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性和变化·第十二

作者：阿彻·琼斯·美

出自————《西方战争艺术》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本章是对西方世界战争主题的一个概括，主要研究军事行动的本质，并解释为什么战争经常成为持久战，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有许多因素影响着一场会战、战役或一系列战役的结果，这些因素中并不都能促成战争的迅速结束。并且即使是最聪明的指挥官也会犯错误，也难以完全认识清楚他们的处境。指挥中的人为因素和本章中忽略的其他战争行为妨碍着在战争初期就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些因素就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阻力。如果战争达不成明显的政治目的，战争自身内在特性经常对交战国的政治耐心提出严峻的考验，使交战国的经济资源和士气受到严重消耗。交战国经常认识不到是军事因素妨碍了取得胜利，而通常过高地估计非军事因素的影响。下面的总结有助于理解许多军事因素如何延长了很多冲突的持续时间。

　　 在本章的总结中，首先像以上篇章一样阐明陆战、海战和空战的战略区分。由于本书主要研究陆上战争，本章集中研究这种最常见的战争中的战术、后勤和战略问题，这些和第一章的编写结构完全相同。每一部分的开头都是历史回顾和对主要问题的总结。

　　 海战和空战

　　 历史总结

　　 尽管海战是受火药影响最早和最深刻的一个战争领域，但和陆战相比其变化不大。在陆战中，火炮的发明只迫使筑城方式发生改变，手枪也只是代替了弓箭而已；但在海战中火药引发了一场革命。在16世纪火炮开始代替士兵的接舷格斗和金属撞角船之间的撞击战。到那个世纪末，海战已完全成为火炮之间的炮击战；装备有大量的重型火炮的庞大的木制军舰成为海军的主力战舰。

　　 军舰作战的队形也由金属撞角船时期的并肩横队作战，变成便于使用舷炮后的艏艉相接的横队队形。随着在战争中海军战术的不断提高，舰队司令们学会了集中兵力攻击敌人队形中的一个较小的部分。战斗在近距离上进行，数量优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因为在军舰交战时所有的军舰都能向敌人开火。例如在尼罗海战中，纳尔逊集中两艘军舰攻击法国军舰队中的首舰，以确保英国可以迅速地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但火药的运用只影响到战术的变化。对更好的航海性能和导航性能的舰船的依赖引发了海军后勤的革命。虽然这种变化使封锁更加容易，但海军战略并没有改变。海军实力强大的一方仍然实行持久战略，对敌方进行封锁以断绝其贸易和确保己方海上运输部队的安全；实力较弱的一方只能依赖袭击战略，通过派遣小型快船袭扰占优势一方的商业。海军继续担负保卫海上交通线和破坏敌人交通线的任务，继续执行远征任务，这些典型的作战行动早在波斯与希腊的战争中就已经有了。马拉松战役表明了拥有制海权的一方的军队所拥有的巨大战略优势，该方的指挥官可以集中所有兵力对付敌人的弱点，而不必担心海上实力较弱的一方会进攻他。

　　 十九世纪铁壳蒸汽船和威力更大射程更远的火炮的运用，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海军战术和战略。但由采用蒸汽机而引起的军舰速度的提高和对军舰机动的依赖性的加强，以及由于使用无线电通信引起的集中兵力速度的提高，增大了兵力和空间的比率，它对强大的一方更加有利。另一方面，由于蒸汽机对煤炭和燃料油的依赖，需要不断地返回装添燃料，难以远离基地行动，又降低了兵力空间比。

　　 蒸汽机、钢铁和无线电时期的海军也对力量较弱的国家实行袭击战略对付强大的一方的商业航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线电给针对商船的袭扰行动造成了困难，因为当袭击发生时，商船可以通过无线电立即报告。蒸汽船对燃料的依赖也进一步限制袭击者的活动，削弱了它的力量。另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从邻近的基地出发所进行的远距离封锁样式，也打击了商船袭击者的行动，因为采用了无线电和蒸汽机不依赖风向的特点，封锁方可以迅速出动兵力拦截任何出海的袭击船。由于船体越来越大，许多浅湾难以再被当作袭击者的基地，再加上蒸汽船的费用越来越大，将私掠船从袭击者的队伍中排挤了出去。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对敌人的商业进行袭击，这样保护商船免遭袭击者破坏的任务也就大大简化了。

　　 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潜艇利用海下作为其暂时隐蔽和作战的空间，再次使袭击战略复兴，而这一时期海军的基本的后勤战略意义重大，因为战争已经高度依赖于工业产品和关键性的海外补给品。在德国人对付英国的海上运输上，潜艇的袭击战略一直很成功，直到英国采取在战略上集中使用护航兵力，在战术上使用声纳和深水炸弹才打败了袭击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袭击者由于基本上相同的原因再次在战略上失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飞机所起的远距离火炮的作用影响着海军战术，使脆弱的航空母舰在地中海和大西洋具有了和战列舰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在太平洋航空母舰的地位超过了战列舰。由于陆基飞机的航程远超过岸防炮的射程，如果没有来自航母或邻近陆上基地飞机的空中优势，舰队就不可能在敌对的海岸外作稍长时间的游弋。无论是以陆地还是以海上为基地的飞机，像有无线电装备的蒸汽船一样，进一步增大了兵力空间比，虽然军舰的数量减少了，但至少和帆船海军的时期相比如此。不列颠之战提供了一个证明陆基飞机能够控制英吉利海峡的机会，但英国空军的规模和效率都很高使得陆基空军和海基空军对抗的可能性没有机会成为现实。

　　 飞机还被证明是对付商业运输的有价值的袭击者，德国在战争中曾试图利用飞机断绝大英帝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海上交通线。然而，由于飞机的高速度也使它们在对付商业袭击者潜艇方面极具价值。

　　 便宜的小型飞机在对付浮在水面上的潜艇时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有效性，这使人们想起马上弓箭手对身披令人生畏的装甲的拜占庭骑兵和十字军重骑兵所形成的巨大威胁。虽然飞机速度快和难以命中，但浮在水面的潜艇速度慢、防护火力差、十分脆弱，飞机对潜艇构成了严重威胁。只要潜艇必须浮到水面上，它在遇到具有先进的武器系统和高速度的袭击者时都会处于不利地位。

　　 这些因素都没有改变海军战略，强大的海军国家继续奉行持续后勤战略进行封锁，而由于有了飞机和潜艇，弱小的海军国家能够继续执行袭击后勤战略。同样，拥有制海权的国家可以利用海洋运输补给和运送部队，正如英美在诺曼底登陆所表明的那样，拥有制海权的一方具有极大的优势，这一点早在马拉松战役中已经得到证明。英国也对德国控制的海岸实施袭击战，例如1942年对法国海岸迪耶普的袭击，以引起德国人对海岸安全的担心和迷惑他们。和法国在百年战争中的作法不同，德国没有计划从海上对英国海岸进行任何袭击，而是使用飞机和导弹轰炸进行报复。

　　 飞机第一次用于军事目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机的主要贡献是在连续的筑垒前线上的战斗中作为惟一的侦察手段。飞机也被用来袭击敌人交通线，但由于其载弹量有限和精确度差，限制了它在战略上的作用。飞机所取得的最大的一次战术成功是在巴勒斯坦，在那里十字军曾与穆斯林轻骑兵进行过可与此比拟的战斗。在1918年，英国飞机发现土耳其步兵正在行军，正如早年的土耳其马上弓箭手遇到在安纳托利亚行军中的十字军一样。英国的空中轻骑兵向行军中毫无还手之力的土耳其人射击轰炸，土耳其人和以前的十字军一样没有任何武器系统能够向这种高速机动的、致命的和够不着的袭击者还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战国使经过改进的飞机与地面作战行动相结合，确立了飞机作为传统意义上的轻骑兵的战术和战略作用。为扩大空军的作用，英美奉行一种代价高昂的后勤和政治战略，试图通过对工业和城市的轰炸打赢在欧洲的战争，但没有对战争的结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核弹与远程飞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相结合，使空军的战略轰炸及其后勤和政治目标的地位达到顶峰，但飞机所担负的任务及其性能基本没变。和对地面战争、海上战争一样，导弹也对空中战争产生影响，另外，在地面战争中也可以用飞机投掷战术核武器。在海战中，导弹取代了航空母舰上飞机的地位，这也许是因为导弹提供了一种不太昂贵的远射程火炮的作用，但其射程更远、精确度更大和其威力的不断扩大这一从十六世纪就开始了的趋势还在继续发展。

　　 海战特点概述

　　 战略学的作者们经常将陆战和海战严格地区分开，有时还声称某种因素和其他因素相比起主导作用。但海战和陆战的相似性要比差异性多得多。在海战和陆战中都会运用袭击战略或持久战略以控制某一特定的地区。在海战中，基本的后勤目标就是战略目标，即剥夺敌人对海上交通线的运用和确保它们为己方军队所利用。控制了海洋就拥有了自由机动部队和补给陆地部队的能力。这样可以得到特别的利益，因为即使是在发生了后勤革命后的19世纪和20世纪，水上运输仍是最便宜的运输方式。另外，海军可以通过在敌人没有预见到的地点或战略要点实施登陆，以有效地和陆军协同作战。然而由于陆军的装备越来越多，使运输一支摩托化部队登陆所需要的船只数量巨大，相应地增加了运输部队进行海外远征任务的复杂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证明了海上力量所提供的机动性对陆上战争产生的传统的战略影响。当1944年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率领的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军队在法国登陆时，再次表明海洋对于强大的海军国家来说就像是高速公路；但1940年的情况也表明，海洋对于海军弱国则是无法逾越的天堑。在1944年，如果德国控制了海洋，就像雅典人在击败波斯舰队之后的情况一样，蒙哥马利的部队会比波斯人丢掉制海权所进行的撤退更快更彻底。在为了对付北欧海盗而建立海军的过程中，英国人的经历证实了争夺制海权对于陆上作战行动的价值。历史上有许多利用低成本的海上运输所达成的机动性的例子，例如，英国曾从海上运兵到伊比利亚半岛与拿破仑作战，在失败后又从海上将其撤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战场，北上对付德军的盟军在试图进行迂回机动时，总是把陆上机动和海上机动密切配合。但德军集中兵力阻止盟军在安齐奥登陆，德军保护了自己的交通线并将登陆部队包围起来，1915年土耳其人的作法与之相似，他们阻止了由于拥有海上力量而处于内线作战地位的盟军登陆部队。

　　 在现代战争中，海上力量在追求后勤目标的作战能力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它可以剥夺敌人的海外贸易和重要进口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利益。例如，在拿破仑战争中，英国控制海洋不仅保护了英国免遭强大的法国陆军的入侵，而且使之可以封锁法国，并从某种程度上封锁整个欧洲大陆，以剥夺法国的产品和海外经营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另外，制海权还使英国可以占有法国和荷兰殖民地的贸易，并利用其海上的战略机动性集中力量打击和征服法荷两国的许多重要的殖民地。

　　 由于英国具有适当的兵力空间比，他们能够奉行持久战略进行封锁，包括能够将法国的分舰队围困起来，并切断法国的商业活动。英国的海军基地距离被封锁的法国港口很近，再加上英国海军的巨大规模，使得从法国港口进行的海外贸易减少到涓涓细流的程度。如果英国和法国都只有一支小舰队，英国即使能够封锁停泊法国主要海军分舰队的几个港口，但也只能对法国的海上贸易进行袭扰。所以，兵力空间比在海上战争和陆上战争一样都是奉行持久战略的必要条件。

　　 为与英国的封锁相对抗，法国也采用了持续后勤战略，他们关闭了所有向英国出口的港口，并继续其传统的后勤战略作法，派遣舰船袭击英国的商船。法国将大部分袭扰活动交由私掠船承担，捕获英国船只和货物的好处刺激私人为法国的利益而战。除了官方的禁运令外，这种海上战争和海盗行为没有什么区别，参加海上战争的人的经济动机和北欧海盗对西欧的袭击、蛮族对罗马的袭击、阿拉伯人对拜占庭帝国的袭击的目的完全一致。

　　 为对付法国袭击者，英国将其商船武装起来，并派军舰为商船队护航。虽然有些商船因为需要等待出航增大了运输成本，但这些代价无疑比他们要避免的损失小得多。海上运输的高效率使采用保护船队的运输方式成为可能，这是因为船队在海洋中只占有很小的一块水域，和陆上运输队相比，海上运输可以在更小的空间里运输大量的货物。这种办法就是集中足够多的力量让袭击者难以应付，事实证明这是对付袭击者有效的办法，因为袭击者是很少能集中起数个舰艇中队这样令人生畏规模的兵力的，但这种办法在陆地上很难实行。

　　 但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执行的后勤战略都没有给对方维持其陆军和海军的能力造成严重危害。他们所运用的战略也只和陆上战略有细微的差别，海军力量强大的一方使用持续作战战略控制海洋，然后再实行后勤战略进行封锁。海军力量弱小的法国则主要采用袭击商船的办法实施后勤战略。

　　 工业革命后，各国经济对进口的依赖加大，海军实行的后勤战略更为重要。例如，在欧洲，石油和铜的矿藏资源的供应在数量上远不能满足一场大规模战争的需要，而这两种矿物在20世纪的冲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对像英国和日本这样的岛国的战争中，实行后勤战略对它们进行全面封锁，可以造成被封锁国工业生产萎缩，不得不将资源用于农业以保证粮食自给，实施封锁的国家可以因此取得战争的胜利。

　　 飞机和潜艇为海军力量较弱的国家实行袭击战略，对付海军力量占优势一方的海上贸易提供了新的手段。由于水面舰艇的发动机依赖燃料，并且被袭击商船可以通过无线电报告它们的位置，所以使用水面舰艇袭击商船十分困难。然而，虽然飞机和潜艇是新的袭击手段，但和其他海上战争中的进攻和防御样式一样，并没有改变海军战略的基本目标，也没有改变交战国按照海军战略行动的方式。

　　 所以，虽然海军战术从十六世纪开始完成了从撞击到使用火力作战的转变，但海军战略基本没有变化。对陆战中的战略的分类也基本适用于海军战略的分类，可以区分为持续作战战略和袭击作战战略，以及持续后勤战略和袭击后勤战略。这种区分方法适合于海军对敌人海军和陆军的作战行动，而对海军与敌人舰队之间的对抗不太适合。例如，运用后勤战略对付敌人的舰队取得了巨大的进攻，在亚历山大的战争中夺取波斯舰队基地和包围与夺取亚瑟港 [ 松鼠妖注：日俄战争时期的旅顺 ] 舰队都依靠陆军。

　　 然而，在对敌人国土和军队的进攻中，诺曼底登陆和威廉大帝的登陆是执行作战持久战略的典范，就像英国的封锁是后勤持久战略的范例，法国的商业袭击船和德国的潜艇是利用后勤袭击战略的范例。对敌人的国土和军队执行袭击战略的例子十分少见，迪耶普是最近的一个例子。但波斯人在马拉松登陆的行动也可以归入作战袭击战略这一类，因为它只是一次迷惑行动，波斯指挥官并不想长久地据守此点，它与英国在迪耶普的登陆和法国袭击船在百年战争时在英国海岸的行动类似。

　　 飞机在战争中的作用综述

　　 战略作家们也经常将空战与陆战和海战严格区分开。当军用飞机刚刚开始使用时，许多战略理论家认为这种武器系统自身就能将军舰逐出海洋，并单独打赢地面战争。就飞机恢复了陆军中的轻骑兵的战术作用而言，是十分有效，但飞机和当年土耳其轻骑兵在对拜占庭和十字军的联合部队产生的影响一样，并没有造成其他武器系统失去作用。

　　 就轻骑兵起到的侦察和破坏交通的战略作用而言，飞机的作用是巨大的。它可以飞越地形障碍和敌人军队。如果没有这种空中轻骑兵，在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那种蔓延不断的前线上，就不可能进行任何侦察活动和对敌人交通线进行破坏。飞机能够飞越对峙着的战线的能力使杜黑将军相信(他是空军制胜论的早期提倡者)在地面战争中如果有足够大的兵力空间比可以决定性地运用持久战略时，飞机所执行的袭击战略提供了发动强有力进攻的手段。这种情况和指挥官在他们的兵力空间比过低的情况下只能采用袭击战略对付陆军占优势并执行持久战略的一方的情形类似，他们也可以采取空中袭击作为对付兵力空间比过大的一方的手段。

　　 使用飞机执行轻骑兵的传统任务，实施袭击后勤战略对付敌人的交通线是十分重要的。但空中袭击者在对付交通线的破坏中缺乏精确性，从而也不如地面袭击者有效。例如，在对桥梁的破坏上，传统的袭击者只要在桥梁适当位置上安装上少量炸药就能将其炸毁，但飞机很难击中桥梁目标，并且桥梁通常也有一定的抗炸性。举例来说，英美空军在1944年诺曼底登陆前在对大型桥梁的轰炸上平均要用220吨炸弹才能炸毁一座桥梁。

　　 在执行袭击任务时，许多轰炸机缺乏陆地乘车袭击者在速度上的优势。携带炸弹的飞机通常比侦察机和战斗机的体积大速度慢，并且战斗机是专门为对付轰炸机而设计的武器系统。虽然轰炸机也并不是毫无防御能力，而且经常编队飞行并由战斗机护航，但轰炸机缺乏袭击者所应有的灵活机动的能力。轰炸机遭到战斗机攻击的情形与轻骑兵攻击重骑兵的情况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十分相似。因为这些不利因素，所以空军特别急于打败敌人的空军，从而使其轰炸机不受威胁地进行轰炸。所以，尽管空军的战略作用主要依赖于袭击，但其战斗机与敌人战斗机的战斗和海军军舰之间的海战一样，是执行持久战略以获得制空权，使己方的飞机不受敌人干扰地自由飞翔。

　　 为了进行空袭和减少飞机的损失，必须拥有制空权，这样才能将没有武装的飞机用于后勤运输。但由于飞机运输的费用远超过其他运输方式，所以限制了飞机的后勤价值。举例说明，20世纪60年代美国铁路运输的吨公里费用四倍于水运，汽车运输的费用5倍于铁路，空运的费用又是公路运输的3倍。

　　 但空运人员和物资具有速度快和可以飞越敌占区领土的优势。飞机在没有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线的情况下也可以发挥作用。因此德国人试图利用空运为他们在斯大林格勒的部队提供给养，但失败了。在德国飞机蒙受重大损失之后，俄国人控制了天空。但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其他比较有限的空运计划却获得了成功。有时，轰炸机也被用来空运以缓解关键性的短缺。

　　 拥有制空权不仅可以空投大量伞兵发动袭击，也可以保障进行重大的战役。1941年，在德国征服了希腊本土后，他们使用空军投送伞兵到克里特岛。尽管形势对德国人很不利，他们基本上仍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步兵，而面对的却是装备有坦克和大炮的敌人，但德军空降部队在海军的支援下夺占了该岛。其后在1944年秋，英美联军想使用空降部队为装甲部队开辟一条前进走廊。虽然英美联军拥有完全的空中优势，并使用了大量的空降部队，但仍然没有成功。在与德国装甲部队的战斗中，只有轻装备的空降部队有许多不利因素，类似于轻步兵在防御重骑兵的情形。

　　 就更重要意义上的战略作用而言，飞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用于对德国经济实施后勤袭击战略，袭击德国的人口中心，这种行为也可以被称为政治恐怖战略。这种使用轰炸机的方式与早先的土耳其在小亚细亚和蒙古人在花刺子模使用的恐怖战略相似。考虑到实行这种战略在资源上的巨大消耗，和难以对敌人的经济和士气造成决定性的破坏，在战后对这一后勤战略在未来战争中的运用的价值引起了很大争议。但原子弹使这种争论变得不重要，原子弹及其携带它的弹道导弹一起使战略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由于只要很少的几架带有核弹头的飞机突破防御就能造成巨大的破坏，这种土耳其-蒙古式的战略可以和历史上的恐怖战略一样有效。目前对弹道导弹还没有可行的防御手段。它提高了袭击者的能力，可以保证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弹道导弹的射程也使世界上每个国家在这种毁灭性的进攻面前十分脆弱。事实上，出于对在两个拥有此种武器的国家之间的战争会造成核战争的政治结果的恐惧防止了战争的爆发。因此，这种后勤袭击战略的攻击目标是人民及其财产，渗透着恐怖心理战的因素。这种威胁强有力地防止了战争的爆发，就像土耳其和蒙古使用恐怖战略取得战争胜利一样。

　　 两者异乎寻常地使用同一战略，惟一的区别只是手段的不同，前者是空中投掷的原子弹，后者则依靠土耳其和蒙古骑兵所造成的大规模破坏。它和海军运用后勤战略的不同之处是，即使是与对一个弱小的岛国进行封锁相比，其效果也更加迅速和更为恐怖。

　　 因此，在空中投掷核弹的时代，不是反空袭，而仅仅威胁进行核袭击，也比过去30年里对付空袭最好的防御更有效。

　　 像轻骑兵一样，空军是作为军队的一部分参加战斗，正如海军通过控制海洋、输送部队和对军队进行补给为陆上力量服务。但和陆军一样，空军和海军也担负更大的独立的战略任务。空中和海上进行的破坏敌人经济的后勤战略行动，和陆军通过占领土地或通过不太有效的袭击手段破坏敌人经济的作用完全一致。海军在执行其独立的战略使命时，首先通过作战战略击败敌人的舰队，夺取制海权，然后利用后勤战略进行封锁；如果达不成目的，它们只能依靠袭击战略破坏敌人的商业；空军则执行持续作战战略夺取制空权，以使己方的轰炸机不受阻碍地轰炸；不太有效的方法是依靠空袭的对抗。按照大致相似的次序，陆军的首要目标是利用作战持久战略或持久后勤战略打击敌人的军队，或将两种战略结合起来使用；如果成功，他们就直接占领敌方领土而取得战争胜利。如果他们缺乏实行持久战略的手段，他们也使用袭击战略，甚至以削弱敌方经济为目标。

　　 所有3个军种都可实行袭击战略，陆军和海军也可以执行持久战略直接达成政治目标。在海上对敌方经济进行袭击的任务曾经由海盗船和私掠船承担。像陆军一样，海军捕获敌人商船，从敌方获得补给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但空军却不得不只能依靠袭击战略以达成其目标，而陆军和海军在方法上可以选择直接袭击敌人的经济或实行持久战略进行封锁。所以，在战略上放弃将陆战、海战和空战分别看待的作法，可能是有益的。然而，根据战场空间的要素对战略手段和战略目的进行区分可能不仅有用，而且是有启发意义的。

　　 陆战、海战和空战在更大的战略目标上也是相互联系的。海军封锁和空军对敌人经济目标的袭击一样，在军事上也具有削弱敌人军队和保障陆军完成任务的效果。所有的军事战略必须以控制军队所在地区的人民和土地为目标。如果要通过军事手段达成军事目标才能达成政治目标，军队必须将敌人的陆军、空军、海军作为自己的目标，使用自己的陆海空军按照持久战略或袭击战略去打击敌人，利用作战战略或后勤战略或两者相结合，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最大的胜利。

　　 战术

　　 历史总结

　　 在长达2500年的期间里，欧洲的战术经历了许多变革，这些变革在特点上更多的是周期性的而不是直线发展的。一些关于战术研究的历史总结常从古希腊开始。希腊人的军队完全由重步兵组成，在进行正面战斗时军队不作更进一步的战术单位划分。当他们占据一处高地，防御一方主要采用防御战术，由于交战双方的机动性都不太好，军队规模和他们的作战空间相比也很小，只有双方都同意时战斗才会发生。所以，在这样两支相同成分的军队之间，战术防御的好处取决于其抵抗敌人正面攻击的能力。

　　 在希腊战争中，防御的优势由于坚固的城堡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它加强了对付敌人正面攻击时防御的力量，以更多的资金节约战斗中战士们的劳作。到亚历山大大帝时期，希腊人发明了建立在四种基本的武器系统之间相互配合的基础之上的先进的战争方法。重骑兵，这种武器系统基本上还不为波斯人所知，被作为战术进攻部队使用：依靠其更大的机动性和基本上不需要明显的停顿就可以组成战斗队形投入战斗的能力，攻击由在波斯军队中服役的令人生畏的希腊重步兵组成的侧翼和后部。同时，他们也利用重骑兵的能力在突击行动中攻击轻步兵或压制波斯轻骑兵。

　　 亚历山大使用所有四种基本的武器系统的战术，利用重骑兵攻击敌人重步兵的侧翼和后方的方法，直至罗马时代之前一直在地中海地区的战争中占主导地位。罗马人对这种战术进行了改进，他们的战术主要依靠其划分了战术单位的持剑步兵。排成数行队形，并保留有预备队的罗马步兵不仅能机动作战，甚至还可以在遇到敌人骑兵攻击时保护自己的侧翼。依靠同盟者的骑兵，和他们有条理的战争体系以及优秀的工程和野战筑城能力，罗马人打败了他们的对手们，控制了地中海的沿岸地区。

　　 在几个世纪里，罗马人职业步兵部队的战术技能是他们战胜蛮族人武装的基础。但蛮族人骑兵异常凶猛的冲锋迫使罗马人使用长矛和长枪。部分原因是为了对付袭击者，罗马人逐步提高了骑兵的份额。变化后的罗马战术掺杂了各种蛮族部落的传统作法，包括一些步兵和骑兵的作战形式，伴随着罗马帝国向中世纪的过渡，出现了战术上的多样性。

　　 东罗马或拜占庭帝国所进行的复杂的战争，其基础是利用其战术多样性，使用先进的武器系统对付敌人落后的武器系统。在对付敌人骑兵时，拜占庭军队以步兵加强下马骑兵；在对付敌人重步兵时，他们主要依靠徒步和马上弓箭兵，以削弱蛮族人的军队并为重骑兵对敌人侧翼的冲锋作准备。罗马初期在对付安息骑兵时的惨败，和长期与亚洲骑兵作战所获得的教训，使罗马人学会了运用一种占优势的武器系统对付另一种武器系统，或对其进行防御。

　　 西欧引进马镫，提高了重骑兵的作用，也使其天然对手的弱点更加明显。事实上，利用马镫获得平衡的重骑兵的威力几乎使步兵对骑兵的传统优势完全丧失，人们通常总是夸大步兵以防御态势对付敌人骑兵的作用。只有装备有长矛的优秀的步兵才能抵挡住敌人的新式骑兵。虽然缺乏轻骑兵，但由于西欧茂密的丛林地区的保护，西欧重骑兵避免了拜占庭骑兵在曼齐刻尔特的那种失败——由于缺乏在野战中与重骑兵协同作战的正规步兵，这意味着利用马镫获得平衡的重骑兵在野战军队中占有不适当的突出地位。因为防御更多地依赖筑城工事，步兵在进攻或防御堡垒和城市占有适当的位置。

　　 虽然出现了重骑兵，但防御仍占主导地位，其原因主要是筑城工事越来越复杂坚固，兵力空间比仍然很小，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供养起一支职业化的野战军，或按照系统的方式进行一场长期的战争。尽管产生了封建政治综合体，西欧没有形成统一的战术模式，而统一的战术是亚历山大或罗马人在地中海地区的战争中的一个特点。

　　 地区多样性是欧洲战争的一个特点。西班牙人利用使用标枪的轻骑兵袭击在西班牙的穆斯林；英格兰使用携带长弓的轻骑兵与苏格兰重步兵作战；十字军使用携带十字弓的轻步兵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打败土耳其轻骑兵；许多城镇一般都有一支非机动性的，很少经过训练的用长矛武装起来的重步兵抵抗敌人重骑兵的进攻。重骑兵是惟一常备军，无论是在骑马作战还是徒步作战中都作为缺乏进一步战术单位区分的重装步兵的核心。

　　 瑞土发展起一支经过完善训练的长矛重步兵，他们能以大的方阵进行机动，而且能抵挡住敌人重骑兵的冲锋，欧洲此时获得了促成新的武器系统配合作战所必须的武器系统的成分。在武器系统多样化出现的同时，还出现了法国和意大利的更为职业化的军队，以及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战争中涌现出的一大批将领，他们致力于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而不是仅仅依靠防御进行战争。此时西欧拥有了建立野战军队所必须的一切条件，像拜占庭军队一样，这种军队在和所有的地区性的战争体系相比都占优势。

　　 重步兵缺乏罗马式的战术单位区分，但通过避免线式列阵保护其侧翼，每个大的方阵都具有全方位防御的能力。轻步兵开始很适合进行袭击战，他们骚扰敌人的骑兵，射击敌人的马匹，到十六世纪末期他们成为步兵部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当西欧发明了步枪并将之引入轻骑兵的战术以后，轻步兵的火绳枪手开始担负保护重步兵免受敌步枪火力杀伤的任务。步兵缺乏机动力，及其由之造成的难以执行进攻任务的缺陷，使重骑兵作为进攻力量的传统地位得到加强。

　　 一千六百年前后的联合武器系统战术模式，和以往亚历山大和罗马人的战术模式具有相同的原理，它依靠的是武器系统之间的相互配合，每种武器系统都保护另外一种来抵抗更强的武器系统的进攻。和亚历山大的方式一样，指挥官依靠重骑兵的机动性打败实质上较强的重步兵，主要方法要么是向由于分散而变得脆弱敌步兵冲锋，要么是利用骑兵的机动性进攻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敌人的侧翼或后方。技术上和过去的惟一区别是骑兵使用的是步枪和马刀，这是有史以来最有效的一种双用途武器系统。但骑兵的多能性并没有改变战斗的条件，只是迫使步兵队形更加密集和相互支援的方式更加复杂而已。

　　 到十七世纪古代战争的全部能力都得以恢复，包括亚历山大式的在作战中对骑兵的依赖，和古罗马式的持久战中对筑城和围攻方法的依赖。线式战术甚至罗马式的指挥口令都是这种变化的标志，此外，还产生了职业化的军队，军人领取固定的薪金和通过组织严密的后勤系统获得补给。然而虽然线式步兵队形十分盛行，但与罗马式的战术相比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发生了变化。轻步兵的滑膛枪手不是作为散兵部署在重步兵的前面，而在线式队形中具有重要的位置。滑膛枪手也不是单独射击，而是听命令一齐射击，轻步兵在战斗中的位置与波斯军队的作法和英国人使用其长弓兵的作法相似。

　　 筑城工事的力量是如此之大，即使是攻城方在兵力、技能、战术和资源上都占优势也难以保证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然而在运用进攻战术与政治组织力较弱的欧洲之外的对手作战时，这些战术取得了类似罗马人对蛮族人的战争和马其顿人对叙利亚人那样的胜利。例如在印度，18世纪的欧洲人发现他们的战术体系不仅适合于当地的地形，而且适合印度人强调骑兵作用的战法。

　　 然而，古代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刚刚重新出现，一项简单的发明将刺刀直接安装在滑膛枪上，就将轻步兵和重步兵合二为一，并从而降低了骑兵作为一种武器系统的作用。燧发枪的有效性意味着在战斗中射击行动的作用超过了突击行动，战斗中的步兵队形越来越细长，线式队形朝着发挥最大的火力的方向发展。然而骑兵仍很重要，它在战术上的进攻特点，例如很高的机动性和容易组成战斗队形的特点使其可以进攻步兵队形的侧翼和后方，而步兵队形由于采取了线式战术变得更加脆弱。骑兵又重新被部署在线式队形的两翼，战斗和古代波斯人的方式十分相似。

　　 但步兵的优势及其在防御中的传统优势地位，在其与具有相似的武器系统的军队之间战斗时，加强了防御的战术力量。但下马骑兵由于其只装备了马刀和步枪，难以抵挡住骑兵的冲锋，也无法与步兵平分秋色。只有装备了滑膛枪的骑兵才能发挥像步兵一样的有效。并且更加复杂的筑城工事进一步增强了防御的战术抵抗力。

　　 但久拖不决的战争和时代的科学精神激励和引导人们成功地探索新的战争方法，其中一种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盛行起来。在战术方面，纵队战术不仅提高了战场上的机动性，而且可以迅速地将部队部署成线式战斗队形，它使步兵从此成为前所未知的进攻力量。和部署为线式队形的敌人相比，部署为纵队队形的步兵军队具有战术上的进攻能力，因为纵队比线式队形前进的更快，能迅速地到达敌人的侧翼或后方，能在敌人重新编组队形应付威胁前快速地完成进攻部署。同样纵队可以在战场上机动，使指挥官可以集中步兵攻击敌人队形的弱点。

　　 这种增强步兵战斗力的战法，其基础是训练水平的提高和那些构思巧妙的简单的革新，它加强了带刺刀的滑膛枪兵在防御中的优势地位，也使前进中的步兵在骑兵面前不太脆弱。这种额外增加的安全性使麻烦的行军方法不必要了，而在过去，当接近敌人时必须首先进行防御以防敌人骑兵的进攻。一支军队中的步兵可以迅速地组成作战队形以抵抗敌人骑兵，或突然遭遇敌人步兵时迅速投入战斗，它还可以迅速机动，因为即使是在接近敌人时它仍然可以以行军时的步速前进。这种机动性和迅速集中的能力使其在分散时也更安全，通过使用滑膛枪火力掩护住部队之间的间隙，军队也不必部署成僵硬的线式队形——这种队形不仅编组困难而且难以快速机动。这种由古代线式部署的突击行动对火力的依赖，使18世纪的线式部署的步兵具有了希腊和罗马军队不曾有的灵活性，而希腊和罗马军队为防止出现间隙，不能将其任何侧翼显露给敌人的持剑兵或长矛兵。

　　 当这种新组成的军队在与按照老式队形前进的军队作战时，它们具有更高的战略机动性。无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这种新式步兵具有了长期为骑兵垄断的进攻能力，而骑兵作为一种武器系统却比不上装备有刺刀的滑膛枪步兵了。当这种步兵组织成为欧洲十九世纪军队的典范时，它的普及不仅使战术进攻步兵的格斗没有必要，也降低了骑兵的作用。来复枪和后膛枪的出现对军队引起的变化更大，它使骑兵不再是一种有意义的战术武器系统。从战术上看，军队成为完全由同一的步枪上装有刺刀的步兵和机动缓慢的炮兵组成。刺刀也是多余的，因为步枪的射程和射速排除了步兵间格斗行动的可能性，也排除了骑兵对步兵的冲击行动。然而，军队仍因骑兵的战略作用将其保留，并抱有骑兵仍具有战术作用的不现实的想法。骑兵具有如此悠久和辉煌的历史，他使农民出身的人成为军官。而且在农村，马在文化上和经济上仍占重要地位，要完全放弃它是不容易的。

　　 自古希腊以来欧洲军队还从来没有只使用如此单一的武器系统。它们这样做并不是忽视对武器系统进行选择，也不是保守地坚持老的方法，或其他的武器系统不适应地形条件。而是，从十九世纪末期以后，没有任何其他武器在战斗中具有严格意义上的价值。由于骑兵不再进行战术使用，甚至不对敌人步兵侧翼攻击，由单一的轻步兵组成的军队缺少一种机动性强的武器系统。当所有的军队都使用快速机动和快速部署的法国革命式的纵队时，没有任何一支军队中的步兵部队比其他军队的机动性更强。所以，由于军队之间的机动性完全没有差别，没有一支军队拥有任何战术进攻成分。战术防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势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前所未闻的巨大的伤亡数字表明了防御的绝对优势地位，将军们面对的形势十分独特，并且与他们以往的想象完全不同。新武器造成的伤亡开始并不大，或在短时期里的损失比例并不高；它更像过去的攻城战，掘壕而战的军队由于日复一日和月复一月的长期战斗伤亡巨大。由于总人口中有10%在服现役，远高于以往两个世纪里2%到3%的比例，所以伤亡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到非常高的水平，虽然有时在某个具体的战斗中伤亡数字和历史上的战争相比并不高。一个矛盾的现象是，随着武器杀伤性能的提高伤亡率却在下降，主要原因被解释为战术单位的进一步细分、对武器系统防护的重视、战斗中兵力的密度下降，此外，士兵在战壕中作战也使军队从视野里消失。

　　 但在两支组成相似的单一兵种军队之间的战争是难以有效地进行的，由此造成的长期性的代价高昂的会战给战术带来了新的复杂性。拿破仑时期机动和集中兵力的意思是指挥官命令营纵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直立前进，但在战壕战中则是指十几人的小组从一个掩体向另一个掩体跃进，发现和利用敌人防御中的弱点。这些渗透战术是在较低的水平上利用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弱点的原则，小的步兵集团通过其成功的渗透，突破敌防御，向敌人侧翼和后方攻击。

　　 这种战术学说的基本点是避免正面攻击，采用迂回战术绕过敌人，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并向防御纵深发展胜利，让跟随先头队形其后的预备队去解决先头部队没有攻击的敌人防御要点。渗透战术要求坚持向敌人后方推进，因为防御是纵深组织的，正像城堡有一系列的城墙，分布的据点就像城堡上的塔楼，切断它们之间的通道并利用火力互相保护。虽然带刺铁丝网起到以往城墙和壕沟所起的物理障碍作用，但防御者主要是依靠火力，并越来越多地依靠梯次防御和反冲击将渗透进来的敌人赶走。和进攻者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一样，防御者也集中兵力对付敌人的进攻。

　　 炮兵起到的是加强攻势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最初的战术理论曾经是以攻城战的方法作为进攻掘壕固守的敌人的模式，而且火炮精度的提高，及对在已知条件下经过校准的火炮的间接火力的精确控制，使炮兵的高爆炮弹可以用以往不可能的方式支援进攻。但由于炮兵的机动性较低——其机动性不仅由于道路和桥梁被破坏进一步降低，而且战场上的壕沟、甚至它自己造成的弹坑都能妨碍其机动，限制了进攻的距离。进攻有时不得不等待炮兵艰难地向前推进。

　　 但不久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飞机和坦克改变了向单一的武器系统发展的趋势，使战争重新恢复为四种武器系统的作战——四种武器系统作战曾因16世纪火枪的出现而消失。军队很快又恢复了和亚历山大时期一样的武器系统多样性。就像16世纪初期的情形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争结束后，指挥官们和军事思想家们开始评价这些武器系统的相对重要性，并设计使用这些新式武器系统的最佳组合。

　　 虽然坦克的数量相对较少，但却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它具有与马镫时期的装甲重骑兵相同的进攻特性，同时又具有从中世纪就开始的纪律不断加强和战术单位的区分越来越精细所带来的部队灵活性的提高的好处。无线电的运用进一步加强了战术单位细分的趋势，使坦克可以运用渗透战术，并表现出令人叹服的内在特性。

　　 从拿破仑时代开始战略分散已经成为军队的基本作法，这种趋势由于坦克的高效性进一步得到加强，不像老式战争的情形那样，交战国的大部分部队不必参加任何特定的会战。坦克可以集中在一个点上，并对部署在那里的相对较少的反坦克炮形成战术优势。另外，和坦克相比，初期的反坦克炮是活动式的但不是便携式的，其战术机动性甚至比不上早先的长矛兵方阵。反坦克炮部队不能像在法萨卢斯会战和班诺克本会战中的重步兵那样发起进攻。

　　 飞机不仅再现了轻骑兵的特性，而且具有和坦克一样的在无线电通信上的优势。飞机比坦克在某些方面更占优势，它可以迅速地集中。飞机和防空炮的机动能力的差距远比轻骑兵和轻步兵之间的差距大得多。飞机不仅可以起到轻骑兵的杰出的战略作用，而且在战术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许多作战部队，是由在反坦克炮和防空炮支援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式的步兵和炮兵组成。坦克和摩托化部队在总兵力中只占很小的份额，空军有时在某些国家中占较大的比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队中的摩托化部队比例不断增加，徒步步兵部队实际上已经消失。同时，军队中还加大了坦克的数量，几乎每个师都有一定数量的坦克。与此同时，火炮和防空炮成了自行式武器，步兵成为乘车步兵，当他们有了装有防弹装甲和自身武器系统的履带输送车后，他们和以往的骑兵相类似。装有机枪和火箭的直升飞机也可以输送步兵，有了完全机械化的师。装备着便携式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的步兵使这种武器系统的机动性可以与古代长矛兵和十字弓兵的机动性相比，通过装甲输送车和直升飞机输送部队，在战术上和在战略上都十分迅速。

　　 随着轻骑兵以直升飞机和空军飞机的形式再次出现在战场上，使得欧洲战后的军队具有了某种安息军队的特性，但防空武器和反坦克武器的存在却使它们更像拜占庭军队。军队在不断采取更为昂贵的机械化战争方式的同时规模在不断缩小。在这方面它们也与几乎完全是骑兵的拜占庭帝国军队和中世纪的西欧军队相似。对坦克的运用也遵循西方中世纪的模式，军队主要依赖坦克部队的冲锋。与此相一致，坦克越来越沿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反坦克武器的趋势发展，它的所有性能都是为了与相似的武器系统作战。军队中拥有如此多的坦克，而且也主要依靠它们对坦克进行防御。坦克别无选择，只能与其他坦克交战。

　　 技术和四种基本武器系统

　　 上述总结强调了四种基本武器系统，以及在配置这些武器的情况下如何使用它们。地形因素和它们的花费以及提供军队的社会条件一样，对它们的使用产生影响。正如拜占庭的实战例子所证明的那样，使用威力强大的武器系统对付武器较差的军队可以造成压倒性的战术胜利。装备有不同武器系统的指挥官在设法使其拥有的不同武器系统之间相互配合的同时，可以更好地攻击敌方孤立的较弱的武器系统。这种装备多样的军队和装备单一的军队相比，指挥官的任务更加复杂，有更多的犯错误的机会，但也有更大的作战能力。

　　 但即使是在最适合运用这些武器系统的情况下，也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得到它们。步枪技术的发展消除了轻骑兵和重骑兵之间的差别，十七世纪末刺刀的出现使轻重步兵间的区别消失。这使得在随后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期里，欧洲战场上只使用双重用途的步兵和骑兵作战。在此之后，来复枪和后膛枪的火力使步兵取代了以往骑兵在战争中的地位。这种双重用途的步兵作为惟一的武器系统的时代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时坦克又扮演了以往重骑兵的角色，飞机充任了轻骑兵的作用。可以和重步兵和轻步兵相比拟的是现代的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

　　 因此，技术的发展引起了这些变革，在1700年至1916年的战争史中产生了一个独特的时期——士兵开始有两种武器系统，随后只有一种武器系统。在早些时间里，马镫的发明曾对战斗样式产生重大影响，在更加遥远的过去，在战争中使用马匹，铁兵器取代铜兵器和对弓的改进都曾引起战斗样式的根本性变革。很清楚，技术是理解这些变化的主要因素，因为这些战斗样式的变化都可以归结为几个简单的概念。在现代战争史上，技术的发展首先使古代和中世纪战争中的四种基本武器系统从战场上消失，然后又使其得以恢复。

　　 技术进步的巨大影响经常是以很小的革新的形式出现，例如刺刀的出现，它影响到战斗中的行为，武器系统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在战斗中的地位。像燧发枪这样重大的技术发明却对战术的影响很少，这类似早些时候手枪出现时的情况，它只起到了改进已有的武器系统和作战方法的作用，只是在程度上有些变化，而没有引起质的不同。马镫的出现使重骑兵的作战能力提高很大，这是一种质的变化；十字弩的发明也是质的变化，它使力量较弱和缺乏训练的士兵可以使用一种强弓，它的威力巨大但精度较差。

　　 火药引起陆战场上的革命令人奇怪地缓慢。筑垒技术很快就适应了攻城炮的发展，枪在很长时间里其性能比不上弓箭。但骑兵却可以容易地使用手枪这种一只手使用的武器，加上骑兵配备的一把马刀，就成为双重用途的骑兵。这是火药对陆战产生的第一个重大影响。滑膛枪上装上一把刺刀就很容易地使之成为一支短矛，这是在作战中滑膛枪与弓箭相比的第一个重要的长处。火炮对战场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但和滑膛枪相比，它只是威力上的不同，而不是种类上的差别。从微观角度对火炮时代作一分析，可能需要使用复杂的方法对武器系统进行重新分类。但来复枪是建立在米尼式子弹的简单概念之上，后膛枪的出现彻底消除了骑兵存在的战术价值。这些武器种类上的差异是火药对战争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影响。

　　 由于存在不同的武器系统的情况，也产生了节约力量的概念——为完成任务只使用必要的力量。这种节约使未被使用的资源可用于其他目的。这种观念通常意味着在最大程度地集中主要的进攻和防御力量的同时，通过最小的花费在武器系统之间进行选择以形成最大的战斗力。

　　 部队编成的经济学

　　 只是在不久以前，对花费的精心计算才在确定部队编成时起到明确的作用。但在很早以前这些因素已经成为需要考虑的重点了。使用开始时作战效能较差但较便宜的火枪手代替十字弓手便是考虑花费影响的一个例子，在作战效能较高但却较贵的击发枪出现后继续在作战中保留便宜的火绳枪也是出于费用的考虑。然而，对费用的考虑往往不仅仅是在火枪手和十字弓手价钱上的比较，而涉及到复杂的战术考虑，需要考虑有多少名火枪手才可以取代一定数量的十字弓手。

　　 举例来说，假如在十四世纪，一支英国军队惟一的战斗任务就是抵抗法国马上骑兵的冲击，英国国王会使用便宜的威尔士长矛兵。假设3名长矛兵可以代替两名作为步兵使用的马下骑士，一名长矛兵加上配备给他用于战略机动的马匹的费用只是一名骑士的四分之一。如果这些假设成立，英国国王为完成其作战任务只需花费使用骑士作战的费用的37.5%，两名骑士花费8个单位的金钱，但具有相同战斗力的3名长矛手只要三个单位的金钱。

　　 但如果英国国王不仅要面对法国骑士，还要面对法国十字弓手，单独使用长矛枪手是不够的：法国可能会使用威廉在黑斯廷斯使用的方法，用十字弓手来射击机动力差的长矛手直到英军中出现可以使法国骑兵冲击的缺口。为应付此种危险，英国国王需要使用一些英国骑士攻击和驱散法国十字弓手，就像在班诺克本战役中苏格兰骑士驱逐了英国的长弓手一样。

　　 当英国国王在决定费用高的骑士和便宜的长矛手的比例时，要对花费和作战的因素共同加以考虑。骑士和长矛手在抗击进攻时可以互相替代，但长矛手却完不成由骑士承担的驱逐十字弓手的任务。另外，英国国王还会考虑到一些马下骑士与长矛手混合编组可以加强防御的力量，他还需要一些骑士担负侦察和应付可能妨碍军队前进的乡村游击战的任务。这样，假如他原先只想使用一些长矛手的话，现在他将用两名骑士代替3名长矛手。但他想用更多的骑士代替长矛手时，对其他因素的考虑将比仅仅抗击敌人正面冲击的考虑更为重要，如果这种取代过程继续下去，国王将逐渐达到甚至超过4名或更多的长矛手代替一名骑士的比例。最后，他得到一个不能再少的比例，比方说，必须有10%的骑士应付敌方的十字弓手。由于在长矛手数目增加时费用发生变化，这是一个递减率的例子，图解12.1上关于假设的国王在长矛手和骑士间相互取代的例子是一条曲线而不是直线。

　　 此图表明，英国国王相信他需要保留一些马上骑士以应付敌人的弓箭手，并使用一些马下骑士，他们起到和长矛手相同的作用，以对付法国骑士的冲击。但在从极限情况下的90%的长矛手和10%的骑士到全部使用骑士这两个极端之间，英国国王可以进行选择，因为图中的曲线表示的是同样的战斗力。在国王看来，任何一种比例的骑士和长矛手的组合在对付法国军队时具有相同的效能。

　　 在进行选择时，国王会比较骑士和长矛手之间的价钱，试验各种不同的组合情况直到他找到费用最低的比例为止。在图解12.2中，切线表示的是长矛手和骑士费用的比例1:4，从图上可以得出费用最低的组合是16%的骑士和84%的长矛手。

　　 国王还可以有其他选择，他可以使用能够进行战略机动的骑在马上的长弓手代替骑士。在有天然或人工伪装的良好阵地上，长弓手能够打败法国十字弓手。另外，英国在苏格兰的经验表明，长弓手对于打败骑兵冲锋具有重要意义。并且由于许多长弓手配备有剑、斧和其他保护身体的装具，他们可以起到重步兵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如果国王使用长弓手防御十字弓手，英军的长矛手和马下骑士需要忍受法国十字弓手发射的箭，直到英国长弓手将其驱散。马下骑士的良好护甲和脆弱的长矛手相比，其战斗能力更强。

　　 按照花费最少的原则，可以画出一个类似的曲线表示骑士和长弓手之间的替代关系，同样也可以画出一条直线表示两种武器之间的费用比。如果将骑士、长矛手和长弓手之间的关系画出，需要一个三维图，代表费用关系的将是一个面而不是一条线。当然，也需要考虑费用之外的因素，整个战役的需要而不仅仅是会战的需要也十分重要，它和完全没有某种武器系统和政治、文化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一样，可能会对战术选择产生限制。

　　 事实上，在克雷西会战中，英国军队中几乎有2/3是长弓手，其余大部分是骑士，只有少部分是长矛手。为打败法国十字弓手，国王主要依靠其部署在山上的长弓手打败了法国十字弓手的主冲锋。随后，长弓手又对打败法国骑兵冲锋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弓箭射倒了许多法国马匹。

　　 历史上有为了对付特定对象而组建一支军队的例子，科尔多瓦的冈萨洛率领一支军队在意大利登陆，这支军队的组成适合于进行在西班牙经常发生的西班牙人和穆斯林之间进行的那种袭击战。但当这支由轻骑兵和携带剑和盾牌的重步兵组成的军队遇到法国的重骑兵和瑞士的长矛兵后，他们迅速被打败了。冈萨洛为对付法军重组了军队，他保留了他的大部分装备有标枪的骑兵以执行轻骑兵的战略任务，他还训练了一部分士兵使用长矛，以支援持剑步兵抵抗法国骑兵，在重步兵中他还增加了火绳枪手，用来防守他为使强大的法国骑兵陷入困境而挖掘的壕沟。这样，为对付一个新的对手，他重建了他的军队，他将具有不同特点的武器系统结合起来以满足各种战术和战略需要。由于缺乏经费并且又无法付给他的西班牙雇佣兵更少的佣金，他在重建其军队以对付法国的重骑兵和他们可怕的瑞士长矛手时，费用问题必然是其考虑问题的一个限制因素。

　　 最近的类似于在克雷西战役中所假设的那种选择是对坦克的防御问题。很显然，坦克是最佳的反坦武器。不仅由于其装甲和大威力的火炮使坦克适合用于在火力掩护下的阵地防御作战，而且坦克的装甲保护其免受一些野战炮火的危害。坦克还具有不受战场上小型兵器和炮火影响的机动力，这使其成为对付敌方坦克的主战武器系统。

　　 但是，现代陆军可以按照某种特定的比例配备制导和非制导反坦克火箭，这相当于爱德华国王将威尔士长矛手用于克雷西战场上时所进行的选择。在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和德国都拥有超过其坦克数量的反坦克武器，德国在反坦克武器与坦克的比例和反坦克武器的绝对数量上都超过法国。在最近的例子中，为渡过苏伊士运河，埃及人使用了大量的几乎没有坦克支援的携带火箭发射器的步兵，他们被用来防御以色列坦克部队最初的进攻。埃及人对步兵在反坦克防御中所起的作用丝毫不感到奇怪，他们选择了使用步兵而不是更为昂贵的坦克，是其对这两种武器系统费用进行比较的结果。购买、维护坦克和为坦克配备人员的费用远远大于具有相同反坦克作战效能的使用火箭的步兵的费用。所以，效能较低但有足够能力的步兵和威力巨大具有多种战斗用途的坦克配合使用，可在比单纯使用坦克更少的花费下得到同样的防御能力。

　　 上述因素是在过去两千五百年的战争史中影响部队构成的暗中起作用的因素。举例来说，在亚历山大军队中，禁卫骑兵在其整个军队中只占很小的比例，这些训练有素，费用高昂的重骑兵在完成其基本的战术任务时仅仅够用，一点也不多余。其他费用较低的骑兵完成一些除突击任务之外的需要由骑兵担负的任务。在20世纪30年代，一个法国将军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如果法国放弃骑兵将是一个错误，因为这样将使法国丧失高质量马匹的天然优势。如果他不只是出于对马匹的感伤和对骑兵的怀旧情绪，他是指大量的优良马匹使法国不必仅仅依靠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陆军和德国、俄国陆军一样，在使用坦克的同时使用了一些骑兵，在使用汽车的同时也使用了马车。

　　 划分战术单位的作用和进攻部队集中力量攻击弱点

　　 虽然士兵们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明确提出以最小的花费配备不同的武器系统的问题，但他们经常公开谈论的问题是如何采取最好的战术。斯巴达和底比斯人使用的翼侧攻击战术是由同一兵种组成的军队的例子，亚历山大的作战方法是使用多兵种部队的实例。我们时代早期的一些将军们理解预备队的概念，理解将军作为司令官而不是作为战斗指挥官的作用，所以本书中不打算对这些论点进行复杂的或特别的强调，只想指出司令官们是被迫保留预备队，而不是明确地为保留预备队而不使其参加战斗。除已经减少了数量的部队外，组成预备队的士兵并不都是从与敌人作战的部队中抽调出来的。亚历山大在阿贝拉使用了临时组建立的预备队，他将原先部署在右翼的士兵调去支援受到严重压制的左翼。由于在紧张的战斗中很难从已经部署的部队中抽调预备队，临时组建预备队的思想在战略上更为适当。拿破仑在与乌尔姆的战争中和霞飞在1914年的战争中都使用这种预备队。另一方面，指挥官面临的战术问题在本书的不同专题中都进行了讨论。

　　 防御的基本情况通常不是面对一个较弱的武器系统，而是一个相似的武器系统，特别是两支军队在战斗中正面对抗的情况。因此，战术的问题是，如何在缺少先进武器系统的情况下更好地战胜防御的优势地位。攻击敌人的弱点无疑就是这种情况的明显答案。

　　 敌方队形的侧翼和后方无疑是最明显的弱点，由于认识到这一点，斯巴达和底比斯人就将他们的进攻指向敌人的侧翼。为攻击敌人侧翼，他们改善了其军队的战术编成，将方阵进一步划小，使之相互配合，这又体现了另一条作战原则，形成了一支机动和打击敌人侧翼的力量。罗马人的战术编成更完善，它起到预备队的作用，可以用于集中力量防御敌人的进攻，西庇阿在扎马会战中就使用这一方法打败了汉尼拔的迂回攻击。

　　 对必须防止队形出现缺口的突击步兵尤其重要的战术编成在中世纪退化了，因为中世纪的民兵缺乏希腊和罗马军队士兵的技能，职业军人也不在永久性的部队中服役。然而，骑兵与步兵相比受战术编成退化的影响较小。

　　 瑞士军队的战术单位区分方法较好，但由于他们不使用笨拙的线式部署，很少用到战术单位。但他们有时使用他们方阵的机动性去攻击敌人的侧翼。他们的模仿者没有很好地学到他们的区分战术单位的方法，只采用了他们僵硬的队形。当荷兰人和瑞典人采用罗马模式时，比较好的战术编组方式在战场上重新出现。这刺激了战术编组的发展，因为排列和机动一支线式的步兵比纵队更困难。但在几个世纪里战术编组方法没有达到罗马人的水平，在500人的营中没有战术单位区分，这是因为战术家们没有在营中建立可以单独行动的连。

　　 法国大革命后的拿破仑陆军被划分为可以独立行动的师和军，同时也使用旅、半旅和营作为改进了的战术单位。这使拿破仑的部队可以在战场上独立机动，而不是停留在僵化的线式队形中。营作为编成师的更小的战术单位成为基本的机动单位，它们可以被部署到作战队形中，或集中使用攻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但有效的战术编组方法仍然没有延伸到营以下水平的分队。

　　 到19世纪，随着散兵和线式队形的合二为一，连获得了战术上的重要性，出现了将实用的战术编组推进到营以下水平的分队的潮流。这种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达到了顶峰，连里有排，排里有班，都成了可以独立执行集中攻击敌人弱点和实行渗透战术的单位。新的组织结构使战场上的士兵更加分散，也分散了战斗指挥，这和战场上出现的新情况是一致的。为了躲避无处不在的步枪和机枪子弹，战场上所有的士兵都在寻找掩护，或至少是匍匐在地上。这种分散的结果是剥夺了高级指挥官直接对部队的大部分控制权，也提高了部属的主动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时在班一级就可以装备便携式的干电池无线电通信装置，这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集中指挥，同时也使军队具有了以往梦想不到的相互协同水平。在装甲部队中通常每辆坦克都有电台。

　　 战术编组水平的发展和它延伸到更小的分队单位通常提高了个人的作战能力，这也是战术单位编组固定化的结果。这种编制上的细化增强了士兵间的社会联系力，提高了士气，提高了士兵的作战效率。

　　 战术编组水平的提高，增强了步兵攻击敌人弱点的能力，例如在渗透战术中，全部编组为各级战术单位的营具有调动其兵力绕过敌人坚强据点的侧翼实施攻击的能力，相反，在面对敌人进攻时，可以灵活地机动兵力保护自己的侧翼和后方。然而，由于骑兵主要依靠冲锋战术作战，不像步兵那样需要严密的队形，即使是在旋转击发方式的火力出现之后，也不太需要更加细致的战术编组。但无线电使坦克和飞机的战术单位细划达到了骑兵从未达到的水平。

　　 在会战前沿的一点上集中强大的兵力，是攻击敌人弱点的另一种方法，但它在突击行动中并未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是由于队形纵深过大难以增强进攻的力量。但马尔伯勒在会战中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前沿的弱点促成了会战的胜利。他的成功在于他将集中和分散原则结合使用，利用分散造成敌人出现弱点。例如，在布伦海姆战役中，他攻击敌人的侧翼，吸引法军削弱了中央的防御力量，因为部署在中央的法军主要是手枪和马刀装备起来的骑兵，这些骑兵在马下进行防御作战发挥不出优势。这时，他集中强大的骑兵对法军战线中央实施了毁灭性的突破。这次胜利，并不要求对敌人侧翼进行突击，也主要不是依靠精心设计的战术编组，而是骑兵的机动性和快速攻击的能力。

　　 法国大革命后的作战方式是在部队被快速部署到战线之前，使用纵队进行战场机动以在前沿形成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态势，也是对战术编组原则和战术集中的原则的综合运用。举例来说，在奥斯特里茨会战中，拿破仑分散了盟军的力量，诱使他们集中兵力于他的右翼，然后使用其已经集中起来的快速机动的步兵对盟军战线中央实施强大的突破，这体现了改善了的战术单位编组和提高了机动能力的法军的优越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步兵战术单位的细划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战术单位划小的优势在于可以使用渗透战术找到敌人前沿上的弱点，增加敌人侧翼的脆弱性和提高到达敌人后方的机会。在防御中德国人学会了利用相对的机动性和反冲击抵抗进攻一方更多的部队。由于没有侧翼，渗透战术是攻击敌人弱点的惟一手段。

　　 除不言而喻地仿效安息人使用先进的武器系统夺取胜利外，优秀的指挥官经常喜欢攻击敌人较弱的侧翼或后方。在这方面进攻部队的战法有助于理解这一原则，它也是这一原则的一部分。亚历山大的突击骑兵是进攻部队的典型例子，他们在格拉尼卡斯会战中进攻了波斯军队重甲步兵的侧翼。

　　 为实现这次成功的进攻，亚历山大的精锐骑兵满足两个前提条件：比重甲步兵更快的机动力可以使他们到达波斯军队的侧翼；不必进行消耗时间的编组战斗队形就可以直接实施攻击。但是，亚历山大的重装骑兵在对付波斯重装步兵时并没有优势，它只适合于攻击重甲步兵脆弱的侧翼和后方。

　　 重装骑兵的马上机动力和对战斗队形要求不高的特点，使其可以一边前进一边进行战斗，所以在其后2000多年的时间里重装骑兵一直是主要的进攻武器系统。即使是在它面对具有全方位防御能力的瑞士步兵方阵的几个世纪里，由于只有骑兵才具有的机动性和可以快速进入战斗的能力仍然是战场上的决定性兵器，骑兵指挥官需要利用敌方军队的任何部署不当所造成的弱点或重装步兵队形中的任何混乱。

　　 然而，步兵也可以被用作进攻部队。斯巴达人首先使用步兵进攻，他们使其队形的一部分前出，与敌方的侧翼形成直角。他们利用加强部队训练和进行战术编组的方法达成机动性，以攻击已经列阵准备会战的敌方侧翼。他们使用的是预先计划好的，经过训练的运动代替更好的机动性。在达成突然性的情况下，这种方法会得到成功。底比斯人神圣分队利用同样的方式将其一部分步兵变成进攻部队。汉尼拔在坎尼和扎马会战中，使用训练有素的和经过编组的步兵代替其他机动性更强的部队攻击罗马军队的侧翼，他进行了机动以使其步兵攻击敌人战斗队形的侧翼。由于敌人没有料到这一点，汉尼拔取得了成功。

　　 由于中世纪步兵训练水平下降，步兵只能在一起投入战斗，这使得进攻的任务实际上完全由骑兵承担。到18世纪，经过完善的训练的普鲁士军队可以进行斜线攻击，使按照死板的线式排列的军队可以攻击敌方的侧翼。是训练，而不是将军队进行战术编组，使军队获得了更高的机动性。普鲁士军队采用的战斗队形中每一排士兵的转动方法使其可以边前进边战斗。腓特烈的方法无论在实质上，还是结果上完全和斯巴达人、底比斯人和迦太基人的方法一致。

　　 法国大革命后的步兵纵队，可以快速地部署到作战队形中去，这使步兵战斗队形具有进攻能力。拿破仑的旅由半旅组成，而在这些旅的基础上进一步组成师，由数个战术单位组成的师既可以集中起来攻击敌人的弱点，也可以展开攻击敌人的侧翼。由于不受线式队形的限制，纵队在战场上表现出更强的灵活性，它几乎可以瞬间形成滑膛枪所必需的线式队形。即使部队没有被部署成线式队形，部队的火力也足以抵抗骑兵的进攻。部队采用这种方法前进和部署，在绕过敌人线式队形攻击其侧翼上具有令人称赞的能力。

　　 根据战术单位分级编组的原则，将军队全部编组为各级战术单位，并由一套完整的指挥链加以控制，再配合以操练和训练，可以使军队和各级部队的机动能力大大提高。优秀的统帅运用军队所具有的这种能力，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弱点，特别是进攻敌人脆弱的侧翼和后方。例如，在布赖滕费尔德会战中，提利打算抓住由部署在侧翼的一群萨克森人造成的机会，使用其步兵攻击古斯塔夫脆弱的侧翼。但在帝国将军笨拙的和不适当的操练下形成的队形，证明其运动速度不足以阻止经过良好训练和由若干战术单位组成的瑞典军队的包抄行动，被瑞典军队打败。

　　 由此可见，将部队区分为若干战术单位可以使其具有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弱点的能力。如果一支军队具有这方面的显著优势，例如就像普鲁士军队通过严格的完善的操练的作法，或以后法国军队通过使用划分战术单位的作法(法军中的师，其战术单位都能独立机动，营能够快速冲击)，都可以使其步兵获得骑兵具有的进攻特征，使步兵队形能够作为进攻部队攻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

　　 在十九世纪里普遍采用的法国战术和组织形式，意味着所有的军队都具有同等水平的部署能力，这也意味着防御者能够同样移动其部队保护其侧翼。这样，步兵也就再次失去了进攻的特征，这种情况与早期的“神圣分队”和西庇阿的由战术单位编组的预备队粉碎斯巴达人和汉尼拔的包抄企图一样。

　　 在重装骑兵以坦克的形式再次出现在战场时，进攻部队又在战场上出现，因为坦克可以利用其高速机动能力，及在行进队形下作战的能力，绕到在正面可以抵抗住坦克进攻的防御部队的侧翼和后方。飞机也起到进攻部队的作用，但老式飞机类似轻骑兵，不是战斗中决定性的因素，除非敌方军队地处开阔地形上，又缺少防空武器。

　　 会战和伤亡

　　 在全部军事史中，都有有关会战数据的记载，这可能与这些数字所表达的戏剧性效果有关。但与这些数字表达出来的意义相比，它们对某场特定的战争的结局的贡献要小得多。它们只表示其本身的或战术意义上的消耗(所遭受的伤亡)。在传统经验上看，胜利者受的损失一般较小，战败者由于部队瓦解伤亡较大。会战的战略效果往往要依靠其心理上的影响和当时的政治形势而定。恺撒在法萨卢斯战役中对庞培的胜利和汉尼拔在坎尼会战中对罗马人的胜利相比，远不具有毁灭性。会战的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其非战术性后果，坎尼会战的后果与亚历山大对大流士三世的两次胜利相比也是如此。英国在百年战争中打赢的几场会战，例如马尔伯勒对法军的3次会战胜利，及七年战争中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之间胜败情况，就表明著名的会战胜利对战争进程的影响是有限的。在现代战争中，在新的战略环境下的迂回运动中有更多的会战，例如马伦戈战役和德国人在一九四零年渡过默兹河的战斗，在战略上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虽然会战的本质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会战的影响仍然在于其在战略上、政治上、心理上和其他因素上的意义，但在过去的两百年里，会战的频率增加了，其部分原因在于进行会战更加容易，并且会战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增加了。失败方伤亡的比例越来越小的趋势无疑也鼓励将军们更愿意冒冲突的风险。

　　 会战的次数增加，但其战术意义却在下降，这和战略条件的变化并不矛盾，但却和可能引起伤亡率提高的两个因素的明显影响相矛盾。在过去两个世纪里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不带防护装具的战斗员几乎完全使用强大的射击武器，按理来说，随着武器威力的增大，失败方的损失应该稳步提高。

　　 然而，从17世纪初期开始，战败方的伤亡数字比战胜方的下降要快得多。在某些情况下，战争一方胜利占领了土地，但以人员消耗来衡量却是失败者。按理来说，随着射击武器威力越来越大，伤亡应该成倍增加，在数量上占优势的一方应该更容易地取得胜利，而失败方应遭受更大的损失，这才符合兰彻斯特N平方律的规律。武器射程的增大和部队的进一步分散化，使战斗更接近所有的士兵都可以向对方射击的情况。

　　 当所有士兵都可以向对方射击时，部队的战斗力不只和他们的数量有关系，而是和其数量的平方成正比。在这种条件下，一支数量相对较多的部队可以很快地歼灭一支数量较小的部队。当然，每一支部队中的所有士兵和武器系统不可能都能向对方射击，他们只是在相对提高了的程度上做到这一点，比如，炮兵的间接火力对敌方部队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另外，也有许多因素对战场条件造成反面影响使之难以符合兰彻斯特规律的要求。

　　 数量优势价值的提高和火力的增强并没有削弱战术防御的力量。防御者可以继续占有可以选择防御阵地，可以利用天然的和人工的防御掩体，可以集中使用其武器系统的火力而不必因进攻行动造成武器系统的分散和发挥火力的困难。射击武器的大量运用，从某种程度上看对防御者比对进攻一方更加有利。防御者使用射击武器有许多有利条件，他可以利用掩体的掩护，还能够比进攻者更快更精确地射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炮兵的使用证明兰彻斯特规律在起作用，特别是当德国人顽固地不放弃任何土地，而坚守在敌人远为强大的炮兵集中火力轰击下的阵地上时更是如此。但当德国人充分利用其良好的战术编组，采用弹性防御战术后，(这种战术是在战术水平上结合使用防御者传统的战略上退却的方法)德国人重新恢复了防御的优势地位，给进攻者造成了高得多的伤亡率。

　　 在古代和中世纪的会战中，失败一方通常比胜利者遭受更大的伤亡，因为胜利一方经常屠杀战败了的没有纪律和组织崩溃的军队，使用重骑兵追逐轻步兵，或使用轻骑兵攻击退却中的脆弱的敌方突击部队。

　　 四种基本的武器系统在20世纪的战场上重新出现，使胜利者重新获得了给战败方造成重大伤亡的机会。意大利轰炸机对奔逃中的埃塞俄比亚人的大屠杀就是这种情况。然而，战术单位编组水平的逐步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造成失败者重大伤亡的因素的影响。提高部队的战术编组程度，主要出于提高部队的机动性的目的，但却带来两个显著的连带影响：第一，小的战术单位有助于提高部队的凝结力和团队精神；第二，战术单位编组水平的提高，使军队可以应付由于战败或撤退所造成的组织混乱的情况。

　　 下面对与17世纪会战情况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两个附带影响的意义。在17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各国政府建立常备军制度，在和平时期保留战时需要的大部分兵员。这种变化提高了部队的操练和训练水平，其结果也因平时就保持战术编组，提高了部队的团队意识、士气和凝结力。这种变化还可以解释战败一方在17世纪下半叶和上半叶相比伤亡率下降的原因。在三十年战争中，战败方的伤亡率水平一般占其总人数的37.4%。在其后的常备军之间的会战中，由于其有更高的战术编组水平和更强的团队意识，伤亡率下降到27.6%。这些数字清楚地说明了造成人员损失水平下降的原因。在随后的63年里，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使用了刺刀。刺刀的使用使步兵不像原来那样过于脆弱，失败方的伤亡率也因此进一步下降到21.9%。燧发枪、统一的操练和常备军制度的完善可能和刺刀一起对伤亡率的下降产生影响。

　　 但在17世纪里，战术单位编组还没有度过其幼年期。它在随后的两个半世纪里继续不断地发展，与此同时，军队的训练和纪律也更加统一和彻底，并随着火力射程、威力和射速的提高，军队对火力的信赖程度也进一步提高。军队在战败时不再出现混乱和无组织的情况，经过更好的战术编组的军队能够在较小的伤亡下更有效地作战和更容易地退却。

　　 在经过良好的战术编组和固定番号的部队中的下级单位训练的一群士兵，往往有着更好的合作，也具有更强的主动精神，因为他们懂得配合其伙伴的行动，忠于战友和团体的纪律。这种军队比以往历史上的军队在战斗中更能经受住失败的考验，历史上的那些军队往往更容易瓦解为溃散的逃兵，因为它们不仅机动性很差，而且缺乏必要的战术编组，在溃散的士兵群体之间没有联结力。而有良好的战术编组和训练的军队即使在面对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的强大火力，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攻者占压倒优势的坦克和飞机的轰炸的情况下，也能做到这一点。

　　 这种使失败者的损失下降的趋势，随着后膛枪的采用进一步得到加强。后膛枪不仅提高了射速，而且可以使步枪手匍匐射击。这一点和对战场上火力密度提高而寻找防护的反应一样，可以解释为什么随着武器性能的提高伤亡率却在下降的怪现象。火力的增强和早期对线式战术的采用，特别是在二十世纪的情况，使战线进一步扩大，而不需要在每一个点上都堆集大量的兵力。兵员密度的下降意味着在战线上某一点的战术失败只具有更为局部性的影响，因为它只涉及到战败一方的很小的一部分军队。

　　 一个影响伤亡率下降的因素，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北非的坦克战和不久前的阿以战争中的坦克战中都起作用。交战双方，特别是失败的一方，从武器系统的角度而言，主要是坦克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在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与以色列的战争中，交战各方在仅持续了两个多星期的战争中，损失了其总计1300架飞机的四分之一，6000辆坦克的一半。尽管对于如此短暂的战争来说，其损失率似乎很高，但如果认识到其间每天都有战斗，特别是有时甚至在一天之内发生多次战斗，那么这些数字看起来就不那么令人触目惊心了。每天损失的数量平均小于坦克部队总数的百分之五，如果指挥官在战斗中只投入了一半的兵力，损失率则是百分之十；如果只有四分之一的兵力投入战斗，则损失率是20%。另外，从人员损失的角度来看，在这场短暂的战争中死亡20000人，平均每损失一辆坦克损失7个人。

　　 所以，与战争中所进行的大量的战斗相比，这些损失似乎并不太严重。这种情况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持久的进攻战及其每天的重大伤亡的情况有共同之处。会战的频度与较高的兵力空间比有关，所有部队全部乘车作战造成的部队机动性的提高也增大了作战的次数。由于像以色列这样的小国家的边境和一些重要目标如苏伊士运河和叙利亚首都靠近战区，交战各方军队都具有高速机动能力的情况下，各交战国都清楚地感受到在战争中退却的危险性。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各方士兵都顽强作战，而指挥官们和其士兵一样不愿意承认失败和进行撤退。指挥官也可以将这种在敌人压力面前顽强战斗的精神归功于良好的纪律，和现代化军队从上到下彻底的战术编组。战斗人员不愿意撤退也反映出战斗的政治背景的影响，这是在危险情况下敌对各方看重的因素。现在还不清楚这样高的损失率，是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北非战场上的机械化作战的高损失率一样，是由强大的火力和庞大的武器系统所进行的机械化战争的必然结果，就像在18世纪的滑膛枪手一样，由于其难以和后膛枪手一样方便地隐蔽而显得过于脆弱。政治和地理条件可能是影响损失率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已被欧洲的战争所证实。虽然一日战斗的损失率没有达到18世纪及更早的时期那样高的比例，但由于持续战斗，损失率也相当高。

　　 根据一个特定时期里损失水平的不同，或军队是单一兵种还是由混合武器系统组成的不同情况，战斗消耗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在遭受坎尼会战的灾难性损失之后，罗马人避免了许多次会战，并通过征集在其控制下的许多城镇中大量的民兵预备队弥补了这些损失。与此相似，在经历了三十年战争中许多会战的重大损失之后，许多指挥官都设法弥补了损失，例如提利在布赖滕费尔德会战之后雇用了更多的雇佣兵。另一种情况，例如拜占庭在曼奇刻尔特会战之后却无法补充其军队，它实际上损失了其全部职业化的受过高度训练的重骑兵，更严重的是，会战的一个后果是使其失去了主要的征兵区安纳托利亚。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国家的军事制度都可以很容易地将平民征召为士兵，但一些国家由于在连绵不断的战线上所进行的长期恶战伤亡巨大，以至于找不到适合服役条件的男性参军。所以，军队补充的能力，像对战败时可能遭受的损失的估计一样，制约着指挥官和政府冒险参加会战的意愿。

　　 总之，在现代战争中，对相当大的部队的战术歼灭战越来越少见。战术后果价值的降低意味着需要更多地考虑对不断发生的会战产生影响的后勤、战略、政治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后勤

　　 历史总结

　　 在本书所研究的战争史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军队的供应和移动的样式变化不大。军队的人员和牲畜的供给通常依赖于他们作战的地区。所以，作战区的人口、生产力水平和季节对作战行动的时间和方向产生重要影响。

　　 举例来说，在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时，如果他对补给系统并没有给予重视，也没有作出适当的安排，即使在波斯没有明确地执行后勤战略的情况下，他也可能输掉战争。亚历山大通过减少行李和非战斗人员，利用被围城市的供应线，提前仔细地作准备，区分前进路线和攻击目标以满足他的军队在波斯生存的需要，竖立了当时后勤系统的典范，这在二十世纪也不完全过时。他的战争实践还证明他认识到后勤的重要性，他利用陆军夺取了波斯舰队的基地，通过使用后勤战略打败了波斯海军。

　　 在过去的两千五百年里，获得粮秣的方法从抢劫到购买不一而足。对补给品的浪费、对人员的遗弃，以及当地人民的敌对反应，经常使军队从政治上考虑倾向于采用一种有秩序的方式从友好地区或敌对地区获得补给。通常的作法是军队向当地政治当局征收粮秣，或征收金钱再从商人或生产者手中购买补给品。在现代战争中，军队称之为战争税和征集补给品。在友好的地区和在中立的地区，军队通常使用本国的资财购买补给品，有时即使在敌对的地区，军队出于争取群众的特殊目的也采用购买的方法。无论何种方法，军队通常都能找到他们在作战中需要的大部分物资。次数有限的会战一般不会将军队携带的弹药消耗完。

　　 从远处获得补给的情况一般发生在围攻战中，或者是一次战役的初期，因为冬季的消耗已无法满足未来战役的需要。水路运输效率较高，可以通过海洋、湖泊和河流从基地运输补给，甚至包括牲畜饲料。通过陆地运输给养则比较困难，一般只限于士兵的口粮。进行围城战时，周围地区的道路情况和生产力水平对作战影响极大。骑兵在围城战中对改善给养情况作用不大。

　　 道路的改善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也相应提高了军队的运动能力和生存能力，马掌、挽具、舰船和导航技术的新发展都对提高军队的运动能力和生存能力作出了贡献。十九世纪蒸汽机的发明提高了河流和海洋运输的速度和经济性，铁路也引起了陆地运输的重大变革。虽然铁路比水上运输贵，但铁路运输速度更快。铁路在十九世纪后期的大发展可能比更方便的水上运输对后勤的影响更大，因为众多的铁路线意味着几乎任何一支军队都可以从基地获得补给，可以交互地使用发达的道路、铁路和水上交通系统获取一个广大的农业地区的资源。

　　 高效快速的铁路系统使军队获得了新的战略机动性。它首先在美国内战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铁路运输可以在远距离上集中起大部队，这拓宽了战略机动的范围，和过去相比其差别之大就像步行速度与火车速度之差那样。由于撤退的军队通常总要破坏铁路系统，防御者往往比进攻者有更大的战略机动性。1914年在法国和东普鲁士的战役证明了铁路对防御者抵抗战略进攻部队的价值。同盟国也是通过铁路快速运输集中起预备队防御1918年德国的进攻的。

　　 技术的发展通常是为了满足民间对更好的交通手段的需要，但汽车的发明，也对后勤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汽车运输远比铁路运输昂贵，但汽车可以运输补给和士兵到没有铁路的地方，甚至直接运往前线。正是由于有了汽车和铁路运输，才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庞大的军队之间的阵地战有可能发生，在这次战争中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弹药补给。在1940年，汽车是德国取得的惊人的战略胜利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在满足进攻方的战略进攻部队的需要上，汽车的多方面用途远超过铁路。

　　 飞机运输要比汽车运输昂贵得多，但和便宜但速度慢的水上和陆地运输相比，已经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在快速运输兵力和补给是战争胜负的关键，或在部队被包围的情况下，飞机运输是基本的补给手段。

　　 因此，技术进步已经对后勤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过去的100年里呈加速发展的趋势。它和许多武器的变化不同，但和电报、电话、无线电、收音机、数据处理器等在战争中的运用的情况相类似，许多改变后勤方式的发明首先来自民间。在这里，民间的需要和军事上的需要差别不大，而经济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不断要求改善运输方式和通信手段。同时，也不像技术的发展对战术所产生的循环性的影响那样，它总是不断地改善补给、运动及对部队管理的情况。这种变化几乎是以直线方式进行的，是一种不断地提高效率和降低费用的过程。

　　 选择性的兵员制度

　　 后勤的重要性表现在无论敌人是远是近，对后勤的需要总是十分迫切的；后勤的复杂性也和后勤是一种运动状态的本质相关，军队的后勤活动在现代军队参谋制度的演变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经过无数年缓慢的演变，参谋系统在十九世纪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一个基本的计划和管理机构。指挥官不仅通过参谋系统安排以满足庞大军队的后勤需要，而且依靠参谋系统协调情报和作战行动。十九世纪引入军队的兵员制度变得越来越复杂，也对参谋系统进行更好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兵员的征集和训练影响到会战、战役和战争的结局。在过去的两千五百年的欧洲战争史中，兵员制度保持了相当的连续性。希腊人使用民兵，他们通过训练使其具有一定的战术能力，又由于他们都以所在的小城市为基地，希腊民兵之间有凝聚力和团队精神。波斯人的情况与之不同，他们使用职业化士兵组成的军队，职业化士兵经过连续的年复一年的专职训练拥有更强的作战能力。连续不断的战争最终也迫使希腊人实行了职业化士兵的制度。

　　 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开始采用民兵制度，但其后也使用长期服役的职业军队，其组织结构和纪律都具有典型性。这两种制度，民兵制和职业制在随后的若干世纪里一再重复出现。民兵和常备军相比，花费较少，还具有数量多和作为潜在的预备队的长处；这种制度是罗马人在意大利能够抵抗住汉尼拔入侵的重要原因。职业士兵个人素质较好，具有额外的战术优势，他们在部队中长期共同生活的经验，使他们能够充分地相互信任，并提高部队的团结精神。

　　 民兵不能打长期战争，特别是那些远离家乡的战争，这也是为什么希腊人和罗马人最终采用职业化制度的原因。民兵在短期战争中表现出色。在大量的袭扰者中，许多人自身就是平民，例如阿拉伯人和马扎尔人，他们甚至没有形成一支职业化的军队。民兵在防御袭扰时具有更大的优势，因为在防御中他们可以依靠堡垒，这样对民兵的战术技能要求更低。

　　 中世纪的军队只是表面上与民兵制度和职业士兵制度一致。虽然城市民兵与希腊制度基本相似，它在战术上主要依靠密集的长矛手；但农村的民兵只是徒有其名，他们不经任何训练，经常使用农具代替武器。由于农村民兵来自分散的乡村，它也缺乏城市民兵部队中的凝聚力。但也有一些农村民兵的表现非常出色。例如，由居住在紧密的山谷社区里的瑞士民兵组成的部队，不仅拥有武器而且训练有素，很难把它与正规部队区分开。

　　 中世纪的职业军队也和希腊和罗马模式大相径庭。中世纪的职业制度中不仅没有固定的编制和部分集中的部队，而且将其正规军分散到许多小兵营里，甚至将士兵个人也分散到全国各地。这种制度下的士兵具有一定的，或相对较高的技能，但这些士兵组成的部队却不习惯于纪律和服从，也缺乏配合作战经验和集体意识。对士兵的雇佣一般以一年的战争为限，有的直接和士兵签订合同，有的则通过军事经纪人签订。这种作法无助于减少中世纪雇佣兵制度的缺陷，虽然有时候也有成群的男人冬季里也生活在一起，指望着能为来年签订上合同。直到17世纪后半叶，欧洲职业军队才开始采用更为有效的罗马军队的组织模式，所有的正规军都年复一年地在一起生活和训练，依靠有组织的军粮筹集部门供应给养。

　　 可见，民兵制度在希腊和罗马历史的后期就失去了其大部分重要意义。这种情况持续到17世纪，直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民兵制度才重新获得其重要性。各国竞相加强和征召民兵，匆忙征集起来的男人们被编入军队，但他们在战争中却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国在战争爆发之初就实行了这种方法，普鲁士在战争结束时也采取了这种方法。由纵队展开成战斗队形的改进，使得在战场上机动可以采用纵队样式，它克服了以早期的瑞士密集队形为代表的线式战术的大部分缺点。这种从单一的线式战术所完成的变化，使得由平民转化成士兵的过程大大地简化，也更加迅速了。由于在前沿战斗中较少地依靠步兵线式队形之间的对射所需要的僵硬的射击纪律，使得可以快速训练平民担负战斗任务。

　　 在十九世纪，普鲁士在其武装部队中连续地执行了将民兵和职业兵融为一体的政策，并实际上获得了两者的好处。通过将平民预备队加强到专职的部队中去的作法，他们将民兵和正规军以一种有益的方式结合了起来。正规部队训练预备役人员，他们或者在民兵组织中服役，经过3年的训练，将产生一批经过良好训练的平民，然后正规军可以在短时间里征召他们完成进一步的任务，或者在战时动员征召他们入伍。

　　 由于每一特定的部队都在一个特定的地区拥有基地，兵员都具有相同的社会背景。通常，他们以前就认识，或将一些社会关系带入当地部队。他们在军官或军士指挥下训练，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将在这些军官或军士指挥下作战。这种基于地区性的征兵制度密切了士兵和指挥官的关系。在一年一度的动员中，所有人员都在一起进行模拟战争条件的演习或其他训练。所以，普鲁士在其各单位的平民之间培养起一种强烈的亲密关系，他们接受的训练条件完全接近于长期服役的正规部队的训练水平。

　　 普鲁士实际上在现役和预备役部队中使用的所有干部全部是职业军人。由于拥有大量的民兵预备役人员，普鲁士在花费较小的情况下拥有了一支高度职业化的军队。当预备役人员加入现役时，他们可能使军队的规模增加两倍，但却不会降低军队的素质。由职业军人指挥、完善的训练、有共同执行任务的经验，动员后新组成的普鲁士军队几乎具有长期服役军队的所有优点。即使是真正的民兵，“后备军”也大部分经过现役士兵水平的训练，并由部分正规军人指挥，其战斗力水平超过欧洲曾经有过的大多数民兵部队。

　　 这种制度在普鲁士进行的世纪中叶的战争中证明了其有效性，在这些战争中由职业军官和平民预备队组成的军队打败了奥地利正规军。1870年的对法战争充分显示出普鲁士军事制度的潜力，普鲁士军队扩大到最高水平，它拥有一支是法国军队两倍规模的军队，质量稍逊于法国职业军队。如果不是法军处于如此悬殊的数量劣势之下，即使巴赞不称职达到惊人的地步，普鲁士也可能不会打败法国。

　　 大多数欧洲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采用了普鲁士军事制度，而没有采用这种制度的英国和美国都推迟了完全参加战争的时间，它们的军队也因为缺乏得到彻底训练的人员而受到了影响。法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利的一个原因是法国士兵所受到的训练只适应经过动员扩充后的军队的作战样式。由于轻视平时就存在的作战部队的优越性，法国重复了中世纪类型的将职业军人分散驻防所造成的困难。另外，法国的军事承包人也没有将士兵集中训练，使这些士兵组成有效的战斗部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由正规军官和经过训练的预备役组成的庞大的军队的依赖开始减少，只有俄国军队保留了这种由职业军官和大量的经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组成的军队的样式，这种军队在人数上与本世纪上半叶那些典型的军队样式相似。为组建一支和其人口水平相比规模很大的军队，以色列和瑞士建立起一种民兵制度，这种制度要求其人员参加反复的阶段性的服役，以保持和提高其战斗能力。西方国家的军事制度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国家军队已经向机械化部队过渡，其后果是部队规模缩小。虽然欧洲国家仍然在征召适龄男人参军，并因此形成了大批的经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但现役部队将在预见到战争爆发进行动员后组建的较小的军队中占相当大的比例。正规部队和在过去战争中的情况一样，仍将战斗在最前沿。

　　 军事训练仍是件困难的工作，有些因素的发展使训练工作简化，有些则使训练变得更加复杂。掌握使用弓箭的方法，需要进行多年的训练才有力量把弓拉开，并准确地向目标射击，但后膛枪只需要学会快速可靠地安装子弹就可以了。现代自动步枪具有良好的视线和平直的弹道，在很短的时间里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一学就会。使用自动火炮所需的训练也不比学会使用老式的手动操作的步枪更复杂；学会操作坦克，这是一组人员的工作，也不比在学会骑马的同时一手持矛或剑，一手驾马更麻烦。即使驾驶飞机，也不比学会骑在没有马镫的马上用两只手又准又快地射击强弓需要更多的练习。所有这些变化都使将平民转变为合格军人的任务更加方便。

　　 但另一方面，使用许多武器模拟战斗情景却越来越难了。不像古代的重步兵可以进行击剑训练，也不像重骑兵可以进行马上格斗训练，现代士兵虽然可以使用模拟器材进行训练，但失去了老式的类似体育队之间所进行的混战那样的训练所得到的东西。即使是18世纪的士兵，他们也可以不断地重复地操练，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辛劳可以换得战场上的能力。灵活多变的渗透战术使步兵再也无法学会所有必要的技能，坦克在运动中作战的特点也使驾驶手和指挥官很少有机会学习他们在未来战斗中将重复的运动样式。即使是可以通过训练来提高操作熟练性的炮兵，如果在战斗中他们平时使用的复杂的通信系统被破坏，也将遇到困难。

　　 可见，随着武器和战术的发展，实战中所需要的个人技能的训练越来越简单，但与集体行动有关或集体作战行动的训练却更困难了。并且，由于军队越来越依赖于精密的装备，又出现了另一种困难：对新式武器的维修人员的训练——新式武器的可靠性不如过去简单的老式武器。这些方面对士兵能力的要求至少相当于或超过过去对士兵的要求，但平时的训练和修理武器的经验像许多老的战斗技能一样，将使修理人员能够更好地完成其战时工作。总之，在过去的若干世纪里，只有士兵的士气和荣誉感及集体的重要性这些本书的次要论题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战略

　　 历史总结

　　 在两支拥有相似的武器系统的军队之间的战斗中，防御的战术优势首先体现在正面作战中。在战略层次上，在两支结构相似军队之间的战争中，防御的战略优势依赖于战术上的优势，及其在撤退中对追击方所形成的在持久战略意义上的优势。当进攻中的敌人利用袭击战略对抗持久战略时，撤退行动对追击行动所形成的优势则使进攻方更强大，因为他们经过短暂的战斗后就撤退了。战略上的袭击与战术上使用轻型部队对抗重型部队的情况相类似，土耳其马上弓箭手就是用这种方法打败拜占庭重骑兵的。袭击战术和袭击战略的基本方法就是打了就跑，除非是战略上的袭击部队。由于袭击者占有撤退的优势，并不需要拥有机动性更强的武器系统。

　　 所以，在两支组成相似的军队之间，无论是实行袭击战略还是持久战略，在本书所研究的大部分历史中，较强的一方军队通常难以仅靠战略手段迫使较弱方进行会战。行动灵活的长矛投掷兵(皮尔塔斯特)可以迫使一支由重甲步兵组成的军队按照他们的条件作战，这对通常情况下只有双方同意才能进行战斗的情形而言是个例外。主要由徒行步兵组成的罗马军队在卡雷落入由骑兵组成的安息人军队控制之中时，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然而，在战争史的大多数情况下，军队的结构都使双方具有相同的战略上的机动性，而此时实施撤退行动的一方占有优势。

　　 通常较低的兵力空间比，也使许多军队难以达成进行关键性决战的目的，因为较强大的一方也经常缺乏足够的兵力按照持久战略的要求控制相当大的一个地区，以迫使兵力较弱但政治条件较好的对手进行决战或投降。即使是一支强大到能够进行系统的征服并在全国和战略要点上驻守军队的入侵者，往往也由于缺少持久战所需要的大量资金或政治耐心和毅力而失败。

　　 所以只有在作战双方都认为有最大的获胜机会时才会爆发战争，否则就是政治因素要求必须会战，例如，庞培和恺撒在法萨卢斯进行会战，哈罗德在黑斯廷斯与威廉交手。为了防止出现撤退者对追击者的优势情况，军队往往采取袭击战略以形成进攻者对防御者的优势。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较弱的一方往往采取袭击战略，它在袭击了较强大的敌人军队中较弱的一部分后立即撤退。在大夏和粟特发生的抵抗亚历山大大帝的作战中，就采用了袭击战略，抵抗者首先攻击了亚历山大的一支小部队，但在马其顿强大的部队面前，抵抗者为避免进一步的战斗撤退了。

　　 避免与敌人进行会战的能力，使弱者实行进攻战略比强者奉行防御战略更为有力。再加上变退却对追击的优势为进攻者的优势，袭击战略可以抵消战术防御的大部分优点。由于袭击者只追求小的战术胜利的累积效果，他们可以将与自己的力量是否大于作战目标的力量，作为选择攻击目标的惟一标准。对目标选择的如此大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使敌人面对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他们无法使其处处都强。无疑他们必然失败，而袭击者通常在袭击中使用局部优势兵力，取得相当程度上胜利，以此抵消战术防御的优越性。

　　 亚历山大想通过在交通枢纽上驻扎兵力的方法迟滞游击队的运动。这样，他不仅迟滞了袭击者撤退的速度，而且妨碍了袭击者前往袭击目标的速度。当被入侵者的力量过于弱小无法采取持久战略中的战术防御，而实行这种袭击战略利用游击队抵抗对手时，亚历山大所采取的这种持续防御方法在历史上经常被入侵者所采用。罗马人在他们征服坚决抵抗的蛮族部落时，经常采用持久战略，还配合以广泛修建的堡垒群并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恺撒采用了罗马人的作法，不采取过多的作战行动，修建堡垒和耐心等待，他采取后勤战略分散比利其人，在壕沟深掘的堡垒中静待比利其人的供应消耗殆尽。

　　 在面对韦辛格托里克斯精明的后勤战略和焦土政策，以及法比安采用袭击战略对粮草搜集人员进行打击的情况下，恺撒撤退了，他接受了暂时的挫折，但坚持了他的原则：“在给敌人打击的同时，也会给自己造成损失的情况下，最好放弃打击敌人的机会。”但韦辛格托里克斯由于认识到罗马人的毅力和“永不停止战争”的态度，冒险作战，被打败后逃往阿莱西亚城。在这里罗马人利用精心设计的围城和封锁堡垒线，成功地打败了城中被围部队的突围和城外部队的救援。当然这次胜利只是罗马人征服的第一步，罗马人还在全境驻防军队，建立堡垒哨所，并镇压了随后发生的起义和游击战。罗马人最终的征服还归功于罗马国先进的政治制度，强大的文化力量和执行持久战略的耐心。

　　 军事行动中往往不仅交互使用袭击战略和持久战略，而且使用作战战略和后勤战略。中世纪的战争中显示了堡垒及城市的附属城堡的作用。防御部队躲进粮草充足的城市或堡垒中，除长期的围攻外，一般可以抵抗住兵力强大但后勤落后的对手的进攻。

　　 百年战争体现了中世纪战争的许多特点。在十四世纪，英国采取的是政治性的袭击战略，最终迫使法国作出了让步。英国和法国在对法国西南部的争夺中都采用持久战略，围绕控制该地区的城堡和城市进行争夺。法国成功地使用了罗马费边在抵抗汉尼拔时采取的方法；依靠当地人民对法军的政治同情，法军努力避免与英军作战，而只是围困英军占领的城堡和市镇，由于英军奉行战术防御的学说，法军很容易地就实现了目的。

　　 在十五世纪，英国在法国寻找到了政治支持，转而采取持久战略，系统地征服法国的城市和堡垒。但英国人发现法国太大了，也有太多的法国城镇居民和士绅反对英国人的统治，使英国人无法征服法国。英国军队逐渐地被分散到占领的地区，以至于他们无法应付法国不断恢复的抵抗力，法国人随后也采取持久战略将英国人逐出法国。

　　 除了通过断绝被包围的城市或堡垒的防御者粮食来源的方法迫使防御者投降的明显例子外，后勤战略在战争中通常不起主要作用。法国和苏格兰人曾经通过焦土式的防御性后勤战略来对付英国人。如果防御者知道袭击者的前进路线，那么对庄稼、粮食和饲料的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并不大，因为既然几乎所有的军队都采用袭击战略，例如希腊军队，来达成军事目的和政治目的，袭击者甚至入侵者经常将他们没有消耗完的物资破坏掉。

　　 中世纪战争形态的发展，对和一个强大的敌人作战而采用进攻性袭击战略的情况来说，影响不大。像罗马人一样，中世纪的国王们也面临着像北欧海盗那样的袭击者的骚扰，这些袭击者的目标是战利品，他们也奉行持久战略，利用堡垒和对交通线的控制保护自己。英国人在他们长期的控制威尔士的进攻战争中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由于缺乏在威尔士全境同时设防的能力，英国人一小块一小块地征服威尔士，每占领一块领土就在上面修建堡垒。通过对人员和堡垒的结合使用，他们在每一块领土上都形成了很高的兵力空间比，使英国人能够在每一小块新征服的领土上都能建立起适当的防御。因此，通过剥夺使袭击战略占据优势的一个基本要素，英国人利用进攻性的持久战略打败了威尔士游击队。中世纪的战争实践中所表现出的这种战争样式的连续性，也预示着当武器、战术、后勤，乃至战略发生变化时，也无法改变袭击战的基本样式。

　　 英国在征服威尔士的战争中主要依靠堡垒，威尔士人最终也开始模仿英国的做法，自然也包括围城战。但他们这些行动缺乏重要性，因为这些行动最终变成按照作战持久战略而进行的作战行动。对于执行作战战略，围城战具有其特殊的意义，即迫使救援部队作战。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16世纪初法国对北意大利的征服中发生了那么多的会战。对于围城者来说，城市陷落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增加财富，并利用这些资源进行时间更长的围城战。这样，其结果是经常迫使将军们为了挽救城市，在战斗前景暗淡的情况下被迫作战。

　　 三十年战争中又出现另一种情况，战斗力较强、目的坚决的两支军队之间爆发了战争，但每一支军队的兵力空间比都很小，不足以牢固地控制德国的广大地区，也无法迫使对方进行决战。古斯塔夫从占领新教徒占多数的德意志北部地区开始，按照持久战略系统地向前推进。这种袭击方式具有深刻的政治影响，它可以使敌对的统治者丧失威信，也可能因敌对的统治者的屈服而夺占这一地区，或至少使这一地区中立。另外，实行后勤战略还可以剥夺这一地区的资源，以防敌人军队有可能利用这些资源。所以，古斯塔夫将实行持续作战战略的围城战和后勤战略的袭击战相结合，以及缓慢地占领北方领土的作法，将该地区的资源为己所用。

　　 虽然古斯塔夫和他当时的对头提利都奉行作战战略，但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爆发战争。相反，每一方都采取袭击对方基地地区的方法，保护自己，消耗对方。因此，在1631年，古斯塔夫两次进兵威胁奥得河上的法兰克福，随后又进兵威胁进入西里西亚开展袭击战。第二年，古斯塔夫又进入巴伐利亚进行袭扰，帝国新司令官华伦斯坦通过向北进军威胁瑞典国王摇摆不定的盟友萨克森和瑞典军队在北方的基地，分散了瑞典国王的兵力。由此可见，当交战双方都存在脆弱的基地地区，和都是小型的结构相似的军队在一个相对大的地区里作战时，袭击和反袭击具有一种战略上的重要作用。

　　 因为双方都不愿意在对敌人有利的条件下作战，所以会战很少发生。古斯塔夫在韦尔伯恩有利的阵地条件下向提利挑战，和在纽纶堡向华伦斯坦挑战的情况都是如此。华伦斯坦由于在瑞典阵地前受到挫折，转而实行后勤战略破坏古斯塔夫的补给线，得到加强的瑞典国王也以同种方法进行报复。当两支军队撤离战斗时，双方都受到了很大的消耗。

　　 三十年战争中也表现出了战略对后勤的依赖程度。虽然当时的军队都由职业军人组成，但每年都需要重新征集的军队，缺乏士兵在一起长期服役所形成的凝聚力、战术单位的固定编组和士气。这主要是因为养兵的方法采取的是封建制度，统治者依靠独立的承包人为他们提供兵源。军队也没有类似亚历山大或罗马军队的后勤系统，承包人和他们的贫穷的雇佣兵主要依靠战争支持战争。不像亚历山大那样在关心后勤供应和休养军队的同时坚定地追求其战略目标，在17世纪初期，给士兵和马匹提供给养是项关键性的任务，指挥官们经常为了满足迫切的后勤需要而行动，而不是为了追求战役要求的政治和军事目标。常常为了满足后勤需要而改变政治目标，并且由于引起受到劫掠的平民的敌视，这些对军事行动产生了危害。

　　 欧洲人口的发展、生产率和政府税收的提高，允许建立规模比较大的军队，这样提高了的兵力空间比往往允许实行持久战略。然而，在荷兰，由于有很多筑垒城市，交战者会发现这里的兵力空间比是如此之高，如果没有敌人领土上的当地居民的帮助，军队的进展会很慢。作战行动经常是一系列的围城战。

　　 在意大利北部，兵力空间比有利于进行更加决定性的会战，但军队长期具有的避免作战的能力妨碍实行作战战略。河流是防御性的障碍物，在渡河作战时，军队利用突然袭击，分散敌人和集中力量击敌弱点的方法完成任务。进攻中的军队在渡河时，经常采取占领控制着粮草征集区的阵地的方法迫使敌人撤退，这些粮草征集区过去是防御者的基地，但现在为入侵者所利用。所以，像欧根和旺多姆这样的指挥官，他们不是采取袭击敌人基地地区的方法，而是将敌人驱逐，使其成为自己的基地。他们的战略具有很大的后勤战略的内容，与古斯坦夫早期在德意志北部和英国人在征服威尔士人时的作法相似。

　　 18世纪中叶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在波希米亚、萨克森、西里西亚进行的各场战役中，有利的兵力空间比使入侵的军队可以实行持久战略以控制物产丰富的地区。这些地区对腓特烈的生存至关重要，持久战略中的后勤因素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为保护和恢复这些地区的财政和兵员资源，腓特烈进行了许多次进攻性会战，其动机与敌人想解围的目的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奥地利人则利用其强大的骑兵和占优势的轻步兵，两次使用后勤战略打败了普鲁士人的入侵。一次是奥恩元帅通过袭击普鲁士运输队和限制其粮草征集人员活动的方法将普鲁士入侵军赶走；另一次是奥恩元帅在消灭了普鲁士一支庞大的运输队和夺取了他们的给养品后，为奥姆特斯解了围。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改变了战争形态。法国的战术体制是利用纵队机动，但以线式队形作战，这使军队无法乘对方缓慢部署成作战队形时为避免作战而离开战场。提高了战术编组水平和作战能力的法军，能够迅速地从行军队形转换成作战队形，这意味着他们不再需要为保卫自己不受对方步兵或骑兵的袭击而以笨拙的作战队形缓慢前进。法军在接近敌方军队时能够加快前进速度。

　　 法国军队平时以师为建制单位活动，它们经常由师编组为军，而不是将所有的师都集中起来使用。这样法军不仅能够控制其占领的地区，而且可以在许多路线上迟滞敌人，或者同时在许多个点上威胁敌人。法军的部队虽然高度分散，却属于某一个固定编制的战术单位，能够迅速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弱点，或抵抗敌人集中的兵力。军队的高度分散，也使敌人对主攻方向难以判断，提高了战争中的不确定性，从而加强了进攻部队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作战能力。

　　 一支分散部署的战略性进攻军队，由于其具有良好的行军机动能力，加之它主要由战术进攻性的步兵和骑兵组成，具有迫使不愿意作战的对手决战的能力。在此之前，具有相同的武器系统的军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撤退中的军队的机动速度高于追击的军队，一支集中起来的军队无法迫使另一支军队作战。但只要在适当的兵力空间比的情况下，新式军队中分散的部队可以迫使敌人的部分军队作战，从而迟滞敌人整个军队的运动，直到所有的军队都赶来参加会战。

　　 所以，军队可以迫使敌人要么进行战斗，要么采取另外的选择——向后方撤退。集中的、和整个战区相比较小的防御军队，再也无法通过转移到对方的活动范围之外的方式避免会战了。防御者甚至丧失了通过占领一个坚不可摧的阵地以避免战斗的能力，因为广泛分布的法军能够将之包围，并夺取之。但分散开的军队也存在被集中起来的对手打击其一部分的危险。

　　 这些分散的部队，当以适当的兵力空间比协同作战时，不仅可以使战争更具决定性，而且可以利用内线作战的地位，首先攻击敌人一部，再及其余。在以往，当敌人军队拒绝战斗时，兵力集中只占据很小的一个点，交战也就很难发生。当尼禄运用这一战略使用一支大部队进攻哈斯德鲁巴时，他的胜利主要是由于哈斯德鲁巴的愚蠢，这是后者被迫应战的原因。爱德华王子曾先后和小德蒙特福特、老德蒙特福特作战，但他的胜利依靠的是凌晨发起的突然袭击，和将敌人诱到背靠大河的战场作战。腓特烈大帝也利用内线作战的形势，但必须在敌人设定的条件下接受会战，使用其集中起来的兵力。因而，在通常情况下，敌人可以拒绝会战的能力剥夺了集中起一支大部队所带来的一贯的好处。由于大革命后的法国军队具有分散和容易部署的特点，它可以容易地迫使敌人交战或进行灾难性的撤退。利用内线地位在空间上集中兵力成为一种主要的战略手段，它既可以用于进攻，也可以用于防御。所以，将军们既可能将其人数众多的大部队投入会战并很可能取得胜利，也可能在敌人压力下被迫进行灾难性的撤退。拿破仑在其担任将军之初就有意地在两支敌人的军队之间行军，这样他可以有选择地攻击它们，这表明内线作战的价值突然变得重要起来。

　　 拿破仑的分散部署、但在面对威胁时可以快速集中的军队，可以插到敌人后方切断其退路。在马伦戈战役初期，拿破仑占领了奥地利的后方，控制了米兰及其周围地区，他在意大利获得了一个基地，这使他可以保持他的地位。但拿破仑并不比一个世纪前旺多姆元帅在渡过河并在奥地利建立基地的成就更大。但不同之处在于，不像旺多姆，拿破仑分散的军队能够断绝奥地利人的退路，这是他在马伦戈战役中取胜的关键。

　　 所以新的战略和军队的战术能力改变了占领敌人后方的意义。一支组织严密的军队不再能超越另一支军队。虽然军队任意依靠他们所占据的地区补给，除集中兵力进行围攻战外很少依赖补给线，但在马伦戈战役胜利后拿破仑军队占据的地区使奥地利人感到十分窘迫，虽然他们仍占据着广大的地区并拥有海上交通线，但他们同意从意大利北部撤出。在乌尔姆战役的另一次迂回运动中，较弱的奥地利军队被迫要么交战，要么直接向莱茵河或法国撤退。

　　 与单独实施会战相比，战略途径是达成更具决定性胜利的道路。在布伦海姆战役中，由于马尔伯勒熟练地运用了集中和分散的战法，一举歼灭了法国2/3的军队，这是这一时期的杰出的会战，其伤亡和战术后果都可与坎尼会战相比。但法国人战略上的胜利补救了其会战中的失败，这次会战逐渐丧失其战术上的意义。迂回运动能导致决定性的战略后果，只要进攻一方能以在战术上不太重要的防御会战阻止住敌人的撤退行动，这种机动行动就可确保取得重大胜利。

　　 军队新的作战能力和适当的兵力空间比相结合就可以达成决定性的战役。当法国将上述因素与一种有吸引力的政治纲领结合使用时，随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征服力。

　　 政治因素历来对军事产生影响，它经常制约着所需要的军事努力的程度，并对会战和战役的胜利赋予某种意义。大流士三世在政治上的弱点迫使他在战场上与亚历山大交战，从而使入侵者的胜利具有决定性，使其丧失了对波斯帝国的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亚历山大与罗克桑那的婚姻消除了大夏和粟特人的抵抗，所以虽然他在以后采取的军事措施远远不够，但仍能够控制整个国家。汉尼拔在坎尼对罗马人的歼灭战没有产生任何战略上的成果，这是因为罗马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力量上都足以抵抗他。这些因素也影响军事决策，大流士三世的总督们无法迫使其臣民实行焦土后勤战略，否则就可以打败亚历山大。

　　 三十年战争表明了士兵们在征集粮食、饲料中所引起的反抗程度。这些征集活动时常直接针对公众，这种后勤方法中的大量浪费、破坏和抢劫事件加重了恶果。占领军的行为引发的政治上反对占领军的情形并不始于三十年战争，叙利亚的安条克七世入侵美索不达米亚的命运就是这样。仅一个冬天，占领军的士兵就将欢迎他们的、在文化上有亲缘关系的希腊人变成了敌人。希腊人配合安息人杀死了安条克七世和他的士兵。三十年战争中受到劫掠的农民没有采取如此有决定性的行动，但他们经常一有机会就袭击或杀害征集粮秣的士兵，采取一切手段防止补给品落入进行抢劫的军队手中。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人占领了通常是难以征服的荷兰，这是因为他们自由平等的原则对这一地区的中产阶级产生吸引力。法国人由于在政治上对城市资产阶级的吸引力，他们在意大利北部和德国受到政治上相当的欢迎之后，轻易地将军事胜利转变为征服。但由于法国人仍按照三十年战争的方法允许士兵直接从百姓中获得补给，法国人很快就丧失了其政治资本，只是没有像安条克七世所犯的类似的错误那样导致直接的灾难性的后果。

　　 在入侵西班牙的战争中，法国人拥有必要的军事手段及适当的兵力空间比。以此为前提条件，他们实施了决定性的战役并控制了整个国家。他们没能实现征服的原因在于他们缺乏基础。西班牙人反对拿破仑的兄弟成为国王，也反对法国的政策，他们认为这种政策有悖于他们的宗教。法国士兵的行为加剧了他们和人民交往的困难。由于法国大革命的三原则只有两原则获得成功，他们只能打败敌对的军队但却无法控制整个国家。法国人战胜了弱小一方有效地利用袭击战略所进行的游击战，这种情形和亚历山大刚占领大夏和粟特的情形不太一样，但法国人却找不到政治手段绥靖这个国家。

　　 在俄罗斯，法国只占有军事体制上的优势。他们面对的是顽固的沙皇、在政治上对法国没有任何兴趣的人民，和极小的兵力空间比，以至于无法迫使敌人与之交战，也难以控制俄国的大部分地区。由于缺少取得胜利的三个重要的必要条件中的两个，使法国人只能进行袭击，希望以此得到俄国在政治上让步。法国人落后的后勤补给方法增加了他们撤退时的灾难，他们被迫沿着向俄国进军时的同一条路线撤退，从那些已经害怕和痛恨法国人的俄国农民中取得补给。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战争发生了变化，拿破仑战争成为十九世纪欧洲战争的样板。拉德茨基的奥地利人和莫尔特克的普鲁士人依靠成功地实施战略迂回行动取得了拿破仑式的胜利。他们的军队按照法国模式进行组织，并在适当的兵力空间比的情况下作战。由于其追求有限的政治目标，在短暂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具有迫使敌人会战的能力，但又实施战术防御，两者的共同作用使防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达到顶峰。当时的各国军队基本上都得到了适当的指挥，并得到新出现的铁路的支持，使维持一支庞大的处于部署状态的军队成为可能，并出现了正规军队得到受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加强的有效的兵员系统，这使兵力空间比增大，军队可以布满整个战区，翼侧消失了。和拿破仑战争前低的兵力空间比使作战行动难以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形相同，在1914-1918年西线上过高的兵力空间比也造成同样的结果。由于所有军队都掘壕据守且其翼侧得到保护，各国军队面临的情况是过高的兵力空间比消除了拿破仑时代进攻所获得的一切战略上的可能性，而使防御具有战术上的优势。在东线，俄国人力量太弱无法阻止对其前沿的突破，但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与俄国辽阔的空间相比其兵力空间比也太小。只是俄国政治崩溃才使德奥在东线取得胜利，而德国政治上的虚弱和士气丧失对西线的结局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围攻战表明，即使在东线，炮兵也具有不同寻常的突出作用，这和炮兵在围攻战中的传统作用是一致的。但对炮兵的依赖，以及带弹匣步枪和各种机枪火力对炮兵配合的依赖，与通过铁路进行防御的高机动性相比，机动性较低构成了战略进攻的新的弱点。无论是在1914年战争中的运动战，还是战壕战及在1918年偶然性的突破中，防御者建立在铁路运输基础上的机动性，使其不仅可以稳定地获得补给，而且可以迅速地集中兵力。对于反攻或为防御集中兵力对付敌军而言，铁路为防御者提供了战略性的反攻部队，防御者可以比徒步行军的敌人更快地进行战略机动。虽然改进的战术使突破也是可能的，但这并不容易，而且较差的机动性很可能使战术上的创造性所造成的进攻机会丧失。

　　 汽车是引起后勤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原因之一，而战术上的革命则是由于四种基本武器系统的重新出现造成的。这四种武器系统是战争形态在许多方面发生变化的基础，这种变化的深刻性不亚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虽然兵力空间比仍然很高但决定性的战役又成为可能。这种巨大变化在一九四零年五-六月间德国对法国及其盟国的战役中突然发生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坦克的战略运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是一个显著的变化，这种革新对汽车的依赖与对坦克的依赖相同甚至更多。在把庞大的相对集中的军队及其对弹药的巨大需求从铁路线上解放出来上，汽车在后勤领域引起了一场革命，当然汽车的油料又产生出新的后勤需求。但汽车及其相似的履带车在运输士兵和火炮的数量和速度上都可以和铁路相媲美。另外，由于汽车可以利用各种道路，并且可以成建制地运输部队及其武器，这使士兵可以更快地投入战斗。

　　 当坦克在无线电支援下作战成为主要的进攻要素时，当乘坐汽车携带机枪、火炮、反坦克炮和防空火炮的步兵成为主要的防御力量，并得到使用汽车的后勤补给时，这种部队具有了进行拿破仑样式的战略迂回运动的所有要素。当1918年埃伦比将军将其骑兵作为马上步兵使用，利用马匹的较好的机动性携带人员和机枪迂回到土耳其后方时，埃伦比将军依靠的是脆弱的马匹运输一支几乎没有防御力的部队。在1934年的摩洛哥，法国人使用汽车运输火炮、人员和机枪，其机动性和防御能力都相应地有所提高。但他们都不具有战术进攻能力，因为敌人步兵可以容易地迟滞马匹和汽车的机动，使迂回部队要克服对方防御的战术优势。但使用坦克后迂回部队获得了战术进攻能力，除拥有大量反坦克武器的大部队外，迂回部队能够克服敌人步兵的防御，直到到达敌人的后方，并在那里展开防御。

　　 同时，飞机还被用于轰炸敌人的补给线，迟滞敌人的机动和提供间断性的战术支援。这种将机械化战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后勤的变革相结合的方式所引起的战略革命，由德国人在1940年5月使其成为现实。它在要领上是如此简单甚至完美，只有马镫或刺刀曾获得同样的成功，它的创造和运用是运气、热情、能力和想像力在克服保守主义方面的完美结合。能成功地实施这种有飞机轰炸敌后方的战役是因为运用了以往2500年中所有被发现的战争艺术的精髓。

　　 这次战役标志着战争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进了两种新的武器系统，空中轻骑兵和重装甲骑兵，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些武器已不再是原来的样式，已达到了应用上的成熟阶段。德国人对其飞机战术性能的利用也十分有意义，德国飞机在薄弱的法国对空防御面前几乎是不受阻拦地轰炸了位于默兹河的防御部队，并在德军渡过这条河的战役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德国人还有效地利用飞机袭击敌人的交通线，并像 1918年英国与土耳其人作战时那样，对法国和英国沿道路后退的军队进行攻击。德国坦克虽然在装甲和火力上存在缺点，但通过无线电通信相联系的战术单位之间的密切配合，使德国人能够包围强点或方便地集中兵力在连绵的前沿上攻击敌人的弱点。德国坦克十分熟练地担负了重骑兵在克服敌人轻骑兵和对翼侧和后方的重步兵进行攻击的任务。

　　 由于德国人为他们自己的军队提供了比法国人要多的反坦克炮，这充分表明他们掌握了所有武器系统的特点。法国坦克引导的反攻几乎不可避免地遭到数量众多但比例仍不适当的德国反坦克炮的强烈抵抗。就像古代的长矛兵一样，德国反坦克炮手勇敢熟练的表现是制止这些反攻的关键。与此类似，德国人并没有忽视对弱小的但仍很危险的英法空军的防御。当德国行军纵队在道路上遭到敌人飞机的轰炸时，他们把这种情形和十字军遭到土耳其轻骑兵袭击看做是一样的。德国人使用的不是十字弓，而是利用高射机枪和自动火炮，其中有些是自行火炮，它可以迅速地投入战斗。

　　 但对四种基本的武器系统能力的明智运用只是代表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开始的变化的成果。在战略上，德国人利用汽车所带来的新的后勤实现了拿破仑、拉德茨基和莫尔特克那样的战略成就。1939年在蒙古，俄国人也证明了新式后勤的力量，他们使用4000辆汽车在远离铁路五百英里的距离上供应一支57000人的部队和80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德国人将其反坦克炮和防空炮自行化，以及让部分步兵、炮兵和后勤使用汽车，他们重复了拿破仑的乌尔姆战役。在1914年当德国人试图发动乌尔姆战役式的大规模机动战时，法国人由于占据铁路线而具有更高的机动性，这使法国人能够组织战略进攻部队，即使德国人的计划没有其他错误，法国人也能打败德国人。但在1940年，德国坦克师及其他伴随的机械化步兵师能够抢到法国依靠铁路输送的预备队的前面。法国人也拥有这些可进行有效的战略机动的装甲和机械化部队，但德国人将它们集中起来用于了战略迂回行动。

　　 由于轻、重骑兵的重新出现而带来的进攻威力的增强，促成了德国人的胜利；少数的配备步枪和机枪的军队不再能迟滞是他们人数许多倍的大部队的行动，因为如果他们没有反坦克武器，坦克可以直接从他们中间冲过去。高度分散的军队，这是拿破仑战争的一个特点，可以集中起数量上占优势的坦克。德国飞机有时通过攻击法国迟滞德军前进的部队配合作战。

　　 事实证明，法国人难以像1918年那样通过铁路重新组织战线。在1940年不再有落后的后勤可以妨碍德国人使用兵力进攻敌人的防御部队，也不像1914-1918年那样防御具有较强的力量。德国人的成功还归功于其在集中兵力上的大胆作法。他们根据集中的组织原则组建了装甲和机械化部队，并只在一部分作战行动中集中了其中的大部分兵力，这样又进一步集中了兵力。德国飞机也具有很大的机动性，它们的航程和战区大小相当，也使德国人拥有了另一种很容易集中的力量。最后，在战略上德国人集中兵力攻击战线的弱点阿登地区，并为此在比利时实施了有效的牵制行动。他们将突然的集中行动和沿连绵不断的战线的分散行动结合起来运用。

　　 德国人将战术的、后勤的和战略的要素结合使用以实施战略上的大规模的迂回运动，这种作法在古代为恺撒所使用，在近代被拿破仑引入战争。他们大胆但又慎重地进行大规模的战略机动，深深地插入敌人后方，这主要归功于汽车的运用。一旦到达敌人背后，德国人利用战术防御的力量守住阵地，确保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争取大量的物资和俘虏。在这次战役结束时，法国和英国剩余的兵力已极为有限，无法阻止德国人占领法国；而对德国人来说，他们具有适当的兵力空间比，足以占领整个法国；而目瞪口呆的法国人还来不及组织大规模的抵抗。

　　 德国人征服了法国，虽然两国势均力敌、人数相当，物资上也总体相等。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是对新的武器系统的有效运用，而不是对旧的战争艺术的运用。德国人将早期的相对应的武器系统坦克、飞机和反坦克、防空武器结合运用，并与后勤领域的革命及彻底的拿破仑式的战略相结合，德国人打垮了其对手强大的防御。也只有这种办法，他们才有可能在如此高的兵力空间比的战场条件下粉碎防御所具有的优势地位。

　　 因此，这次战役改变了战争形态，军事作战行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一直延续至今。在其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子里，所有交战国都采用了上述战术、后勤和战略原则。但没有谁能比得上德国人，他们如此正确地混合运用了这些武器系统，并成为军事理论和战略领域的先驱，他们还具有在波兰和法国战役中获得经验的优势，然后他们又将其作战方法运用于俄国，但俄国却是一个不好对付的对手。

　　 在随后的欧洲各场战役中，各交战国使用复兴的拿破仑式的战略，通常都有足以进行决定性战役的较高的兵力空间比。

　　 如果进攻者能达成突然性，前沿突破很难被避免，因为集中起来的坦克和摩托化部队能充分利用这种突然性。对这种战略进攻方式的惟一解救办法是对进攻部队翼侧实施反攻，但防御方不可避免地要遭受巨大的领土和后勤方面的损失。俄国人在斯大林格勒的反攻就是例证，在1944年12月英美联军在面对德国进攻时也采取了这一方法。运用反攻击退敌人的战略突破，需要有摩托化部队预备队，以及没有投入战斗的部队或在敌人附近并与敌人有接触但可以撤出战斗投入反攻的部队。为达成最大效果，反攻部队必须采用敌人突破时所采用的同样方法，和敌人一样地快速前进。在这方面俄国人在对德国向斯大林格勒和油田的挺进所实施的反攻中取得了这种作战样式的最高成就。从方法上看，这一行动和1914年霞飞元帅努力改变德国迂回运动的行动相同，为战胜斯大林格勒周围的德军，俄国人实施了迂回行动，有两个集团军参加以使其发展为战略包围。

　　 1973年战役中埃及人和以色列人所采取的基本战略与1790年以来战争的基本特性是一致的，其间只有1914-1918年的阵地战僵局除外。然而，虽然在1973年以色列成功地对埃及第三集团军实施了迂回，但这一事件和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情形大相径庭。这些全部机械化的部队，其武器系统不同，但几乎所有的各师、军、集团军都具有相似的编制。在这方面它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军队大不相同。所以，指挥官们不再能容易地达成坦克部队的战略突破，像40年代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克服对坦克组织的防御。另外，由于所有部队都具有相同的机动性，指挥官也难以依赖机动性上的差异，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种差异能使摩托化行进的部队迂回徒步行进的敌人。

　　 所以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开创了作战持久战略主导战争的新时代。由于和空间相比有相对多的部队，袭击者很难找到容易攻击的敌人，甚至难以到达敌人交通线附近而无法实施袭击后勤战略。撤退中的军队有时也实施焦土后勤战略，将桥梁、铁路和一切拿不走的补给品加以破坏。然而，飞机出现后，对敌人交通线和城市的轰炸又使袭击战略和后勤战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突出起来，这一趋势延续至今。

　　 军事战略的分类

　　 军事战略的基本思想在过去两千五百年的时间里几乎是保持不变的，虽然战术和后勤条件以及其他条件限制着指挥官所能取得的成就。然而，在这长期的战争中交战方通常可以选择作战战略直接攻击敌人的军队，或采取打击敌人的后勤的间接手段。同样，在不排除上述选择的同时，他们还可以选择通过袭击进行防御或进攻，也可以实施持久战略冒险进行会战以保护自己或占领敌人的领土。图解12.3清楚地表示出本书中对战略的分类。这只是对军事战略的分类，其目标是敌人的军队。图解12.4中则包括了不是严格的军事目标的军事行动。

　　 这种分类可能不是认识更广泛意义上的战略的好方法。然而，它确实包括了本书中提到的使用军队的其他例子。通过袭击迫使敌人在政治上让步，而不是使用与敌人军队交战的方式，在纯粹的军事手段难以取胜的情况下是有用的方法。希腊城邦国家经常运用这种战略，英国在百年战争中也采用了这一战略，这是政治袭击战略最明显的例子。

　　 这种战略还出现在曼齐刻尔特会战后土耳其人对安纳托利亚的袭击中，以及比若元帅十九世纪在阿尔及利亚的作战中。在上述两例中有许多平民死亡，这种伤亡是以夺取和破坏财产为目的的劫掠活动的直接后果，而不是由于某种巧合。这种生命的损失所产生的恐怖有助于对领土的征服。虽然袭击的直接目标是财产，例如希腊人和英国人所进行的袭击，但无疑也杀死或伤害平民。所以，政治目标和军事手段并不能完全区分开，袭击的目标中就包括屠杀平民，正如蒙古人屠杀花剌子模帝国的城市居民那样。实际上，当时的政治恐怖主义在作法上时常与军事袭击相类似，在本质上与政治袭击战略也没有区别，它主要是依靠屠杀以恐吓平民而不是破坏财产。使用持久战略获得领土不能被看作是使用军事行动达成政治目标的例子，因为持久战略几乎总是面对着敌人主要的军事力量，并与军事战略有关。

　　 事实上，军事目标和政治目标总是以某种形式结合在一起，使得这种区分没有必要。例如，在30年战争中，袭击的目的是满足进行袭击的部队供给的需要，实施后勤战略以消耗敌人的资源的方式实施作战战略夺取小城市的防御据点，并且通过这些破坏，直接地加强政治上的压力。在美国内战最后一年联邦军进行的袭击中，其实施的后勤战略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副产品，但它却是更加重要的政治效果(南方人对继续进行战争的代价的认识)，以及心理上的影响(改变了南方人对获胜机会的估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轰炸，在实施后勤袭击军事战略中也夹带着类似的政治目标，并有恐吓的成份。

　　 实行持久战略，在缺乏歼灭敌军的战术或战略手段时，只能将获取敌人领土作为目标，但如果它并不构成战争的政治目标，领土可以以其对防御者的某种价值而被进攻者用来达成战争目的。如果进攻者具有雄心勃勃的政治目的，他可能会占领敌人的全部领土，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的作法那样。在上述情况中，德国对手众多的和强大的军队不仅在军事力量上占据优势，有足够高的兵力空间比以达成无限的战争目标，而且有充分的动机在必要长的时间里使用军事手段以谋取彻底的军事胜利。这种胜利主要是通过军事手段取得的，在战争中这种情况并不多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的无限的政治和军事胜利，丰富了军事和政治思维的内容，与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观点相比，认为完全的胜利更容易实现。以往冲突的一个特点是战争目的和胜利往往受到更多的限制，但亚历山大对波斯大流士三世和罗马人对高卢的征服是两个重要的例外。

　　 总之，政治目标后面的动机的力量影响到致力于战争所需要的动用国家资源的大小，以及失败时接受敌人要求条件的程度。可以用经济上的供需关系来进行类比，政治动机可比为顾客对产品的欲望，战争中的军事和其他代价与经济上商品的价格相似。战争中冲突双方起到的是买方和卖方的作用。一个胜利的进攻方可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却发现敌人不想接受他关于失败的现实，而他已经付出了他认为取得胜利所值得的全部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军事事件不会改变双方的政治欲望。但如果由此达成妥协，双方意志的坚定程度将会影响到战争的结局，这可能和市场上买方购买了少量的商品但付出了高昂的单位价格的情形相似。确实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达成一致，即胜利者为达成政治目的而愿意付出的军事努力的程度，与失败者承认失败和接受较强一方要求的程度相一致。但认识动机和目的、军事代价与军事成果、军事前景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是本书的内容。

　　 但有时政治意愿和在战争中所付出的代价是不成比例的。交战者在战争中有多大的士气和战斗决心取决于其政治目的，战争的强度和持续的时间与失败时所需付出的政治代价直接相关。例如，在30年战争中，当神圣罗马皇帝和天主教军队打败丹麦后，他们似乎已使他们的敌人感到害怕并接受了失败。但皇帝的《归还法令》剥夺了新教徒的财产，提高了战争的要价，引发了持续不断的反抗。另一方面，战争的长短和强度也会影响到政治目的，这是手段影响最终意愿的例子。这种情况与下面经济上的例子大致相似：一位买方在付出了超出计划的金钱后要求得到更多的产品，以作为对增加的支出的补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交战国在付出高昂代价后不断提高战争目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有时在战争目的和强度或持续时间之间几乎没有关系，三国同盟战争就是一个例子。在1865年，表面上是由于领土纠纷引起了巴拉圭对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之间的战争。巴拉圭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表现出令人惊奇的顽强精神。在长达5年的战争中，三国同盟彻底打垮了巴拉圭，仅战争中征召的巴西民兵的数量就超过了巴拉圭的全国人数。如果说同盟国取得胜利花费的时间显得过长的话，那么巴拉圭的努力就更异乎寻常了：巴拉圭政府将征兵年令降低到12岁，征招了妇女参军以代替短缺的牲畜拖拉火炮和大车，随后又实施了无情的后勤战略，破坏了入侵者前进道路上所有村庄，屠杀了所有动物。在战争结束时巴拉圭的人口下降了55%，只剩下29000名男人，170000名妇女和87000名儿童。巴拉圭在战争中付出的巨大代价已经和原来的政治目的或战争的结局几乎没有关系。

　　 历史上也有大量由于缺乏适当的军事手段而使政治目标受到限制的例子，这些情况包括可能取得军事胜利的要求超越经济资源可能支持战争的能力，或者虽然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和军事手段但却缺乏使用这些手段所需要的政治意愿。所以，可以容易地发现，虽然有巴拉圭这样极端的情形，在战争与政治的分界处，选择使用不同的武器系统的组合去实现一个特定的军事使命，类似于顾客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在市场中比较挑选货物。

　　 追求经济利益而不是政治利益，是蛮族人、阿拉伯人、马扎尔人和北欧海盗袭击战略的基本特点。当然，对商店和银行抢劫的背后也有同样的动机。虽然使用军事手段追求经济目的的主要方式是袭击，但正如使用袭击战略可以直接达成政治目的一样，在十九世纪也有大国运用持久战略达成经济目的的例子，这些国家使用军队夺取外国的港口，没收其关税收入以偿付拖欠的债务。

　　 实施和防御此类作战行动与维护政治、经济或其他目的进行的作战行动基本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有的话，只研究军事战略也就相应地解决了这种类型的行动的军事问题，当然它们已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

　　 兵力空间比的影响

　　 有些因素，例如兵力空间比，对所有四种类型的战略都有影响。如果和战场大小相比，进攻方没有适当的兵力空间比，进攻方就无法迫使防御方作战或向后方撤退，进攻方的军队也就没有有效的战略手段迫使敌人战斗，除非是防御者自己要与进攻方作战。另一方面，如果兵力空间比过高，进攻方所面对的将是绵延不断的筑垒战线，两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就是这样。

　　 一个简单的图解可以用来说明这两个参数之间的关系。如果将图解12.5中的垂直线作为空间的尺度，水平线代表军队的数量，45°线附近区域代表能取得战略决定性胜利的区域，这种情况下的军队组织样式类似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情况，它能够实施一种持久战略并迫使敌人要么战斗，要么向自己的后方撤退。

　　 如果军队是在较大的空间中作战，从图上看将位于45°线的上方区域，它们将无法取得决定性的成果。拿破仑在俄国就面临这种情况，更早的历史中集中整体的军队之间的战役也与之相似。正如蒙特库科利能避免与图仁作战，提利和古斯塔夫都无法迫使对方与自己作战一样，拿破仑只有在俄军愿意的时候才能与之作战。这种较低的兵力空间比不仅有利于实行袭击战略，而且经常是惟一的选择。

　　1914年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战役中，兵力空间比的比率远低于45°线。这种情况下交战军队之间的兵力空间比是如此之高，其结果是陷入战壕战的僵局。对掘壕据守的敌人没有任何翼侧可以对其发起进攻，也没有任何替代正面进攻的方法时，只能进行阵地战。但和两个世纪之前荷兰阵地战中那种典型的城堡体系不同的是，交战国都拥有强大的兵力在整个前线构成绵延不断的战线。以往防御者必须解救被围攻的城市，这为进攻方提供了迫使防御方向进攻方的掩护部队进攻的机会，但在绵延不断的正面战线的情况下，进攻方毫无选择余地只能实施战术进攻。当然，阵地战自身就是兵力空间比过高的表现。

　　 兵力空间比的这种可能的影响，只在双方军队编成和武器系统相似的情况下才会产生。例如，当罗马人在几乎没有地形障碍物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与安息人作战时，兵力空间比所起的作用很小。安息骑兵利用其较高的机动性可以避免与罗马人作战，或迫使罗马步兵战斗，而不论双方人数的多少。但如果双方军队具有相似的机动性时，兵力空间比就产生较大的影响。

　　 当双方军队在编成和机动性上相差不多时，防御方有两种能力：它可以正面抵御进攻；也可以利用退却对追击方形成的基本的战略优势。当在较高的兵力空间比的情况下实行持久战略时，就像一九一四年的情况，防御方抵抗正面进攻的能力就成为防御方促成僵局出现的主要手段。当兵力空间比较低时，历史上大多数战役的情况都是如此，防御方可以利用避免会战的能力迷惑进攻者。对此，指挥官们没有必要在战术和战略手段间进行选择，正如罗马人依靠城堡避免与汉尼拔作战并将其战胜一样。

　　 汉尼拔的经验也表明，兵力空间比影响到胜利的军队所能达成的战果。如果兵力空间比较小，而且对方是一个在政治上敌视占领军的国家，那么即使是在打败了对方的军队之后，也很难将其控制。英国在百年战争中的经验就表明辽阔的法国是如何吞没了英国入侵者的。罗马人通过漫长的时间和系统的步骤才将其征服巩固下来，这又是兵力空间比对胜利的军队将其军事优势转化为政治成果产生影响的又一例子。

　　 上述论述只适用于持久战略，对袭击战略而言情况并不复杂。袭击者只有在远离45°线的上方区域才能奏效。如果在战场上敌人的兵力空间比不是很低的话，袭击者会发现他们机动困难，而敌人的抵抗到处都很强。所以，对于袭击来说进攻强于防御，但袭击只适用于较低的兵力空间比的情况。

　　 退却对追击的优势

　　 从古希腊以来，退却对追击的优势对战略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这一重要的原理只适用于拥有相同的武器系统的军队之间的情况，当然，轻步兵在行军时能超过重步兵，轻骑兵能超过重骑兵，乘车人员的机动速度更是远超过徒步人员。在撤退时，具有相同武器系统的军队不会被追击方追上，这是因为他们可以在追击者使用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例如破坏桥梁和伐倒树木。另外，撤退的军队还可以使用后卫迟滞追击者。后卫通常不必作持久的战斗，只需迫使敌人由行军队形改成战斗队形，然后就立即后撤，这样撤退中的军队就与追击之敌拉开了距离。

　　 如果两支军队编成相当，弱小的一方如果缺乏力量、战斗意愿，或没有机会使用战术手段抵抗正面进攻的话，他可能会撤退。通常，当在兵力空间比较低的有利条件下，后撤的军队可以从容地向任意方向撤退，直到十九世纪末为止，它的对手没有任何可以迫使其进行会战的手段，因为在强大的一方部署战斗时弱小的一方可以逃走。

　　 这种规避行动，经常使强大的一方在迫使弱小一方战斗上无能为力，促使弱小方采取袭击战略，这种情况也是袭击行动成为可能的基础，并确保进攻者在面对实行持久战略的对手时处于有利地位。如果没有退却对追击的战略优势，袭击者在试图逃脱时总会遭受灾难性的损失，有时甚至可能无法接近其袭击目标。当然，适用于袭击的条件也制约着撤退对追击的优势，即较低的兵力空间比，袭击者与防御者具有在机动性上相同或较好的武器系统。

　　 集中兵力攻击弱点、分散敌人和战争原则

　　 拿破仑曾说过这样的战争名言：“战略的本质就是，在攻击处或被攻击处集中比敌人更多的兵力，即使是对一支弱小的军队也是如此。”这一原则，同样也适用于战术，对作战战略、后勤战略、持久战略和袭击战略都产生影响。正如在会战中交战双方都努力攻击敌人和保卫自己的翼侧和后方，寻找己方或对方战线上的脆弱点一样，在战略上指挥官在进攻时也要寻找并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并将敌人的军队作为威胁的根源集中兵力对其进行防御。敌人的后勤系统通常比其战斗部队更加脆弱，构成最佳的攻击目标，因为后勤战略通常也意味着进行某些战斗(在防御时实行焦土战略的情况除外)，与之相应的攻击敌人弱点的要领与后勤战略的要领几乎没有差别。 [ 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第4卷《现代》，小沃尔特上雷弗罗译(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出版社1985年版)，第428页。 ]

　　 在执行其任务时，无论是将攻击目标定为敌人军队或后勤系统，袭击者总是攻击其弱点。防御者也总是尽可能地使其最强的军队面对袭击者或诱其攻击。但实行袭击战略的军队通过积累许多战斗或后勤的小胜为战争胜利，必须比实行持久战略的一方更巧妙地利用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原则。这些袭击者通常力量较弱，他们利用退却的优势避免受到强大的防御一方的打击，因为他们除直接的袭击目标外并不追求其他的战略目的，所以可以对任何战斗或后勤目标进行攻击。由于袭击目标的不确定性，袭击战略将分散防御者的力量，并为进攻者造成更多的袭击机会，它能容易地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从而使实行袭击战略的军队在进攻上强于实行持久战略的防御方。由于所有类型的战略都包括战斗的可能性，尽可能最大限度地集中优势兵力或取得最好的战略地位的原则是普遍适用的。

　　 攻击敌人弱点的进攻原则的必然推理就是分散敌人的思想，相反，如果防御者隐真示假以假的弱点欺骗进攻者将有助于防御。古斯塔夫在其对提利的战役初期曾巧妙地运用分散敌人的原则，其后又运用这一原则渡过莱希河天险；欧根也曾利用分散原则迷惑卡蒂纳元帅，渡过阿迪杰河和另外两条河。现代的战略性分散敌人的行动曾促成更具决定意义的作战行动。一九四零年五月德国进攻地形条件更有利的荷兰和比利时时，将法国的预备队吸引到比利时，德国人则乘机进攻法国阿登地区。埃伦比在向西发起一九一八年美吉多进攻前将土耳其的注意力引向东方，一九四四年蒙哥马利在对诺曼底以西登陆场进攻前，首先对诺曼底以东海岸猛烈进攻，也是以明显的威胁加强敌方指挥官的错觉。虽然这并不是成功的分散行动的必要条件，但它却有助于达成上述目的，也要求在寻找敌人较弱的目标时要避免选择明显的目标。

　　 由于防御具有战术上的优势，对进攻中运用集中兵力打击弱点的原则，比在防御中对应的集中兵力对付敌人力量的原则的论述要多得多。但这一思想通常被简单地概括为集中原则，这种断言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普遍适用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则是不适用的。如果指挥官利用集中的原则对付敌军的主力，这种集中可能会违反进攻时打击敌人弱点的原则。许多国家军队今天遵循的战争原则指的是普遍的集中原则。然而，在战术和战略上都应遵循的这些原则反映出军事行动的本质，即在进攻中集中兵力打击弱点，或最大程度地集中兵力对付敌人主要的进攻方向。目前美军在战争中遵循以下九条致胜原则。

　　 目标原则是指指挥官必须对其要实现的目标十分清楚。进攻原则认为，防御无论它是多么强的作战形式，都无法单独取得胜利。只有进攻才能支配敌人并夺取胜利。简单原则指出复杂的计划和行动方案在实施时将遇到过多的困难，只有简单的方案才更有可能取得胜利。机动原则强调在战斗和战略上的机动性。统一指挥原则强调，分散指挥由于缺乏对行动的协调和对目标的一致认同，有导致失败的风险。突然原则的价值在于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质上都没有准备，无法最有效地行动。安全原则要求指挥官要防止自己不了解敌人的情况，并使自己的计划和行动不为敌人所知。做到这点意味着要组织好查明敌情的情报工作。节约兵力原则即不使用超过完成任务需要的兵力。集中原则是对节约兵力原则的补充：指挥官必须在其他地方节约兵力，从而在主要进攻方向或防御方向上集中使用兵力。

　　 所有上述原则都可以被看作是达成适当的兵力集中的手段。对目标有明确的认识要求有统一的指挥，执行简单的计划以集中并节约使用兵力去攻击防御之敌的弱点或防御进攻之敌。这种集中兵力要求实施机动，且在完全没有保障的条件下将无法达成突然性。没有突然性，在进攻中就不能找到敌人的弱点，在防御时也无法使敌人毫无觉察地进攻已经集中兵力准备应付进攻的强点。无论是进攻自身，还是成功地进行防御后再转入进攻都适用进攻原则。

　　 上述原则也包括受主动性思想的影响，这是个重要的思想，虽然它不是上述战争原则之一。集中兵力需要有主动行动的能力，包括行动能力和反应能力。主动性通常为进攻方或较强的军队所有，它通常建立在对敌人的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缺乏主动性，指挥官会发现很难达成突然性。因此，和九条战争原则一样，主动权是暗含于集中兵力要领之内的，所有上述原则不仅起到达成在进攻时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和在防御时集中兵力对付进攻之敌的作用，而且是几乎所有军队行动取胜的重要手段。

　　 迫使敌人战斗、迂回行动和在空间和时间上集中兵力

　　 这几个原则在持续作战战略中经常得到运用。这种战争是过去200年中欧洲战争的基本特征，得到军事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广泛研究，但在实行上述原则中也遇到许多困难。在进攻中实行持久战略的军队，如果它在战斗力上占优势，但缺乏压倒性的武器系统的话，综观历史，大多数国家的军队通常缺乏适应广大战场空间的足够大的兵力迫使敌人会战，除非是按照防御方选择的条件作战，进攻方这时遇到的敌人通常处于掘壕据守的坚固防御阵地上。例如，虽然提利急于战斗，但发现古斯塔夫在沃奔已严阵以待，故而被迫放弃进攻。大多数情况下，防御方都是据守在城堡或筑垒城市之中。

　　 在许多世纪里，进攻方只有很少的手段迫使对方会战，这是本书的一个主要观点。进攻方可以像古希腊人或在意大利的汉尼拔那样，通过蹂躏其国土而迫使对手战斗。但由于进攻方在日常的作战行动中已经消耗或破坏了大部分财富，特别是在防御方军队通常在进攻方周围活动阻止他们的掠夺和破坏活动时，这种方法很难发挥作用。进攻方还可以像十六世纪初法国人在意大利进行的几次战役那样，利用围攻战迫使敌人战斗。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迫使援军采取战术进攻行动。

　　 指挥官们还努力实现更不容易达成的目标，即诱使敌军进入绝地，从而迫使其要么投降，要么进攻拦住其道路的军队。爱德华王子在伊夫舍姆迫使德蒙特福特与之交战。法国亨利四世国王以为他实现了迫使狡猾的帕尔马公爵战斗的目的，但机智的公爵通过在河上架起桥梁逃脱了。在实施这一战略中迫使敌人对无法通过的障碍发起进攻的可能性与抓住即使是中等程度灵活的对手的困难性同样大。

　　 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低的兵力空间比的情况，使进攻者即使在有较好的手段诱使和迫使其对手会战时，也很难成功。由于这一原因，在战略上经常依靠毁灭性的袭击以迫使敌人在政治上让步，而不是达成某一具体的军事目的。战略家们发现，和实施持久战略下成功的进攻同等效果的是对敌国城市和筑垒要点的系统的征服，并从而占领敌人国土。罗马人利用这种方法限制和缩小了汉尼拔控制的地区。但这种办法见效缓慢，并且如果在被占领国家得不到政治支持的话，就需要有不可能得到的大部队去防守被占领领土。古斯塔夫在德意志新教徒地区进行战争时使用了这种类型的持久战略，但他很快就谋求占领超出其控制能力之外的领土，其结果是，他不得不重新采取以后勤和政治为目标，和迫使敌人战斗为目的的袭击战略。

　　 通过夺取城市和使农村堡垒化的方式缓慢地取得领土的标准程序是，通过限制敌人的机动将敌军从这一地区赶出去，这也是后勤战略的作法，为同样的目的，在敌人采取袭击战略时限敌机动可保护新取得的地区不受敌人的袭击。在荷兰的作战中也主要采用了这种方法，在那里指挥官们面对着众多的军队所带来的问题，有些是有关筑垒的问题，有些则是士兵的问题，它们形成了一个僵局。然而，在18世纪的意大利北部，波希米亚、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将军们有足够的兵力控制战区，但其兵力又不足以形成僵局，虽然他们不能迫使其较弱的对手战斗，但却可在实施持久战略时迅速取得进展。为做到这一点，像欧根和旺多姆这样的指挥官绕开防御者的强点，进攻和控制敌人取得补给的地区，迫使敌人为寻找食物而后撤，或者像腓特烈大帝在托尔高进攻做好充分准备的道恩时那样，被迫救援萨克森，从而不得不在不利的条件下战斗。上述战略表明，持久战略中通常暗含着后勤战略的成份。

　　 由于防御方可以规避会战，会战只有在双方都同意时才会发生，这种同意通常是因为战争双方对战争结果的不同判断，或出于迫切的政治上的需要。而且，虽然防御通常占有优势，但指挥官们都不愿意放弃通过战术上的决定性的会战来对敌人造成消耗和形成心理上的优势，从而按照自己的条件达成和平，或至少有机会占领被削弱了的或丧失了战斗意志的对手放弃的大片领土。因此，将军们总是想方设法地以战术方式解决问题，通过占领敌方领土的关键性部分，迫使对手在不利条件下被迫战斗。

　　 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战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军队的分散化和可以从纵队迅速转变为线式战斗队形的能力，增加了防御方避免会战的困难。防御方除直接向后方撤退外，其他方法难以避免战斗，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战略防御的优势地位。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有利于进攻方，它可以通过迂回运动，诱使敌人进入绝地或为被围困的部队解围，从而使进攻方占有战术防御的有利地位。然而，战略性迂回运动远比战术性迂回运动的价值大得多，它不仅可以通过围点打援，以防御战斗消耗敌人，而且如果敌人无法阻止迂回部队完成包围，它就有可能迫使敌人投降而全部将其歼灭。

　　 战略迂回从拿破仑时期开始受到重视，是对战术迂回的模仿。正如在战术上绕过敌人侧翼攻击其后方能取得重大的战术成果一样，战略迂回攻击敌人后方也能取得重大的战略成果。拿破仑在他的马伦戈战役和乌尔姆战役中就是利用这种战略迂回，并切断防御者的退路而取得胜利的。大量的奥地利人在乌尔姆战役中被俘和被打散，使这次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和具有较大机动性的战术进攻部队有助于对翼侧和后方的进攻一样，具有较高机动力的战略进攻部队也提高了迂回行动成功的机会。德国人在1914年对俄国人的坦能堡战役中利用铁路进行战略迂回将萨姆索诺夫的部队包围，1918年埃伦比将军利用骑兵对步兵机动性的差别完成了战略迂回，之后，又命令骑兵下马作战，执行对步兵的战术防御任务。但在1940年，德国坦克师和摩托化师在战略机动性上的优势标志着以机械化部队对徒步步兵部队的战略机动优势达到了顶峰。

　　 在没有战略进攻部队的情况下，指挥官不得不利用战略突然性实现迂回行动的成功。拿破仑在马伦戈战役中以出其不意的前进方向进行了迂回，而在乌尔姆战役中则利用前进的正面宽度和由此带来的战略上的各种机会达成了迂回。在1870年，毛奇以同样的宽大正面进攻为其造成了迂回巴赞的机会。很显然，战略突然性比战术突然性更为重要，如果使用的是较大的部队，很可能获得较大的成果。

　　 在对实行持久战略的敌人的防御中，战略迂回也有重要的作用。防御方并不必真的对敌人后方实施困难的迂回行动，而只需进行迂回的威胁就能达到效果。在面对迂回威胁时，进攻之敌为保护自己，将被迫后撤相当大的距离，否则有可能在会战中造成严重的失败。运用这种方式进行迂回的杰出的实践者是联邦军队的R·E·李将军。

　　 为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弱点而实行内线作战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为部队的进攻和防御部队的反攻创造了机会。进行内线作战的前提是具有迫使对方作战或向后方撤退的能力，虽然尼禄在对哈斯德鲁巴和爱德华王子在对德蒙特福特的战争中都取得了成功，但腓特烈在对苏比兹和查理的作战表明，运气有时是会转换的。

　　 内线作战之敌具有空间上集中兵力的能力，为向占据内线作战地位的敌人实施反攻，指挥官们需要在外线上同时采取行动——在时间上集中兵力。这是有许多困难的，特别是在沙佩式可视信号和电报发明之前缺乏快速通信手段时尤其如此。在进攻中，两支相距甚远的军队根据提前的协议安排同时行动，比协调对内线之敌的行动临时作出反应要相对容易些。即使如此，相距很远的两支军队要同时行动也是很不容易的，两支军队使时间拖延的机会增加了一倍。然而，英格兰国王约翰和皇帝奥托在对法国国王菲利浦的战争中在外线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虽然皇帝的行动比较拖拉。腓特烈的敌人们在1757年和1758年曾对他构成过严重的威胁，拿破仑的对手们在莱比锡取得了辉煌的和重要的胜利，根据仔细的计划实施向心攻击之后，将其军队集中起来。

　　 在战略上将许多内线战役协调起来，可能得到重要的优势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利用其东线和西线对手们相对孤立的形势，在1914年集中兵力对付法国人，1915年对付俄国人和塞尔维亚，在1916年初对付法国人，1916年底临时集中兵力对付罗马尼亚人，1917年对意大利人进行打击。同盟国利用其海上力量和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相分离的形势，发起了强有力的和有效的进攻，迫使后者退出了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利用其欧洲和亚洲的敌人互相隔离的情况，集中兵力首先打击德国。

　　 然而，如果两面作战，其地形或其他条件相差不大时，在时间上集中兵力从本质上看要优于在空间上集中兵力。举例来说，假如一支有10万士兵的军队在内线，与外线两支五万人的军队作战，处于内线的军队可以集中7500人对付敌人的一支五万人的军队，让其余的25000人抵抗另一支50000人的敌军。这使进攻方在兵力上具有1.5:1的优势。但如果外线作战的军队采取在时间上集中兵力的对应措施，其中一支3万人的外线作战部队将在进攻时面对两万五千人所进行的防御，它将具有2:1的优势，而其友军将面对1:1.5的兵力上的劣势。然而，如果军队占据着坚固的阵地或地形特别适于进行防御，这将使兵力优势不起作用。而且内线作战军队通常具有更有效的统一的指挥，这是一项重要的战争原则，它也使内线军队居于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内线作战中集中兵力的大师腓特烈大帝曾指出在空间上集中兵力的另一个不利之处，这与他的时代的后勤系统状态有关，他写道：“在这样的战争中疲劳和不得不进行的许多行军会把军队拖垮。” [ 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第4卷《现代》，第371页。 ]

　　 不仅迫使敌人战斗或使其直接向后方撤退的能力使战略上的集中兵力具有重要性意义，而且对射程不断增大的热兵器的完全依赖增大了数量优势的重要性。根据兰彻斯特N平方率的假说，每个士兵都能向对方射击，这是不适合古希腊士兵之间面对面的白刃格斗的战斗情况的。即使是十八世纪滑膛枪手线式队形之间的齐射，也是不符合兰彻斯特的假设条件的。但装备有远射程的快速火力兵器和间接火力火炮的分散的军队之间的战争符合兰彻斯特的假设，当所有的士兵都可以向对方射击时，他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军队战斗力的变化不是和军队的数量成正比，而是和军队数量的平方成正比。

　　 相应地，特别是对平时分散行动的军队来说，近期数量优势有了重要意义，战略上的集中兵力则更加重要，无论是利用内线地位在空间上集中兵力，还是在时间上协调行动，或同时前进或进攻。分散的军队的这些形式的集中兵力的行动不仅为防御者，而且为进攻者提供了新的机会。在战略上拥有可达成决定性结果的兵力空间比，军队拥有战术能力，并且分散行动的军队能迫使对手要么作战，要么直接向其后方撤退，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战略上的集中兵力和战略迂回事实上代替了持久战略的老的方法：通过占领敌人领土，迫使其援救被围部队，或以诱使其进攻坚固阵地的方法迫使其进行会战。

　　 袭击战略的本质及其目标

　　 除使用飞机进行袭击外，拿破仑以后的欧洲战争中作战或后勤袭击战略几乎没有什么地位。但在拿破仑之前的整个战争史中，作战和后勤袭击战略作用显著，是战争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袭击通常把敌人的经济或后勤资源作为目标，或袭击敌人的弱点——脆弱的易受攻击的部队。大多数袭击者都努力避免与敌人主力接触，完成袭击后就主动撤离。在受到敌人主力威胁时，他们通常就撤退，他们有许多可供选择的目标，将军队转移到可以避免与较大的敌军作战的地区。袭击者攻击目标和前进路线的不确定性使其不会受到拦截，而且在撤退时他们也可以选择许多路线，这也使他们在完成袭击后容易撤退。在进攻中，袭击战略与持久战略大不相同，后者以占领土地为一般目的。在防御中，袭击的进攻特征体现在防御者通常依靠堡垒和只有在占据坚固阵地时才愿意作战，以及较弱的防御者主要关心保卫自己的领土，而不是进攻对手所控制的领土。

　　 许多袭击行动有其后勤目的，但在破坏或劫掠过程中，袭击者也需要与平民或敌军小部队进行战斗，所以，袭击并不只局限于后勤目标。袭击者有时将敌军而不是他们的补给系统作为攻击的目标。在普拉蒂亚战役中，波斯骑兵对希腊运输队的袭击，既体现了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弱点的原则，也是有意实行后勤战略的例子。

　　 袭击者也采取进攻战略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弱点。有时候他们远离对手军队，去袭击其领土而分散敌人兵力，在30年战争中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强大的一方军队也利用袭击作为迫使不愿意作战的敌军主力参加会战或将其削弱的手段，他们通过破坏庄稼、财产达到目的。希腊人和汉尼拔以破坏性的进军迫使罗马人会战就是这种情况。

　　 但在一些典型的例子中，当袭击者在力量上弱于敌人时，他们利用防御的优势以撤退行动避免与强大的敌军作战，同时则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普瓦蒂埃战役就是弱小的英军在避免与法军作战的同时，实施了毁灭性的袭击而取得胜利的例子。法国人到了普瓦蒂埃才追上英国人，这是因为英国王子受到他们携带的大量战利品的拖累，丧失了撤退军队比追击军队速度快的能力。在普瓦蒂埃英国人由撤退转换成防御，这种战术防御使他们打赢了战斗，又重新撤退，胜利地带走了他们的掠夺物。如果英国王子的目的只是破坏或与法国战斗部队脱离接触的话，他不必进行战斗也能进行袭击。具有较好的机动性的部队，例如马扎尔轻骑兵更适合实施袭击战略，但普瓦蒂埃战役表明袭击取得圆满结果并不依靠这一因素。然而，由于袭击者通常缺乏与敌人主力进行防御战斗的力量或意愿，他们更典型的作法是以战略退却而不是战术防御来保卫自己。

　　 所以，袭击为弱小的一方对付较强的一方提供了战术和战略进攻手段。像英国在百年战争中所进行的那些袭击一样，弱者并不必有进攻目的。奥地利人将袭击用于防御目的，他们主要使用轻步兵袭击腓特烈大帝的小部队，消灭后勤运输队的警戒部队并破坏运输车辆。采取这种办法，较弱的奥地利利用袭击打败了普鲁士的两次入侵。奥地利人采用袭击作为胜利地实施后勤战略的手段，由于他们是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防御，这使奥地利人只能将袭击目标局限于普鲁士军队，而没有机会袭击更为脆弱的敌国平民。奥地利轻步兵与普鲁士重步兵相比机动性更强，虽然这两种步兵只是在装备上有所不同，而在机动方式上没有本质的区别，但这进一步扩大了胜利。

　　 这些类型的袭击者，使用战术手段与防御方撤退的战略优势相结合，与不太强大的敌人作战。由于袭击者有许多条路线可供选择，并在实际上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选择进攻目标，而且这些目标的战斗力通常较弱，袭击者和实行持久战略的对手相比通常也具有更好的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能力。所以，袭击本身的特点意味着进攻者或防御者无论实行后勤战略，还是作战战略都可以采用袭击方式。由于后勤系统的战斗力相对较弱，对这些目标的攻击实际是执行后勤战略。但法国人在西班牙的经验也表明，袭击者能够集中兵力攻击敌军较弱的战斗部队，并在他们得到增援之前将其歼灭。

　　 袭击战略和持久战略有共同的战争目的。对作战战略来说，袭击的目的是通过将许多小的战术胜利积累起来达成消耗敌人的目的。另一方面，作战持久战略是通过打赢一场或多场重要的会战实现对敌人的消耗。两种战略的目的都是使敌人丧失信心，使其相信他没有取得战争胜利的前景。但在一场会战中的胜利者总是努力发展其胜利，加重对战败者的打击程度，而袭击者却立即开始撤退。因此，不是在作战中对敌军给予重大的打击或控制大片的领土，袭击者依靠的是当时对敌人作战和后勤资源的破坏，以及取得战略胜利所必须的许多此类胜利所带来的物质上和心理上的好处。

　　 执行持久战略以敌人的主力部队为目标，也能带来后勤目标的副产品，因为对敌人领土的占领能剥夺敌人的财产，并使这些资源用于支持进攻者。也可以按照进攻性后勤战略进行袭击，但其效果要差得多，因为它无法避免使该地区的所有财产被敌人所利用，另外，像英国人在普瓦蒂埃战役中携带战利品所遇到的困难表明，袭击者只能利用敌人领土上极少量的物资。

　　 在防御中，袭击可以被用来代替防御性的持续后勤战略所采取的焦土策略，美国南部邦联就是以这种方法对付联邦军的。采用后勤袭击战略具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优点，上面提到波斯的属民们就曾反对用焦土战破坏他们自己的国家，当然，这两种方法并不互相排斥，试图在实施焦土战的国家内生存下去的外国军队会发现，它对残存的物资进行劫掠时更容易受到攻击；而袭击者也会发现，如果他们要在先前根据防御性的后勤持久战略实行过焦土战的土地上生存下去的话，也会使自己受到严重的制约。

　　 结果是袭击战与将敌人的主力部队、领土作为目标的作战和后勤战略有许多共同之处。然而，完全依靠袭击，而不是在实行持久战略中只作为达成某些或全部后勤目的的一种手段，是和持久战略的作战方法有明显的区别。它意味着胜利要依赖于许多小的战斗和后勤胜利的积累，它比通过决定性的突击或少数几场会战取得的胜利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这额外增加的时间和因此增多的消耗意味着很少有强大的军队会主要以袭击方式作战，除非它的兵力空间比非常低，无法迫使敌人主力作战或完成征服全部领土。但袭击战却为弱者提供了一种实行进攻性作战战略的手段，他可以在战略进攻或防御中运用袭击战。

　　 因此，袭击和持续后勤战略相比，在剥夺敌人对其领土资源的利用和将敌人土地上的资源为袭击者所利用方面，并不太有效。然而，袭击还是为较弱的一方达成上述目标提供了一种方法。强大的一方在实行后勤战略时也使用袭击。袭击还可以通过在基本的作战战略中增加后勤因素而作为对持久战略的补充。

　　 相应的，袭击是较弱小的一方对超出其能力而无法实行更有效的代价较低的持久战略的替代物，而强者运用袭击不仅是出于后勤战略的需要，而且是为了配合主要战略造成敌人的损失，以及进一步迫使敌人分散兵力。袭击是实施后勤战略的主要手段，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是进攻还是防御都可以利用它。

　　 即使是在抵抗敌人进攻性的持久战略时有足够的力量实行持续防御，它的力量也不足以抵抗袭击者，虽然袭击者有时弱于防御者。袭击者将防御的两项主要优势之一——退却转化为主动地位。相反，为追上袭击者并用作战持久战略将其歼灭，防御者被迫采取较弱的作战形式追击，而袭击者却占有较强的作战形式撤退。另外，由于袭击者可以广泛地选择袭击目标，他们比实行持久战略的军队有更多的机会集中兵力攻击对方的弱点，他们也就容易克服对方的战术防御，而战术防御是防御者继续占有的防御的另一项主要优势。

　　 为实施压倒性的进攻，袭击者利用战术进攻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弱点，他们可以灵活地运用这一原则，因为他们没有任何一成不变的攻击目标。袭击者由于占有防御中撤退的战略能力加强了他们的力量，典型的作法是，他们避免较深地、频繁地卷入战斗，从而使其享有撤退的战术能力。

　　 然而，袭击者只能进行战略进攻。在防御中，如果追击其他袭击者，或直接阻滞敌人的持续进攻，他们就不再是袭击者。所以，袭击者的战法在进攻和防御时没有什么区别。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实施进攻，袭击敌人的基地、敌人的力量来源和其最脆弱之处。即使袭击者无法接近敌人的后勤系统，或他们自己受到威胁必须采取行动保卫自己时，袭击者仍将继续进攻，而将袭击目标选择为实行持久战略的入侵军队自身。事实上，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就否定了袭击的本质，他们也就不再是袭击者，因为不进攻是无法进行袭击的。

　　 如果敌对双方都采用袭击战略打击对方的力量基础，战争结果将取决于他们力量的相对大小、他们战争基地的相对脆弱程度，以及政治和其他因素的情况。如果一方的后方基地暴露易受攻击，而另一方却不存在这种情况，那么比较脆弱的一方是不会采取袭击战略对付其受到保护的对手的。持续防御将是对付敌人袭击的惟一可以选择的战争形式。北欧海盗从海上对西欧袭击，以及来自遥远的匈牙利的马扎尔人的袭击都说明了这一问题。

　　 袭击传统上既具有军事目的，也具有政治和经济目的。希腊人利用袭击破坏敌国的庄稼以迫使对手在政治上妥协，北欧海盗的袭击是为了经济目的，英国人在百年战争中两种目的兼而有之。军队采用袭击战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是消耗敌人，养活自己。袭击为战争中人数和武器装备上过于弱小的一方，在无法利用防御的战术优势抵抗敌人主力部队的正面进攻的情况下，为其提供了具有独特价值的防御手段。所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于弱小无法进行战术防御的一方，虽然他们缺乏会战能力，但他们利用袭击手段对远较自己强大的敌人实施战术进攻，却达成了战略上的防御目的。当然，弱者能够作到这些是因为袭击在本质上是一种转换性的行动，其进攻性较强，并且可以依靠撤退的战略优势。

　　 但如果战争中弱小的一方有足够的力量对敌实行正规防御战斗，且能够依靠防御的优势抵抗住敌人的正面进攻，放弃正规战斗采取袭击战就不是完全合理的行为。只有力量过于弱小无法对敌组织防御战斗时，才应采取袭击。因为如果不直接抵抗敌人就将自己的国家暴露给敌人入侵和蹂躏，乃至部分或全部领土被占领，这种选择的结果是战争将成为持久的和代价高昂的战争。

　　 总之，战争中较强的一方采用袭击主要出于以下目的：

　　 获得经济利益；

　　 迫使敌人在政治上让步；

　　 削弱或破坏敌人的后勤；

　　 以战养战，依靠敌人的资源生存下去；

　　 迫使敌人会战。

　　 较弱的一方采用袭击战是为了下列目的：

　　 获得经济利益；

　　 迫使敌人在政治上让步；

　　 削弱或摧毁敌人的后勤；

　　 以战养战，依靠敌人的资源生存下去；

　　 代替会战。

　　 袭击战的一种样式：游击战

　　 当弱小的一方利用袭击作为作战战略的手段时，他的主要目的是施加政治压力，打击敌人的后勤，及依靠敌人的资源生存下去。弱者还可以将基本上是以后勤为目的的袭击，与利用防御的战术优势进行的作战持久战略相结合使用。如果弱小的一方主要不是利用防御的战术优势所进行的防御战斗，而是采用一些或全部类型的袭击战，那么他进行的就是游击战，这是本书讨论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游击战可能包括作战战略和后勤战略中的一种或全部内容，但是根据定义，它不是依靠防御的战术优势抵抗强者进攻的作战样式。相反，在游击战中，弱者利用的是防御者在撤退时的优势。而且游击战中的袭击者，不必以退却或分散的形式撤退，他们只需扔掉他们的军装，混入周围的人群，就没有人能把他们和普通平民区分开来。

　　 在行动中，游击战的袭击战法运用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进攻原则。游击战在近代的例子是西班牙人对拿破仑军队的抵抗，西班牙游击队在力量上远弱于他们的对手，但他们避开法军主力和强大的支队，专门攻击弱小的和分散的小部队，以及警卫力量薄弱的后勤仓库和运输队。他们攻击这些目标并努力将其歼灭，随后立即撤退，以避免与敌人增援部队接触。他们还破坏桥梁等没有得到保护的后勤设施。在他们对一小股警卫部队发起的进攻中，他们奉行的是单一的作战战略。如果他们选择的是攻击运输车队及其警卫部队，他们追求的既是后勤目标，又是作战目标。而在对没有保护的桥梁的破坏中，他们只有后勤目的。游击队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有许多机会获得突然性。袭击战略明显地有利于取得突然性，因为袭击者既没有固定不变的路线，也没有明显的进攻目标。行军中的部队就是其攻击的一个脆弱的目标。

　　 但游击战的前提是敌人只有小的兵力空间比。如果敌人具有足够的兵力将其军队部署在一条连续的战线上，实际上它的正面除强大的进攻外不会受到其他小的进攻。它暴露的后方也将受到保护免受袭击者的袭击。当敌人的主力部队在其战线上采取了适当的安全措施预防攻击后，连续的战线在面对袭击者的袭击时和受到小股部队的进攻时相比并不显得更脆弱。只有军队强大到能在其占领区的大多数交通线上都修建堡垒和派兵把守，才能有效地限制袭击战略的实施。因为游击队前进和撤退的路线受到限制，在他们的袭击中容易暴露，有被歼灭的危险。

　　 地形在实施游击战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山区或丛林地带游击队与骑兵作战效果较佳，因为骑兵不适合于在上述地形上作战。游击队在这些地形中得以隐藏和受到庇护，并且在这些地区一般都缺乏良好道路和通信网，游击队经常利用这种十分有利的态势，对在上述地形运动速度缓慢、人数众多的强大对手实施攻击。威尔士人对英国人成功地开展的游击战，与西班牙人对法国人开展的游击战一样，都表明了地形因素对游击战的重要性。

　　 游击战需要有基地。虽然游击队传统上部分补给取之于敌，来源于对敌人后勤仓库和运输队的袭击，但游击队仍需要有一个能够可靠地得到补给的来源，例如隐藏的地区和火药工厂。如果没有这种基地，对食品、燃料、装备和弹药的需要将制约着作战行动，它不仅对游击队的行动，而且对袭击目标的选择都产生严重影响，迫使他们为了寻找补给，忙于从一次袭击之后又搞另一次袭击，耗尽其物资和心理资源。另外，基地还是休息和恢复的场所，也是退却的终点。威尔士崎岖不平的高山区就为威尔士人防御英国人入侵提供了理想的地形。

　　 游击队的活动需要在公开支持他们的人民中进行。对游击队持敌对态度的人民将提高他们敌人的兵力空间比。汉尼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失败的。因此，和许多其他的军事形式一样，游击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前提。

　　 游击战的目的就是通过许多小战斗的胜利把对敌人的消耗和对敌人后勤的破坏积累起来，从肉体上和心理上打败敌人。胜利可能意味着敌人完全放弃其努力，也可能是减少了他企图控制的土地数量。这种减少将使游击队彻底控制一个新的地区，并在这些地区上招募新的游击队员。随着新生力量的参加，他们可能会获得战胜敌人的必要力量，而他们的敌人由于所占领土的缩小，其兵力空间比将会提高。

　　 游击队在其新获得的政治上抱同情态度的土地上将奉行一种明确的后勤战略，以加强他们的补给和人员。但这种胜利并不一定能相应地削弱敌人的战斗能力。像法国人在摩洛哥的情况，法国人经常从一些地区撤出，他们也能够从这些地区轻易地撤离，带走他们大部分的税收、补给品，并仍从双方争夺区之外的基地征集新兵。

　　 假设游击队力量不断增强，直到强大到能够放弃袭击而采用进攻性持久战略，这将更快地取得决定性的战果。战争的结局将取决于敌人放弃的地区上游击队得到政治拥护的程度。由于同样的原因，敌人无法利用持久战略防御游击战，他缺乏实施这一战略的必要的政治基础。

　　 对游击战的防御和进攻

　　 防御方经常依靠作战战略对付袭击者，他们追赶击袭击者，而袭击者却不受阻拦地撤走。然而，作战战略比后勤战略更适合于对付袭击者，因为袭击者将无法袭击交通线，并且由于袭击者攻击目标的不确定性，奉行防御性后勤战略实行焦土策略也难以对付袭击者。

　　 为对付以经济目的为目标的袭击，罗马人和拜占庭人通过控制交通枢纽限制袭击者的机动，和对袭击者撤退时进行阻击的方法俘虏袭击者。罗马人修筑的边界城墙在蛮族人越过城墙进入内地袭扰时，有助于拦截他们的后撤；拜占庭的安纳托利亚山地关隘也起到同样的作用。为对付人数通常很少的袭击者，要动用大量的资源进行防御，这充分说明了袭击对持久战略占有优势。

　　 将交通枢纽堡垒化，并给城市修筑城墙，在整个国家设置障碍限制袭击者的行动，这种做法和在十六-十八世纪荷兰和比利时为限制敌人军队机动修筑的防御工事的做法相似。当然，它们对袭击者的限制程度达不到堡垒密布的地区对入侵军的妨碍程度，但两者的作战思想和效果是明显相似的。

　　 受北欧海盗和马扎尔人袭击的对象都使用类似的战略，但法国人在北欧海盗在诺曼底定居后采取的战略除外。北欧海盗们将其海上基地迁到陆地上，以便可以迅速接近法国重骑兵所在的地区。法国人随后利用反袭击战法进攻北欧海盗的基地，由于海盗们主要出于经济动机，其做法付出的代价超过了袭击可能给其带来的好处。这促使北欧海盗停止其进一步的入侵行动，并使两个对手之间达成了一个政治上的妥协。

　　 因为游击战通常具有政治动机，这对防御者提出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因为政治目标通常比经济目标有更强的吸引力。另外，游击队通常扎根于在政治上同情他们的地区，而以经济为目的的袭击则发生在敌对的地区里。防御者不是采取在游击队撤退时追赶上他们与之作战的方法，而是按照对付以经济为目的的袭击者的方法，破坏游击队作战的基础，这是对付袭击者袭击行动的最好途径。在大夏和粟特，亚历山大大帝通过控制交通要点限制游击队的活动，通过与罗克桑娜结婚消除了对游击队政治上的支持。由于采取了这两项措施，亚历山大在两年内平息了主要的游击队的抵抗。但由于法国人在西班牙缺乏政治上的措施，他们失败了。

　　 与对付以经济为目的的袭击者的防御者的处境不同，亚历山大在其最先对大夏和粟特的入侵中采取的是进攻行动。然而虽然他占领这个国家，却没有使之屈服，也没有攻占游击队的基地，这样他被迫进行防御，并克服了持续防御在对付袭击战略时所固有的弱点。同时，亚历山大的防御地位却使他得以控制住沿山谷和河岸的交通枢纽，并从而有能力限制游击队的行动。他的做法与英国人在南非的做法相似，后者是在辽阔无际没有树木的平原上作战。英国人利用其丰富的资源树立了长达5000英里的铁丝网封锁线，设立了9000个封锁哨所，这有效地限制了布尔人袭击者的行动，并使他们容易被抓获。

　　 受到游击队抵抗的入侵的例子属于另外的类型，虽然入侵者拥有通过限制游击队机动来提高追击游击队的能力，但实行后勤战略效果更佳。而且，进攻者利用袭击及其最有力的退却要素来对付防御者，它无法指望依赖追击为主的作战战略能取得比后勤战略更大的胜利。

　　 利用后勤战略对付袭击者的方法包括，对袭击者的基地进行袭击，或持续不断地攻占其领土。但如果以进攻对付袭击者，必须能接近他们的基地。中世纪北欧海盗和马扎尔人袭击者的防御者们做不到这一点，直到北欧海盗在诺曼底定居后才改变这种状态。由于北欧海盗的战斗力和中世纪防御的力量，法国明智地采纳袭击战略迫使北欧海盗在政治上让步，而不是采取持久战略。

　　 英国人对威尔士的征服就证明了持久战略的力量，他们奉行一种本质上的后勤战略攻击防御者的基地，也表明了强大的军队在遇到那种抵抗时所遇到的困难处境。威尔士人在英国入侵时，并不是和波斯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在亚历山大入侵时的情况那样，先经过几次大的会战，战败以后向英国人屈服，而是和大夏和粟特人那样用游击战抵抗入侵者。但英国人的处境与亚历山大不同，他们将持久战略用于进攻而不是用于防御。

　　 由于缺乏像亚历山大那样一举占领整个国家的兵力，英国人在征服威尔士时进展很慢，他们执行持久战略，运用的方法类似于游击队所进行的进攻。和游击队通过进攻将许多小战斗和后勤的胜利积累起来赢得战争那样，英国人表现出了同样的耐心，通过逐步蚕食领土取得了胜利。英国人精心设计的完善的征服计划与罗马人征服的方式非常相似。

　　 考虑到英国人在威尔士受到抵抗的激烈程度，以及地形对英国军队主战兵力——重骑兵的严重不利，没有其他方法比英国人当时采取的方法更有效了。同时，英国人也没有像亚历山大的婚姻那样方便的政治资本可以用来减轻他们敌人的抵抗热情。

　　 实施袭击或反袭击战略对英国人并无很大帮助，这是因为袭击不仅无法消除威尔士人在政治上的敌意，而且也难以进行。威尔士所有不屈服的山地地区构成了抵抗的根据地，这种崎岖不平交通闭塞的地形使袭击十分困难。另外，英国袭击者在打击威尔士人时也会碰到其他困难，他们灵活机动的对手会赶走牲畜，只留下几个村庄让英国人焚烧。在很久以前，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在试图使他的游牧部落对手们与他作战时也碰到了类似的难题。游牧部落的首领答复说，我的人民“既没有城镇，也没有耕耘的土地，我们不必因害怕它们被抢走或遭到破坏而诱使我们急于同你作战”。 [ 注：希罗多德《波斯战争》，第四卷，第127页，转引自乔治·罗林森翻译的《希腊历史学家》第一卷，第269页。 ]

　　 所以英国人只好依靠持久战略阻碍他们的对手们的行动，并提高其兵力空间比。为提高兵力空间比，他们将兵力集中在他们能够控制住的单一的狭窄地区。他们通过修筑堡垒加强其力量，并通过它们控制最方便的交通路线，阻滞威尔士人的行动。

　　 他们通常将其作战主要方向限制在其骑兵能发挥作用的平原地带，但为了控制最肥沃的农业地区，他们运用后勤战略对付威尔士人，将他们围困在贫瘠的山区里。英国人对某条山谷持续的明显不可逆转的控制迫使那里的居民向英国统治者妥协，同时英国在那里修筑堡垒和驻扎军队，这也遏制了威尔士袭击者。在政治的许多方面和某种程度上在经济和文化上的改善，使英国人能够将其军事控制从威尔士的一小部分地区延伸到另一小部分地区，而后重复这一进程。英国人在一条山谷的胜利也加强了他们在下一条山谷中的作战力量，因为新征服的土地增加了他们的税收和资源。另外，补充当地的威尔士长矛兵和长弓兵加强了英军的力量，这些兵种在战斗中和对城堡的防御中都十分有用。

　　 上述方法表明，持久战略中包含后勤战略的因素。英国人不言而明的彻底征服威尔士的政治目的，招致威尔士人的坚决抵抗。获得一些土地既不会导致双方在政治上的妥协，也不会使威尔士人丧失士气，以便使英国人迅速将其征服。但英国人不断从威尔士人手中获得土地，削弱了威尔士人的军事人力资源，并最终使英国人获得人力和其他物质资源。因此，除在最先对威尔士的征服和对袭击的防御以外，英国人遵循的是一种本质上的后勤战略，以渐进的持久战略对付威尔士人，而威尔士人只能用袭击方式与英国人作战。

　　 所以，虽然英国人在威尔士游击战面前存在明显的弱点，但仍然达到了他们的战争目的，英国人的作法和北欧海盗的袭击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然而，和北欧海盗不同，威尔士人失败了，因为他们的根据地在执行进攻性持久战略的英国人的面前过于脆弱。这样，战争双方都采取的是进攻，但却使用的是不同的战略。

　　 虽然威尔士人努力避免与多兵种的英国军队作战，并使用袭击方法，但他们都遇到了严重的不利条件，因为袭击者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能力是建立在几乎不受限制地选择袭击目标的前提之上的。然而为抵抗英国人对一小块威尔士领土的入侵，威尔士袭击目标的选择立即受到限制，除非他们袭击设防严密的英格兰，或征服者已经巩固了其统治的那部分威尔士领土。否则，威尔士人只能袭击敌人刚刚占领，并在其上建立起一个或数个堡垒的狭小地区。在一个地区里，研究者们发现了三百座堡垒的遗迹，平均每25平方英里有一个，新征服的土地通常是最容易受到袭击的地区，但这种情况只有在英国人前进过快，或企图占领超过他们控制能力的大片土地而在他们军队前进的背后留下易受攻击的地区时，才会如此。但在威尔士新丢失的土地上，其目标十分明显，英国人的兵力空间比很高，英国人还可以依靠堡垒的战术防御力量，并且又控制了关键的交通线。威尔士人丧失了许多使袭击强于持久战略的有利条件。

　　 通过执行进攻性持久战略和集中兵力于一系列狭小的地区，英国人能够赢得防御，因为他们在新征服的地区具有很高的兵力空间比。另外，英国人总的战略瓦解了游击战的两个先决条件：根据地和政治上的支持。英国人不仅不断蚕食威尔士人的基地，而且不断地赢得威尔士人对英国统治的默认，居民们即使并不是出于忠诚，也还是服从了英国人的统治。这样，集中兵力所进行的进攻，克服了在兵力稀薄的宽大正面的防御中袭击者可以广泛地选择目标的不利条件。另外，集中兵力决定性地剥夺了威尔士人将被征服的领土作为根据地的可能性，而且强大的英国军队的存在，还加强了英国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这在少数人对辽阔的土地的征服中是做不到的。

　　 另一方面，北欧海盗的防御者们却不曾有英国人拥有的有利条件，他们无法确定袭击者的攻击目标，也没有足够高的兵力空间比遏制袭击。另外，威尔士的入侵者还占有对敌国领土进行战略进攻的好处，他们持续后勤战略的每一次成功都削弱了威尔士，加强了英国人的力量。在通过进攻使对手的袭击不起作用方面，切斯特伯爵和其他边界伯爵们取得了成功。而英国的历代国王率领大军攻入威尔士，试图用作战战略将其征服，但每次征讨只证明了退却对追击占有优势的道理而已。当聪明的爱德华一世国王运用君主政体的巨大力量，影响地方伯爵们长期采用的后勤战略后，他很快就消除了威尔士残余部分的抵抗。

　　 下面对袭击者的能力和弱点作一小结：当兵力空间比较低，其对手实行持久战略时，袭击者的进攻较强；当双方都采取袭击时，双方都不占优势，除非有一方能进攻其对手的根据地，而其对手却做不到这一点。因此，袭击战略的特点使在实行持久战略的两个对手间的对抗中防御所具有的优势不存在了。

　　 然而，袭击者的优势要随具体情况而定。当袭击者拥有不受对方袭击或持久战略影响的安全的根据地时，他们可以利用防御的优势以撤退避开敌人，利用低的兵力空间比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以及不确定袭击目标，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这将迫使防御者依赖作战战略，要么以追击，要么处处设防，这两种选择在较低的兵力空间比的情况下都十分困难。但如果兵力空间比很高，袭击者会发现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在许多据点上防御者在数量上都占优势。

　　 如果袭击者的根据地容易受到攻击，防御者可以反袭击方式发起进攻，这将抵消袭击者的袭击行动，或采取持续的入侵行动。如果有足够的兵力空间比，实行作战持久战略能够打败袭击者，因为他们会发现几乎没有脆弱的目标可以袭击，而且在撤退时还会受到前后夹击的威胁。另外，如果他们丧失其根据地，袭击者会由于缺乏给养和无法运动而迅速灭亡。

　　 如果对袭击者根据地的进攻方兵力空间比较低，没有足够的兵力实施一次将其占领的战役，可以增长时间达到同样的目的。为此目的，可以依靠渐进的方式，在其选择征服的一系列的地区上逐一形成高的兵力空间比。为防御上述每一地区，高的兵力空间比使袭击者在每处都遇到强大的力量，而袭击者撤退时也将受到阻击。另外，这种做法也将使袭击者攻击目标的不确定性变小，因为对其部分根据地有可能丧失的预计会诱使袭击者攻击不久前刚被征服的地区，而不是接连不断地对入侵者自身的基地进行袭击。因此，在英国人开始他们对威尔士的渗透后，威尔士人集中兵力防御他们的根据地，而很少对防守严密的英国边界地区发动袭击。

　　 因此，袭击战略的力量部分依赖于其根据地易受攻击的程度。这要求将袭击者分成两类，如图解12.6所示，它表示袭击战略和持久战略的相对力量强弱，A表示进攻占优势，D表示防御具有更强的力量。图解12.6中的关系的前提是假定兵力空间比很低，有利于袭击者的活动，还假定防御具有战术上的优势，撤退对追击者具有战略上的优势。

　　 在不直接涉及游击战，而包括袭击或躲避对手的行动时，持久战略和袭击战略之间具有可比性。英国在威尔士运用的持久战略和百年战争后期英国国王亨利五世在法国北部采取的缓慢的而系统的征服，做法基本相同。英国的做法也和古斯塔夫在德国北部实行的持久战略相似。在与其对手的斗争中，古斯塔夫用的攻占后即将城市和交通枢纽堡垒化的方法，和英国人在威尔士的作法基本一致。由于和英国人面对的是类似的问题，古斯塔夫使用了和英国人相同的方法。虽然处理的是不同的问题，在比利时和荷兰的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运用的也是类似的渐进的持久战略。实行进攻性持久战略逐步占领并使之堡垒化，是古代小型的而且部署很慢的军队对付那些躲避他们，不与之作战的敌人的有效办法。

　　 虽然法兰西共和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并且有代表苏丹的政治优势，法国在二十世纪对摩洛哥的征服中精心运用了英国人在威尔士运用的持久战略。法国人首先缓慢连续地征服了低地地区，他们遵循同样耐心的战略，对在山区的对手经常保持同样的后勤压力。他们还执行一项巧妙的计划，通过提供免费医疗和以补贴的价格出售商品，绥靖摩洛哥人服从他们的统治。他们招募摩洛哥人参加他们的军队，在法国人指挥下的摩洛哥部队很快成为法国扩展在该地区统治的军队中的主体。经过长期的战争，法国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在26年的时间里将其统治扩大到整个辽阔的摩洛哥，这与英国在对小得多的威尔士的长达两个世纪的征服中的那些零星的、部分的和有时是不得要领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法国人并没有有意识地以英国人的战略为样板，但他们认识到早先在阿尔及利亚，他们试图通过作战持久战略对付其对手时所遇到的困难。阿尔及利亚游击队经常摆脱那些派去攻打他们的法国军队，但阿尔及利亚最后屈服于后勤袭击战略及与之相伴随的恐怖政策，虽然法国公众认为这种方法声誉不好。采用缓慢的程序，连续地在一些地区形成高的兵力空间比，并配合以政治利诱，这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方法。到法国人着手征服摩洛哥时，这已成为法国标准的征服方法。

　　 法国的战略和英国的战略一样有着相同的后勤战略的因素，他们通过占领敌人的领土削弱其力量，并利用其人力和物力资源为法国军队服务。这种战略需要同样的耐心，它和游击队不断发展胜利的的结果十分相似。正如游击队通过迫使其对手撤出作战地区而获得土地的方法一样，法国人在摩洛哥、英国人在威尔士都在逐步加强自己的力量的同时削弱了其对手的力量。

　　 游击战必然是一种持久战，而反游击战同样也进展缓慢。游击战代价高昂，因为它既耗费时日，又会将其要保卫的国土的一部分或全部让敌人占领。从技术上看这种方法代价高昂，根据时间来计算，消耗的人力等于参加战争的人数乘以进行战争的年数。游击队如果力量足够强大，能够在战斗中抵抗入侵者的话，他们是不会采取游击战的；而要征服他们，进攻的一方如果有足够高的兵力空间比，可以更迅速地运动并从而能更经济地进行战争，而不会采取这种需要耐心的战略。

　　 反游击战的防御，包括使用建立在用军事手段打击游击队活动的必要条件基础之上的持续作战战略。通过断绝交通线和游击队后撤路线，防御者能限制袭击者的行动，再在纵深组织防御，通过增加投资为作战部队修筑堡垒，防御者可以用这种相对提高兵力空间比的方式遏制袭击者。他们还通过缩小敌人根据地的范围，并经常效仿罗马人对每一批被征服的人群实行政治上的绥靖，以利于取得胜利。

　　 在反游击战中，游击队的对手不应主要采用作战战略的方法对撤退中的游击队进行追击，而应成功地运用一种表面上是作战战略而实际上是后勤战略的方法，占领游击队获得补给的地区。从英国人在威尔士和法国人在摩洛哥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对补给地区的占领和战争的政治目的并无二致。当然，正是因为游击队根据地的脆弱性，才使这一战略成为可能，这也经常是对付任何类型的袭击者最佳的防御办法。利用袭击战略进攻袭击者脆弱的根据地的方法也同样有效，当然它需要依赖于其他因素，包括激发游击队作战动机的强弱。

　　 无论是对游击队的进攻，还是防御，都要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战争中的每一方都试图在保持自己的政治力量的同时，破坏对手的政治力量。游击队特别依赖公众的支持，例如，在摩洛哥对法国人的抵抗中，法国人明显地将其战争的目的规定为赢得摩洛哥人对法国及其控制的苏丹的支持。图解12.7对反袭击战略或游击战的可选择方法进行了总结。

　　 一般的程序是通过连续的集中兵力攻占土地，修筑堡垒和绥靖行动逐步地征服敌人的根据地，这种方法有一种政治上的替代方案，它没有在图解上表示出来，但确能导致快速的结果。土耳其人对拜占庭安纳托利亚省的征服采用的是恐怖的袭击方法，他们用五年的时间震慑了这一广大地区里的大部分人民。恐怖是土耳其征服计划的重要政治内容，但土耳其屠杀了如此多的人口，破坏了如此多的财富，使人可以恰当地认为与其政治计划相伴的有一个以消灭人口和物质财富为目的的军事后勤战略。然而，这种战略使其丧失了征服立即带来的大部分经济上的利益。其后，成吉思汗在占领花剌子模帝国时，使用了大致相同的后勤战略，其不同之处在于他屠杀了大城市的人口，他的后勤战略是以人口为目的的，他同时也达到使帝国居民由于恐惧而屈服的政治目的。比若元帅曾将这种方法用于阿尔及利亚，发现它很起作用，但从其运用的规模来看，其效果并不理想。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国战略轰炸的恐怖成份，并没有产生足够的政治效果，没能迅速地结束战争。

　　 罗马人至少有两次采取了极端手段对付其对手。他们在打败迦太基之后，驱逐了居民，摧毁了城市，用犁翻了土地，并在上面撒盐。在处理反叛的纳萨莫尼斯人时，图密善皇帝下令将他们全部屠杀，他指示：“禁止纳萨莫尼斯人生存下去。”

　　 对指挥官面临选择的总结

　　 西方世界中陆战的战术发展可以被视为螺旋式的。技术因素对其产生了重要的但并不是惟一的影响；后勤保障方法直到工业革命前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但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相应变化彻底地改变了后勤。战略明显地相对稳定，而古代那些重要的要素却保持着和谐的变化。

　　 有几种方法可以分析和解释过去两千五百年的战争史。例如，在一九二零年代英国和美国陆军引入的那些战争原则，提出一种连续性和多样性理论解释这些时期战争的方法。他们给士兵们讲授这一方面的知识，教导他们在未来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在其他的解释方法中，地理学家能解释战争史上的大部分情况。例如，他们不是仅仅指出美索不达米亚的地形适于安息人的骑兵作战，而且说如果在这种地形上不使用骑兵作战肯定会输。不是输给作战战略，就是败给后勤战略。人的因素，包括成功的指挥官的个人品质，也是另一种很有说服力的解释方法。

　　 本书所使用的解释从公元前500年至今的陆战的一些命题，和战争原则一样，并不会自动地提供经久不变普遍适用于作战行动的解释和将军们需要遵守的准则。然而，从历史中提炼出一些连续性的规律是值得的，即使是部分的成功，这种努力也会得到报偿。最值得重视的可能是优秀的指挥官利用开拓各种趋势和可能性的方法，这些趋势和可能性的重要性和可靠性在本书中已作了充分的论述，并视它们为战争的内在规律。这些命题中的四个具有突出的价值，它们在我们所论及的整个战争史中都是恒定不变的。两个广为人知的思想就是防御具有战术优势，及要有超过对手武器系统的优势才有资格会战。另一个是退却比追击具有优势，这使实行战略防御的一方对其实行持久战略的对手构成优势，也使在进攻中的袭击者对实行持久战略的对手形成优势。最后，兵力空间比是影响所有战略的条件。面对这些限制因素，军人学会了如何克服它们所代表的不利因素，和如何将其转化为有利因素。由于这一方法强调了上述主题，下面将对指挥官面临的各种选择，以及如何使他们的战略与这些因素所反映的战争本质造成的障碍和机遇相适应的情况作一总结。

　　 战略目标的选择

　　 战略目标的选择，即使是像本书中给出的狭义的定义，首先也需确定军事行动的目标。为完成任务并不一定以敌人军队为战略目标。英国在百年战争中运用袭击战略迫使对手在政治上让步，马扎尔人和北欧海盗以及其他一些人曾因经济目的运用袭击战略的情况都证明如此。还有许多其他难以分类的战争动机，无疑使军事行动不仅仅追求严格的军事目标。那些谋求非军事目的的统帅倾向于运用袭击战略，这不仅是因为它是一种进攻性较强的作战形式，也因为它通常避免与敌人军队作战，而持久战略通常都是军事战略，因为它需要与敌人军队作战。

　　 战略目标可以按图解12.8中的方法进行选择。

　　 军事战略是利用各种战争手段直接打击敌人的武装部队来达成政治或其他非军事目的。但如图所示，也可以运用军队直接达成非军事目的。以最小的代价战胜敌人的原则要求做这种选择，正像在军事战略中随后要进行的选择那样，政治和其他非军事因素之间很少没有联系。

　　 但谋求非军事成果的战略，像以劫掠为目的的袭击，主要还不是军事战略。按本书的定义，军事战略作战目标就是敌人的军队。然而，除只讨论军事战略外，下面的总结中还涉及到实施和防御为非军事目的而进行的军事行动诸方面的问题。
作战战略和后勤战略的选择

　　 为攻击敌人的军队，指挥官有两种选择：作战战略或后勤战略，而最有才干的指挥官将选择他们认为受到最小抵抗的方法，因此也就是以最小的代价取胜。例如，萨拉丁运用后勤战略，实行焦土政策挫败了理查国王的十字军对耶路撒冷的进攻。他采用的是饥饿而不是钢铁的战略，这被证明是对付由理查这一精明的斗士率领着的一群怯懦的士兵的军队的代价最小最有效的办法。德国人在1942年试图用后勤战略打败俄国人，但他们却没有夺取和控制俄国油田的作战能力。但这一失败也恰好证明了这样的选择，如果德国人没有力量夺占和控制俄国的大部分土地，他们在奉行作战战略对俄军实施追击的过程中也没有能力将其歼灭。

　　 根据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的原则，在军事决策中，指挥官通常选择最有可能取得胜利的决策，因为按最小的代价原则所需要的兵力可能与现实所有的兵力差距甚远。这一思想与传统的节约兵力的战争原则联系密切。使用最少资源的思想不仅包括要避免浪费，还包括在指挥官认为最重要的行动中最大限度地运用资源。节约兵力并不意味反对为保险起见增加额外的兵力，正如色诺芬所说：“虽然浪费，但只要胜利就不会使任何征服者感到一丝的懊悔。”

　　 历史上有许多实施后勤战略的例子，虽然恺撒说，他宁愿使用饥饿而不愿意使用钢铁，但指挥官们却并不一定能运用后勤战略轻易地取胜，即使是能找到有效地攻击敌人后勤的方法时也是如此。

　　 这又是第二个双重选择的情况(图解12.9)。最小代价的原则制约着对付敌人军队所可能进行的两种选择。

　　 以持久战略或袭击战略的方式实施后勤战略

　　 在实行后勤战略时，进攻者可能会选择持久战略或袭击战略中的一种。持久战略通常包括占领敌人有后勤价值的领土。虽然这经常很明显的是作战战略的副产品，像1942年德国人试图占领俄国的油田那样，交战一方有可能使其进攻矛头指向在后勤上更加重要的地区。这种持久战略通常要求大规模地运用作战战略以达成目的，但它与单独依赖作战战略打击相比，敌人军队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要小。对于防御者来说，抵抗这样的持续后勤战略和对纯粹的作战战略的防御没有什么区别。

　　 在对一支单独的军队所实施的后勤战略的例子中，华伦斯坦和古斯塔夫在他们滞留在纽纶堡所进行的持久战，表现出对邻近敌人的粮秣征集区的控制能力。由于双方都不愿意撤退，双方都因饥饿损失了大量的马匹，许多人员逃亡。其结果事实上等同于一次会战，但使用的战略是“饥饿”而不是“钢铁”。

　　 对于后勤战略中的进攻而言，袭击是占领敌人土地的一种有价值的选择。在普拉蒂亚战役中波斯骑兵对希腊后勤运输队的成功的袭击迫使他们撤军。奥地利人对普鲁士人也有两次类似的成功，它表明了后勤袭击战略的力量。美国联邦军队在美国内战最后一年对邦联铁路和工厂的袭击代表的是一种对整个敌对军队的补给来源的打击方式，其他的例子还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对布里埃盆地所进行的战略轰炸，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许多战略轰炸。

　　 图解12.10对此部分内容进行了总结。

　　 对袭击战略的战斗防御

　　 防御者可以运用作战战略或后勤战略对付袭击战略。为将作战战略和持久战略结合运用对付袭击者，防御者可以将追击与对交通线和敌人撤退路线的拦截结合起来。罗马人的方法是将国家纵深堡垒化以限制袭击者机动，依靠边墙迟滞袭击者的撤退。这些拦阻设施经常使追击和撤退相比占有优势，防御者能追上并打败袭击者。拜占庭也运用同样的方法，古斯塔夫运用进攻性持久战略征服了德国北部，并使城镇堡垒化，这有利于其封闭所占领土以防御敌军的袭击。

　　 在运用持久战略对抗袭击时，堡垒化的城市、要塞、设防的庄园和房屋等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抵抗袭击者方面，民兵是防御者节约兵力的重要手段。用民兵代替职业兵担负警卫任务，只要不遇到真正的威胁民兵都可胜任，这节约了费用高昂的职业兵的使用。堡垒和民兵都提高了兵力空间比，这就消除了成功地实行袭击战略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

　　 罗马人为保护他们的帝国免受蛮族的袭击，给职业兵在受到威胁的地区分配土地，并除保卫他们居住的地区外不派遣其他差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罗马人将其职业兵变成了某种类型的民兵，改变了古代通常的兵民转换的方向。民兵能特别有效地完成任务，这是因为他们通常担负的只是简单的防御任务，并常常是依赖堡垒进行防御。所以，这些全家的战斗员增加了防御者的数量，同时减少了耗费。而且，罗马人建筑的城墙和堡垒节约了士兵人数和经费。同时，使用民兵防守这些堡垒工事不仅较为经济，而且也是有用的军事补充，因为民兵在依托永备工事作战时十分有效。

　　 如果能对袭击者的根据地进行攻击，使用反袭击防御袭击战略是极有潜力的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英国之间相互攻击的基本特点是空袭和以相同的空袭进行报复。德国在战争快结束时开始使用无人喷气式飞机和火箭袭击英国。所有遏制的努力失败表明了那些关于运用反袭击的观点：每一方的报复行动将招致更多的袭击；威胁比行动更有效，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交战国都准备使用毒气，但却没有使用；有许多问题与战争中的情感或行为学领域有关，它们同时也属于政治领域的问题。

　　 图解12.11是对本部分内容的总结。

　　 用后勤防御战略对付袭击战略

　　 针对进攻者实施袭击必需的后勤资源进行的反袭击，是用后勤袭击战略防御同样战略的一种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美国轰炸德国生产用于攻击英国的导弹工厂，其惟一目的是减少这些武器的生产。

　　 防御中实行持续后勤战略的一种方法是焦土政策，破坏袭击者必须依靠的各种资源。例如，法国人在百年战争中使用此种方法对付英国袭击者。但在使用这种战略对付袭击者时有一个特殊的困难。如果防御者知道袭击者的袭击目标，对适当的地区实行焦土政策，将对袭击者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但袭击者的攻击目标往往无法得知，而且他们的袭击路线可以有许多选择。另一种方法是破坏所有袭击路线上的资源，但这将使防御比袭击者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在对付飞机袭击时，防御者无法组织上述防御，而且对不依赖乡村资源补给的现代机械化部队袭击者来说，上述持续后勤战略也不起作用，但对桥梁等设施的破坏还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

　　 图解12.12表明了上述选择。

        作战战略追击的选择

　　 实施作战战略进行追击的选择，如果指挥官在进攻时采取作战战略，而不是后勤战略，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在战术手段上利用先进的武器系统对付落后的武器系统。土耳其人使用其马上弓箭兵对付拜占庭和十字军重骑兵，这种战术可能是由于胆怯演变而来，他们躲过敌人重骑兵的冲锋，轻易取胜。而一贯坚持以最小的代价和失败的风险达成目的的拜占庭人，只有在他们的弓箭兵能攻击到敌人的重步兵，或他们的重步兵和下马骑兵迎击蛮族重骑兵冲锋时，才会乐意接受会战。在与来自法兰西的凶猛的西欧骑兵作战时，他们发现后勤战略的战略手段和作战战略的战术手段相比，要付出的代价和冒的风险都要小。

　　 当指挥官拥有一种机动性相对较高的武器系统时，他的工作变得很简单。这就像希腊标枪兵能打败希腊重步兵，安息人的骑兵能轻易地迫使罗马重步兵在无遮无掩的平原地区作战，意大利在1935年用轰炸机追歼埃塞俄比亚步兵一样。然而，如果一种武器系统只能在防御时才能发挥优势，这种方法就难以运用。例如，在克雷西会战中，英国下马骑兵只能依靠中世纪骑士的进攻嗜好等待对方发起冲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非洲战场上，德国人使用反坦克武器和防御配置的坦克对付英国坦克的进攻取得了胜利。

　　 但只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指挥官才有机会使用较强的武器系统对付较落后的武器系统。通常的情况是交战双方具有相似的单一兵种的军队。更多的情况是两支装备有超过一种武器系统的多兵种军队之间的对抗，这时战术就涉及到利用敌人军队不同武器系统之间相互支援的弱点的问题。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战争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当火绳枪兵准备向骑兵射击，或长矛兵离开受地形或己方的长矛兵保护的阵地时，骑兵向火绳枪兵冲锋或使用手枪攻击不受保护的长矛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有许多这样的战例，在野外开阔地上的坦克部队成为敌人炮兵或载有火箭的飞机的靶子，或者是这样的情况，坦克部队轻易地击败没有装备足够的反坦克武器的步兵部队。

　　 但是，虽然在一些例子中表现出先进的武器系统对付落后的武器系统的重要性，但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才会对会战产生重要影响，对战役的影响就更小了。在现代战争中，随着取得重大战术胜利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这种关键的战术差别很少造成重要的不同。例如，在1973年，当埃及步兵利用突然性占领苏伊士运河东岸这一对埃以双方在政治上都十分重要的地区后，埃及人估计虽然埃及军队为其士兵精心装备了大量的反坦克和防空火炮及导弹，以色列军队的飞机和坦克仍将迅速地对其步兵发动进攻。由于以军存在这种可能性所带来的弱点，其仓促组织的进攻损失了大约250辆坦克，但这并没有损害其战略地位。数天之后，当埃及坦克进攻以色列防御部署的并得到飞机支援的坦克部队时，防御者轻易地打败了埃及人的进攻，由于没有得到集中起来的军队的支援，埃及的坦克部队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但这又是一次只有战术成果的行动，损失的250辆坦克，仍没有有效地改变双方力量的平衡，也没有造成战略形势的任何变化。

　　 然而，在多兵种军队之间战斗中取得战术胜利比在单一的由步枪武装起来的步兵之间的战斗中取胜要复杂得多，单一的由步兵组成的军队之间的战争是19世纪中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的特征。与这一期间的战术条件可比拟的情况很少，可与之相比的时期是希腊战争初期重步兵在战场上称雄的时期。对于那些由单一兵种组成的军队，除骑兵占优势和不下马作战的那些中世纪的战斗外，战术防御通常是较强的作战形式，这是因为在两支相同武器系统的军队之间的战斗中，防御能抵抗正面进攻。只有在法国人发明了纵队及其快速部署投入战斗的方法之后，进攻成为两支结构相似单兵种军队之间作战的较强的作战形式，直到他们的对手也采用了相同的战术。即使在当时，在战术上抵抗正面进攻时，防御仍是较强的作战形式，在战略上撤退比追击占优势。由法国最先使用并在19世纪被各国普遍采用的新的战术体制稍微增强了进攻的力量，这是因为在新的战术体制下，步兵获得了迂回包围坚固阵地的能力，并提高了快速集中步兵于战场上实施正面攻击的机会。

　　 图解12.13对本部分的要点进行了总结。在这两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取决于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可供选择，反过来讲，一种先进的武器系统取决于军队的构成，或更进一步讲，取决于国家的军事技术和军队习惯的作战地形等因素。

　　 进攻性作战战略的两种选择：持久战略和袭击战略

　　 为了以作战战略克服防御的战术优势，进攻者可以选择运用持久战略或袭击战略。指挥官在持久战略和袭击战略之间进行选择时，并不一定会发现进攻性更强的袭击战略比持续进攻战更合适。虽然袭击的进攻性较强，它常常难以很快地产生决定性的结果，如果因此导致战争持久化，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然而，虽然以最小的代价打赢战争，通常是在两种战略之间进行选择的标准，但进攻者可能会因为被进攻的国家幅员辽阔，而且受到政治上的反对，使其缺乏必要的兵力空间比去控制该国家，而被迫选择袭击战略。在实行袭击战略时，进攻者必须遵循攻击弱点的原则，因为袭击的部分本质是避开敌军强点，打击弱小的敌军和脆弱的目标。

　　 例如，后勤运输队通常既是个脆弱的目标，又是值得进攻的目标。所以，针对它们的袭击战略通常既包括后勤战略的内容，又包括作战战略的成份。袭击战略的胜利是通过将许多次袭击的小胜利积累起来对敌人产生的消耗取得的。然而，因为对敌国平民的屠杀和对财产的破坏既对敌人、也对军事资源造成损害，这一战略也包括通过政治战略迫使敌人作出让步。

　　 图解12.14是指挥官在奉行作战战略时需进行的选择。实行持久战略的目的通常是消灭敌人军队，这是一种更直接的取得战争胜利的方法，它是通过军事胜利的心理影响，在短时间里赢得战争或占领大量领土。但在典型的战例中明智的指挥官实行持久战略的惟一方法是占领敌人领土。像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初期普鲁士取得的那种歼灭战的胜利，在没有先进的武器系统或军事学说的情况下是很难达成的。例如，亚历山大对大流士的胜利、汉尼拔对罗马人的胜利、安息人对罗马人的胜利、拿破仑在他的事业的早期对他的对手们的胜利、德国在1940年对其对手们的胜利等。

　　 即使是利用作战持久战略，只实现攻占敌人领土的比较现实的目标，进攻者面对的也是一项令人气馁的任务。由于防御在对付正面进攻时的强大的战术力量，进攻方在军队补给方面面对着更大的困难。防御方还具有可以利用退却避免战斗的能力。所以，大多数军事史和军事理论都研究实行作战战略进行持续进攻行动时所需要运用的战术和战略途径。防御者可以选择实行作战战略或后勤战略，每种战略都可以采用持续进攻或袭击方式，而且它通常将这些战略中的几种或全部结合起来使用。

　　 对作战持久战略实施防御的几种选择

　　 实行焦土政策是执行持续后勤战略中的一种强有力的抵抗手段。韦辛格托里克斯曾烧毁粮仓以防止粮食被恺撒的军队利用，法国人曾破坏查理五世皇帝军队前进道路上的补给品，以抵抗其对法兰西南部的入侵。对实行防御性袭击后勤战略的防御者可以采取同样的方式，通过对敌人的后勤进行袭击对付进攻者，就像奥地利对普鲁士的做法那样。

　　 游击战是另一种类型的袭击战略。在防御者没有能力抵抗入侵者或敌人的正面进攻时，以及撤退不及而不得不把军队分散时，游击战是很有价值的方法。用游击队进行抵抗，意味着敌人控制了防御者的国家的大部分领土，因为游击战历时太长，需通过大量袭击逐步消耗敌人，这将是代价高昂、耗时持久和消耗巨大的。所以，虽然袭击在战略上占有优势，游击战却需要巨大的政治支持。

　　 作为一种防御的手段，游击战依赖的是战略退却而不是战术防御，它是以战术上的进攻实行战略上的防御。通过运用袭击战略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或后勤目标，以及利用袭击目标的不确定性达成战略和战术上的突然性，游击队能系统地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弱点。游击队需要有一个较低的兵力空间比的环境，但西班牙抗击法军所取得的成就表明，即使是能在战略上达成拿破仑式的决定性作战行动的较高的兵力空间比的情况下，他们也能取得胜利。

　　 游击战要求游击队要么有和入侵者的武器系统相同的机动性，要么有复杂的地形降低对手的机动性，例如崎岖的农村保护了威尔士人免受英国武装骑兵的攻击，而山区则在乘坐汽车、坦克的法国兵进攻时保护了摩洛哥人。最后，游击队必须控制部分国土用作补给和休整的根据地。在具备所有这些条件并且有强于对手的政治决心的情况下，游击队可以通过无数次小的后勤和战斗的胜利积累起来的对敌人的消耗赢得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

　　 图解12.15总结了上述选择。袭击战略的游击战可用于防御后勤战略，也可以防御作战战略。但防御者通常会发现运用持续作战战略取得胜利的代价最小，可以此避免持久的代价高昂的游击战或较小牺牲的持续后勤战略。例如，苏格兰人只是在认为没有在战斗中战胜英国人的可能性之后才避免与其作战并实行焦土政策的。

  　 作战持久战略中的防御

　　 要实行持续作战战略，防御者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能在他自己选择的阵地上与入侵者正面作战。这样，如果他担心会战的后果或不能在最有利的阵地上与敌人作战，他就可以以其战线的正面面向敌人或进行撤退。他在采用作战持久战略时，可以像图解12.16所总结的那样使用防御者的较强的战术和战略上的选择。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支持，防御者将会仿效大流士三世那样冒丧失一切的风险进行战斗而不是撤退。如果有强大的政治力量，防御者可能模仿罗马人在费边领导下与汉尼拔战斗，或像俄国沙皇在1812年抵抗拿破仑的做法。

　　 但防御者通常具有一定的力量，可以避免撤退过远造成的不利情况。他经常把正面战斗中防御战术的力量和通过运用撤退对追击的优势而避免会战的能力结合在一起。面对这样的防御，即使进攻者有足够的力量实行作战持久战略，他遇到的阻力也令其气馁。

　　 用进攻对付游击队的防御

　　 在运用持久战略对付游击队的防御时，进攻者通常和他的对手一样将作战战略和后勤战略结合使用。运用持久战略控制国家，特别是控制其交通线，可使追击方有机会追上撤退者。同样，进攻者为对抗游击战略的消耗战，也采用一种相对的渐进性持久战略，从控制一块地区到逐步控制整个国家。进攻者不断地占领、修筑堡垒并控制游击队的根据地，利用持久战略中基本的后勤战略的成份剥夺游击战取胜所必需的后勤基础。罗马人在不列颠、英国人在威尔士都使用了这一方法。这一方法在削弱游击队后勤补给的同时，也降低了对它的政治支持。

　　 亚历山大的实践证明，如果进攻具有了政治内容，它可以剥夺对游击战不可缺少的基本的政治支持。亚历山大在运用恐怖手段无法取胜的情况下，有效地利用了这一方法绥靖敌人。如果进攻者运用反袭击战略，无论是对持久战略的替代还是补充，都意味着与亚历山大谋求政治妥协的模式背道而驰，因为这种袭击无疑会产生敌意。比若元帅在阿尔及利亚无情地运用了袭击战略，并使之与政治恐怖计划相结合吓倒了其对手。很显然，由于这两种政治方法互相排斥，混合运用持久战略和袭击战略时要求有很高的政治判断力。

　　 图解12.17对上述内容进行了总结。作战战略和后勤战略的成份通常是相互结合的，而持久战略和袭击战略之间的区别构成军事战略的基本区别。战役中的政治成份经常制约着军事战略的运用，当然游击队必须有一个可接近的根据地。

　　 作战战略和持久战略中的进攻和防御

　　 虽然防御方常在他们占有坚不可摧的阵地时才主动进行会战，但入侵方指挥官经常明智地在这种不利条件下应战，有时甚至他们在军事学说或武器装备方面并不占有优势，或进攻兵力没有敌人多的情况下应战。腓特烈大帝经常在其对手愿意作战的条件下会战，但也不总能取胜，虽然他总能熟练地运用他的间接作战方法和训练有素的步兵，使他能得到相应的进攻兵力，以及使用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手段。另一方面，马尔伯勒伯爵在他打败法国人的4次会战中，在人数、武器系统和编制体系上都不占优势。伯爵在敌人指挥官选择的条件下作战，但仍然取得了胜利，主要是因为他熟练地掌握和运用了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原则，以及利用分散敌人的行动创造了弱点。他的会战是在战术行动中运用那些经久不变的规律的范例。

　　 但是，在马尔伯勒的胜利中只有一次产生了重要的战略成果。从近代以来，战略而不是战术为运用作战持久战略在较短的时间里战胜运用同样战略的对手提供了方法，在过去两个世纪的欧洲战争中有许多这样的典型战例。但在此之前，实行持续作战战略有着不可克服的困难，因为弱军总能避免与强军交战，而进攻方难有足够的力量控制住整个敌对的国家。坚固据点和堡垒化的城市经常进一步增加了进攻者的难度。

　　 虽然指挥官希望在有利的条件下会战，但这很难实现。围攻、诱使敌人救援部队进攻设置的阻击阵地，或通过蹂躏其领土均可迫使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发起进攻。

　　 如果入侵者具备财力和耐力，即使是在兵力空间比很低时仍可实行持久战略。他可以接连攻占城市，并在被征服国土修筑要塞和堡垒，以确保防御者在这些地区无法行动。如果需要征服一个广大的地区，执行渐进持久战略，以据点和哨所的形式控制国家需要大量的兵力，除非入侵者能获得强大的政治支持。英格兰在百年战争后期成功地运用这种战略，但在无法使被占领土上的人民归依后垮台了，他们的大部队也无法控制哪怕是一小片法国领土。

　　 如果在合适的兵力空间比的情况下，要控制领土上没有复杂的要塞体系的国家(这些要塞体系在18世纪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军队比较容易执行持久战略。他们只需进攻并控制防御军队的供应基地，并迫使其撤退即可。当然，持久战略也会威胁到防御方的后勤供应或政治立场，并迫使其进攻处于坚固防御阵地中的入侵军。腓特烈在面对丢失萨克森的危险时——这是他支持战争的财富来源的1/3，他的反应是在托尔高对道恩发起进攻。腓特烈的反应和萨克森的重要性使道恩在会战中取胜，这也清楚地表明了后勤因素对作战持久战略的影响。

　　 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引起的战争的变化使执行作战持久战略相对容易起来。分散的军队能以许多纵队实施战术机动，并能迅速部署成战斗队形，能够在战场上的许多点上威胁敌人，迫使对手要么交战，要么直接撤离作战地区。

　　 这一变化使作战持久战略成为取胜的捷径，并实际上成为目前所有欧洲战争战略的基本特征。这种迫使敌人战斗或进行灾难性后撤的能力，使得利用外线作战的形势在时间上集中兵力、利用内线作战的形势在空间上集中兵力实施进攻和防御成为可能。军队的分散与快速集中兵力相结合，能阻止任何敌军在不与自己会战的情况下从旁边溜走，也使战略迂回成为可能。虽然在缺乏战略进攻部队时，迂回运动很难对付即使是中等程度灵活的敌人，但在敌人试图恢复与其根据地的联系时，迂回运动仍为迫使敌人在不利条件下采取战术进攻创造了条件。

　　 然而，迂回运动除作为在战略上迫使对手在不利条件下作战的方法外(其他的方法有：诱使敌人面对障碍发起进攻；围攻；蹂躏敌人的土地)，还能造成比只在战术上消耗敌人重要得多的后果，即包围并歼灭整个敌军。迂回运动在普法战争中两次取得成功，使法军意外地不堪一击。在二战爆发初期，德国坦克和机械化军团利用其战略进攻的高速机动力，将其对手困在海岸边。当然，可以认为这种迂回运动只是发展了迫使对手面对障碍物的古老方法而已。

　　 图解12.18中罗列了指挥官在研究军事行动时所面临的可能性和选择的过程。

　　 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的思想指导着优秀的指挥官们在这些方案中进行选择，或结合使用以上的方法。图解12.19是对前面各图解的综合，它总结了西方世界两千多年战争史中体现的许多基本的军事思想。

　　 连续性和变化

　　 图解12.19对西方两千五百年历史中影响战略的因素，及据此采取的方法作了总结。我们简单地认为可以将战略的问题及选择归结为这一期间战争史中所提示的三种主要的不变因素。即：在交战双方都采用持久战略时撤退具有优势地位，及战术防御通常具有的优势使防御成为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较低的兵力空间比对撤退的一方有利；而较高的兵力空间比则要求实行战术防御。上述因素中的两个对运用袭击战略比较有利，因为在敌人的兵力空间比较低的情况下，他既可以利用后退的优势，又可以利用袭击目标的不确定性获得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大量机会。

　　 持久战略的相对劣势和在对付实行持久战略对手的防御时袭击战略力量的两种因素，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如此长的战争史上袭击广受欢迎。然而，袭击虽重要却只能给敌人造成小的伤害，而要征服袭击者的土地，却需要依赖于持久战略。在对上述两种战略进行选择时，指挥官通常都将打击的目标对准敌人的弱点。事实上，如果给图解12.19加标题的话，可以用“寻找弱点”加以总结。军队在进攻时，总是沿着抵抗最小的路线，运用优势的武器系统进攻敌人的战术弱点，例如敌人的侧翼或后方，或以众击寡。即使是迫使敌人保护自己的军队、救援被围部队或恢复其交通线，进攻军队都可以成功地迫使防御者使用战术上较弱的形式——进攻。

　　 如果进攻者满足于夺取领土的战役目的，他经常运用战略上分散敌人的迂回运动，以及其他方法迫使敌人撤退，虽然有人将这种战争视为懦弱的战争。但完全避免与敌人作战则不符合寻找弱点的思想，除非有人将避开敌人定义为打击敌人弱点。当然，威胁敌人的后方或某个脆弱的省份的情况，也确实是打击敌人弱点的手段。而且明智的指挥官在认识到其对手在战术上较强，而不是在战略上较强时，才选择战略手段而不是战术手段作为致胜的手段。

　　 避免出现弱点也是防御者经常考虑的主题。当他面对正面进攻时，他通常借助筑垒地域，或实施撤退以保护其侧翼或后方。为应付敌人对某点事实上的或可能的进攻，防御者通常努力运用一种优势的武器系统，或水平相当的武器系统并要充分利用防御的优势对付敌人。

　　 敌人的弱点也影响在作战战略和后勤战略之间所进行的选择。当恺撒的强大的征粮队在与比利其人的征粮队对抗中，恺撒在他掘壕而守的营地中静等到比利其人分散出去寻找补给时，才利用他们的弱点攻击他们。西班牙阿尔巴将军也避免与他的荷兰敌人作战，直到他们因无钱支付雇佣兵薪水被迫放弃作战行动。所以，恺撒避免与在集中时在战术上十分强大的敌人作战，而阿尔巴则根本避免了作战，他们都利用的是其对手在后勤方面上的弱点。尽管他们在战斗力上占优势，但却采用了这种后勤战略。

　　 金钱和生命的代价经常制约着后勤补给，因为价钱较低就意味着有较多的供给；它还制约着战术和战略，这和其对军队构成产生影响的情况一样。像皮洛士对罗马人的胜利，马尔伯勒在马尔普拉凯对维拉尔的胜利，其伤亡的代价远超过其在军事或政治方面的成果。当然，不仅胜利或失败的代价，而且补充的可能都是战术和战略代价计算要考虑的内容。在运用袭击战略或游击战战略问题上，为考虑代价问题对利用敌人弱点和避免自己弱点的原则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例子。由于游击战依赖的是对许多小胜利的积累，而不是直接攻占领土，它取得胜利通常比利用持久战略时间要长。较长的时间和敌人对自己领土的占领所造成的大量损失，使胜利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代价远大于持久战略。这意味着政府都不愿承受这些代价，经常倾向于运用持久战略取得胜利，而把游击战作为最后的手段。事实上，他们有时宁愿承认失败也不愿进行游击战。

　　 以最小的努力赢得胜利的概念很容易与攻击敌人弱点，和在选择制胜方法时考虑代价的思想相联系。虽然由于长期和短期考虑的不同、不完全的情报、以及政治和其他非作战因素的影响，使情况变得比较复杂，但使用最小的努力的原则确实和军事行动的内在本质密切相关。

　　 战略学家们经常争论一位将军是否应将其目标选择为敌人的领土或敌人军队。但他们通常并不认为这是在作战战略或后勤持久战略之间进行选择，也不将其视为是在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之间的选择。本书并不直接讨论这一问题，只将两种方法都包括在作战持久战略的概念中。其原因之一是通常没有选择的机会。例如，当进攻军队在辽阔的战场上作战时，其对手可能会避开对方的进攻而避免会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攻军队有足够的人力及资源，他只能将目标选择为防御者的全部版图。当然，围攻战经常和取得敌人领土密不可分，它可以实现征服敌人国土和迫使敌指挥官救援被围部队而被迫作战的双重目的。

　　 有时，选择的机会并不是出于机会本身不同的原因。例如，腓特烈大帝开始入侵西里西亚，由于那个省份里的要塞防御不多，无法有效地阻止瑞典国王 [ 松鼠注：似乎应为普鲁士国王 ] 实现其战争的政治目的。他达成目的之后，腓特烈开始实行防御。有时以敌人军队为目标的进攻，其结果也可能是得到敌人的国土。现代战争中的战略迂回就是明显的例子，因为如果其对手以撤退来挫败这一迂回企图的话，会使进攻者获得大片的领土。1914年德国流产的迂回行动就是这种情况：它使德国占领了大片的法国土地，包括工业区和布里埃盆地的铁矿，它不仅有巨大的潜在政治上的好处，而且具有实际的经济价值，这是后勤战略能够得到的最重要的奖赏。

　　 亚历山大在伊苏斯会战中打败大流士三世后，本可以追击波斯国王的军队向东进入美索不达米亚，然而他却继续其沿海岸线进行的战役，并最终征服了埃及。当时即使亚历山大不愿意继续执行其对波斯海军的后勤战略，他也应充分利用其胜利，沿地中海海岸扩大他的统治。如果这样就能迅速扩大战争的政治成果，并在他最终实施美索不达米亚战役前，在其后方消除一个潜在的敌人，还可以为其随后的战役增加资源。此外，亚历山大认为如果他在大流士庞大帝国的深处作战会面临困难。但事实上，亚历山大考虑的不应是他是否应将其目标选择为敌人军队还是它的国土，而应从以最小的努力征服波斯帝国出发综合考虑所有相关的因素。

　　 当然，指挥官在过去面临这一选择时不仅要考虑后勤制约因素的重要性，而且要考虑经济的、政治的和其他非军事因素的影响，鉴于此，本书没有明确地刻意强调后勤的制约因素这一问题，而只是提出以最小努力取得胜利的命题，它是影响着这一选择的决策以及许多其他的决策的重要因素。

　　 尽管这一思想制约着对军事作战编制体制方面的问题，但却使人想起许多不同的途径，而不是本书在这些命题中所用的分类。例如，有人可能会强调战术，并将作战战略区分为技术的和作战的途径。技术的途径可能包括在战争中充分利用优良的武器系统，就像安息人对罗马人的战争那样。由于二十世纪的军队拥有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一代又一代的武器，这一途径越来越成为二十世纪战争的基本特征。作战的途径包括作战战略的其他方面，并强调进攻敌人弱点或避免自己的弱点的其他手段。几乎单独强调后一途径是从引进刺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这是一个军队的构成越来越单一的时期。

　　 许多其他的分类和命题方法将使读者认识到他们也能对军事战略问题做出他们自己的划分。他也可能找到一种简单的分类方法，可以将所有要素都综合到两个世纪以前的战略理论家们所归纳的简明的理论体系中去。

　　 这样一种完整的简单的理论综合可能产生向未来的真实飞跃，但即使在过去两千五百年里发现的许多要素的连续性限定了变化，仍不足以认清未来。指挥官们所面对的一系列选择的最鲜明的特点是它们自古以来几乎没有变化。只是拿破仑革命所带来的战略上的机会使现代作战条件与古代大为不同，而战术核武器威胁着集中原则的运用，也使大型永备工事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重要性不复存在，战术核武器一旦运用肯定会带来许多无法估量的后果。

　　 突然爆发灾难性核战争的威胁不仅限制了战术核武器的运用，而且限制战术核武器在其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军事行动的爆发，对欧洲的军事行动有着不同寻常的限制。欧洲没有战争的情况，加强了在过去几十年中世界范围的各交战国不再运用持久战略的趋势。持久战略曾在过去两个世纪的欧洲战争中占主导地位，也是同一时期欧洲人在海外战役中的基本特点。由于欧洲国家之间在如此长的时间里，运用四种战略方法中的一种——持续作战战略进行战争，至使他们将这种战争称之为常规战争，而将在较短时期里运用袭击战略的战争称之为非常规战争。或许这些经验使得欧洲人把后勤战略和通常海军或空军实行的袭击战略与陆上战争严格区分开来。

　　 在过去500年的战争史中，战术、后勤和战略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为认识现在和未来的变化提供了指导。例如，作为地理、文化或资源等制约因素变化的结果，在未来，武器系统的数量也可能发生变化，从而使1500年至1870年之间的战术条件重新出现。在这一时期，作战中有效发挥作用的武器系统的数量由四种变成三种，而在采用手枪和马刀之后，又将重骑兵与轻骑兵两兵种结合于骑兵一身，这时武器系统的数量又变成两种，刺刀和滑膛枪的共同作用又使重步兵和轻步兵合二为一成为近代步兵，武器系统的数量只剩下一种，来复枪实际上将骑兵赶出了战场。

　　 在欧洲，相伴发生的兵力空间比的稳步增长和拿破仑时期在战略和战术领域的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武器系统由四种变成一种的影响。起初，多能的双用途骑兵可能加强了进攻的力量并削弱了防御的力量，因为使用手枪和马刀，而不是使用火绳枪和长矛的下马骑兵难以有效地起到轻步兵或重步兵的作用。但刺刀的发明，和比骑兵优越的单一结构的步兵的出现，使情形开始有利于防御。来复枪的使用和骑兵最终消失使军队结构完全单一化，使指挥官们没有了战术进攻部队，也使战术防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达到了顶峰。

　　 在世界各地的战争中，由于地形的差异和武器系统不同组合的差别，肯定会再现从1500年至1914年之间曾出现过的许多战术条件，也会出现类似于更早的时期里交战者之间很少运用全部四种武器系统的特点。因此，如果交战一方拥有适合于地形的武器系统，而另一方却没有，这将像安息人在卡雷、拜占庭在塔基尼和卡西林纳姆对蛮族的胜利一样，战术进攻占优势。但如果地形因素限制交战双方运用少于现代的四种基本的武器系统中的几种，将有利于战术防御。正如地形因素限制骑兵作战那样，如果无法运用飞机和坦克，防御又将和1870年至1914年期间的情况一样占优势地位。

　　 战略条件可能会重现遥远的过去的那些情况，在部队的兵力空间比很高，远远超过可产生战略上决定性结果的比例时，作战行动的样式也大不相同。在早先，阵地战实际上是兵力空间比很高，以至于使防御具有明显的惟一的优势。本世纪在广大的城市地区作战的特点也给阵地战带来了另一种情况，交战双方的兵力空间比是如此之高，以至于难以进行决定性战役。

　　 另一方面，相反的情况是很低的兵力空间比，这是西方世界从古代至距今二三百年之前典型的战争情况，是十分多见的。当军队再次不能控制住除他们当前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而且其对手可以向任何方向撤退时，作战条件和近些年里各国的军人们被迫广泛进行的反游击战的情况没有什么区别。但这种战略环境与数千年来指挥官们面对的兵力空间比很低以至于只能采取袭击战略的情形差别很小。

　　 和历史上的情况一样，这些战略条件有可能和决定性作战行动达到顶峰的拿破仑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形相距甚远。随着军事手段无法迅速达成决定性后果的这种普遍情形的重新出现，政治因素变得更为重要。对亚历山大和汉尼拔军事胜利产生的政治后果的巨大差别的比较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像30年战争、征服者威廉对英国的征服、土耳其人对小亚细亚和成吉思汗对花剌子模的征服等事件，也表明了政治因素的复杂影响。但现代战争中的政治条件无疑将比历史上的情况复杂得多。文学、图书、报纸和电子媒介一起使全体人民更加积极地响应民族的和意识形态动机的召唤，而在过去他们只对宗教感情和义务作出反应。

　　 所以，军事和政治领导们或者从他们自身的经历上获得经验，或者从更遥远的战争史上，特别是从欧洲国家之间频繁的持久战略之间的对抗史中获得经验，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战争的重要特点。根据这些经验，他们将袭击战略置于尤为突出的地位，这仍是除西方之外世界大部分地区战争的特点。在这些冲突中有些和19世纪中为抵抗罗马帝国的持续扩张所进行的斗争十分相似。另一些则和蛮族利用袭击对抗罗马人发明的系统防御的情形大致相同。相应地，近年来战略改变了它的侧重点，但它仍未超出传统的四种战略的范围。

　　 另外，袭击战略也有一些细微变化。今天的恐怖主义利用袭击截获人质、屠杀平民、或投放炸弹，其目的通常是迫使对手作出政治让步。这些恐怖主义分子的行动也证明了袭击是一种较强的行动，因为他们通常没有明显的基地，无法对其实施反袭击或持续进攻战略。恐怖主义分子袭击的地点也和过去大不相同，它们主要发生在城市里。城市像森林一样为恐怖分子提供掩护和隐藏地，为其撤退提供方便，他们只需要使自己混入城市人群之中就可以方便撤退了。

　　 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稳定不变的，并且似乎也看不到像拿破仑时代那样革命性变化的前景。而且，虽然传输手段和信息处理技术不断发展，但在后勤方面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兵力编成上会产生类似19世纪参谋工作改进那样的重大变革和进步。机械化时代新的后勤样式及军队对输油管线、弹药和零部件的依赖，将仍然制约着大多数作战行动，地形因素的制约也没有变化。至于战术的发展，它曾受军队战术单位细分的深刻影响发生过重大的变化，但在未来却似乎不会有重大的改变。

　　 因为战略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战术和后勤的变化，而技术是影响战术和后勤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可以自然地认为技术是未来战斗变化的源泉。由于技术对日常生活影响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认识这种影响有助于判断技术对战斗和后勤影响的前景。

　　 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发生的农业、商业和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技术的进步，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技术的发展。这些革命也转而深刻地影响西方世界人民的生活方式。除因食品、服务和制造业产品价格下降而带来的生活标准的极大提高，和巨大的财富带来的良好的住房和教育等变化外，交通和通信的革命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首先是铁路和蒸汽机，随后又是汽车和飞机使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动力。电报、电话、无线电、电影、收音机和电视机使人们的生活更加舒适、便利和富于娱乐色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这些变化对日常生活的影响都不像先前那样突出。除在50多年前发明的电视外，所有的技术变革的影响都明显地受到作用递减性规律的影响。例如，家庭制冷方面由手摇芭蕉扇到电风扇使生活舒适程度的改善，远较由电风扇发展到空调要大得多。研究一下从伦敦到巴黎旅行的情况，就可以发现技术进步的影响呈递减的规律。早先，上述旅行中途需先搭乘海上交通工具，再改为陆上交通工具。到1930年，乘坐38人的普通客机可以100英里/小时的速度飞行，其间可享用一次豪华的午餐。如果考虑到往返飞机场的时间，在上述区间内乘坐喷气式飞机其速度和舒适程度并没有增加多少。没有比下面的例子更生动地表明了技术对人类影响的递减规律了，在1985年乘坐一辆1935年生产的汽车在州际公路或机动车道上行驶，并不比在1935年乘坐一辆1985年生产的汽车在双向车道上的旅行更累人。

　　 和1935年相比，1985年人们在更好的道路上驾驶着更好的汽车，使用着更好的收音机，在炎热的夏季里也更凉爽，但更大的变化发生在1935年以前而不是以后。同样的，在1985年家庭中的电视、先进制冷电冰箱和家用空调器与1935年城市家庭中的收音机、冰箱和电风扇的差别，要比1935年家庭的情况与集中供暖、室内管道、家庭电器化和电话机进人家所引起的变化要小得多。所以，虽然技术的发展不断地改变着生产方式，但新的和改进的产品对生产方式的影响都呈递减规律。例如，电力生产包括对核电运用的显著变化，但这并没有改变对电的使用方式，进入家庭的仍是和以往相同的110伏或220伏交流电，对电力的使用在过去50年中几乎没有变化。

　　 这些经济和技术方面的革命也影响着战争，像它们引起商业运输的变化那样改变着后勤，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使军队的规模和费用成比例地增加。但技术对战术的影响却是螺旋式的，而不是像它对平民生活和后勤那样的直线影响。十九世纪中叶在火器方面的革新淘汰了骑兵，使之不再是一种战术上有用的武器系统，进入了一个独特的只有一种武器系统的时代，即装备有步枪和机关枪的步兵以及与他们相似的炮兵。然而，在经过和漫长的战争史相比一个十分短暂的阶段之后，技术的发展使四种基本武器系统又以新的形式在1917年得以恢复。

　　 从1917年开始，战术又恢复为历史上长期的多种武器系统并存的战术传统，而后勤则保持近代以来的使用基地和陆上、海上和空中机动运输的样式。因此，虽然从1861年至1917年战术周期性发展具有不同的特点，但技术对战争的影响似乎遵循作用递减律。当然，战略和战术核武器是被禁止使用的。

　　 所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科研与开发对飞机的更新，特别是对坦克的改进，要比这些武器在1917年至1945年期间的改进小得多。反坦克和防空武器可能也是如此；而火炮和轻型兵器这些出现时间较长的兵器的改进就更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运用的便携式无线电报话机可能比其后的进一步改进的产品对战术通信的影响重要得多。因此，在过去几十年里军事领域似乎也和大众生活领域一样符合技术作用递减性规律，技术对未来战争的改变并不比它对生活方式的改变更大。例如，晶体管改进了收音机和电视机的品质，但却对听众和观众没有什么影响；计算机降低了办公和生产费用，却丝毫没有引起产品的变化。相应地，晶体管和计算机对战术和后勤的影响和其对大众生产的影响一样微不足道。士兵们必须和平民一样学习新知识，并抛弃那些旧的技能，但最终产品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由于没有任何变化能比后膛枪和坦克的出现或后勤领域的根本性变革更大，战略在上述变革中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化，而战略的基础——战术和后勤似乎也没有改变。所以在作战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景并不比平民生活变化的前景更大。

　　 如果历史经验值得借鉴，技术影响所产生的最重大的变化可能是四种基本的武器系统中的一种或几种消失或合并起来。最可能的前景是出现一种既能有效地对付坦克，又可以对付飞机的武器系统，但这点目前尚未被武器开发商所认识。即使如此，因为反坦克和防空武器都使用弹药发射器，其可行性至少比中世纪大的多，因为十字弓和长矛之间的差异太大。

　　 所以，虽然从整体上看武器系统存在差异，但战术却保持着明显的连续性。由于地形仍然制约着战斗的性质，武器系统仍具有多样性，武器系统的作战能力也和古代和中世纪的武器系统可以比拟，似乎连续性要超过其变化。今天，对各种武器系统的综合运用仍是战术的主题，这和亚历山大、拜占庭、征服者威廉、十字军及古斯塔夫的时代是相同的。

　　 但从电子和火箭技术的持续高速发展可以看出技术对战术的另一种形式的影响。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火力射速明显提高，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轻兵器射击精度的提高。然而，火炮在射程和精度方面的提高却比射速的提高重要得多。自雷达发明以后在电子学方面不断的进步，以及在导弹方面重要的进展延续着从一个世纪前就开始了的火炮发展的趋势。

　　 上述发展以及观察战场目标能力上的革命性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梦想不到的高的火力精度，可能会使战术发生急剧的变化。研究上述进展的观察家们能容易地得出结论，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对技术给大众生活产生影响的递减规律在军事上的类比，在这里不起作用了。无论武器系统将来是否仍保持传统的四种分类，在情报、目标获知、射程和精度的综合影响造成了巨大的本质上的差异，并将深刻地改变战术。

　　 今天的军人设想将完善的敌对电子情报与百发百中的制导武器相结合将引起战斗的一场革命。他们设想纵深战斗类似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战术飞行，它能以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线膛炮火力的精度对纵深目标实施攻击。

　　 在如此大的距离上的战斗将使侧翼和后方这些传统的弱点毫无意义。如果士兵们被热辐射、可见光、雷达等侦察手段发现，他们在来自空中的攻击面前是十分脆弱的，各种反措施也无法对抗如此多种类的侦察传感器，传统隐藏和掩蔽措施失去了其意义，战斗可能和兰彻斯特模型中假设的各种武器系统之间都能互相攻击的情形极其相似。这种远距离战争将剥夺防御者在许多方面的传统，但在不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它还是可以借助类似于马其诺防线那样的现代筑垒阵地的力量。如果远距离武器使常规兵力集中没有必要，那么战术核武器在防御中也没有多大作用了。

　　 虽然四种基本的武器系统的每一种都保持其独特的作战能力，但是，由于防御失去所具有的某些传统优势，较强的军队会更容易占居优势而不会形成僵持局面。虽然电子侦察和制导武器还远不完善，但在在未来20年的时间里(这是完善坦克和飞机的设计及可靠性所用的时间)这种电子情报和制导武器的战争将接近成为现实。

　　 然而各种电子反措施甚至战争环境中最古老的成员烟雾也能阻碍情报的搜集和导弹的制导，这将引起实际情况与全部的情报和完美无缺的精度的理论模型之间的偏差，也将使战斗与模型不一致。战斗中也可能会摧毁对方的导弹，破坏他们的电子设备并使其丧失能力。正如拜占庭帝国大部分是骑兵的精锐部队遇到的情况一样，在欧洲这些新式的军队在人员和设备上可能难以补充。

　　 但和拜占庭军队在曼齐克尔特被消灭后的情况不同，在那里拜占庭帝国几乎没有了军队，战斗将转化成历史上以往的武器系统之间的战争样式。随着战争的发展，敌对的双方军队可能会转变回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形，直到装备得到补充以后再部分恢复到战争开始时的会战条件。所以，在两支小型的精心装备的机械化军队之间的战斗的某些阶段中，不久前历史中的战术可能会重新被采用。

　　 这种战术的转化会带来什么样的战略后果呢？很明显，建设小型化资本密集型的军队的趋势仍将继续，复杂的武器和昂贵的弹药耗尽了工业化国家的资源，这些资源在本世纪初足以装备数百万之众的军队。这种军队是否会和安息人骑兵相类似，它们在平原地形上不可战胜，但却不能适应亚美尼亚的山地和叙利亚的丛林地形？当然，考虑到这是一种地(水)面和空中武器相结合的军队，并使用大量的导弹和电子侦察设备，这种军队和老式的骑兵部队和机械化部队相比，克服丛林和山地障碍的能力要大得多。

　　 然而这种军队存在的目的主要是和同样性质的军队作战。相应地，如果和一支装备着二十世纪上半叶特点的军队作战，它会发现它处于一种被自己打败的境地，因为它发射的导弹比目标要昂贵的多。因为，这些军队的主体可能类似于中世纪的精锐重骑兵，他们在战场上能压倒敌人，但要依靠步兵进行阵地战或在需控制国家时担任警卫任务。

　　 也许，军队规模的小型化可能会使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阿以战争中的绵延的战线不复存在。在这方面，作战行动可能类似在北非进行的第一次主要是在机械化军队之间进行的现代化作战。另外，军队规模的缩小可能对其战略作用形成重要的限制，对这种军队来说，大量的装备和相对较少的人员将限制其控制被征服领土的能力。随着军队规模的缩小，低的兵力空间比对战略结局的传统的限制可能重新出现。这种军队对后勤补给线的依赖也使其比古代马背上的军队更加脆弱，因为古代军队能依赖其占领的土地生存下去，而且没有对弹药的额外需要。

　　 当然，这种有强大战斗力的小型军队在其补给线被游击队破坏后可以依赖空中补给，但这并不能弥补其规模小而要控制的国家幅员广阔的巨大差距问题。在一个庞大的政治上敌对的国度里，它的行动并不会比汉尼拔在意大利打败罗马人的胜利更有影响。只有实行蒙古人的恐怖和灭绝战略，这种军队才有可能使其顽强的对手屈服，但要达到这一目的，它会发现其复杂的导弹武器和昂贵的弹药是不能胜任的。

　　 然而，似乎这种昂贵的电子和导弹战只是全球众多战争样式中的一个特例。这种多样性在三个世纪前欧洲人开始向全球加速扩张时就存在了。在本世纪初出现的世界范围的部分一致性，也因新的机械化战争的样式所面临的地理障碍而消失了。在丛林、山地和城市，19世纪式的用枪炮进行的战争仍然流行着，虽然有时也运用坦克和飞机。经济因素似乎仍在限制对新型电子和导弹武器的运用，而未来在欧洲爆发的战争将和许多其他地区进行的和计划中的战争的区别越来越大。相应地，世界战争将重新趋向多样性，战争将因交战国经济资源和政治、地理条件的不同而不同。这样世界军事形势将类似于中世纪欧洲的情况，每一地区为满足其独特的需要都有其相应的方法。由于战争中重新出现的多样性和地区主义和历史上的情况具有同样的原因，所以似乎没有理由不相信它不是未来战争的一个特点。

　　 以上试图窥见未来战争的特点，像许多类似的作法一样，只能从近期一些十分明显的趋势加以推断。由其他明显的趋势出发无疑可能会得出对明天的另一种认识。没有任何其他的学科比历史更能预见未来了。它将推论的起点延伸到遥远的过去，希望如果其作法正确的话，能够更加准确地描绘出未来的发展。为达成这一目的，它还通过对历史类比的潜在价值的认识去理解当前的变化和事件的可能发展。尤为重要的是，历史还对现在提出其自身的问题，并为其后的发展提出假说。如果本书中的各种命题和连续性能够帮助读者提出这些问题，并形成自己的假说和战略选择方法，本书就完成了它对未来所担负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