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报复原则的产生·第二

作者：马克斯威尔·泰勒·美国

出自————《不定的号角》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定名为大规模报复的原则最后成了美国军事战略的中心思想。这一原则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意大利杜黑将军的理论及其对美国空军思想的影响。杜黑将军认为，而且空军的军官接受了他的教育后也认为，对敌人的工业和人口中心实施战略轰炸，就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曾致力于实现这一理论。德国空军在大战初期轰炸英国和其它盟国城市的实例，促使英、美空军对城市目标进行大规模的轰炸。随着制空权在战争过程中逐渐转移到盟国手中，它们就有可能在没有很大抵抗的情况下对德国的城市进行大规模的轰炸。这些空袭虽然破坏了德国的大部分城区，但在摧毁德国支援战争力量的工业生产方面，却是意外地没有收到效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曾分析了轰炸的效果，并将结果汇集在战略轰炸调查局的报告中。这些报告清楚地表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略轰炸在摧毁纳粹德国的军工生产方面，并未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它并不是赢得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而只是一种有利的因素。因此，杜黑将军的积极拥护者只能从欧战的结果中，为他们的主张找到有限的支持。

　　 对日战争的结局与欧洲战争不同。对广岛和长崎的原子轰炸，为战略轰炸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说法提供了新的理由。原子弹使空中力量具有了一种威力大大增强的新武器，而且又助长了这样的信念：空军现在掌握了终极武器，可以使美国把美国式的和平强加于全世界。由此也产生了这样的看法：在新的时代里，常规的武装部队很少有所作用，甚至没有任何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核武器的威力、局限性和政治意义虽然只为人们所模糊了解，但它们已开始对战后的军事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看来可以清楚地看出，原子弹代表着一种代价小、破坏力大的武器。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当时我们需要用它来代替战后在“让我们孩子重返家园”的浪潮中被彻底遣散的武装部队。在此后几年中，要想重建同样的部队，就不仅需要支付巨大的费用，而且非常有损于我们的政治威望。

　　 杜鲁门政府和美国人民当时都不准备付出这样一笔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依靠核武器和战略轰炸来保卫我国的想法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就不足为奇了。这样一种计划看来可以使我们不致在地面上和共产党进行一场肮脏的、耗费巨大的战争。这是用机械力量来对付人员的一种方法。它的代价很小，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少花钱，多办事”的口号。但是，这种对大规模报复力量的依靠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原子武器最终可以用美元，也可以用卢布买到。

　　 在这种战后气氛中，美国把大部分国防费用用在空中力量和原子武器体系方面，可能就是非常自然的。的确，当时的一些事件——如共产党领导的希腊内战，共产党在捷克的政变和苏联封锁柏林等等——应当使我们想起应付原子弹所无法应付的各种挑战的需要。然而，当时即使理解到这一教训，也未产生什么效果。为了满足原子力量的需要，常规部队还是被牺牲。

　　 在1948、1949和1950财政年度期间，陆军的预算逐步减少，而空军的预算却急剧增加。陆军的兵力从1945年的89个师下降到1950财政年度的10个师。海、空军的常规力量在这段时期内也有减少，但没有减少得这样多。空军尽管和海军发生了公开的、激烈的争论，但仍然继续被允许来执行B－36型轰炸机的制造计划，作为扩大远程核攻击部队的一部分。

　　  1950年7月 [注：1950年6月25日。 ] ，北朝鲜部队越过了38°线，美国部队投入了战争，于是战争就开始了。美国部队直接进入了这个遥远的、比较不为人知道的国家以及尔后的军事行动的性质，是对大规模报复政策拥护者的一种打击。因为，如果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对朝鲜和中国北部发出使用原子弹的威胁或使用原子弹，就足以迅速赢得战争的胜利。但事实是，由于某些原因，美国宁愿进行一场目标有限的有限战争而不愿使用原子武器，即使它在当时完全垄断了这种武器。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许多军事评论家不得不面临的冷酷的事实。他们只能责怪说，我们接受这种有限条件下的冲突是愚蠢的。他们说，这等于是把自己的一个臂膀缚在背后去进行战争。如果我们的空军力量能摆脱强加于它的束缚，那么，它就可以通过对敌人军事力量的源泉进行无限制的轰炸而把战争引向胜利的结局。问题虽然可能如此，但政府中负责的军事和文职领导人在当时已经考虑了这些理由，而且一概予以拒绝。结果，击退共产党侵略的决定性行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进行的那种地面战斗很相似。尽管联合国在空中和海上占有压倒优势，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仍是沿着朝鲜山头部署的步兵部队。这种地面上战线的变化，就是衡量战争胜利的标准。

　　 我在担任驻朝第8集团军司令期间，对这些事实有很深的印象，因此在停战后不久，我在给李奇微将军的信中，曾经这样写到：

　　 “我在朝鲜战争中得到的突出的印象是，我们的许多现代化武器都不能适应朝鲜式的有限战争的需要。这里我特别指的是空军、海军和装甲兵的武器，再加上陆军的某些武器和装备。敌人、地形和天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为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主要是在西欧）而装配的许多造价高昂的武器都失去了效用。除了上述局限因素外，尚应加上下述主观上的因素，即我们不愿使用已经投入了大部分军事费用的原子武器和其它特种武器。

　　 “由于缺少对手，我们很多的海、空军力量都不能有效地运用。除在朝鲜半岛的西北角有米格式飞机外，敌人就没有空中力量可以和我们作战。同样，在海上，世界上威力最大的舰只被迫用来炮击海岸上比较不重要的目标，或对微不足道的敌人海军部队进行封锁。

　　 “最后，由于各种原因，其中有些是军事上的，有些是政治上的，我们没有使用特种武器（即原子武器）。在这些原因中，包括：不愿对第二流的敌人使用这些武器，怀疑这些武器在朝鲜这种地形上的效果，害怕敌人对朝鲜和日本的目标进行报复，以及盟国拒绝采取可能扩大战争的行动。不管赞成和反对在朝鲜使用特种武器的理由的利弊如何，我们有意识地不使用原子武器的事实，提醒了我们，特别是随着苏联原子力量的增强，我们在未来的事件中，还可能如法炮制。最后，通过双方默认取消特种武器，我们可能被迫再次依靠常规武器。”

　　 但奇怪的是，在美国，朝鲜战争最后的结局不仅没有削弱，相反却增强了对原子空中力量的信心。到1953年停战协定签字时，美国举国一致厌恶朝鲜战争，并对它遗留下来的失败，感到不耐烦。公众对这次冲突未能定局所表示的不满，构成了一九五二年总统选举中的一项重要政治因素。艾森豪威尔将军就是在许诺早日结束因杜鲁门政府的错误而带来的令人厌恶的朝战僵局的基础上当选总统的。

　　 艾森豪威尔将军就任总统后，他的新政府就立即宣布以新面貌政策作为它的军事指导政策。新面貌政策在其主要方面，和旧的空权理论没有什么不同。它之所以被立即接受，是有其复杂的和不同的原因的，其中有些已在上面提到。它们包括：国内对朝鲜冲突的反应、继续相信空中力量的效力、希望节约开支以及美国人民倾向于采取简单的解决办法等等。而大规模报复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短暂而猛烈的战争的原则是符合这些要求的。大规模报复政策要求以压倒的优势使用空中力量，避免在地面上浴血苦战。这种假定的战争进程的缩短，增强了减少常规动员费用的希望，而另一方面，大规模报复力量的巨大威力又使美国能够迅速击败胆敢反对我们的敌人。

　　 随着新面貌政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确立，它就形成了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原则，其中有些是军事的，有些是政治的。它的出发点是，需要保持一支用来进行长期斗争的武装部队，而又无需接受一个具体的作好全面战备的日期。它重视大规模毁灭性的新武器，把它看作是一种为提供遏制任何侵略（大的或小的）所需的报复打击力量的基础。它赞成削减美国驻在海外的部队，以便在国内建立一支中央战略预备队。武装部队的规模应当缩小，免得我们被引诱来用常规武器进行另外一场朝鲜战争。新面貌政策的积极发起者深信，美国应当永不再重蹈覆辙，并且着手裁减武装部队，以便使未来的领导人即使有此想法，也无法使其见诸于行动。

　　 新面貌政策的采纳是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所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之一。它确定了从1953年到现在的美国军事政策所遵循的方向。它的直接效果是，武装部队的总人数在1955和1956财政年度有了减少，而核空军的现代化程度和规模则在牺牲常规部队的情况下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扩大。

　　 贯彻新面貌政策的第一个步骤，是改组参谋长联席会议。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3年5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道，他已经决定进行这种改组，以表明政府决心采取新的解决办法和与过去断绝联系。他当时任命了雷德福海军上将接替布莱德雷将军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卡涅海军上将接替费泰勒海军上将为海军作战部长，李奇微将军接替柯林斯将军为陆军参谋长以及特文宁将军接替范登堡将军为空军参谋长。

　　 这种同时更换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是由下列各种原因造成的。首先，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的看法和杜鲁门政府稍有不同。新政府认为，参谋长们是政府“团体”中的成员，应当在他们的文职上司的指导下为达成该“团体”的目标而努力。政府希望，参谋长们在提出意见时，应当考虑到他们的上级的观点和看法，并避免提出会引起争论的或使人为难的建议，他们应当不顾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如何，而对政府在军事政策方面的行动公开负责。他们应避免在公众或国会中造成不团结的印象。新的参谋长们的任期没有具体规定（但政府的意图是两年重新审查一次），这清楚地表明参谋长们如有不满就将采取制裁手段。李奇微将军以后指责说，当他表示不满时，他就经常遭到压力，要他遵照官方的政府路线行事，而且也向他表明不准让公众知道他的不满。

　　 其次，撤换老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也是有着国内的政治上的原因的。对于许多共和党人来说，继续听取与新面貌政策准备削减或取消的军事计划有关的人士的意见，似乎是不合理的。同时也有人暗中怀疑，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并不是人们所希望的那种中立的军事专家。特别是布莱德雷将军，更加遭到人们的怀疑。参议员塔夫脱认为，布莱德雷将军干涉了政治，他支持杜鲁门政府在1950-1951年把部队派到欧洲去的行动。1953年4月，塔夫脱又主张设立一个候补性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其成员在未正式任命之前就着手审查军事政策。他认为布莱德雷及其同僚已经献身于杜鲁门政府的政策，而且在这些政策里面有其既得的利益。这位参议员长期以来一直反对优先注意欧洲的军事需要，因而乐于看到雷德福海军上将接替布莱德雷，因为前者是在太平洋和亚洲熏陶出来的。

　　 不管许多人退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理由如何，对于大多数职业军人说来，这究竟是一件深深令人沮丧的事情。它表明，参谋长联席会议是政府的一个附属品和它的军事政策的发言人。这种职责是和以前公认的职责有显著的区别的。在这以前，参谋长联席会议被认为是一个非政治性的机构，负责向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总统提出专业性的意见。人们曾经认为，他们在提出建议时，应当不太考虑政治的或经济的因素，因为国家战略中的这些方面自有政府机构中其他成员负责。而现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地位就暧昧不明了。这样的一个机构一直保持到现在，而且继续扰乱我们军事战略的制定。

　　 当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新成员就职后，他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决定实现新面貌政策的必要条件。1953年12月，他们提出了一项为建立一支稳定的武装力量——直到1957年——所需的预算和人力。据估计，武装部队的人数约为2,800,000，其中陆军100万。他们认为，维持这样一支部队，每年约需340亿美元。但是只有当某些假设——其中最重要的假设是，不久，美国就毋需在朝鲜投入大量部队——成立时，这些部队和预算才足以满足需要。

　　 我国军事机构从1953年到1959年的发展过程，就是执行以1953年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来的估计为基础的新面貌政策的全部历史。它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基本的安全政策。这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年报上被称为“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其中规定了致力于国防的政府各部门的总的指导方针，其次，参谋长联席会议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总的指导方针化为具体的计划，以建立为支持批准了的国防政策所需的武装部队。为此而制定的基本文件被称为“联合战略目标计划”，最后是关于编造每年国防预算的一些活动。在每年的国防预算中，主要是分配财政资源以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武装部队的各项计划。在上述三个方面，新面貌政策都遇到了障碍。这将在下面两章中加以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