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中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会战》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
宇宙中何时有地球，地球上何时有生物，生物中何时有动物，动物中何时有人类？这些问题固然早已有人研究，但至少直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答案。
不过有一句话为我们所公认：“人为万物之灵。”换言之，人类是最高等动物。此乃是古今中外所有人类的共同认知。
人虽然是最高等动物， 但其本性与其他动物有一明显差异。所有动物都只与其他不同种类动物斗争，甚至于捕杀它们为食，但同类动物不会互相残杀。只有号称“万物之灵”的人类例外。自从有人类以来，彼此之间即常有斗争。狮虎虽为猛兽，但从未见过狮子吃狮子，老虎吃老虎。人类不仅互相残杀，而且原始的人类甚至于还会吃同类的肉。难道这就是所谓“万物之灵”的特点吗？
人与人之间互相斗争，甚至于互相残杀，但斗争又只是暴力的冲突，并不等于战争(war)。二者之间的差异又在哪里？诚然，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战争即不断发生，甚至于有人说，一部二十四史实际上即为人类互相砍杀的记录。最近，根据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发现在人类尚无时间记录之前，甚至于尚无所谓文明之前，战争即早已存在。今天已经可以确认战争的起源是在历史之前(the origins of war are prehistoric)。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以及我国都已发现，对于史前人类，战争早已是一种行为常态 [ 注：Arther Ferrill，The Origine of Wars From the Stone Age to Alexander the Great(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85)，p．11． ] 。
然而什么是战争？任何名词都可以有不同的定义和解释，不胜枚举。最简单地说，战争即有组织的暴力斗争。假使人与人之间打成一团，那只是打群架而已，不能算是战争，必须有组织，才能算是战争。如何才是有组织(organized)？其条件是两个C字：第一个C字是“Command”，译成中文为指挥；第二个C字是“Control”，译成中文为管制。假使人与人之间互相残杀时，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C1+C2)，即可说他们之间已经发生战争。
在战争中，许多人都必须听从其中某一个人的命令，此即所谓指挥(C1)；在接受指挥之后，行动又必须一致，此即所谓管制(C2)。若能如此，则有如《孙子》所云：“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军争篇》)方可称之为有组织的战争(organized war) [ 注： H．H．Turney－High，Primitive War．Its Practice and Concepts(New York： Columbia，1971)，p．23． ] 。
假使双方交战人数不多，则指挥都不会太困难。但人数增多之后，困难程度自然会随之而增大，于是仅凭C1+C2还不够，又必须要再加上一个C3。C3为“Communication”，译成中文即通信。从远古时代开始，到二十世纪中期为止，可以说任何战争所需要者即只是C1+C2+C3(指管通)而已。所以《孙子》引述比其时代还要更早的兵书：《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也。”(《军争篇》)简言之，必须有通信工具，然后才能使多数人在战争中接受指挥与管制。
二
自古至今，战争在规模上有很大差异。现代战争时间可以长达数年，范围可以广达半个世界，人数可以多到数百万，若与古代战争比较，真乃天壤之别。不过无论古今中外，战争都有其类似的组织模式。时间、范围、人数虽可以有很多差异，但组织模式仍有其共同基础。
此种基础在英文中可用一个字来表达，就是“formation”，译成中文即为队形。虽然并非所有军事作家都使用同一名词，但一般说来，都同意接受此基本观念，当一群人接受指挥、管制来从事战争时，一定要组成一种队形，否则就只能算是乌合之众，毫无组织之可言。人群组成队形之后才能从事有组织的斗争。此种斗争遂称为战斗(engagement or battle)，此种人群转变成军队或部队(troops)，此种队形被称为“战斗序列”(order of battle) [ 注：根据1973年所颁《国军军语词典》，战斗(engagement)为小部队之搏斗行动，会战(battle)为大部队之交战行动。 ] 。
与西方一样，在我国古书中也能发现同样观念。所谓“阵而后战”，其意义即为部队必须排成某种队形，然后才能交战。在西方军事史中，从古代直到拿破仑时代，战争中基本队形不外下述四种：(一)纵队(column)；(二)横队(line)；(三)方阵(square)；(四)圆阵(circle)。后两种为防御队形；军队在行军时所采取者为纵队；而进攻时所采取者则为横队。不管武器和军事技术有何改变，此种基本模式都不会有所改变。我国历代兵书中对于阵法有很多讨论，尤其是所谓“八阵图”更是历代相传，含有相当神秘意味，非常可惜，后世对于古书已经缺乏深入研究，不过概括言之，还是可以了解无论中外古今，“阵而后战”仍为共同的基本战斗模式。
战争为有组织的行动，基于时间、范围、人数之不同，组织也就会有大小、繁简之差异。近代尤其是现代战争，可能有非常复杂的组织。一场巨大的战争依照时间和地区，可分为几个战役(campaigns)。试以第二次大战为例，即可以分为若干个战役。北非战役长达三年，起自1940年9月，到1943年5月才完全结束。德军在东战场战争中，1941年作战构成第一个战役，1942年作战构成第二个战役。彼此相隔数月之久。在一个战役中，双方兵力又常有多次交战机会。当双方之间发生大规模战斗时，西方军语称之为会战(battle)。因此，遂构成三级分类：战争中有若干个战役，战役中又有若干次会战。
三
我国古书称会战为合战。孙子在《势篇》中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此即“合战”一词之来源。因为古代尚无火器，双方只能以白刃战斗，所以双方战线必须交合在一起，然后才能互相斫杀。孙子所说的“正”，就是整齐队形。古人作战是在一声号令之下，双方部队都整齐前进，然后合在一起拼个你死我活。当然现在不必再使用古代名词，但必须了解其现代意义。
虽同为战争，但古今又有所不同。古代战争若与现代战争比较，则显著差异即为规模大小真乃不可同日而语。以时间而论，古代战争都较短，通常很快就结束，甚至于在一天之内已决胜负。以地区而论，古代战争范围都较小，甚至于是一个一眼即可望穿的战场。而且，古代战争所能容纳的人力也较有限，总数几十万人即为最大限度。
因此，古代战争通常几乎不需要现代战争中那种三级分类。甚至于有时战争、战役、会战更会三者合为一体。于是只要能赢得一次会战，结果即等于同时赢得整个战争。所以会战在古代战争中之地位远比在现代战争中较为重要。
假使赢得会战即无异于赢得战争，则会战结果即足以决定战争胜负。此即所谓“决定性会战”(Decisive Battle)一词之由来。
四
无论在中国历史中或西方历史中，甚至于在人类有史之前，都是时间愈久远，战争规模一定愈小。因此，战争、战役、会战三阶段会浓缩成为一体。简言之，一场会战即等于一次战争，会战胜负即能决定战争成败。古代战争的确如此。
人类文明愈进步，战争规模随之而扩大，于是一次战争中可能不只有一次会战。各次会战规模和结果自可不同。对于战争而言，具影响自然不一样。举例来说，某一次会战虽然规模颇大，双方死伤惨重，但对于整个战争并不能产生重大影响。反而言之，另外某一次会战虽然规模并不大，死伤也不重，但能决定战争最后成败，此种会战在此次战争中遂成为决定性会战。
并非所有战争都一定有决定性会战。很多战争之成败都是由其他因素所决定，而非其中某一次会战之结果。不过，在中外历史中又确有若干次战争是由某一次会战决定成败。西方史学家对于此种战争与会战之间的关系曾有很多研究。最负盛名的一本书，即为克里赛(Edward Creasay)在1851年所著之《世界十五次决定性会战》(Fifteen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orld)，其内容为从西方远古时代到十九世纪初期之间的决定性会战，一共选出十五个例证，以证明在西方世界中过去确有所谓决定性会战之存在 [ 注：Arther Ferrill，The Origine of Wars From the Stone Age to Alexander the Great，p．2． ] 。
二十世纪前期最伟大的英国战史学家富勒少将(J．F．C．Fuller)在其所著《西方世界军事史》中指出：“从人类最早记录起，到现在为止，战争都一直是他们生活中的支配现象。人类历史没有一个时代完全没有战争，很少有一代人以上不经过大型战乱。战争几乎和潮汐一样，具有规则的起落。”
于是富勒决定写一部书，以其所认定的决定性会战为核心，把战争和战役编织在其周围，最后再从此演绎出战争对历史的影响。他说：“就全体而言，我所假想的这部书，可以用波涛汹涌的海面来比喻。叙述会战的各章好像波浪的高峰，而夹在其间的大事记好像波浪的低谷。一高一低彼此连接，构成3500年的西方世界战争史。”
富勒从1923年起开始搜集资料，到1939至1940之间，出版了两卷《决定性会战史》。但他本人对这部书并不满意。该书第二卷出版后不久，全部存书在第二次大战中被毁。富勒对于此种损失并不感到遗憾，反而认为可以有机会把全书重写一遍。此后他又花了十年光阴从事此一工作，直到1953年终于完成。
这部书已成不朽名著，在英国出版的书名为《西方世界决定性会战》(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estern World)，接着又在美国出版，将书名改为《西方(洋)世界军事史》(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 [ 注： 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New York：Funk and Wagnalis,1954)． ] 。
自从有了此书之后，即可确认西方历史中曾经有多少次决定性会战的存在。在此还有一点应该说明：当这部书最初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时，曾把“Western”译成“西洋”而非现在所常用之“西方”，其原因有二：(一)当时受日本人影响，经常以东洋、西洋作为相对名称；(二)用西洋二字又还有强调西方世界为海洋世界以及其历史与海权关系之含义。
克里赛和富勒所谓的决定性会战，是指某次会战结果对于某次战争成败具有决定作用。所思考范围是始自西方古代直到现代。此即为研究军事史时所谓决定性会战之意义。
五
西方军事史中有所谓决定性会战的存在，即认为在历史中有若干次会战，对于某次战争成败具有决定作用。当我们研究中国历史时，是否也可采取此种通例？
我国虽然有很多古书可以称为历史，但严格说来，我国过去(至少在晚清以前)并无像西方所谓军事史或战争史之存在。虽然蒋百里曾认为“《左传》到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好的一部模范战史”，事实上，《左传》并非全部以记述战争为其内容。至于其他史家则更多对战争(军事)缺乏了解。诚如《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一书中李靖所云：“史官鲜克知兵，不能纪其实迹。”宋代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虽对战争有相当详细的记载，但其全部内容亦非仅限于战争 [ 注：蒋百里之语见其所著《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一文，载《蒋百里选集》。李靖之言见《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 ] 。
虽然我国过去从无纯粹战争史或军事史，但许多史书中又不乏战争记载，且常以会战为核心。在此又必须对我国古书所用名词略作解释。我国所谓“战”，其意义即为战斗或会战，古书上所记载“牧野之战”、“肥水之战”等等，都是现代军语中的会战。古人又常把战字和役字交换使用，因此，“╳╳之战”也有人称之为“╳╳之役”。不过现代军语已经将会战与战役分成两个不同阶段，所以现在不可再如此使用以免混淆。
古书中“战”字并不具有战争的范围。古人表示战争所用者为“兵”字，兵字在古书中有多种含义，可以等于战争，等于战略，等于军队，更可以等于兵器。所以孙子在其书中一开始就说：“兵者国之大事。”这个兵字的意义即为战争。国家从事战争通常称为用兵。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战字意义为战斗或会战，“人之兵”即敌人的军队。此语解释为不必战斗即能使对方军队屈服。研究战争或战略的学问在我国古称兵学，从事此种研究的学者即所谓兵家。孙子在其书中第一篇即提出此一名词，他说：“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计篇》)
我国史书虽然对会战常有记录，甚至也暗示出其重要性，但我国并无决定性会战名词，同时也从未明白说明某次会战对于战争成败具有决定作用。所以，现在研究我国历史时若使用“决定性会战”此一名词，很明显是借用西方军语以及其所具有的意义。
决定性会战在西方军事史中虽已使用颇久，但其意义又只是到最近才有进一步扩大。过去所谓决定性会战，都是指此次会战对于某次战争成败具有决定作用，所以其意义是纯军事性的。在克里赛和富勒书中都是如此。但现在对于决定性的意义又有进一步扩大，简言之，其意义不仅只是认为某次会战对于某次战争成败具有决定作用，且更是认为某次会战对于历史的演变具有决定作用。此种解释当然不仅境界较高，而且其意义也更为深远。
六
综观我国历史，值得重视并曾为史家所记录的会战固然很多，但真正能够对于历史演变方向及趋势起决定作用者则屈指可数，而此即为本书所要研讨的主题。
国人常认为我国历史悠久，始自炎黄，终至清朝，前后长达五千年。但在如此悠久的历史中，真正能对我华夏民族历史演变过程产生决定作用的会战，算来只有十次。所以本书遂以“中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会战”为书名。
所谓十大决定性会战若照时代先后顺序加以列举，即为下列十次会战：
(一)涿鹿之战
(二)牧野之战
(三)城濮之战
(四)长平之战
(五)垓下之战
(六)赤壁之战
(七)淝水之战
(八)萨尔浒之战
(九)澎湖海战
(十)黄海海战
综观我国历史，有足够理由可以确认此十次会战真乃我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会战，简言之，因为有此十次会战存在，所以我国历史在过去五千年内发生了若干非常重要的演变。
七
中国历史的研究是一门范围非常广的学问。古往今来已经有众多史学著作，但可以发现其中以战争为研究主题者非常少，尤其专以决定性会战为研究主题者，更可以说完全没有。所以，笔者决心写这样一本书，以中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会战为主题，其内容为叙述此十次会战的经过，然后再分析每次会战结果对于历史演变过程所产生的决定作用。
中国历史对于研究战争的学者来说，真是一座尚待开发的宝库，有太多战争史例值得深入研究。但可惜，过去史家很少注意及此。其原因何在？概括言之，可分为下述四点：(一)过去史家(官)本身缺乏兵学知识，尤其缺乏战争经验；(二)我国史书对战争记载往往失之简略，有时更不免错误和矛盾；(三)古书所用文言文有时难以了解，造成理解问题；(四)过去学者缺乏适当的研究方法，尤其缺乏西方学者所使用的方法。
所以，本书在著作时，遂特别注意以战略知识为基础，选择正确资料，了解古文真意，而尤其尽量采用现代西方学者所通用的研究方法和名词。
在西方尤其是现代，战略思想家莫不精通史学，像富勒、李德哈特、薄富尔等人都是如此。甚至于可说他们身兼二者之长，是兵家也是史家。必须如此，才能思考会战对历史演变的决定作用，
因此，著作本书时，不仅采取西方学者所用方法和名词，而且学习他们将兵学与史学合而为一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