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创造性的思想·第二十七
作者：约翰·柯林斯 ·美国
出自————《大战略》《通往战略优势的道路·第五》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高级官员长期忙于过多的紧急事务，而往往牺牲了重要的事情。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
亨利·基辛格
通观历史，凡是杰出的战略理论家几乎总是享有前面一章中未加讨论的两个决定性的有利条件：进行思考的时间和有助于发挥创造性的环境。
历史上的先例
马基雅维里被美弟奇家族 [ 译者注：美弟奇家族是意大利佛罗伦萨城的一个大家族，十五、十六世纪时期享有富贵和权势。 ] 免职并放逐到圣加西亚诺附近的家族农场去以后，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写出了《君主论》和《罗马古史谈》等作品。
马汉的许多巨著是他隐居在海军军事学院六年期间写成的。在此期间，他摆脱了平时的海军活动而获得了一个宁静的环境。
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长征结束后，在陕西的窑洞里形成的。当时他的红军正进行改编、补充兵员、重新补给和重新训练，而没有战争的干扰。
对民间团体和官方机构的比较
一、民间团体
当代美国民间团体向那些对战略研究感兴趣的知识分子提供的环境，比上述三人所处的环境远为令人鼓舞。学术界、与政府签定合同的机构、私人研究机构和工业界，为战略研究提供了经费、设施和讨论场所，从而为战略研究者创造了先前的理论家完全无法得到的有利条件。下边仅就某些重要的有关问题作一个简要的探讨。
经费
金钱也许是万恶之源，但它也是一个宝贝。大多数致力于战略思想研究的主要民间人士，都曾经得到过或者至今仍得到联邦财政机构或私人慈善事业的全部或部分资助。吉恩·莱昂斯和路易斯·莫顿在他们的著作《各派战略思想》一书中对此作了很好的概括：
对于大学研究中心和各研究所来说，基金会的支持对确立它们在学术界的地位一直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种支持，研究计划就很少能够产生或进行下去，因为，除去仅有的一个重大例外，所有这些研究机构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一个或几个基金会的资助，……(主要是)卡内基、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
政府对国家安全研究项目的支持一直大部分集中于各军种建立的专门研究机构，如空军的“兰德公司”、几乎专为陆军工作的“研究分析公司”、海军的“作战鉴定组”以及国防部的“国防分析研究所”等。但是，政府也和一些民间研究机构签定合同进行专门军事项目的研究……。(例如，已经签定合同并给以经费的)有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学者，华盛顿对外政策研究中心、麻省理工学院和新泽西州州立大学所属的研究小组，赫德森研究所和斯坦福研究所等私人研究机关，以及本迪克斯公司和阿瑟·利特尔公司等企业部门。
这些基金为没有基本研究条件的单位提供这种条件，而对于已有这种条件的单位则改善了条件。这些基金还以别的形式资助研究，如工资和酬金、奖学金、研究员薪金等。这些基金还资助专门的研究计划，为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会捐款，并为有关的旅行提供资金。这些物质利益把美国和海外各方面的卓越人才都吸引过来了。
学术自由
金钱的效能还须伴之以精神方面的有利条件才能得以保持。其中首要的一条就是有极为超脱的观点，这在学术界尤为如此，因为学术界不直接参与实际事务工作，且不受官方责任的束缚。学术研究本来就容许有失败。如果今天证明某些概念是不切实际的，那么明天就试试别的概念。
民间人士可以口头或书面方式发表他们的意见，宪法保证这种权利。他们通过出版物享有与美国总统及其最受信任的顾问进行联系的直接渠道。学术界中几乎每个有权威的战略理论家都是在非机密的研究项目上获得声誉的。不受约束的民间“智囊”人物也同样如此。
既有行动自由，又有表达意见的自由，加之没有任何必要去捍卫、支持、适应官方政策或为之辩护，这样就可以激发出奔放的想象力，导致创造性的发挥。
连贯性
许多在五十年代被吸引到国家安全事务领域来的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从那时候起就一直在用全部时间从事战略研究。有一些人，如伯纳德·布罗迪，在这一领域里享有国际声誉已近三十年。
在这样一个小圈子内经常不断地进行既令人兴奋又能引起争论的意见交换，标志着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大多数过去的大师是独自冥思苦想取得成就的，而今天几乎没有一个杰出的理论家可以那么舒服地进行战略研究。今天，知识的范围是这样的包罗万象，问题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致几乎每一个大名鼎鼎的智囊人物，包括基辛格、康恩和谢林在内，在成名的道路上都得到过别人的帮助，并且至今还是作为集体的一分子而工作的。
在这样的环境中，大批美国民间战略理论家在专业方面已经成熟起来。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核战争方面，这些有远见的人提出了各种各样引起争论的概念，这些概念激发了想象力，并且迫使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把自己不同意的道理想透。仅仅这一项贡献就是不可估量的。
二、官方机构
相比之下，擅长于处理危机的官方机构，在大战略的领域里却大大地落后了。
原因何在？
因为官方机构所处的环境不利于创造性思想的发挥。
狂热的活动
首先，五角大楼和雾谷 [ 译者注：指美国国务院。 ] 的战略计划制订人通常极少有机会进行思考。他们被许多紧迫的问题搞得无暇他顾。日常工作的压力时常妨碍着他们进行更多的抽象思维或制订理论。
确有时间的少数红人又往往滥用时间，其原因部分是因为他们曲解了社会准则。高级职业军官往往把日以继夜的工作当作是自己的献身精神和忠于职守的表现，而全然不顾周围的环境如何。那些苦干的人自吹他们一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放弃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这些官员们如果不是从清早一直忙到深夜，就会象是犯了罪一样感到内疚。他们期望自己的部下也具有同样的狂热。这样，就很少有机会停息一会儿，喘一口气，来观察一下整个森林而不是单株树木。不间断的枯燥工作会导致智力的迟钝。
于是，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把一切计划放在仓促速成的基础上。这是一种扼杀创造性思想的做法。贝多芬自己也不可能担保他能在某天下午十五时三十分以前谱出一首杰出的乐曲，即便是为哈普斯堡皇室作曲也不行。战略理论家也是不能按照规定的时间表来提出新的战略理论的。
不平坦的晋升道路
缺乏连贯性还限制了成功的机会。在美国的军人和外交家中，很少有人能有机会任职一两期以上参与高级计划或活动(这是他们最接近于思考战略问题的时机)，而且即使少数人能干两期以上，也很少是连续担任的。因此他们能接触战略研究的全部机会是有限的。
如果希望扭转上述倾向，必须首先改变人事政策。然而，实际情况是，具有十五年至二十年军令的军官都在积累个人的资历。例如，在武装部队里，晋升为将军所需要的资历是：担任过各级指挥职务，最好是战斗中的指挥职务；高级参谋职务，特别是五角大楼的参谋职务；以及高等军事院校的文凭等。在争取获得赏识的奋斗中，默默无闻就会遭到淘汰。如果想置身于潮流之外去安静地思考问题，那他就要倒霉。
这种情况于一九七○年十二月在美国国防大学就表现得十分清楚。当时该校校长想从学员中物色一批军人和文职人员自愿参加刚成立的战略研究所第一年的创建工作。当时大家的共同回答是：“我从未听到过如此令人鼓舞的倡议，但是这个事我可不愿意干！”他们的理由是很清楚的。象这样一种试验性计划(即使是十分可靠的计划)，既没有军种司令的支持，又不具备公认的地位，就很难被看作是取得大使职位或将军头衔的进身阶梯。这一计划的许多最热心的支持者都遗憾地不肯去冒因为改行——即便是为期十二个月——而毁掉自己前程的风险。
专制制度的限制
专制制度的限制进一步束缚了官方机构的创造性。
军人和政府雇员是为官僚政治制度服务的。这个制度几乎是本能地抵制那些“制造麻烦的”或与官方政策不一致的意见。由于组织上层次繁多，做具体工作的军官(不论是哪一级)通常不易接近有批准权的领导人，只有为数极少的革新性建议才能冲破重重障碍到达有批准权的领导人手中。而这些建议往往又被一些人武断地加以修改和折中，弄得面目全非，他们甚至不屑于与倡议人商量一下。
那些终于在官方机构内获得承认的能引起争论的思想，也很少能得到大力宣传。这是一个严重的缺点，因为革新性的意见应该交给具有战略知识的人员，由各方面的权威人士加以评论、修改和提高。不幸的是，一些制度规定，如果未经政治审查，即使是非机密的意见也不得公开发表。“不合适的”意见通常要遭受查禁或删改。结果，倡导变革的人极少能够在退休以前出版自己的著作。因而在现役军人中，就找不到象加文、李梅、肖普、泰勒和特文宁等将军那样的战略家·
发挥创造性的先决条件
从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研究环境(前者能鼓励创见，后者不能)的简单比较中，可以提炼出若干条基本原则，供那些努力使创造性不断得到发挥的人应用。
一、毫无拘束的制度
有思考的时间，不受干扰，这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时间不应有严格的规定。官僚机构独具的按规定时间发表研究成果和按时作息的制度扼杀创新思想。对某人合适的工作制度，对另一个人就很可能是不合理的。
这里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那些严格遵守上下班时间的人，他们按常规每周工作四十小时，每天从八点工作到五点。在这种限制性的制度下，很少有卓越的思想家能够有效地工作。按照这种制度工作的人，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才可以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另一个极端是那些埋头苦干的人，他们一小时又一小时没完没了地钉在办公桌旁，其疲惫不堪的智力表明，长期的严格束缚和承担过量的工作，效果是不好的。在这种环境下，即使是最聪明的人，再努力也不会得到灵感。
适合个人习惯的高度无拘无束，无论对上述哪一个极端的人来说，都是十分可取的。有所发明的天才人物通常都是或多或少连续不断地沉浸于他们的工作之中的。他们利用零星休息时间接触先进思想，譬如在寝室或浴室内、在早餐时、在公共汽车上或在当地酒吧间。日复一日，他们可以比他们有严密组织的同事挤出更多的工作时间，但要调节工作的张弛。
然而，无限制的随意行动显然是不合适的。某些压力是必需的。甚至永动机也得推动一下才能启动。那些最有献身精神、最守纪律的人，如果没有督促，也可能拖延时间或迂腐地过于注意细节。
二、不受束缚的研究
建立战略理论与拟定战略计划的关系，犹如基础科学研究与应用技术的关系一样。以创新而不是以解决日常问题为使命的有创见的思想家，比那些处理危机的人需要有更多的自由进行思考。规定在什么条件下要做什么，这是“爱之反害之”。如果按照专心考虑“实际”问题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来进行研究，那么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是至今也不会问世的。
三、不落俗套的研究方式
不墨守成规应该得到奖励，而不应受到惩罚。监督人对战略思想家的控制不应过紧，对打破老一套的实验应予鼓励，在研究中允许发生错误。害怕失败的先驱者很容易变成极端的保守派。
在任何一种战略思想的孕育阶段，不能不采用召集同行们进行严格鉴定的办法。但是，用强制手段取得妥协和靠委员会解决问题，准会象施加惩罚那样扼杀创造性。因此召开评论会最好只是各抒己见、暴露论据中的弱点和使思想明朗化，要让参加讨论的人有采纳或拒绝所有批评的自由。最后的成品到底是应当接受，拒绝或修改，只有由最高的权威裁决。
四、广泛的接触
具有革新思想的战略家从无拘束的意见交换中可以得到极大的好处。他们如具有下列条件，就能最有效地发挥自己的才华：能公开发表研究成果；能以小组讨论会的成员、研究讨论会的成员或战略研究论文报告人的身份积极参加学术讲座；自己是某专业团体的会员。在政府机关、公共机构、私人机构以及战略家个人之间不断地进行联系，可以全面地改进工作，从而为国家带来很大益处。
五、在专业上获得成就的道路
最后，持续不断地累积经验是很必要的。只有有事业心的人才能在这一复杂的努力中出人头地。想在战略理论领域中获得名利的人，应当定期地修正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借以开阔看待周围世界的眼界，明辨各种问题和扩大知识领域。但是，他们在这方面不应该走得太远。
若干注意事项
经费和方便条件显然是重要的，但不应过高地估计它们在形成战略理论方面的作用。计算机和其它复杂昂贵装备的用途是有限的，只有兵棋演习和作战分析研究是突出的例外。秘密情报(对制订计划的人来说，这是绝对必要的条件)，非但不能促进反而会妨碍创造性思想的发挥。富于想象的、目的明确的、不受拘束的智力才是珍贵有用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