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福枪、圆锥形子弹和散开队形(公元1800-1875年)·第二十一
作者：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来福枪的出现
十九世纪影响陆战很有意义的最早的技术改革是发明和应用火帽，情形已如前述。几世纪以来，在战场上使用手中火器时的射击动作本身，是所有动作中最不可靠的。火帽出现后，就消灭了这种现象。燧发枪大约每射击七发子弹，要瞎火一发。火帽的应用，就使瞎火子弹降为低于每两百发出现一发。
然而，更为革命性的改进是圆柱锥形子弹，这使高度精确的远射程来福枪最终替代了精度差、射程近的滑膛枪，成为基本的步兵武器。在发明新子弹之前，来福枪的射击速度比滑膛枪慢，因为装弹很困难。由于火药气体对铅弹弹底凹部发生作用，使弹丸具有膨胀的特性。子弹形体小，便于装填，但射击后体积膨胀，紧嵌入枪管来福线中，获得最大转速以保持精度。弹丸形体改进后，减少了空气阻力，又进一步提高了精度和增大了射程。
如要使滑膛枪与来福枪射击效果相当，在200步距离处射击，前者需费相当于后者二倍的子弹，300步处五倍，400步处至少十倍。超过400步射击距离，滑膛枪已完全失效，而来福枪在800码处还可射击军队队形等大目标。在1000码处，弹丸还具有足够的末端能量，可穿透四英寸厚的软质松木板。
在1850-1860年之间发明的来福枪和圆锥形子弹与任何先后的新武器技术发展相比都具有最深刻的直接革命性影响。当然，如果现在战场上出现战术核武器，估计会有更大的影响，但在20世纪出现的高爆弹、飞机、坦克对当代产生的影响肯定比不上当时的来福枪。
主要理由是：因为轻武器与火炮和冷兵器相比，它的杀伤力突然提高了，除了山头或者山脊挡住视线是个限制外，等于每个握有来福枪的步兵有了一门具有同样有效射程和最大威力的火炮。况且，炮兵人员更易受步兵火力杀伤。当然，若在防御工事坚固的炮台中是例外。因而炮兵再也不能持续发扬火力，象在拿破仑的战场上那样支配一切了。
早期火器的另一特点是后膛装填，此法当时久已废弃，19世纪的科学技术让它在古时无所作为的困境中解脱了出来。传统上，后膛武器的困难在于金属部分装填接合不严密，燃烧火药产生的气体和火焰从后膛的缝隙中喷射出来。为了与19世纪后膛武器的发展相适应，终于发明了金属弹药筒，它连结弹丸、火药和火帽于一体。这种子弹用特制铜和其他软金属制成，爆炸受热后就会膨胀，能有效封闭向后逃逸的气体。后膛装填法使步枪手能够快速装弹，免得在敌火下站立或暴露。
后来轻火器最重要的基本进步是发现了连发射击和自动射击的原理。此原理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应用极为广泛。自动武器并非发源于新冶金学的进步，而是由于机械学方面的发明。当然，早期的冶金学和弹道学上的进步，的确提高了自动化武器的效能。
新炮
19世纪的新冶金学、化学和弹道学，在火炮、尤其在重武器的发展中最终获得了辉煌效果，至于要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那是20世纪的事了。意大利的卡韦利于1846年制造第一门线膛炮获得成功，该炮后膛装填，炮管中有两条旋转的来福线，使用圆柱形炮弹。稍后，一个英国的重要制炮商约瑟夫·惠特沃思，也生产了一门“线膛炮”，也是后膛装填，用的是盘旋的六角炮膛以代替旋转的来福线。
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中，证明拿破仑三世的线膛炮在射程和精度方面绝对优于奥地利的滑膛炮，但多数军队直到该世纪70年代才不再依赖滑膛炮。主要因为滑膛炮比试验中的火炮造价便宜，更加可靠。实际上，由于战场上新炮的有效射程受炮手视力限制，制造这种新炮并不真正合算，除非观察距离能大幅度增加。在美国内战中，线膛炮、滑膛炮，南北双方都用过，双方都同样喜好前装滑膛青铜“拿破仑”炮。这种便于使用的火炮，实际上是在欧洲早已过时，在美国寿命也不长的12磅级榴炮。青铜性质较软，这一直是个严重缺点。人们将新的冶金技术结合膛内弹道学进行研究，才有可能利用了钢的坚硬和耐久的优越性。
来福枪本身既不是新冶金学又不是新弹道学的产物，因为靠来福线增加精度和射程的原理早已众所周知。但是十九世纪线膛武器的发展大大得益于上述两门知识的增长。随着技术的改进，又有了金属加工机械，就能空前提高镗孔精度，并在身管中刻划来福线。几世纪以来，制造手枪常常是熟练军械匠的任务，每一件武器他都是作为个人产品生产的，往往是一件艺术品。造枪的基本金属材料是锻铁，所用工艺通常是在芯管周围绑扎或焊接铁条。十九世纪，在纽约雷明顿枪炮厂，第一次用铸铁镗孔，制造出带来福线的身管。生产装备线也是雷明顿枪炮厂第一家发展的，它的基础是该世纪早期伊莱·惠特尼和其他人创导的零部件通用互换原则。人们运用弹道科学，设法对这个时期的新线膛武器进行了系统的试验，从而迅速积累并总结了对于弹丸性状等各方面的知识。
新武器对战术和编制的影响
随着作战武器经历了深刻的技术革命，射程增加，精度提高，射速加快，显然在编制、战术和后勤支援方面也需要作相应改进。在拿破仑发展了军、师编制之后，在编制和战术方面，如果说不是倒退的话，起码经历了相当长的停滞时期。1815年到1845年之间著名的一场冲突——即俄土战争(1828-1829)中，所使用的陈旧步兵战术就是明显例子。俄国人放弃了拿破仑的集中兵力的战术和战略原则，同样，法国和英国部队仍然坚持阅兵式的操练而损害了战斗训练。
编制和战术适应武器的变化较为缓慢，大部分原因在于新武器要求战场兵力配置分散，而职业军人却害怕一旦部队分散会失去控制，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问题在于如果士兵分散到让敌人难以发现，自己的司令官自然也一样很难观察到他们。如果中层指挥官未能改变战术机动动作以适应清楚而容易识别的友军的部署，那么和友邻协同也非常困难，甚至令人恼火。因此，要求战术跟上武器的发展，就要涉及到工业革命的另一个范畴，即电和电子。
在那时的军事专业文献里和各国军事指挥部门的上层圈子里，对于新武器发展的讨论相当透彻，有时甚至很激烈。但主要由于担心战场失去控制，该世纪中叶大部分职业军人不同意改变基本的编制和战术。骑兵的作用未受影响。现在回顾起来就很明白，先入为主的观念使得军事专家们对明显的问题竟熟视无睹，这一点，到后来引起了灾难性的后果。
这时期，欧美作战各国的大多数军队，旅、团都不是战术基本单位，而师是便于管理和机动的标准建制。“师”这个词用得不严格，一般按中世纪习惯是指部分战线，或者指一支大于旅、然而在规模上还是模糊的步兵或炮兵部队(事实上，这个词仍然使用得很松，没有什么标准)。
英国和美国有保持师一级的法律和条例，但在和平时期，两国都不保持大于团的现役编制。在战时，这些团或多或少还可任意编成旅或师，到战事结束，就又解散。和平时期的参谋人员，不能按扩编需要保留那么多，所以在战时，参谋军官担任严峻的任务前往往缺少实践机会。
但在上述军队里，和平时期也有保持师和军的建制的，它们的编制和参谋人员从现代标准看还很幼稚。普鲁士虽然主要集中精力于军一级的编制，但在参谋总部的建设方面也已跨出了很大的步子。其他各国军队的参谋人员，主要担负行政和后勤供应任务，而不进行计划和指挥作战，认为那是司令官和战争委员会的特权。司令官只要求下级指挥官提供建议(而不要求参谋人员提供意见)。如普鲁士新任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1864年所说，这种做法在普鲁士司令官中也无一例外。
从理论上讲，在一切现有或预期要建立的军队中，师是个合成军队单位，主要包括步兵、炮兵、骑兵，有时还有编制的或临时配属的工程兵支援部队。一般情况是一个师包括两个旅，每旅两个团。战斗支援问题各国不一样，甚至各师之间也不一样。在法国和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一个作战师的实力通常不多于5000人，不少于2500人。然而在俄国和普鲁士，师的实力达12000人，甚至更多。因此，实力数字不大可靠，就是在有些国家里勉力按文件或编制配足了兵员的部队，也会迅速减员，从而低于规定的编制数，原因是生病、开小差、掉队和战斗伤亡。研究这时期的战斗，障碍往往在于很难断定实力数字是真的呢还是纸面上的？
这时期最重要的冲突对抗是美国-墨西哥战争(1846-1848)、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美国内战(1861-1865)、奥普战争(1866)和普法战争(1870-1871)。
欧洲对墨西哥战争其实未加注意，它的主要军事意义在于当时人数不多的美国陆军军官具有罕见的高度军事素养，决定性地击败了一支规模大得多的墨西哥军队。
克里米亚战争的大部分经验教训都是反面的。在武器装备、编制和战术方面没有剧烈的变革，甚至连温和的变革也没有。事实上，双方的战术水平一般都很糟糕。当时几乎没有察觉到野战筑城对武器的防御还卓有成效，这一点在塞瓦斯托波尔包围战中表现了出来。该战役历时12个月，英、法用2,587门炮共发射了2,381,042发炮弹，消耗大，战果较小，与当时军事上的要求不相符合，只引起了内行人一阵短暂的兴趣。以电报为方式的电子通讯的出现也具有重大意义。
美国内战
许多历史学家把美国内战说成是最后一个老式战争和第一个现代战争，这并未言过其实。这次战争中发生了武器和战术方面的革命性变革，导致了1914年的血腥大战——虽然当时欧洲士兵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战争开头，双方军队主要装备各种型号和口径的前装火帽滑膛枪。北部联邦军队最后普遍装备的步兵武器是斯普林菲尔德0.58吋口径步枪，也是火帽前装枪，射击小型圆锥形弹丸。南方兵工厂生产的武器，也成了同盟军的标准步兵装备，他们从国外购买少量来福枪作为补充。从北军缴获部分装备也有助于南军的发明创造。
象海勒姆·伯登上校的两个一等射手团这样的特别部队，装备了0.58吋口径的夏普后膛枪。内战的最后两年，北军骑兵越来越多地装备了夏普后膛卡宾枪、斯潘塞卡宾枪和亨利弹仓卡宾枪。步兵部队也装备了一些斯潘塞步枪。南军缴获这些武器后并不适用，因为南方没有这种枪使用的金属边缘发火弹。
新固定式弹药对所有武器的使用都有影响。炮兵方面，三英寸口径的锻铁前装线膛炮，逐渐在南军中得到普遍使用。具有火帽和时间引信的低杀伤力炮弹双方也已普遍使用。榴霰弹的使用也已广泛。双方并广泛应用大口径火炮作为对抗炮兵作战的火力。双方还普及了地雷，尤其当战争接近结束时，武器杀伤力日益提高，双方被迫分散配置兵力，在采用野战筑城的情况下，更注意使用地雷。
美国内战时期，自始至终采用线式战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不少明显的变化。在早期战斗中，双方兵力向前配置，靠拢对方，用排枪射击或任意射击，直到其中一方发起冲锋，以白刃格斗决定胜负。随着来福枪使用的增加，这类冲锋代价太大，所以防御时兵力分散配置已成常规。战争末期，攻方还试验了渗透战术。战壕战已成习惯，为攻防双方机动提供了发扬火力的基点。这些虽然没有条例和规范的认可，却是双方合乎逻辑的发展趋势。因为火器的杀伤力日益提高，先在墙壁或篱笆后隐蔽，后在速成野战工事中隐蔽，最后在完善的筑城工事里隐蔽。在维克斯堡、彼得堡、里士满和诺克斯维尔的战斗中都是如此。由于双方都重视了隐蔽，这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美国内战中火器杀伤力提高的效力。但是在这场战争中，步兵战术发生的变革并未得到官方认可。
战争第一年底，北军曾重新编制为师、军。每军由二到三个师组成，每师由二到三个旅、每旅由四个(偶尔三个)团组成。炮兵，通常每师编有四个炮兵连。每个军配备一个骑兵团，这个团有时将一个骑兵连或骑兵中队配到师一级。但是直到战争结束，编制上还有两个例外。第一个是骑兵终于归并到各军、师，这大大增进了骑兵的使用价值(当然，这和拿破仑集中使用兵力的观念是抵触的，但与现代装甲兵的使用可以相比拟)。另一个例外也是违反拿破仑逻辑的，即军和集团军一级编制了炮兵预备队，这极大地加强了火炮的作用。
1861年冬-1862年，南军组成步兵师。师和旅都缺乏统一编制。师可以包括2-6个旅，每旅则可包括3-6个团。偶而也可能将一个炮兵连配属给旅，但通常这种武器又归军部或“侧翼”司令部使用。在南军西翼，军又往往组成临时“侧翼”，置于某一师长的指挥之下，直到1862年后期，才正式采取了永久性的军的编制。
整个战争中，南、北两军步兵的基本战术单位是配置成一线的旅。南军首先倾向于集中使用骑兵和炮兵，并屡次表明这样使用相当成功。北军也采用了这种配置方法。这次战争并未使师的结构发生革命性变化，而师编制本身也未直接影响战争指挥。
莫尔特克(毛奇)的影响和普鲁士总参谋部
在历时七周的奥普战争中，后膛枪首次受到了全面考验。尽管设计上还有严重缺点，但普鲁士后膛“针枪”(因有很长的撞针，所以称“针枪”)在危急的克尼希格拉茨或萨多瓦战斗中却很好地经受了考验。各国军队中反对后膛枪的意见，从此悄然无声。
但是，毛奇认为普鲁士骑兵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他与下级指挥官未能果敢派遣骑兵在陆军前面进行警戒和侦察，这对为时一周的克尼希格拉茨战斗带来了严重后果。在普鲁士军队盲目地跋涉通过波希米亚山垭口时，其中一部分前卫部队在波希米亚北部外围与奥地利军队不期遭遇而发生战斗。此后，毛奇提醒各级指挥官要注意骑兵的重要性。因为骑兵可以进行侦察，与敌保持接触，不间断地监视敌人活动；骑兵亦可用于屏护主力，防止敌方骑兵侦察，获取类似情报；骑兵前出作为警戒分队，可以滞迟或骚扰接近之敌。
毛奇还发现了普鲁士炮兵武器和炮兵学说上的缺点，这点也很重要。就武器而言，普鲁士炮兵应尽量加快完成钢质、线膛、后膛装填的技术转变，这一点是清楚的，但问题的根本是这些大炮的使用。普鲁士习惯于把炮兵配置在行军纵队的后尾，因为大家都了解，除了预备队和后卫部队外，炮兵往往配置在所有步兵的后方位置。这就意味着，从山垭口涌出来的普鲁士军与山脚下的奥军遭遇作战时，就全然脱离了炮火支援。虽然还不是那样严重，但在克尼希格拉茨主要战场上出现了炮火支援战斗分队迟缓的问题。从此，所有用得上的普鲁士炮兵都及早投入了战斗。普鲁士率先提出了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概念，即炮兵的预备队就是弹药。
普鲁士人把1866年的教训彻底应用于军队，投入普法战争(1870-1871)，在编制、装备、指挥、战术思想等方面比当时任何陆军都准备充分。结果，突然而迅速地占有压倒优势，战胜了法国皇帝。
法国和普鲁士一样，已经认识了1859年、1861-1865年和1866年的教训。但总的来说，对这些教训有错误的解释。从美国内战和奥普战争时膛线防御火器的破坏性威力中，他们推论出适宜的战术是阵地防御，让敌人面对膛线火器，消耗自己。普鲁士也已经注意到了防御的威力，但作了进一步推论，认为指挥有方的战术防御不仅是对弱敌的适当攻击基地，而且在逻辑上是战略进攻的结果。
由于新步枪射程远，使用精度高的圆锥形子弹，毛奇在奥普战争之前就已注意到这种武器的效能。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要求普鲁士陆军采用德赖泽后装针枪，以便与提高精度、增加射程相结合，发扬最大的火力。后来又在1864年对丹麦的战争中，他了解到丹麦防御普鲁士进攻时的火力效果，或许再加上美国内战的报道，使他相信一场武器杀伤效果的真正革命正在进行。
于是，他在1865年年中时写道：
很明显，对阵地攻击比之防御更为困难，防御战斗的第一阶段往往具有压倒优势，巧妙进攻的任务也包括迫使敌人攻击我方选择的阵地，当敌伤亡惨重、士气低落、疲惫不堪时，我们就进行战术进攻……，我们的战略必须是进攻性的，战术是防御性的。
毛奇的著作反映出他对美国内战兴趣甚少，似乎还没有可靠权威肯定他说过：“南北两军都是武装暴徒”这样轻蔑的话，这种话是有争议而不足凭信的。他自己1864、1866和1871年的经历也证实了内战的大部分经验。在上述战争中，步兵的线膛枪导致了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的伤亡，而炮火造成的伤亡只占总伤亡数百分之九到十。这与19世纪初叶的情况明显不同。后来的美国墨西哥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火炮杀伤的人员占总伤亡数将近百分之五十，步兵火器杀伤的人员占将近百分之四十。这证明了步兵轻武器日益增大的杀伤力，使总的伤亡率大大高于19世纪早期，比拿破仑时代血腥战斗的伤亡率还要高。
保守的普鲁士军官在与奥地利爆发战争之前，还来不及把上述概念上升为有效的战术理论(这理论象促使它形成的武器变革一样，具有革命的性质)，虽然毛奇在制定克尼希格拉茨包围战计划时，可能有过这种想法。不过战场和其他战场所显示的火力效果进一步证明上述战术概念是正确的，于是他立即把它总结上升为理论。
普法战争中，双方军队都装备了后膛枪，普鲁士还装备了针枪。法国则装备了.51毫米口径的夏斯波枪，它的枪机附有橡皮圈，射击时可封闭枪膛，防止漏气。这种枪象普鲁士武器一样，它使用装在纸药筒上的圆柱锥形子弹，除射速之外，各方面都比针枪优良，尤其在精度和射程方面。
普鲁士野炮虽然全部是克虏伯后装线膛钢炮，法国却仍然依靠前装线膛炮，此外，法国还采用一种摇柄操纵的机枪，但他们严格保密，使人难以捉摸，所以使用这种机枪应采取何种战术并无发展。法国把这种机枪作为火炮而不是作为步兵武器使用的，这样做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灾难，因为它造成了法国高级司令部的盲目优越感。他们把机枪作为火炮使用遭到了惨重失败。但不幸的是许多观察家错误地解释了这种失败(德国除外)，因此在英、法军队中推迟了使用机枪。这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就遭受了严重挫折。事实上，英国士兵在19世纪末叶曾推荐使用机枪，但考虑到费用昂贵，议会拒绝为研制机枪拨款，结果，英国陆军只依赖使用标准步枪进行速射操练。这种做法，在1914年使有些德国人误以为驻蒙斯地区的英步兵正规军已装备了机枪。与此同时，英国人认为德国在机枪问题上也同样存在争论。德国采用机枪的原因是为了弥补其预备队射击能力上的缺陷，但当时德国正规部队也已装备了机枪。
骑兵在大多数陆军中仍然是一支精锐部队。1866年骑兵的失败并未影响其在冲锋中的传统作用。1870-1871年，普鲁士曾适时而果断地把骑兵用于掩护和侦察，但在新式步兵武器面前，骑兵遭到了失败。尽管如此，大部份陆军中的骑兵仍然认为其失败是由于对他们的使用不当，而不是在致命武器面前易遭杀伤这一固有的弱点。
普鲁士军队的编制，虽然毛奇作过调整，还改良了总参谋部，但基本上还是1866年作战时的编制样式。法国编制着重于把陆军的军这一级作为行政机动作战单位。每个军编有二个师，每师编有二个旅，每旅二个团，每团配属有炮兵，一般四个炮兵连。其严重缺点是在总部和野战军中缺乏中心协调参谋机构。
双方用的都是纵队、横队相结合的线式战术，当部队需要时或接敌前，就从一种队形变换成另一种队形。部队训练是按这种设想安排的。法国继续使用大群散兵，他们在过远的距离上射击，因而往往影响效果，难以在有利情况下发起攻击。
毛奇的“战略的进攻性、战术的防御性”这一概念，表述准确，是战术方面极有意义的发展。这是格拉夫洛特-圣·普里瓦特和色当战役获胜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两次战役中，毛奇在骑兵帮助下进行巧妙的掩护和侦察，在大包围圈中，沿着法军交通线，在法军后面大摇大摆地前进。法军别无选择，只有立即进攻以防止普鲁士军队的伏击。普军主要依靠防御火力的优势赢得了战斗。
毛奇把步兵配置在能够发扬战术防御火力、对抗翼侧或后方敌人的位置上。这个战略概念或进攻性机动，事实上并不新鲜，这个概念是李和杰克逊在1862、1863年的第二次马纳塞斯和昌斯洛维尔战斗中首创，而格兰特经历了1864、1865年早期在里士满附近的残酷战斗后又加以改进的。美国内战中，北军将军还曾出色地运用这种战术把李将军最终驱赶到阿波马托克斯。
这一时期诸兵种合成师的编制及其应用，在战略战术上对战争指导未见明显效果。从1845年线膛枪大量使用到1878年后装线膛枪的推广，确实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但那只是技术上的变革，还不是编制和战术上的变革。火帽击发线膛式步枪确实把炮兵逐出了步兵阵线，迫使火炮也采用线膛和后装。这就最终广泛地加强了战场上炮兵的作用。线膛枪以及后来的线膛后装枪，使线式战术在战斗中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在美国内战的教训中，显示得最为清楚。但密集队形的线式战术仍被坚持运用，这使部队遭受了不必要的巨大伤亡。
铁路和战争
在接近19世纪中叶时，出现了铁路，它成了新武器得力的后勤输送手段，因而军队很快就利用铁路以迅速运送人员及装备。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中，法军于三个月内用铁路输送了604,000名士兵和129,000匹马。
美国内战表明，保证军队在战场上能够长期坚持，铁路起到了主要作用。毛奇透彻地研究了这种新运输方式的潜在作用。在他的鼓励下，普鲁士军队在1866年，后来又在1870-1871年间广泛地利用了铁路。19世纪末，铁路已日益显示其重要性。19、20世纪交替之际，各国都动用了大量军队，如果没有铁路，就无法动员、机动及保证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