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学和大战略·第七

作者：帕特里克·奥利沙文 ·美国

出自————《战争地理学》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

—— 《孙子·九地篇·第十一》

　　 要确定地缘政治学思想直接影响政策和行动有多大程度是困难的，同样要确定这类地缘政治学思想是否仅仅反映了时代的基调，也是困难的。决心之闪念是否来自理论，而理论是否只是使统治者的怪想合理化，这并非总是清楚的。

　　 但是，有充分理由怀疑，有关地理学一般概念的文字材料和有力的表述，确实滋长了政治选择方面的某些倾向，进而转化成暴力行动。

　　 马汉和美国的战略

　　 自都铎王朝时期起的英国各届政府都靠外交和军事手段谋求一贯的地理目标。他们力图保住莱茵河河口（该河口与他们隔着北海并遥望毗连欧洲的大西洋），摆脱陆地大国的控制，不管其是西班牙、法国还是德国。为达此目的而凭借的军事手段是海军，它可以对付它们中的任两个潜在对手。海军的部署以能控制进出欧洲的海路为前提。美国海外帝国主义的起始和明显的命运之神要向全球扩张，这些都受到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上尉（上校）的极大影响，马汉对英国海上强国在历史上的影响进行了研究。1890年，马汉指出：英国霸权依靠皇家海军控制欧亚力量的平衡。美国获得安全和强大的最佳机会，在于用主力舰队和靠前部署海军基地支援英国，控制太平洋。美国实现这一目标中的必然竞争者是日本。在整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马汉竭力宣扬必须从古巴穿过巴拿马（当时这里正在开凿运河）到夏威夷建立一系列基地网。马汉的思想引起了统治阶级成员，如亨利·卡伯特·洛奇和西奥多·罗斯福的注意，他们随后成为他的学说的拥护者和鼓吹者。从更广一点说，新的市场和新的传教天地的前景吸引了商业界和宗教界并取得了他们的支持。促使他们行动的导火线是1895年古巴发生的反抗西班牙的起义。扩张主义者把马汉的视界扩大到包括菲律宾（这得到马汉的赞许），要求派遣一支远征军把星条旗插在菲律宾的土地上。

　　 1917年至1918年在欧洲战场远征之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又回到基本上立足于一个洋的旧概念上去了，海军处于停滞不前状态，将其在大西洋的利益留给皇家海军照顾。二十年代初期，军事谋略者们制定了同日本进行海战的“橙色计划”。到三十年代中期，谋略者们制定，只有付出巨大代价，包括最初放弃菲律宾，才能打败日本。各军种的目标上的分歧，导致1938年制定出了一个最终妥协的计划。这就是把陆军要在阿拉斯加-夏威夷-巴拿马“战略三角”建立集中防御的目标，与海军偏向进攻战，即以航母特混舰队和登陆行动实施跳岛作战通过太平洋的设想结合起来。

　　 这一意图是简单的，但被1939年至1944年发生的诸多事件影响了，使美国的注意力从太平洋转向大西洋，引出了一系列所谓“长虹”计划，涉及与敌人、与盟友缠在一起的战争，美国防御战略的地理范围的周边由北美大陆扩大到东半球，设想英国的生存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不管麦克阿瑟怎样抗辩，参谋长马歇尔将军还是断然决定，美国在太平洋应取纯粹的防御势态，将主力放在大西洋。这一观点写进了1940年底制定的“大计划”，宣称要在英军的密切协同下在欧洲实施大规模的地面作战。在随后发生的各种事件中，条理简单的地缘政治学说在复杂的行动中变得混乱不清。

　　 麦金德和地缘政治学

　　 另一个简单的但对世界颇有影响的观点源自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的著作。1904年，他确认欧亚大陆的中、北部平原，船只难以航行，但骑兵或火车却是可以通过的，认为这里是“历史的中枢”。由此观点出发，不管其宪法和社会构成如何，俄国作为蒙古帝国的继承者，对全球施加重大的政治压力。这种压力伸向海军势力能够施加影响的欧亚大陆四大边缘地区。它们是东亚、南亚、中东和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麦金德修正了自己的论点，并给俄国中枢重新起了个名字，称它为“心脏地带”。以其为中心，构成新月形，新月形内侧包括上面提及的四大边缘地区，外侧由不列颠诸岛、撒哈拉南部非洲和日本组成。面对着这一大陆组合的变化，形成了以心脏地带的陆上强国与新月形的海上强国之间的根本对立，麦金德修正其论点的目的是，警告英国国务活动家们，德国和俄国的联合已对英国海上帝国构成了威胁。政治斗争的中心已从西欧转移到东欧。谁控制了中心地带与德国，谁就将统治世界之岛——欧亚大陆。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能统治世界。

　　 接受和运用这种思想的温床在德国已经准备好了，因为它有发展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拉策尔的政治地理学传统。“地缘政治学”是瑞典人鲁道夫·克杰伦新创的词语，用来描述利用地理概念为国家服务。地缘政治学的首要鼓吹者是巴伐利亚军事贵族政治论者卡尔·豪斯霍弗尔，他曾于二十世纪初作过驻日本和东南亚参谋部门的观察员。第一世界大战期间，鲁道夫·赫斯是他的副官。战后，豪斯霍弗尔为使人们承认地缘政治学是国家的强有力工具而四处游说，并于1924年创办了一家发行范围很广的杂志《地缘政治学杂志》。豪斯霍弗尔在慕尼黑郊外的故居成为纳粹党初期的避难所，希特勒被囚禁期间，豪斯霍弗尔经常去看他。希特勒在牢中给赫斯口述《我的奋斗》，希特勒的每一句话都为种族仇视所左右，在这种种族仇视中，无疑有地缘政治学的气味。豪斯霍弗尔和大多数地缘政治学作家都与种族主义不沾边，他站在其犹太妻子一边，而这经常被引证为是其在纳粹行列里晋升缓慢的原因。他本来是立志要当教育部长的。

　　 麦金德的著作给了豪斯霍弗尔一种特殊的世界观。本来是向英国发出警报，告诉其统治世界浪潮的地位面临危险，却变成了寻求与俄国妥协，击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垄断势力（包括处于这个范围内的美国）的邀请。1913年，豪斯霍弗尔写道，日本、俄国和“中欧帝国”之间利害相通，那是绝对无可争议的。纳粹统治全球的计划是一个谋求两大地缘政治学目标的灵活计划。首先，需要获得对中心地带的控制。然后，需要摧毁联合王国和美国的海军实力。《我的奋斗》预示了这一点，重复了豪斯雷弗尔使用的麦金德概念。豪斯雷弗尔为求得同俄国和解而不懈地工作。他认为，1939年3月的希特勒-斯大林条约证明了其基本主张是正确的，它提供了一条从莱茵河到阿穆尔河远至日本的轴线。对希特勒来说，该条约是一个稳住俄国的权宜之计，因其当时正攻占波兰。尽管1941年希特勒撕毁条约后豪斯霍弗尔撰写的多篇社论合乎爱国精神，但是，显然，豪斯霍弗尔将其看作是一个地缘政治学上的错误，指出拿破仑和法尔肯海因在反对广阔中心地带的作战中遇到了种种困难。麦金德曾担心的和豪斯霍弗尔所争取的互相兼并的前景，因“巴巴罗萨计划”而彻底破灭了。没有一个地缘政治学家预见到英国和美国的海上力量同俄国的陆上力量联合起来的情形。希特勒显然是希望避免卷入同英国海上力量作战，他坚持认为，英帝国的继续存在是世界秩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地缘政治学家们预见英帝国要逊位，并预言领导地位将转给美国。显然，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压倒了地缘政治学家的影响。如果地缘政治学派势力更大一点，德国也许不会如此易遭攻击。

　　 破坏地带和“多米诺”理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余波当中，新的政治组合和技术限制放松导致索尔·科恩用核心地区和破坏地带的词语来描述世界政治地理。1915年，多尔格雷夫用了“挤压地带”这种说法来描述位于中心地带和海上强国之间的小国的地位。1942年，惠特尔西在其论著中将位于德俄两国之间的小国缓冲地带（本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地缘政治学家用制图方式将这类国家划为一类），称为“破坏地带”。关于这类核心地区和破坏地带的区分及归类，显然只表现了变化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现象。随着核心地区不时地出现和消失，破坏地带不时地合并和分裂，冲突力量的本身也在转化。

　　 为了描述这种竞争更形象化起见，人们想象出一种特别有说服力的形象化比喻，就是所谓的“多米诺理论”。这种政治地理学特性描写所表达的看法，看来粉饰了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美国所定的许多外交和军事决心，而在支持这类行动的言论中，使用了这种形象化的比喻。“多米诺”说法生动，贴切。在1980年的总统竞选中，罗纳德·里根说：“我们不要自欺。苏联是当今发生的一切动乱的祸根。假如他们不搞这种多米诺把戏，世界就不会有什么热点了。”国务卿黑格一直认为，唆使古巴援助萨尔瓦多游击队，卡扎菲上校试图将乍得与利比亚合并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从安哥拉打入纳米比亚，都起因于主要煽动者苏联人的邪恶影响。1982年春，恐慌笼罩中美洲，“多米诺”理论明显复活，一幅一块块多米诺骨牌倒下去的形象曾作为《时代周刊》封面图片题材报道的主题。在这期间，亨利·基辛格的辩白书《动乱的年月》出版，他赞同下述看法：“北越人的胜利对东南亚的自由和国家独立的前景之影响无疑是严重的；极为有害的多米诺理论结果证明是正确的。”

　　 如此世界观起因于一种担心，这种担心萌生于四十年代。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余波中，地中海地区的国家接二连三地倒入苏联的怀抱。杜鲁门学说便是针对这种形势而提出来的。1947年，前美国驻巴黎和莫斯科大使威廉·布利特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明确表示对上述情况的担忧，并对世界所受危险的程度作了详细叙述。这表达了人们对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的担心；这种共产主义起源于俄国，通过中国和东南亚正向全世界蔓延。这是那种亚细亚游牧部落从草原地带涌出吞没文明世界之威胁的新的政治形式，这在许多著述中都有表述，例如富勒少将的著作中就有这方面的记叙。共产主义的这种蔓延同俄国之有计划的征服方针（可追溯至彼得大帝）的神话混为一谈了。按照这种荒诞说法，当时俄国侵略的首要目标是暖水出口。然而，1688年，在摄政王索菲亚统治下的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同克里米亚可汗的第一次战争，其动机既不是要求出海口，也不是为解放君士坦丁堡而进行的圣战，而是为了保留基辅，并不愿意履行对波兰的条约义务。无论是什么动机，这次战争的地缘政治的影响还是传播的相当远。这就是同中国发生边界争端和在阿穆尔河（即黑龙江）对面出现不断对抗的根本原因。俄国向太平洋的推进，由于当时其军队用以对付克里米亚鞑靼人而未能如愿。在被迫情况下与中国进行多次谈判，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将整个阿穆尔河盆地划给中国。但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俄国又将其收回，声称该条约无效，于是争端在继续。

　　 俄国继承下来的罗曼诺夫王朝的野心，或者东正教的圣战精神，或者俄罗斯种族的专横，或者对拜占庭倒台的世袭恐惧，可能在1917年以后已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使命所取代了。这为给预计到的亚细亚游牧部落涌出赋予动力，提供了新的神话般的推动力。这种神话常常以混合形式表现出来。

　　 1953年，海军上将阿瑟·雷德福第一个使用多米诺骨牌的类似说法，当时，在一次参谋长联席会议上，他极力主张实施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核轰炸突击，以援救奠边府。艾森豪威尔立即捡起了这一投合时好的说法，提出失掉印度支那就将引起东南亚象一组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去。过了一个月，当直接军事干涉看来不再有吸引力时，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就双双否定这种形象比喻的真实性，声称即使印度支那失掉了，亚洲的其余部分也仍然可以保住。因此，多米诺理论一开始流传，人们对其正确性就表示怀疑。然而，这种理论的种子，还有印象当中一个友好的南越政府是美国的战略需要，已在美国官员当中扎下了根。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的前后，多米诺模型从直喻转换为理论了。

　　 沃尔特·罗斯托和马克斯韦尔·泰勒是向肯尼迪政府兜售多米诺理论的首要分子，使麦克纳马拉转而相信多米诺理论。肯尼迪在职的数月内，对多米诺理论作了发挥，提出共产党控制老挝将会危及西方在东南亚的战略地位。

　　 多米诺理论的反对者试图推翻这种理论，指出对当地居民来说，更现实更迫切的是缅甸人和泰人、高棉人和泰人、高棉人和越南人、马来人和爪哇人、菲律宾人和印度尼西亚人之间长期存在的敌对状态，而不是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之间的短暂的冲突。这个地区动乱的根源是较深的民族意识，由于外国的介入而有所加剧。因此，根据多米诺理论进行干涉，正好造成了地区民族主义所希望有的那种动力。中国在这一地区的重要性是一个地理事实上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地缘战略问题。设想中国希望将其边界扩张到原帝国疆界之外的地区，这非常值得怀疑。

　　 就这一连串的事件而言，真正使人们引起对多米诺理论怀疑的是，1965年苏加诺死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命运的大逆转，当时，大批共产党员被野蛮残杀。本被看作是正在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却在没有美国的直接干涉下自已立起来了。1967年5月，麦克纳马拉认识到了多米诺理论的错误，并试图撤销这种提法。在同约翰逊总统讨论实行较多政治较少军事方针的前景时，他就举了印度尼西亚这个例子。然而，多米诺理论没有被这些攻击压倒，尼克松还将其继承了下来。1970年6月，在《当代》中发表的一篇访问记里，尼克松谈到：“我知道有人说，‘噢，多米诺理论已是过时的了。’他们不谈多米诺骨牌，他们该同泰国人、马来西亚人，该同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人谈，还该同日本人及其他人谈……如果美国撤离越南……那是可怕地鼓励支持北越人的共产党中国和苏联的领导人。它将鼓励他们在其它地区推行扩张主义政策。”

　　 多米诺理论不仅传下来直到里根政府，而且其影响范围还扩大到非洲、欧洲和中美洲。据认为，多米诺效应跃过海洋和大陆，又开始出现在利比亚、坦桑尼亚、尼加拉瓜和意大利。鼓吹这一理论的人预言泰国要失陷。1976年，包括基辛格、福特和约翰·康纳利在内的一些人，公开敦促意大利领导人将共产党人驱逐出意大利政府，免得危及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安全。

　　 然而，东南亚仍然是多米诺理论真实性的最终的检验地。对近十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调查表明，所牵涉的原因、动机要远比这一表面上看来强有力的理论所假定的原因和动机复杂得多，直接导致老挝和柬埔寨发生冲突的是美国的行动。1970年美国入侵柬埔寨，使西哈努克亲王流亡，朗诺上台。1975年，朗诺不稳固的统治被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政权所取代。红色高棉推行驱散城市居民的政策，依附于中国人，与河内和越共发生冲突，而后者如今得到俄国人的支持。1977年，越南席卷柬埔寨，并占领金边。因波尔布特的行动而产生的柬埔寨北部和越过泰国边界的难民中，目前也渗进了红色高棉的残余。中国在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以平衡其与俄国的对抗之后，向河内发动了一次惩罚性的攻击。1981年年中，占领柬埔寨的越南人面临着三个抵抗组织，即红色高棉、宋双领导的右派运动和西哈努克的忠实信徒（他正在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谈判）。泰国和马来西亚担心越南的入侵，随着后者军事和经济状况不佳，这种担心正在逐渐消失。越南的地缘政治价值已开始为东盟国家所重视。1981年5月，泰国在一次暴动压力下，迅速恢复文官执政，对整个地区的稳定是个主因。将这些事件看作是一排多米诺骨牌的倒坍，看来，即使不是彻头彻尾地患妄想狂，也是过于头脑简单了。

　　 反多米诺理论

　　 鉴于对多米诺理论没有正式的定义，为了分析其逻辑构成，我们只能研究类似的提法的构成。一排多米诺骨牌波浪一样地倒下去，在于这些骨牌在不稳定的平衡情况下巧妙地排列起来，因此一有扰动就顺着这一排传过去了。张张骨牌竖立给其赋与了潜能，因此当每一张牌倒落时，它将撞击下一张牌。如果两张多米诺骨牌的间隔大于一张牌的长度，连锁反应便会停止。多米诺骨牌有三种状态：立着的、倒落的和已倒坍的。将“倒落的”和“已倒坍的”骨牌与“共产党化”等同起来，也许能够满足应用这一理论那些人的精神透视法。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可能为倒台的是稳定的平衡、而站着的是不稳定的平衡这一事实所扰乱。用类推法对政治进行红白的特征记述，所反映出来的不仅是幼稚的和侮辱性的，而且与独特的地理观念相对立。它完全不能反映地区或民族区别的重要性，而这我们通常认为是支配人类自我意识和地位的。

　　 多米诺骨牌理论在讨论侵略时由一排多米诺骨牌的一头谈起，因为用手一敲，第一张牌的潜能就转化为动能。第一张牌的倒落撞倒了下一张牌，下一张又撞倒了下下一张，反映出了一种与侵略者侵略时的情形相同的变化。类似的大小和适当的间隔的必要性，在地理概念上应转化为什么，这是不明确的。显然，为了在圣地亚哥的海滩上登陆，必须将一些极大的多米诺骨牌安放在菲律宾、威克岛和夏威夷。有太平洋这样的间隔，应该说不必担心红色威胁远涉重洋在加利福尼亚登陆了。在多米诺理论使用的扩散中，大洋或干涉国显然没有被看作是遏制蔓延的间隔，而是被认为是能够很方便地抹去的。用类推的方法没有将该蔓延过程的性质说得非常清楚。“打倒”使人觉得有藏酒的气味，联想不到国家，而且也很难对劝行预防性行动的过程作出充分的描述。“撑住”已被用来表示某一类的解决办法，但也已证明很难转换为成功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行动。“击倒”即一张或较多张牌的横向移位，以形成“防火线”防止大火蔓延，对一些有军事头脑的人确有吸引力，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可行的行动。当然，在局部规模上，在越南，为了把城市和村庄从越共手里解救出来而将其毁掉了。

　　 对大战略的启蒙来说，最好能想象出一种转化过程更为明确的而且比弹一下食指还要清楚地区别出变化中心的陈述方式。人类之间在进行领土争夺的后面有一种永恒的总推动力，有鉴于此，我们不妨提出这样一个公理：“强力吸引较弱的势力中心或刺激敌对中心去加强自己”（麦克尼尔，1963年）。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广阔无垠的平原，在这个平原上敌对的势力中心和派别可能出现。然于既定量的经济、军事和精神力量来说，一个帝国的中心只能根据其在空间的影响程度，同等地扩大其影响范围。使同样多的力均匀地分布在较长的半径上，就可能构成一个较短粗的圆柱体，比将这个力限制在较狭窄的范围内要广。力量强度的下降与地理范围半径的倒数平方成正比，形成了一个如同钟罩式帐篷的潜在影响范围。（这一表述可概括为，通过确定一个地理系数，将欧几里得空间均匀性变换为微分的地理空间，来解释距离摩擦和人口密度方面的变化。）这一抽象告诉我们，集中足够的力量去占领和征服以前的独立中心将表明，使力越大，帝国的疆域也就越宽阔。在较广大的版图内，独立的中心需要较少的能量。两个相邻的、控制严密的帝国之间的斗争，往往比两个相距遥远、控制不严的帝国之间的斗争更残忍。进行扩张的帝国之间的竞争往往会产生一条平衡的边界，在这条分界线上，他们的影响程度是相等的。历史上关于帝国过分扩张的例证多得很，它们都是因力量分得太散而垮台。象拜占庭和中国这样控制严密的国家就比亚历山大、罗马、成吉思汗、第三帝国和东亚共荣圈经历的时间久得多。

　　 这里提出了一种取代多米诺理论的说法，它跟市场地区分析所用的提法有点类似。为了研究地缘政治竞争的性质，可以运用类似国家内部经济竞争中的一些结构和比较静态结果的方法。这种方法比起愚蠢的多米诺骨牌的推测和驳斥谬误的根据要充足些。当然，所得出的结果也常有同样的不确切之处。这种不确切性在讨论市场垄断竞争时，往往紧紧缠住追求平衡的确实性。但是，这将比使全部倒落的简单对称更真实地反映现实情况。

　　 对上述论题进行详细说明的第一步，应是放宽对单个中心传播出来的固定量的力量的假定。可以假定，一个帝国通过取得领土而获得更大的资源基础。这样，其影响力和物力随着其疆域半径的增大而扩大，速度为欧几里得空间中的2π。这样一种认识必定刺激了征服者和帝国创业者的欲望，但从历史事实看似乎是过分乐观的，考虑到支配世界有限度时，就可更加肯定是如此。这一简单的关于领土兼并和支配势力扩张（仅受地球范围的限制）的几何图形，与过去文化特征传播的事实不相一致。过去的文化特色传播事实表明，随着界限扩大，大量能量损耗，因而接纳速度降低。据我看，这就构成了表示历来普及新事物特性的S形曲线的基础。上个世纪，若干种技术突破已广泛传开，但看来情况依然是，要扩大文化领域所需的努力要大幅度增加。

　　 如果我们把所涉及的文化特色划归为政治流派和指挥体制，那么，输出量按比例地增加或减少的成分看得就比较清楚了。在经济方面，根据相对的成本好处而进行交换和专业分工的障碍减少，经济一体化的规模就要增大，而效率则随着经济一体化规模的增大而提高，这几乎已是一条公理。（当然，没有中央集权的地区霸权，这些好处也是能享受得到的。）与这一极力主张经济联合相抵触的，似乎对之存在着一种明显的政治和社会成见。要求加入可理解的统一体和希望对事件的进程施加影响，这意味着政治效率随着政体的扩大而下降。根据经济在大的情况下有利，而政治和社会则是规模小好，取它们间的平衡，设想最佳的政体规模，纵使有点荒唐，却也是可能的。不论可否得出准确的结论，我们都可以十分肯定，独立于世界强国核心疆域或与其毗邻区域内的较小集团的小小的民族观显然还是最强有力的地缘政治力量。那些追求事实上的或法律上的独立的人往往求助其统治者的对手，要求支持。古巴是采取这种举动的典例。倘若能从这些方面来认识北越和中国的关系，也许使人感到比多米诺理论更能领悟美国在本世纪后五十年的对外政策。

　　 基辛格用“连锁”这种说法对三个世界的主要核心大国，它们各自较分散的附属国以及各种各样的附庸国、卫星国和各种独立的和难以控制的国际政治斗争的统一体等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潜力，勾划出了一幅巧妙的图画。这种口头上的抽象说法也未见在什么地方具体化过。尼克松-基辛格政策中这一最有特色的策略背后的模型，是一个将世界上所有麻烦点都与苏联和美国勾联起来的网。因此，具体冲突的解决不是光依赖事件的有利方面，还要依赖双方间力量的全面平衡。从最近的事态看得很清楚，中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被看作为这场比赛中的一张牌，而不是玩牌者。这显然是一种愚蠢的错误观点，对此，中国肯定要予以充分利用。

　　 在基辛格似乎已运用的这一特殊的关系网布局中，存在着地理上的缺陷。他勾划的图有两个终端交点，其它所有点都用等值边与其连接。基辛格认为，美苏全球所有对抗点间的联系都是同等重要的。实际上，原先的连锁理论已被称为“只不过是未经改造的冷战主义”和是使全世界对抗永存的公式（兰多，1972年）。这种观点与“波浪”观形成鲜明对照。后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上发生的种种事件就是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的，正如它们间的地理上的距离或概念上的差距不大一样。一种经过修正的地理模型。体现了距离摩擦，权衡国家间的交通方便与否和影响大小，将国家作为更全面连接的经济、政治联系网的交点，显示出了间接法实现地缘政治目标地效力。这将强调通过外交控制重要的或次要的影响方法，寻求解决办法，而不是直接反对军事姿态或军事行动。

　　 较之多米诺理论，连锁理论可能要更为令人满意，但其结构有限，作为一个有用的地理现实表述方式，尚有好多工作要做。地理学逐渐坚持用公式表示。网状系统交点的特点无空间间隔，很可能贬低内部分化和国家活动中的政治的意义。阿利斯泰尔·库克在其一篇“美国通讯”中评论说，人们只需花费一点时间看一下东南亚地图，就可驳倒多米诺理论。虽然连锁理论把人们从多米诺理论的一个方面引到两个方面，它仍然需要有一个有关我们世界的详细的理性的形象加以补充。多米诺理论或二元理论都不能提供有关地理、文化实体的充分印象。只有我们摆脱了距离纷扰以后，我们的动机和行动方能受到自己和别人所处位置的影响，而国务活动家如牢记住这一点，就能一切顺利。

　　 链条和弧

　　 近来，用于描述美苏对抗地理学的两种比喻，反映了由简单化的脑子图象向理论发展并为行动制定方案的危险。《经济学家》在论及美国攻势时，说中国在里根所希望在俄国周围拉的“全球链条”中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链环。1978年，美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将一系列布满北非和东南亚、从非洲之角一直到吉大港的热点和对西欧与美国石油补给的种种潜在威胁，一概称为“危机弧”。

　　 遏制链条这样的想象对和平造成的最大损害也许是：直言指出俄国再度可怕地被强大而又互相协同的敌人包围的这样地现实。不要用太多的想象，就可以将苏联的对外政策解释成完全是俄国谋求安全边界地政策。俄国的历史无疑表明，它是随时都能够为其行为作出解释的。凡夸大克里姆林宫正被侵略性对手包围的观念的言行，只能加剧恐惧和增强其好战性。

　　 将发生在一条绵长地带上的广泛的多种多样的政治和暴力的冲突归纳为一条“危机弧”，这似乎是西方在培育自己的妄想症。这种归纳有助于基辛格见到每次冲突发生的背后都有莫斯科指使的现象后作出简单连锁解释和反应，并始终采取好斗的姿态，而不管局部情况如何。这样的反应，当然不大可能与较为现实的保证石油补给的目标始终一致。“一条弧”的提法有太多的战斗阵线的气味了。将战场看作是两个队进行比赛，在这种情况下从事外交活动，必然严重限制自己的灵活性，减少占上风的前景，同时增加陷入僵局和诉诸暴力的可能性。“一条弧”的战略非常容易成为一种最后的挣扎。

　　 共产党的地缘政治学

　　 如果说共产主义反对者错误理解地理现实，那么共产党阵营也是这样，就他们公认的理论、阐述方式及从以往继承下来的地理知识和偏见而言，地理现实在他们脑子中的形象往往是失真的。俄国人、中国人和越南人，还有他们的各式政治家和军事家，都深受神话和传说的影响，其历史可追溯至马克思新发现的很久以前。对俄国的最严重的危险始终被认为是来自德国。对中国汉族人来说，和谐的生活方式在南延伸，在西、北面建一道防御屏障防范草原地带的野蛮部落，乃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研究一下公认的共产党国家的学说的起源信条，发现很少有从地理上指导政策的东西。在这方面，正如在其它许多事情上一样，是《资本论》把事情误解了。马克思对巴黎的革命街垒和大英帝国的工业发展印象很深。以他看来，十分显然，阶级斗争和革命将在西方城市中先爆发。马克思著作中，关于阶级斗争的实用性，以及怎样并在何地搞阶级斗争很少或是没有提及。恩格斯确实在1871年目睹了巴黎公社社员的斗争，而这一经历对其最后的思想起了作用。关于革命战争的实践，人们必然转向列宁，谋求指导。列宁的思想并没有与地理合成的巨大张力结合起来。他总是根据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机遇来看待事情。俄国内战的进程不能鼓励任何的空间概括法。这场内战是以阶级而不是以领土划线的，以布尔什维克和工业工人同以前的有产阶级和官僚阶级战斗，争夺对大多数动摇不定的农民的控制权。列宁对抽象的公式没有好感，将注意力放在实际战斗及其所具的政治、经济环境上。为取得成功，必须创立新的方法，以适应变化中的奋斗目标。

　　 当苏联早期的统治者发现自己在指导一个基本上是农业国的成功的共产党革命时，这是异常的（马克思曾认为农民极少可能参加革命，因而不予考虑），他们中间在目标和地缘政治学方面曾出现一些混乱。托洛茨基认为西方的城市己做好了革命的准备，并宣称共产国际有义务促进那里的革命活动，以削弱资本家政府和阻止他们发动反苏战争。苏联将领导一场持久的革命，将无产阶级政权引入象德国和英国这样的工业化国家。然后，这些国家将给俄国运去机器以换回原料。1927夏季，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提出这样的口号，企图以此获得权力。斯大林作了关于列宁的实现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政策的演讲，以此把孤立主义者的反对派组织起来。1928年，托洛茨基及其全球革命的错误观念被清除，于是在1930年，斯大林宣布了防御资本主义包围的学说。三十年代，李特维诺夫争取国际合作以消除德国重新武装的威胁。1939年，他被莫洛托夫取代。莫洛托夫寻求同德国和日本和解的政策，以便将它们的注意力引向他方，但没有收到成效。到1944年，使密切注视苏联事态发展的人大为震惊的是，苏联政府回到革命前关于俄国的世界利益的观点上去了，而其后来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与此相吻合的。斯大林有效地使革命热情民族化了。

　　 然而，战后年代里，苏联领导在谋求“集体安全”、实用主义地构筑卫星国防御墙的背后，继续坚信历史的必然性和苏联在促进资本主义国际秩序的必然崩溃中的先锋作用。随着赫鲁晓夫执政，这种精神也脱颖而出了。赫鲁晓夫当时认为，苏联已开始实现经济和军事优势。他驳斥了被包围论，指出究竟是谁包围谁还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赫鲁晓夫把苏联推到了世界舞台上，在欧洲正退却的回归线以下的殖民地中间推行社会主义道路。他还首先越过革命学说，开始同中国闹分裂。不久，两国又回到传统的对峙局面。勃列日涅夫继任后，对苏联物质上的必然成功的把握不如前任大。尽管目前的领导人继续在远离苏联的非洲、亚洲和美洲干预，影响事态的发展，以扰乱资本主义秩序，但还是限制对相对无关紧要的地方采取行动，并在象中东这样真正危险的环境中寻求稳定。

　　 胜利的中国党（中国共产党）举起了世界革命的旗帜，他们违背正统观念将农民动员起来。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是怀疑游击战的，认为它缺乏必需的中央控制。而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游击队对革命的发展起了核心的作用。林彪1965年宣布包围世界城市的目标时，明确地提出了革命战争的相关地理学。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包围城市理论的范围扩大了。他把北美和西欧称为世界的城市，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称为周围的农村。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暂时被压制，因而世界革命事业寄希望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者的斗争，他们能够指挥并支援世界大多数人的斗争。支援这些一般以农民为基础的斗争，显然是各共产党政府的责任。这种学说的地理概念每一点都象多米诺理论一样荒谬，并且非常容易引导错误行动和引起恐惧。切·格瓦拉的不成功的“中心革命”是从地缘政治上试图实践之。苏联继续对游击战持有戒心，它对古巴施加很大压力，要其停止为拉丁美洲农民运动提供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