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面貌政策在实施中·第三
作者：马克斯威尔·泰勒·美国
出自————《不定的号角》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1953-1956）
自从新面貌政策推行以来，陆军一直并不愉快。最初，陆军的代表们不安而有保留地接受了这项政策，以后则加以拒绝。陆军参谋长李奇微将军于1953年就任后不久，即发现在执行新面貌计划的事宜上，经常处于单枪匹马地反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其他成员的境地。他的这种勇敢的行动，虽然是他认为所必须采取的，但终于使他失去了官方的宠爱，并在任职两年以后，即在1955年开始退休。
使陆军对新面貌政策感到不安的，并不是因为政府重视和宠爱空中力量。陆军在朝鲜战争中在生命和资源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一经历非常清楚地印在它的领导人的脑海中。他们从武装部队在朝鲜所受到的限制，想起了在危机时政治因素在文职领导人员决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那么，新面貌政策中所假定的，在未来的军事行动中都可以毫无限制地使用原子武器，这是否现实呢？朝鲜战争的经历给予了否定的回答。不久以后发生的事件也证明，我们对于过于依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以此作为武装部队主要的武器而产生的不安，是完全有理由的。的确，签署新面貌政策的墨迹未干，奠边府即告陷落。这一事件是对新面貌战略的有效性的一个实际考验，并且暴露了它的弱点。1954年初，法国在奠边府的防御形势的不断恶化，使五角大楼和白宫在4、5月间不断讨论美国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干涉的性质和程度。有些空权论的支持者要求采用空袭的办法进行干涉，然而很大程度上由于李奇微将军的努力，五角大楼和白宫终于接受了这样的论点：当时如果进行任何干涉，不是时间太迟，规模太小，就是进行错误的干涉。尤其是，当时对于如何使空袭的规模既能使法国具有胜利的希望而又不致危及法军这一点，还存在着疑问。在这些讨论、考虑和犹豫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了应付这类性质的局部战争，美国需要有装备常规武器的现成的武装部队。但不幸，在当时，这种部队无论是在实力上或处境上，均不足以使人们抱有胜利的希望。同年5月，奠边府陷落。7月，在日内瓦会议上，印度支那就以17°为界，分属共产主义世界和自由世界。这就是新面貌政策不能根据我们的条件保持和平的第一个事实，但不是最后一个事实。
尽管除朝鲜外又有了奠边府的教训，美国武装部队在1953年和1954年仍通过国防预算的拨款，不断地根据新面貌政策的要求进行改组。与此同时，在发展原子武器方面，无论在国内还是苏联，均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美国于1952年在埃尼威托克岛的试验中，爆炸了一种百万吨级的原子武器。这一消息发表后，接着传来了苏联在1953年8月爆炸了一枚氢弹的消息。虽然我们知道苏联曾在1949年爆炸了一枚原子装置，但当时我们对这一成就未予重视。因为我们认为这次爆炸的只是一种原子装置，而不是作战武器。现在情况已经很明显了，苏联正在发展原子武器方面，迅速地向前迈进。于是我们第一次开始讨论美国丧失原子武器垄断后的影响以及出现相互威慑的时代的可能性。这里所说的相互威慑，指的是东西方在原子摧毁力方面，处于僵持的局面。这种僵持局面会使双方在任何利益冲突中都不会故意选择原子大战的道路。
奇怪的是，苏联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一年进行第一次核爆炸的。但是“相互威慑”的可能性和意义却没有更早地影响我国的国防政策。我国领导人在致力于发展“绝对武器”的时候却忽视了，或者有意忽视了大型核武器在政治上的不利条件，也忽视了这种武器不能用于较小的冲突的明显的事实。但公众只是从非官方的对国防政策的评论中，才第一次得到了关于依靠核战略的局限性的暗示。在批评核战略的著作中，包括乔治·F·凯南在1954年所写的《美国外交政策的现实》一书。书中写道，“总体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今以后，有限军事行动是唯一可以达成任何真正目标的战争”。同样的论点也在李特尔·哈特、W·科夫曼、范尼伐尔·布希和伯纳德·布罗迪署名的文章中得到了反映。这种来自非官方的文章代表了公众对大规模报复政策的有效性的第一次责难。对此，我是热烈欢迎的。鉴于这些作者并不了解关于原子武器的威力的全部情报，因此，他们提出的尖锐的批评更值得引起注意。
在政府的行政部门内，也秘密地出现了一种怀疑新面貌战略的思想。苏联在核武器方面的成就，使我们不能忽视世界局势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这一事实。因此，在1955年1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详尽地审查了1953年发表的关于新面貌政策的声明。在这次审查中，官方第一次承认了相互威慑的可能性，以及美国在这种时代里拥有应付有限侵略的、能够遂行多种任务的、现成的部队的重要性。不然，美国迟早得做出下述选择，即不是在局部侵略面前屈服，就是肆无忌惮地使用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现在回想起来，这次审查的结论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一种脱离依靠大规模报复政策的非常令人鼓舞的趋势。而且这种结论看来为支持一种较为灵活的战略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
陆军领导人对于1955年的这一新的指导思想寄予很大的希望。我在返回美国接替李奇微将军的陆军参谋长的职务前不久，就曾在东京的办公室内接到了一份关于这一指导思想的文件。1955年2月，当我在朝鲜和日本履行远东陆军司令的职务时，我对这项担任陆军参谋长的新任命，感到突然。2月18日，我正在日本视察骑兵第1师的一支部队，我的设在座间的司令部派通信员给我送来了陆军部长罗伯特·斯蒂文斯的一份电报。他要我立刻回华盛顿面商机宜。当时正值霍尔将军即将卸去驻远东美军总司令职务之时，因此我认为，把我召回华盛顿是和接任霍尔将军的职务有关。与此同时，我也知道，李奇微将军在担任陆军参谋长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已经引起了他可能退休的谣言。这些情况在我前往华盛顿的前夕，在我的家庭中引起了许多猜测。我的夫人和面临着调动可能性的任何陆军人员的夫人一样，要求在发生调动的时候，立即打电报给她。因此，我们就象阴谋家一样地编了一套家庭通信密语。我们约定，如果我接替霍尔将军的职务，我的电报就是“露茜（霍尔将军的夫人）向你致意”，如果我担任陆军参谋长的职务，我的电报就是，“彭尼（李奇微将军的夫人）向你致意”。
我飞抵华盛顿时，受到了副参谋长韦伯尔中将的欢迎。他向我保证，他和李奇微将军都不知道我返回华盛顿的目的，只有斯蒂文斯部长能把这一点告诉我。第二天，我第一次晋见斯蒂文斯部长，但并未得到全部答案。他指出，我之所以被召回，主要是为了研究继任霍尔将军的事宜，但也有可能还有其他事情。我虽然感到有些神秘莫测，但仍然拍发了“露茜向你致意”的电报。
第二天，斯蒂文斯先生带我去见国防部长威尔逊。正如他惯常所作的那样，他并不立即谈论正题，而是首先长时间地议论东方的情况，尔后开始反复考查当文职人员的观点和我不同时我对执行这些命令的态度。由于我在37年的服役中没有出现过任何不服从的现象，我问心无愧地向他作了保证。但我必须说，我对经受这样一次忠诚考查，是非常惊奇的。经过这些考查后，他才谈到了正题，说总统正在考虑让我继任李奇微将军的职务。而他是在考查我是否能担任这一职务。
显然，我通过了这次考查，因为威尔逊先生后来让我在2月24日下午2时30分去见总统。这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就任总统以来，我第一次和我的战时的老上级会面。他以固有的热情向我招呼。但他却在考虑重大的问题。他希望确实了解未来的参谋长的态度。表达的方法虽然不同，但含义是相同的。我又一次轻易地回答了这些问题，而且又一次通过了考查，虽然我仍然不知道他们对我进行这样考查的目的何在。临别时，总统谈到了他的意图，要我首先接替霍尔将军担任远东美军总司令的职务，然后经过一段短促的时期，提名我继任李奇微将军的职务。
回到五角大楼后，我立即拍发了“彭尼也向你致意”的电报，因而在我的家庭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回日本后，我第一次看到了1955年的“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的全文。这一文件内容非常广泛，距离“大规模报复”的理论也很远，使我感到惊讶。因而在返回华盛顿以前，我就草拟了“国家军事计划”一文的初稿，根据我的理解，概要地陈述了如何执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导原则。就任陆军参谋长以后，我就把这份原稿交给陆军参谋部，让大家批评和指正，结果修改得并不多。陆军部长布鲁克（他是在1955年7月21日接替斯蒂文斯的）同意把它作为一项文件，以说明我们认为国家在今后几年内所需要的军事计划。这一文件于是就第一次系统地陈述了新的“灵活反应”的战略，从而成为了与正统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对立物。鉴于这一文件是本书的论点的基础，故将全文抄录如下：
国家军事计划
一、国家安全计划的目的：
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基本目的是保护美国的安全及基本的精神价值和组织机构。为了促进此基本目的，美国决意用美国人民能够接受的一切手段改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使其不再构成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国家安全计划必须包括一切有助于提高美国地位和威望以及实现国家目标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心理与文化等方面的计划。其中心目的就是制止各种形式的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必须具备足以诱导共产党集团放弃或不敢进行各种侵略的政治、军事、经济和道义上的力量，使敌人深信发起侵略将会是得不偿失的。
二、国家军事计划的目的：
国家军事计划必须与国家其它计划密切配合，其基本目的是保持相当的军事实力，使之既能应付大战，又能应付除大战以外的侵略。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实力应尽可能防止战争，限制已经爆发的战争，并能顺利地击败任何可能威胁国家利益的侵略。
三、国家军事计划的内容：
1、一项健全的军事计划应为实现以下各点提供足够的条件：
遏制大战，遏制局部侵略，击败局部侵略并取得大战的胜利；
2、苏联可能在事先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对美国发起原子大战。与此同时，还可能在辽阔的欧亚大陆上采取配合的行动。因此，美国的军事计划应为遏制这类战争做好准备；
3、虽然这种由苏联发动的原子大战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是爆发除大战以外的侵略的可能性看来更大。在即将来临的原子武器十分充裕的年代，必将造成相互威慑。共产党人可能因此倾向于扩大运用颠覆和有限侵略的策略。因而，国家军事计划必须准备遏制有限侵略，并准备在威慑失效时击退这种侵略。否则就可能产生下列后果：
（1）除大战以外的冲突可能扩大成为大战；
（2）共产党集团的不断胜利可能会侵蚀自由世界的物质和道义力量，并进而丧失遏制局部战争和大战的能力；
（3）自由世界大部分地区可能在局部侵略下沦陷，也可能采取中立政策，使美国实际上陷于孤立；
（4）共产党的缓慢的侵略不断获得成功，可能促使它们因估计错误而导致大战；
4、必须经常承认这样的可能性，即：尽管我们全力加强威慑力量，但一开始就使用原子武器的大战仍可能发生，并延续很长的时间。因此，美国必须准备应付万一，国家军事计划必须准备迅速扩充，以便顺利地进行大战。
四、国家军事计划在军事上的要求：
据上所述，在军事方面的需要如下：
1、在军事技术方面保持对共产党集团的优势；
2、一个能够有效地对敌人进行报复的原子威慑体系；
3、一个强大的大陆防御体系（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措施），足以防止敌人对美国大陆进行摧毁性的打击；
4、在国外部署足够的陆、海、空军部队，以履行国际义务，并有足以支持持续战斗的后勤支援部队为后盾；
5、能够迅速开赴可能发生局部侵略的地区的陆海空军部队。这些部队应该能够根据命令，适时和适度地使用原子武器，并能立即得到相应的后勤支援部队；
6、其他的现成的陆、海、空军部队，以便能够在大战以外的情况下迅速增援第5项所提到的部队，并能在大战情况下迅速增援第4项所提到的部队。这些部队应能根据命令，适时和适度地使用原子武器，其后勤体系应能在原子或非原子的局部战争中，或在原子大战中进行支援；
7、继续执行军事和经济援助计划，以发展当地国家的军事实力，增强盟国的信心，并协助盟国遏制和击败共产主义的侵略；
8、美国国内的后备队应能迅速动员，俾能（1）接替上面第6项所提到的抵抗局部侵略的部队，（2）应付原子大战的需要；
9、为美国及经过挑选的盟国储存为适应战争需要所必需的装备，直到战时生产能够满足需要时为止；
10．一个能支援原子大战的军事生产、动员及训练的基地。
五、结束语：
1、一项健全的军事计划应能满足上述军事上的需要。它起码应能遏制大战或局部战争，并能迅速赢得局部战争的胜利。在依靠威慑力量时，我们必须牢记：共产党在技术上和战争准备上所取得的进步有可能使我们今天的威慑力量不足以在明天约束苏联集团。
2、国家军事计划应能灵活地应付未预料到的情况；它不应只适应于任何单一的武器体系、战略思想或某一类联盟，而应能在各种情况下支持我国的政策，既能吸引主要盟国，又不排斥其它盟国。总之，美国的军事计划应包括一切合理的措施，以求防止大战和局部战争，同时又保持了能进行任何大战或小战的力量，以期实现我国的目标，并在敌对行动胜利结束后出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1956年10月1日
这一文件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绝对坚持武装部队的首要任务是遏制战争。它承认故意发动的大战是一种严重的威胁。但鉴于相互威慑形势的出现，它也估计到较小型的侵略战争比之故意发动的大战更有可能爆发。在此情况下，能否迅速地对付有限侵略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局部侵略未遭抵抗，就会削弱我国的世界地位，如果对局部侵略抵抗不力，就有可能扩大成为我们竭力希望避免的大战。如果我们根据威慑的原则采取行动，我们就应在设法满足大战中保全自己或赢得胜利的全部需要之前，为用于遏制大战、遏制和击败局部侵略的部队作好充分准备。我个人认为能否确定前一种需要颇可怀疑，更不用说去满足它了。
如果承认这样的优先努力方向，其结果就会更重视所谓的进行有限战争的部队，并实际上将它放在与原子威慑部队同等重要的地位，就会更重视常规军备，并且更注意满足战争储备物资与动员能力的需要，就会否定“新面貌”计划中短暂战争的概念。这种对武装部队的组织应能灵活地应付各种可能的军事挑衅的强调，使国家军事计划中的这一原则最终赢得了“灵活反应的战略”的称号。
1955年以来，陆军领导人一直认为，批准类似上述的计划，将是朝着适应正在变化着的我国国防需要而前进了一大步，它至少应提供能遏制大战和局部战争，并能迅速赢得局部战争的部队。这支部队应由各军种的部队组成。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与空军都将在其中起光荣的作用。它的灵活性使它能随时适应目前未预料到或预料不到的一切情况。它可以不依赖单一的武器体系和战略思想，而这正是大规模报复政策的主要缺点。它将能因我们的部队能运用逐渐加强的力量而迎合盟国的心意，而盟国对大规模报复政策却没有什么指望。所有这一切因素都将为我国的政治领导人在国际会议桌上进行外交活动时提供巨大的利益。最后，如果不幸爆发了战争，这个灵活的战略所提供的武装部队既能达到军事上的目的，而又不致看不到理智力量的最终目的——即在战后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大规模报复则只能提供无限制的破坏。
这份陆军文件是在1956年3月3日到9日在波多黎各腊迈空军基地召开的一次参谋长联席会议上第一次提交其他军种考虑的。这次会议是奉国防部长威尔逊的指示召开的，以使参谋长们能够关起门来重新审查一下他们在1953年时所估计的“新面貌”政策的长期需要。我的同僚们有礼貌地阅读了这份文件，然后默默地把它放在一边。那时，其他军种都很满足于现状，要求他们考虑作根本性的改变，尚属为时过早。但是这个问题并未解决，只不过推迟了而已。
波多黎各会议的收获几乎不值一提。参谋长们之间的基本矛盾隐藏得很深。他们广泛地检讨了形势，并仅仅得出结论说，正在执行的军事计划如能按照今后几年所计划的水平，在时间上延长一下，似乎大致不差了。这个结论实际上正如1953年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的结论一样，认为陆军的兵力应保持在100万左右，整个武装部队的兵力则保持在280万左右。然而参谋长们提高了1953年所编造的财政预算，将1960年以前每年的340亿美元提高到380－400亿美元。除这笔款项外，他们认为每年尚需在对外军事援助计划方面支出40－50亿美元。
尔后的事实很快就证明，参谋长们在估计军事计划所需的日益增长的费用时过于保守。国防部长威尔逊于会议结束时出席会议。他比较现实地提出，既使是400亿美元的最高数字，也将会很快被突破。但是，当政府并不认为国家能负担360亿美元以上的国防预算时，提出这种看法是不会令人愉快的。
参谋长们刚从波多黎各回去，远程导弹和轰炸机计划的不断增长的费用就暴露了他们在估计未来财政需要方面过于保守。由于政府担心国防开支象滚雪球似地增加，就引起了以军事战略为中心的下一个主要矛盾。这次交锋是在1956年春天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1960财政年度的“联合战略目标计划”时发生的。这是一个制定中期规划的文件。它要求提前四年估计军事上的需要。在腊迈会议后不久，雷德福海军上将确信在财政上不可能按原计划继续实施已制定的军事计划，认为应该牺牲常规部队（非原子部队），厉行节约。特别是，他决心在军事计划中排除任何与苏联进行常规战争的可能性。结果，就大战的定义和武装部队依赖原子武器的程度进行了辩论。我建议承认原子武器的使用可能有某些限制，特别是在和苏联冲突的初期，从而需要可观的常规部队。雷德福海军上将和其他参谋长们反对作此修改，因为如果同意这样修改，就有理由花更多的钱于非原子部队。最后，我的意见被否决，而大战的定义就被确定为美苏直接牵连进去的冲突，并且在一开始就使用原子武器。同一决定授权武装部队不仅可以在大战一开始就依靠原子武器，而且在大战以外的情况下也可根据军事上的需要使用原子武器。实际上，这些做法排除了任何与苏联进行常规战争的考虑，而且削弱了常规武装部队在有限战争中的作用。
雷德福海军上将既然赢得了使人们支持他的立场的胜利，便于1956年7月带头大力削减常规部队，特别是陆军。他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提出了“新面貌”时期最激烈的建议。该建议如被采纳，将会使我国武装部队的结构在今后四年内发生彻底的变化。这个建议虽未被采纳，但雷德福提案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标志了那些大规模报复政策的极端拥护者准备做到什么样的地步，它也说明了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处于孤立和少数的军种的不幸处境。
按照雷德福的建议，自1957年开始，部署在欧亚两洲的陆军应削减到配备原子武器的小型特遣部队。抵抗敌人的地面攻击就落在这些得到盟国（指驻在国）部队支援的象征性的美国部队身上。驻在国内的陆军也将大大削减，并主要限于执行民防任务。有限战争将由空军和海军部队去打，由海军陆战队遂行地面战斗。
这个建议立足于无条件地接受“短暂的战争”的理论。武装部队应使其后勤和人力方面的准备限于满足现存部队的需要，而不必为在紧张时期或战争爆发后建立的部队做准备。于是，他们只准购置必要的器材，以支援在平时组成与训练的现役部队的战斗。
参谋长们于1956年7月9日在雷德福海军上将的办公室里召开行政会议，讨论该建议。显然，如果采纳雷德福海军上将的计划，就会破坏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奉行的世界性的前沿战略，瓦解我们的盟国，并取消作为地面战争有效工具的陆军。因此，我在最得力的参谋的帮助下，仔细地起草了一篇反驳稿，并带着这篇稿子去参加会议。会议一开始，我就采取了攻势，从各个方面——军事上、政治上和财政上——来驳斥这个建议的毛病。概括起来，我的论点是：“主席的观点反映了这样一个计划，它使美国为一种未必会发生的战争进行准备，但却使美国在对付最可能发生的威胁方面软弱无能。它固定了可能的军事反击的形式，其结果是使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政策失去了灵活性和机动性。它将疏远我们的朋友并使他们感到害怕，但恰好迎合了俄国打算把我国军队赶出欧洲和亚洲的愿望。它以“美国堡垒”的概念代替我们过去的战略，后者是以与我们的自由世界的盟国一起在前沿部署我国的威慑力量为基础的。我反复说明这是一项不能为美国接受的军事计划。”
对这些话的反应，是紧张的缄默。其他的参谋长不表示支持，主席也不答辩。会议不决而散，但是我确信四对一的分歧通常会提交国防部长，而在国防部长那里，我的意见会被否决。
如果没有意想不到的帮助，结果很可能就是这样了。1956年7月13日纽约时报登载了已故的该报驻华盛顿记者勒维罗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雷德福打算削减80万人”。该文章相当准确地叙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秘密会议上刚讨论过的这一建议的某些部分。看来不是勒维罗得到了有意泄露的情报，就是他成功地拼凑了片断的事实，这些片断的事实是他从与了解内情人士的接触中苦心搜罗到的。不管怎样，他机灵地推测了在最高军事人员中间发生的某些问题的性质。
这个所谓的雷德福提案的泄密案在国防部和整个华盛顿引起了激烈的争吵，在国外也有所反应。对泄密的调查立即开始，结果并未查出罪犯。在国外，这次泄密引起了我们某些盟国的很大不安。特别是阿登纳总理对于传说的减少驻欧陆军的建议感到非常不安。他立即派德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豪辛格将军与美国国防部重要官员讨论这个问题。
豪辛格将军到达华盛顿后，在几次会议上雄辩地论证，欧洲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地面盾牌部队，作为总的战略威慑力量的一部分。国防部长威尔逊向他保证说，我国驻欧洲的部队不会有重大的削减，这样他才回到德国向总理作了肯定的汇报。
这一事件发生后，雷德福海军上将的建议就被撤消了。建议的书面材料均退回原来的机关。对我国海外驻军和遂行有限战争的部队的严重危险暂时解除了。但是，一年以后又以比较缓和的形式重新出现在1957－1961年的威尔逊－雷德福武装力量发展计划中。
这个阶段的特点之一是国防部和国务院力图不透露参谋长联席会议内就大规模报复和有关问题所进行的斗争。虽然陆军的“国家军事计划”是一个公开的文件，但当我要写一篇文章概要地叙述该文件的思想时，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篇文章是“外交事务杂志”的编辑阿姆斯特朗先生从纽约外交关系协会的讨论中了解到我的观点的性质后，请我写的。
初稿的题目是“通过威慑争取安全”。我在该文中故意以一种低沉的语调概括地阐述了陆军对国家军事计划的意见。考虑到这个计划可能被称作无所不包的战略计划，需要支出根本负担不了的美元，故我强调首先应当把钱用在有助于加强威慑力量的部队上，只有在满足了它们的需要后，才把钱花在威慑失效后予以运用的部队和计划上。该文章的最后一段如下：
“由于对威慑力量缺乏信心和对原子大战中生存的必要条件的考虑，而必须作出一些决定，面对着这样的决定，希望我国的策划者支持上面所概述的灵活的威慑计划。如果采纳这一计划，他们就会坚持首先对显然有助于加强威慑力量的部队提供足够的保障，然后才提供一切可能提供的东西，供威慑失效时使用。这样，我们虽然会生活在某种危险中，但似乎要比凄凉地生活在洞穴中和沙漠上来得好。如果我们假定，唯一值得准备的战争是对美国的突然核攻击，并始终按此假定行事，那就会导致后一种结果。
“相反，本文所推荐的军事威慑计划则能灵活地应付各种军事行动。它并不是根据一种武器系统，也不是根据对未来战争的固定观念制定的。它没有忽视原子大战的巨大危险。事实上，它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原子大战的灾祸。同时它也恰当地注意到应付大战以外的战争的需要。它计划保持一个尽可能使战争远离我国海岸的前进姿态。它应该抚慰我们的盟国而不是排斥它们。最重要的是，在未来岁月中的危急时刻，当我国的领袖必须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决定采取适当的军事反击行动时，他们就有广泛的选择余地”。
当这篇文章被审查时，它在国防部和国务院遭到了非难。在国防部，这篇文章被交到雷德福将军的办公室。因为按照国防部长的惯例，为了使参谋长们公开发表的声明能和国防部的政策一致，它们必须取得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帮助。
我收到的复信上有负责立法和公共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的签名。复信中拒绝批准我的文章，理由是：我的意见和现行政策有矛盾，这些意见应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提出，而不应在公开场合进行争辩，而公开发表文章则会严重地损害我国的国际关系。
国务院也认为我的意见不适当，只是理由不同而已。在说明苏联可能加强有限侵略的问题时，我曾说，苏联过去在渗透、颠覆和局部侵略方面取得的相当大的成就，将会促使它们继续运用这种策略。国务院检查官反驳了我的说法，他写道：“美国认为，苏联由于遭到了失败，至少已经暂时放弃了它们的侵略手段”。
正如现在一样，当时我被这种看法弄糊涂了，不明白国务院心目中的“失败”究竟是什么？是朝鲜的流血僵局呢？还是费力的但进展缓慢的降服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的工作呢？如果是的话，从反面来看，共产党取得了除福摩萨以外的整个中国大陆，而且这个胜利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北越已被蹂躏，南越的安全也不断处在危险之中。来自克里姆林宫的日益强硬的言辞，反映了苏联由于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原子武器而日益增强了信心。所有这一切并不象是苏联的失败。
在其它的评论里，国务院的批评家们企图遵循正统的路线，但是陷入了这个路线的自相矛盾之中。他们认为，我们不容削弱对原子武器的依赖，也不容削弱对原子武器的威慑作用的信心。至于我们决心在反击敌人的全面侵略时使用原子武器，那是不容怀疑的，然而我们不会挑起原子大战。但是，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的敌人也不挑起原子大战，而是通过常规战争进行侵略，我们该怎么办？
面临着对我的这篇文章的反对，而且知道向国防部长申诉也无济于事，我就把这个问题搁下来了。如果读者希望看看全文以及审阅者的评论，请看本书的附录。从现在来看，这篇文章的遭遇作为证明当时竭力企图掩盖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存在的深刻分歧以及对“大规模报复”的日益增长的怀疑情绪，还是有意义的。当时，如果能够一视同仁地约束争论双方的发言，同时又认真解决这一争端，那么采取上述态度可能还有些道理。可惜并没有采取诸如此类的行动来解决这个原则的争论，而国防预算却年复一年地使我们的战略计划固定不变。
虽然严重的分歧慢慢地、一点点地透露了，可是直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就1960年度的预算在国会委员会上的证词公布以后，这个基本分歧才完全暴露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