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与手段·第一
作者：约翰·柯林斯 ·美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她有点羞怯地问道，……
“柴郡猫，请你告诉我，
打这里，我该走哪条道？”
猫儿答道：“这主要看你想到哪里去喽。”
刘易斯·卡罗尔：《艾丽斯漫游奇境记》
柴郡猫说得完全正确。一切有意义的计划、纲领和行动必须以明确的目的为基础。这是一个基本观念，但是人们往往不认识或不重视这一点。
国家安全的利益
从最高领导层的角度来看，国家利益是构成正确战略的基础。国家利益是高度概括的抽象概念，它反映了每个国家的基本需求。国家利益有时难以识别，因为它往往是不明确的。然而，各种国家利益又是相互联系、相互重叠的。例如，几乎每种国家利益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国家安全有关，但是，如果你去问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雇员，国防问题是不是他主要关心的问题，他将回答说“否”。研究大战略的人有必要找出那些与国家安全特别有关的利益。
最最重要的国家安全的利益是生存，即国家的生存，要保证一定程度的独立、领土完整、传统的生活方式、基本制度、社会准则和荣誉等不受损害。如果一个国家作为主权实体被消灭了，其它一切也就毫无意义了。因此，为了求得国家的生存，冒任何风险都是值得的。而且，国家生存根据其发展前途也有程度上的差别。德国是较好的典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生活方式、基本制度和社会准则被毁灭了，领土被分割了。然而重要的一点是国家生存下来了，而今天西德已成为自由欧洲一个突出的强国。对比之下，铁幕后的一些卫星国，只不过是作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僵尸而生存着。大部分美国人在除去那些“宁愿赤化也不愿死去”的人而外，都认为在那种方式下的生存是“无法接受的”。
各种从属的利益，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地区性的还是世界性的，都服从于求生存这个最根本的利益。这些从属的利益基本上都是具体的，可按轻重缓急予以安排。各国负责的领导人都愿为那些涉及国家存亡的重大事件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约翰·F·肯尼迪为了不让苏联插足加勒比地区，不惜冒国家存亡的风险。朝鲜战争期间，我们没有那样果断，因为不值得这样做。按次序排列在后面的利益是那些有吸引力但不紧迫的利益，没有一个明智的领导人愿意以流血或消耗大量金钱来换取这种利益。要维护这种利益，可能需要施以间接压力，但不值得进行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
判断哪种利益属于上述的哪种范畴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在极权国家，解决的办法比较简单，执政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不受舆论的制约。但是，即使在这些国家，当统治集团内部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时，也会发生危机。在开放的社会，想取得一致的意见要困难得多。意见上的分歧最后由国家领袖(在我们美国是总统)来解决。而国家领袖是根据其个人的性格和经验、顾问的意见以及国民的情绪来作出决定的。
国家安全的利益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各国人民对此不是赞成就是反对。真正持中立态度的人几乎是没有的。每一个成功的国际安全联盟都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只要利益一致，合作就继续下去；合作一旦终止联盟也就垮台。世界上几乎所有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都起源于利益的冲突，而利益的冲突则导致思想的对立，有时甚至引起战争。
当国家安全的利益要求改变现状时，它特别容易引起局势的不稳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纳粹党对“生存空间”的追求，使欧洲陷入一片混乱。以色列建国后，阿拉伯人渴望建立一个“无犹太人的圣地”，引起了地中海东部诸国的骚乱。但是，即使是那些与人无损的利益，如美国对世界和平的爱好，也能引起麻烦。出于维护世界和平利益的考虑，我们目前希望在中东保持稳定的局面，而这一点却使我们同克里姆林宫直接竞争起来了。
俗话说：“没有永久的朋友，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但就连这句话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只有国家的生存才是永久的利益。一九四七年我们帮助日本制定了一部宪法，规定：“日本永久放弃以国家权力发动的战争与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永久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它战力。”可是现在美国许多评论家却因日本不承担对东亚防务的合理负担而烦恼。同样，有些人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未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承担足够的军事义务而担忧。在过去三十年中，我们的利益显然有了变化。遗憾的是，在决策者明确意识到这种变化之前，各种问题可能已经出现了。
图1 大战略的结构
国家安全的目标
不管对国家安全的利益多么难以作出明确的说明，但国家安全的利益是制订指明国家努力方向的正确目标的依据。这些目标可以是短期的、中期的或长期的，其持续时间可以从几周、几个月直至十年或十年以上。如图1所示，国家安全的目标与国家安全的利益一样，可细分为政治、军事、经济和其它各种类别。
利德尔－哈特非常恰当地指出，目标这个词，在用于国家安全方面时，常常使人误解。他写道：
“目标”虽然是一个通用的词，但不是一个完善的词。它具有一种物质的和地理的含义，因而容易引起思想上的混乱。所以，在论述政策意图时，最好用“目的”这个词，而在论述如何使用武器为政策服务时，最好用“军事目的”这个词。
战争的目的就是要获得一个比战前好一些的和平状态——即使只是从你个人的角度来看是这样……。
历史告诉我们，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并不等于达到了政策上的目的。但是……有一种很自然的倾向，即看不到国家的基本目标，而把它与军事目的看成是一回事。因此，在战争爆发后，政策往往受军事目的的支配。这样，军事目的本身就被当作目的，而不是把它看作只是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
这些中肯的论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当时美国一心想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未来的政治后果。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美国目光短浅的让步(在波茨坦会议上让步较小)使苏联上升到超级大国的地位，帮助斯大林在东欧扎下根来，并按照克里姆林宫的意图进入了冷战时期。在另一些战争中，以其它形式出现的政治目的与军事目的的脱节也使我们遭受了损失。
由于政治空想家、煽动家和独裁者喜欢作宣传，因此，我们就有一个内在的有利的条件，可以摸清敌人的长期目标。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写的《共产党宣言》奠定了共产主义的基础。继之而起的是列宁。希特勒在一九二五年所写的《我的奋斗》中明确地概述了他的目标。毛泽东的大部分重要著作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但是，只有国家决策者阅读这些警告性的作品、认真对待并正确理解，才会对我们有所裨益。
对比之下，自由世界的目标却变化无常。民主政权人事更迭频繁，而“新班子”往往好标新立异而另搞一套。而且，自由世界的政治家们要经常不断地把握住群众的情绪，以便了解是否能赢得个人竞争的胜利。他们的言行往往是不一致的。由此产生的摇摆不定倒也未必完全不好。我方目标的变化莫测势必使共产党的判断工作大大地复杂化。
明确的目标与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略重心”是直接相关的。这一点具有决定意义。美国国防大学的学员们最近用这个原则研究了越南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南越的战略重心始终是人民。重要的不是战场上的兵力多寡，而是人心的向背。美国领导人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认识到这一点。就美国来说，关键是国民的意志。敌人早已发现了这一点，并不断施加压力。没有人能确定北越的战略重心。北越的战略重心甚至可能不在本国而在另外某个国家。这就是我们难以确定决定性目标的一个原因。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维护全国统一是压到一切的目标，而在越南惨败的各个阶段中，我们的目标则是混乱不定的。两相对照，就可看出，这两种战略计划的依据是迥然不同的。
国家安全的政策
国家安全的政策只不过是一套方针原则。从各种标准来衡量，政治上的政策占主导地位。
象利益和目标一样，政策也是错综复杂的。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当共产党奉行“扩张”政策时，我们针锋相对地采取了“遏制”政策。这种政策不是将敌人推回，而是遏制敌人。双方还采取了一些辅助性政策。我们决心在世界各地而不是在某个选定的地点，同赤色分子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我们决定与盟国同呼吸、共命运而不是单干。在那个时期，尽管我们有彻底消灭敌人的力量，但不管敌人怎么挑衅，我们也不首先动手。当时只有我们拥有核武器。
此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必须了解这一点：即使利益丝毫未变，政策象目标一样，也可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六十年代中期，维护国家威望成了美国在越南的最高利益。约翰逊和尼克松两位总统都预言，如果美国不履行其义务，它将在全世界失去信任。但是，尽管他们二人要维护的利益完全相同，可是采取的政策却大不一样——一个要求美国大规模地军事卷入，另一个则要求实现越南化。
国家安全的义务
政策的范围很广。而义务，不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则要求有关方面保证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采取特定的行动。美国的集体安全政策仅仅体现这样一个观点，即美国同其它有共同利益和共同需求的国家集团保持一种松散的联盟关系。但是，我们与四十二个伙伴签订的八个共同防御条约并与另外三十多个国家达成了一般性协定，使美国承担了义务。
很明显，我们在防务方面承担的各种义务是大不一样的。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我们承担了繁重的义务，而对东南亚条约组织，就不是这样。一旦以色列遭到侵略，不论经济上还是军事上，美国都没有支持他们的义务。我们支持他们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只是一项政策，但不是一项在特定情况下采取特定行动的义务。
国家力量的地位
国家安全的利益、目标、政策和义务构成了“目的”或达成这些目的的指导原则。广义来说，“手段”是指国家力量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盟国拥有的人力、物力；影响国内外人民思想和行动的政治力量；地理上的有利和不利条件，经济力量，特别是自然资源、工业生产能力和金融；人民，包括人数、分布情况、性格、精神面貌和教育程度；科学和技术基础；军队，包括现役和后备役部队；和起统一作用的因素——领导。如果一个国家均衡地拥有上述部分，它就能在自己选定的时间和地点施加影响。
奇怪的是，军事力量可作为达到经济目的的主要手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就是靠不断施加军事压力来维持其帝国主义经济的。同样，心理力量也可用来达到军事目的。许多国家，在仍有取得胜利的希望时，却因受诱骗而放下武器。当能用政治、经济或心理力量达到目的时，通常可以减少对军事力量的需要。如果美国能设法使克里姆林宫把精力更多地放在亚洲，那么我们驻欧洲的兵力就可大大削减而不致导致严重后果。然而，究竟选择哪种力量来达到目的，往往是不容易下决心的。当时间成为关键因素时，武力就可能是唯一的手段。
目的与手段的结合
目的(我们指的是利益和目标)和手段(现有的各种力量)的脱节会产生难以估计的风险。应当首先考虑的问题是，成功的把握究竟有多大。如果成功的机会为百分之六十的话，打牌的人就可能冒险一试。但是核战略家可不能这样干。代价太大了。
风险到底有多大，主要是个判断问题。当苏联在不断加强兵力的时候，美国却在削减兵力。这里面包含有多大的风险呢？即使所有的判断者都掌握同样的情报，他们仍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为他们的性格、脾气、爱好、经历、经验和直觉是各不相同的。
估计错误可导致风险。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对方，或以不可靠的假设为依据，都是常犯的错误。经过慎重考虑的冒险则是自己有意识干的。不管哪一种冒险都会产生一些问题。
安德烈·博弗尔上将在其引起争论的《战略序论》一书中概述了关于使目的与手段相结合的五种各有特点，的方法，现简述如下：
1、目的有限，手段充足 在我方力量强大又不危及敌人重大利益的情况下，仅仅以武力相威胁就可达到目标。这种方法与美国以进行全面核战争相威胁的威慑战略有关。我们国家的目标中没有一个危及苏联或中共的生存，我们的目的仅仅是制止侵略。
2、目的和手段都有限 如果现有力量不足以构成对敌人的严重威胁，或敌人的威慑无效，而我们的目的有限或似乎是有限的，那么使用政治、经济或心理的压力就可能有效地代替武力。当军事上的行动自由受到束缚时，使用这种方法最为恰当。苏联相当精于此道。
3、目的重要，手段有限 在目标重要，但力量有限又缺乏行动自由的情况下，采取直接压力与间接压力同有控制的军事力量相结合的蚕食的方法可能有效。这种方法适用于处于强大防御地位而又满足于逐步取得进展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希特勒出色地运用了这种方法。
4、目的多种，手段缺乏 当行动上有充分的自由而手段不足以取得决定性战果时，采取军事上低水平的持久斗争也许就够了。这种方法要求有强烈的动机、持久高昂的士气和全国高度的团结一致。这种方法在革命战争中已显示出优越性，在这种战争中，结局如何，对这一方比对另一方重要得多。
5、目的重要，手段强大 当目标非常重要而军事力量强大时，在战场上获取全胜是可能的。即使对敌人的利益关系重大，有时甚至必须占领敌人的领土，但是只要消灭敌人的武装部队也许就够了。不幸的是，如果不能迅速取得胜利，代价巨大的僵持局面可能造成只有经过长期消耗才取得的得不偿失的结果。
除上述五种典型方法外，还有许多其它方法作为补充，每种方法各有其优缺点。不论选择哪种方法，如果发现可能引起的风险多于估计可得的利益，决策者就必须加以调整。下面列举七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1、决策者可以杜绝浪费，不论构成浪费的原因在哪个方面——制度、编制、程序、文化或其它方面。
2、决策者可以压缩目标，如朝鲜战争中，当赤色中国进行干涉时，联合国就是这样做的。
3、决策者可以调整战略，如六十年代，当我们制止了苏联人的武装侵略时，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4、决策者可以增加可供使用的手段，如美国公开在广岛和长崎使用原子弹，就是这样做的。
5、决策者可以降低目的要求，增加手段。我们在印度支那采取了妥协的办法，取得了微小的成功。
6、决策者可以采取讹诈手段。一九三六年希特勒以其弱小的陆军进入莱茵区，撕毁了凡尔赛条约，就是这样做的。
7、决策者可以作出目标已不值得争取的决定，采取忍痛撤退的办法。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就是这样做的。
曾在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任职的海军陆战队查尔斯·F·邦内耳上校提出了几个需要考虑的问题，现扼要重述如下：
在压缩军队庞大编制时，必须谨慎从事，否则可能损害各种组织的力量结构、战备程度和现代化。有得必然有失，压缩了编制必然会削弱军队当前的战斗力或限制今后的选择能力。
对战略作些修补可能很有吸引力。新的战略究竟比新的武器系统要花费少些，而且改变战略引起政治风暴的可能性要比改变国家目标来得小。在外交或技术上有所突破时，此种做法似乎最为有效，但是其效果则通常是短暂的。
压缩目标如不谨慎，会产生恶果。必须牢记一九五○年美国把南朝鲜划在美国防御圈外所产生的后果。利益很少会因决策者调整其目标而消失。
最后，对任何一种特定的战略所需的军事力量持过分乐观态度是危险的。国家可以取消对所选战略无直接作用的一切力量，美国在“大规模报复战略”时期几乎就是这样做的。但是这种做法会损害灵活性。恐龙，这种世界历史上最凶猛的巨兽，就是因为过分特殊化而被淘汰了。现在只有它的遗骸陈列在博物馆内。
战略要素的相互关系
把上述不同的战略要素联系起来，就可看出：
利益和目标确定了战略要求。
政策提供了满足这些战略要求的准则。
现有的人力物力提供了达成战略要求的手段。
这些要素综合起来就形成大战略的结构。正确的战略就象在拼板游戏中拼接拼板那样，很好地综合运用了各种要素。如果考虑适当，这些要素有助于战略家把现实的目的与适当的手段结合起来，在实施过程中把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
然而，战略不象单人纸牌游戏那样，可以不受外界干扰。必须经常了解敌人的行动和反应。因此下一章将概述对威胁的估计问题及其对制订战略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