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海战·第九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中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会战》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一节 引言
“淝水之战”以后，过了一千余年岁月，中国历史上始有另一次具有历史决定性的会战出现，即为“萨尔浒之战”。此一会战虽不具有军事决定性，但又的确具有历史决定性。由于赢得此一会战，女真人始成为入主中国之第二少数民族。所谓“清朝”，基础即建立在此一会战结果之上。诚如清高宗(乾隆)所云：“我大清亿万年丕基实肇乎此。”(已见上章)
“萨尔浒之战”虽对明朝两百余年统治基础产生极大震撼，但明朝之亡又自有其多种内在原因，而并非被少数民族所征服。实际上，从“萨尔浒之战”到李自成攻入北京(公元1644年)，中间尚有二十五年时间，即长达四分之一世纪。明朝若能发愤图强，则仍有充分机会安内攘外，而不至于一蹶不振。因此，“萨尔浒之战”仅为未来历史演变起点，而未来四分之一世纪之历史则值得深入检讨。
第二节 萨尔浒之后
明军大败之后，北京中央政府立即寻求对策，朝臣纷纷对辽事提出意见，发言盈廷，莫衷一是。经过一度争议后，终于作成一项决定，任熊延弼为兵部右侍郎(次长)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六月，熊廷弼正式接替杨镐为辽东经略。
熊廷弼，湖北江夏人，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生，在当时明朝政府中早已是公认的干练人才，所以获得多数朝臣推荐，而被选拔为派往辽东处理善后之负责者。
杨镐惨败后，辽沈地区大为震恐，诸城堡平民均纷纷逃窜，数百里皆无人迹，明朝中外均认为辽事已无可为。熊廷弼毅然负此重任，兼程冒雪，遍阅辽东形势，然后开始进行善后工作，稳定岌岌可危之情况。首先召集流窜军民，使其安居，然后修缮各城堡防御工事，并集中兵力十八万人，命其驻守。最后严申军纪，不准轻举妄动。对于敌方挑战，一律以固守为反应，不得浪战。如此部署之后，辽东情况遂暂时归于稳定，渡过“萨尔浒之战”惨败后所产生之严重危机。
熊廷弼专务守备、绝不浪战之战略使辽东暂时安定，而努尔哈赤亦不敢轻率出兵，但末及一年，朝中忌者即劾其不战，于是熊廷弼被免职，事在明熹宗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代替者为袁应泰，完全放弃熊廷弼之部署，结果不仅丧失辽阳，而沈阳以及其他七十余城堡亦均向敌人投降。袁应泰虽以身殉，但对国事毫无补益。努尔哈赤遂乘机迁都辽阳。
经过此次惨痛经验后，同年六月明廷又再起用熊廷弼，熊遂建议采取”三方布置”对策：
广宁(今辽宁北镇)为前线，以步骑兵守辽河沿岸，天津及登莱为后援，以海军制满洲之南部，熊为经略驻山海关，节制三方。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下册，587页。 ]
时广宁巡抚王化贞，与熊意见不一致。王主战，熊主守，并认为守定而后可战，然实权在王，兵部尚书又信之，所请无不允。结果广宁有兵十四万，而山海关无一卒。由于熊王不合作，使所谓“三方布置”成为空谈。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努尔哈赤攻陷广宁城，熊王均退入关内，二人均为明廷处死。熊廷弼不仅未能展其所长，而且冤枉送命。明廷如此昏愚，其灭亡自计日可待。
天启二年八月，明廷派大学士孙承宗为蓟辽经略使，镇守山海关。当广宁师溃时，兵部主事袁崇焕单骑出关考察形势，返回后表示，“与我兵与饷，关外可守。”孙承宗采纳其意见，派袁崇焕守宁远(今辽宁兴城)。孙袁合作使局势改观。袁领兵收复宁远并筑新城，拓地约二百里。
孙承宗在山海关四年，收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开屯五千顷，同时更新武器装备并节省经费。而努尔哈赤亦不敢进攻，于是相安无事。但明廷不特不奖赏其功劳，反将其罢免，改派高第接替。高第为魏忠贤党，接任后即认为关外绝不能守，尽撤锦州诸城守军，独留宁远孤城。
此时努尔哈赤已迁都沈阳，遂决定大举进攻。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正月十四日，亲率大军渡过辽河向西前进。敌军进犯消息传来后，锦州、松山等城关外军民均弃城而逃，惟袁崇焕所镇守之宁远城为例外。努尔哈赤大军直抵城下，妄图凭借优势兵力不战而下，派被俘汉人入城向袁说降：
吾以二十万兵攻此城，破乏必矣。汝众官若降，即封以高爵。
袁崇焕大义懔然回答：
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且汗称来兵二十万，虚也；约有十三万，我亦不以来兵为少也。 [ 注：《满洲实录》卷八，《清太祖实录》卷十。 ]
努尔哈赤见招降无效，遂于正月二十四日指挥部队奋勇攻城。袁崇焕凭城固守，死战不退。城上来自葡萄牙之巨炮火力强大，使攻城金兵死伤惨重。努尔哈赤一再进攻均被击退，损失惨重，死伤累累，于是不得已自动撤走，宁远孤城居然无恙。
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尤其在萨尔浒之战中，一举击败四路明军，更自以为所向无敌，不料宁远城下损兵折将，败于明朝一位中级官员手中，因此使其精神受到极大打击。二月上旬，努尔哈赤回到沈阳，不久发病，八月十一日死去。结束其传奇式之一生。
努尔哈赤死后，其第八子皇太极继承帝位，时年二十五岁(以后谥号为太宗)。建元(年号)为天聪(天聪元年即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皇太极即位后，为稳定内部，解除后方威胁起见，多次向明廷表示愿意和谈，甚至于允诺放弃帝号，承认明朝皇帝为天下共主。条件则为勒索巨额金银财帛，恢复互市，以达到经济上加强自己、削弱明朝目的。
在此同时，又出兵东征朝鲜，再度进攻宁远，仍为袁崇焕所击败。袁虽再建奇功，但由于不悦于魏忠贤之故，明廷又将其劾罢，以王之臣代之，复议撤锦州守宁远。此时明熹宗恰好崩逝，魏忠贤伏诛。明思宗(崇祯)继位，又复起用袁崇焕。上述经过即可显示，明廷对于边区人事反复无常实为败亡主因之一。
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绕过明方集结在锦州至山海关之重兵，由两面破边墙入犯。袁崇焕闻警虽立即入关救援，但不为明朝忌者所谅解，群起诬告崇焕纵敌。其结果为袁崇焕又如熊廷弼，不死于敌手，而又为本国政府所处死。明朝政府如此倒行逆施，国家不亡是无天理。
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皇太极陷大凌河，崇祯五年征服察哈尔(今属河北)，得出入往来长城各口，侵扰山西、直隶。崇祯九年(后金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
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三月清军围攻锦州，守将祖大寿向朝廷紧急求援，年底，明廷派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兵十三万往援。洪记取杨镐轻举妄动之教训，采取稳扎稳打、逐步推进战略，遂不仅能逼退清军，更能与祖大寿会合，使形势渐趋稳定。此时明廷兵部尚书陈新甲等迎合崇祯帝希望速胜心理，力劝下诏促战，一再传令洪承畴，要求立即与清军决战，以解锦州之围。洪被迫将大批粮储留在塔山一带，全军向松山集中。
洪承畴被迫出战，其结果必然失败。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公元1624年)二月十八日，洪承畴被俘降清，三月祖大寿亦投降，清军占领锦州，关外战事完全结束，明朝在辽东仅剩下宁远至山海关一隅之地，不可能再与清方一决雌雄 [ 注：第二节内容大致以钱穆《国史大纲》下册为依据，585－589页。 ] 。
第三节 清军入关
明朝自从张居正逝世(公元1582年)后，国势即日趋衰颓，终至无可救药。神宗(万历)亲政后二十余年不视朝，光宗(泰昌)仅在位一年，熹宗(天启)在位七年，宠信魏忠贤，至末代皇帝(崇祯)时，内忧外患已达顶点，其结果即为灭亡。
灭亡之起因为流寇，流寇之于明朝恰似人体内脏腐烂。内脏已腐，则任何药物均不能治疗，死亡遂为必然结果。流寇之起点为陕西，其远因为经济崩溃，近因为又值荒年。
经济为何崩溃，主因为政府不断增加田赋，为何必须加税，主因则又为辽东军事需要大量粮饷。自万历四十六年到崇祯三年(公元1618－1630年)，先后共加一千六百九十五万两。宣宗(正统)之前(公元1436年)，全国田赋仅岁征二百四十三万两，换言之，所增加者约超过七八倍，甚至于万历初年亦仅征四百万两。如此竭泽而渔，结果民穷财尽，成为导致叛乱之根本原因 [ 注：同前注，591页。 ] 。
崇祯初年，陕西灾荒极为严重，甚至全年无雨，草木枯焦，人民吃人肉充饥。于是为求生存，叛卒、驿夫、饥民遂结伙群起为盗，杀官吏，掠富室，人数日益增多，侵扰范围日益扩大，终于成为流寇。
流寇本为我国历史中常见现象，汉末黄巾、唐末黄巢，均为前例。人民求生不得时，自然铤而走险。起自陕北之流寇，最早首领为高迎祥，率众窜扰秦、晋、豫、鄂四省。崇祯二年自号“闯王”。
崇祯四年明廷派洪承畴督剿，将关中肃清，流寇走山西，六年又渡黄河而南，复窜回陕西。八年大会荥阳(今河南荥阳镇)，高迎祥、张献忠等十三家七十二营大小首领均参加，共同商讨未来行动。此时李自成为高迎祥部下，提出分兵迎击官军战略，获得众人赞同。
李自成(公元1606－1645年)本名鸿基，陕西延安府米脂县李继迁寨人。李继迁为西夏政权建立者(党项族人)，李自成以李继迁后裔自居，曾追赠其为太祖。李自成在闯王高迎祥部下即以勇敢善战著称，称为“闯将”。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高迎祥被明军俘杀，李自成遂被拥立为“闯王”，从此，李自成、张献忠各为雄长 [ 注：郭伯南，刘福元，《中华五千年史话》第四十八章，333页。 ] 。
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正月初一日，李自成正式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改西安为西京，并组成政府。同年(甲申)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三月十九日破城，崇祯帝自杀，明朝二百七十六年之政权终于结束。
非常巧合，在前一年(公元1643年)，皇太极逝世，其第三子福临继承，年仅六岁，由其叔父睿亲王多尔衮摄政。次年改元“顺治”(清顺治元年即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皇太极经营十七年，入主中国梦想未能实现，其幼子即位第一年居然轻易实现。诚如欧阳修所云：“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 注：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七，《伶官列传序》。 ] 满人(女真)之所以能人主中国，绝非由于天命，而是由于人事。最大功臣不是满人本身而是流寇，尤其是汉奸。
当李自成进入北京(三月十九日)消息传到沈阳时(四月初六日左右)，多尔衮立即认为入主中原“成败之判，在此一举”。遂于初九日率领清兵十万向山海关前进。此时明朝辽东总兵吴三桂已奉命入卫京师。大约在三月二十五日从山海关进抵永平(今河北卢龙)，接到京师失守，家人被掠消息，立即停止前进。李自成一方面招降吴三桂，另一方面派军向山海关进攻。吴三桂犹豫不决，突然听到其爱妾陈圆圆已被贼将强占，遂大怒不与李自成合作，决心投降满清，并引清兵入关。
吴三桂与多尔衮集中优势兵力，在山海关附近将李自成来攻兵力击败。李自成自知不敌立即退走，三月二十六日回到北京，二十九日称帝，三十日遂向山西撤退。吴三桂全家当然被处死，但十分不可思议，陈圆圆居然未受任何伤害，又重回吴三桂怀抱。其解释可能为李自成故意放人，以交换吴三桂暂不向西穷追。
明末大诗人吴伟业(梅村)所作《圆圆曲》诗中有：
痛哭六军齐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以及
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
等句即为其描述。
吴三桂获得满清平西王封号，引领清兵进入北京，小皇帝福临被拥入皇宫。满清建立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最后帝国，吴三桂则遗臭万年。
北京沦陷，满人入主，历史又走回过去的旧路，前有东晋，后有南宋南明，似乎可鼎足而三，重演历史。不幸南明命运远不如东晋、南宋。东晋、南宋均能偏安相当长久时间，南明则仅昙花一现。
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日，南京明臣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以第二年(公元1645年)为弘光元年，建立第一个南明政权。清兵南下，随即崩溃，仅凭史可法自不能独撑残局。第二个南明政权为福建之唐王朱聿键，年号隆武，不及一年即灭亡(公元1646年)。最后一个南明政权为桂王朱由榔在肇庆成立之永历政权，因为距离较远，直到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始灭亡。至此南明即已不复存在，中国大陆再度完全受到少数民族统治。满清如此容易吞灭南明，最主要原因又仍应归功于汉奸。
满人入关之后，即以洪承畴经略江南五省。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吴三桂分别进攻各省，而尤以吴三桂功劳最大，明朝最后皇帝(永历帝)亦死于其手中。若无汉奸，则满清可能很难统一中国，南明亦可能有如东晋、南宋，可以保住半壁山河长久一些。
中国大陆既已完全接受少数民族统治，唯一不肯降清之中原志士仅剩下郑成功一人。
第四节 明郑与台湾
郑成功(公元1624－1662年)名森，字大木，为郑芝龙长子。南明隆武帝(唐王)赏识其才识，赐姓朱名成功，故民间尊称其为国姓爷。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隆武政权失败，郑芝龙降清，成功基于民族大义，认为忠孝不能两全，决心断绝父子关系，在南澳起兵抗清，并拥护永历帝，后者封其为延平郡王。
郑成功以金厦为基地，发展成为强大反清势力，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九月，率大军沿海岸东上，转入长江进攻南京，但不幸失败，使其反清复明壮志受到极大挫折。于是退回金厦，整补损失，企图再举。次年清军来攻两次，均被郑成功击退，暂时解除危机。不过“成功虽喜大胜，终苦弹丸两岛，难以抗天下兵” [ 注：杨英，《先王实录》，222－223页，由高锐主编《中国军事史略》(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中册第七编第三章引述，458页。《先王实录》即《从征实录》。 ] 。恰好以前有在台湾为荷兰人作通事(翻译)之何廷斌曾将台湾地图送与郑成功，并劝其攻占台湾为基地。
明永历十五年(公元1661年)正月，郑成功闻永历帝逃往缅甸，深感形势对抗清不利，于是在厦门召集诸将密议：
前年何廷斌所进台湾一图，田园万顷，沃野千里……近为红夷占据，城中夷伙不上千人，攻之唾手可得。我欲手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并可生聚教训。 [ 注：同前注。 ]
经过商讨之后，郑成功遂决定亲征台湾，留世子郑经守金厦。
三月二十三日(阳历为四月二十一日)中午，郑成功率领战船数百艘，兵员二万五千人，从金门出发。二十四日抵达澎湖。二十七日自澎湖出发，行至柑桔屿海面时，为风所阻折回，在澎湖等候数日，天气仍未好转，全军即将断粮。为赶上潮期进入鹿耳门，郑成功当机立断，令陈广等率三千人守澎湖，亲率大军于三十日晚冒风雨开船。四月初二日拂晓，终于到达鹿耳门港外。郑成功身先士卒，换小船登上北线尾岛观察地形，大队舟师则等候涨潮再应风而进。中午海潮大涨，何廷斌坐船头，按图迂回，在前引导大船进入鹿耳门航路，午后大船齐进鹿耳门。当晚，大小船只到齐，泊禾寮港，并登岸扎营。
郑成功利用恶劣天气，涨潮时间，充分发挥奇袭效果，兵不血刃，顺利完成登陆，使荷兰人不胜惊惧，以为兵自天降。不过，登陆成功仅为第一步，欲达到光复台湾目的，仍有待于登陆后之苦战。
16世纪从欧洲通往东方之新航路被发现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国家为争夺殖民地，纷纷东来，在亚太海域侵占领土。17世纪初，荷兰在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成立东印度公司，开始侵占澎湖列岛。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八月，侵占澎湖之荷兰人为明军所驱逐，余众二千余人逃往台湾，在台南登陆，并修筑“台湾城”(今台南市西安平港)、赤嵌楼等城堡，准备久居。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荷兰人又将原占据台湾北部之西班牙人驱离，于是台湾遂完全落入荷兰人手中。
台湾与中国大陆之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秦、汉、三国时史书即已有两岸之间居民交往记载(时称夷洲)，唐代已有汉人移居澎湖、台湾。13世纪末，元朝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台澎等岛屿，属于福建泉州路同安县。此乃我国在台澎地区设立统治机构之起点，迄今已六百余年。
基于以上历史追述，可断言郑成功驱逐荷夷，光复台湾，实为我国收回国土。其对历史之贡献应享誉千秋。
郑军登陆后，荷兰人仍自以为其强大火力能击败对方，殊不知郑军士气高昂，纪律严明，尤其享有数量优势，并获当地人民(包括汉人及原住民)协助。仅凭火力虽能使其受到较严重死伤，但最后仍不免被击败。经过相当长时间苦斗，荷兰人终知已完全绝望，于是决定在国姓爷所给予的优惠条件下投降。
永历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公元一六六二年阳历二月一日)，荷兰总督揆一(Frederick Coyett)在降书上签字，结束荷兰入侵占台湾达三十八年之历史。郑成功“开台圣主”之伟业永远受到后世敬仰与怀念 [ 注：荷兰人投降之日期有若干不同记录，据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城日志》，为1661年12月21日。 ] 。
但令人深感痛惜的是，郑成功在光复台湾不久后即在台湾突然逝世，享年仅三十九岁，时为明永历十六年(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五月八日 [ 注：明郑始终奉永历正朔，即以永历纪年，直到明郑在台湾统治结束时为止。 ] 。郑成功逝世后，其子郑经继承，一度经过内部权力斗争，郑经终能守住台湾，继续开发工作，使其实力日益强大。此时台湾已改名东宁，分设一府(承天府)两县(天兴县与万年县)。除规定官制、制定法律外，更开垦荒地，兴办学校，可谓治绩斐然。
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七月，清廷命明郑叛将施琅(福建水师提督)率师攻击台湾。施琅遂于三年十一月与四年三月至四月，由金门两次出海远征，均未成功。由于强攻难以奏效，清廷遂改以招抚为对台政策。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派使者赴台与郑经谈判。郑经坚决表示：清朝若能以外国之礼见待，则同意互市通好，息兵安民。遂毫无结果。
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施琅力主用兵，但康熙帝仍以招抚为上策，遂令施琅留京，授为内大臣(闲官)，裁撤福建水师提督，将战船烧毁以示善意。次年清廷又与郑经谈判，郑经要求“如朝鲜例”，但为清廷拒绝。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郑经乘机出兵福建、广东，进占泉州、漳州、潮州、惠州、汀州、邵武、兴化等七府，企图加入三藩反清战争。后因耿精忠降清，与清军合作打击郑军，郑经始又被迫退守金厦等沿海诸岛。郑经虽出兵大陆，但清廷仍将其与三藩区别对待。康熙帝曾指出，对耿精忠宜用剿，对郑经宜用抚。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十八年(公元1679年)，清廷曾与郑经两度谈判，均未获结果。不过由于和谈进行之故，使郑军士气大受影响，有许多官兵均私自投降满清，于是郑经终于被迫放弃大陆沿岸岛屿，退回台澎。
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四月，郑经病逝台湾，随即发生政变，郑经长子克(上藏下土)被杀，由年仅十二岁之次子克塽继位，实权落入刘国轩(军事领袖)、冯锡范(克塽岳父)二人手中。当清朝福建总督姚启圣得知台湾“主幼国虚，文武解体，政出多门，各怀观望”情报时，立即上奏清廷，建议“会合水陆官兵，审机乘便，直捣巢穴” [ 注：《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231－233页。 ] 。康熙帝干六月七日下旨，命姚启圣等“同心合力，将绿旗舟师分领前进，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 [ 注：《清圣祖实录》卷九十六(均由《中国军事史略》引述，481页)。 ] 。同时又起用赋闲已久之施琅为水师提督，命其前往福建。于是经过郑成功父子所保存之明朝最后领土，开始面临异族征服之威胁。
第五节 施琅与澎湖
明熹宗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施琅生于福建晋江县，原为郑成功部将，由于恃功骄纵，行为不检，畏惧郑成功将绳之以法，遂叛逃降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曾两度率师进攻台湾均未成功，由于清廷决定改以招抚为对台政策，施琅遂被召往北京，接受内大臣闲职(已见前节)。
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再被用为福建水师提督时，施琅已六十岁，十月初六日抵达厦门后，不久即在战略构想上与姚启圣发生重大争论。姚启圣主张利用冬季北风，进攻淡水(台湾北部)，夹击台湾(南部)，同时要求与施琅共同指挥作战，陆军兵力由其负责，水师则由施琅负责。施琅主张利用夏季南风，首先进攻澎湖，同时更要求陆海作战兵力均应由其一人统一指挥。施琅之所以反对直接攻击台湾，当然又与其过去失败经验有关。
姚施二人激烈争论，并各自将其意见向朝廷反映。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七月十三日，施琅上奏：
倘荷皇上信臣愚忠，独任臣以讨贼，令督抚二臣催办粮饷接应，俾臣整肃官兵，时常在海操演，勿限时日，见利可行，臣即督发进取，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何难一鼓而下。事若不效，治臣之罪。 [ 注：施琅，《靖海纪事》卷上，《决计进取疏》。 ]
同年十月初六日，康熙帝征询诸大臣意见，刑部尚书明珠认为：
若以一人领兵进剿，可得行其志，两人同往，则未免彼此掣肘，不便于行事。照议政王所请，不必令姚启圣同往，著施琅一人进兵，似乎可行。
康熙遂决定由施琅统一指挥。十月二十日姚施接到兵部密令：
总督姚启圣停止进剿，提督施琅如无机会，仍操演兵丁，若有可进机会，统伊所派船兵，相机进取台湾。 [ 注：《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255页。 ]
至此，施琅终于争得统一指挥权。
正当施琅积极准备出兵攻台之际，失去指挥权之姚启圣仍在进行招抚(和谈)。康熙帝认为明郑基本立场并无改变，而情势已经对清朝日益有利，遂命令施琅立即进兵。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六月上旬，施琅调集各种战船三百余艘，官兵二万一千余人，在铜山(今东山县治，与澎湖隔水相望)集中，迅速完成战前各种编组工作，十三日祭江，十四日辰时(上午七时)乘南风向澎湖出航。
郑氏自光复台湾后，对于澎湖之防御并未十分重视，自获知施琅再被清廷起用，力主先攻澎湖之消息后，始感觉有加强澎湖防务之必要。于是刘国轩奉派前往澎湖负防守重责。关于刘国轩部署防务情形，施琅在其战后捷报中曾概述如下：
今年四五月知臣乘南风决计进剿。就台湾贼伙选拔精壮敢死者，及抽调草地佃丁民兵，将洋船改为战船。凡各伪文武等官所有私船尽行修整调集来澎湖。大小炮船、鸟船、赶缯船、洋船、双桅船合计两百余号。贼伙二万余众。仍将伪镇营等官兵各眷口，监羁台湾红毛、赤嵌二城，坚其死战。刘国轩亲统倾巢之众，复来澎湖，将娘妈宫屿头上下添筑炮城二座，风柜尾炮城一座，四角山炮城一座，鸡笼山炮城一座，东西峙内一列炮台四座，西面内外堑，西屿头一列炮台四座，中心湾山头顶炮台一座。凡沿海之处，小船可以登岸者，尽行筑造短墙安置腰铳，环绕二十余里，分遣贼众死守。星罗棋布，坚如铁桶。 [ 注：施琅，《靖海纪事》卷上，《克取澎湖大捷疏》。 ]
以上为施琅奏折中对于澎湖防御部署之概述，虽可能为表扬其本身功绩，对敌方实力不免夸大，但大致仍应可信，足以显示刘国轩对于防御已作相当周密准备。
张菼在《郑经郑克塽纪事》中，对于刘国轩如何部署澎湖防御有记述如下：
到娘妈宫(马公)，乘快哨巡三十六屿既(毕)，城娘妈宫，外设女墙、壕堑，多置大炮，风柜尾、四角山、鸡笼屿、中心湾、虎井、桶盘屿各设炮台一，东峙、西峙、内外堑各设炮台二，八幂屿、水垵澳等有礁石、沙线，无须设守。 [ 注：张菼，《郑经郑克塽纪事》(台北：台银台湾研究丛刊第八十六种，1966年6月)，146页。 ]
根据双方记述，可以断言刘国轩之任务即为固守澎湖，而到澎湖之后，亦已积极进行防御部署。然则为何必须如此？澎湖位于大陆与台湾之间，具有高度战略价值。郑经大将洪旭曾云：“澎湖固守，东宁高枕。” [ 注：洪旭之语转引自蔡平立编著，《澎湖通史》(台北：众文图书公司，1979年7月)，49页。 ] 足以显示澎湖对台湾安全之重要，此又与时代背景、地理环境具有微妙关系。
十七世纪乃帆船时代，帆船载量非常有限，尤其不能载运大量粮食与淡水，因此船上仅能容纳少数乘员。如果船上除驾驶人员(水手)以外，仍须载运相当大量陆军，则帆船在中途必须停泊，从岸上补充粮食饮水后始能再的进。从大陆沿海到台湾，即使一帆风顺，载运陆军之帆船仍然必须中途有补给基地。简言之，不让来攻敌船在澎湖登陆，敌军即不可能进攻台湾。过去郑成功光复台湾时，亦先以澎湖为中继站，可为先例(已见前节)。因此，刘国轩必须固守澎湖，而施琅亦必须进攻澎湖。澎湖成为双方决战之场遂为必然趋势。
帆船时代，远距离航海实乃冒险行为，海上波涛汹涌，天候变化无常，随时均有覆舟丧命可能。当人力无效时，必然祈求神明，海神遂成为沿海居民共同崇祀对象。元朝时澎湖即已设巡检司，岛上海神庙“娘妈宫”(妈祖庙)有悠久历史，现有“马公”地名即日治时代对“妈宫”之译音” [ 注：同前注。 ] 。
澎湖位处台海中心，包括大小岛屿总数古称三十六，亦有四十五、五十、五十五之说。今人确认为六十四。全部海岸线长达三百二十公里。大致分为三大海域：
(1)第一海域为由澎湖本岛、渔翁岛、白沙岛三大岛及北部岛屿环抱而成之澎湖海域。其中心为澎湖本岛内之风柜尾与金龟头所构成之马公港(娘妈宫)。港外波涛汹涌，港内沉静如湖，澎湖名称即由此而来，亦称平湖。此一海域东、西、北三方形势险要，古时仅由南方进出，今则南北各有出口。南方出口有四角屿、鸡笼屿、虎井屿、桶盘屿层层屏障马公港，港内成为良好避风处。北方白沙、渔翁两岛之间有吼门水道(今跨海大桥处)。
(2)第二海域为以八罩群岛为中心之澎南海域，西起花屿、大小猫屿，东至东西屿坪及东西二吉。海域中心为望安岛与将军澳屿，水道迂回，暗礁重叠。
(3)最南端有以七美岛为中心之第三海域，附近海面称为台湾堆，屏障澎南海域。距离澎湖本岛较远。
基于上述地理背景之分析，即可明了防守方面必然以第一海域为基地，进攻方面必须首先进入第二海域，然后再向澎湖本岛进攻。至于第三海域(七美)由于距离较远，已超出帆船时代之作战限度，自可置身事外，不受影响。
第六节 澎湖海战
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六月十五日申时(下午三点)，施琅舟师(舰队)突然出现在澎南海域西侧猫屿、花屿两小岛附近，为郑军守望快船发现，立即驶回澎湖发出警报。刘国轩始知敌军确已来到。于是一面紧急传令全面戒备，一面与诸将商讨对策。邱辉与黄良骥建议，乘清军立足未定，夜晚落潮时，派精兵冲杀敌阵，必能取胜。刘国轩不以为然，认为施琅徒有虚名，只须严防使敌船不能靠岸登陆，则将自败。当晚施琅命船队停泊在八罩、水垵澳海域中，同时遣官坐小船到附近将军澳、南大屿等岛安抚岛民(郑军并未设防)。
刘国轩认为将兵力集中在娘妈宫前平静水域中，阻止施琅登陆，即可稳操胜算，时间愈久则对施琅愈不利。刘国轩谓诸将曰：
风信无常，旦夕发台，虏将无所述命。此以逸待劳之势，不必战而可竟全功。
当邱辉反问，万一近日无(台)风则又将如何，刘国轩举俗语回答：“六月三十日，有暴三十六，焉有无风之理？”
以后施琅将船队移泊八罩，刘国轩又加以嘲笑：
不明天时，不知地利，谁谓施贼知兵？诸君但饮酒以俟其败矣！
刘国轩所持理由为：
八罩湍最急，其下有老古石，坚如铁，利如刃，偶风动，船底触之立破，而澎湖又不可三日无风也。
不幸海战进行时，“虽数有风，闻雷皆止”，于是最后刘国轩不得不慨叹：“天亡我也！” [ 注：刘国轩之语均引自张菼，《郑经郑克塽纪事》，154－156页。 ]
十六日晨，施琅舟师齐抵澎南海域，刘国轩乘快哨小船急驶如飞，在娘妈宫前澳内往来布阵。施琅令先锋官蓝理等率七艘鸟船首先冲击敌阵，随后又派出第二批船只。刘国轩指挥船队排列迎战。双方开炮对击，互相冲突。时值南潮正发，清军前锋数船被海潮逼进炮台，受到对方船队包围。施琅急令其座船直冲敌阵前去解围。于是双方激战，互有伤亡。结果施琅与蓝理均受轻伤，其船队被冲散退出战斗。刘国轩虽获小胜，但自度数量居于劣势，并未追击。清军退至西屿头洋中抛泊过夜。
十七日早晨，施琅令齐集舟师于八军、水垵澳湾泊，检讨昨日海战失利教训，批评若干将领“不协力向前，互相观望”。最后，施琅一面奖赏有功官兵，一面要求昨天海战中怯阵人员立功赎罪。部将吴英根据敌寡我众情况，建议以五船结一队攻敌一船，施琅采纳 [ 注：江日升，《台湾外纪》(台北：世界书局，1979年7月)卷九，338－339页。 ] 。
十八日至二十一日，清军进取虎井、桶盘屿。施琅亲坐小赶缯船往澎湖内外堑、峙内细观形势。又用“老弱骄兵之计”遣兵两股假攻峙内外堑，以分散郑军兵势 [ 注：施琅，《靖海纪事》卷上，《克取澎湖大捷疏》。 ] 。
关于自十八日至二十一日，施琅之行动另有不同记述。再简述如下以供对照参考。
十六日序战失利后，越三日清军始在十八日集中八罩。施琅申军令，惩临阵退缩官兵，许以立功赎罪，士气遂复振。十九日施琅偕其将吴英、朱天贵等，乘快哨从虎井过桶盘屿、外堑、内堑，窥探郑方水陆防守形势。江胜、邱辉起碇扬帆逐之，施琅匆匆退走。经过此次侦察后，吴英始建议：
敌方船少，我方船多，以五船结成一队，攻彼一只。其不结队者为游兵，或为奇兵，或为援兵，悉远驾观望，相机而应，则无成（左舟右宗）冲撞之患，又可各尽所能，奋勇破敌。 [ 注：江日升，《台湾外纪》卷二十七，117页。 ]
二十一日，施琅命其将领各大书姓名于船帆上，以便辨认，并可知其进退。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六月二十二日早晨(上午七点)，台湾海峡中空前大海战遂揭开序幕。
当施琅指挥清军水师直向娘妈宫前进时，郑军在外堑山顶上了望炮台即连发报警。刘国轩听到警报炮声，立即下令所有船只出港迎敌。当双方船队相遇时，只见澎湖海面，炮火石矢交攻，有如雨点，烟焰蔽天，咫尺莫辨。清将林贤、朱天贵等首先冲入敌阵，各船均奋勇争先，凭借数量优势，以五(？)船台围敌方一船。郑军虽拼命苦战，但终因众寡悬殊，无法持久。刘国轩见损失惨重，而有利天候又终未出现，于是丧失斗志，自认大势已去，立即退出战场，率领残兵败将分乘余船三十艘，从北面吼门水道逃离澎湖。“澎湖海战”到此完全结束，大致在下午四时 [ 注：海战过程以《中国军事史略》中册第五章第四节为主要依据，485页。 ] 。
刘国轩既已逃走，施琅遂大获全胜，并顺利登陆，占领澎湖。据施琅向清廷所发捷报：
击沉大小贼船一百九十七艘，焚杀伪官三百余员、贼兵一万二千有奇。刘国轩力不能支，乘快船从吼门潜遁。伪将杨德等一百六十五员，率贼兵四千八百余名，倒戈投降。 [ 注：施琅，《靖海纪事》卷上，《克取澎湖大捷疏》。 ]
清方损失为阵亡官兵三百二十九人，负伤一千八百余人，与郑军损失不成比例，施琅可谓大获全胜。
第七节 会战分析
我国历史中虽有多次陆上会战，但发生在本同海域中之海上会战，澎湖海战实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因此，此次会战特别值得精密分析：
一、史料
研究过去时代中之战争，所面临首要难题即为史料之缺乏，尤其是史料之可信程度。本书有一基本原则，即尽可能以所谓正史之记述为依据。虽正史水准亦有差异，例如《三国志》远不如《史记》及《左传》，但大体言之，正史记述仍比较可信。事实上，所谓史料乃史家之著作，当然受到其个人背景知识影响，著作者与战争时代距离愈近，其记述自比较可信。后世转述则当然疑问较多。
以澎湖海战为研究对象，史料方面所遭遇之困难实相当繁多。首先必须指出，清代尚无所谓正史之存在，因此一切史料均属私人著作，其内容自然不免常有疑问。战争必然有两方，两方记述自有差异，遂使研究者更有无所适从之苦。
清军方面，施琅上清廷之奏疏可算原始史料，内容应可信而较少疑问。不过任何战报对于敌军兵力及损失常作夸大报导，其目的为表扬本身功劳，显示胜利得来不易。古今中外为主将者均常如此，故对施琅不应苛责，虽然其可信度自难免受损。
明郑方面由于战败降清，自然不曾留下任何原始史料，所以一切史料均属私人性及间接性，其可信度亦自然较低。以闽人说闽事，生于明郑时代之台湾人江日升所著《台湾外纪》应算是唯一受到普遍引用之史料。由于其时代、地理背景与此次会战比较接近，其可信度遂自然比其他史料较高，而且也常为后出史料所引用。
总结言之，有关澎湖海战之史料迄今仍感不足，因此遂使研究者对于当时若干事实真相仍然难于作正确判断。
二、时空背景
此次海上会战发生日期为明永历三十七年(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阴历六月二十二日(阳历七月十六日)。各种记述均相同应无疑问。会战开始(即施琅兵力进攻)之时间为上午七点，会战全部结束之时间为下午四点。此乃大陆出版的《中国军事史略》所提供数字，但该书并未说明其来源 [ 注：《中国军事史略》中册，第七编第五章第四节，485页。 ] 。至于其他史料对会战起结时间均未有所说明。照上述记载，海战全部时间竟长达九小时，以帆船时代而言，似乎不可能有如此长度。上午七时会战开始应属合理，至于何时结束则为疑问，但似不可能到下午四时始完全结束。
清军从澎南海域向北进攻，郑军从澎湖海域向南迎敌，但两军在此广大范围中究竟在何处遭遇，即海战在何处开始，则无任何记录。简言之，无人知道此次会战正确起点在何处。
三、双方兵力
施琅六月上旬从铜山出发时，所集中之官兵共二万一千余人，其中多少为舟师，多少为陆军，则不详。此项数字由《中国军事史略》提供，其来源亦未有说明。但此即为现在所能认定之唯一数字。
明郑在澎湖兵力总数，据施琅捷报中所称共为二万余人(已见前节)，其中陆海分类数字亦未说明。其他史料对明郑兵力则更有不同估计，概括言之，最初大约保持陆海军兵力六千至一万人，到六月初双方和谈完全失败后，刘国轩遂又从台湾抽调兵力，对澎湖作紧急增援，并亲自前往督视。大约又增兵六千人。依据明郑方面史料似可作成两项判断：(1)到会战开始时，刘国轩所指挥兵力，陆海军总数可能尚不及两万人；(2)就整个台湾而言，此时已深感人力缺乏，当刘国轩不得不抽调兵力增援澎湖之后，台湾即已无余力抵抗入侵。
四、船与火炮
澎湖海战发生于17世纪后期，当时所用之船与船上之武器，对于现代研究者也许是一最难了解之问题。先从船说起，根据各种史料可知，双方所用之船均非标准形式之战船，而包括多种不同形式船舶在内。例如有所谓鸟船、赶缯船、洋船、双桅船等等。也许只有在施琅捷报中所提到之大小炮船为已装火炮之战船，不必临时加装武器。关于双方所用船舶之性能，及其在会战中如何作战，仅能付之于猜想。
17世纪后期，水上作战早已使用火炮。通常一艘战船在船头上装有威力最大之火炮，两舷上分别装有依次排列之火炮若干座，船尾上亦装有火炮一座，威力比船头较小。简言之，一艘船四边都有武器，作战时在彼此能望见距离，即对敌船发射船头之大炮，到双方距离较近时，即横转发左边炮，然后转舵发尾炮，再转发右边炮。为何必须作如此复杂之行动，因为当时尚无旋转炮台，两舷火器较多，若能面对敌船，则能发挥较大火力。若对双方火器作一比较，似乎清军享有数量优势，郑军素质较佳，但由于寡不敌众，遂终于不免败北。
五、战斗序列
关于明郑军在会战中之战斗序列(order of battle)已无任何记述。但江日升对于施琅之战斗序列则有记述如下：
是日，朗(琅)分大鸟船为八（左舟右宗），每（左舟右宗）七艘，作三叠以进。朗自领一（左舟右宗），居中调度；以其四子世骥同黄勇、陆臣、杨林淳、程道明踵其后。以吴英领一（左舟右宗）为左翼，朱天贵、何应元领一（左舟右宗）为右翼，陈龙领一（左舟右宗）为左翼之次，罗士珍、蓝理、曾成领一（左舟右宗）为右翼之次，陈昌领一（左舟右宗）为次左之左，杨嘉瑞领一（左舟右宗）殿左，林贤领一（左舟右宗）殿右。另以其六子世骠同陈蟒、魏明、郑元堂领赶缯、双桅（左舟右宗）船五十艘为奇兵先发，东循峙内，直犯我鸡笼屿、四角山；令其七子世骅，同董义、康玉、洪天锡等领赶缯、双桅船五十艘为疑兵，亦先发，西循内堑，佯攻牛心湾以为牵制。其余大小船八十艘分为两股，以为应援，径驶娘妈宫来犯。 [ 注：江日升，《台湾外纪》卷二十八，28页。 ]
照以上记述，施琅将船只分为（左舟右宗），应共为五十六艘(7×8)，另外未分（左舟右宗）之船只尚有一百八十艘(50＋50＋80)。如此总计则施琅用在会战中之船只总数应为二百三十六艘(56＋180)。施琅出兵时共率领船只三百余艘，为何在会战中仅用二百余艘，其余近百艘为何不参战，以及在会战时位置在何处？实乃一大疑问，为何过去似从未有人注意及之。
其次，所有史料均认为刘国轩之所以战败，主因为寡不敌众，但对于其所拥有之船只，各种估计又均认为二百艘左右。假使施琅仅动用船只二百余艘，则双方应可谓势均力敌，尤其明郑方面船上火炮素质较优，则在数量大致相等条件之下，如何可能被击败？因此，寡不敌众之说实颇有疑问。如果认为施琅确拥有数量优势，则实际情况只有两种可能：(1)施琅用在会战中的船只一定不仅为二百余艘，或(2)刘国轩所用之船只一定较少，也许仅有百余艘。
六、（左舟右宗）与五梅花阵
除施琅捷报外，其他各种史料几乎都无一不强调清军之胜主要应归功于五合一战术之应用，此即所谓“五梅花阵法”之由来。此种观念之最早来源仍为江日升之《台湾外纪》，其他史料又不过辗转引述而已。事实上，此一名词及可信程度均有存疑余地，值得作较深入检讨。
江日升认为此一观念乃吴英所建议，其原文为：“敌方船少，我方船多，以五船结成一队，攻彼一只。”(已见前节)吴英所云仅为“五船结成一队”，并无“五梅花”之说。五梅花操法为郑成功时代之陆军操法，与施琅及水师均无关，见杨英《从征实录》。
江日升又记述：“朗(琅)分大鸟船为八（左舟右宗），每（左舟右宗）七艘，作三叠以进。”“（左舟右宗）”即由七艘船所组成之船队，其中一艘领先，其余六艘左右各三艘依次跟进。其目的为便于发挥两舷火炮威力。假使真是如此，则吴英所云，“五船结成一队”可能为“七船结成一队”之误，又或如夏琳《闽海纪要》所云：“清师以六船攻一船”似更较正确 [ 注：夏琳，《闽海纪要》(台北：台银台湾文献丛刊第十一种，1951年4月)。 ] 。总结言之，既已分为八（左舟右宗），每（左舟右宗）七艘，自不可能只用五艘，如果只用五艘，则其余两艘又将作何使用？
七、天候
有人认为刘国轩为何不主动出击，而宁愿坐待施琅来攻，其主要原因为其对于天候之认知。简言之，相信阴历六月经常有台风，一旦台风发生，则清军将自动毁灭，自可坐待而不必轻举妄动。孰知台风不来，遂终于自叹天亡我也。此说实不可信，当时气象知识非常缺乏，身为主将者不可能仅凭民间传说来作为战争中重大决定之依据。刘国轩不可能愚昧到如此程度。台风之来到又并非如“六月三十日，有暴三十六”那样频繁。根据目前经验，每年台风侵袭台澎地区不过几次(最多不曾超过十次)，甚至于某一年可能完全无台风(笔者尚有此种回忆)。以目前气象学之进步，天气预报之精确，仍然很难掌握台风动态，刘国轩居然如此坚信台风必来，实属不可思议。因此可以断定此种说法实乃后人捏造，全无根据，自无重视之价值。
八、登陆问题
刘国轩来到澎湖之任务为固守澎湖，施琅来到澎湖之任务为攻占澎湖，然后以其为基地进攻台湾(已见第五节)。因此海战虽已结束，施琅获胜，刘国轩落败，但施琅主任务尚未达成，刘国轩主任务仍有达成之可能。施琅赢得海战之后，必须尽快以其舟师(海军)掩护及运送其所载运之陆军兵力，向澎湖本岛(娘妈宫)进行两栖登陆。若能一鼓作气，登陆成功，则其攻占澎湖任务终于达成。若不能如此，则再衰三竭，将无以善其后，于是即使赢得海战亦毫无意义。
反而言之，刘国轩虽输掉海战，甚至于所有船只付之一炬，但仍有固守澎湖陆地之机会。当其来到澎湖之后，即曾在陆上构筑坚固防御工事，其目的当然为准备固守，并彻底击败施琅之登陆。此种防御作战的基础为陆上兵力，海上兵力并不能作任何贡献。因此，即使海上兵力全军覆没，但陆上兵力仍能拚死作战，并充分发挥城堡火炮威力，则仍有击退敌军登陆之可能，又因为两栖登陆为非常困难之作战，假使对方在岸上已有坚强防御，其成功机会自颇渺茫。
但非常令人不可思议，刘国轩居然丧失斗志，突然逃走，而自动放弃其主要任务(固守澎湖)。于是施琅顺利登陆，接受守军投降，兵不血刃而达成其主要任务(攻占澎湖)。也许应将欧阳修的话反过来说：“虽然人事岂非天意也哉？”
第八节 结论
刘国轩逃走不仅结束海战，更使施琅顺利进占澎湖。刘国轩因风微不顺，至六月二十四日始抵台湾。于是海战惨败、澎湖失守消息立即传开，对于全体军民产生极严重心理震撼，莫不惊惧万分，认为大祸即将来临。真乃“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施琅占领澎湖后，除休息整理，补给粮水外，更安抚居民降众，对军官以礼相待，士卒给与银米，伤者代为医治，欲归见妻儿者，派小船送至台湾。于是降卒转述优待情形，使台湾民心士气更无法维持。尤其重要者为施琅又暗中与刘国轩联络，许以优待条件，请其努力促成台湾归降。
当澎湖弃失后，冯锡范等尚欲远征吕宋(菲律宾)另创基业。刘国轩力排众议，指出征吕宋虽良策，但仅可行于澎湖失守之前，今澎湖已失，众志瓦解，唯有无条件接受清朝招抚始为上策。刘国轩并危言耸听，提出严厉警告：
当此之时，尚且狐疑，倘一朝变起萧墙，将奈何？从来识时务者为俊杰，大势已去，速当顺天！ [ 注：《中国军事史略》中册，第七篇第五章第四节，456页。 ]
事实上，刘国轩又并非完全危言耸听，因为在台湾早已有人准备降清。驻北路总管何祐早已通敌，闻澎湖失守，即弃基隆淡水，率部擅回台南，形成北部防务空虚之势。
于是最后众人同意受抚。闰六月八日郑克塽派员前往澎湖向施琅请降，不过仍要求降清后继续留居台湾，以便承祀祖先，照管家业。施琅严辞拒绝，指出此乃假降缓兵之计，若再不降必出兵剿灭。郑克塽遂不得不再修降表，承诺无条件投降。
施琅转报清廷后，康熙帝一向认为郑氏情况特殊，对其颇有好感，于是宣示：
若不许其投诚，则彼或窜处外国，又生事端，不若抚之为善。 [ 注：《康熙起居注》第二册，1034页。 ]
并于七月二十七日正式颁发对台湾投诚人员之赦诏。
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八月十一日，施琅亲到台湾受降，十八日郑克塽等剃发易服，恭听施琅宣读清帝受降诏书，完成受降仪式，完成清朝对台湾之统一，结束明郑在台湾二十一年之统治。
施琅受降后在台湾停留近百日，曾到全岛南北各地考察，对于台湾之战略重要性开始有所认识。农历年前，施琅返回福建，得知清廷对于今后如何处置台湾问题发生严重争议。由于“留恐无益，弃虑有害”，遂处于两难窘境。群臣争论不决，有人认为“台湾远离大陆，不便管辖，易生事端，劳民伤财，弃之为便”。
施琅遂立即根据其本身在台考察所获印象，向清廷提出坚决反对意见。在其“恭陈台湾弃留疏”中指出：“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 [ 注：施琅，《靖海纪事》卷下，《恭陈台湾弃留疏》。 ] 于是清廷终于采纳其意见，将台湾正式纳入版图。改东宁府为台湾府，南路设凤山县，北路设诸罗县，于府治设台湾县，澎湖归府直辖，共为一府三县，均隶属福建省台厦兵备道，台厦道每半年分巡台湾及厦门。
施琅为汉人，为异族效力，使台湾接受异族统治，从华夏民族观点视之，应列入“汉奸”名单似无疑问，但由于其建议，始使台湾成为中国领土，则又功不可没。
最后应综合讨论“澎湖海战”是否具有决定性，作为本章总结。此一会战具有军事决定性应可确认。会战结束，施琅获胜，清廷与明郑之间即再无继续战争可能。换言之，会战结束即等于战争结束。
再从广义观点视之，此后二百余年(公元1683－1895)，有关台湾地位、两岸关系、中国海权之历史演变趋势均莫不受此战结束影响。如果施琅不能赢得此战，则台湾将继续不受清廷统治，由于施琅战胜，历史演变方向遂完全改变，最后由于清廷无能，至一八九五年终将台湾割与另一异族(日本人)，使台湾再次沉沦达五十年之久。基于以上分析，“澎湖海战”具有历史决定性自应可确认而无任何疑问。
图9－1 澎湖地区郑清两军兵力部暑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