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战略的概貌·第十

作者：约翰·柯林斯 ·美国

出自————《大战略》《当代美国各派军事思想·第三》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战略不能是一种单一的，一成不变的原则。战略是一种思维方法，其目的是把重大事件加以整理，按照轻重缓急的次序排列，然后选定最有效的行动方针。每一种情况都有适合于它的一个特殊的战略。任何一个特定的战略，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最好的，而在其它情况下则可能是最坏的。

安德烈·博弗尔上将：《战略学概论》

　　 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和目标

　　 正确的国家安全利益和目标是制定有效战略的关键。

　　 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行政部门都没有明文记载的国家安全利益或目标，因此美国在这方面碰到了一些难办的问题。结果，国务院、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战略家们，不得不从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和总统私下与公开的言论中，从总统在国会里的演说和向国会提出的文件中以及从美国政府其它有影响的官员们的个人言论中，来识别、解释和各自制订一套国家安全利益与目标。这种“各行其是”的方式是很难令人满意的，因为它所依据的材料很多是互相矛盾或含糊不清的，容易产生互相抵触的解释，这些材料一经折衷就变得几乎毫无意义了。

　　 尼克松总统正在弥补这种缺陷，如果还不能说是正在消除这种缺陷的话。美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和目标虽然尚未在公开的文件中明确提出来，但是恢复了元气、再度活跃起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 作者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法定成员有：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和紧急战备局局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出席所有会议．并指导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办事人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中央情报局局长以观察员和顾问身份列席会议。其他高级官员，如财政部长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等，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他们职责范围内的问题时应邀参加会议。 ] 已定期在秘密会议上讨论这类问题，人们可以相当容易地从官方发表的声明中推断出它的许多结论。

　　 一、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我国的国家利益是理想主义的美国生活方式和一切有关活动的基础，是与我们国家创始人大约二百年前在宪法序言中所概括的六点非常一致的。这六点是：建设更完美之合众国，树立正义，奠定国内治安，筹设公共国防，增进全民之福利并谋今后国民永久乐享自由之幸福。

　　 压倒一切的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永远是使我国在维护独立、领土完整、基本制度和荣誉，同时又在维持高度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军事活力的条件下保持生存。由之而来的一个必然的利益就是普遍和平。尼克松总统一九七零年一月二十二日在他的国情咨文中明确表达了这一愿望：“当我们谈到美国应优先考虑的事项时，居于首位的必须永远是美国和世界的和平”。这个基本愿望后来成了他向国会提出的年度报告的主题。这些报告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个“激动人心的梦想”，“不是靠一时的冲动而采取的冒险行动所能实现的，而是靠一步步的耐心、细致、具体和长期的努力才能实现的”。

　　 次要的安全利益则有多种多样。其中有一项至少可追溯到三十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这就是保持美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行动自由。其它有些利益是带有地区性的。一个有活力的、友好的或至少是中立的、在商业上与我们合作的日本，在目前最符合我们的利益。欧洲和中东地区稳定的均势也是如此。从公开的来源中读者可以搜集到相当广泛的各种安全利益，并可按轻重缓急大致列出它们的先后次序。

　　 二、美国的国家安全目标

　　 前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对我国的一般利益作了概括，他指出：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心目标”是“防止战争”。从总统的一些公开声明中可以推论出许多次要的目标，以下四点具有代表性：

　　 1、阻止他国对美国或对我们认为与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的地区发动武装进攻。

　　 2、如威慑失灵则有效地对付侵犯者。

　　 3、援助选定的盟国防止或粉碎暴乱。

　　 4、保证自由世界国家在国际水域、空域和外层空间畅通无阻的通行权利。

　　 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

　　 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中包括达到上述这些目标的指导方针。经过修改的这些方针，公开发表在尼克松总统向国会提出的题为《七十年代美国的对外政策》的年度报告中。这些打破先例的方案无疑应成为所有研究美国大战略的人的必读物。从该报告的第一卷(发表于一九七零年二月十八日)中摘录的以下六段，说明这些文件所涉及的政策范围很广：

　　﹝关于战略﹞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真正抉择是什么，而不仅仅是知道官方接受了何种折衷方案。必须一视同仁地听取每种观点和每个选择方案。

　　﹝关于力量态势﹞美国力量薄弱会引起可能的侵略者作出危险的错误估计。

　　﹝关于地区重点﹞在可预见的将来，欧洲必须成为持久和平结构的基石。

　　﹝关于集体安全﹞我们不可能指望美国军队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付盟国或可能的盟国所面临的所有各种威胁。

　　﹝关于军备控制﹞我们和苏联(以及其它国家)再也没有比在达成军备控制协定方面具有更大的共同利益了。

　　﹝关于战略对话﹞美国和共产党国家必须就有分歧的问题举行谈判……。

　　 总起来看，总统的声明肯定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仍然是防御性的，保护本土理所当然地仍占首位。我们现在的军事态势不是基于“优势”，而是基于故意含糊其词的“充足”，即(希望)足以使我们能在整个战争光谱中有多种抉择，同时又避免投入过多的力量。

　　 一七八三至一九六八年期间的美国大战略

　　 亨利·基辛格，这个二十世纪的塔力兰 [ 译者注：法国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1754－1838。 ] ，很快就推翻了认为尼克松总统的文件是一本政治－军事“烹调书”的看法。这些文件开出了一张总的菜单，但没有具体的烹调方法。尽管如此，其中提出的总的概念为美国实行某种战略奠定了基础。关于这种战略的背景，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上将曾作过精彩的阐述。他的主要想法是值得研究的。

　　 在他看来，美国从建国起到一九六八年，相继采用过三种不同的大战略，每一种都是为了适应具体的需要而制订的。

　　 一、西半球防御

　　 第一个大战略是根据避免卷入纠缠不清的联盟的政策而制订的，从一七八三年巴黎和约 [ 译者注：指一七八三年美国独立战争取得胜利后与英国在巴黎签订的和约。 ] 起，到十九世纪末为止，持续了一百一十五年。这个战略为我们赢得了发展壮大的时间。惠勒将军强调指出，把这个战略说成是孤立主义，那是错误的。制订这个战略的人们精明地估计了形势，并断定：欧洲当时的均势，加上英国皇家海军的制海权，使我们的国家安全得到了保证。惠勒写道，“我早就这样认为，国外的力量均势使我们得以及早宣布门罗主义 [ 译者注：门罗主义于一八二三年由美国总统门罗提出，故名。其主要内容：宣布任何欧洲强国都不得干涉南北美洲事务，否则就是对美国不友好的表现。其口号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门罗主义一直是美帝在西半球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 ] 。”

　　 二、有特定目标的干涉主义

　　 第二个大战略是“有特定目标的干涉主义”，大约在一八九八年 [ 译者注：一八九八年美国发动对西班牙战争，夺取了波多黎各、夏威夷、关岛和菲律宾等地。 ] 开始出现，持续了五十年。它反映了美国的政策已转变为主张美国直接参与世界事务。美－西战争后，我们在远东获得了资产，增加了利益，同时仍保持着对欧洲的传统关心。要使美国国旗在全世界飘扬，并对付已经开始向不列颠海军霸权挑战的外国海上力量，明显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因此，着重依靠我们现在称之为单一“武器系统”的美国海军，数十年来在太平洋上证明是正确的。但是，由于缺乏一支强大的常备陆军，致使我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未能及时地在欧洲使用美国的作战力量。

　　 三、遏制共产主义

　　 第三个大战略是根据遏制共产主义和实现更加稳定的世界秩序的政策而制订的。这个战略在第二届杜鲁门政府期间形成，经历艾森豪威尔总统、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而趋于完善。惠勒将军对这个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了以下的概括：

　　首先，我们﹝不得不﹞准备更直接和更有力地参加在欧洲发生的任何平衡力量的活动。

　　第二，我们﹝是﹞能够向太平洋地区派出兵力去影响那里事态发展的主要西方国家。

　　最后，如果要问由谁来制止二次大战后共产主义势力粗暴的(或后来形式上更狡猾的)扩张，那么这个“谁”﹝只能是﹞我们。

　　 这个大战略有两个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即大规模报复阶段和灵活反应阶段。

　　 大规模报复

　　 大规模报复的初期包括整个五十年代。它起先依靠美国的核垄断，后来依靠压倒的核优势，来威吓共产主义侵略者和减少外部的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进行了不光彩的复员，尔后又重建了一支规模甚小的一般任务部队，部署在尽量靠近前沿的一线。它主要起“绊索”作用，如果碰了它，就会引起我们战略空军的摧毁性的报复。整个自由世界建立了一系列区域性的和双边的联盟。它们都受美国控制，并得到费用浩大的军事援助计划的支持。常规力量在整个战略思想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主要因素无疑是核威慑力量。这支核威慑力量以使敌人遭受难以忍受的摧毁性反击相威胁，阻止敌人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盟国采取敌对行动。

　　 大规模报复的威胁有助于维持一种不牢靠的均势，但只有在最坏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这种手段。尽管如此，惠勒将军还是以战略家的眼光对它备加赞赏。他说：“从大规模报复战略所处的时期和目的来看，这个战略发挥了作用。它阻止了大战的爆发。”即使在今天，当苏联的核力量和美国的核力量接近于相等(有人说超过美国)时，大规模报复仍然是我们进行第二次打击的全面战争战略的一个重要抉择。

　　 不幸的是，核摧毁的幽灵未能阻止五十年代沿亚洲边缘(从马来亚到朝鲜)由共产党煽起的较小规模的战争。对战略采取过分死板的态度和过分相信某种单一“武器系统”(这次是过分相信不可思议的空中火力)，再次证明是不可取的。这就象用榴弹炮武装警察一样。

　　 灵活反应

　　 因此，美国的大战略在肯尼迪政府初期就作了修改，以应付各种规模的侵略行动。这样就开始了这个战略的第二阶段，即“灵活反应”时代。为约翰逊总统所沿用的这一战略，设想首先需要有能力在各类战争中，在我们自己选定的时间和地点，决定性地使用有控制的军事力量，使敌人无法应付。

　　 这个战略有三个明显的特征。第一，这个新的战略思想是以进行全面战争的报复力量为基础的，一旦共产党肆无忌惮地进行侵略，这支力量能实施“确保摧毁”的打击。第二，在核保护伞下，责成美国军事机构保持能同时在欧亚两洲对付大战的能力，同时掌握足够的预备力量来对付其它地区的较小规模的意外事件(即所谓两个半战争战略)。最后，我们认识到了镇压革命战争的必要性，并在这方面作出了越来越大的努力。集体安全方面的工作继续在进行，重点放在盟国的训练计划上面。但是，美国随之而承担了越来越多的“世界警察”的责任，从理论上讲，各国可以召唤它来解决一切纠纷。随着计划承担的或正在承担的这些野心勃勃的义务不断增加，灵活反应很快就变成费用浩大的买卖了。一支基准部队建立起来了，国防预算扩大了，但目的与手段到底是否相适应是有争论的。三军参谋长计算时间和兵力的方法和麦克纳马拉的助手不同。他们争辩说，国防部长赖以履行其准备承担的军事义务的现役部队太小了。他们还认为，指望靠迅速动员和展开后备役师作后盾是不现实的。美国的战略经常处在争论之中，其原因并不在于缺乏手段，而在于无法以美国公众愿意付出的代价来获得这些手段。因此，一般任务部队应有的最低水平从未达到过。

　　 当代美国的战略思想

　　 一、战略环境的变化

　　 尼克松政府正在设法解决上述难题。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仍同过去相似，但我们被迫一天二十四小时地在全球同共产主义对抗的压力已经减轻了。所以，我国的战略家们计划把注意力集中在与我国突出的利益有关的地区。关于战略环境的变化对我们的做法的影响，总统本人作了最好的说明。他说：

　　在美国占支配地位的年代里，我们凭借美国的资源和用美国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在这个新的时代里，我们的友邦业已复兴，并日益自力更生，而美国国内舆论却为二十五年之久的全球性义务所束缚。美国如果不利用其它国家增长了的力量，则可能使他们受到抑制，又把我们自己弄得精疲力尽。过去一直只是在理论上需要的伙伴关系，现在却在实际上和心理上成为必不可少的了。

　　在美国军事力量占压倒优势的年代里，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可以依赖大规模报复战略。在这个新的时代里，苏联日益增长的实力已经改变了军事上的平衡。如不适应这种变化，就有可能导致对抗，从而迫使我们在束手无策和大屠杀之间作出痛苦的选择。在我们具有相对优势时期曾为和平事业作出贡献的力量，在相对均势时期必须赋予新的内容才能维护和平。

　　在共产党团结一致的年代里，我们对共产党国家采取了不加区别的谈判态度。在新的时代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多极化的共户主义，其标志就是他们对待世界其余部分的态度各不相同。如不适应这个变化，就会忽视改善关系的新机会。和不同的共产党国家就不同的具体问题举行谈判，可以带来较多的成功的希望。

　　最后，在新的时代里，史无前例的挑战要求各个国家把思想上的分歧放在一边，而把精力集中在共同的议事日程上。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可以促进为世界利益而不是为狭隘的民族利益工作的习惯。

　　 二、制订战略计划的指导原则

　　 国防部长莱尔德宣称，在尼克松总统执政期间，制订美国国家安全计划必须符合下列准则：

　　美国保持一支充足的战略核力量，作为自由世界的核威慑力量的基石。

　　发展和(或)继续维持自由世界的有战斗力的部队，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一旦威慑失灵而必须动用战略核力量的可能性。

　　推行一项国际安全援助计划，以加强整个自由世界的有战斗力的自卫力量，并在与外交和其它行动相配合的情况下鼓励在我们的朋友和盟国间达成区域性安全协定。

　　 三、美国战略的显著特征

　　 实力、伙伴关系、谈判和现实威慑构成了美国大战略的新结构。“可信赖的威慑”、“集体安全”和“灵活反应”等老口号所体现的力量依然存在，但解释不一样了。

　　 七十年代的美国战略强调需要具备以下七个突出的特征：

　　1、主张建立一支充足的战略力量。

　　2、建立一支强大的常规力量，并说服自由世界其它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和提高其防御能力以支持这支力量。

　　3、在和平时期保持足够的一般任务部队，以便同时在欧洲或亚洲对付共产党的大规模进攻，援助盟国对付亚洲来自中国以外的国家的威胁和应付其它地区的意外事件。

　　4、保持一支规模较小的美国现役部队，重点放在加强战备和提高作战效能(包括现代化)方面。

　　5、再次强调保持和发挥我们的技术优势。

　　6、扩大国际安全援助，以适应自由世界其它国家的防务需要，并发挥他们的作用。

　　7、采用一种解决美国兵员的新办法：力争取消征兵制，建立一支全部由志愿兵组成的现役部队，在此基础上，更多地依靠国民警卫队和联邦后备队。根据这个新的结构，许多具体的战略形成了，它们的内容和重点经常变化，以应付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发生的不同规模的战争。全面核战争和较小规模的对抗各有自己的战略原则。有些主要是针对苏联和赤色中国的，另一些则是针对欧洲、中东、东亚、西太平洋、印度洋、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

　　 国防部长莱尔德确切地区别了对付北约组织地区和对付东方的方针，他说：

　　在北约组织(欧洲)地区，七十年代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必须包括如下目标：在西欧，包括它的南北两翼在内，保持一支强大的威慑力量，以对付苏联和华约组织可能发动的、除战略核交锋之外的各种各样的进攻。这些进攻可能包括多种行动，从侵犯边界和以军事为后盾的政治威胁，到包括海战在内的大规模常规进攻，或战术核攻击。

　　在亚洲，我们继续保持着对中国的核优势，这大大有助于遏制中国对我们的亚洲盟国发动核进攻或常规进攻。通过建立一个能有效地对付小规模进攻的区域性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这种优势能进一步得到加强。但是，我们的亚洲朋友和盟国必须加强他们自己的常规部队，以防御来自中国以外的国家的进攻，并通过区域性的联合建立起使共产党中国更不敢贸然发动战争的防御能力。同时我们要保持足够的部队来履行我们在亚洲的义务。

　　 继续存在的意见分歧

　　 每一种战略不管内容怎样，或是怎样制订的，都会有人提出批评。他们会问：这个战略是什么意思？它需要什么样的支持？有哪些优缺点？一旦出了问题如何挽救？这种情况在美国尤其如此。真诚关心国家安全的那些献身于事业的有识之士所作的评价，与抱着个人目的或政治上、经济上别有企图的那些不怀好意或不负责任的人提出的意见混在一起。但不管怎样，严厉的批评终究是一种有益的副产品，它迫使制订政策和计划的人以及具体执行的人都向指责者证明，而且或许同样重要的是向他们自己证明，他们的工作是正确的。

　　 在美国有各色各样的批评者，从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到极端的保守主义者，以及介乎两者之间的形形色色的人们。他们之间产生争执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在对国家利益和目标的看法上，在对威胁的估计上，在对国家事务轻重缓急的安排上，在愿意冒风险的程度上以及在个人的哲学观点上，各不相同。所有这一切决定着他们对待战略的态度。

　　 有些评论涉及的面较窄，有些则很广泛。受人尊敬的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副主任塞缪尔·亨廷顿最近发表的一篇简短而透彻的分析文章，就是属于后一类的评论。

　　 据他估计，衰退中的美国实力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最显著的特征”。我们的全球霸权正在崩溃。他说，在新的环境中，“决定美国是否﹝在海外﹞卷入的准则……不是谁蒙受侵略之害的问题，而是谁从中得利的问题。总的目标不是遏制侵略，而是保持力量均势﹝异体字是本书作者用的﹞”。在这种均势中，没有哪个国家或集团能够行使普遍的宗主权。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可以垮台，边界可以改变，而对美国的利益几乎没有破坏性的影响”。这句话的含义对于美国的盟国来说是显而易见的。

　　 亨廷顿坚决认为，军事力量越来越成为谈判的工具——“讨价还价的筹码”这个概念已经广泛地运用了。因此，如果“充足的”军事力量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就不再是充足的了。同对方﹝至少﹞保持均势可能是必不可少的。他指出，反暴乱的概念已经过时。反干涉的概念和能力在维持力量均势方面将变得更加重要。

　　 这类主张和其它类似的论点，值得慎重考虑。本书第三部分的其余各章将剖析美国大战略的组成部分，并着重叙述某些突出的抉择方案。读者必须自己去决定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有疑问的，以及我国应当遵循哪些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