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海战·第十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中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会战》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一节　引言

　　 满洲(女真)人利用汉人的效力，相当顺利地入主中国，建立我国有史以来第二个少数民族统治帝国，国号“清”，表示其继承明朝而代表中国正统。

　　 满洲人入关在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三藩乱平在公元1681年(清康熙二十年)，台湾内附在公元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中间经过三十九年，满洲人才真正完全统一中国。

　　 若与元朝比较，清朝虽然统治范围较小，但统治时间则远较长久。以武功而言，清不如元；以文治而言，则超过远甚。蒙族人始终以异族自居，并未接受中国文化，满洲人则愿意为中国文化所同化，其领导阶层，包括皇帝在内，均习读中国诗书，并接受儒家思想，结果为满汉知识分子之间虽有民族差异，并无文化不同。清朝遂终于变成满汉文化共同体，而不再是异族专制政权。

　　 清之版图虽比元较小，但又有一特点为元所无。元之武功远迈前古，但征服范围仍仅限于亚洲大陆，未能越过海水。元朝曾一再远征日本，均无功而返。其向东南亚之进攻亦仅限于中南半岛，甚至于台湾海峡亦未曾越过。

　　 反观清朝，由于施琅赢得“澎湖海战”，遂不仅使明朝(郑)最后政权归于结束，更使清帝国版图延伸到亚洲大陆之外，此正是元朝所未有之成就。仅就此一事实而言，施琅之功诚不可没，“澎湖海战”所具有之历史决定性应予肯定，而台湾之为中国领土则更绝无疑问。

　　 满清对中国完成统一在17世纪末期(公元1683年)，与现在相隔三百余年。到帝治结束，民国建立(公元1912年)亦有二百余年。在如此悠久岁月中，中国与世界均历尽沧桑。历史已经如何演进，是否有新的决定性会战出现？对于历史与战争之研究应该值得深入思考。

　　 第二节清代盛衰

　　 “澎湖海战”带来中国完全统一，完成此一伟业之满洲人——清朝康熙皇帝，在中国传统谥法上为清朝开一特例：一个朝代中有三位皇帝谥为“祖”。努尔哈赤为开国之君，谥为“太祖”，顺治为入主中国之君，谥为“世祖”，康熙为统一之君谥为“圣祖”。过去中国历史中仅元明两代有二祖，其他各代均仅有一祖而已。

　　 康熙帝死后获此殊荣又可说当之无愧，因为他的确是清朝唯一的大帝(the Great)。以他为起点，历经三朝(康熙、雍正、乾隆)共约百余年，成为满清帝国全盛时期。在此阶段内，文治武功虽非远迈前古，但比起明代则确有过之。但可惜所谓全盛时期仅到此为止。

　　 康熙帝统治清帝国达六十一年，及其晚年，诸子争立，雍正帝继承后仅在位十三年，继承者为乾隆帝(传说有汉人血统)，寿命特长，在位六十年，以不愿超过其祖父为理由，遂自动退为太上皇，而将帝位传与其子(嘉庆)，但仍幕后操纵国政，直到逝世时(公元1799年)为止。

　　 乾隆帝好大喜功，所谓“十全武功”只是自耗国力，对国家殊少贡献，及其晚年，清帝国即已衰象毕露，渐成强弩之末。嘉庆朝开始，清帝国全盛时期遂成过去，而逐步走向无可挽回之颓运。

　　 嘉庆朝全长二十五年(公元1795－1820年)，清朝中衰即从此开始。事实上，乾隆末期，民变即时常发生，规模最大者为川楚教匪之乱，历时九年，直至嘉庆七年始子。以后又有浙闽海寇、山东天理教等叛乱，形成日益严重之内忧。

　　 真正构成清代盛衰关键者为道光朝(公元1821一1851年)。在此三十年间，内忧外患均有爆炸性发展。就国内而言，最大叛乱在道光末年(公元1851年)爆发：就对外关系而言，最早一次战争(鸦片战争)在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爆发。前者使满清统治发生根本性动摇，后者使中国对外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其长远后果则为满清帝国覆亡，现代中国始创。

　　 道光三十年(公元1851年)，洪秀全等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事，建号“太平天国”，发动一次空前大内乱。前后作乱十五年，据南京(江宁)十二年，蹂躏十六省，攻陷六百余城，虽终未能成事，但对国家所造成之伤害则真难以估计。“太平天国”之后又有捻乱与回乱继续发生，直到同治朝(公元1862一1874年)内乱始全告结束，清朝亦接近尾声。

　　 诚如左宗棠所云，“伊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 [ 注：《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统筹关外全局疏》。 ] 过去历史中，外患均来自陆上，海岸一向为中国最安全之边疆。虽明代曾与海洋发生过去未曾有之不寻常关系，但自从倭寇平息，明郑覆亡，满清政府遂又再度背向海洋，甚至于完全忽视海洋之存在。

　　 经过清朝全盛时期(康雍乾三代)，世界已经开始进入19世纪。诚如黄仁宇所云：“一八零零年：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

　　西元一八零零年前后，西方人因为工业革命的成功，促进文明大跃进，也开启了现代国家的序幕。 [ 注：黄仁宇，《中国大历史》，267页。 ]

　　 欧洲人利用海洋运输，纷纷东来，在亚太地区扩展其势力，于是中国数千年闭关之局终无法维持。最初，中国对西方人一切要求无不拒绝，但事实上，在坚船利炮武力掩护之下，西方势力入侵已成无法抵抗之趋势。

　　 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英国政府派使臣马戛尔尼伯爵(Earl of McCartney)来华，提出改善通商、准许传教、派员驻京等要求，乾隆帝以天朝皇帝身分教谕英国国王：一方面对其远涉重洋，遣使叩祝万寿，深表嘉许；另一方面对其一切要求，均认为与天朝体制不合，一律予以拒绝。此事发生于18世纪未期，一转眼世界即进入19世纪。

　　 19世纪中期，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终于粉碎了天朝神活，打开中国门户，更开创李鸿章所谓“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咸同年间有一句流行语，“发捻回洋”，其意义即认为当时中国有四大患：发匪、捻匪、回乱、洋人。到光绪初年，前三种威胁都已先后解除，于是大家希望最后一种威胁(外患)不久也会消失，遂又可关起门来再安享太平之福，孰知外患不但不消失，而且变本加厉，愈来愈严重。其主要原因是外患来源不仅是中国人所不能控制，甚至于为中国人所不能了解。

　　 当世界进入19世纪，所有东半球非欧洲国家均开始没落，只有欧洲海洋国家能保持繁荣，而其中又以英国一枝独秀。自从公元1815年拿破仑被击败后，英国在全世界即已成为海权霸主，在亚太地区自可为所欲为，而首当其冲者即为中国。如何应付来自海上之英国侵略，对中国人之智慧，遂成空前未有之考验，而过去历史经验均不能提供任何教训。

　　 第三节　海防与海权

　　 我国虽位于太平洋西岸，自古即有海上活动，但古代海洋对交通阻隔作用大于联络作用，兼以海上并无敌国为患，故历代对海防之注重均远不如塞防。清初因明郑以台湾为基地，故尚重视海防，在明郑消灭后，海防即日渐不受重视。

　　 鸦片战争前，清朝海防早已败坏，有识之士即曾提出警告，黄爵滋在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曾上《敬陈六事疏》表示忧虑：

　　臣闻沿海水师率皆老弱无用，军器率多残缺，并不修整。又战船率用薄板旧钉，遇击即破，并不计及夷器之凶利坚固，作何抵御？似此废弛，何以肃边威远？ [ 注：黄少司寇奏疏卷黄爵滋奏疏页四八，由王家俭《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引述，296页。 ]

　　 第一位与英国海权接触者为林则徐(公元1785－850年)。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公元1838年)，林则徐奉派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办广东海口事件，节制该省水师”即鸦片战争导火线。因严厉执行禁烟措施，终于引起鸦片战争。因林对外患有亲身经验，所以亦为最早对此种威胁提出具体意见之人。

　　 林氏认为，中英冲突并非由禁烟所引起，而是英人早已“包存祸心”。因此深感外患之可虑，而忧虑海防之空虚。于是预言：

　　夷性贪得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天威不克，即恐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更为可虑。 [ 注：《林文忠公政书》乙集卷四，《密陈夷情不能歇片折》。 ]

　　 不过林氏对西方世界真实情况所知仍非常有限，其对海防建议仅限于应急之策，最初主张为弃大洋，守内河，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但其不顽固而能凭经验再学习，不久即指出：

　　窃闻议军务者皆曰：不可攻其所长，故不与水战，而专于陆守。此说在前一二年太犹可，今到岸兵之溃更甚于水，又安能得其短而攻之？ [ 注：《道咸同光名人书札》二集卷一，《致姚春木、王冬寿书》。由王家俭《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引述，297页。 ]

　　 于是其所获最后结论为“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 [ 注：同前注。 ] 。此为最早主张建立新海军之意见。

　　 此外，林氏又提出“以夷制夷”之构想，认为西方国家之间在贸易上有利害冲突，可设法使其互相斗争，此种观念表示林氏已知经贸在国际事务中之重要，不过由于对国际现实情况了解有限，其观念遂不免流为幻想。

　　 林则徐为第一位在鸦片战争后提出新海防观念之人，林氏之后则有魏源为第二位。魏源(公元1794－1857年)字默深，与林则徐有深厚友谊。当林氏充军前往新疆前夕，曾与其长谈，并将所搜集有关西方国家资料赠予魏源。魏源不仅思想上深受林氏影响，而且开始尝试了解西方世界。

　　 以林则徐所提供资料为基础，魏源又广泛搜集中外有关著述，增补整理，花费一年余时间，始于道光二十二年(即南京条约签订之年，公元1842年)，完成《海国图志》一书，共五十卷，总计五十七万字，并附地图二十三幅。刊行后，国人争相传阅。

　　 魏源并不以此为满足，又再补充资料，扩大成六十卷，于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再版。此后又再接再厉，终竭十年之力，编成一百卷，于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三版于高邮。百卷本为最后版本，约八十八万字，地志部分扩充到六十六卷，西洋技艺部分增为十二卷，另有地球天文合论、图地总论等九卷，就十九世纪中期之中国而言，应为非常伟大之学术著作。

　　 《海国图志》不仅在国内产生巨大影响作用，在国外亦颇受重视。英国人与德国人均曾节译其内容作为研究之用，尤其在日本所产生冲击最为巨大。几经辗转翻印，传播颇广。中外学者均给予高度评价。张之洞认为“《海国图志》为中国知西政之始” [ 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零三。 ] 。日本学者盐谷世弘则指出该书“名为地志，其实武备大典” [ 注：《岩阴存稿》卷四，《翻刻海国图志序》。 ] 。《海国图志》共有三版，张之洞之评语乃指第一版而言，盐谷世弘之评语则指第三版而言，故观点有所不同。

　　 《海国图志》不仅为中国最早之世界政治地理百科全书，而且更象征中华民族海洋意识之醒觉。后世学者常称誉魏源为中国之“马汉”，事实上，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生于公元1840年，其传世之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出版于公元1890年，比《海国图志》初版大约晚半世纪。

　　 《海国图志》虽然篇幅浩繁，但内容极大部分均为对地理及技术之叙述，仅有卷一(筹海篇：议守上、下)，卷二(筹海篇：议战、议款)始为其个人思想之说明。魏源思想虽受林则徐影响，但较有系统，实为清季海防思想之先导。

　　 魏源首先说明其著书目的。

　　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而作。 [ 注：《海国图志·叙》。 ]

　　 前二者实导源于林则徐“以夷制夷”观念，“师夷长技”则为魏源所首创观念，并为后世海防论者所继续遵循。

　　 魏源对“著书三目的”在其书第一篇中有进一步解释，而以“守”为“攻(战)夷”与“款夷”之先决条件：

　　自夷变以来，帷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主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 [ 注：《海国图志》卷一，《筹海篇一·议守上》。 ]

　　 至于如何防守海疆，魏源认为“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此乃林则徐所早已提出之观念，并无任何新奇。但其海防观念除消极方面又自有积极方面。

　　 魏源提出两种积极路线：(1)“调夷之仇国以攻夷”，(2)“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夹攻夷”之说亦出于林则徐，至于“师夷长技”之说则确为魏源所首创，代表一种较深远意义：

　　武备之当振，下系于夷之款与不款。既款以后，夷瞰我虚实，藐我废弛，其所以严武备启狡绝者，尤当倍急于未款之时，所以惩文饰善，后者尤当倍甚于承平之日。(故)未款之前，则宜以夷制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 [ 注：《海国图志》卷二，《筹海篇·议战、议款》。 ]

　　 首先必须了解魏源所用名词之现代化含义。魏源著书初版时为鸦片战争和约签订之年(公元1842年)，其书中所谓“以夷攻(制)夷”，后者乃专指英国，前者则为英夷之仇国，简言之，魏源最初构想为企图利用与英同利益冲突之其他国家，牵制(攻击)英国对中国之侵略。此乃林则徐所已有之观念，足以显示魏源此时之世界知识并不比林则徐高明多少。

　　 其次则为“款”之意义，用现代语解释即为对方(夷)与我方之间建立和平关系。魏源所谓“以夷款夷”，即企图利用对方弱点而使其与我方建立和平关系。当对方(夷)与我方和解(款)之后，是否我方即可高枕无忧，魏源又立即提出严重警告：“武备之当振，不系乎夷之款与不款。既款以后……尤当倍急于未款之时。”于是魏源遂提出其总结论：

　　末款之前则宜以夷制夷，既款之后(承平之日)则宜以师夷长技以制夷。

　　 从此“师夷长技”之说传诵后世，但不幸后世所记忆者仅为此四字，而将“以制夷”三字忘记。为何需要“师夷长技”？其目的即为“以制夷”。如果毫无目的，则既“款”之后，大可安享太平，何必多此一举。简言之，“师夷长技”为手段，“制夷”始为目的。无论为战时或平时，“武备之当振”均无例外。“武备”乃国家长期政策，不可因和平而放松，反之，更应乘此阶段加紧学习(“师夷长技”)。此种想法确乃远见，而且切中时弊。

　　 魏源虽承认无论造船、制炮、练兵，夷均较优于我，故必须师其长技，但对中华民族学习能力又作极乐观预测，相信不久即能与西方人并驾齐驱：

　　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本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为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云集而骛赴，又何暂用旋辍？ [ 注：同前注。 ]

　　 最后，魏源又提出一项极有远见之关键观念：

　　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间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间焉。 [ 注：《海国图志·叙》。 ]

　　 所以魏源认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敌情始；欲悉敌情者必先立译书馆编夷书始。” [ 注：《海国图志》卷二，《筹海篇·议战、议款》。 ] 简言之，必须先知敌情然后始能制夷。

　　 受到鸦片战争刺激，我国知识分子已感外患威胁严重，并积极寻求对策。林则徐与魏源均为先知先觉，其意见代表我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新冲击第一波反应。值得注意的是此种反应又均以海防为先决条件，遂成为海防论之先导，却并未重视海洋之积极利用。简言之，虽主张建立新海军，但此种努力仅用于防守海疆，而无意用于开发海洋。

　　 鸦片战争后，外患日益强烈，甚至于在所谓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即英法联军之役)，外军攻入北京，迫清帝逃往热河，并将世界闻名之圆明园付之一炬。在如此强烈冲击之下，海防论遂自然日益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海洋始终缺乏积极利用观念，此种趋势直到19世纪末期仍无改变，因此在思想上遂仅有海防论而无海权论。有史以来，中国人均只想维护海疆以保大陆安全，几乎从未想到利用海洋以求国家发展，也许仅在明代有短期例外。

　　 反观西方，利用海洋以求发展早已成为历史事实，自从希腊罗马时代，即已有海权(sea power)观念之存在，不必等待马汉在19世纪末期著作《海权对历史之影响》加以解释。所以，仅有海防观念而无海权观念，实为我国在19世纪累遭失败之主因。

　　 第四节　战略与地略

　　 国际战略关系可能时常改变，但国际地略背景则永远不变。从古到今均无例外。中日韩构成一个地略三角形，不管三国之间在战略关系上有如何变化，此种地略背景永远存在，不会有任何改变。中国大陆在西，日本在东，朝鲜半岛(韩)则位置在中日之间，此种地略背景使日本：

　　从公元四世纪起，日本的战略观念始终为中国通过朝鲜半岛以威胁日本，又或日本通过朝鲜半岛而将其势力向中国扩张两种可能性所支配。 [ 注：Hisahiko Okazaki，A Grand Stratagy for JapaneseDefense (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6). ]

　　 唐太宗自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发动征高丽之役，到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始完全结束，共历二十三年之久。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刘仁轨大败来援百济之倭军，焚其舟船四百艘，奠定胜利基础。此为中国人击败入侵朝鲜半岛日军首次记录，时间在公元6世纪。

　　 元世祖灭宋后仍未停止扩张行动，首先命日本称臣，但受到日本拒绝。于是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命将率舟师往征日本，史称“文永之役”，其目的可能仅为示威。兵力约两万，为蒙古高丽合组之联军。陷对马、壹岐等岛后，登陆九州，使日本全国大感震惊，之后因兵少而天候又不利，自动撤回。

　　 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世祖又对日本发动第二次远征，史称“弘安之役”。此次规模较大，兵力约十五万，大小战船约四千余艘，其中真正蒙古军仅二千五百人，其余均为汉军、江南军、高丽军。陆上作战日本人自非对手，但受到大台风袭击(日本人称之为神风)，遂损失惨重，无功而返，不过不似传说，元军并未全军覆没，损失大概不超过百分之六十。元世祖本准备再作第三次远征，因群臣谏阻，到至元二十三年始下诏罢征，日本遂终能侥幸免受元军征服 [ 注：李则芬，《元史新讲》第二册，147、170页。由李树正《国家战略研究集》引述，834页。 ] 。

　　 值得注意之事实为元军进攻日本，不仅以朝鲜半岛为基地，而更获得高丽军合作。足以证明中国大陆若欲进攻日本，则必须通过位置在中间之朝鲜(韩)，此乃我国历史中第二次记录，时间在公元12世纪。

　　 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开始发动侵朝鲜以征服中国之战争，并狂言征服大明为天授使命。其狂言可节录如下：

　　余之被任命为日本关白，除统治日本外，同时统治权亦及于唐国(大明)。在余有生之日，誓将唐之领土纳入版图。

　　 丰臣首先劝诱朝鲜为其前驱，以便假道入明，经朝鲜拒绝后遂发动侵朝战争，并宣布准备将天皇送往北京为帝，统治整个中国，而朝鲜则由丰臣一族统治，其思想之荒谬可谓已达极点。

　　 经过两次尝试，在中朝两国合作反击之下，丰臣终于失败退回日本(公元1592、1597年)，但其侵略大陆、征服中国之幻想仍留下极大遗毒 [ 注：水野明，《日本侵略中国思想的检证》，载于《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269－278页。 ] 。

　　 德川幕府中期，日本侵略中国之思想又逐渐复活：

　　 (1)并河天民(公元1679－1718年)说，“大日本国之威光应及于唐土、朝鲜、琉球、南蛮诸国……大日本国更增加扩大，则可变成大大日本国也。”此乃大日本帝国之思考与行动模式，到今天此种思想仍然存在。

　　 (2)林子平(公元1738一1793年)说，“熟虑之下，后世对唐山、鞑靼之地必起侵掠日本之事，不宜怠慢。”此乃指明中国与俄国为日本潜在敌国，必须戒备。

　　 (3)佐藤信渊(公元1769－1850年)说，“凡经略异邦之法，应先自弱而易取之地始之，当今世界万国中，易取之地无比中国之满洲……征服满洲不仅在取得满洲，而在图谋朝鲜及中国。”此乃日本侵略中国之具体行动计划。

　　 (4)桥本左内(公元1834一1859年)说，“如不兼并中国、朝鲜之领土，日本即难以独立。”

　　 (5)福泽谕吉(公元1835－1901年)最后提出其“脱亚论”，可谓日本侵略中国思想之总结：“吾人绝不等待邻国开明后始一起振兴亚洲。相反，吾人应脱离此一队伍，与西洋国家共进退。吾人虽与中国朝鲜为邻国，但应同西洋人对待中国朝鲜之方法处分中国。因与恶友相亲则不免共负恶名。吾人应从内心谢绝此一东方恶友。”简言之，日本应学习西方帝国主义者，积极侵略中国。所以脱离亚洲之目的即为夺取亚洲。

　　 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期之间的日本思想家，无一不主张侵并中国。明治维新时期，开国元勋例如山县有朋、伊藤博文、西乡隆盛等，均接受其教诲，而尤以福泽谕吉居于领导地位。于是日本遂追随西方帝国主义者之后，而走向侵略战争。甲午战争(公元1894年)即为其第一次胜利。但地略背景并无改变，日本必须通过韩国始能进入中国。

　　 从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公元1945年)，其间五十年日本梦想称霸东亚，将日本“神国”思想扩大及中国与亚太地区。但不幸最后失败投降，沦为他国占领地区。再过五十年，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公元1995年)时，日本也不再受他国占领。于是日本人所忧虑者改为来自他国的攻击，但地略背景依然不变。外来攻击必须通过韩国始能到达日本，而其可能来源则仍为中国大陆。

　　 第五节　甲午战争

　　 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中日两国之间发生战争，照阴历计算，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此次战争完全由日本人挑起，其目的为企图征服朝鲜。

　　 19世纪末，西方帝国主义者纷纷向中国大陆进行侵略，企图瓜分中国。日本明治维新后即开始步西方国家后尘，想要分我杯羹。70年代后，日本即开始推行以朝鲜与中国为扩张对象之“大陆政策”。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日本擅自宣布琉球为其“内藩”。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又出兵台湾。此时朝鲜国王李熙之父大院君李罡应执政，思想极顽固，反对任何门户开放。日本一再要求与朝鲜订交，均遭拒绝(公元1870一1873年)。朝鲜国王亲政后(公元1875年)，懦弱无能，其妻闵妃干政，与大院君为敌，一反大院君所为。与日本订定《江华条约》，允许日本驻使通商(公元1876年)。

　　 朝鲜自闵妃当权，倾向亲日，用事之闵妃亲族多贪，国用不足，积欠军饷十余月，公元1882年7月，京城(汉城)驻军受大院君鼓动，发动政变，杀执政大臣及日人，进犯王宫，焚日本使馆，是为“壬午政变”。日本立即出兵，中国亦同时派兵，逮捕大院君，剿平变乱，并将大院君送往中国看管。

　　 中国在军事方面虽获成功，但外交方面则殊为失着，仍听朝鲜与日本八月订定《济物浦(仁川)条约}，允许日本驻兵保卫使馆。公元1884年中法战争发生，中国战败，驻韩日使即与朝鲜亲日派(即所谓开化党)加紧勾结，于十二月四日发动政变，是为“甲申政变”。

　　 中国驻朝鲜兵力由袁世凯指挥，击败叛徒及日本兵力，军事上又获一次胜利。但外交上于次年(公元1885年)四月十八日与日本签订《天津条约》，同意两国撤出驻朝鲜兵力，以后若再派兵必须通知对方，又为更大失着。甲申年(公元1884年)隔甲午年(公元1894年)恰好为十年。

　　 公元1885年，朝鲜与俄国在海参崴签订密约，允许俄国代为练兵，使用永兴湾。消息外泄后，日本大感不安。其驻华公使榎本武扬向李鸿章建议，释放大院君回朝鲜，以制止朝鲜亲俄派加强与俄国勾结。李表同意，将大院君释回。闵妃与大院君结怨已深，对大院君归来深表不满，所以回国后之大院君遂不能发生任何作用，反而增强亲俄派对中国之怨恨。

　　 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朝鲜政府因米粮歉收，下令禁止出口，日本政府乘机讹诈，认为朝鲜并未歉收，禁令使日商蒙受损失，必须由朝鲜政府赔偿。光绪二十年(公元1893年)，朝鲜亲日派首领金玉均在上海为朝鲜特务洪钟宇暗杀，清廷应朝鲜政府要求将洪钟宇及金玉均尸体送回朝鲜。朝鲜政府收到后，将金玉均尸体分成数段，枭首示众，并赏洪钟宇五品官职，引起日本人极端不满。

　　 日鲜之间如此不愉快事件一再发生，而最严重者则为“东学党”之乱。东学党极似中国之义和团，标榜以“东学”抵制洋教，而所谓“东学”又只是摭拾儒、释、道三家之糟粕，以欺骗群众。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4年)三月，东学党党魁崔时亨聚结万余人在全罗道发动叛乱，以“逐灭夷倭，尽灭权贵”为号召。杀害地方官吏，抢夺钱粮。不久乱事即迅速蔓延，杀人放火，秩序大乱。朝鲜政府派兵镇压，反被击败，遂向李鸿章请求中国派兵平乱。李鸿章同意，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一千五百人，前往朝鲜，并依照《天津条约》，将出兵事通知日本政府。日本遂立即采取同样措施，将大量日军送往朝鲜。

　　 当中日两国部队入境后，东学党随即溃散。东学党叛乱本为朝鲜内部问题，但因中国出兵而变得复杂化。该党纯粹由朝鲜人组成，具有反日思想，应不可能与日本人勾结。但该党起事时传说有日本人参加，由日本浪人所组织之“天佑侠团”负责此种地下活动，又似非空穴来风。以后日本人在中国亦常采取此种阴谋，可以显示日本人之诡诈尤所不用其极” [ 注：黎东方编著《中国近代史》(台北：复兴书局，1987年4月增订初版)上册，第十二章《中日甲午之战》，219－221页。 ] 。

　　 李鸿章所派兵力颇少，仅集中驻扎汉城西南牙山一地，遂坐视大量日军进占汉城及日鲜之间交通要道。李鸿章要求日方依照天津条约，双方同时撤兵，日方拒绝，并同时提出改革朝鲜内政要求。自六月起，中日双方即展开交涉，可分四阶段：

　　 (1)第一阶段，从六月十二日至十六日，交涉双方同时撤军。

　　 (2)第二阶段，从六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谈判日本提出之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到六月二十二日，日本政府发出第一次绝交书，表示绝不撤兵。

　　 (3)第三阶段，从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十四日，中国一面与日本交涉，一面依靠列强调停。到七月十四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送出日本政府照会，宣称绝不同意中国要求，嗣后如有不测之变，日本政府不负责任。此即所谓第二次绝交书。

　　 (4)第四阶段，从七月十四日至七月二十五日，为中国主战空气高涨而又仍希望转圜之阶段，由于清朝当局始终幻想日本会有悔祸之心，并相信列强会压迫日本，遂在军事上缺乏必要准备，实为导致中国失败之主因。

　　 李鸿章一直希望利用外交活动解决问题，现在才知希望完全落空，同时发现所派兵力实在太少，不足以对抗日军。于是赶紧采取补救措施，加派增援前往朝鲜。七月二十三日，日军强迫大院君组成傀儡政权，要求中国军撤出朝鲜。七月二十五日，日本联合舰队遂不宣而战，在丰岛附近海面对中国北洋舰队发动一次海盗式袭击。

　　 二十五日凌晨四时，中国军舰济远、广乙，保护运兵船操江、高升向牙山海岸前进，突然遭到日本军舰吉野、秋津洲、浪速的拦截，地点在牙山附近海域中的丰岛西面。广乙被击沉，济远逃走。运兵船操江向日方投降，船上人员均被俘。高升为租用之英国商船，船上人员拒绝投降，遂被击沉，船上人员均殉难。此乃中日之间首次交战。丰岛之战揭开战争序幕，中日双方遂正式宣战 [ 注：有关甲午战争、黄海海战的叙记，大致均以戚其章编著《晚清海军兴衰史》及《甲午战争史》(北京：人民出版杜，1998年初版)二书为资料来源。 ] 。

　　 此后，双方陆军兵力即在朝鲜展开地面战斗。李鸿章决定调驻守大连之铭军填防平壤后路，电令丁汝昌所指挥之舰队护航。九月十五日上午，北洋舰队抵大连，一面补充煤水，一面等待运兵船搭载陆军及辎重，当天午夜诸事已毕，丁汝昌以军情紧急，不敢稍事耽搁，当即下令起航，十六日凌晨一时，丁汝昌率大小舰艇十八艘，护送分乘五艘运兵船之铭军四千人，向大东沟进发。

　　 十六日午间，北洋舰队护送运兵船抵大东沟口外。直到翌晨兵员完全上岸，北洋舰队始完成此次护航任务。

　　 十七日上午八时准备返航，九时，丁汝昌传令进行“巳时操”。约十时半，常操结束。此时日本联合舰队正从海洋岛向东北航进。一场震惊世界的大海战即将发生。

　　 第六节　战前两国海军比较

　　 一、战前中国海军

　　 晚清时代，一切革新措施无一不是由于时势所迫。新海军之建立即为一例。光绪十年(甲申，公元1884年)，中法战争发生，中国原有少数军舰均为法国优良海军所毁，使中国朝野大感震惊。因此，战争结束后，清廷即决心建立新海军，以免重蹈覆辙。元老重臣之意见尤足重视。李鸿章建议应每年筹措银五百万两，大治水师，约计十年当可成军，并认为设立海军部为首要之举。左宗棠原为中国第一所造船厂(马尾)之创建人，后因赴西北讨伐捻回，久与海军脱节，遂与李鸿章发生塞防与海防之争。中法战起，左宗棠以七十高龄奉旨督办福建军务，又获新认知。七月间逝世前夕，上奏主张专设“海防全政大臣”，换言之，与李鸿章所见略同。

　　 海防统一已属刻不容缓，疆臣大吏均以设立海部为请，清廷自不能漠视。于是光绪十年(公元1889年)十月十二日发布懿旨：

　　著派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听悉师节制调遣；并派庆郡王奕劻、大学士直隶督李鸿章会同办理……现在北洋练军伊始，即责成李鸿章专司其事。

　　 次年(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海军衙门开始组成，其组织方式大致依照总理衙门成例。此即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海军部。若与世界其他海洋国家比较，我国设立海军部之时间实嫌过迟。英、法、美、俄等国无不先我国百数十年以上，即使最近完成统一之德国，明治维新之日本，亦均早于我国。德国海军部设于1871年，早我国十四年，日本海军省设于1872年，早我国十二年。不过，无论如何，海军衙门之设立，在我国海防发展上仍为新阶段，具有划时代意义。

　　 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四月，海军章程终于定案，十一月正式宣告成立北洋海军，是为我国第一支近代化舰队。表面上虽为海军衙门所促成，实际上迁就因循，因人成事，说不上有何功劳。北洋海军本为李鸿章一手经营，海部成立后并未多增一船一炮，李鸿章不仅会办海部，又负责北洋海军之管训，里外均是一人而已。

　　 北洋海军章程共十四章。其主要内容为确定其编制。全部船只共计二十五艘。其详细项目则有如表10－1所列。

　　 北洋舰队成军后，船舶逐渐增加，旧有海港已难以容纳，尤其缺乏养护设施，常须借用香港或日本船坞修理，以至于外人每讥为“有鸟无巢”。于是李鸿章遂决定寻求一处天然险要之地，为海军建立新基地，最后选择旅顺。

　　 旅顺建港从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十月开始着手，到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九月始大功告成，前后共历时十年，为晚清第一件巨大工程，旅顺位于辽东半岛南端，东接太平洋，西扼渤海湾，外人称之为“东方直布罗陀”(The Gibraltar of the East)。建港完成后有一切近代化设备，我国有近代军港自此始。

　　 新海军不仅需要新基地、新军舰，更需要新人员。我国虽已派遣学生赴欧洲留学，学成归国固可充任新海军人员，但学识经验不足以担负指挥训练重任。至于被选定为舰队司令之丁汝昌本为淮军宿将，对于海军实为外行。于是为补救严重缺点起见，唯一途径即为借用西方专家。英国海军上校琅威理(Capt．William M．Lang)遂于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及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两度受聘为北洋海军总查(inspector general)，实际上负一切管训指挥之责，无异于舰队司令。琅威理学识经验丰富，为人认真负责，在其督导之下，北洋海军获得良好管训，严肃纪律，逐渐成为劲旅。

　　 因为琅威理大权独揽，丁汝昌无为而治，军中遂承认有中英两提督(司令)之存在，甚至于在公文上并称两提督，而琅威理亦居之不疑。于是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春天，发生所谓升旗事件，终于导致琅威理辞职风波。是时舰队南巡香港，丁汝昌因事未同往，依法应下提督旗改升总兵旗。右翼总兵刘步蟾遂照办。琅威理居然忘记其真正身分并非提督，而与刘步蟾发生争论，认为丁不在仍有我在，不应改升总兵旗。双方争论不休，遂电李鸿章请示，琅威理以为李将支持其意见，不料李答复应依法办理。琅威理遂愤而辞职。

　　 琅威理实乃无理取闹，但其离去对北洋舰队构成严重伤害。琅去后兵员纪律逐渐松弛，战斗力随之降低，并终于导致最后失败。

　　 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七月，北洋舰队因接受新船有远航训练需要，丁汝昌遂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四船驶往日本长崎访问。入港后士兵上岸游玩，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彼此斗争各有死伤，是为“长崎事件”。此一事件出于偶发，以后谈判解决。但留下两点影响：(1)显示丁汝昌治军不严，缺乏统率能力；(2)使日人发现我方定远、镇远铁甲船威力强大，自感不如，遂决定增强其海军，务期超过我国。

　　 依照海军衙门(海军部)组织，有权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全国海军)悉归节制调遣(见光绪十年懿旨)。简言之，此亦为先进各国成例。但事实上，清廷虽已成立海军衙门，但全国海军仍分属各地区，即所谓三洋〔北洋、东(中)洋、南洋〕，彼此独立，各自为政，海军部根本形同虚设，对全国海军毫无节制调遣之权。甚至于李鸿章当时虽大权在握，其所能控制者亦仅限于北洋海军而已 [ 注：有关海军衙门及北洋海军成军的叙记，参看王家俭《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中《清季的海军衙门》一文，199－231页。 ] 。

　　 二、战前日本海军

　　 黄海海战为清朝海军面临之最严重考验，其对手不是西方列强，而是东邻日本。早在幕府时代，日本封建军阀及御用学者即多次发出入侵大陆的叫嚣。到幕府末期，日本与中国相同，受到西方列强侵略，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人遂开始感到其民族已面临存亡危机。明治维新，天皇睦仁亲政，公元1868年十月即谕令：“海军为当今第一急务，务必从速建立基础。”因此可见明治政府一建立，即极富侵略性，并开始以发展海军为中心的扩军备战活动。受到长崎事件刺激，睦仁又颁发敕令：“立国之务在海军，一日不可缓。”

　　 到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已拥有各种军舰三十三艘，共六万三千七百三十八吨，详情有如表10－2所列。

　　 日本海军已有完整组织，在政府中有其独立军令系统。全国海岸分为五个军区，公元1894年七月十九日，又成立联合舰队，并以海军中将伊东佑亨为司令。于是一切均准备就绪，黄海海战遂一触即发。

　　 三、战前两军态势

　　 北洋舰队之存在对日本而言，是一巨大吓阻力量。长崎事件之得以公平解决，实因日本自知海军实力不敌之故。自1888年成军之后，北洋舰队即不曾再有任何增建，实处于停滞状况，而日本则锐意发展海军，志在后来居上。因此当中日双方在海上会战时，究竟将鹿死谁手，遂成全世界所关心的问题。

　　 日本在挑起战端之前，对海军能否战胜并无绝对把握，其大本营所拟对华作战方案包括上中下三策：(1)海军战胜，取得黄海制海权，则陆军向中国大陆长驱直入；(2)海军胜负未决，则陆军固守平壤，以舰队维制朝鲜海峡交通，运送部队；(3)舰队战败，则陆军全部撤离朝鲜，而以海军守卫日本沿海。因此希望采取适当战略以实现上策。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为积极主战者，但也曾作不利之准备。日本之所以敢于一战，又是以双方实力预估为基础。照日方预估，中日海军数量对比可以如表10－3所列。

　　 照此表比较，日本联合舰队对中国北洋舰队占有明显数量优势，若对中国全部海军则居于劣势。但事实上，中国只是以北洋舰队对日本联合舰队，因此日本遂决心敢于一战。战争失败后，李鸿章曾自谓：“以北洋一隅之力以搏倭全国之师，自知不逮。”虽有推卸责任之嫌，但所说又确为事实真相。

　　 制海权本为海军战略理论之核心。海军战略之要旨在于夺取海上控制权，而夺取海上控制权，在于能否采取攻势。因此，中日两国海军主力决战实势所难免。若与日本比较，中国海军的海权思想相当薄弱，负责指导战争的李鸿章主张“保船制敌”，其法为：

　　不必定与(敌)拚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 [ 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一五一二)卷十八，北京故宫博物院1932年刊印，28页。 ]

　　 此即西方战略理论中所谓“存在舰队”(fleet－in－being)观念。果真能如此，未尝不是良策，但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从丰岛海战到黄海海战爆发，其间为时一月有半，中日双方海军主力因未经过决战，照理论说，都未能掌握制海权。而事实上，由于中国海军主动放弃制海权，制海权遂自然落入日本手中。

　　 第七节　黄海海战

　　 一、两军兵力

　　 光绪二十年(甲午，公元1894年)八月十七日上午八时，由提督(司令)丁汝昌所率领之中国北洋舰队在完成护航任务之后，准备返航。全部兵力共大小舰艇十八艘，除小艇六艘不计外，正式军舰为十二艘，其舰名、武器装备、管带(舰长)军阶、姓名，分别详列于表10－4。

　　 此时正在海洋岛附近，由伊东佑亨指挥之日本联合舰队全部兵力亦为十二艘，舰名、装备、舰长军阶、姓名，分别详列于表10－5。

　　 十时二十三分，日本军舰吉野发现东北方水平线上有黑烟一缕，即向本队发出“东北方有船只”信号。

　　 十一时许，北洋舰队也发现了日舰。于是丁汝昌立即传令备战。

　　 于是双方舰队相向而进，逐步逼近，一场中日海军主力决战遂终于发生。

　　 二、海战序幕(两军相接)

　　 北洋舰队分为五小队：(1)定远、镇远；(2)致远、靖远；(3)来远、经远；(4)济远、广甲；(5)超勇、扬威。排成夹缝鱼贯小队阵，以每小时五里航速驶向敌舰。此种阵式为每小队两舰，位于前者为队长，僚舰在其后右方四十五度线上，相距四百码；各小队鱼贯排列，其间距为五百三十三码。全部阵式有如图10－1所示。

　　 此时，北洋舰队已能认清迎面驶来之日舰共为十二艘。丁汝昌见具来势凶猛，不敢掉以轻心。为发挥各舰舰首重炮威力，毅然下令变阵，改夹缝鱼贯小队阵为夹缝雁行小队阵。此种阵式基本要求仍为每队两舰，位于前者为队长，僚舰位于其后右方四十五度线上，相距四百码；各小队横向排列，其间距为五百三十三码。使用此种阵式，各小队排列次序可有多种变化。丁汝昌所准备改用者是以第一队居中，其余各小队则按左右交替排成。全部阵式有如图10－2所示。

图10－1

图10－2

图10－3

图10－4

　　 丁汝昌同时又向各舰管带发出以下三点训令：(1)舰型相同诸舰，应协同行动，互相支援；(2)始终以舰首向敌；(3)在可能范围之内，诸舰应随同旗舰行动。以舰首向敌，其目的为便于发挥重炮火力。随同旗舰行动，其理由是避免为敌方所各个击破。

　　 变阵必须一定时间，当时情况紧急，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须首先接敌，不能减速以待后继诸舰，于是完成变阵所需时间自然更长。当北洋舰队由直式企图变横式时，各舰所必须采取之行动有如图10－3所示。

　　 因此当两军已经相接时，北洋舰队所企图变换之阵式仍未完成，而被迫以“人”字又恰好像大写英文字母V字的阵式迎敌。因此又可称之为“V形阵”或“楔状阵”。
丁汝昌传令将直阵变横阵的时间约为中午十二时二十分，一刻钟后，其舰队即已摆成“人”字形阵式。据日方记载：

　　零时三十五分，已经能明显看见敌舰：定远作为旗舰在中央，镇远、来远、经远、超勇、扬威在右，靖远、致远、广甲、济远在左，形成三形突梯阵。

　　 由此可知，北洋舰队在尚未变阵完成时，即已用窄长形“人”字阵式，像一把利刃刮向敌舰群，其形式是有如图10－4所示。

　　 对方日本联合舰队则保持横形战线，所以当两军相接时，双方阵式所合成之形状是有如人字头上加一横，如下图所示。

为详细说明两军相接过程，再将双方舰队活动情况、时间、相隔距离列成表10－6。

　　 当两军相接时，中日双方兵力若作一比较，则中方在数量、吨位、航速、装备等方面，均处于劣势。因此会战对于北洋舰队全体官兵而言，实乃一次非常严峻的考验。再将双方比较列于表10－7。

　　 三、海战第一阶段(勇冲敌陴)

　　 海战第一阶段从十二时五十分到下午二时三十分，共历时一百分钟。

　　 十二时五十分，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向日舰吉野发炮，此为黄海海战第一响炮声，海战从此正式开始，此一炮并未击中，接着镇远驶至距敌舰五千二百公尺时，发出第二颗炮弹，时间仅相隔十秒。随后北洋各舰均一齐发射。十二时五十三分，日本旗舰松岛进至距北洋舰队三千五百公尺时，亦开始发炮。于是双方展开激烈炮战。

　　 定远发出第一炮后，北洋舰队即以“人”字阵猛冲直前，像一把锐刃刮向敌舰群，日方见定远、镇远直冲来势凶猛，遂远在五千公尺以外即突然向左大转弯，并加速到每小时十四里，直扑北洋舰队右翼超勇、扬威两舰。十二时五十五分，双方即互相炮击。

　　 下午一时八分，日舰吉野、高千穗、秋津洲均中弹，不仅官兵有死伤，而且舰上也引起火灾，于是日方气焰为之一挫。

　　 但日方第一游击队仍咬住超勇、扬威不放，集中火力猛攻不已。下午一时二十分，两舰已多次中弹，引起大火，到二时二十三分，两舰均沉没，管带黄建勋、林履中均殉难。

　　 当日方第一游击队绕攻北洋舰队右翼时，日本旗舰松岛已到定远正前方，十二时五十三分，松岛开始发炮，正中定远之樯，杀伤多人，丁汝昌正在飞桥上督战，被抛堕舱面，身受重伤。右翼总兵刘步蟾代为督战，指挥进退，变换位置，使敌炮不能命中，表现极为出色。

　　 十二时五十五分，定远一弹击中松岛炮塔，杀伤炮手多人，日舰本队畏惧定远、镇远猛烈炮火，不敢继续交锋，遂急左转，于是阵形为北洋舰队“人”字阵尖端所切断，有被腰斩之虞，形势大为不利。

　　 北洋舰队抓住此一有利机会，向敌发动猛攻。下午一时四分，定远发炮击毁松岛第七号炮位，杀伤多人。一时五十五分，日舰比睿侥幸脱出包围，遍体鳞伤，向南逃走。

　　 日方赤城为小型炮舰，航速迟缓，不能随本队行动，陷于孤立。一时二十分，为定远所击中，直到二时三十分始逃出作战海域。到此时，海战第一阶段亦随之告一段落。

　　 四、海战第二阶段(腹背受敌)

　　 海战第二阶段从下午二时三十分到二时二十分，共历时五十分钟。

　　 当比睿、赤城逃走后，伊东即使本队向右转，绕过北洋舰队右翼而到达其背后，以与第一游击队形成夹击之势。

　　 正当此时，原尚停泊在大东沟港口之平远、广丙两舰亦赶来参战。下午二时三十分，平远与松岛相距二千八百公尺，又缩短至二千二百公尺，突然发炮击中松岛中央水雷室，松岛发炮还击，命中平远前炮台，引起大火。管带李和为灭火起见，下令驶向大鹿岛方向暂避敌锋。广丙管带程璧光亦随之驶避。

　　 下午二时三十五分，战场上仅剩下中国八舰，日本九舰，仍在作殊死搏斗。由于日方采取分队夹击战术，北洋舰队遂陷于腹背受敌窘境。

　　 战至三时四分，定远忽中一炮，发生大火，情势危急，幸有僚舰镇远、致远加速驶至定远之前，迎战来敌，加以掩护，始使定远得以扑灭大火，脱离险境。

　　 定远虽转危为安，但致远则因此受重伤。此时日舰吉野正在致远前方。管带邓世昌决心直冲吉野，与其同归于尽。不幸由于日方吉野等四舰同时发炮拦截，以至于未能如愿，而先被击沉。邓世昌及大副陈金揆均殉难。

　　 致远沉没后，北洋舰队左翼之济远、广甲二舰离队更远，处境孤危。济远管带方伯谦遂自动决定逃离战场，于十八日凌晨回到旅顺。广甲管带吴敬荣亦随之而去。

　　 济远、广甲逃走后，日方第一游击队转而绕攻经远。经远势孤力单，中弹累累，但管带林永升决心奋战，以一敌四，陷于苦战之中。林永升不幸中弹身亡，其部下仍继续死战不退。最后经远终在烈焰中沉没，全舰仅有十六人遇救生还，余者葬身海底。

　　 经远官兵英勇捐躯后，海战第二阶段亦随之结束。在此阶段中，中方致远、经远二舰沉，济远，广甲二舰逃，仅留下定远、镇远、靖远、来远四舰仍在坚持战斗。日方则尚余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扶桑、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等共为九舰。因此，在第二阶段日方已跃居绝对优势，而北洋舰队则居于劣势，向前途看，其处境可能将更加困难。

　　 五、海战第三阶段(力挽危局)

　　 海战第三阶段从下午三时二十分到四时十分，共历时五十分钟。

　　 北洋舰队虽居于劣势，处境极端困难。但定远、镇远、靖远、来远四舰官兵仍拼死战斗，力挽危局，誓与敌拼斗到底，因此，战场上遂出现敌我相持局面。

　　 下午三时二十分以后，双方舰队开始分为两群同时进行战斗。日方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扶桑五舰缠住定远、镇远。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四舰则合力攻击靖远、来远。中方形势实非常险恶，但中方四舰仍英勇搏战，使日方徒唤奈何。

　　 靖远、来远苦战多时，均受重伤。在此紧要关头，为修补漏洞，扑灭烈火，并使定远、镇远得以专力对敌，靖远管带叶祖珪向来远发出“西驶”信号，来远遂先行西驶，靖远紧随其后，冲出日舰包围，驶至大鹿岛附近。两舰先占有利地势，背靠浅滩，一面以舰首重炮对敌，一面赶紧灭火修补。吉野等四日舰尾追而来，但已失地利，仅能来回遥击，丧失自由机动能力。靖远、来远遂终于赢得修补灭火时间，化险为夷。

　　 此时在作战海域，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仍在与日舰激战。虽在五艘日舰包围中，仍坚决苦斗，毫不畏惧。由于两舰配合良好，勇敢无畏，终于顶住日方猛烈攻击。战至下午三时三十分，定远巨炮击中日方旗舰松岛右舷下甲板，造成严重死伤，引起大火。日方司令伊东见情况危急，一面亲自指挥灭火，一面令以幸存者军乐队等补充炮手。到下午四时十分，松岛大火虽已扑灭，但舰上设施摧毁殆尽，已经丧失指挥及战斗能力。于是松岛发出“各舰随意运动”信号，随即竭力摆脱定远、镇远，与其他本队四舰向南驶去。黄海海战第三阶段随之结束。

　　 在第三阶段中，定远、镇远在危急情况中仍屹立不摇，勇搏强敌，力挽危局，重创敌舰，终于化被动为主动，使日本舰队不敢久抗而南遁。北洋舰队之所以能力挽危局，化险为夷，实不能不归功于巍巍铁甲。

　　 六、海战第四阶段(转败为功)

　　 海战第四阶段从下午四时十分到五时三十分，共历时八十分钟。日舰本队南遁后，定远、镇远即尾追进逼，使其不得不回头复战。双方再度发生猛烈炮战。镇远射出六寸弹六百四十八发，弹药用尽，仅余十二寸炮弹二十五发，榴弹则已无一颗。定远亦陷于同一困境，战到后来。定远仅有三炮、镇远仅有两炮尚能发射。

　　 日方亦受创严重，旗舰松岛只是幸免沉没，至于其余各舰，或受重伤，或遭小损，无一瓦全。

　　 下午五时许，靖远、来远修竣归队，并恢复战斗力。北洋舰队遂声势益振。到五时三十分，日方本队各舰多已受伤，无力再战。此时太阳将落，暮色苍茫，伊东见北洋舰队愈战愈勇，又怕鱼雷艇袭击，遂发出“停止战斗”信号，并不等待第一游击队驶来会合，即下令向南驶逃。北洋舰队定、镇、靖、来、平、丙六舰鱼贯东行，尾追数里。但因日舰加足马力，行驶极速，瞬息已远，无法追上，遂转舵驶回旅顺，于是黄海海战亦随之结束，前后共历时四时四十分钟。

　　 日舰本队南逃后，其第一游击队随后赶来，直到下午六时始赶上本队。七时十五分，伊东见北洋舰队已停止追击，遂下令停驶，自率幕僚移往桥立，以之为旗舰，命松岛立返吴港进行修理，然后率其他余舰鱼贯东去。

　　 在海战最后阶段，日舰本队在定远、镇远尾追下，不得不回头复战，企图重振声威，力挽颓势，但未能达到目的。北洋舰队终能“以寡敌众，转败为功” [ 注：《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一七三三)卷二十一，22页。 ] 。最后迫使日舰不敢再战，仓皇遁逃。

　　 第八节　会战分析

　　 一、北洋舰队并未战败

　　 一般人常认为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为日本舰队击败，甚至于还有人以为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此种认知实乃大错而特错，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确是战败国，输掉了这次战争，但其北洋舰队在黄海海上会战中，绝对不曾战败，换言之，并不曾输掉这场会战。

　　 严格地说，此次海上会战，并无胜败之分，而是不了了之。简言之，谁都不曾赢得这次海战。中国固然未输，日本也未赢，甚至于夸大一点说，日本也许还可能应该算是输家。

　　 北洋舰队的原始任务本是护送地面部队，当地面部队在大东沟登陆后，其任务即已完成，于是丁汝昌下令立即返航，所谓返航，其意义即返回其原有基地(旅顺港)。所以，丁汝昌不仅无意与日方交战，甚至于不曾考虑到会与日方舰队相遇。由于中国方面缺乏情报组织，所以上至李鸿章，下至丁汝昌，对于日方的意图与行动几乎事先均毫无所知。

　　 北洋舰队的行动本是返航，其所采取的直式队形完全合理，等到发现敌踪，丁汝昌决定改直为横，亦无错误。但由于改变需要时间，遂终于不得不以“人”字阵直冲敌军。论者常认为此乃一大失着，构成战败主因。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北洋舰队猛冲使日方舰队有被腰斩之虞，形势大为不利(见海战第一阶段)。因此，“人”字阵对于会战胜负至少并无重要关系。

　　 会战进行到第二阶段终了时，北洋舰队虽已居劣势，但在第三阶段又终能力挽危局，化险为夷，重创敌舰，化被动为主动，使日本舰队不敢久战而南遁。

　　 最后到会战第四阶段，北洋舰队愈战愈勇，迫使伊东发出“停止战斗”信号，并下令立即向南驶逃。而北洋舰队六舰则继续尾迫数里，然后始返航旅顺。

　　 基于以上简述，至少可得两点认知：(1)先结束战斗并先逃离战场者，是日本舰队而非中国舰队；(2)北洋舰队虽损失惨重，但仍安然返回基地，并未在会战中战败，甚至还能迫使日方先退出战场。如果说北洋舰队确已“以寡敌众，转败为功”，似乎也不能算是过分夸大。

　　 二、保船制敌？

　　 北洋舰队提督(司令)丁汝昌淮军出身，对于海军战略完全外行，指导战争之李鸿章为淮军创建者，对于海军战略也同样外行。所以两人配合，恰似盲人瞎马，结果遂使北洋舰队对中日战争几乎毫无贡献可言，并终于覆军杀将，形成历史悲剧。

　　 黄海海战一开始，丁汝昌即身负重伤，不能负指挥之责。以后北洋舰队在威海卫毁灭，丁汝昌自杀殉职。其经过实属可悲，其在会战中所负责任实属有限，所以实无分析之必要。但对甲午战争、黄海海战均负综合指导重责之李鸿章，为何一误再误，终使大清帝国、北洋舰队都受无可补救之伤害，则实有详加分析之必要。

　　 要了解李鸿章战争指导之错误，必须先了解其思想内涵，而思想又与其个人背景有密切不可分之关系。本章以黄海海战为主题，故分析将仅以海军方面为限，至于整个战争方面则不列入考虑。

　　 李鸿章早年为曾国藩门生，加入湘军，后分组淮军，与曾左同为剿平太平天国功臣。其战争经验纯为陆上作战，以后李鸿章政治地位日益升高，不仅出任封疆大吏，而且更兼办洋务，但对于海军则无任何根本认识。虽然北洋舰队为其首创，但其思想与前代并无太多差异，只知海防而不知海权。创建新海军，目的只是保护海疆，而无攻击他国意图。

　　 中日战争爆发，李鸿章之战争指导原则为陆主海从，以在陆上阻止日军侵占朝鲜为目标，至于在海上则不拟与日方交战。对于陆海两军之使用以陆攻海守为原则。陆军采取攻势，海军仅以防守海疆为任务，海军出海仅为陆军运输护航而已。简言之，李鸿章从未考虑有海军会战之需要。

　　 自丰岛首战失利后，李鸿章不仅无报仇之意，反而主动命海军退守渤海，将黄海制海权拱手让与日人。七月九日，日舰出现旅顺口外，清廷大惊，认为丁汝昌畏葸无能，巧滑避敌，难胜统带之任，拟将其撤换。

　　 李鸿章因此在二十九日，上《奏海军统将折》为丁辩护。折中有云：“现在密筹彼等情势，海军战守得失，不得不求保船制敌之方。” [ 注：《李文忠公全集》卷七十八，奏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年初版)，648页。 ] 可能为“保船制敌”思想之正式发表。

　　 李鸿章在其奏折中指出：

　　海上交战，能否趋避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而中国快船不敌日本。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挫失，即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惟不必定与拚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

　　 奏折原文明确显示李鸿章所谓“保船制敌之方”，实即西方海军战略思想中之“存在舰队”观念。若能正确付之实施，则应既能保船又能制敌。但结果却完全相反，不仅不能制敌，而且连船也不能保。其原因安在？的确令人深感困惑。因此，必须首先解释“存在舰队”，然后始能获得正确答案。

　　 三、存在舰队

　　 “存在舰队”(fleet in being)为17世纪英国海军陶林顿将军(Admiral Lord Torrington)首创之名词。1690年夏季，英国海军分成几个分队，每一分队实力与法国舰队比较均居于劣势。后者正在威特岛(Island of Wight)附近徘徊。英国最强大分队司令陶林顿在六月二十六日对所面对情况提出报告如下：

　　法军实力使我们丧失一切成功希望。假使我们挺身一战，则不仅此一分队有毁灭危险，甚至于国家也至少会丧失安宁。因为如果我们战败，则他们将是海洋的绝对主人，享有莫大自由，可任意行动。但当我们仍能监视他们时，则他们就不敢作如此尝试。

　　 因此，陶林顿遂建议，在增援兵力尚未能从其他地区赶来之前，其所指挥之分队应尽量避免与敌方舰队交战：

　　当我们仍在监视法军时，他们就不能在海上或岸上有任何企图，并居于极端不利地位……大多数人都害怕法军入侵，我却经常有不同意见。我认为当我们有一支舰队存在(we have a fleet in being)，他们将不会有此种企图 [ 注：Geoffrey Till，Maritine Stratey in Nuclear Age。海军总部译印，定名为《核子时代海洋战略》，1988年出版，82页。 ] 。

　　 以上所引述之资料即为“存在舰队”名词之由来。进行海战，追求胜利，固然是获致制海权最佳手段，亦为正统海洋战略家所提倡。不过，舰队若明知自己居于劣势，不可能用正常方法获致制海权，则又应作如何打算？一个白知为“第二最佳”(second best)的海军，又应采取何种行动？

　　 “存在舰队”可能即为最佳选择。一支劣势舰队如能作冷静而正确的运用，即可能发挥与其战斗力完全不成比例的战略影响。简言之，“存在舰队”乃劣势舰队对抗优势敌军之唯一有效手段。此种在劣势环境中仍能采取攻势之思想实应受肯定。

　　 李鸿章所采取之战略思想若真是“存在舰队”，则北洋舰队将不至于落得如此悲惨下场，终归于尽。

　　 四、战略无知

　　 李鸿章在其奏折中所提出之“保船制敌之方”，虽然即为“存在舰队”观念，但事实上则言行不一致。其所作为与其奏折内容不符合。简言之，李鸿章并未依照奏折中所说明之“存在舰队”观念执行战争指导。

　　 奏折中明确指出应令北洋舰队“游弋渤海内外”，此即为“存在舰队”观念之精义。舰队必须在海上游弋，始能监视敌军，并使敌军在海上或岸上不能有任何企图(见陶林顿报告)。

　　 但丰岛首战失利后，李鸿章即命舰队退入渤海，并未命其“游弋渤海内外”。此处最应注意者即为“外”字。所谓“外”即黄海，中国舰队必须在黄海中游弋，始能监视日本舰队，发挥“存在舰队”作用，此即奏折所谓“猛虎在山之势”。如果猛虎不在山上，而躲在山洞中，则无异于不存在。“倭”自然不会“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

　　 李鸿章为何言行不一致，其原因应归之于思想错误。李鸿章以陆战起家，只有陆战经验，对于海军战略虽非一无所知，最多也只是一知半解。简言之，以陆战思想指导海军作战，如何能有效？

　　 由于未能真正采用“存在舰队”观念，始使黄海海战在李鸿章意料之外发生。黄海战后，北洋舰队虽损失惨重，但日本联合舰队也同样损失不少。如果会战之后，中国海军仍继续巡弋黄海，则日本海军将不能获致制海权。当海战结束时，北洋舰队尚保留定、镇、靖、来、平、丙六舰，再加上早已逃回旅顺之济远、广甲二舰，全部兵力共有八艘，用以继续在黄海中巡弋，执行“存在舰队”任务，至少并非不可能。

　　 但李鸿章愚昧无知，执迷不悟，仍坚持其所自认为正确的“保船制敌”观念。实际上，李鸿章头脑中绝无积极“制敌”观念之存在，其真正考虑仅为消极的“避战保船”和“株守海港”观念。此种消极思想遂终于使中国一败涂地，舰队全军毁灭。战略理论认为“消灭敌人为保存自己的手段，保存自己则为消灭敌人的结果”。所以正确的战争指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保存自己为从”。李鸿章反其道而行，其最后失败实乃必然。

　　 然则李鸿章为何如此重视“保船”，而实际上则从未考虑“制敌”。其根本原因义是什么？简言之，只有四个字：战略无知。

　　 薄富尔将军是一位亲身经历法兰西悲剧的人，也看到西方世界在冷战中迭遭挫败。根据这些失败经验，他就说：

　　无可避免的结论即为战略无知，实为我们的送命错误(ignorance of strategy has been our fatal error) [ 注：Andr’e Beaufre，An Introductionto Strategy，p．13。该书已由作者译成中文，由麦田出版，书名为《战略绪论》。 ] 。

　　 薄富尔认为一切失败，归根究底，其最后原因即为“无知”。此与《孙子》所云“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几乎完全符合 [ 注：钮先钟著，《孙子三论》，252页。 ] 。

　　 李鸿章如此战略无知，其战争指导之全盘失败实乃必然后果。

　　 第九节　结论

　　 中日两国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实际上不分胜负。但由于李鸿章战略无知，战争指导错误，遂使日本得以掌握制海权，赢得甲午战争，并改变国际形势。因此，本来可能不具有决定性的黄海海上会战，成为中国历史中的一次决定性会战。

　　 所谓决定性分为两个层次；狭义层次为军事决定性，广义层次为历史决定性。黄海之战是否同时具有军事决定性与历史决定性？现在分别讨论如下：

　　 首先从狭义层次说起。任何战争中均可能有若干次会战，假使其中某一次会战之结果足以决定整个战争之胜负，则此次会战应被认为具有军事决定性。

　　 黄海海战是否具有军事决定性？先从反面说起。假使日本海军输掉此次会战，则日本不能在黄海水域中获致制海权，于是日本只能采取其大本营所拟对华作战方案中之下策：舰队战败，则陆军全部撤离朝鲜，而以海军守卫日本沿海。

　　 黄海海战结果实际上是双方海军不分胜负，因此照理说，日本在会战后只能采取其大本营所拟之中策：陆军固守平壤，以剩余舰队维持朝鲜海峡交通，运送部队。但由于李鸿章战争指导错误，使日本海军虽未战胜，但仍能取得黄海制海权，日本遂能侥幸采用其所谓上策：陆军向中国大陆长驱直入 [ 注：所谓上、中、下三策已见本章第六节(战前两国海军比较)中第二段(战前日本海军)。 ] 。

　　 李鸿章若能如其“奏折”所云，令北洋舰队游弋渤海内外，则黄海海战可能不至于发生；而在黄海海战之后，若能令北洋舰队残余兵力继续巡弋黄海，则日本仍不能取得制海权，于是整个战争之发展将可能完全改观。当然，陆上战争结果还可能要由其他因素来决定(双方陆军战力)，但至少中国不一定会输掉这场战争。

　　 黄海海战与两百余年前之澎湖海战非常类似。清军并未击败郑军，但刘国轩自动逃走，遂使施琅坐享胜利。同样，日本舰队并未击败中国舰队，但李鸿章未能执行“存在舰队”战略，遂使日本海军坐享制海权，并终于使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当然也使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由于黄海海战之结果足以决定整个甲午战争之胜负，实为真正事实(real fact)。所以，此次会战应被认定为具有军事决定性。

　　 狭义层次既已讨论完毕，现在应进一步讨论广义层次：黄海海战是否具有历史决定性？

　　 首先必须说明，本章所讨论之历史仅以中(我)国历史为范围。本书书名为《中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会战》，非常明显，全书所论内容仅限于中国历史，至于非中国(其他国家)历史自不在讨论范围之内，不过又并非不涉及与其他国家之间关系。尤其本章内容为中日战争，自然涉及日本以及其他有关国家，但他国历史仍不属于本章所论历史范围之内。

　　 欲断定黄海海战是否具有历史决定性，又应先从反面观察。黄海海战发生于甲午年(公元1894年)，此时中国已饱受异国(西方帝国主义者)欺侮，积弱甚深，甚至于日本亦敢效尤。假使此次会战，我方获致胜利，则不仅能将日军逐出朝鲜，更能使中国大振雄风，转弱为强。此后中国将一跃而为亚洲强权，不再成为他国侵略对象。

　　 不幸此次会战，由于战略无知，而终致一败涂地。于是中国历史受到非常严重影响，此后历史演变趋势均为此一会战结果所导致。

　　 甲午战后，日本崛起，改变远东国际形势，列强在远东地区角逐日趋激烈，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短短数年内，或夺占海港，或争划势力范围，将中国大好河山分割得支离破碎，使中国面临亡国威胁。

　　 中华民族开始震惊、开始醒觉，走向救国图存途径。首先醒觉者为知识分子，甲午战后所发生之“公车上书”，即为以救国为宗旨之维新运动。其号召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于是导致“戊戌变法”(公元1898年)。但不幸只有非常短暂寿命即归于失败。其次则为以“扶清灭洋”为号召之义和团。由于盲目排斥西化，终于完全失败，并使清政府威望大受打击。

　　 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相继失败之后，清政府之无知无能随之暴露无遗，开始受到有识之士唾弃。于是革命思想终于变成时代主流。孙中山先生在甲午战争期间，即已开始走向革命途径。

　　 公元1894年11月24日，孙先生在檀香山建立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正与黄海海战产生丧师辱国结果同一年。孙先生大声疾呼：“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并发出“振兴中华”呐喊。

　　 兴中会会员誓词中正式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三目标，足以显示革命与维新有根本差异。维新只想在原有体制之下求改革，假使维新成功，则大清帝国不仅将继续存在，而且还可能变得更繁荣强盛。简言之，维新绝无改变体制意图。

　　 革命则以推翻满清统治为首要目标。革命绝非仅求改革而已，而更企图创建一种全新体制。所以，革命具有积极意图，分别言之，不仅要推翻满清政府，使中国重归中国人统治，更要创建合众政府，那将是中国有史以来所从未出现过的政治制度。

　　 李鸿章战略无知，战争指导错误，中国海军遂在黄海海战中断送了制海权，其结果则为不仅输掉甲午战争，更使满清政府终为革命势力所推翻，中国开始变成一个不再有皇帝的民主国家。

　　 因此，可以断言，黄海海战不仅具有军事决定性，更具有历史决定性。从甲午(公元1894年)到辛亥(公元1912年)，其间十八年的中国历史重要演变，均莫不受黄海之战结果影响。

　　 辛亥革命为中国五千年历史之终点。此后中国进入现代，其起点即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尽管以后世局还有许多演变，但已不在本书所讨论之历史范围内。所以，不仅本章，而且本书遂均以此为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