的复杂和曲折，而且这个问题同英美两国根据不同政治利益制定的战略纠缠到一起，再加上美国投入的兵力不足以保证其目标的实现，从而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但是，主要战区的战略决策可以有力地支持关于西方盟国大见成效的战略的某些一般定理。现在，一位历史学家(本书作者)有理由指出这些定理。

　　 最突出的一点，是在指导英美战略的各项决策中军事考虑总是占上风。它们在激烈的辩论中占上风，是因为在彻底打败几个敌人的强大同盟这一既定目标之下，严格的军事考虑看来也许是唯一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具有不同政治利益的联盟在实现其宏伟目标之前可以团结到一起。还可以进一步看出，美国集中力量夺取军事胜利的决心，加上它在西方联盟中日益增长的军事份量，也是促使这种观点占上风的原因。

　　 可以提出的第二点看法是第一点看法的另一面和必然结果，那就是：如果说在盟国战略决心中，政治考虑只起到消极的作用，那是因为(如果说没有其它原因)盟国对二次大战的战略指导是这样一个典范的模式——以军事实力实现战略制定者为自己规定的艰巨目标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