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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赢得中国·第七

毛泽东:赢得中国·第七

作者:贝文·亚历山大·美国

出自————《统帅决胜之道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虽然共产党于1949年把国民党及蒋介石赶出中国大陆,但是中国共产主义的真正胜利早就发生在1934年至1935年,即毛泽东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挽救出来的时候。

  这次战役是战争史上最旷日持久和最艰苦卓绝的战役之一;其结果是红军从此创造了其战无不胜的神话。国民党认识到,他们无法摧毁共产主义运动。毛泽东脱颖而出,不仅成为一位历史上的伟大统帅,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导人。

  毛泽东(1893-1976年)——湖南省一位农民的儿子——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是,直到蒋介石于1927年下令屠杀他所能抓到的每个共产党人时为止,毛泽东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是有限的。

统帅9:毛泽东

  1927年的大屠杀使毛泽东确信,共产主义运动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拥有一支经过训练的和纪律严明的军队。他有一句著名的箴言:“我们必须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为了躲避企图消灭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一点幸存力量的国民党军队,毛泽东率领大约1000名追随者来到中国东南部罗霄山脉。1928年春,共产党的一位军事领导人朱德带领600人加入了毛的行列;1928年7月,他们东进130空英里,转移到瑞金附近。另外一些红军领导人在其他边远地区创建了较小的农村根据地。

  在武夷山中 [ 编者注:应为井冈山 ] ,毛泽东和朱德建立了一个很小的苏维埃共和国,并为建立一支拥有新型军人的新型军队奠定了基础。这支军队与西方或国民党军队不同,它没有因阶级或受教育程度而同士兵分开的标志明显的军官。大家不分等级,不佩带徽章。男兵(往往还有女兵)通过显示其能力而成为领导人。士兵们按照指挥员的职位名称来称呼他们,比如“排长同志”或“连长同志”。军官们不殴打或虐待士兵。官兵同住,吃同样的饭,穿同样的衣服。红军领导禁上部队抢夺农民的食物或财产,他们严厉惩罚强奸、抢劫和暴力行为。红军战士被人民视为朋友,而不像纪律涣散的国民党兵或众多军阀部队中的士兵那样被当作瘟疫。

  共产党的领导人鼓励士兵们解决各种日常问题,对士兵理解自己承担的军事任务及其完成任务的能力给予极大的信任。一种在其他军队中闻所未闻的做法是,领导人在战斗以前向士兵们广泛介绍其战术和战斗计划,不遗余力地解释其所下达的命令的重要性。

  共产国际看不起毛泽东的新型军队;1928年8月它安排李立三——来自湖南的一名28岁的工人领袖——来负责领导工作,指示他要首先夺取中国的城市,这是不合乎实际的,鉴于城市无产阶级仅占中国劳动大军的不到1%,其中被组织起来的也只是凤毛麟角。

  毛泽东给了马列主义教条当头一击,认为中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因为中国人口的80%以上是农民,他门在每个村庄里都遭受地主剥削。毛泽东写道,土豪劣绅几千年来一直压榨农民。农民只有推翻地主政权,才能改善自己的境况。因此,革命必须产生于农民当中,而不是占极少数的城市工业无产阶级当中。然而,毛泽东始终没有偏离一种信念,即这场斗争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军队代表群众来进行。

  在如何赢得革命胜利方面,毛泽东和李立三之间一场激烈冲突已不可避免。毛泽东想要利用共运所拥有的少量红军作为游击队,袭击虚弱的目标,然后撤退到安全的根据地。他想要有条不紊地向外扩大,建立更多的根据地或苏维埃,首先夺取一些县,然后夺取一些省。但是,共产国际却指示李立三要在城市中掀起劳工运动,领导工人起义,要求他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夺取一些城市。

  1930年,李立三命令共产党人先夺取几座中等城市,然后集结兵力,进攻武汉。虽然毛泽东及其部队短暂地占领了湖南省省会长沙,但是国民党军队十分强大,因而红军不得不全线撤退。李立三的战役遭到惨败。但是,共产国际归咎于李,而不是它的政策,把中共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曾经在苏联学习、对克里姆林宫唯命是从的年轻的中国学生。

  蒋介石对这种夺取城市的企图十分吃惊,于1930年12月派遣10万军阀部队进行其第一次“围剿”,为的是把共产党人赶出毛泽东的“中央苏维埃”——远远超过其他根据地的最大和最重要的红色根据地。

  在这次战役中,毛泽东显示了他的军事天才和对游击战的灵活运用。他利用农民朋友刺探国民党军的意图和兵力部署,迅速而秘密地采取行动抗击敌人,主要是在夜间出击,只在他能够取得兵力和武器上的局部优势的时候才发动攻击,然后迅速分散开来。毛泽东引诱国民党部队进入苏区深处或者对红军友好的地区。在那里,他以优势兵力包围并歼灭孤立的国民党部队,从而暂时扭转了国民党军所占有的总的战略优势。

  毛泽东和朱德集中兵力袭击了一个师的两个旅,将其击溃并俘虏了9000人;这次战役的高潮由此到来。这场胜利使得邻近的 两个国民党师逃跑了。红军追击了其中一个师,将其截住并歼灭了其绝大部分。这次围剿于1931年1月初不了了之,国民党军彻底失败了 [ 编者注:是役毙、伤、俘数约1.5万人。 ] 。

  蒋介石于1931年4月再次做出尝试,他把参战的军阀部队人数增加了一倍,使之达到20万,派他的最忠诚的将军之一何应钦指挥。然而,他重蹈覆辙,再次采取了第一次战役的战术,分7个纵队缓慢地进入红区。毛只有3万人可用来对付国民党军,但他集中兵力袭击了其中一个纵队,击溃了几个团,摧毁了敌人的进攻力量。紧接着,毛迅速地连续袭击了另外3个纵队,将其各个击溃,然后歼灭了第五个纵队的一部分。剩下的两个纵队没有作战就撤退了。在14天内,红军进行了5次战斗,行军8天,结果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蒋终于认识到,他正在同一个坚韧不拔和足智多谋的人打交道,因而在于1931年7月开始的第三次围剿中,他亲自挂帅。他投入了自己的装备精良的10万政府军,调集20万军阀部队担任后援。

  蒋认为,他的嫡系部队将会迅速消灭毛的装备很差的军队。但是,蒋过去一直在培训其士兵进行一种驴唇不对马嘴的战争。从1927年起,他聘用了大约40名德国军事顾问来指导他的军队。虽然德国人的功夫造就了一种出色的军人,但是德国人所擅长的,是在欧洲野战军之间的相互硬拼的战斗中形成的正统方法。要想打败毛泽东半游击式的战法,国民党军需要与此不同的战术和训练。红军行动诡秘,集结迅速,打击凶狠,然后同样迅速地分散。他们大力依靠伏击,利用侦察员侦察敌人的兵力和行动,不建立任何战线,不分前线和后方,集中兵力专打敌人小股部队,各个歼灭,然后转移。

  蒋的战略是极端正统的。他决定“长驱直入”,直捣苏区。他率领8个纵队每天疾行20多英里,进入中央苏区腹地,企图把红军挤入一隅,迫使其站下来作战,以占据优势的火炮、机枪和飞机将共产党军歼灭。

  但是,毛根本不打算进行一场蒋式战争。他的仍然只有大约3万人的部队精疲力竭.正在瑞金东北面大约30英里的武夷山中休息。为了占据反击的有利地点,毛和朱率部队强行军到达瑞金西北大约35英里的兴国。

  毛原先的计划是向西北面行进大约15英里,到达赣江边的万安,沿着江的东岸北上,然后向东横扫国民党军的交通线,切断其给养,打击那里出现的任何孤立的敌军部队。但是,国民党军的密探发觉了这一行动;于是,蒋急忙派两个师向赣江进发。为了避免落入圈套,毛向万安南面撤退了大约10英里。

  毛此时在夜色掩护下向东北方向转移,从两支国民党部队之间的一个13英里长的缝隙中溜过去,向万安东面行进大约35英里,将其部队置于国民党军后方,在此处,毛袭击了一支孤立的国民党部队,将其击溃。次日,毛袭击了国民党军的一个也是孤立无援的师,使之溃退。然后,红军花了3天时间,基本上夜行晓宿,向东挺进15英里,到达黄陂,以包围和击败另外一个独处一隅的敌军师。

  蒋介石命令所有国民党军以强行军向黄陂进发,以包围红军并将其剿灭。毛的情报网向他发出警报;于是,毛在从西面包围上来的国民党部队之间的高山中找到一个7英里长的缝隙,便从中过去,在兴国附近重新集合起来。

  蒋用了几天时间才发现他的猎物已经飞走。1931年9月底,又累又饿、士气低落的国民党军撤出苏区。毛此时猛烈追击,抓住一个旅和同支援部队分离的整个一个师,几乎将两者都消灭。第三次“剿匪战役”就这样终止了。

  1933年1月1日 [ 编者注:应为 1932年年底。 ] ,蒋介石调集15万大军 [ 编者注:事实是30多个师,约40万人。 ] ,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清剿。但是,蒋对于1931年占领满洲的日本人的侵略无动于衷引起公愤,迫使他于3月间派5万部队北进(他并未动用这支部队),因而使红军得以击退剩下的国民党军。

  蒋终于同日本人达成了一项脆弱的停火协议;他利用这个机会组织兵力,企图彻底剿灭共产党的农村苏维埃。在这第五次战役中,蒋构想了一种与从前迥然不同的战略,很像南非战争(1899-1902年)最后阶段英国人为摧毁布尔人游击队的抵抗力量而最终制定的方法,即把老百姓迁移到集中营里,修筑相互呼应的碉堡来限制布尔战士的活动范围。

  蒋修筑了700英里的公路,以使汽车能够通到中央苏区凹凸不平的武夷山高原;他还建立了无线电和电话网,以协调他的包围部队的行动;这支军队总共有75万人。与此同时,还有另外几十万大军正在包围其他较小的苏区。

  1934年1月,中共在瑞金举行一次会议,为即将来临的打击作准备。会上,领导人们再次强调“向前和进攻政策”,指示红军要“拒敌于国门之外”。他们完全摒弃了毛的诱敌深入苏区,以将其歼灭的战略。

  蒋的进攻得到红军中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意外帮助。李德是德国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毕业于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他认为自己是一名伟大的军事专家,贬低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声称红军进行正规战争的时候已经到来。他说服领导集团同意集中兵力,在国民党军修筑新碉堡时对其进行“快速的近距离突袭”。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正面硬拼的策略,必然失败,因为国民党军拥有强大的炮兵、机枪和150架战斗轰炸机,而红军则几乎没有什么进攻性武器。

  蒋介石开始了对苏区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进攻。国民党逼迫住在苏区周围的几百万人民迁入离开战斗区域的集中营。碉堡形成了一个互相联系的包围圈,限制了红军的行动。食物和盐的匾乏影响了红军的健康和体能。

  1934年4月 [ 编者注:1933年9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 ] ,蒋的军队逼近了瑞金北面大约60英里的广昌——中央苏区的门户。红军领导集团按照李德的建议,认为保住广昌至关重要,于是把4个军团派往前线,并修筑了野战工事。国民党军的飞机和火炮迅速将这些工事夷为平地,红军指挥官彭德怀在第一天里损失了1000人。彭强烈反对这种战术,但却毫无结果。红军面对着国民党用火炮和机枪构成的虎口发动攻击,结果4000多人阵亡,两万人受伤。

  这大伤了红军的元气,证明了李德战术的无效,并迫使党的领导集团为最坏的情况,即撤出中央苏区作准备。虽然国民党军直到7月间才恢复了进攻,但是红军因为营养不良、伤亡和开小差而继续每况愈下。10月间,共产党人完成了撤出中央苏区的计划。

  他们的目的地有两个:湖南省西北部桑植及其周围的一个由贺龙领导的苏区。这个苏区也受到蒋介石军队的压力;如果向那里转移,只会吸引所有的国民党军。倘若他们不能到达贺龙处,有一个由张国焘领导的更为遥远的苏维埃,它是于1932年在西南内地大省四川的通江周围建立的。

  毛泽东在这项决策中没有起什么作用。实际上,为了进一步缩小他的影响,红军领导集团想让毛留在中央苏区,与由毛的朋友陈毅率领的大约6000人的部队呆在一起,命其保持强大的游击力量。但是,毛泽东德高望众,以致任何人都无法对他与主力部队同行的决定提出异议。

  其余的共产党人——组成第一方面军的大约7.2万名士兵和1.45万名官员、文职人员、重要领导人的夫人以及政府工作人员,于1934年10月16日突围,穿过瑞金西南75英里左右的一处国民党守卫力量薄弱的警戒线。长征开始了。

  第一方面军基本上是在夜间行军,并且是走羊肠小道,因而得以摆脱企图包围它的国民党军。蒋介石花了两个星期时间才醒悟:猎物已经飞走。但是,他的飞机和情报网发现了红军的撤退路线,因而他得以设置路障来使红军前进速度变慢,并开始调动其军队——总共40多万人——从四面八方包围红军。

  红军对蒋军的集结无可奈何,但却事先知道敌人的伏击,并能够将其粉碎,因为几年前周恩来曾派人到苏联接受密码技术培训;他们能够破译国民党人的无线电密码。

  11月16日,红军各纵队在湖广边界北面不远的湖南境内、南岭山脉掩护下的临武集合起来。他们抛弃了几乎所有的重型装备,包括火炮,只留下650挺机枪和30门榴弹炮。这些武器,加上步枪和手榴弹,给予红军幸存所必需的火力。

  蒋从红军的行动方向得知,红军大概正向湖南西北部桑植周围的很小的苏区前进。他把兵力集中在两个方面上:一支部队向北去阻止这一行动,另一支部队由周浑元率领,追击红军。蒋还要求广东和广西的军阀从南面收紧包围圈。

  红军指挥官朱德意识到,他必须摆脱这个陷阱,于是他命令红军以强行军赶到西面100空英里左右处的湘江;他知道,红军必须先跨过这一屏障,才能掉头向北面桑植的苏区前进。

  虽然红军行动迅速而敏捷的先头部队——第一和第三军团——于1934年11月26日抵达湘江,但是与红军同行并携带着大量装备和资料的文职人员行动却慢得多;因此,蒋介石有时间包围组成红军后卫部队的第八军团,歼灭了其中大约有2500人的一个师。尽管国民党军从北面和南面逼近,但是朱德仍把作战部队集中在湘江东面,以便文职人员的纵队能够渡河。从11月28日开始,用了3天时间,所有非战斗人员渡过了湘江。在此期间,江东的红军部队承受了兵力强大得多的国民党的空军和炮兵的狂轰滥炸和步兵冲锋。共产党军损失惨重,包括有2500人的整个一个师。

  红军现在处于绝望境地。领导人们对李德等的军事指挥不力非常不满;正是这种指挥失误导致了他们所面临的几乎不可收拾的局面。由于战斗中的损失、疾病和开小差,红军的人数减少到不到突围时的一半。一支强大的国民党军挡住了向北通往贺龙部队的去路;与此同时,其他国民党部队使向东撤退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倘若向南进入广西,将导致更多的敌军从四面八方围攻,进入一个无法逃脱的口袋。向西的前景同样令人望而却步:那里有老山界和五岭的悬崖绝壁。

  这时,毛泽东提出了一项拯救红军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计划:翻越老山界和五岭,向北突破,进入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省。从贵州,红军既可以前往湖南西北部的贺龙处,也可以奔赴四川东北部的张国焘处。

  红军领袖们认识到毛是正确的:走向任何别的方向都意味着毁灭。他们命红军转向老山,开始攀登。有些地方的路不到两英尺宽,山势十分陡峭,以致爬山者仅仅能看到前面人的鞋底。只有最坚定不移的人们才翻过了老山和五岭,于1934年12月11日进入了地势较低的贵州境内。

  红军只剩下大约3.5万人和5000左右的文职人员。许多勇士倒在途中,所有胆怯者也都离去。留下来的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坚分子。这些中坚分子经受住了战火考验并幸存下来。领导集团意识到,共运的整个前途都取决于这支危难中的部队的命运。

  军事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仓促的会议,以讨论对策。毛泽东不是其中的成员,但却应邀出席会议。有一点已经很明显,即红军需要他的指挥。毛立即承担了主要角色。截获的电讯表明,假如红军向北前往贺龙处,会被25万国民党军拦住,其中有10万人已经到达湖南。毛建议放弃到贺龙处的设想,红军应向西北进入贵州,因为那里敌军很少,前景较好。军事领导们表示同意。

  两天后,第一方面军攻占了黎平——一个大县城;在这里,大家能够休息并获得急需的食物。毛获得了党的决策机构政治局中的实际席位,他使政治局同意前往遵义——西北面大约150英里的贵州北部一座大约有5万人的城市。在那里,红军既可以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也可以向东北面转移,去与贺龙会师,或者跨过长江上游,到四川去与张国焘会合。如果实在别无去路,红军还可以向西南撤退到云南省。

  但是,蒋介石打算阻止红军夺取遵义。他的兵力已接近25万。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此时他已经是长征的实际领导人——下令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这些行动属于历史上最足智多谋和最成功之列。

  为了摆脱率领着一支比第一方面军强大得多的部队的国民党将军薛岳的追击,毛命令红军的一个纵队向西佯攻,直取贵州省会贵阳。当共产党军队的主力向西北进发时,薛似乎顺应红军的意愿,将其部队派往西面去贵阳,因而致使这支部队从战略画面上消失。

  红军并没有直取遵义,而是迅速北进从而给人一种印象,即它可能会奔向东北面去与不到200英里外的贺龙会师。此举把国民党军大量部队牵制在湘黔边界地区。此时,红军面前只有贵州本省的力量薄弱的部队,于是它掉头向西北面进攻遵义,于1935年1月7日夺取了这座城市。

  虽然红军获得了暂时的安全,但是考察显示,遵义地区不适于建立一个新的苏区。这个地区很穷。此外,薛岳的国民党部队正在贵阳,使贵州军阀王家烈受到鼓舞,以致他从南面攻击红军;同时,呆在四川重庆的蒋介石封锁了长江和红军与张国焘会师的去路。

  1935年1月15日,20名共产党领导人在遵义召开了一次为期3天的会议。这次会议是20世纪的转折点之一,它结束了使中国的马列主义毁灭殆尽的教条主义的领导。毛泽东担任了共运的领导人。

  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北进,人数只有大约3.5万。四面八方都是国民党军和军阀部队,有40万人。武器也比共军精良得多。蒋介石相信,红军将强渡长江;因此,他派兵把守了每一个可能的渡口,夺取了每只渡船。

  毛的确想渡江;他希望能在长江上游,即重庆西南方找到一个防守力量薄弱的渡口。但是,他遇到了一支强大的川军。他又向上游走了80英里;但是,截获的无线电报表明,蒋正在调动部队来拦截他。由于国民党军队封锁长江和云南部队挡住西进的道路,所以继续前行将导致红军钻入一条死路。

  毛认识到,红军的唯一希望是迷惑蒋介石,使之不明红军的去向和意图。在此后的6个星期里,他实施了这样一场战役:从其足智多谋、运动速度和出其不意地袭击敌军来说,都几乎是举世无双的。

地图10:中国红军比国民党军更胜一筹(1934年-1935年)

  2月11日,毛迅速地使红军调过头来,以强行军疾驰,返回遵义。蒋的飞机一发现这一行动,蒋就开始调动其部队问东返回,以再次封锁长江的各个渡口。他还命令王家烈从南面北上,以夺取遵义北面大约12英里的娄山关——从山区南行的唯一通道。这样一来,将把红军封锁在长江和这一关口之间,使蒋得以随意地歼灭红军。
2月26日,红军位于娄山关北面大约12英里,截获的无线电报使毛获悉:王家烈部刚刚离开遵义。一场抢占这一关口的战斗开站了。两军到关口距离相等,红军以5分钟之差获胜,爬到山顶时,王的先头部队已经逼近到300码的地方。红军的炮火驱散了故人,保住了关口。翌日,共军冲下关口,击败了王家烈所集结的部队,夺取了遵义,袭击了从后面上来的两个国民名师,将其逼到乌江江畔,迫使2000名士兵投降。

  毛此时调转头来向长江渡口进发。他想使蒋以为这些渡口仍是他的前进目标,尽管它们已经不再是他的目标。他的计划是把蒋的主力牵制在长江沿岸。毛在毫不掩饰其行动的情况下渡过了长江支流赤水,造成一种假象,即全部红军都在向长江前进。但是,他命令部下隐藏在长江岸边,只派一个团渡过江去,进入四川,尽可能多地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这使蒋相信红军已经落入陷阱。他偕夫人宋美龄于3月24日飞到贵州省会贵阳,以便为最后歼灭共产党军而建立总部。他现在有大约50万部队包围着红军。但是,其主力位于北、东、西三面,以防毛渡过长江或者到湖南去与贺龙会师。而南面的贵阳周围却没有多少部队。这正是毛的进军方向。

  3月21日至22日夜间,毛迅速调动红军重渡赤水,命令到四川去的那个团以强行军返回,向遵义进发,矛头指向南面。没出几天,国民党军的飞机和密探就得知了这一行动,猜想毛的目标是贵阳。蒋大惊,给云南司令孙渡打电报,要其迅速派精锐部队来守卫这座城市。3月30日,红军强渡乌江,直取贵阳。但是,云南孙渡部刚刚抵达贵阳,就接到报告,说红军从该市旁边经过,直奔东面大约25英里的龙里。

  蒋认为红军正在向东返回湘赣边界上的老苏区,于是命令孙渡向龙里进军,追击红军。但是,次日早晨,蒋意识到自己上当了:红军已经突破包围圈穿过龙里,没有转向东面,而是向南面和西面,即云南方向。

  然而,蒋无法确定红军的意图。毛把一个军团留在乌江北面,造成他仍有可能前去与贺龙会师的假象。这样便再次牵制了国民党军,使之为了阻止这种会合而按兵不动。这个军团在该地区一直呆到4月份,然后悄悄地沿着一条比较直接的西进路线,穿过山区的羊肠小道,去与主力部队会合。

  蒋仍旧以为红军要回到江西。最后,当抓住他们已为时过晚时,他才意识到,红军正向西南方的云南前进,于是他命部队追击。

  毛依然必须渡过长江。剩下来的唯一渡口在上游的一个称为金沙江的地方,即在这条江从云南和四川的高山中流出,在昆明北面大约80英里转了一个大弯的地方。这里的渡口,云南军和国民党军很容易占领。但是在这个转弯处以东,情况更糟:国民党军早已接近寥寥无几的渡口。转弯处的西面,这条河流过一条条大峡谷,安全的浅滩很少。毛知道,红军只有在金沙江的这个转弯处可以渡江。

  幸运的是,蒋仍然以为红军可能会返回江西,而毛的西进又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即红军可能会试图在云南建立一个苏维埃。为了使蒋中计,毛直取云南省会昆明。蒋上钩了;他撤走了金沙江畔的部队,命其向昆明进军。由林彪率领的一支强大的红军聒噪地逼近到昆明郊外8英里处,引起一阵恐慌,即昆明即将遭到攻击;而与此同时,红军的其余部队迅速掉头向北面的金沙江疾驰。1935年5月1日,红军的一个团从绞平渡——一个已有1000年历史的商队渡口——渡过江去;几天内,除第五军团外,其余所有的红军都渡过去了;第五军团为林彪的部队把守着这一通道。遵照毛的紧急命令,林彪以强行军奔向金沙江,在48小时里走了100英里。5月8日和9日,林彪的部队渡过江去,挡住一支云南大军的第五军团也悄悄通过,到达安全地带;他们把渡船浮放在江中,看着它们在江中的岩石上撞碎。

  红军只剩下不到2.5万人,但是它幸存下来了。毛为渡过长江上游而展开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役.此时便已成为传奇。

  蒋介石大怒。他飞到四川的成都去动员新的部队,以便在金沙江北面大约200英里的另一条河上阻挡共军。这条大渡河水急浪大,沿着一条大峡谷流出青海省的高原。此时,红军正在高原崎岖的小路上艰难跋涉。

  5月24日,红军先头部队攻占了大渡河上的渡口安顺场,迫使河对岸的国民党军队撤退。然而,这支红军只找到很少的渡船,并获悉蒋的部队正在向这个渡口进军;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的飞机迅速出现,前来轰炸渡口。

  毛作出了一项惊人的决定:红军主力向北面的上游疾驰,到达泸定的著名铁索桥。

  泸定桥横跨大渡河的桥梁长370英尺,固定在两岸凸出的巨石上,东面受到泸定镇的门楼保护。它始建于1701年,许多年来一直使来自西藏和尼泊尔的商队得以前往北京的皇城。9条巨大的铁索,铺上木板,便形成了桥;桥两侧的两条锁链构成扶手,以稳定人和车辆。

  由杨成武率领的第四团沿着大渡河西岸前进,主力部队跟随其后;与此同时,已经从安顺场渡过河去的第一师沿东岸挺进。第一师由于一支国民党部队的阻拦而行动缓慢;但第四团于5月29日到达沪定桥西岸,发现沪定镇被几百名国民党军占领。

  国民党军已经拆掉了桥上2/3的木板,使红军面对着光秃秃的铁索和下面深谷中怒涛汹涌的河水。杨派一支22人的突击队,在廖大柱(音)率领下过桥。战士们一点点地顺着铁索逼近剩下的桥板。一待踏上桥板,他们将迅速袭击桥东端的那座门楼。正当他们前进的时候,门楼前面的用柴油浸泡过的木头突然燃起大火。国民党军试图用火来阻止红军过桥。火舌猛烈地舔着桥东端的木板。成败乃是千钧一发。突击队穿过火焰,冲入镇中,击退国民党守军,使战士们有机会灭火,并使增援部队有时间过桥支援。22名突击队员中有18人幸免于伤亡。

  不到两小时,第四团便夺取了这座桥和这座城镇。第一师沿着河的东岸从南面也来到这里。

  战士们给这座桥铺上了新木板;次日主力部队抵达,开始兴高采烈地过河。红军战士们知道,虽然前方仍有危险,但是现在他们的军队终于能幸存下来了。这支军队人数少得可怜。从贵州到泸定桥一路上的行军和作战使部队不断遭受损失,包括伤亡、患病和掉队者在内,第一方面军只剩下大约1.3万人。尽管如此,从红军巧渡大渡河的时刻起,人们对红军战无不胜的信念就诞生了。

  1935年6月12日,第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铁索桥北面75英里处遇上了张国焘部的一支侦察部队。张国焘当时的部队人数是第一方面军剩下来的1万人的6倍;他企图从毛泽东手中夺取共产党的领导权,并且把合并起来的红军保留在四川西北部,从而威胁四川盆地中富饶的成都平原。他说,如果国民党军逼得太厉害,共产党军可以进入西藏或新疆。

  1935年9月10日,毛和第一方面军的6000名战士悄悄向北进发,奔向中国中北部陕西省的黄土高原上的延安;从1931年起,那里一直有共产党苏维埃在活动。

  1935年10月21日,当第一方面军到达苏区时,这支军队与一年前从江西撤退时相比,是人数很少的剩余力量。但是,这些幸存者——其中大多数人现在是训练有素的干部——是领导人才的无价之宝。假如他们没有经受长征的考验,共产主义运动能否顶得住国民党的强大压力是有疑问的;国民党仇恨和消灭红军的决心从未动摇。主要凭藉着毛泽东的军事天才,第一方面军才幸存下来并到达了延安。

  这支红军,连同姗姗来迟的张国焘部的一些成员,组成了一个苏维埃的核心,一直坚持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与国民党组成统一战线。在这场战争期间,红军向中国北方扩展,其势力遍及表面上被日本人占领的地区。但是,日本入侵者们实际上只控制着城市和主要公路及铁路沿线狭窄的走廊,而共产党人则控制了几乎所有别的地方,领导着9000万中国人民。

  当1945年日本人被打败时,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十分强大,以致蒋介石无法将其击败,尽管他获得了美国的大量支援。在1947年至1949年,共产党人解放了整个中国大陆,蒋介石和国民党逃到了台湾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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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