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战争的规则虽然简单，但是很少得到遵守
作者：贝文·亚历山大·美国
出自————《统帅决胜之道》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我对高明的将帅们如何决胜的理解，是从认识到平庸的将帅们何以不胜开始的。这个了解过程始于1951年8月炎热的一天；那时我担任美国陆军第五战史小分队的指挥官，正站在韩国东部太白山的一个山谷中，目睹美军炮火轰炸我面前大约1000码（914.4米）处的983高地。
这座山峰和它北面紧靠的一座相似的山峰那时还没有获得其名字——“流血岭”和“伤心岭”。在那个夏日里，站在那里目睹炮弹消灭983高地上的所有植被痕迹的我们，已经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情。
这次攻击将是正面的——直接地沿陡峭的山坡而上，升至海拔3200英尺（975.36米）。这次进攻还将是意料之中的：炮兵部队在山南的大量集结使北朝鲜防守者们知道，驻朝美军最高指挥官詹姆斯·范弗利特少将选中了他们的防御阵地作为袭击目标。
因此，这场令人毛骨竦然的战争，以及紧接着发生的争夺“伤心岭”的更加可怕的战斗，从一开始就是按计划进行的，好像拿到了一个剧本，准确地照着它演出一样。
美军的炮火摧毁了山上所有的植被，但对共军士兵在其中隐藏的，被泥土、岩石和木料掩盖着的掩体，破坏却很少。然后，美国、韩国——在“伤心岭”上还有法国——的步兵沿着羊肠小道攀登险峰，因为这是唯一的路径。北朝鲜和中国的士兵们像联合国军一样熟悉这些上山的道路，他们将其自动武器和迫击炮的火力集中对准这些小径，造成一片火海，以大量杀伤登山的联合国军步兵。
一切都像计划好的一样进行——联合国军的优势火力终于使这些山峰从共军手中被夺取过来——但是，代价是惊人的。联合国军的伤亡—一主要是美国人——共计为6400人，而共军的损失可能达到了4万。尽管如此，联合国军司令部一无所获。它在朝鲜的战略地位丝毫也没有提高，在战术上也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好处：在“伤心岭”后面耸立着另一座同样布满掩体的山岭。它的背后屹立着许多其它的这种山峰，它们都可以由掩体来武装。
这两场令人伤心的流血厮杀，以及驻朝美国陆军第八集团军于1951年秋季下令进行的争夺制高点的所有多次战斗的唯一收获是，美军司令部终于认识到，对严阵以待的共军阵地发动正面进攻是徒劳的。对这项政策之鲁莽的认识用不着什么大彻大悟。原因很简单：再发动这样的攻击代价太高。在从7月间“和谈”开始到1951年10月底争夺制高点的进攻停止的这段时间里，联合国军伤亡达到6万人，共军的伤亡估计为23.4万人。
汲取这样一个明显的教训非要经过这样的大流血不可，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从有组织的战争初次发生起，对有准备的防御工事发动的正面攻击通常就是失败的；这个事实在军事史书中醒目地写着，所有将领都可以看到。更为切题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堑壕战——朝鲜战争的这一阶段对此进行了几乎丝毫不差的模仿。说它更为相干，是因为它是朝战中高级将领们的现役经历或培训内容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为正面进攻盖棺定论，表明它是不能成功的，除非付出大量伤亡的代价，以致于“胜利者”一词变得带有嘲讽意味，因为在西部前线上两军对垒时与死神的约会中，没有任何赢家。
但是，人们并没有汲取这一教训。正是那些目睹过或者研究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堑壕战的人们，在朝鲜战争中又一次下令这样干。这种做法在朝战中的结果与在欧战中的结果是相同的：人员损失惨重，战术或战略上的效益却很小。
我从“流血岭”和“伤心岭”战斗中所领教到的一点是，高明的将帅们不像朝战中下令争夺山岭的将帅们那样行事。高明的统帅不重蹈前人的覆辙。他们不把部队投入敌人严阵以待的战斗。恰恰相反，高明的统帅们出其不意，专攻敌人力量虚弱和组织薄弱的地方。
朝鲜战争以来，军事技术上的巨大进步并没有改变这个基本的真理。技术只决定着我们采用什么方法实现军事决策。武器的改进实际上使统帅们更需要避开有重兵把守的危险阵地，寻求在敌人没有预料到会遭到打击的地方决战。
特别是从越南战争以来，由于采用卫星准确导航和利用雷达、红外线、激光和其它探测装置引导“灵巧”炸弹和导弹打击目标，火箭和常规（非核）武器的命中精度和杀伤力惊人地提高了。这种技术进步带来了一种预言，即未来战争将在“自动化战场”上展开，武器将会十分有效，以致人员在战场上将无法幸存，战斗将由机器人和各种无人操纵的飞机、车辆和武器来进行。
但是，有一股重要的逆反潮流，它预示着战争将较少地依赖占压倒优势的火力，而较多地依靠隐蔽的小部队的行动；这种小部队通过出其不意、伏击和难以预料的调动实现其目标。
战争之所以可能正朝着这个貌似矛盾的方向转变，是因为产生了主战坦克、攻击机、战舰和火箭的技术，也造就了能够摧毁许多这种进攻性武器的武器。防御性武器比进攻性武器要廉价得多。其中有些武器一个人即可操纵。80年代苏联干预阿富汗期间，阿富汗用来击落直升飞机的高效“毒刺”式导弹就是这类武器。“爱国者”导弹在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中摧毁了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并能够摧毁攻击机；而其造价只有一枚“飞毛腿”导弹价格的很小一部分，仅占一架战斗轰炸机的1％左右。
如果像技术专家们所认为的那样，坦克已经过时，有人驾驶的飞机和大型战舰造价太高，结构大复杂而且太容易受到打击，因而在防御性导弹面前无法长期幸存，那么未来的战争可能很少由无人操纵的武器和机器人在“自动化战场”上打，而较多地依靠分散的、训练有素和武器精良的小部队来打；它们狡诈地悄悄绕过障碍，其战略战术较像我们今天对游击或半游击力量所联想的那样。苏联在阿富汗输掉了这样一场战争。
人类不大可能求助于核战争。任何采用核弹的做法都将立即招致核报复；这种报复可能愈演愈烈，超过人类所能控制的程度，使得地球的绝大部分地方无法居住。没有任何明智的统治者想要给自己的人民判死刑。即使一个疯狂的独裁者弄到一个核装置并使用之，理智的世界领导人几乎肯定会采取彻底解决的办法，消灭他和他的科学家们，而不会甘心遭受核毁灭。
我们这一代是看不到未来了。但是未来战争中大概将遇到统帅们从有武装冲突以来一直遇到的难题：怎样避开敌人的主力，以及如何给敌人以决定性打击。战争将发生变化，但是战争的原则将保持不变。
英格兰战略家哈特说，高明将帅的目标与3000年前的希腊传说的特洛伊战争中的帕里斯的目标是一样的。帕里斯在与希腊大斗士阿喀琉斯的战斗中避实就虚，把箭射向阿喀琉斯的唯一弱点，即他的脚跟。
南北战争中南方军中杰出的骑兵指挥官弗里斯特概括了高明统帅的奥秘，他说，获胜的决窍是“率领最多的力量捷足先登”。
然而，对高明统帅的真正考验范围比这要广泛：是判断弱点在哪里，在哪里才能找到阿喀琉斯的脚跟。因为成功的指挥官集中力量打击的地方一定是敌人的要害部位。要想捷足先登，军事指挥者必须明白和实践另外一位伟大的南军领导人“石壁”杰克逊的目标——使敌人“迷惑、误入歧途和猝不及防”。
因为没有任何聪明的敌方指挥官愿意暴露自己的要害部位。他只有在被迫或受骗上当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做。为实现这种强迫或迷惑，高明的统帅几乎总是以两种方式之一行事。他调兵遣将，以使敌方统帅以为他瞄准的是另外一个部位。抑或，用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北方军队最伟大的统帅谢尔曼的话来说，他将使敌方指挥官“左右为难”，无力守卫两个或更多的地点或目标，因而被迫为保住一地而起码让出另外一地。
纵观全部历史，有关高明统帅的引人注目的事实之一就是，除非在拥有压倒优势的情况下，他们的成功行动都是对敌人的侧翼或后部采取的，不是实际上就是在心理上。高明的统帅认识到，攻敌后部使之分散精力、猝不及防，往往使敌人溃败，因为敌人的给养、通讯和增援被切断，从精神上讲，其信心和安全感也被大大削弱。另一方面，高明的统帅们知道，正面进攻使敌人的防御力量得到巩固，即使被击溃，也只不过迫使它退到后备力量和供应所在地。
长期以来，这些概念在许多军队中被普遍接受。用来对付一个虚弱或不胜其任的敌人，它们采用起来是得心应手的。例如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陆军上将施瓦茨科普夫采用这一经典理论，在100小时内打败了拥有50万人的伊拉克军队。他以从海上发动一次两栖入侵相威胁，并派遣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两个师和另外一些兵力正面进攻科威特，从而使侵入科威特的伊拉克军队主力滞留原地；与此同时，派遣两个机动军团西进差不多200英里，进入阿拉伯沙漠。这两支部队绕到伊军后方，切断其供应线和通向巴格达的退路，将其逼入幼发拉底河、波斯湾和南来挺进的海军陆战队之间的一个狭窄的角落中。伊军数以千计地投降，抵抗力崩溃。
并非所有战争都像1991年的海湾战争那样一边倒；敌人也并非都这样愿意投降。战争中最难以估计的就是人的抵抗力。由于敌人的反应无法预料，普通平庸的统帅们往往不了解侧面或后部进攻的全部重要性；此外，通常由于敌人的顽强抵抗，统帅们不由自主地采取直截了当的战略和正面进攻，而这种做法很少具有决胜意义。
高明的统帅之所以高明并且罕见，一个因素就是他能够顶住大多数部下的要求，不急急忙忙地正面交战，并且能够认识到怎样才能避实就虚地打击敌人。
这种将领所以难得，一个原因是军界像整个社会一样，赞赏直截了当的解决办法，对不直接和不熟悉的方法持怀疑态度，给它们戴上狡诈、不诚实或偷偷摸摸的帽子。二次大战中，美国人之所以憎恨日本人，一大原因是日本人对夏威夷的珍珠港这个始料未及的地点发动“偷袭”。军界和公众普遍认为，只有光明磊落地面对敌人的、直截了当的英雄的“好汉”美德才是理想的。这种英雄在美国西部的牛仔身上被浪漫化了；他直等到对手已经伸手掏枪时才掏出自己的六响左轮手枪。
几代军人一直把战争比喻为体育。惠灵顿伯爵说，滑铁卢之战是在伊顿公学的体育场上打赢的。在当今的美军中，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就是把战争同美式橄榄球划等号。这并非偶然。橄榄球——而不是棒球——成了战争的象征，因为橄榄球主要包括进攻者对防守者的直接挑战。同棒球相比，它肯定不是一种采用微妙伎俩、出奇制胜和施展诡计的运动项目，尽管橄榄球也能具有避实击虚的方面。直到70年代中期为止，美军的理论很像本世纪中叶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学进行的这种“三码和一股尘烟”的、直截了当的实力竞赛。虽然从那时以来，教学重点已经转向运动战，但是直接的解决办法和正面攻击在军界的心理中根深蒂固，很难根除。
真诚、坦率、光明磊落的领导人一直是人们的理想。因此，成为的高明统帅必须具有两面性格，一方面向部下表现出诚实和公开性，另一方面隐藏或掩盖品格中得以使敌人“迷惑、误入歧途和猝不及防”的部分。
一些高明的统帅发现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并在执行过程中吃了许多苦。“石壁”杰克逊就因守口如瓶，不愿把计划告诉部下而臭名远扬。虽然他的士兵因他给他们带来胜利而崇拜他，但是他们认为他很古怪、不平易近人，他的主要上司们认为他难以共事、苛求、不善于沟通。他对这些指责的回答令人很受启发：“如果我能瞒过我的朋友们，我就能确保瞒过敌人。”
能够表现出高明统帅所必须具备的两面矛盾人格的人寥寥无几。此外，军队中的体制也往往使直率的人比胸有城府的人较多地获得提升。因此，大多数将帅是老实厚道的、单纯的武士，率众发动硬拼的战役，下令从正面进攻。他们所造成的成为大多数战争特点的惨重伤亡和久攻不下是预料之中的。
就连一些德高望重的统帅实际上也是胸无城府的军人，并且给自己一方带来灾难。罗伯特·E·李就是一位这样的统帅——南部邦联心目中十全十美的人物。他极为正直，有正义感和忠诚；作为一名指挥官，他的能力也远远超过与他对阵的北方军将领。但是，李自己并不是一位高明的统帅。
李在正常的和十分关键的情况下总是选择直接硬拼的做法，而不是避实就虚。例如，当1862年攻占马里兰州的行动流产时，李并没有迅速撤回到弗吉尼亚州，而是任凭自己卷入发生在安蒂坦的一场正面对抗。他没有丝毫希望获胜。这场战斗成为美国历史上流血最多的一场战斗。由于南方邦联在兵力上同北方相比处于严重劣势，所以这种伤亡很大的血战只有在争取战略上的巨大好处的时候才应当进行。坚守安蒂坦是徒劳无益的，而撤退到弗吉尼亚会保住南方的进攻力量。安蒂坦之战还使林肯获得了他发表解放黑奴的宣言所需要的北方胜利，从而确保英法两国不会援助南方邦联。
1863年，李任凭自己被卷入了一场相同的消耗战。当李靠直接硬拚击溃联邦部队的努力失败后，他一错再错，使北弗吉尼亚军的最后一点进攻实力在穿越将近一英里弹坑累累的开阔地的皮克特冲锋中被摧毁。这场正面进攻在开始之前就注定要失败。朗斯特里特等将领认识到这一点，李本人在战斗灾难性的结尾时也承认了失误；而此时冲锋的1.5万名士兵当中只有一半回到南方邦联的阵地。
但是，当李在葛底斯堡与波托马克联邦军遭遇时，他的处境并不危险。他当时位于联邦军的北面；由于在这一方向上的给养比撤回到弗吉尼亚要多得多，所以他本来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就冲破联邦军的阻拦，攻占哈里斯堡或约克，从而在一个方向上威胁费城，在另一方向上威胁巴尔的摩，在第三个方向上威胁华盛顿。倘若波托马克军的主力撤退回去守卫首都，李本来可以沿萨斯奎哈纳河向东南挺进，威胁费城或巴尔的摩。假如联邦军司令米德按兵不动，守卫华盛顿，李本来可以攻占巴尔的摩。那里是通往北方的所有铁路线的汇聚点，因而他本可切断华盛顿的增援和给养。如果米德出兵保卫巴尔的摩，李可以渡过萨斯奎哈纳河，夺取费城。费城当时是美国第二大城市；对北方来说，失去它会是一场灾难。
另外一位很有名气但几乎输掉南北战争的统帅是北方的尤利塞斯·S·格兰特。在1864年的弗吉尼亚战役中，格兰特一次又一次地将其军队投入对严阵以待的南方邦联军队的正面进攻中。格兰特的目的是要摧毁李的部队，但他差一点毁掉自已的军队，从春季的野战到仲夏的彼得斯堡僵局为止，他损失了自己全部实力的一半。到这次战役后期，格兰特的部队不再愿意竭力进攻了，因为他们知道自已会被打败。的确，在冷港，联邦军的士兵们确信自已必死无疑，因而在冲锋之前把自已的名字和住址贴在军装背后，以便家人在战斗结束后能够得到通知。
格兰特唯一的战略成功不是靠战斗，而是靠部队的转移获得的。他渡过詹姆斯河，逼近南方供给里士满给养的主要铁路，因为他没有再次直接硬拼，而是决定悄悄渡过詹姆斯河，使敌人猝不及防，攻占彼得斯堡。他几乎失败；弗吉尼亚的战争出现僵持局面；是谢尔曼，而不是格兰特，通过袭击南军的尾部打破了这一僵局。
类似于李和格兰特行动思路的直接行动促使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军司令毛奇破坏了谢里芬伯爵的著名计划，即派遣德军主力“迂回”到巴黎西面和南面。这个德军主力之“锤”按计划将回到北面，利用位于法德边境上的堡垒之中的德军之“砧”粉碎法军和英军。毛奇放弃横渡塞纳河的迂回包抄，而是在河北面发动正对巴黎的直接进攻。这使法军得以阻止德军的前进道路，制止德军的进攻，造成持续到1918年的堑壕战僵局，从而创造“马恩奇迹”。
1942年底，希特勒坚持主张正面进攻斯大林格勒，而不是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撤走德军，结果使一支庞大的德国军队毁于一旦，并失去了在东线的主动地位，最终将战争输给了俄国人和其他盟国。
本书旨在利用具体实例表明，以往的高明统帅们如何应用由来已久的战争规则和原理而制胜，即使只不过因为他们抢在对手前面运用了它们。这些规则不是像代数公式那样的需要机械地照搬的方法，而是必须技艺高超地看情况而应用的概念。它们不是只有军事专家和军事指挥及参谋学院的高年级学生才能懂得的、深奥的抽象理论，而是两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进行殊死的战争时用来解决常见问题的对常识的运用。
每个交战者的目的都是使对手服从他的意志。试图引诱别人遵照其意愿行事。这是适用于个人、集团和国家的很平常的人类宗旨。普通的人类争端和战争的唯一区别在于，战争是一方对另一方施加武力的暴力行动。倘若一方不动用武力即能实现其目的，它当然会这样做，因为除非存在抵抗力量，没有任何国家会发动攻击。19世纪普鲁士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所下的定义是，战争是国家政策通过其他途径的继续。
看来可能很明显的一点是，卷入任何冲突的每个个人、集团和国家都始终应当采用帕里斯在特洛伊战争中所采取的策略，只打击阿喀琉斯的脚跟。但是，战争和人际关系的历史结论性地表明，人类经常忽视或看不到对敌人或对手迂回包抄的机遇，而是正面打击他们所看到的最明显的目标。
人们并不经常实际或比喻性地迂回到其对手的后面去。经过100万年的文化熏陶，人类已经习惯于在一个集团中合作。这种熏陶使得我们忠诚于自己的集团，对自己集团的敌人采取好斗态度。不论是与朋友合作还是同敌人斗争，我们的趋势都是直截了当，而不是避实就虚或迂回包抄。
只有非凡的人才能把与敌人正面对抗的原始欲望，同为使敌人猝不及防和易受打击而掩盖或隐藏自己的行动的必要性相分离。但这却是成为高明统帅的唯一道路。大约在公元前400年，中国著名战略家孙子写道：“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孙子还写道，在战争中，“避实而击虚”。
许多人误解了战争中的真正目的。这一目的并不像众多军界和文职领导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在战场上摧毁敌人的武装力量。这一简称为“拿破仑主义”的观念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军事教科书和规章的编写和制订中，以及在参谋学院的教学中，都曾占据主导地位。
拿破仑本人并不是这一理论的始作佣者，尽管正如哈特所指出，它来自于拿破仑在1806年的耶拿之战以后的做法，即倚仗重兵，而不是依靠机动性；机动性在此之前一直主宰着他的战略。耶拿之战后，拿破仑只关心战斗，信心十足地认为，短兵相接，他能够毁灭对手。
拿破仑后来的以纯粹进攻实力为基础的战役使得早些时候的战役中可供借鉴之处变得不明显了；在早期战役中，拿破仑把诡计、机动性和出其不意结合起来，在节省大量实力的情况下取得巨大战果。克劳塞维茨对拿破仑后期的战役印象最深刻，并且成为“大兵团作战的鼓吹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规模战斗上。这一理论适合于普鲁士为实现“全民皆兵”目标而大量征兵的制度。这一观念在1870至1871年的法普战争中获得胜利，因为普鲁士的优势兵力占据了有利地位。此后，另外一些强国迫不及待地模仿了德国的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战表明，统帅们的厮杀欲望与最新研制出的机关枪使战争沦为大规模屠杀。虽然其结果是给欧洲的青年们造成大量伤亡，但是认为战争是为了在战斗中消灭敌人主力的观点继续影响——在许多情况中还指导了——我们的思维，直到今天仍旧是这样。
但是战争的目的根本不是厮杀，而是实现更加完善的和平。要实现和平，战斗者必须破坏敌国人民打仗的意志。没有任何国家为打仗而发动战争。它发动战争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宗旨。一个国家要实现这一目的，可能必须消灭敌人的军队。但这种毁灭并不是目的，而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附带副产品或者是手段。
倘若一位指挥官研究一下他在战争结束时所要寻求的和平，他可能会发现许多这样的实现和平的途径，即避开敌人主力，打击一些目标，从而破坏敌人作战的愿望或能力。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伟大的罗马军队统帅西庇阿不理睬敌军，而是出其不意地攻占敌军大本营、今天的卡塔赫纳，从而削弱了迦太基对西班牙的控制。在1814年的拿破仑战争末期，盟军避开他的军队，而攻陷巴黎，从而使法国人民丧失信心，放弃努力，迫使拿破仑投降。1864年底和1865年初，谢尔曼的军队很少打仗，但是却向佐治亚州和南北卡罗来纳州进军，从而破坏了南方人民打仗的意志，使许多叛军士兵纷纷开小差回家。
克劳塞维茨懂得，战争的目的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并且在其著作中实际表达了这一观点。但是，他的句法和逻辑晦涩费解，以致从他的著作中获得灵感的军人们不大注意他的观点的限制条件，而较多地注意了他的概括性语句——“流血的解决办法，摧毁敌军是战争的长子”；“让我们对有的将领不造成流血就实现征服的论点充耳不闻吧。”克劳塞维茨对作战的重视显示出了其理论的一个矛盾。因为假如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中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主要目的。但是，克劳塞维茨重视战争的胜利，因而只期待着战争结束，而不是战争结束后的和平。
虽然克劳塞维茨实际上是说，战争是达到一国目标的最通常的办法，但是几代喜欢正面作战的军人未能权衡其论点的矛盾之处，也不能理解其晦涩的论点，因而理解为战争是唯一的途径。
我们现在能够给军事战略或指挥战争的目的下定义了。这就是缩小抵抗的可能性。高明的统帅利用运动战和出其不意等手段消灭或缩小抵抗的可能性。正如孙子所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为实现这一目的，孙子为成功的统帅出谋划策：“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如果统帅率军出现在敌人必须迅速前往保卫的地点，那么敌人的精力很可能分散，并且很可能削弱其它地点的防御力量，或者将其放弃，因而促成自己战败，或者使自己失败无疑。速度和机动性是战略的基本特点。拿破仑说：“空间我们能够收复，时间绝对不能。”
在以下的本书各章中，我们将考察像拿破仑这样高明的统帅们是怎样实践战争原理的。在这里简要概述一些最主要的原理可能是有益的，为的是使高明统帅们的行动易于追踪。
B·H·利德尔·哈特的两句格言体现了巨大的军事智慧。他说，成功的统帅选择（敌人）最没料到的路线或行动方向；他利用抵抗力量最弱的路线。
虽然这两则警句听起来似乎是不说自明的，但是统帅们很少按其行事,在它们被用来对付他们时也不知晓。“流血岭”和“伤心岭”之战是在敌人最预料到的和其抵抗力量最强大的战线上展开的。1940年5月，当德军入侵低地国家时，英军和法军的指挥官所考虑的只是迅速出兵比利时，以便从正面抗击他们所认为的德军主要的、也是正面的进攻。这使德军得以出其不意，越过“不可逾越的”阿登高原，在色当突破敌人防线。德军既已迂回到盟军背后，便能够奔向英吉利海峡，沿途所向披靡。类似地，1941年12月，美国领导人预料，敌人将在东印度群岛，也许还有菲律宾发动进攻；因此，日军对珍珠港的空袭使之猝不及防。
成吉思汗及其大将速布台实行了用兵的另外一项原则；这项原则在速布台1241年入侵东欧时得到完美的运用。我们不知道蒙古人对它的称呼：但是，18世纪初的法军战略家皮埃尔·鲍塞独立地构思了同一原理，称之为“分进合围的计划”。
速布台向欧洲派遣了4支彼此分离的部队。一支部队冲入喀尔巴阡山脉以北的波兰和德国，在那一方向上吸引了所有的欧洲力量。其他三支部队在相距很远的不同地点进入匈牙利，威胁若干不同目标，因而使奥地利等国的军队无法同匈牙利军队联合。这三支蒙古部队然后在布达佩斯附近的多瑙河畔会师，以对付现已孤立无援的匈牙利人。
鲍塞建议，将帅们应当将其进攻力量分散成两支或更多的前进部队，这些部队在必要时能够迅速重新会合，但却采取威胁多个目标的行动路线，从而使敌人不得不守卫这些众多目标，被迫分散力量，无法集中兵力。倘若敌人封锁一条进攻路线，统帅们便能够立即在另外一条路上形成攻势，以便为同一目的服务。联邦军将领谢尔曼在1864年至65年的佐治亚和南北卡罗来纳进军中采用了这一方法。他的彼此相距很远的分进部队威胁着两个或更多的目标，使邦联军被迫分散力量保卫所有的目标，因而无法守卫任何一个目标。这使叛军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战而放弃保卫兵力薄弱的阵地。
像谢尔曼和速布台一样，采用“分进合围计划”的进攻者往往能够在敌人作出反应、集中兵力对付他之前将兵力合起来夺取一个目标。一个与此大同小异的做法是部分兵力汇集起来攻击一个已知目标，而其余兵力包抄其后部。
在1862年的谢南多厄谷地战役中，“石壁”杰克逊利用纯粹的诡计实施了略加修改的这种计划；他沿着主要道路正面进攻联邦军主力，然后悄悄改变路线，翻越一座高山，出其不意地降临在联邦军侧翼和后方。
拿破仑对鲍塞的分进合围计划加以发挥，他把单独挺进的部队分散得彼此相距很远，犹如一张沉重的鱼网。这些部队能够迅速集中起来包围在路上遇到的任何孤立的敌人。
拿破仑的战绩在很大程度上还归功于另外一位18世纪法国理论家——吉伯特。吉伯特提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人的一个弱点，迂回到敌人侧翼或后方。拿破仑充分利用了机动的战术，张开一张浮动的大网。这使他的敌人大惑不解，无法揣摩拿破仑的真实目的。他们通常分散自己的兵力，希望反击拿破仑的迷惑行动。这时拿破仑便迅速集中起其分散的部队，以便在一支单一敌军获得增援之前将其消灭，抑或用自己的全部军队犹如神兵天降，打击敌人的后部。
拿破仑的战略绝招就是“迂回包抄，攻其后部”。他的用兵之道体现了孙子的训谕：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实击虚。战争的艺术妙就妙在在敌人的弱点上形成强大兵力。
拿破仑增添了一个获胜的要素，即经常占据敌人后方的优势地形，譬如一条山脉、峡道或河流，在那里建立战略要塞，防止敌人撤退或获得给养和增援。例如，在1800年的意大利马伦戈战役中和导致他于1805年在奥斯特利茨获胜的乌尔姆战役中，拿破仑就是利用战略要塞而获胜的。到美国南北战争时，已经没有必要夺取有利地形了。军队依靠铁路供给给养和兵源。只要在敌后阻塞一条铁路线，就能建立一个战略要塞。1863年，格兰特将军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就是这样做的，从而在维克斯堡使南方军孤立无援。这导致该市的投降、密西西比河向联邦船只的开放和南方邦联失去密西西比河流域各州。
攻敌后方由于一些原因而具有毁灭性。敌人如果被迫改变前线位置，他往往会方寸大乱，无力应战或降低作战效率。一支军队像一个人一样，对来自后方的威胁比对前方的威胁要敏感得多。因此，攻其后部容易造成恐惧和混乱。此外，包抄敌后往往打乱敌军的部署和组织，可能使之彼此分离，威胁其退路并危及给养和增援部队的运送。一支现代军队在没有食物增添的情况下能够生存一段时间；但是，在缺乏弹药和机动车燃料的情况下只能维持几天。
攻敌后部对敌军士兵造成严重的心理效应。而对敌军指挥官尤为如此。这样做往往在敌军指挥官的心里造成中计和无力抗拒的恐惧。在极端情况下，这可能会导致敌军指挥官决策能力的丧失和军队的溃败。
攻敌侧翼或后部必须出奇，才能完全制胜。不论战术、实战还是战略，都应遵循这一原理。倘若敌人预料到后方受到攻击，他往往能够调兵遣将来应战，并且通常做好自卫的准备。此外，在一般情况下，只有当敌人被前方其他部队所牵制而腾不出兵力的时候，或者当他无法及时派兵应付突然袭击的时候，攻敌后部才能成功。
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没有充分理解这一原理，战斗中损失惨重，以致他几乎丧失自己的国家。虽然腓特烈总是采取迂回战术，但是他的侧面和后方攻击的迂回路线太短，而且并没有出其不意。例如，1757年，他发现奥地利军队牢固地驻守在布拉格的河畔。他只把少量兵力留下来掩盖自己的计划，率军沿河而上，渡过河去，挺进到奥军右侧。奥军探知了这一行动，及时改变了前线方位。普鲁士步兵试图越过一个被火力严密封锁的缓坡发动正面进攻，结果成千上万地倒下。多亏了普鲁士骑兵出其不意地到来，才扭转了败局。
实战的基本方案是一场会合式的进攻。指挥官通过把攻击力量分成两个或更多部分来达到这一目的。在理想情况下，所有部分都在同一时刻袭击同一目标，并密切配合，但攻击的方向或路线却各不相同，从而使敌军的所有兵力都疲于应战，无法相互援助。有时一部分兵力牵制住敌人或分散其注意力，而其他兵力迂回突袭攻破防线。
一场真正的分进合击与由一支部队佯攻或牵制敌人，以分散敌人对主攻的注意力是截然不同的。千百年来，无数的指挥官采取被精明的敌人识破的、明显是佯装的行动，以致使自己的希望破灭；抑或试图打击的目标很分散，以致敌人的兵力没有分散，能够击退每次攻击。
一个分进合围的主要战例发生在“三十年战争”期间的1632年：瑞典的古斯塔弗斯·阿道弗斯架起大炮并点燃秸杆以制造烟幕，同时在巴伐利亚的莱希河上的一点发动进攻，从而使奥地利的蒂利元帅被牵制；与此同此，另外一支瑞典部队从上游一英里处的一架浮桥上渡过莱希河。在来自两个方向的同时夹击下，蒂利无法保卫两点之中的任何一点。他的军队败退下来，他本人也受了致命伤。
拿破仑的典型作战计划是“包围、突破和扩大战果”。他发动强大的正面进攻，从而吸引住敌人的注意力，使敌军全部后备力量都投入战斗。这时，拿破仑调遣大军进攻紧靠敌人给养和撤退路线的敌人侧面或后部。当敌人从前线调兵保卫侧翼时，拿破仑便在正面主要前线的一个被削弱的部位打开突破口，派骑兵和步兵从此处造成突破，然后用骑兵击败和迫击溃不成军的敌人。
在朝鲜战争中，挺进中的中共部队采用了类似的策略。他们把主要的攻击放在夜间进行。他们的一般计策是出兵攻打敌人阵地的侧翼，以切断其逃跑路线和给养道路。然后，他们在黑暗中发动正面和侧面的夹击，以便与敌人短兵相接。中国部队一般从几方包围一支敌军小部队的阵地，直至实现突破，要么消灭之，要么使之被迫撤退。中国人然后悄悄前进，再攻击下一支小部队的暴露着的侧翼。
伟大统帅们所恪守的原则都不高深难懂。实际上，一俟采用成功，这些原则便暴露出其内在的简单，看上去很显而易见，有时还是唯一合乎逻辑的解决办法。但是，一切伟大思想都是简单明了的。诀窍在于，要赶在别人前面明白它们。本书所讲述的就是高瞻远瞩，在别人之前认识到明显道理的统帅们的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