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反应—新的国家军事计划·第八

作者：马克斯威尔·泰勒·美国

出自————《不定的号角》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既然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美国在制定军事战略与使用军事资源方面，有着一些重要的缺点，现在就不应再事拖延，而必须建设性地作出决定，以谋补救。现在我愿回过来谈谈我在前面几章中提到的一个论点，即：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需要我们全面      地重新估价我们的军事需要。那么，这些因素到底是什么呢？它们对我国的安全又有什么影响呢？

　　 第一个因素是，美国过去在很多武器方面所具有的对苏联的技术优势，现在已经丧失。虽然凭着有限的迹象来作一般的推断是危险的，但苏联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如远程导弹和某些空际活动方面，已经超过美国，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我对于趋向于夸大敌人实力的情报，一向抱着怀疑的态度，不愿承认所谓导弹差距的事实及其意义。但是，现在我已经勉强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导弹的差距是确实存在的，这种差距和下面将要提到的因素加在一起，就对我国的军事安全有着极重大的影响。

　　 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苏联早在美国之前，就在高速发展中程导弹和远程导弹。它们把制造轰炸机的钱节省下来，用于制造导弹。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它们的导弹计划虽然偶尔也有失败，但整个说来，却一直是很成功的；关于这点，导弹制造商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个人的结论是，在1964年之前，与苏联比较起来，美国在远程导弹的数量与效率方面，很可能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除非在目前立即采取果断的措施。

　　 在导弹差距的全部或大部时间中，由于美国没有一种有效的反导弹导弹，因此俄国人具有的这种压倒优势的导弹力量，其所含的意义，将尤为重大。我曾说过，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就预见到美国需要一种反导弹导弹，并于1955年，经过初步研究之后，就开始认真地研制奈基Ⅲ型反导弹导弹。这种武器便是目前正在发展中的唯一可望对付敌人弹道导弹的武器。1957年，我曾同其他陆军代表一起，力争通过一项60亿美元的突击计划，以便使这种导弹能在1961年供作战使用。但当时的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些同事始终反对这项计划。因为据他们说，这项计划能否成功，还没有把握。由于他们的反对，奈基Ⅲ型导弹除了得到了一些研究和发展费用外，始终没有得到较多的经费。因此，在今后几年内，美国不可能指望得到一种供作战使用的防导弹武器——除非在目前立即采取果断的措施。

　　 以上两个因素（即苏联的导弹优势与美国没有反导弹导弹）加在一起，就使我们在未来相当的时期内，处于非常危险的地位。我们目前遏制原子大战的威慑力量，依赖于目前居于优势地位的有人驾驶轰炸机，和有限的导弹。今天，美国与盟国可以用来攻击苏联目标的原子运载工具，已经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而且已经是过多了。然而，我们在有人驾驶飞机方面所具有的优势的作用正在日渐下降。我们现在有各种证据可以说明，苏联已在主要目标的周围配备了强大的地对空导弹。如果他们的防空导弹在性能上也与我们一样完善，而且在数量上又有增加，那么，美国的轰炸机要想进入这些目标，对之发动攻击，就需要付出非常高的代价。

　　 到1961年，苏联将拥有一支非常庞大的弹道导弹部队。这支部队用于攻击时，将处于很有利的地位，并将使我们的报复打击力量遇到严重的困难。可以预期，苏联的导弹虽然不是完全不可能找到，至少也是难以发现的。机场可以随时通过航空摄影发现，并成为预定的良好的攻击目标。但导弹发射场却毫不明显。从我们知道的苏联的规律，可以估计到，他们将使导弹充分保持隐蔽、分散与机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轰炸机与导弹即使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也不可能消除苏联的导弹的威胁。因此，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一种以袭击苏联导弹部队为主的目标体系，将很少能够占有有利的地位。美国也只能依靠威慑力量来遏制原子大战，从而保证国家的安全。而要纯粹用军事的方法来消除这种危险，则是不可能的。

　　 同样，要想经受住苏联的突然袭击，也变得更加困难了。导弹的警报时间只有几分钟而没有几小时。只要美国主要仍然依赖有人驾驶的轰炸机，那么，由于其机场非常容易发现，因此轰炸机也就极易遭到敌人突然袭击的破坏。在导弹袭击后，很可能继之以有人驾驶的飞机从低空发动攻击。在这样一场灾难中，人民将遭到惨重的损失，尤其是放射性微粒回降所造成的伤亡。在这方面，美国还没有一种全国性防护办法。

　　 总而言之，从现在到1961年期间，由于美国在有人驾驶轰炸机（轰炸机仍有飞抵目标的可能）方面的优势，它如果不遭到突然的袭击，就仍然具有相当的优势。假如苏联偷袭成功，双方继续保全自己的机会就会几乎相等，因为在此种情况下苏联的运载工具虽少，但美国境内的军事目标和一般目标也没有足够的防护能力。

　　 从1961年左右开始的中期时代，美国的报复力量就将由弹道导弹与从美国本土已知的固定基地上起飞的轰炸机混合组成。为了使这支报复力量的暴露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分散配置与加固的措施。如果一切顺利，美国还可以依赖一些已服现役的北极星导弹潜艇。但是，在几年以内，还不可能制成反导弹导弹（包括预先警报体系）。对轰炸机的防御可能得到一些改进。但低空防御仍是一个问题。居民的防微粒回降也是一个问题。

　　 在这段时期内，可以设想，苏联将在洲际弹道导弹、战略目标情报、战略打击力量的保护和隐蔽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它可能有良好的对轰炸机防御体系与先进的民防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不管首先发起攻击的方法如何，美国将在原子大战中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然而，也有办法可以减轻这种不利的情况——只要在目前就采取果断的措施。

　　 由于上述两个因素的影响，在目前与今后一段时期内，美国遏制原子大战的威慑力量的效能将有严重的削弱。

　　 到目前为止，我们有理由可以认为，在两大实力集团中的任何一个集团，都极不可能发起一场蓄谋已久的原子大战，最近经常有人讲到，自从发展了百万吨级的原子武器以来，有限战争将是未来军事行动最可能采取的样式。到目前为止，历史证明了这种观点的正确性。然而，我们已能看到，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对于遏制故意发起的原子大战的能力将会日渐下降。在情况发生这种变化时，对于苏联来说，发动突然袭击的吸引力就会大大增加。最后，它们也可能屈服于这种吸引力。

　　 同时，由于误会或估计错误而引起大战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增加。两大敌对集团掌握的原子武器和原子弹头的数量，正在逐年增加，因此，灾难性的意外事件也就更有可能被解释成为敌对的行动。这里，我们就必须考虑到因为上面两个因素而产生的第三个因素，即我们再也不能信赖我们的遏制大战的能力，而是必须作好必要的准备，俾能在苏联人故意发动原子战争或由于误会和偶然事件而爆发战争时，继续存在下去。

　　 这种威慑力量的削弱是严重的，它不仅使我们有可能在大战中遭到失败，而且也增加了我们受到原子讹诈和在世界许多地区遭到消耗式的侵略的可能。最近几年来，一直有人预言，在相互威慑的时代里，苏联进行挑衅的次数将会增加。在一九五九年，我们正处于这种情况之中，当时发生的许多事件证实了这种预言的正确性。共产党人在台湾、中东、柏林和老挝的行动，就是他们在冷战和有限战争的情况下日益以军事力量支持侵略路线的例证。随着苏联对于它们在进行大战武器方面（特别是在洲际弹道导弹方面）所居的优势日益具有把握，那么，当它们发现美国人胆怯时，它们就会比以前施加更大的压力，希望美国由于意识到自己力量的薄弱而宣告屈服。苏联和我们的朋友都不会相信，除了为了保全自己外，我们将会为了任何其它目的，而使用大规模报复力量。那么，我们究竟应以什么方法来对付共产党将会发起的挑衅呢？

　　 由于上述各种因素，我们就必须考虑另一个新的因素，即我们在常规部队方面比共产党集团落后的事实，这种情况是由于我们的领导人有意识决定接受这种劣势，并且企图用大规模报复的威慑来抵消这一方面的缺陷的结果。

　　 自从美国在一九四五年实行复员以来，苏联在地面部队方面的优势，就在不断增长（朝鲜战争时期的一个短短的时期除外）。在最近几年中，苏联始终保持了一支约为250万人的军队。这支军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完全改用了最现代化的常规武器和原子武器。这支军队比苏联的弹道导弹更是共产党的残酷的力量的象征，同时也是对苏联具有重大价值的政治力量。在新面貌战略的引导下，美国曾一直设法使全世界的人相信，如果它们侵犯美国或美国的朋友，我们可以通过以原子轰炸将它们从地球上消灭相威胁，来抵消他们的常规部队。现在，我们在进行全面战争的武器方面，正在日趋劣势，因此，大规模报复战略过去所具有的价值也已随之消失。然而，尽管有了这些事实，目前仍然有人认为，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地区之内，是不可能发生有限战争的。按照这种说法，那么，假如在柏林，双方巡逻部队发生了冲突，就会自动地导致原子大战。其结果是，除了双方相互毁灭，或者美国在优势的苏联常规力量面前实行退却外，就没有其它出路。这种说法不仅不能使我们的欧洲盟国得到安慰，而且纯属无稽之谈。如果领导国家活动的继续是那些头脑清醒、具有坚定意识的人士，那么，他们在开始时，将首先使用大战以外的办法来抵抗侵略——而不管谁是侵略国。

　　 美国为什么没有毅然决然地发展可以与苏联相比的常规部队呢？理由之一是：我们习惯于说，或者甚至于相信，我们在数量上绝对无法与共产党集团相比。这种说法总的看来，是不真实的。下面的统计表说明了当前共产党地区和自由世界地区内适龄人数的比较情况：

　　 男性适龄人数对比表

         事实是：除远东外，自由世界在其它一切战略地区，都拥有绝对优势的人力资源。而且在远东，由于后勤方面的限制，共产党中国的大部分人力都无法使用。因此，自由世界可以单凭常规武器的力量保卫自己，假如它的领导人愿意付出代价的话。所幸的是，为了改变目前常规力量方面的不利形势所需要的提前准备时间，只不过两至三年。因此，为了改变目前形势所需的时间要比我们改变在远程导弹和反导弹导弹方面的不利地位所需要的时间少得多。在那些方面，研究、发展和生产需要更多的提前时间。但是，必须在目前作出决定。

　　 总而言之，在未来几年内，美国在进行大战的部队方面，以及在进行常规的消耗战的部队方面，却要比苏联弱。在这段时期内，我们的领导人面临着苏联可能增加的压力，将难于维持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些不利的情况将使我们的联盟松弛，并且增加小国走向中立和寻求妥协的趋势。我们的领导人面临着在劣势情况下果断地作出决定的需要，却经常对于由于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或者估计错误而触发原子大战的危险，感到恐惧不已。我国与自由世界的各种软弱无能的状况，可以立即采取一些历时较短，用钱较少的“应急措施”加以纠正。与此同时，我们还应作长期的努力，重新制订一项灵活反应的国家军事计划。

　　 “应急措施”包括：

　　 一、改进有限战争的计划和训练；

　　 二、充分利用机动的中程弹道导弹；

　　 三、改善对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防护；

　　 四、有限度地防微粒掩蔽部计划。

　　 最后两点毋需作更多的说明。我们部署在已为敌人查明的机场上的有人驾驶轰炸机正越来越易遭到突然袭击的摧毁。但是，既然在未来的几年中我们仍须依靠它们，既然加固基地的代价又非常昂贵，我们能够采取的最好办法便是将轰炸机分散在更多的机场上，并使最大数量的飞机处于空中待机状态。

　　 对敌人进行原子攻击的政府控制中心和居民中心进行相当全面的防护，是一项费用浩大的工程。然而，对原子战争中人口伤亡的每一项研究报告都表明，非常简陋的防微粒掩蔽部也有很大的优越性。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防微粒掩蔽部不需要花费过多的财力，但它提供的防护将完全使它可以作为一种比较“立竿见影”的办法而被采用。

　　 关于充分利用机动的中程弹道导弹这一点，需要作一些说明。陆军一直认为，作为原子威慑部队的补充，机动的中程弹道导弹有很大的前途。这种观点使陆军从1955年11月以来，就要求在约翰·梅达利斯少将、韦纳·冯·布朗博士和他领导下的德国与美国的科学家的指导下，发展丘比特式中程弹道导弹。然而，1956年11月，威尔逊部长决定将丘比特式导弹的作战控制权划归空军。这个计划就受到了严重的挫折。这项决定实际上等于取消了这个计划。因为这一由陆军制造的武器从来就不合空军的心意。

　　 特别是，空军反对让中程弹道导弹获得机动的能力。虽然丘比特导弹在设计时是可以进行战地机动的，但空军参谋部在1958年11月要求陆军完全放弃这一特点，好象这是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空军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态度，是很难断定的。可能它习惯于按照附有永久性水泥建筑物的机场来考虑问题。也许可能由于机动的导弹需要象陆军那样的部队来输送、配置、保护和发射。这种部队包括能在公路上进行机动和越野的运输部队、修建公路和发射场的工兵部队、负责战地通信联络的通信兵部队、担任近距离防御的步兵部队，以及负责维修与保养的军械部队等等。总之，欲使丘比特式导弹实施机动，就需要上述部队，从而也就必然需要将它的作战使用权交回给陆军——陆军始终应当掌握它的作战使用权。

　　 不管产生此种情况的原因如何，美国在中程弹道导弹方面花费了大量的财力，但没有得到多少好处。由于美国空军不愿部队使用它，于是政府就竭力使我们的盟国对它发生兴趣。但这个计划碰到了很多政治上的困难，以至目前只有联合王国接受了一种中程弹道导弹（雷神导弹）。这里虽然有其它原因，但这些导弹是固定的、没有机动能力的事实，使接受它的国家想到：它们将成为国内的不动的靶子，在大战中招致原子攻击。与此同时，丘比特式导弹经过精心的试验，已经发展成为高度准确、潜在价值很大的武器。它的机动性能够恢复。然而在美国面临洲际弹道导弹差距的时期里，却仍然是没有价值的东西。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立刻采取的“应急措施”之一就是立即恢复丘比特中程弹道导弹的计划，使其成为陆军的机动的野战武器，并且迅速地部署于邻近苏联重要目标的海外地区。我看，将它们配置在美国控制下的领土上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如果这种导弹可以用火车、卡车和驳船运到山地、峡谷和沙漠，那么，外国接受它的困难，有许多就会消失。

　　 上面提到的第一条“应急措施”旨在充分利用我们已经掌握的进行有限战争的部队。进行有限战争的部队通常部署在美国大陆。它们包括陆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的、在计划和训练方面都没有联系的一些部队。这些部队虽是我们增强海外驻军或应付有限战争的主要力量，但在集结、训练和迅速运送方面，参谋长联席会议却一直没有统一的计划。我们也没有一个单一的司令部，来制定海外行动的计划或检查行动的准备情况。涉及某些部队的联合训练演习虽然不时举行，但并不定期，而且经常受到经费的限制。我主张设立一个与战略空军司令部相似的联合司令部，负责为三军中可能用于有限战争的部队，制定统一计划，进行训练和运输。这样一个司令部，犹如战略空军司令部致力于准备大战一样，将专门负责有限战争的准备工作。它的代价是微不足道的，而从中得到的好处却相当可观。

　　 为了计划迅速运输它的部队，有限战争司令部应当对于可以获得的战略空运力量和海运力量有一些了解。这个问题对于陆军特别重要，因为从它的编制情况来看，陆军必须借助于空军和海军，并指望它们对它提供战略运输工具。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将运送部队所需要的船只和飞机分配给陆军。当陆军询问向谁要运输工具时，回答是：紧急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会作出决定。因此，海陆空军也就不可能在事先作出计划，以缩短派赴海外的先头部队的反应时间。

　　 既然让飞机专门在机场上等待陆军的可能行动，是不经济的，所以我从来没有建议采取这种行动，而且深信陆军其他负责的发言人也没有提出过这种建议。然而，如果空军能够预先指定一定数量的战略运输机中队来与陆军指挥官共同计划，那就提供了最大的帮助。在平时，它们部队中的飞机可照常在国内进行自己的活动，丝毫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但它们的指挥官却知道，在发生紧急事件时，它们的部队将立即飞至指定的机场，去运送那些特定的陆军部队。这样陆军与空军指挥官就能够制定详细的联合计划，并且可以最迅速与最有效地实施海外行动。有限战争司令部可以进行检查与举行演习，以鉴定这些部队的战备情况。上述这些措施是一种迅速弥补我们有限战争准备不足的代价很小但却很重要的方法。

　　 这些“应急措施”作为紧急措施而付诸实施后，我们就需要着手执行一项影响深远的任务，即审查国家的战略，和朝着灵活反应的战略作出调整；这里，必须考虑促成这次审查的一些新的因素，衡量它们的影响和“应急措施”的效果，并为新的计划规定明确的目的。这些目的应当是遏制对美国的核攻击，遏制或击败对任何地方的有限侵略（包括共产党使用常规武器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进攻），以及准备采取必要的措施，俾能在大战无法遏制，或因估计错误而不幸爆发时，继续生存。

　　 在开始重新审查美国的战略时，我们就应看到和承认我们的原子报复力量，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在我们在今后几年必须预期的情况中，敌友我三方都不能设想，除了为了保证自己国家的生存外，我们将会使用这种报复力量于其它目的。到什么时候才算是危及我们的生存呢？这里包括两个明显的情况：一是对美国大陆进行原子攻击，一是发现了无可置疑的迹象，证明这样的攻击即将发生。第三种可能情况就是对西欧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因为那个地区如果落入共产主义之手，最终将危及我们国家的生存。这些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到的、可能需要有意识地使用原子报复力量的唯一情况，也是我们唯一应该使用威慑力量的情况。

　　 承认了我们原子威慑力量的局限性后，我们就应据此对大战重下定义，即将它看作是美苏之间互相进行核攻击的同义语。有限战争则是指其它一切形式的军事行动。关于在有限战争中是否使用原子武器的问题，则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即主要还是依靠常规武器；战术原子武器，则应作好准备，以便在比较少数的情况中，当对国家的利益有利时才予以使用。

　　 灵活反应的国家军事计划，首先应当无条件地放弃对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依靠。我们应当清楚地说明，美国准备在任何地点和任何时间，以适合于情况的武器和部队，作出反应。这样，我们就使战争重新具有其固有的意义，即作为在战后建设更美好的世界的手段。

　　 这些关于我们战略的目的与性质、原子武器的使用、以及确定我们必须进行的战争的定义等基本问题，应由总统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议作出决定。这些决定一经批准，就应成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行动依据，用来确定为执行新战略所需的武装部队的类型、规模和建设的先后顺序。

　　 军事行动的耗费巨大，因此，我们新的军事计划就应当正确地了解什么是首先需要的东西，并将需要的东西放在前面去做。根据我的判断，我们的军事计划中最首要的事情，就是应当双管齐下。一方面使原子威慑力量现代化并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建立我们进行有限战争的、反消耗的部队来抵消苏联目前在地面部队数量上的优势。此后，我们将仔细地有选择地加强大陆防空，准备全面动员的需要和采取威慑失效后的求生措施。在这些方面，我们的钱会象流水一样的花出去。在比较详细地算出总的计划的经费前，我们是不知道究竟在这些方面能做出多少成绩的。

　　 假若国防部长同意了对这种先后次序的看法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应着手研究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即决定所需的部队的规模和类型及其运用方法——用五角大楼的术语来说，就是决定部队的数量标准，拟定部队一览表和确定战略概念。

　　 可能写入军事计划的战略概念，应当说明美国在冷战、有限战争和原子大战情况下使用其武装力量的方法。它将概括地说明我们的努力重点，并且根据预期的各种意外事件赋予我们国内外部队以概略的任务。

　　 实行这种战略概念所需的武装部队（不按先后次序排列）包括：（一）原子威慑部队，包括进攻性和防御性的两种原子威慑部队；（二）驻在美国本土的大陆防空部队；（三）我们在海外的驻军；（四）驻在美国本土的战略预备队；（五）使战略预备队具有机动性和维持海上与空中交通线的空军部队和海军部队。关于这些类型部队的重要性，三军可能会轻易地取得一致的意见。然而，要决定每种部队究竟要多大，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据估计，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有分歧的。但是，如果我们遵照上面所确定的先后次序，那么问题就有可能得到解决，至少可从质量上找到解决。

　　 关于优先保护原子威慑部队并使之现代化的问题，是不会有什么争论的。我们必须提供一支打击力量，它完全能够经受住突然袭击和使苏联遭到难以忍受的损失。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有进攻性的和防御性的两种威慑部队。进攻性的威慑部队的规模可以很容易地予以确定，即只需根据必须摧毁的敌人目标的数量（这些目标只有数十个，最多只不过数百个）加上未能飞抵目标的武器数量、敌人的防空能力以及人为的和机械上的事故，就可以算出为摧毁敌人目标体系所需要的原子运载工具的数量。即使再加上一些意料不到的损失，其所需的原子报复部队仍要比我们现有的轰炸机和导弹部队小得多。

　　 部队的规模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质量是更加重要的。我们的军事计划一定要给远程导弹计划增加新的力量——不是阿特拉斯导弹、大力神导弹、红石导弹、天狮星导弹，而是它们的后一代，即空军的民兵导弹、陆军的潘兴导弹和海军的北极星导弹。为了加强防护，它们都需要机动、疏散、隐蔽和预先警报设备。

　　 除了这些消极的保护措施外，我们还必须有积极的防御性的威慑力量，即奈基Ⅲ型反导弹导弹。我们需要一项突击的计划，以弥补由于过去犹豫不决而失去的时间。奈基Ⅲ型反导弹导弹是我们目前唯一能够执行这项任务的导弹。我们不能没有它。同时，我们还继续需要一些能够防御高空和低空轰炸机的力量，因为，奈基Ⅲ型导弹固然有能力对付入侵的导弹，但设计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击落飞机。奈基Ⅲ型和隼式导弹在今后几年内将担负这项任务。

　　 关于原子威慑部队的规模、组成及其现代化问题，就讲到这里。与它同等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称之为有限战争或反消耗战争的部队。把这些部队称为进行有限战争的部队，也许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在一旦爆发大战时都将起重大的作用。这些反消耗部队具有进行有限战争和大战的双重能力，而完全从事大战的部队就没有这种灵活性。B－52型轰炸机、中程弹道导弹和北极星潜艇，除在大战中有很大用途外，别无其它用途。陆军师或战术空军中队可使用于任何一种战争。

　　 根据“灵活反应”的国家军事计划，参谋长联席会议必须在今后大大加强对反消耗部队的注意。这支部队需要有什么样的规模，可通过各种研究和举行假想的军事演习确定之。这些研究将表明我们的部队需要按什么速度到达出事地点、恢复和平所需要的部队数量与完成这项任务的时间。尔后，应当根据这些数字决定美国必须维持多大的正规部队和后备部队以及为战时储备多少物资等等。我相信，这些研究将表明，我们需要一项广泛的计划，来增强我们进行有限战争的能力。

　　 在强调这种需要的时候，我并不是说我们目前没有一点进行有限战争的本钱。如果我们注意一下三军的结构，就会发现，几乎全部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大部分战术空军，一部分航空母舰以及很大一部分的战略空运和海运部队都可称作是进行有限战争的部队，并在一旦发生事件时就能使用。这种说法虽然就其本身而言，是正确的，但并没有考虑到我们还缺乏充分利用上述本钱的计划和组织。正因为如此，我曾以陆军参谋长的身份提出了一项五点计划来加强各军种从事有限战争的能力。这计划包括了已经纳入“应急措施”中的改善计划、加强训练和增强空运能力的问题。此外，这项计划还要求把三军中进行有限战争的部队的编制与装备现代化。在使部队现代化时，应当考虑到可能发生有限战争的地区的地理特点与潜在敌人的军备力量和当地盟国的军事能力。由于考虑到有限战争不一定是小型的和短暂的战争，因此，使部队现代化的计划应估计到战争头六个月的各种需要——包括我们自己的需要和可能成为我们盟国的需要。至于原子武器，我们的部队则应装备小型的战术原子武器。但同时，我们的部队仍需准备在完全不用原子武器的情况下进行有限战争。应当改变目前的侧重点，而让这些部队主要依靠常规武器，但不是仅仅依靠常规武器。这个改变将对未来的战术轰炸机和航空母舰的设计以及对陆上支援与后勤系统的计划发生重要的影响。设计战术原子武器时，重点应放在发展那些不会使友军和盟国居民遭受严重伤害和没有放射性微粒的当量极小的原子武器上面。

　　 计划中的另外一点是关于加强有限战争部队的战略机动性问题。参谋研究工作和假想的有限战争的演习总是表明：在后勤方面，有一些因素限制和阻碍了部队的机动。一九五八年七月，我们在黎巴嫩的登陆受到了只有贝鲁特一个机场和一个港口的限制。同样向世界其它地区运送部队的行动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限制。这些限制只有在事先加以认识和消除，才能克服。今天我们之所以有可能在全球迅速地显示我们的海军力量，就是因为英美海军在很早以前就确定了海港、港口设备和在全球战略要地储存燃料的需要，并且作了实际的准备。同样，美国和盟国的联合参谋部也需要事先分析有限战争部队在未来实施机动时的需要。推行部队现代化计划也能提高它的机动能力，因为，这项计划包括制造进行战略机动的更好的军舰和飞机。陆军非常喜欢海军已在试验中的可直接在海滩自动装卸的船只。岸基和舰载的新式喷气运输机为迅速提高空中机动性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我们的国家军事计划每年必须准备为这些加强机动性的措施拨出一笔款项。

　　 如果这两项长期计划——使反消耗部队现代化和增强反消耗部队的机动能力——与拟议中的“应急措施”一起付诸实施，那么，我们就可以准备进行最后一项工作了。到那时候，我们就不仅是谈论有限战争，而是可以准备进行一场有限战争。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必须表现出我们能在和平时期把有限战争的部队运送到世界各地去的能力。定期地显示这种能力可以产生很大的政治效果，即可向我们的朋友表明，我们能以重型原子武器以外的手段作出迅速的军事反应。同样，我们也可以使敌人看到我们已经做好迅速而有效地抗击消耗性战争的准备。这样，再加上原子威慑部队，我们就有了一支反消耗性的部队，能够根据“灵活反应”的战略，把我们潜在的军事反应范围扩大到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挑战。

　　 在这种优先发展的力量中，有两种部队值得特别重视，一是我们驻在欧洲和远东的海外部队。它们在遏制和进行大战和有限战争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大战中，它们必须掩护它们布防的重要地区，牵制敌人，以待我们用具有巨大毁灭力的武器对其施加惩罚。此后，它们又必须有力量来占领敌人的领土并宣布取得胜利，而不管这是什么样的胜利。为了对付有限战争，它们必须有足够的力量，击退敌人的渗透、袭击和边境骚扰，并争取必要的时间以查明敌人的意图。如有需要，它们必须派部队至邻近的地区，就象我们驻欧部队派兵前往黎巴嫩一样。

　　 除了纯粹的军事上的需要外，这些海外驻军有其十分重要的心理作用。它们向盟国表明美国愿意同它们一起在共产主义枪炮威胁下共同生活。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这种共患难同甘苦的精神。一九五零年当我们部队被派到朝鲜去阻止共产主义侵略的时候，我正驻在柏林。我对德国人的反应感到兴趣，因此，就去向柏林的一位社会党领导人询问他对此次调动的看法。我惊奇地发现象他这样一个具有长期反战的和平主义倾向的人，竟会非常赞同美国采取行动的决心。当我问他原因时，他回答说：“我们德国人一直知道你们美国人是慷慨而仁慈的。这一点只要看一看马歇尔计划给柏林带来的好处就可以知道了。但在你们为朝鲜贡献自己子孙的生命，而并不仅是给些烧饼之前，我们是一直不能肯定你们真正的立场的。”

　　 甚至随军家属也在证明我们诚意的过程中，起了一些作用。例如，当苏联人对柏林施加重大的政治压力时，我向一位公民询问柏林保持宁静的理由。他回答说：“当你们的家属离开时，我们才开始发愁。”

　　 所以，国家军事计划必须继续提供兵力不少于目前的海外驻军。事实上，近年来，我们经常缩减其人员。因此，目前有必要稍许增加一些，以保持其内部的平衡。

　　 另一点特别需要提出来一谈的是，我们必须以最高的优先权，成立驻在美国本土的战略预备队，以便作为一种支援力量。这一点已在前面提到。但这里还需要强调说明。我们必须有大量的机动部队，随时准备以很大速度进行干涉，以扑灭小型冲突，增援海外驻军，或在局势紧张时，迅速增强我们全面的军事态势。在发生紧急情况后的最初几个月中，必须有现成的正规军来执行当前的任务，但此后，我们便可征集一批经过挑选的后备部队。这些部队早在平时已经予以特别注意。它们拥有一切装备、补给品和弹药，并且至少能够维持六个月的战斗。然后，经过扩充的军工生产就开始承担这付重担。但是这种初期的支援非常重要，因此，必须在我们的努力中，得到优先的考虑。

　　 现在谈谈重要性略次于前者的部队和活动。我们必须考虑使大陆防空的规模达到上述所建议的为保护我们的报复力量所需的程度。在新的国家军事计划中，这个问题仍和过去一样，是难以解决的。目前，由于防空武器和设施的造价高昂，它们在战争中的效果又未经证实，同时如果对大战的威慑取得成功，它们就将毫无用处等等，因此还很难断定，什么才是正确的途径。但是，显而易见，即使是为了维持人民的士气并最大可能地使苏联总参谋部的作战计划中产生怀疑的因素，一定程度的防空力量是不可少的。这种防御应优先注意到目前已在日益增长的弹道导弹的威胁。但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也不能忽视轰炸机从高空和低空进行攻击的危险。

　　 防空部队的数量也可以通过数学的方法加以确定。可以假定在原子大战情况下为了保存自己而必须加以保护的居民和工业生产能力的百分比，尔后，据此配置为保持很高防护水平而必需的防空武器和设施。然而，其结果不会比最初的设想情况好，因此，目前没有人能够真正预见到大规模的原子攻击对现代化国家的影响，所以，这里含着很大的不肯定性。但尽管如此，这仍是科学地确定防空部队的规模的最好的方法。这样的防空计划，必然耗费巨大，因此，应将任务分成两个部分，即对有限数量的重要地区的防护，其余则用来对本土进行比较全面的防护。对重要地区的防护，应当列为仅次于威慑力量和反消耗力量的项目，而进行建设。对本土的全面防护则应列为防备威慑失效时的万一措施。

　　 原子威慑力量、反消耗力量和大陆防空的规模和质量一旦确定之后，新军事计划的创始人就应着手建设所需的部队，以备在原子大战或持久性的常规战争一旦爆发时使用。在全面的常规动员、较完善的大陆防空、更多的反潜部队、微粒掩蔽部以外的民防措施、用以弥补轰炸损失的物资储备以及其他费用浩大的计划之间都可能发生争夺资源的斗争。对于这些斗争，军事策划者应当根据财政情况和普通常识加以解决。然而他们可以放心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准备是建筑在合理的基础上的，而且对于它们的威慑作用，也是可以有信心的。由于我们相信威慑力量的作用，就不必非常关心威慑失败时的一些措施。

　　 上面我们很少谈到反潜部队与它们的地位。反潜部队一直是很难加以精确分类的，因为参加反潜作战的许多船只和飞机，也能执行其他任务。例如，一艘从事反潜作战的航空母舰，也可以在有限战争中对陆军部队实施空中支援，正象在朝鲜战争中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

　　 然而，如果只考虑这些部队在反潜战争中的作用，那么，它们在“灵活反应”的国家军事计划中，又将处于什么地位呢？负责监视苏联潜艇部队和保卫美国海岸不受敌人导弹潜艇侵犯的海军部队，与那些负责保护海运畅通以便调动反消耗部队的海军部队一样，显然应当优先地进行建设。其余的反潜战部队大都要列入第三类，以备在未能遏制大战时使用，因为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苏联的潜水艇才会大批出海，形成对海运的严重威胁。顺便提一句，从俄国潜艇舰队的规模看来，显然他们的领导人并不认为下一次战争是短暂的战争。

　　 关于反潜部队方面，还必须提到这样一点：它们在使用原子武器方面的困难可能要比陆军和空军少。由于它们的攻击目标是一些通常远离居民区的易于辨认的军事目标，因此，看来有理由可以认为，它们在使用原子武器方面所受的限制将比岸上部队少。鉴于反潜活动通常只可能在与苏联进行的大战中才会发生，因此使用原子武器这一点就更有保证。

　　 现将新军事计划应当提供的部队与兵力按上述的先后顺序，列表于下：

        上面我们已经充分论述了为支持灵活反应的国家军事计划所需的武装部队的种类和数量。现在应当谈一谈我们应该如何编造国防预算，以保证我们的国防费用的支出符合上述的先后顺序。依我看来，为了支持上面谈到的各种专职部队，可以采取下面一些步骤，以便按照“横的原则”来编造预算。

　　 我们假定在制定新的计划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根据灵活反应的战略确定了一套战略概念，并且也同意了上面列出的建设武装部队的先后次序。他们将初步的成果提交国防部长并取得他的批准。然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应根据上面提到的先后次序，从陆、海、空军中，具体地确定为了满足上述各“专职部队”的需要所需的单位。在进行这项工作时，他们应当首先要求海外指挥官提出他们对于完成任务所需的部队的数量和类型的估计。但这些需要如果不经过审核，就可能过大。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必须汇总修改，减去指挥官所不知道的重叠，然后把这份经过修改的部队编成计划呈交国防部长批准。

　　 国防部长一直关心国防费用的问题。他必须从预算局那里接到政府对预算的指示。因此，他就会把拟议中的部队编成情况交给国防审计长与各军种，要他们据此提出概略的费用。审计长将监督这项工作的进行，并将结果交还参谋长联席会议。这时，后者已经从国防部长那里得到了关于国防经费的最高限额的指示。

　　 现在，参谋长们就面临着将所需的部队数量压缩到国防费用最高限额之内的艰巨任务。我们希望，这一限额是合理的，使部队的规模能应付敌人的威胁。为了完成压缩的工作，参谋长们将不断地和海外驻军指挥官及各军种商讨。参谋长们如果能够根据不同的财政状况提出两套以上的部队编成方案，就能收到最大的效果。它可以使国防部长清楚地了解到费用方面的限制对美国武装部队的影响。

　　 最后，国防部长在与总统商讨后，必须负起定下决心的重大责任。这一决心将决定美国在今后三至四年内的军事态势。没有别人可以替他代劳。这是国防部长一项主要的工作。但是，不管他定下什么样的决心，他如果按照上面提出的程序办事，他就成功地把军事任务、部队编成和预算三者结合起来。这项工作是以前从未做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