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第七

作者：路易·C·佩尔蒂尔·美国

            G·埃特泽尔·珀西 ·美国

出自————《军事地理学概论》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在任何一个居民区进行军事行动或者是在处理冲突的余殃中，参与的军队都要——通常十分直接地——同平民接触。在战争的逼迫下，这种交往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可能是极度紧张的。各种各样的接触，从影响政治控制的总体政策，具体到军人和当地居民之间的个人问题，无不深入现有的生活模式。有时，这些接触可能严重扰乱本来纯属日常的活动。而且，接触的范围可能相当大，影响到千百万人的生活，如同日本战后在美国占领期间那样。这种关系与军事地理学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任何情况下都应认真慎重地对待。

　　 在军队和平民接触的各种类型中，有几种较为突出，即：人口管制、同平民交往、非战斗人员的保护，对军事组织的政治控制以及公众关系。这些事情，因为不论是接触的特点，还是发生问题的独特性质，都是基于或至少是部分地基于当时形势的某些事实，所以将其归入地理范围加以论述。这里提到的事实可以采用地区的社会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加以阐述。

　　 民事接触 凡处于下列四种基本情况中的一种，就有必要进行民事接触。这四种情况是(1)驻防状态；(2)和平过境；(3)军事占领；(4)作战。

　　 一支部队驻守本国，周围是友好的居民，这是最常见的驻防状态。它对周围地区的影响程度，基本上可以从它对当地经济的需求及其可以施加于当地的政治或社会影响中反映出来。大量短假外出的军人和日常的营区训练活动会对商业和社会方面的问题造成冲击。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波士顿港附近的海防炮在准备进行实弹射击时，曾及时通知附近的居民打开窗户，以防冲击波震坏玻璃。使用弗吉尼亚州达尔格伦河下游靶场，就需要确保河上没有迷航的船只。近期以来军用机场引起的问题日益增多。据报导，过去有些机场曾搅得母鸡不生蛋，奶牛不产奶。今天，喷气机低空飞行的噪声及随之产生的震动，造成的问题更多，波及的范围更大，诸如损坏建筑物结构，破坏心理平衡，降低房地产的使用价值等 [ 注：E·F·范莱厄尔·里宾克海军少校：“社区规划和海军航空站”，刊登《美国海军学院会议录》第18卷第5期541-547页，1955年5月。 ] 。一方面，重型军事装备损坏公共道路设施，另一方面却越来越难于找到进行演习的场地，而且演习造成的破坏代价日益成为军训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一句话，军民关系是导致文化观念冲突的根本原因。

　　 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与共同敌人的冲突中，部队都可能驻扎在友好国家或盟国的一个指定地点，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如果驻扎时间长的话，可能对本国经济的消耗过大。在异国一下子涌入大批陌生人能使当地人民的社会价值观念和政治概念发生变化。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在不损害受援国利益的情况下，成功地遂行军事行动。如果外来的部队明显地比较富有，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较高，那么这种影响可能更大。1943-1944年发生在马努斯岛 [ 译者注：属巴布亚新几内亚 ] 的情况是造成这种影响最极端的例子。当时，那里是实物经济，后来被沿海居民制作纪念品的需求而搞乱了。因为这些人从捕鱼转为制作纪念品，故当地以物易物的贸易受到破坏，内地的居民也就蒙受缺乏蛋白之苦。类似的影响还使得新几内亚岛的“货物崇拜”宗教运动在战后有了发展，当地居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为他们准备的一艘满载各种货物的轮船将会到达，从此所有的人将过舒适的生活。如果一支军队能够对人们的宗教信仰施加影响，那么这样做了以后对人的思想寄托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现在讲同上述前提不一样的情况，即部队可能处于一种征服的局面，需要对一敌对地区进行军事占领。近年来，军事占领这个概念的发展使它逐步强调把被征服人民纳入一种太太平平的民族社会，以此为目标赢得和平。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保持安定的社会秩序，恢复民事组织和活动以及进一步改善与民众的关系。正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这一过程需要把军政府、民事活动，甚至包括反暴乱组织在内的三股力量结合在一起。人类的天性不时对这些问题产生影响。这方面，在两部战后的小说和同名电影《给亚达诺镇的钟》和《八月月光茶馆》 [ 注：小维恩·斯奈德：《八月月光茶馆》(美国纽约G·P·普特南父子出版公司，1951年)和约翰·R·赫西：《给亚达诺镇的钟》(美国纽约艾尔弗里德·A·诺夫出版公司，1945年)。 ] 中有精彩的描写。关系处理得不当就可能使一个社会完全解体，就如同1942-1943年德国在苏联白俄罗斯遇到的情况那样 [ 注：威廉·A·伯克上校：“毫无士气的游击队——白俄罗斯游击队员”，刊登《军事评论》第41卷第9期64-71页，1961年9月。 ] 。那里的平民和获释的战俘逃进森林和沼泽地，以免再次成为战俘营的俘虏或被抓而服苦役。他们慢慢变成了土匪和游击队。

　　 作战期间进行民事活动是一件很艰巨的任务，尤其要接触的是敌方平民时，任务就更艰巨。这时首先要注意战术方面的问题，然而战术运用不当所造成的影响则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消除。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谢尔曼将军在1864-1865年向佐治亚州和卡罗来纳州的进军酿成的苦酒遗害了几代人。一般说来，作战方面的民事直接影响着民防，其中搞好福利事业和妥善处理难民尤为重要，而且可能出现非正规行动和暴乱。过去在战术上利用难民削弱敌人的机动性，鼓励平民狙击敌人，可以作为例证。不把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区分开，会使这类问题进一步恶化。

　　 部队处理与周围平民的关系，其作用同处理与友方人民的关系，处理军政府(或民事)、民防、民事活动和反暴乱等问题同等重要。

　　 与友方人民的关系 与友方人民的关系有这样几种风险：结盟关系可能转而紧张，间接施加政治压力进行报复，甚至军事预算受到不利影响。指挥官本人可能蒙受涉及个人的损失，包括由于进行非战斗行动而丢掉专业。这种关系往往会把要处理的问题简单化，不经过议会讨论或外交通信程序就执行任务，而同时又保持适当的道义上责任。这些问题使得驻冰岛、英国、意大利、韩国、巴拿马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军事基地主管当局感到困扰不安 [ 注：肯尼思·萨姆斯就美国最近发生的事记述了这个问题：“何时会发生在罗马”，刊登《空军》杂志第38卷第3期50和53页，1955年3月。 ] 。话说得可能过于简单化一点，也许可以把这些问题同文化观念冲突(包括精神、价值、目标)、通信效率方面的困难(既有语言上、也有哲学上的)以及对现用物资和服务设施需求上的矛盾等方面联系起来看，因此，也许这么说是自相矛盾，军事指挥官们发现他们是在进行一场能导致战略上失败的哲学对抗。

　　 经济影响 这一关系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是导致军用和民用经济部门竞相争夺有限的货物和服务设施。军队介入一地区会促使物价上涨，造成通货膨胀。公共设施，特别是交通运输设施会趋于紧张，对维修的需求加速增长。1955-1961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普次茅斯修建皮斯空军基地时，就使该地人口增加约2000人，住户数增加30%，借贷和抵押增加50%。人口的激增给公共设施带来巨大的压力，因为有32%在校儿童的就业父母是在空军基地工作，新建的空军基地要消耗该市供水量的20%。 [ 注：路易·C·佩尔蒂尔：“不断变化的需求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刊登《密苏里河流域研究与发展委员会第8届年会会报》第31-37页，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1961年9月。 ]

　　 造成社会和经济不平衡是另一个严重问题。对文化娱乐设施和奢侈品的需求会不均衡地增长。警察占人口的比例急剧下降。男性对女性、年青人对老年人的比例迅速上升。一个“新兴城市”的这些特点，加之军事设施的建立，往往给农村增添一种繁荣兴旺的气氛。

　　 在任何地区考察军民之间的竞争，都要涉及对当地资源存量、社会和经济弹性以及因军队进驻造成经济影响后有多大承受能力的估计。军队不仅要进驻一些地方，也要撤离。有时他们走后留下的是一处破败混乱的社区，有时则是一座被遗弃的乡镇。美国堪萨斯州的威奇托作为军需工业中心曾盛极一时，1940年至1942年间在飞机制造厂工作的人数从1500人增至45000人。到1947年就业人员则减少到5000人左右。1961年，美国纽约州陆木市在陆木空军物资署撤销后，估计就业人数下降了19%，实际购买力下降22%，教堂收入下降18%。由此造成了不知有多大规模的经济上的连锁反应，其中仅多余的公共设施和住房就价值8300万美元。

　　 社会和政治影响 部队的进驻，给社会和政治方面能造成同样的严重后果。军民之间在社会结构和政治观念上的任何差异都会加剧这种紧张关系，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实质性的分歧能造成社会动荡，难以收拾。社会道德标准会被破坏，政治平衡会被打乱。一个多世纪的事实表明：一种普遍的趋势似乎是继外国军队的占领而来的是一场社会或政治的大动荡。1945年以来，阿尔及利亚、希腊、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都出现过这种事态，继占领而来的是革命，最后又恢复到占领前的政治地位。十九世纪拿破仑征服后的欧洲的形势跟上述混乱岁月的形势相比，可谓难分伯仲。

　　 由于存在着这些潜在的和深远的变革影响，己方军队必须注意把其存在而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减小到最低程度。

　　 军政府

　　 在占领区管理军政府仅在本世纪才被认为是一项特殊的军事任务。从总体上看，军政府的职权范围扩及政府的所有职能，就这点来说，在它有效处理国家、省和市政事务的所有范围内大致都存在着地理方面的问题。然而，因为民政机构通常要介入近期发生战事的现场，所以福利和经济恢复，自然环境改造和维修，卫生、社会和政治组织，以及其他的政府和公共设施的建设等应予重视。

　　 军政府地理学，看来大体上是研究政府结构，同时分析这些结构如何因地而异以及不同的人对其政府的期望。有些人要求政府照顾；有些人积极参加政府的工作；有些人只是从税收和国家警察的方面看待政府，还有一些人跟任何政府都不太相干。民事地理学中有一部分是着重研究个人同其政府的关系怎样和如何因地而异。间接的研究内容包括地区之间在公民的互相责任感方面的差异。在这些方面，从中东一些国家的政府结构可以看出，它们受到了历史渊源的影响，也受到了曾过问其政府组成和功能的一些外部势力的影响。尽管塞浦路斯、以色列、约旦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 投笔从戎注：指当时纳塞尔领导下短暂合并的埃及和叙利亚。 ] 彼此相距很近，然而却有着显著的差别。

　　 除了上述这些有点难以捉摸的问题外，军政府地理学还同资源盘存以及估计组织体制和机构的灵活性和稳定性有关。通过此类问题的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说可以预先提出尚有那些问题需要解决，还有些什么资源可以利用。这种处理民事问题的方法，着重探索军政府的结构和哲学思想如何因地制宜地进行有益的改革，以便取得最佳效果。

　　 民防

　　 民防的中心任务是在敌进攻时和进攻之后的一段时期，处理好军民关系。同民事情况一样，民防要考虑的地理问题涉及对形势估计、资源盘存、特殊需要预测以及行动日程安排。为方便起见，可把民防分为制定战略计划、进攻之前的行动、回击和进攻后活动四个阶段加以论述。

　　 进攻前行动 制定战略计划，作为敌进攻前最先采取的一项行动，其内容包括：物资储备、工业疏散、建筑物的加固和保护以及远在敌进攻前从可能的受攻击的目标区后送居民。民防战略计划中要考虑的地理问题有：可用资源准备、遭敌攻击爆燃情况分析、传染病威胁程度估计、常规武器和核武器效能评估，以及加固地或疏散地的识别。此外，还涉及“瞄准区原则”，该原则确定一定数量或当量的武器可能造成的破坏地区。如果靠近一个更为重要的潜在目标，则需确定一个补充的易受攻击性的原则，根据上述这些原则，就有可能建立起目标地理学，用以协助评估易受攻击性以及有计划地疏散人员和物资，从而减少损失。 [ 注：R·E·莱普：“原子弹爆炸——对美国城市的影响”，刊登《原子能科学家公报》第4期48-54页，1948年2月。 ]

　　 因此，目标地理学有助于减少城市地区遭到攻击时的损失。城市地区易受攻击的弱点可以通过增加攻击可能面临的危险，缩小目标的重要性和更有效地对目标本身进行防护等措施加以弥补。这样，在防御力量加强的情况下，采取疏散或更换目标的办法，使其没有什么攻击的价值，或者是采取构筑能抵抗攻击的地下目标工事——如瑞典的海军设施——的办法，来减少城市遭到攻击的机会和损失。瑞典通过凿通岩石，开辟地下隧道，建起数以百计的地下设施。这些地下掩蔽部是用来设置军事设施、船坞、医院、工厂、发电厂和大批居民住宅的。这方面的情况请参阅雷蒙德撰写的文章。 [ 注：G·A·雷蒙德海军少校：“瑞典的工事构筑”，刊登《美国海军学院会议录》第1223-1225页，1954年11月。 ]

　　 其他的进攻前行动还包括掩蔽部的定位，建立警戒、救援和损害控制系统以及在敌行将发起进攻前制定战术撤离计划。这后一项行动又包括撤离路线和接收难民场所的选定。在这些行动中要考虑的地理问题主要是计划的拟定，特别要注意掩蔽部或物资储备地以及运动路线分布，以便它们能提供最佳的通达性，并把受敌攻击的可能性减到最小程度。

　　 进攻和恢复 民防中进攻状态地理学是一种微观地理学，主要研究在一个市区范围内诸如掩蔽部、消防站、前线急救站和通信中心等要点的分布。除了建立这种安全设施网外，还必须配以在更大范围内使用的路线。这样，在一条或多条通向安全地带的路线被封锁或阻塞时，备用路线将发挥重要作用。民防中的进攻性活动主要是构筑掩蔽部、救援和后送居民、损坏控制和通信联络。

　　 进攻后活动 民防中进攻后活动包括：毁坏情况估计、恢复和重建、保健和福利以及补给。这些活动的开展取决于资源的留存情况及对存有可用资源的地点和把可用资源运至目的地的运输路线或系统的鉴别。

　　 民事活动

　　 把“民事活动”作为一个专用名词提出并且列为军队的一项正式任务，似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但是，民事活动作为一种军事豪侠行为和纳入战争终极目的的一项行动，则可以追溯到有历史记载的早期世纪。为持久和平铺平道路的好处以及需要减少会使战争延长的恐惧和压力，长期以来是众所公认的。罗马为解决与迦太基矛盾采用反复交战 [ 译者注：指三次布匿战争 ] 的破坏性方式早已为更有利的解决方式所取代。民事活动或许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解决布匿战争问题的方式。

　　 民事活动主要指由军队为赢得民众的支持而从事的各种非军事活动。1950年以来在阿尔及利亚和菲律宾进行的此类活动，颇能说明它的作用。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驻军开展民事活动的计划最早是1956年由巴拉迪耶尔将军发起的。据里格上校记载，巴拉迪耶尔将军曾建议利用法国军队去组织村社，提供各种服务，改善生活条件，最终目的是改善土兵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提高军队的士气，并在全国的各个基层树立起军队的威望。随后，法国军队便抽人去建校办学，修建桥梁和灌溉设施以及提供医疗服务等。 [ 注：罗伯特·B·里格上校：《微光初露的战争》，刊登《军事评论》第40卷第8期28-32页，1960年11月。 ]

　　 把阿尔及利亚民事活动的方法与菲律宾的方法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应怎样改变民事活动以适应当地的需要。当时特别需要加强司法系统，该任务已胜利完成。菲律宾军队还积极参与了土地改革、经济开发、卫生保健和交通运输等项工作。 [ 注：B·T·巴肖尔上尉：“有限战争的双重战略”，刊登《军事评论》第40卷第2期46-62页，1960年5月。 ]

　　 军队民事活动的概念同开展社会经济战，即从事一项援助计划方方面面的工作是一致的。其广泛的活动范围包括：修建道路和铁路系统，训练并提供教师，建立学校，从事或资助工农业项目研究，稳定货币并促进信贷，建设公用系统和水坝，改善环境卫生，设立医院并开展保健服务，改进通信设备以及加强司法系统等等。事实上，对上述各项活动似乎没有真正的或必然的内在限制，也没有任何可以阻止一系列的民事活动演变成一种完完全全的军事家长式统治结构的手段。如果军队把从事这种活动变成专业，那么从地理角度估计形势和判断战略情报，将需要更多地注意社会和经济部门。

　　 反暴乱

　　 上面所论述的涉及军事问题的一般地区的地理应用总原则也适用于反暴乱问题。而且，利害冲突的地理分析方法在这个问题上也适用。反暴乱问题的部分内容是预测暴乱活动发生的可能性，并估计反暴乱活动的未来需要。地理评估方法有助于估计暴乱最可能采用的形式和在特定地点发起叛乱可能具有的有利条件。

　　 暴乱活动大体可分三类：宫廷政变，游击队活动和地下秘密活动。宫廷政变的特点是采用政变或其他短暂的行动突然接管政府，其波及范围主要局限于首都地区。当一国的边远地区在国家事务中仅起微不足道的作用，而首都或一个小集团却执掌国家大权时，最可能出现这种情况。1963年有7个国家，即伊拉克、叙利亚、厄瓜多尔、刚果(布)、多米尼加共和国、洪都拉斯和南越在暴力情况下政府更迭，这些似可看作是宫廷政变。

　　 地下秘密活动有着一支具有高度组织性的暴乱力量，其中有些人看起来是恪守本份的公民，实际上是些两面派。地下活动人员从事宣传、破坏、间谍和暗杀活动，并与有组织的军队和政府配合行动。一些著名的地下组织，如德国的第五纵队、共产国际、法国的地下军(阿尔及利亚的秘密陆军组织)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反德地下组织等，曾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

　　 何种暴乱活动最有可能发生并能坚持下来，部分决定于一地区的地理特点。宫廷政变容易发生在人口密度最小、运输系统最糟、识字率最低、经济和社会内聚力最差的那些国家。它们通常在不发达的农业国的政治动乱中发生。

　　 游击队活动属于暴乱活动的一种极为特殊的类型。它大多发生在中等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100-250人)和经济发展有限(全国人口中，城市人口占25%，约三分之二人口从事农业、林业、狩猎和捕鱼)的地区。这类地区因有足够的居民去供应和支援游击队，又有游击队借以隐藏的空旷崎岖的地形，故有利于进行这种特殊的非正规战争。过去，游击队利用的地形通常最不利于重型、机械化或先进装备的现代化军队进行活动，也最不利于飞机的调动和监视。因此，森林、沼泽、山地通常是游击部队的藏身处。在能见度有限，越野机动条件差，运输和通信设备落后的地区，现代化军队对游击队所拥有的优势受到削弱 [ 注：拉马尔·麦克法登·普罗泽少校：“印度支那血的教训”，刊登《陆军战斗部队杂志》第5卷第11期22-30页，1955年6月。C·H·A·伊斯特少校：“游击战”，刊登《军事评论》第37卷第6期95-101页，1957年9月。 ] 。

　　 地下秘密组织趋向于在十分密集的居民区活动，这样就使暴乱部队不能分开施展其隐蔽和规避手法。地下秘密活动是在人口高度密集、交通便利、经济组织健全的现代化工商业中心进行的叛乱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