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再度发生之前的序幕·第九
作者：阿彻·琼斯·美
出自————《西方战争艺术》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四种新式武器系统的完善发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所有的欧洲主要国家都没有与力量上相近的国家进行过大规模的战争。然而，在这期间却依然发生了许多变化，欧洲所有的主要军队和私人武器制造商都投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武器系统。就像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那段不寻常的时光一样，在经济萧条、独裁统治以及领悟战争的艰难困苦的20年间，就在军人们设法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以及新式武器系统的影响时，新的思想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对这些思想和改善了的武器系统进行检验。
飞机技术的进步比较迅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具有商用潜能，经常得到政府资金的支持，鼓励其发展。1918年具有代表性的战斗机装有一台200马力的发动机，速度为每小时130英里。到1939年时，飞机发动机的功率已经增加了5倍，一些飞机每小时能飞行350英里以上。速度的提高不仅仅是由于发动机功率的增大，而且由于飞机是单翼机而不是双翼机，以及使用了收放式起落架，从而降低了风对飞机的阻力。飞机技术上所采的其他措施，比如使用了横截面狭小的12汽缸V型发动机，一改以前转缸式发动机或星形发动机庞大的体积，也减小了风对战斗机的阻力。金属材料也大量地取代了木制和纤维材料，使飞机变得较大较重。虽然新型飞机缺乏老式双翼飞机的可机动能力，但它们速度更快和火力更强大却弥补了这一不足。尽管1918年的战斗机拥有两挺步枪口径的机枪，但1939年型战斗机的机枪数量却已经多达8挺或加装与之相当的大口径武器，而且绝大多数战斗机还能携带一些小型炸弹。
轰炸机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进程，演变成拥有1-4台发动机的轻、中、重型三种型号，其载弹量高达数吨。战斗机的速度比轰炸机每小时快50到100英里，俯冲式轰炸机专门用于以大角度向目标俯冲，由于临近目标因而能更准确地进行投弹。尽管飞机的轰炸瞄准性能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与炮兵火力相比，即使是俯冲式轰炸的误差依旧很大。因为炮兵通常在已知射击距离和火炮性能的情况下射击，而且可以对后续射击进行修正。观察机继续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飞机存在，但它们的任务经常由小型的轰炸机来完成。
从地面对抗飞机的手段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开始使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发展，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趋于完善。对高空飞行飞机的防范措施多是使用口径在3-4英寸之间的高速炮，这些炮一般都发射使用定时引信、能够在飞机飞行高度爆炸的榴霰弹。但是，要瞄准一个不知速度和距离、在三维空间运动的目标却是一个难题。
当进行对空射击时，防空武器依靠接收机测听正在接近的飞机的发动机声音，操作手移动接收机直至测到准确的声音方向。测到准确的声音方向之后，就可以将光学测距仪瞄向正确的方向，在夜间就能将探照灯指向正确的方向。当测距仪跟踪目标时，一台原始的机械计算机在知道了距离的情况下，计算飞机的飞行速度和方向以及炮弹的弹着点，以便其榴霰弹能拦截飞机并在恰当的时刻爆炸。当这一信息传送到火炮之后，炮手便设定时间引信，进行瞄准并开始射击。
这套系统在能见度良好的情况下对付在高空飞行的飞机是很有效的，但对在低空快速接近的飞机的攻击进行防御时却没有任何的应用价值。比如，英军在美吉多战役中攻击土耳其撤退部队的飞机就使土耳其人束手无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防范低空飞行的飞机，步兵曾使用过机枪。这种防空手段主要是靠火力的密度而不是火力的精度，在战后仍是防空手段的发展方向，只是增加了口径在20至50毫米之间、发射触发爆炸子弹的大口径机枪。这些轻型防空武器和更小口径的机枪，经常成群配置，能迅速发射高密度的对飞机非常致命的子弹。这些武器进行瞄准时主要依靠火炮瞄准具以及炮手的肉眼判断，或者是使用早期的火控系统。射弹的数量以及曳光弹的帮助弥补了这种精度差的不足。使用曳光弹时，射手们可以看到射弹飞向目标时在空中经过的轨迹。陆军用卡车或履带运输车牵引这种武器，或者将它们安装到车上。
如果一支海军或陆军决定装备大量的防空火炮，那么它就能利用防空力量保护自己，这种保护是如此的令人惊叹，而且证明了徒步士兵比骑马士兵具有优势这一古老的原则仍具有正确性。考虑到飞机昂贵的造价、经过严格训练的飞行员及其需要专门地勤人员必要的支援，防空火炮不必打下很多飞机就能取得消耗敌人的最佳效果。然而，飞机不会再像更早时候的轻骑兵去攻击轻步兵那样对防空火炮实施攻击，飞机的攻击目标像过去的轻骑兵一样，是十分脆弱和没有防御的武器系统，以及后勤装备和设施。
为了对付穆斯林的马上弓箭手，十字军战士使用了弩。防空火炮起到了弩的作用，但其效能更差，而且还有缺乏机动能力这一非常严重的缺限。虽然弩手拥有步兵的所有机动能力，但步兵却携带不了有效的防空武器。为了使对低空飞机进行防范的防空火炮具有机动能力，就需要用卡车或履带式运输车牵引它们或将火炮安装在车上。这种机动能力可能超过了徒步步兵，但这是付出了资源和灵活性的巨大代价之后才获得的能力。大威力防高空袭击的高射炮营及其相关的复杂火控仪器，不能像伴随着部队行军或部署的自行防空机枪那样迅速地进入战斗。然而，高空轰炸的误差实质上减轻了部队防御高空飞机威胁的困难。与弩手面对的形势所不同的是，可资利用的防空武器限制了处于运动之中的部队对敌低空飞机的防护能力，它们只有使用代价昂贵的摩托化车载式或牵引式防空武器才能成功地进行防护。毫无疑问，很多国家的军队，似乎低估了空中轻骑兵所带来的战术危险。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中，坦克的质量和作战能力都有了实质性的进步。法国依旧保持了其成功的“雷诺”型坦克的设计，而英国的武器生产商则做了大量的出口生意，在生产拥有能旋转360度炮塔的小型坦克方面沿袭了法国的模式。不久，制造商们生产出了耐用的履带和悬挂系统，使坦克速度达到每小时20英里，然后又提高到每小时30英里。坦克重量一般都在6至12吨之间，装备有机枪以及与最早用在“雷诺”型坦克上的37毫米炮相同的火炮。坦克的装甲厚度通常在10到20毫米之间，可绰绰有余地防敌轻武器的射击。
陆军试图将坦克分成两类：一类速度较慢，装甲较厚，用于支援步兵的攻击行动；一类装甲较薄，速度较快，作用与骑兵大体相当。然而，与轻步兵的步枪手和机枪手相比，两类坦克都起到了重骑兵的作用。与海军设计家一样，坦克设计者面临着速度、装甲和火力三者之间的制约关系。
由于坦克的持续作战能力和机械可靠性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加上道路速度达到每小时20公里，1930年的坦克具备了极大地增强了的战术价值，同时还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机动能力。为了对付坦克这种提高了的潜能，各国陆军都在寻找一种防范措施。正像罗马军队、中世纪雇佣兵和瑞士步兵为对付重骑兵的冲锋所采用的矛一样，陆军在寻找一种合适的武器来对付坦克。他们在寻找一种火炮，要求比野炮具有更大的机动能力、更少的操作人员、更小的牵引需求，而且更便于进行正常的防护和隐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引进了一种口径比其标准步枪大2/3的放大型步枪。这种枪与步枪的关系就好像西班牙毛瑟枪与火绳枪的关系一样，它可由一个人操作，虽然十分困难，但其钢弹的高速度可以击穿坦克的装甲。但战后坦克拥有更厚的装甲使这种反坦克武器很快就被淘汰掉了。
子弹穿透装甲的能力取决于子弹的能量，即其重量和速度的平方以及某种程度上子弹穿孔大小的乘积。因为体积更大的射弹需要在装甲板上形成更大的穿孔，因而会遇到更大的阻力，所以一枚体积更小、重量更轻的高速射弹将比一枚具有相同能量但体积更大、重量更重的慢速射弹具有更好的穿透效果。但要使射弹达到较高的速度，必须有一个又长又重的身管，以及能够承受产生速度的炸药所形成的后座力的炮架。
插图9.1 德国小口径、高射速反坦克炮
只有小型的加农炮拥有这些特性。大多数陆军改装了一种口径在25到50毫米的低射界、易于构筑工事、有射击屏蔽的火炮，随着坦克装甲的改进，加长火炮的身管并提高其初速，或者是增大火炮口径和射弹重量。但是，即使这种早期的和小型的反坦克火炮也有0.25吨至0.5吨重，需要卡车、履带式车辆或马匹去牵引它。与防空火炮相比，反坦克火炮有很好的防护能力，但这是以牺牲步兵的战术机动能力为代价的，此时步兵的机动能力甚至比未经过训练的中世纪雇佣兵还差。但是由于采取直瞄射击，反坦克火炮可迅速、准确地对暴露的坦克目标进行射击，而且即使未修筑掩蔽工事，坦克炮也很难对其进行射击。反坦克炮比野炮造价更低、更易于构筑阵地、机动性也稍微好一些，但它基本上仍然和防空火炮一样需要费劲的机动和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投入战斗。
所以，为了建立起对飞机和坦克的防御，各国陆军不得不最终选择了火炮，这种做法与以前的便携式弩和矛不同，它们妨碍了使用机动武器系统的战术机动能力。对于投射武器来说，其机动能力与重量成反比，并直接影响到投射武器的威力。例如，围攻战中使用的弩在威力上已经远远超过了便携式武器，但弩却需要动物牵引它们。因而，武器的威力与其机动能力有着反比例的关系(图解9.1)。火绳枪适合于曲线的上部，而西班牙火枪、古斯塔夫轻型团火炮和各种各样的重装备则在这条机动能力与威力替代关系曲线上依次排在它的下部。各种反坦克火炮也将遵循这条曲线，而高射炮及野战火炮则由轻型野战火炮到最重型的铁轨火炮照此排列。
图解9.1 机动能力与威力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
对坦克的可以利用的防御措施特别适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的围攻战。但是在机动作战中，由于这些武器要像野战火炮一样需要牵引或自行，同样具有不能迅速投入作战的缺点，而且由于它们的作战对象主要是机动能力更强的武器系统，所以它们原则上只能用于防御作战。
高射炮和反坦克炮在弹道特征上有很多相同之处，使它们很易于使用对方的弹药来交换打击目标。然而火炮炮架拉开了一种通用武器系统的序幕，使得它们能够集中火力对付坦克或飞机这两种运动目标中当时威胁更大的目标。为了进行高角度射击，高射炮需要很高的炮架，而直瞄反坦克武器则需要很小的射角，因而与高射炮不同的是，反坦克炮需要尽可能低的炮架，以使其在坦克炮手面前暴露的目标尽可能小和便于构筑简易掩体。然而，特别是在有机会构筑了更完善的掩体之后，高射炮能非常有效地对付坦克，而重型高射炮也能很好地作为野战火炮使用。
四种武器系统的传统矩阵(如图解9.2）已经恢复到一个不同的形式。
图解9.2 传统的武器系统矩阵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四种武器系统已经达到了如图解9.3所示的水平。
图解9.3 20世纪30年代武器系统矩阵
最初，坦克和飞机间根本不能相互作战。坦克炮不能向飞机射击，对飞机来说，坦克也是没有把握的打击目标。坦克作为一个小目标，即使是在静止状态下，飞机的炸弹也很难命中它，其装甲可防护飞机机枪对它的射击。虽然坦克车体和炮塔顶部的装甲很薄，但飞机子弹以锐角撞击坦克顶部时，坦克顶部装甲也能使子弹改变飞行方向。
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情况发生了变化。法国在战斗机上加装了一门20毫米加农炮，这种炮能穿透坦克的水平装甲。到1939年，把他们的空军和陆军的作战需求最紧密地联系起来的法国、德国和苏联已经在他们的战斗机上至少安装了一门20毫米的加农炮。飞机的这种变化使得它们能够攻击坦克，而坦克除了炮塔从顶部进行暴露射击的一挺机枪外，没有任何的能对俯冲射击的飞机进行防卫的武器。正如穆斯林的轻骑兵能避开拜占庭或十字军战士的重骑兵而用弩消灭他们一样，飞机以同样的方式对付坦克。
在中世纪末期，这四种武器间已经形成了如图解9.4所示的关系，D代表防御攻击的能力，A代表成功地进行攻击的能力，箭头代表作用的方向。到20世纪30年代末，四种新的充分发展了的武器系统间形成了与之几乎完全对应的关系(如图解9.5)。
图解9.4 传统的武器系统的能力
图解9.5 20世纪30年代武器系统的能力
这张表过分地夸大了中世纪与现代态势的对称性，例如，坦克已绝少有必要或者有机会像中世纪的重骑兵乘马攻击弩手那样去攻击高射炮。这张表同时也忽略了高射炮的能力，如经过恰当的战斗准备，调整好射击位置后，高射炮也能攻击坦克。野战火炮在表中没有显示，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而且在攻击反坦克炮时作用大于飞机。重型高射炮能起到野战火炮的作用，所以它们也能对反坦克炮进行攻击。
飞机和坦克的出现再现了骑兵部队中重骑兵和轻骑兵的分化，而这种差别在16世纪由于手枪和军刀的采用已经消失了。这种恢复到过去的二分法，使得坦克在防御其他坦克时具备了与徒步的中世纪武士防御骑兵时相同的优势。一些法国坦克装备的37毫米或75毫米加农炮和很多英国坦克装备的57毫米火炮使得早期坦克具有击穿其他坦克装甲的能力。
一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坦克继续拥有火炮装备，进一步巩固了这种新型重骑兵具有与古老的重骑兵可以比拟的防御能力。静止的坦克在防御运动坦克时，有选择作战地域、使用掩体以及更好的射界和预有准备地射击的传统优势，这种防御的传统优势使步兵在防御同样武器系统时的优势更为突出。当然，廉价的反坦克炮与坦克相比具有同样的优势，但就像爱德华国王的徒步武士比只有很少身体铠甲的威尔士长矛兵具有防御的优势一样，价格更昂贵、全装甲的坦克要比只有一个护板和低的外形防护的反坦克炮表现要更好。坦克能防御其他坦克的这种能力，逐渐地令坦克设计者们除了给几乎所有的坦克除装备机枪外，还装备了能穿透坦克装甲以及能对步兵机枪阵地发射爆破弹并具有更大射速的火炮。
另一方面，飞机的飞行员没有下机进行防御作战的能力，而这是老式的轻骑兵所特有的能力。尽管骑马的弓箭手能离开他们的马匹利用防御的地形之利和步兵对骑兵的优势，或者承担像城墙或要塞里的弓箭手一样的职责，但飞机的飞行员却没有老式骑兵下马作战的多用途性，而坦克则恢复了重骑兵的这种能力，因为如果骑兵除了装备手枪和军刀之外再装备一枝步枪，所有的骑兵都将拥有这种下马作战能力。
与中世纪一样，武器系统能力的图表只与适合于飞机和坦克作战的地形有关。在不适合乘车作战的森林或山地地形，使用步枪、机枪和机动野战火炮的步兵正如他们在19世纪所做的一样，依旧是这类地形的统治者。但是，如果在平原地或没有障碍物的地形作战，这种19世纪的陆军就会遇到一支主要由飞机和坦克组成的部队，并将遭受罗马人在卡雷受帕提亚人轻骑兵弓弩射击相同的命运。除非他们的火炮能像罗马重步兵把帕提亚重骑兵控制在不能接近的位置上一样保护他们免受坦克的攻击，否则这支以装备步枪的步兵为主的军队将遭受更惨重的损失。
即使是在适合于乘车作战的地区，指挥官也将面对基本上与中世纪将军们相同的问题，他们需要把各种武器系统综合起来保护他们的薄弱部位并加强他们的力量。指挥官们一直在设法解决这个难题，直到16世纪，他们实现了由火绳枪手支援的长矛兵与骑兵之间的兵种合成，并随时准备将合成部队投入作战用于完成进攻任务后，这才解决了这个难题。在将他们的新式武器系统投入另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指挥官和军事思想家们只有不到20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个诸兵种合成的问题。
即使指挥官们能够及时地发现新式武器正确的合成样式，新式武器系统的存在依然增强了进攻的力量。因为在有利的地形上，将军们指挥着各种各样的军队，这些军队由各种武器系统组成，每种武器系统对敌方的某种武器有着固有的优势，又可能与敌方的另一种武器相比处于劣势。即使双方的陆军都是以最优的组合设计，不同武器系统的出现仍会形成两个多世纪来都不存在的局面，一方发挥异常的潜能或另一方铸成大错所形成的机会，将会创造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单兵种陆军间相互进行的非决定性进攻战斗所没有的优势。
某种武器系统对另一种武器系统具有固有的优势，比如反坦克炮比坦克就具有优势，这种优势的存在确保了防御在战术上继续居于首要位置。但是合成的需求、由缺乏合成而产生的脆弱性以及不同武器系统各种集中所形成的局面，都为战术进攻提供了自16世纪初以来所一直缺乏的机会。
无线电增强了指挥官的控制能力，改善了通信的质量。到20世纪30年代末，战场上的飞机、坦克和部队都装备有无线电台。它们不仅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无线电报有了更广泛的应用，而且无线电语音通信增强了无线电通信的效用。
在20世纪30年代，很多国家发现了如何靠从目标反射的无线电波来确定目标位置的方法。这种装置被称为雷达，主要用于搜索飞机。由于雷达的性能在二次大战期间得到改进，它在防空中首先是取代了探测来袭飞机方向和概略位置的测听系统，而后取代了进行测距和瞄准的光学系统。尽管雷达有很高的精度并能在夜间不使用探照灯的情况下工作，但飞机仍然能通过抛洒将无线电波束反射回去的金属箔条来欺骗雷达。但雷达毕竟比依靠声音、光学及探照灯等方法进行防空的效果更佳。
火炮和轻武器依然与20世纪开始时的情况一样。除了防空武器、反坦克武器和较好的通信系统外，各国军队在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装备与他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拥有的装备非常接近。
法国在摩洛哥：新式武器和老式战略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新式武器系统在两次大战之间经历了多次考验，一些将军们认识到了它们的潜能。法国在拓展其对摩洛哥的控制行动中，对新式武器进行了最稳定、最有限的运用。法国在摩洛哥进行了26年的战役，采取了他们在19世纪殖民地征服期间完美地使用过的方法。然而，他们最初于1830年入侵非洲的阿尔及利亚时却非常的残酷。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征服阿尔及利亚的过程中，法国通过摒弃火炮、减轻步兵的负重、使用骡马替代四轮运货马车等措施，提高了部队的机动能力。但即使是提高了法国部队相对于敌人的机动能力，采取了包围战战法，法军仍然发现游击队太神出鬼没了。这简单地验证了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的指挥官托马斯·罗伯特·比若元帅的经验，比若元帅曾于拿破仑战争中法国占领西班牙期间在西班牙服役，经历了西班牙人的游击战。
所以，比若元帅采取了一种特别残忍但十分有效的策略。当他更强大的部队在这个国家里行军时，他不仅毁坏了粮仓，包括地下的秘密粮仓，而且掠走牲畜，在收获的季节焚毁庄稼，砍倒果树。虽然他因此在敌人的根据地里采取一种袭击性的后勤战略，烧毁帐篷和房屋，毁坏家俱和日用器皿，但他还是采取了一种与古希腊人相同的反袭击策略，寻求通过破坏性袭击来确保政治目标。比若的策略是使不同部落的首领屈服，法国就通过这些首领来统治这个国家。承认法国统治并向法国赋税的首领可以得到法国政治上的支持，并且会拥有与法国共同统治这个国家所应得的礼遇和地位。但是对那些拒绝服从或反抗的首领，比若元帅将无情地予以严惩。
由于比若并没有采取西班牙在古巴和英国在南非的后期政策，丝毫不考虑平民免受战争之苦，所以他的后勤和政治袭击战略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这些袭击与土耳其于曼奇刻尔特之战胜利之后在安纳托利亚实施的策略几乎没有差别。这种后勤战略本身就是一种悲剧，一位法军将领在返回被毁的村庄时发现“尸体堆积如山，人们在夜间受冻而死”。但是，这是一种国际性的、系统的恐怖主义活动，与蒙古人在花刺子模帝国采取的行动如出一辙。一位法国军官把这种政策归纳为“杀死所有15岁以上的男人”，并驱逐女人和儿童。“一句话，杀死所有不能像狗一样屈服的人”。 [ 注：安东尼·思多尔·沙利文，《托马斯·罗伯特·比若，法国和阿尔及利亚，1784-1849：政治、权力和好的社会》(哈姆登·康恩出版社，1983年)，第125页。 ]
当数百名当地人在一个洞中避难时，一位法军指挥官下令在洞口放火使洞里的所有人窒息而亡。后来，又有一位指挥官下令将一个山洞里满是人的洞口封死。一名法国士兵记述说这些在阿尔及利亚所使用的残忍行径“令人发指”。法国新闻界报导的这些暴行和在阿尔及利亚的作战方式，充分证明了法军的暴行。比若元帅在指挥了6年之后退役了，但他的方法却征服了阿尔及利亚的大部。在此后的20年间，法国巩固了对这个国家的统治。 [ 注：安东尼·思多尔·沙利文，《托马斯·罗伯特·比若，法国和阿尔及利亚，1784-1849：政治、权力和好的社会》，第127页。 ]
但是，法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扩大其殖民帝国时却没有采取比若这种令人厌恶的模式。虽然他们依然强调部队的机动力，以及通过当地首领和王公实施统治的政治途径，但他们所使用的却是更人道的策略，而这些策略经过巧妙运用之后效果一点也不逊色。他们在19世纪末的征服印度支那半岛和马达加斯加时又发展了他们的征服策略。他们于20世纪曾在摩洛哥在利奥泰的领导下应用了这些策略。利奥泰是一位果敢、足智多谋的军人和具有自我表现天才的精明管理者。在摩洛哥的长期指挥中，显示出了他在印度支那半岛服役和在马达加斯加与阿尔及利亚的任职中受益匪浅。
当法国人于1908年在摩洛哥开始行动时，他们开始有条理地应用与他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相一致的征服方法，并建立起了一套调和人民服从他们统治的手段。法国部队通过他们所控制的苏丹，利用一种缓慢渗透的系统扩展他们的统治。法国在扩展统治时，依靠当地政府实施统治，利用他们想要控制地区的人民中各种派别或组织。同时，他们还遵循了一条尊重当地法律、宗教和习俗并使他们的统治有吸引力的政策，依靠人为地以低价销售商品、免费提供医疗服务、建设诸如道路和水井之类的公共设施。这些经济刺激有助于使民众顺从法国的统治，但却不能消除人民反抗的动机。
为了使这些政治和经济措施产生作用，法国通常是首先采取军事行动。他们习惯上是集中大规模部队去对付一个较小的、不顺从的地区，常常是突然四面出击以包围和征服该地区。当部队的集中已经确保当地政府俯首称臣之后，法国在这一地区仍保持较高的力量与空间的比例，为了加强对所征服地区的统治，他们要建立坚固支撑点和对新征服的地区保持巡逻，同时还要使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措施有机会促使被征服的人民甘心服从法国和苏丹的统治。
这种征服方法中的军事战略与几个世纪以前英国人在威尔士所采取的军事战略相似，它使用了一种持久战的战略，这种持久战战略在逐步缩小敌人的控制区上包含有很大的后勤成分。同样与在威尔士一样，低地的产量比高原地的要大，也就使运用后勤战略去征服某一特定地区成为可能。当地武装部队通常驻扎在山区，他们通过到低地放牧和向低地的农业、商业人口敛税或收取贡金来维持自己。控制着低地的法军常常通过切断山上部队从定居人口中获取畜牧和补给来征服附近山上的部队。这种征服系统还有赖于在被征服地区招募和训练部队，用他们来戍卫这一地区，并且在征服新的地区时让他们担当主要角色。
法国人在1921年被提升为元帅的利奥泰的领导下，已经运用这种缓慢征服方法有15年多，但这种方法在1925年遭到了阿卜杜勒·克里姆的挑战，当时阿卜杜勒·克里姆控制着位于北部或者说位于摩洛哥的西班牙控制区的里夫山脉。在此之前，阿卜杜勒·克里姆已经打败了西班牙人，摧毁了西班牙人很多营区并基本上消灭了一支2万人的部队，他建立了一支拥有机枪、火炮甚至还有少量飞机的正规部队。他将这支部队向南机动，在法国与摩洛哥的西班牙控制区之间的边境以南和与这条边境线平行的较长正面上，他向数量上居于劣势的法军发动攻击。
阿卜杜勒·克里姆击退了数量上不如他们的法军，攻占了这个山区内法军2/3的筑垒营区，但是他却未能迫使法军后退很远。法军非常得益于他们优势的炮兵、战法以及他们的纪律、训练和作战经验。他们数量更多的飞机也有助于防御，但是即使由三个轰炸机中队的袭击在一个营区成功的后撤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数量很少的可资利用的飞机并没有对取得了胜利的防御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飞机也偶尔地证明在补给方面是有用的，它们向被围困的营区投掷冰块和水，有时还将大量的勋章运到前线，使将军们通过在火线颁奖来鼓舞士气。
阿卜杜勒·克里姆的成就使法军立即获得了来自法国的增援，并导致了一场法西联合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法军1918年大捷的总司令贝当元帅像西班牙首相普里德里维拉将军的做法一样，亲临战场指挥。贝当元帅带来了更多的士兵、飞机、重型火炮和坦克。1925年秋和1926年春，这些强大的部队击败了阿卜杜勒·克里姆的军队，并俘虏了阿卜杜勒·克里姆。战争又回到了法国自1911年就开始系统实施的缓慢渗透模式。
坦克在这场战争中证明其作用是很有限的，因为法军早就征服了绝大数的坦克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平原地。法军将他们原来对低地的征服建立在他们更好的训练、纪律和组织等基础之上，而且更重要的是，法军得到了对现代步枪垄断的帮助。当摩洛哥人装备了现代步枪并掌握了散兵线作战技巧时，坦克在战斗中的作用十分显著。但法军早就已经控制了绝大部分适合坦克作战的地形，而绝大多数剩余的行动发生在海拔高达1万英尺的山地，坦克在这些地区则难以发挥作用。然而，在一片绿洲上进行的一次沙漠战役中，尽管大量的棕榈树成为了坦克的障碍，但坦克还是证明了它们的价值。
1934年，在平息摩洛哥的战役即将结束时，法国人成功地运用了卡车。在与西班牙的殖民地里奥德奥罗接壤的南部地区，那里地质坚硬、地面平坦且没有树木，每辆车上乘坐了14个人的100辆卡车构成了一支包括摩托化机枪以及37毫米和57毫米火炮纵队的主力。这支纵队在平坦的路面上迅速、突然地前进，对当地的骑兵部队实施迂回行动。法国人每天以近乎悠闲的步伐前进60英里，占领了敌人南翼的阵地，切断了他们向西班牙边界的退路，迫使当地部队在发现他们已被夹在南面摩托化部队和北面徒步而来步兵之间时投降了。法国用卡车替代马匹以确保他们拥有更强的战略机动能力，再现了埃伦比的美吉多迂回行动，再一次表明了装备有速射步枪武器的乘车步兵的重要性。
由于山地通常缺少树木的掩护，飞机可承担轻骑兵进行侦察这一传统战略任务，而使其作用非凡。航空照片使法军能在几次典型的快速、突然的前出行动之前就已制定出周密的计划，在这几次行动中，规模相对较大的部队攻占了较小的地区。利用飞机从空中对敌人部队实施攻击的作用较小，因为法军是依靠小部队寻求平定而不是消灭敌人。但当已经在高山上构筑了工事的敌人击退了攻击，能很容易地抵抗了一个月之久的围困和轰炸时，在这种情况下，空中侦察对作战的作用就意义非凡了。飞机能够帮助搜寻被围困的敌人赖以提供水源的秘密泉眼，并协助炮兵摧毁它们。法国人应用了与波斯人在普拉蒂亚时异常相似的后勤战略，而且最终比波斯人运用得更为成功，迫使被围的摩洛哥人在失去了泉眼和水源之后不得不投降了。
飞机的战术和战略运用
在1935年到1936年对付埃塞俄比亚的意大利战争中，飞机担当了主要角色。在对补给线和部队攻击当中，意大利人对三发动机的轰炸机进行了现代化改进，一些飞机的最高速度每小时达200英里并且携弹量重达2,600多磅。意大利飞机对在平坦、开阔的战场上撤退的2万名埃塞俄比亚败军进行攻击时，获得了最辉煌的战绩。意大利的飞机向饥饿的、丧失了斗志的埃塞俄比亚军队布撒糜烂性毒气，投掷了73吨炸弹，这些炸弹的重量相当于1万多发75毫米的炮弹。埃塞俄比亚人的尸体数以千计。由于没有高射炮，埃塞俄比亚人就如同徒步的罗马或十字军战士在遭到马上弩手攻击时一样，毫无防范能力，而且由于没有装甲而更加脆弱。
意大利的坦克在战争中被证明是作用巨大的，但是在取得胜利和征服这个巨大国家的重要中心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却是意大利数量更大、占据绝对优势的火力。在向埃塞俄比亚首都的最后推进中，1.2万人的意大利部队搭乘1,785辆汽车和卡车长驱200英里。但敌人对道路的破坏使意大利的摩托化纵队行进速度大受影响，在这段路程上意大利人竟用了10天时间。
在1937年的西班牙内战中，政府军在击退两个意大利师(这两个意大利师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摩托化)伴随50辆坦克进行的进攻行动中，政府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虽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辅助作用，但也是起到了主要的辅助作用。当时反政府武装的摩托化部行军纵队被大雨困在瓜达拉哈托附近的道路上，成了政府军飞机绝好的靶子。
尽管天气恶劣，但携带着炸弹的政府军轰炸机和战斗机对被道路束缚了的意大利人进行了有效的突击。遭到空中攻击沉重打击和士气低落的意大利军队，又被前面顽强的抗击阻挡下来，加之由于车辆被毁使他们的撤退十分困难。当这些道路被炸弹炸得坑洼不平和被破坏了的卡车堵塞了之后，撤退变得尤为艰难。士兵们放弃了车辆，徒步穿过泥泞的田野，大多数四散而逃，但其他成群逃跑的士兵却成了战斗机最佳的攻击目标，战斗机上四挺机枪向他们扫射时就好像土耳其的轻骑兵撂倒在小亚细亚行军的十字军战士一样。
苏联的一次坎尼战役
1939年，在满洲与蒙古边境平坦而没有树木的地形上，日本和苏联的部队在一块有争议的土地上发生冲突。双方的力量都是集团军规模，双方都拥有相当数量的飞机、坦克以及防空火炮和反坦克火炮。交战双方在这一地区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构筑工事，在交战中，反坦克炮显示了其威力，因为双方都抗击住了对方坦克的攻击。在一次不成功的攻击行动中，日本人损失了其73辆坦克中的一半，但日本的37毫米反坦克炮却证明能非常有效地对付更大型的苏联坦克，因为苏联坦克虽然重达13吨，但其装甲厚度却不到一英寸厚。
苏联人使用数量更多的部队最终战胜了日本人，而日本人并没有想到苏联能将如此强大的部队从离铁路500英里的地方集中起来。但苏联人使用4,000多辆卡车运送了5.7万人投入战斗。然而就是这样一支以步兵为主的部队也几乎不应该对构筑了工事、装备有机枪和火炮的3万名日军构成决定性的优势。苏联人的胜利得益于他们对498辆坦克和346辆装甲车的合理使用，而在这场持久战役的战场上，日本人只能使用野战火炮和数量不足的反坦克炮进行抵抗。苏联人将坦克集中于两翼，粉碎了日军的防御，推进到日军防御步兵的后方并对其形成包围，也就取得了作战的胜利。坦克部队包围住了相当大部分的日军部队。这场在哈尔欣科的战役在很多方面与汉尼拔在坎尼取得的胜利有共同之处，在汉尼拔的胜利中，迦太基人的重骑兵对罗马人的包围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整个战役中，日本人的伤亡人数达1.7万人，差不多是苏联人伤亡人数的两倍。
海军对新式武器的反应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海军的设计者们认识到，他们舰船的装甲根本经不住远程火力的攻击。从1.5万到2万码的距离上发射的炮弹，以垂直角度能够击穿只能防范小角度炮弹打击的甲板。解决的办法不仅包括增加甲板厚度，而且包括使用表面坚固的装甲来取代普通钢板，普通钢板似乎只能抵挡偏斜打击。海军设计者们还提高了所有战舰抗水下爆炸的程度和周密性的设计。除此之外，全大口径火炮战舰已经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
对现有战列舰的改造和新舰的建造都充分体现了这些经验。排水量增至4万多吨的新式战列舰，装甲在重量中所占的比例更大，速度也从20-21节提高至27-31节。由于很多巡洋舰的速度都不超过31节，所以如果不抛弃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之间的区别，新式主力舰的概念就模糊了。设计者对战列舰上原来用于对付鱼雷艇的副炮进行了改进，增加了防空火炮，有的则是使副炮具备两用功能，既适合用作重型防空火炮又能用于对驱逐舰进行防范。
战列舰的这些安全防护变化使其具备了防鱼雷和远程火力的能力，又提供了绝好的防空袭能力。舰上甲板结实得足以承受穿甲弹的俯射，这使其完全能防御当时炸弹的攻击；而改进的水下鱼雷和水雷防御系统，则又使舰船能有效地防范未能命中战舰和在战舰附近爆炸的炸弹所产生的水雷效应。将战舰上的副炮改成高射炮或者增加重型高射炮，使战舰具备了足够的对付高空飞机低精度轰炸的安全措施，陆军用于防御低空飞机的20毫米到40毫米自动火炮则又向军舰提供了同样的安全。但是海军将军们却没能真正地认识到，舰船需要巨大数量的小口径火炮来提供一定量的火力，这样才能对低空飞机更具威胁的攻击进行恰当的防御，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将被人们所认识。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巡洋舰和驱逐舰都采用了旋转炮塔设计，通常是2-3门炮在一起。巡洋舰通常的航速约为32节，大小在0.5万吨到1万吨之间，它与战列舰在基本设计构想上区别甚微，区别就在于它们装备有6门或更多的口径通常是6英寸或8英寸火炮，以及一种主要用于对付飞机也可对付鱼雷艇的两用副炮。巡洋舰的装甲较薄，但结构与战列舰非常相似。驱逐舰也有所增大，在1,000到2,500吨之间，标准型在1,800吨左右。驱逐舰看上去很像小型巡洋舰，除了没有装甲防护和它们的速度更快之外，驱逐舰与巡洋舰的区别极小，驱逐舰的速度为35节或更高。驱逐舰炮塔炮的口径通常为4英寸到5英寸，既能打击水面目标又能打击飞机，同样它们也装备了更小口径的高射炮以对付低空飞机。
尽管在美国进行了一些公开的试验，但由高空飞机对军舰进行轰炸，特别是对运动中军舰的轰炸被证明是无效的。大多数国家的海军只好转而依靠俯冲式轰炸机和鱼雷机对军舰进行攻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曾成功地从一架飞机上发射鱼雷击沉了土耳其的商船。很明显，攻击军舰的浮力系统要比用炸弹攻击装甲板有一些优点。当俯冲式轰炸机吸引了军舰防空系统的注意力，并用炸弹摧毁了军舰的防空武器后，飞行速度很慢、防护能力差的鱼雷机在低空飞行，向军舰发射致命的水下推进武器。无论如何，对没有装甲防护的军舰来说，炸弹证明是有效的。
但是，航空母舰却导致了海战真正意义上的革命。随着英国将3艘航速30节、1.8万吨的舰船转变为航母，航空母舰得到了发展。航空母舰有一个平坦的甲板，这个甲板占据了舰平面的全部或绝大部分，飞机可在这个甲板上着落或者从上面起飞。当一艘航母以30节的速度迎风行驶时，迎风飞行的飞机在着落或起飞时，相对于甲板基本是不运动的。在飞机着落过程中，当飞机提高速度时，横向展开在甲板上的缆绳能钩住飞机上的着落拦阻钩，阻止其前冲。
飞机在作战范围上超过了舰炮。在100英里的距离上，一艘快速行驶、没有装甲防护的航空母舰可以派遣它的飞机去攻击海面上的任何舰只，而它又不必惧怕敌人舰炮的袭击。海战中对投射武器的依赖没有改变，而从航母上起飞的飞机具有更大的作战范围，使飞机比火炮具有潜在的优势。英国制造了7艘航母，是其战列舰数量的一半，另两个主要的海上强国美国和日本也各有7艘航母，而法国却只有1艘航母。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英国开始实施其舰队现代化计划时，准备建造同样数量的新航母和战列舰，即各造5艘。
从陆地起飞的飞机能在海上飞行很远的距离，这也改变了海战的形势。更大型的陆基飞机比那些舰载机的航程要远，经常表现更佳，而且由于它们不需要昂贵的航母作为基地，费用也更低。意大利由于横跨地中海，觉得不需要航母。正如他们低估了对低空飞机所需的防空一样，海军将领们同样没能充分认识到航母对海战的影响程度。
航母飞机的航程和侦察能力使航母与战列舰或巡洋舰完全区别开。自从古罗马军舰出现以及重炮战术与登船战术暂时共存的时代以来，海军首次在武器系统上出现了多类并存。就如同陆军正在从单一的武器系统(装备步枪的步兵)时代返回到多种武器并存的时代一样，海军也面临着处理两类性质迥异的武器系统相互关系的问题。一点也不奇怪，海军将军们像陆军将军们一样也很难立即找到最好的合成原则。
在反潜作战中，海军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引进了一种新型装置。这种装置发射出一束水下声波，当声波被潜艇艇身反射回来时，可以测出潜艇的方位和距离。这种装置被英国人称为潜艇探测器，美国人则称之为声纳，它既能发现静止的潜艇，又能发现运动的潜艇，也相应地增强了水面舰艇对付水下敌人的能力。
雷达在对付潜艇时也有作用，因为潜艇在大部分时间需要呆在水面上。雷达在夜间进行的观察使水面舰船在探测潜艇时又具有另一方面的优势。当雷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搭载到飞机上之后，雷达又扩展了其侦察能力。但是雷达不仅有益于侦察，不久它又具备了一些精密性和准确性，使其除了能用于高射炮之外，还可以用作其他主要装备的火控系统。海军欣然地接受了雷达。
作战理论的差异
尽管陆军与1918年时的编制结构非常相近，但作战的思想却改变了。热衷于坦克的人坚持认为坦克能起到1918年的作用，并将起到与1918年时远远不同的作用，1918年时坦克主要被用于协助步兵摧毁机枪。保守的思想则继续把坦克看作是用于支援轻步兵的运动很慢的重骑兵。坦克理论家预想了一种步兵和炮兵全摩托化的部队，其中大量的坦克将提供强大的突击力。
尽管包括J·F·C·富勒和B·H·利德尔·哈特在内的英国作家以及小型英国陆军在这些观念上是领先的，而且法国也于1933年用坦克组建了一个摩托化师，但只有德国人广泛深入地运用了这些理论，并将其写进了他们的陆军条令中。1935年，德国组建了第一个坦克师，或称装甲师，该师的编制最初要求有500多辆坦克，两个乘坐卡车的步兵营，以及摩托化炮兵和反坦克炮。大量的坦克在步兵和炮兵的支援下提供了强大的突破敌人防御的战术进攻能力。整个部队的摩托化使其具有战略机动能力，以利用敌人防御体系内的突破口。如果计划向敌人的后方不间断地推进，绕过障碍物，或依靠大量的坦克消灭障碍，装甲师将能够打击敌人的交通线，切断敌人补给和预备队的运动。热衷于坦克的军事家在其作战原则中设想了在攻击防御者的交通线、部队机动和司令部等作战行动中与空军进行的战略合作，在战役行动中提供战术支援，支援的方法是以俯冲式轰炸机加强或替代火炮。无线电不仅能对地面部队进行指挥与协调，也可对空军进行指挥与协调。因而德国设想了一种“帕提亚”式的陆军，在轻、重步兵的支援下，乘车实施战略机动。
在随后的几年，虽然德国陆军的更高级指挥官对装甲师的运用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心存疑虑且认识不清，但德国还是又组建了一些装甲师。他们的疑虑不无道理，因为自中世纪以来从未存在过相似的战斗队形。当骑士们追赶骑在偷来的马上的北欧海盗袭击者时，装甲师中相同数量的坦克和摩托化步兵部队已在对方阵营中出现了。在法国进行袭击的英国军队，除了重骑兵外，还让长弓手以及还有少量的长矛手骑马进行战略机动。但是这些集中起来的部队与其作战的空间相比是很小的，只能控制他们的营区，为了给自己提供补给还需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他们的使用与坦克师倡议者倡议的目的没有任何联系，这些目的是坦克倡议者为那些极为相似但规模要大得多的20世纪部队设想的。
已经接受类似的坦克作战理论但而后又暂时放弃了这一理论的苏联人，在与日本人进行的不公开作战中成功地运用了坦克。哈尔欣科战役展示了坦克在1917年和1918年西线围攻战以外其他条件下作为进攻武器的威力。坦克具有更强大的机动能力这一进攻特点，加上无须费时进行部署就能作战的能力使苏联人包围住了日本部队，并向其侧翼和后方进行攻击。很明显在前沿形成了任何突破之后，坦克都使用它们在哈尔欣科所展示出的相同的难以抵挡的进攻特性，并使进攻重新具有了亚力山大伟大的重骑兵和运用重骑兵的天才原则所赋予它的威力。但哈尔欣科战役只是展示了坦克的战术价值，并没有体现一些设想中的坦克师所具有的纵深穿插的战略作用。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大多数时间里，法国拥有最强大的和最现代化的陆军，对于坦克除了作为围攻作战中炮兵和步兵的支援力量之外，坦克是否具有任何其他作用都持更怀疑的态度，并又一次希望大部队的行动仍主要沿着他们的边境进行。法国也组建了装甲师，但数量上却少于德国，而且每个装甲师的坦克也少于德国。然而，对于如何使用坦克却有着相似的思想，至少都对使用坦克的结果缺乏清楚的认识。法国并没有像德国那样将所有的坦克都分配到坦克师，而是将一半以上的坦克分配给了步兵师去支援步兵师的攻击或反击。法国使他们的几个师实现了摩托化，用卡车搭载步兵，汽车牵引火炮。与德国一样，法国陆军的规模和1918年时保持一致，包括用骡马牵引火炮和许多骡马运输进行行军的步兵。
对飞机持更狂热态度的人并没有把飞机看成一种武器系统，并不认为这种武器系统将使陆军重新拥有轻骑兵这一兵种，也不认为由于飞机在海上具有更大的活动范围而会替代海军的大口径火炮。相反他们把飞机看成是惟一的和全能的武器，在基本上没有支援的情况下能够赢得各种战争的胜利。以意大利的吉利奥·杜黑为首的飞机制胜论派很快就制定出了一条很明显的飞机运用原则。
这些航空兵至上的热心鼓吹者信赖轰炸机，认为对轰炸机的任何防御都是无效的。由于一些轰炸机总是能到达它们的目标，只有隐蔽部这种被动防护措施才能起到某些防御作用，所以对付轰炸机的主要措施是用己方的轰炸机去采取攻势行动。但是他们认为，轰炸机的目标不是敌方的陆军或海军部队，而是打击敌方的工业和人口中心。杜黑认为，这样的攻击将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赢得战争的胜利，使得陆军和海军的作战成为多余的部分，除了把空中力量用于攻击这些目标之外，任何其他的行动都将是对空中力量的愚蠢的分散。
这一原则基本上是一种使用飞机摧毁敌人武装部队赖以生存的经济的后勤战略。它还体现了一种政治目标，因为空中力量的极端支持者认为，对敌人大城市的轰炸将在市民中造成恐慌，进而带来和平的要求。因此，空军制胜战略不知不觉地效仿了古代轻骑兵强国土耳其和成吉思汗所运用的战略。他们后勤战略的袭击目标是大量杀死敌方的人口，因而消灭了敌人军队的人力补充资源，将政治计划建立在由他们的袭击所造成的恐怖之上。土耳其人也就征服了拜占庭控制下的小亚细亚，他们是运用马弓手袭击来实施征服的，这种方式与空军支持者倡议的轰炸机使用方式非常相同。
这些偏激的思想未能统治任何国家的空军或战略，但在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的势力都很强。而在法国、德国和苏联，由于陆军在国防力量中占据主要地位，空军仍与用作陆军的轻骑兵这一任务紧密相关。
因此经过20年的和平，1918年就已经拥有的武器的性能已经得到了提高，使士兵和军事专家们有机会去评价和制定坦克与飞机的运用原则。但军事家们却发现了不一致的意见，第二次大战将作为不同思想的试验田，而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是一致意见的墓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