淝水之战·第七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中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会战》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一节　引言

　　 赤壁之战(乌林之战)的结果，是诚如诸葛亮在说服孙权使其决心抗曹时的说词中所作的预测：“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简言之，赤壁之战使中国历史进入三国时代。长达四百年(公元前221－公元220年)的第一帝国从此结束。所谓三国时代又只是中国历史走向分裂状况的起点而已，向前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

　　 三国时代的起点是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即曹丕篡汉称帝之年，因此同时亦即为魏文帝黄初元年。三国中的第一个国家(魏)到此时始正式成立。第二年(公元221年)，刘备始称帝，第二个国家(蜀)也正式成立。至于孙权则更晚称帝，吴国直到公元229年才正式成立。到此时，魏、蜀、吴三国始同时并立，历史终于进入三国时代。

　　 这三个国家存在时间又都很短暂。刘备死后，其子刘禅继位，诸葛亮管理国政(公元223年)，十一年后诸葛亮逝世(公元234年)，蜀国即开始衰弱。魏元帝景元四年，蜀后主炎兴元年(公元263年)五月，魏丞相司马昭决定伐蜀。同年十一月，魏军已进逼成都，蜀主投降，存在了四十三年的蜀国第一个灭亡。魏元帝(曹奂)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篡位，改国号为晋，魏国遂亡，一共存在了四十六年(公元220－265年)。晋武帝咸宁六年(公元280年)灭吴，一共存在了五十九年的吴国也终于灭亡。于是所谓三国时代遂完全结束。

　　 当魏、蜀、吴三国都已不存在时，中国遂又归于统一，但不幸此次统一的时间又真是非常短暂。十年后晋武帝逝世，其子惠帝继位(公元290年)。没两年天下即乱，晋室已不能进行有效统治。统治庞大帝国必须有强力中央政权，晋武帝平吴后即耽于享乐，不理政事，其嗣子又愚昧无能，于是国事遂不可收拾。

　　 武帝又采取两项政策，更足以加速国家的灭亡，真可谓送命决定。第一是不记取西汉初年的教训，而重蹈封建覆辙，尤其平吴之后，又裁减各州郡兵力，于是诸王拥有兵力，而州郡无力制裁，叛乱遂成必然之势。当时朝臣山涛曾劝阻，但未被采纳：

　　吴平之右，帝诏天下罢军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山涛论用兵之本，以为不宜去州郡武备，其论甚精……帝称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永宁之后(公元301年)屡有变难，寇贼焱起，郡国皆以无备而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乱，如涛言焉。 [ 注：《晋书》卷四十三，《山涛传》。 ]

　　 果然不出山涛所料，从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到光熙元年(公元306年)，晋室诸王彼此互相攻击，达十六年之久，才勉强结束，即所谓“八王之乱”。此八王分别为司马亮、玮、伦、冏、乂、颖、颙、越八人。

　　 第二项错误政策是容许胡人杂居内地。此种现象虽非起于晋代，而是前朝政策的后遗症，但由于晋武帝在开国之初，未能利用强盛国势，采取有效控制措施，终于导致不可收拾的大祸，即所谓“五胡乱华”。

　　 第二节　五胡乱华

　　 异族向中国内地迁移开始于西汉武帝之时，武帝雄才大略，不仅想征服异族，而且更想同化异族。凡异族来降者，或徙置内地，许其与汉人杂居，使其逐渐同化；或以其地为郡县，而分置降胡于边疆，分其众而弱其力。至少就理论而言，此种政策若能持之以恒，假以时日，应能达到中外一家的伟大理想。此种长远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难免变质，并产生严重后遗症。

　　 武帝在位时为汉朝全盛时期，此后即盛极而衰，对内徙胡人逐渐缺乏控制。到东汉时又盛纳降胡，汉末天下大乱，胡人遂乘“中国多事，不遑外讨之际，得擅漠南之地，寇暴城邑，杀略人民” [ 注：《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乌丸传》。 ] 。而汉人因不能忍受内乱之苦，逃往异族地区者亦不乏人。汉人投靠异族，不仅增加其户口，而更提高其知识。

　　 黄巾乱后，中原残破，尤以关中为甚。曹魏遂又盛纳降胡。概括言之，到三国时代，已有许多胡人入居内地，与汉人杂居既久，多通中国语文，开始同化，甚至于被中国政府招募为佣兵。晋代初年，晋武帝又复盛纳降胡，有识之士遂引以为忧。

　　郭钦上疏曰：“戎狄强犷，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峻(严)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万世之长策也。”帝不听。 [ 注：《晋书》卷九十，《匈奴传》。 ]

　　 郭钦上疏之时为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到惠帝元康九年(公元299年)。江统又作“徙戎论”：

　　江统以为戎狄乱华，宜早绝其原。乃作徙戎论以警朝廷曰：“夫关中土沃物丰，帝王所居，未闻夷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蔓，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着先零、罕（左丆右丅）、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氏，出还陇右，着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离，并得其所，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虽为寇暴，所害不广矣！”朝廷不能用。 [ 注：《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 ]

　　 事实上，胡人内徙有其复杂原因，此种趋势早已积重难返。郭钦上疏时若能立即采取措施，也许尚能发挥抑制之效，到江统作论时，可能已经势难挽回。

　　 所谓“五胡”者乃异族之总称，可概分为五类：(1)匈奴(2)羯(3)鲜卑(4)氐(5)羌(加上巴蜀的僰人，又称六夷)。初期势力最大者为匈奴，乘中国内部祸乱频繁之际，首先发难，晋惠帝(司马衷)永兴元年(公元304年)，自称汉室后裔的刘渊，据离石称汉王，号召匈奴、羯、羌等异族发动叛乱。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刘渊迁都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县)，正式称帝，建立汉国。刘渊死后，刘聪继位。晋怀帝(司马炽)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刘聪派刘曜攻破洛阳，俘怀帝。西晋末代皇帝愍帝(司马邺)继位于长安。愍帝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刘曜又攻陷长安，俘愍帝，西晋也随之而亡。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统一帝国真是非常短命，一共只维持五十二年，经历四帝即告夭折。

　　 西晋亡后，中国分裂，南方成立一个新政权，是谓“东晋”，勉强维持偏安之局，北方则陷入大混乱之中。所谓五胡纷纷建国，史称“五胡十六国”，此种长期混乱，先后凡一百三十六年之久。所谓“十六国”包括：二赵(前、后赵)，五凉(前、后、南、北、西凉)，四燕(前、后、南、北燕)，三秦(前、后、西秦)以及割据四川的成(汉)。此外，冉魏与西燕两个政权则不包括在内 [ 注：高锐主编，《中国军事史略》(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上册，383页。 ] 。

　　 衣冠南渡后，东晋自元帝(司马睿)至恭帝(司马德文)共一百零三年(公元317－420年)而亡，此后历史又进入另一新阶段，即所谓“南北朝”。所谓“南朝”共有四个短命朝代：(1)宋五十九年(2)齐二十三年(3)梁五十五年(4)陈三十一年，共为一百六十八年。北方由拓跋氏所建立的北(元)魏在名义上虽长达一百五十七年，实际维持统一统治时间仅为九十四年。此后分为东、西魏：东魏十五年，西魏二十二年。继东魏者为北齐(二十八年)，继西魏者为北周(二十四年)。总称之为“北朝”。

　　 据钱穆计算，史称“魏晋南北朝”的阶段，前后共为三百九十二年，在此阶段中，统一政府之存在，严格言之，不到十五年，放宽言之，亦仅只三十余年，不到全期时间的十分之一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147页。 ] 。像如此分崩离析的时代，毫无疑问实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黑暗期，而其起点即为“五胡乱华”。

　　 第三节　衣冠南渡

　　 西晋惠帝朝，当东海王司马越(八王中之一人)当政时，为扩大势力之故，任其亲信琅邪王司马睿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由下邳移镇建邺(南京)。从此司马睿即开始在江南建立其政权。他虽是宗室，但实力有限，主要是依赖以王氏为首的士族支持，始能在江南站稳脚跟。所以当时民谣说，“王与马，共天下”。

　　 愍帝在长安被俘消息传到江东后，司马睿即改称晋王。愍帝建兴五年(公元317年)正式称帝，建都建康(原建邺)，史称“东晋”。实际上所建立的只是一个偏安江左的小朝廷而已。许多北方社会领导分子也纷纷南来避难，此即所谓“衣冠南渡”。

　　 在我国历史中，知识分子一向为社会精英。维持国家团结，巩固有效统治，均有赖于知识分子挺身而出，发挥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无畏精神。每当知识分子趋于没落，则民族道德亦必随之而沦丧，于是离心力就会大于向心力。在如此情势之下，自难希望有所谓文治武功，其结果即为民生凋敝，同步艰难。

　　 知识分子没落表现出两种现象：(1)知识分子不受尊重，(2)知识分子无出路。每当太平盛世，知识分子深受普遍尊重，而知识分子也自能以所学回馈，遂形成良性循环。反之，若知识分子不受尊重，则整个民族都将变得无知无能。知识分子无出路乃前者之自然推论。于是只能隐忍苟活，为泄愤懑之情，遂不谈国事，只谈风月，所谓“清谈”即因此而盛行。

　　 政治不安定，政权经常改变，知识分子遂只能逃避现实，不问国事。此即“清谈误国”之由来，五胡乱华时，王衍将死，有感而言：“呜呼，吾人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王衍临死悲呜，令人为之感叹 [ 注：《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 ] 。

　　 西晋沦亡后，偏安江左的东晋还是像西晋一样：朝政依然把持在门阀士族手中。这些人把西晋亡国之前的一切恶习都带到南方来，所关心的是眼前利益，对于恢复中原故土则已置之脑后。这些知识分子具有放浪虚浮的心态，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再加上柔弱病态的身体，出世的宗教信仰，其最后的总和即为一个脆弱易毁的民族。诚如钱穆所云：“东晋常有恢复中原之机会，然东晋并无北取中原的统一意志。”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174页。 ]

　　 也许只有极少数志士，基于民族大义，决心规复中原。但既不能获东晋政权的支持，又受安于现状的官僚掣肘，遂使北伐行动收效甚微，或半途而废，良可慨也。历史上尚能留名者在东晋前期仅有祖逖与桓温。

　　 祖逖，范阳遒(今河北涞水)人，为从中原南渡的士族。少时即有报国之志，与其好友刘琨同寝，清晨闻鸡鸣，即一同早起锻炼体力，此即“刘琨起舞，祖逖闻鸡”历史佳话之由来。祖逖南渡后，即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一再向东晋政府要求领兵北伐。建兴元年(公元313年)，尚称晋王的司马睿给与祖逖“奋威将军”虚衔，准其自行募兵北伐。于是率领其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上，船到长江中流时，祖逖即击辑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此即所谓“中流击楫”历史佳话之由来，如此宣誓表示其有进无退的决心 [ 注：祖逖誓言引自《贤治通鉴》卷八十八，《晋纪十》，愍帝建兴元年。 ] 。

　　 祖逖北进后，最初虽获若干进展，但东晋政权既不继续提供支援，而且更加以牵制，尤其是内部矛盾重重，王敦之乱正在酝酿，于是祖逖遂忧愤成疾，元帝太兴四年(公元321年)逝世于军中。结束了东晋时代第一次北伐。

　　 祖逖北伐中途夭折后，原已收复失地又落在北方后赵之手。东晋则内乱时起，更少有人再谈北伐。直到王敦、苏峻之乱相继平定后，北伐呼声始又再起。先后有庾亮、庾翼兄弟及褚裒、殷浩等人的北伐，但都失败或不成。在东晋前期真正略有成就的北伐仅为桓温的北伐。

　　 桓温祖籍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为北方南迁士族，曾任徐州刺史、荆州都督等职。穆帝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桓温率军攻灭氐族李氏在成都建立的成汉政权，势威大振。永和五年(公元349年)，桓温请求攻伐后赵，但东晋朝廷害怕他成功后无法控制，置之不理。另外派褚裒、殷浩攻击后赵，但均告失败。于是桓温上表弹劾殷浩，乘机掌握朝政大权。随后又继续进行北伐，分别在永和十年(公元354年)、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太和四年(公元369年)，一共三次北伐，但都劳而无功，尤其最后一次更损兵折将，大败而归。

　　 桓温既有才干又有野心，想利用北伐建立个人威望，以达取东晋而代之的目标。失败之后不久即忧愤而死。在其死后，东晋朝政经谢安等人整治之下，转危为安，暂时渡过危机。

　　 谢安，字安石，少有重名。前后征辟皆不就，寓居会稽，以山水文籍自娱。虽为布衣，时人皆以公辅期之，士大夫至相谓曰：“安石不出，如苍生何？” [ 注：《贤治通鉴》卷一百一，《晋纪二十三》，穆帝升平四年。 ]

　　 谢安年已四十余，桓温请其为司马，乃赴召，温大喜，深礼重之。桓温阴蓄不臣之志，尝抚枕叹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孝武帝宁康元年(公元373年)二月，桓温入朝，谢安、王坦之迎于新亭。当时都下人情汹汹，以为温将诛王谢，因移晋室。坦之甚惧，安神色不变曰：“晋祚存亡，决于此行。”温大陈兵卫延见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安从容就席谓温曰：“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温遂命左右撤之。

　　 当时东晋天子幼弱，外有强臣，幸赖谢安能尽忠辅卫，始转危为安。桓温死后，谢安为宰相，为政务举大纲，不为小察。时人比安于王导，而谓其文雅过之 [ 注：有关谢安的记述，均以《资治通鉴》为依据。 ] 。

　　 第四节　投鞭断流

　　 在东晋勉强维持偏安之时，北方情况也不断发生变化。穆帝升平元年(公元357年)苻坚自立为大秦天王。苻坚属于氐族，称帝后，任用汉族寒士王猛，励精图治，成为北方新兴势力，其国号为秦，史称前秦。

　　 王猛北海人，少好学隐居华阴。穆帝永和十年(公元354年)闻桓温北伐入关，披褐往见，扪虱面谈。桓温大为赏识，称赞曰：“江东无卿比也！”但王猛并未随桓温返回江南。其原因可能为他已知温将篡晋，所以不愿追随。桓温去后不久，王猛即为苻坚所重用。苻坚虽为异族，但对于王猛之信任实不亚于刘备之对诸葛亮。在王猛辅佐之下，秦国兵强财富，日益强盛，只花六年时间(公元371－公元376年)，即成为五胡十六国中版图最大，国势最盛的政权。

　　 不幸东晋孝武帝宁康三年(公元375年)七月，王猛病危将死，苻坚亲至猛第视疾，访以后事。猛曰：

　　晋虽僻处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没之后，愿勿以晋为图。鲜卑、西羌，我之仇敌，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

　　 言终而卒。荷坚至为悲恸，谓太子曰：“天不欲代晋平壹六合邪，何夺吾景略之速也！” [ 注：有关王猛的记述，均以《资治通鉴》为依据。 ]

　　 自王猛死后，秦国仍继续强盛，但苻坚由于已无人教导，遂开始骄纵自满，自以为无敌于天下。东晋孝武帝太元七年(公元382年)十月，苻坚会群臣于太极殿，议曰：

　　自吾承业，垂三十载，四方略定，唯东南一隅未沾王化。今略计吾士卒可得九十七万，吾欲自将讨之，何如？

　　 秘书监朱肜曰：

　　陛下恭行天罚，必有征无战，晋王不衔璧军门，则走死江海。陛下返中国士民，使复其桑梓，然后回舆东巡，告成岱宗(泰山)，此千载一时也！

　　 坚喜曰：“是吾志也！”(上文有两点值得注意，秦人以中国自居，并且希望能使永嘉之末避乱南渡者之子孙返回故乡。)

　　 尚书左仆射权翼则持反对意见曰：

　　昔纣为无道，三仁在朝，武王犹为之旋师。今晋虽微弱，未有大过。谢安、桓冲皆江表伟人，君臣辑睦，内外同心。以臣观之，未可图也。

　　 苻坚嘿良久，曰：“诸君各言其志。”

　　 太子卫率石越曰：

　　今岁镇守斗，福德在吴，伐之必有天殃。且被据长江之险，民为之用，殆未可伐也！

　　 苻坚立即反驳曰：

　　昔武王伐纣，逆岁违卜，天道幽远，未易可知。夫差、孙皓皆保据江湖，不免于亡。今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又何险之足恃乎？

　　 此即“投鞭断流”一语之来源。石越仍继续劝告：

　　三国之君皆淫虐无道，故敌国取之易于拾遗，今晋虽无德，未有大罪，愿陛下且按兵积谷，以待其衅(机会)。

　　 于是群臣各言利害，久之不决。坚曰：“此所谓筑舍道傍，无时可成，吾当内断于心耳。”群臣退出，独留阳平公融(苻坚之弟)，谓之曰：

　　自古定大事者不过一二臣而已，今众言纷纷，徒乱人意，吾当与汝决之。

　　 苻融对曰：

　　今代晋有三难：天道不顾一也，晋国无衅二也，我数战兵疲，民有畏敌之心，三也。群臣言不可伐皆忠臣也，愿陛下听之。

　　 苻坚作色(不悦)曰：

　　汝亦如此，吾复何望！吾强兵百万，资仗如山，吾虽未为令主，亦非暗劣。乘累捷之势，击垂亡之国，何忠不克，岂可复留残寇，使长为国家之忧哉！

　　 融泣曰：

　　晋未可灭，昭然甚明。今劳师大举，恐无万全之功。且臣之所忧不在于此。陛下宠育鲜卑、羌、羯，满畿甸，此属皆我之深仇。太子独与弱卒数万留守京师，臣惧有不虞之变生于腹心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顽愚，诚不足采；王景略一时英杰，陛下常比之诸葛武侯，犹不记其临没之言乎？

　　 坚不听，于是朝臣进谏者众，坚曰：

　　以吾击晋，校其强弱之势，犹疾风之扫秋叶，而朝廷内外皆言不可，诚吾所不解也！

　　 太子宏曰：

　　今岁在吴分，又晋君无罪，若大举不捷，恐威名外挫，财力内竭，此群下之所疑也。

　　 坚曰：

　　昔吾灭燕，亦犯岁而捷，天道固难知也。秦灭六国，六国之君岂皆暴虐乎？

　　 京兆尹慕容垂(鲜卑人)言于坚曰：

　　弱并于强，小并于大，此理势自然，非难知也。以陛下神武应期威加海外，虎旅百万，韩(信)白(起)满朝，而蕞尔江南独违王命，岂可复留之以遗子孙哉！

        《诗》云，“谋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断自圣心足矣，何必广询朝众？晋武(帝)平吴，所仗者张、杜二三臣而已，若从朝众之言，岂有混(统)一之功？

　　 苻坚大悦曰：“与吾共定天下者独卿而已。”赐帛五百匹(慕容垂之语有两点值得注意：(1)慕容垂为鲜卑人，其言别有用心，故意迎合苻坚；(2)慕容垂居然能引用《诗经》，足以显示胡人已经高度汉化，中原已开始趋于文化统一)。

　　 苻坚一心欲取江东，但群臣多表反对，以至于夜不能睡。其弟苻融又谏曰：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语)。自古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且国家本戎狄也，正朔会不归人(不代表正统)。江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

　　 苻坚反驳说：

　　帝王历数岂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刘禅岂非汉之苗裔邪，终为魏所灭。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达变通耳。

　　 苻坚素信沙门(僧)道安，群臣使道安乘间(机)进言。十一月，坚与道安同游于东苑，坚曰：“朕将与公南游吴越，泛长江，临沧海，不亦乐乎？”道安遂进言曰：

　　陛下应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维，自足比隆尧舜，何必栉风沐雨，经略遐(远)方乎？且东南卑湿，泠(戾)气易构，虞舜游而不归，大禹往而不复，何足以上劳大驾也？

　　 坚答曰：

　　天生烝民而树之君，使司牧之，朕岂敢惮劳，使彼一方独不被泽乎？必如公言，是古之帝王皆无征伐也！

　　 道安曰：

　　必不得已，陛下宜驻跸洛阳，遣使者奉尺书于前，诸将总六师于后，彼必稽首入臣，不必亲涉江淮也。

　　 苻坚不听。

　　 坚所幸张夫人谏曰：

　　妾闻天地之生万物，圣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顺之，故功无不成。是以黄帝服牛乘马，因其性也。禹浚九川、陈九泽，因其势也。后稷播殖百谷，因其时也。汤武帅天下而攻桀纣，因其心也。皆有因而成，无因而败。今朝野之人皆言晋不可伐，陛下独决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犹因民，而况人乎？妾又闻王者出师，必上观天道，下顺人心，今人心既不然(同意)矣，请验之天道。谚云：“鸡夜呜者不利行师，犬群嗥者官室将空，兵动马惊，军败不归。”自秋冬以来，众鸡夜呜，群犬哀嗥，厩马多惊，武库兵器自动有声，此皆非出师之祥也。

　　 坚曰：“军旅之事非妇人所当预也。”(张夫人之言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妇女学识水准之高令人感到惊异。真是如此乎？抑或是司马光所杜撰？似乎是一大疑问。)

　　 苻坚幼子中山公诜最有宠，亦谏曰：

　　臣闻国之兴亡系(赖)贤人之用舍。今阳平公国之谋主，而陛下违之，晋有谢安、桓冲，而陛下伐之，臣窃惑(疑)之。

　　 坚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为何对《资治通鉴》原文作如此不厌详尽的引述？其目的是显示苻坚政府并非没有良好决策程序，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民主化，但主政者若刚愎自用，独持己见，则结果必然失败。所以后世政治领袖对于此一历史教训实应有所警惕 [ 注：有关苻坚伐东晋之前的决策过程均以《贤治通鉴》卷一百四，《晋纪二十六》，孝武帝太元七年为依据。所有言词均以此为引述来源。 ] 。

　　 第五节　草木皆兵

　　 苻坚开始谋议伐晋是在太元七年(公元328年)十月，由于反对者众多，所以迟迟未作最后决定，只有慕容垂心怀异志，单独力劝苻坚速取行动。直到次年(公元383年)七月，苻坚始正式下达伐晋诏书，《资治通鉴》的记述如下：

　　秦王坚下诏大举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巳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少年兵)。又曰：“其以司马昌明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势还不远，可先为起第。”

　　 从苻坚之语即可想见其骄横，自以为必能轻取胜利。所谓“骄兵必败”，此实为最佳的描述。

　　 是时，朝臣皆不欲坚行，独慕容垂、姚苌(羌人)及良家子劝其速行。其弟苻融言于坚曰：

　　“鲜卑、羌虏，我之仇雠，常思风尘之变以逞其志，所陈策画，何可从也！良家少年皆富饶子弟，不闲军旅，苟为谄谀之言以会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轻举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后患，悔无及也！”坚不听。

　　 八月甲子坚发长安，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旗鼓相望，前后千里。九月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蜀汉之兵方顺流而下，幽冀之兵至于彭城(徐州)，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苻融等兵三十万先至颖口(颖水入淮处，今安徽正阳关)。从以上记述看来，苻坚主力已到项城，苻融先锋已到颖口，而其他两路秦军则仍在进军途中。秦军“前后千里”，中路进展甚速，两翼则远较迟缓，其优势兵力已呈分散之势。当然上述兵力数量又自不无夸大，而这也是历史记述的常事。

　　 东晋方面，掌管国政的人是丞相谢安。对于国防早已做准备。他命令其侄谢玄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一带北方流民中招募数万名青壮年为兵，由谢玄统领，驻在广陵(今江苏扬州)，号称“北府兵”。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一支精兵，成为对抗外侮的主力。

　　 秦兵大举南征之际，东晋政府也立即采取抗战行动：

　　诏以尚书仆射谢石(安之弟)为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总司令)，以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前敌总指挥)，与辅国将军谢琰(安之子)，西中郎将桓伊等众共八万拒之。使龙骥将军胡彬以水军五千援寿阳(今安徽寿县)。

　　 由于秦兵声势浩大，东晋都下震恐，谢玄回到都城建康，问计子谢安。安夷然(坦然即不改常态)答曰：“已别有旨。”既尔寂然(不再说什么)。玄不敢复言(问)，乃令张玄重请(再问)。安遂命驾出游山墅。亲朋毕集，与张玄围棋赌墅(以别墅为赌注)。安棋常劣于玄，是日玄惧，便为敌手而又不胜。安遂游陟(山)，至夜乃还。谢安之所以如此表演，其目的乃故示镇静，以安定人心。

　　 桓冲深以根本为忧，遣精锐三千人卫京师。谢安固却之(坚决拒绝)曰：“朝廷处分已定，兵甲无阙，西藩宜留以为防。”冲对佐吏(幂僚)叹曰：“谢安石有庙堂之量，不问将略(不知战略)，今大敌垂(将)至，方游谈不暇，遣诸不经事(无经验)少年拒之，众文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料其必败。)

　　 十月苻融攻克寿阳，晋方守将徐元喜被俘。奉派前往救援寿阳的胡彬遂不敢前进，退保硖石(在寿阳西北的淮水北岸)，随即为苻融所包围。苻融另遣其将梁成等率兵五万屯于洛涧(洛口)，树立木栅封住淮水(栅淮)。谢石、谢玄等到距离二十五里处不敢再进。

　　 被围的胡彬粮尽，遂派使者向谢石等告急曰：“今贼盛粮尽，恐不复见大军！”不幸使者被秦军捕获，使苻融得知晋方军情，于是立即报告苻坚曰：“贼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

　　 苻坚遂将大军留在项城，仅引轻骑八千赶往寿阳与苻融会合。并派遣其尚书朱序去说服谢石等，告以“强弱易势，不如速降”。朱序本是晋方襄阳守将，在太元三年(公元378年)城破被俘，虽已降秦，但仍然忠于故国，随时都想为晋方效力。谢石本来心存畏惧不敢采取攻势，只想“坚守不战以老敌师”。朱序来到后就将秦方情况告诉谢石等，并建议曰：

　　若秦百万之众尽至，诚难与为敌，今乘诸军未集，宜速击之，若败其前锋，则彼已气夺，可遂破也。

　　 谢石仍犹豫，谢琰力劝其接受朱序意见，才终于作成决定。十一月，谢玄遣广陵相刘牢之(为北府兵勇将)率精兵五千进向洛涧，到距离十里处，秦方梁成以涧为掩护列陈以待。刘牢之直前渡水，大破秦军斩梁成，秦军步骑崩溃，争赴淮水，士卒死者万五千人。

　　 于是谢石等诸军水陆并进。苻坚、苻融登寿阳城望之，见晋军阵容严整。又远望八公山之草木皆以为晋兵。苻坚遂回顾苻融曰：“此亦劲敌，何谓弱也！”(你为何说他们弱？)怃然(失望貌)有惧色(“草木皆兵”的典故即由此而来。)

　　 第六节　淝水之战

　　 晋军夺取洛涧后打开了前进的道路，遂开始沿淮河西上，进至淝水东岸。淝水为淮河支流，位置在寿阳之东，八公山则距离淝水东岸不远，位置在晋军后方。秦军则驻守淝水西岸，双方兵力隔淝水对峙，于是所谓“淝水之战”遂展开 [ 注：有关“淝水之战“的一切记述均以《资治通鉴》为依据。 ] 。

　　 秦军在逼近淝水西岸处部署兵力阻止晋军渡水。当时晋军兵力居于劣势，旷日持久自属不利。于是谢玄遂遣使者前往对岸向苻融建议曰；

　　君悬军深入，而置陈(阵)逼水，此乃持久之计，非欲速战也。若移陈少却(把阵地略向后退)，使晋军得渡，以决胜负，不亦善乎？(岂不好吗？)

　　 秦诸将皆曰：

　　我众彼寡，不如遏之(逼近水岸)，使不得上，可以万全。

　　 但苻坚则曰：

　　但引兵少却，使之(晋军)半渡，我以铁骑蹙而杀之，蔑不胜焉(焉有不胜之理)！苻融也同意，遂麾兵使却(命令军队向后退却)。

　　 秦军奉命后即开始从淝水岸边向后撤退，一退之后就很难停止，晋军也立即渡河向秦军发动猛烈攻击。此时朱序又乘机在秦军后方大呼：“秦军败矣！”退却中的秦军在心理上受到严重影响，以为秦军真已失败，于是争相逃跑，全线完全崩溃。苻融驰马略阵，希望能制止溃散，马倒为晋兵所杀。

　　 秦军溃败时，自相践蹈而死者不计其数，逃走者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追来，昼夜不敢息，草行露宿，加上饥冻，死者十之七八。苻坚在逃走途中为流矢所伤，单骑逃至淮北始脱险。坚谓张夫人曰：“吾今复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

　　 东晋方面则情况完全不同，谢家叔侄居然能击退秦军，当然是喜出望外。当捷报送到谢安手中，他正在与客围棋，得知秦兵已败，就把捷报放在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继续下棋)。客问他文书是什么内容，谢安才徐(慢)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不过客人走后，谢安回到内室时，不觉其所穿木屐在过门槛时折断屉齿，足以表现其内心中的喜悦。这即为“谢安折屐”典故之由来。

　　 有人批评谢安是过分矫情，故作镇静，实不足取。不过大敌当前居然能转危为安，当国者如何不喜？此乃人之常情，无可责备。至于谢安在危机中一直能冷静应变，对于民心士气实乃极大贡献，更不应以矫情责之。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于“淝水之战”的记述要算是相当完整，对于地理、时间、兵力都有交代。会战地点在淝水两岸，时间为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十一月，但无日期是唯一缺点。至于双方兵力，晋方全部约八万人，秦方约三十万人，仅为苻融所指挥的先头部队，会战结果为秦军溃退。

　　 苻坚南下时自以为能轻取胜利，而其溃败之速则在任何人意料之外。就会战本身而言，在一天之内，甚至于可能在数小时之内，即已告结束，至于双方之间也可能并无激烈战斗。但此一会战确为决定性会战则又毫无疑问。

　　 淝水战后，苻坚回到长安，收拾残部只剩下十余万人，已不能维持有效统治。原来依附他的异族领袖纷纷独立。最先是力主南征、并获重赏的鲜卑人慕容垂，重建燕国(史称后燕)；其次为羌人姚苌，仍用秦为国号(史称后秦)。后燕与后秦东西相对，成为两强，此外，从苻坚统一领域中分裂出来的新国还有十余个之多。简言之，中国北方又回到多国分立的状况。

　　 关于苻坚之死，《资治通鉴》有详细记述：

　　后秦王苌使求传回玺于秦王坚曰：“苌次应历数，可以为惠。”坚瞠目叱之曰：“小羌敢逼天子，五胡次序无汝羌名。玺已送晋，不可得也。”……坚自以平生遇苌有恩，尤忿之，数骂苌求死……辛丑，苌遣人缢坚于新平佛寺(年四十八)，张夫人、中山公诜皆自杀。后秦将士皆为之哀恸。苌欲隐其名，谧坚曰“壮烈天王”。

　　 东晋方面，淝水一战击退秦军之后，在南望王师的北方人民支持之下，重整山河本来大有希望。但由于外在威胁解除之后，潜伏的内在矛盾又再度出现，致使东晋未能迅速收复失地，而以后累次北伐也都无功而返。

　　 尤其淝水战后，谢家父子叔侄威望大增，遂在国内受到其他各种势力(包括宗室在内)妒忌。谢安因此忧愤成疾，终于在孝武帝太元十年(公元385年)逝世。此后东晋政权落入琅邪王司马道子手中，国势日趋衰弱，到晋恭帝元熙二年(公元420年)权臣刘裕取而代之，改国号为宋，东晋政权结束，而所谓南朝也从此开始。

　　 无论从狭义或广义而言，“淝水之战”均为决定性会战。此战之后，南北双方即再无正式战争发生，所以此次会战的确具有军事决定性。至于所谓历史决定性则比较复杂，应加以较深入的分析。

　　 首先从反面说起，假使苻坚赢得“淝水之战”，对于中国历史的演进趋势将产生何种冲击？至少可以作两点预测：(1)中国南北两部分将重归于统一；(2)苻坚统一中国将是我国历史上自从黄帝以来的第一次由异族人主宰中国。假使真是如此，则此后的历史也就会完全改写。尤其是第二点更为重要，因为它完全可以改变我国的历史趋势。

　　 幸亏事实并非如此，苻坚输掉了“淝水之战”，于是事实则为：(1)中国陷于长期分裂状况，即所谓南北朝时代。直到公元589年，始由隋文帝杨坚再度统一中国。此时距离“淝水之战”(公元383年)已经有二百零六年之久；(2)长期分裂对于中国人而言，固然是不幸，但中国并未全部陷入异族统治之下，则又可谓不幸中之大幸。

　　 “淝水之战”对于中国历史演进趋势确已产生决定性影响。若无此一战，又或苻坚赢得此次会战，则历史必然将要改写。因此，“‘淝水之战’乃历史决定性会战”应可定论。

　　 第七节　结论

　　 “淝水之战”又能对后世提供何种教训？司马光曾发表其意见如下：

　　论者皆以为秦王坚之亡，由不杀慕容垂、姚苌故也。臣独以为不然……坚之所以亡，由骤胜而骄故也，魏文侯问李克，吴之所以亡，对曰：“数战数胜。”文侯日：“数战数胜，国之福也，何故亡？”对曰：“数战则民疲，数胜则生骄，以骄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坚似之。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晋纪二十八》，孝武帝太元十年。 ]

　　 此确为重要教训，所谓“骄兵必败”，这值得后世领袖人物深切注意。

　　 本书作者另有一观点提出，即人才之有无实为成败之关键。诚如苏洵在《管仲论》文中所云：“国以一人兴，一人亡。”苻坚之所以先成后败，主要原因即为王猛已死。东晋之所以能赢得“淝水之战”，主要原因即为谢安当国。这是一个极大的教训，即使在21世纪，仍然完全正确。

图7－1　前秦与东晋两军态势图

图7－2　淝水之战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