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刀的出现对线式战术发展的巨大影响·第五
作者：阿彻·琼斯·美
出自————《西方战争艺术》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刺刀、燧发枪的出现与战术的进一步变革
18世纪初，技术的革新极大地促进了战术发展。轻步兵开始排成线式战斗队形，依赖其火力进行作战，从而成为步兵中实施进攻和防御的主要力量。自从战争中四种基本武器系统形成以来，武器自身的任何改进都对战术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人们成功地将滑膛枪作些改进，以成为一杆短的长矛，这对陆地作战的战术发展产生极大影响。滑膛枪的第一步改进，是在枪管上加装一把1英尺长的短刀。早在17世纪中叶，这种被称为刺刀的短刀，最先在法国军队中出现，而后在其他国家军队中也相继出现。一位当时的学者曾将这种短刀描述为，这是“一种没有任何护手盘的宽刃短剑，只是将其一端简单地加工成圆锥形，以便插入滑膛枪枪口固定。这样，滑膛枪就可以取代长矛以对付骑兵的攻击。在装上刺刀前，士兵们首先可发挥滑膛枪射击的优长”，而装上刺刀后，滑膛枪手又都变成了长矛兵。 [ 注：戴维德·钱德勒，《马尔伯勒时期的战争艺术》(纽约，1976年版)第82页。 ]
即使滑膛枪装上刺刀后，其总长度也只不过6-7英尺。可见，滑膛枪这一武器系统的不足不在于长矛的长短问题。事实上，在与骑兵的对抗中，步兵是把装有刺刀的滑膛枪当作类似于短矛和利剑那样的刺杀武器使用的，而不是像密集方阵中的长矛兵那样使用长矛的。但是，对付手持长枪的骑兵，带刺刀的滑膛枪就不那么有效了，因为，这时需要的是防御者用长矛构成的一道带刺的防护屏障。但对于只装备马刀而不是长枪的骑兵，只要所有步兵都装备上长矛型武器，哪怕性能不如长矛也行，骑兵就难以突破这种可以取代传统重步兵的步兵阵形。但是，对于滑膛枪兵来说，如果放弃成排齐射的优势，就容易受到骑兵的攻击，因为，他们往往还来不及装上刺刀，敌骑兵就已经到了。
直到17世纪90年代，卡座式刺刀替代了插入式短刀，长矛兵才彻底退出了战争舞台。卡座式刺刀是将刺刀的刀身插入固定在滑膛枪枪头一侧的金属套筒上，这样，滑膛枪就可以带刺刀射击了。这样，装备这种武器的步兵就可以同时担负以往由重步兵和轻步兵分别担负的任务。到1700年，当步兵中已普遍装备了卡座式刺刀后，骑兵就不可能从正面再对步兵队形实施有效的攻击了。如果骑兵仍想从正面接近步兵，它将首先遭到来自滑膛枪队形的排枪齐射，之后，还将遇到像长矛兵队形一样的有力抵抗。
手枪在与马刀结合使用后，使得骑兵成为同时具有了重骑兵和轻骑兵双重功效的武器系统。骑兵武器的这一发展，增强了骑兵对步兵的攻击能力，而成为在开阔地带最厉害的武器系统，除非轻步兵和重步兵能密切配合作战，可以对骑兵造成一定威胁。但是，步兵装备上卡座式刺刀以后，情况就倒过来了。由于骑兵手枪不敌滑膛枪，马刀更不能有效地对抗由刺刀构成的屏障，所以，装备马刀和手枪的骑兵，就很难对装备带刺刀滑膛枪的步兵形成有效攻击。
从下面的这段训词中可以看出，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带刺刀滑膛枪步兵此时已经优于骑兵。1730年，一名西班牙将军在给他的步兵训话时讲到：为了检验步兵的抗击能力，指挥官“应该骑上一匹健壮的战马”，用“战马去撞击站在地上、手里只握有一根棍子的士兵；士兵们则用棍子去戳战马的眼睛或击其头部，最终使战马因害怕而拒绝前进”。此时，指挥官抓住机会地向士兵们说明：“既然一匹强健的战马都不能撞倒手里只握有一根棍子的步兵，那么，在吼声震天的战场上，面对装备有带刺刀滑膛枪的步兵营，骑兵则更不可能取胜——战马更容易受到惊吓。” [ 注：戴维德·钱德勒，《马尔伯勒时期的战争艺术》(纽约，1976年版)第104页。 ]
但是，骑兵具有快速机动能力，并且不必进行长时间的部署和准备就能迅速投入战斗，因此，骑兵仍然拥有明确的进攻作战优势。再加上线式步兵队形的翼侧和后方完全暴露，也便于骑兵充分发挥它的这些进攻作战优势。由于3列纵深的步兵线式队形就可以抵挡住骑兵的突击，因此，步兵就形成一种每边由3列步兵线式队形组成的空心正方形全方位防御阵形。可是，形成这种全方位防御队形需要一定时间，而且，骑兵的攻击速度又很快，在烟尘滚滚的战场上，骑兵的出现往往很突然，因此，步兵总是来不及组成这种能够有效对付骑兵攻击的全方位防御队形。然而，不管怎么说，刺刀的出现还是大大动摇了骑兵在战场上的统治地位。在整个18世纪，骑兵在西欧各国军队中所占的比例也在逐渐下降。
刺刀的出现，使得军队成份趋于同一，从而，也使战术家们的任务变得更加简单。在古代，由于军队包括轻、重步兵和轻、重骑兵四种作战力量组成，因此，战术家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将这些不同的作战力量有效组合起来，寻求以占优势的武器系统去对付不占优势的武器系统。比如，拜占庭军队之所以多次战胜对手，就是因为他们能根据不同的对手，灵活使用不同的作战力量。在塔吉纳会战中，他们使用重型步兵和下马骑兵改装成的步兵攻击哥特军队的重型骑兵；在卡西里努姆会战中，他们则使用轻步兵来对付法兰克军队的重型步兵。十字军的战术也是在使用强大的武器系统去对付处于弱势的武器系统。
由于西欧各国从未重视过使用轻型骑兵，所以，装备马刀和手枪的轻骑兵的出现，也并没有使他们的战术问题简单化。他们仍然保留着骑兵和轻、重两种步兵，两种步兵如果没有密切配合，就极易遭受骑兵的攻击。然而，刺刀的出现，不仅使军队中只剩下了步兵和骑兵，而且步兵也已代替骑兵占据了主要地位。如果，用D表示抵御攻击的力量，那么，图解5.1清楚地反映了这两种武器系统间的相互关系。与早期战争中的4种作战力量相比，战术经历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
图解5.1 带刺刀滑膛枪步兵与骑兵的相互关系
战术家们不再像以往的战争中那样，面临着如何去抵挡更先进武器系统的攻击问题，也没有机会利用一种先进武器系统的优势去对付另一种武器系统。战术家应考虑的是如何利用骑兵突击效果攻击队形散乱的步兵，或者去攻击成线式战斗队形的步兵的翼侧和后方。这对于聪明的指挥官来说，失去了一些发挥自己创造能力的机会，而对于平庸的指挥官来说，则少一些造成重大失误的机会。由于军队成份的趋于同一，会战不再具有较大的决定性，战败方的人员伤亡也大大减少了。
滑膛枪的重大改进也增大了其火力威力，从而使步兵更依赖火力的杀伤力。经过大约半个多世纪的不断改进和完善，到17世纪90年代，部队开始大量装备燧发枪。这种枪是靠燧石撞击钢片发出火花而点着火药池中的火药的。燧石夹在弹簧击锤上，扣动扳机时，弹簧突然松开击锤，撞击火药池上的金属盖片，撞击的同时打开火药池上的盖片，并产生火花，点燃火药池中的引火药，从而将弹丸射出(插图5.1)。显然，燧发枪的机械原理比火绳枪要可靠得多，最初，燧发枪的点火有效率为2/3，而火绳枪的有效率仅为50%。后来，随着技术进一步改进，滑膛枪的点火有效率提高到了85%。
插图5.1 燧发枪点火装置
一种内装火药和弹丸的长椭圆形纸壳弹筒的问世，极大地提高了燧发枪的射击速度。对于旧式的火绳枪来说，枪手首先要用一个牛角制成的药筒，将火药池装满引火药；然后，将一个小木管内的火药装入枪管；再从随身携带的弹药袋里取出一粒弹丸，从帽子里取出一片布包上弹丸，一同装入枪管内；用送弹棍将弹丸和布条捅紧；最后，取出燃着的火绳，拴在枪机上，以备最后点火射击。而对于燧发枪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首先，枪手用牙咬掉纸壳弹筒的尾盖，用嘴含住弹丸；然后，将弹筒内的火药倒入火药池中一部分，剩下的火药则装入枪管内；将用嘴含着的弹丸和弹筒的纸壳一起，装入枪管内；用送弹棍将弹丸和纸壳往下捅到火药处，这就可以准备射击了。火绳枪每分钟只能射击一次，而使用纸壳弹筒的燧发枪每分钟可以射击2-3次，甚至更多。
滑膛枪的另一个改进，是枪管采用硬度更强的金属，以使其能承受更大的火药装填量，从而大大提高弹丸的初速。改装后的滑膛枪可以使1盎司重的弹丸在枪口的初速达到每秒1000英尺。军队装备的滑膛枪，尽管枪管既短又轻，口径也不超过0.75英寸，但是，这些滑膛枪在射程和杀伤力方面，却一点也不比枪管下侧装有一叉状的笨重支架的老式西班牙滑膛枪逊色。新滑膛枪的射速是老式滑膛枪的3倍，枪机的击发成功率也大有提高。
燧发枪的装弹程序简单了，同时，在装填过程中，枪手不需要专门注意防备点着的火绳所造成的意外事故，因此，燧发枪带来了步兵战斗队形的重大变化。火绳枪步兵，人与人之间的间隔至少要1码，以便装填弹药，燧发枪步兵却可以肩并肩挨着一起进行装填，每个人只要有22英寸的空间就足够了。这就是说，在每一列队形中，装备燧发枪步兵的人数要比装备火绳枪步兵的人数多一倍多。这种更密集的步兵战斗队形，不但大大增加了每码正面的火器密度，而且也使抵抗骑兵攻击的刺刀屏障更密集。由于燧发枪装弹速度快，步兵的战斗队形纵深可从以前的6列横队变为3列横队，同时还能保持1/3的人装填好弹药准备射击，因此，指挥官就可以在正面宽度不变的情况下，将步兵组成一个更加密集的战斗队形。
尽管燧发枪的出现，要求战术队形做出相应的变革，但在实际过程中，这一变革过程却是很缓慢的。直到18世纪中期，许多国家的军队在作战时还没有采用适应燧发枪射击特点的3列横队队形，而仍然采用4列横队队形。18世纪中期以后，各国军队才逐渐接受了这种可以同时射击的3列横队队形。射击时，第一列跪着，第二列弯腰半蹲着，第三列则完全站着。还有一种同时的射击的方法是，第一列仍跪着，第二列完全站立，第三列移动一下，从第二列士兵的间隙进行射击。然而，采用第一种同时射击的方法，第二列士兵的锁骨很容易被击伤，而采用第二种方法，第三列士兵射击时又很容易伤着第二列士兵的手和胳膊，因此，三列士兵同时射击很难完全令人满意。最终，各国军队放弃了这种3列横队同时射击的做法，当然，直到19世纪，这种做法才正式被取消。
由于此时的枪管是滑膛的，所以精度很差。再加上枪管内的黑火药燃烧后很容易弄脏枪管，为了避免在战斗中擦洗枪管，弹丸不得不做得小一些，其直径一般比枪管直径小1/20英寸还要多，因此装填得很松。这样做虽然影响了弹丸的初速和射击的精度，但却有利于装填火药，也不必擦洗枪管。也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各国军队都没有使用有膛线的来复枪。因为，为了使弹丸在膛线作用下旋转射出，弹丸必须紧紧与枪管贴在一起被送入枪管底部。少数来复枪手甚至带上木槌，敲打送弹棍才能将弹丸送到枪管底部。
由于所有步兵都使用滑膛枪，射击就更小心。当士兵们肩并肩站立着射击时，他们所穿的军服都必须改换，以免影响射击。17世纪后期的宽边帽子和全下摆的大衣，被换上了窄檐或无檐头盔以及紧身军服，以便士兵形成密集队形。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火力威力一直困惑着战术家们。他们从火绳枪的使用程序中去寻找更好的射击方法。法国人将火绳枪改换成燧发枪的进度最慢，一直坚持采用较大纵深的队形，通过增减队形纵深的列数控制火力密度。当编成5列横队队形时，一般首先是前4列先跪着，第5列站立着射击；第5列射击完毕后，第4列再站起射击，依此类推，一直到5列都射击完毕。由于只是一列一列地射击，这样他们就能够根据情况合理分配或保留火力。
然而，用这种方法来控制整营的兵力进行射击，则显得很困难。为了更有效控制射击，另外一些军队将一个营的兵力分编为18个排进行射击。他们从整个营队形的每个部位各抽出一个排编成3个组，每一组都可以独立指挥射击。由于每一组的各排来自于整个营正面，因此，在任何时候的射击火力都来自于整个营正面。同时，整个正面不仅任何时候都有1/3的火力射击，也都有1/3的火力预备着。让每排的3列士兵同时射击，可以使营指挥官较好地指挥控制部队，同时，也可以利用营下级指挥官控制部队以更好地行动。另外，以排为单位进行射击，不仅使士兵装填弹药方便了，因为，这样整个排的所有3列士兵同时在装填，而且，还保证了在任一时刻，营队形的任何一部位都有部分士兵在射击，而另一些士兵则装填好了弹药准备射击。
平时的训练有助于士兵在战斗中保持整齐的队形，但是，整齐划一的队列行进，或者其他平时多么“精彩的队列动作”，在实际的作战中实施起来都是困难的。“一块耕种过的庄稼地或者深翻过的牧场，就足以打乱整齐的队形。当一些士兵的步子走错时，为了和其他士兵步子保持一致，就得赶紧调整，而当他们调整步子时，就可能掉到后面。而当他们赶上步伐前进时，其他人则又很快走错了步子。这样，整个前进的队形就变得混乱，以致停下来。”平时的军事训练可以使士兵熟练掌握装弹的技能，提高射击的速度，但是，当两排士兵彼此相距100码开始对射时，本来有指挥的射击就会变成单个自由射击，因为，一旦射击开始后，指挥官就再也不能有效控制他的士兵了。“特别是在持续时间长，战斗又十分激烈时，当不少士兵被击毙时，指挥官们就控制不住士兵们的随意射击。”另一位当时的学者描述了这样一次使用滑膛枪的战斗情景：“各排刚开始射击时，或许只有二三个士兵没有参加齐射而独自射击。紧接着队形中就出现一片火海，各排与各列的士兵们混杂在一起，士兵们装好子弹后就自行立即开火射击，第一列的士兵也不再跪着射击了，虽然他们也想那么去做。此时，上至将军，下至排长，面对这混乱局面，谁也无能为力。只有等待部队自行进退了。” [ 注：克里斯托弗·达菲，《腓特烈大帝的军队》(纽约，1974年版)第88-89页。 ]
指挥官们在平时除了训练士兵的射击技能外，还训练士兵形成用于对付骑兵冲击的方阵，以及形成线式战斗队形。通过训练，指挥官们使士兵们在硝烟弥漫、人喊马嘶、血流成河的残酷战场上，仍能做到纪律严明，熟练地进行射击、前进，尽可能快速地进行战术变化。总的看来，尽管这些贵族出身的指挥官们，不重视采用引导的方式，指导士兵们进行训练，而是更多地采用强制的手段迫使士兵训练，但是，他们的训练应该说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18世纪的后勤
自从马匹用于运输以来，陆上运输状况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运输工具方面的一些小改进，使得运输效率也有一定的提高。比如，17世纪末18世纪初出现的四轮马车就是其中之一。这种四轮马车能载1吨多重的货物，可以很好地利用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快速发展起来的地面道路，从而提高运输效率。另外，内陆运河数量的增多也使陆上运输的效率大大提高。再者，地图精度的提高，使用起来更方便，这为战役筹划和战役实施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同样，望远镜的出现，也使人们计划和实施会战更加方便了。轮船质量的不断提高，航行性能更加稳定可靠，也使海上运输有了极大地发展。航行表的出现，使人们可以计算航行中的经度。这些较精密仪器的出现，提高了人们在海上航行中确定自己所处位置的经度和纬度的精度。
商业、农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既刺激了经济的繁荣，也使人口得到了同步增长，当然，恶性流行性疾病的减少也是促使人口增长的因素之一。土豆的发现，不仅仅使人们增加了一种食物，更重要的是军队发现了一种能代替面包的口粮。它不需要精心地制作，士兵自己就可以从庄稼地里挖来煮着吃。
然而，以上这些变化并没改变自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所形成的军队后勤供应方式。利用仓库进行战争物资储备的方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这种后勤供应方式主要是用于保障战役初期，或者是供应围城作战。即使这样，仓储式后勤供应方式只能是勉强供应做面包用的面粉，根本不可能满足军队战马所需的大量饲料。一支典型的军队，其战马的数量相当于人员数量的2/3还要多。在一次战役中，一匹战马一天需要消耗20磅草料，而一名士兵只消耗可烤成2磅面包的1.5磅面粉、1磅肉、干酪和一些其他食物。即使是在围城作战中，弹药的消耗量与人员、马匹所需粮草的消耗量相比，也显得微不足道。
军队继续依靠国家通过有组织的合法渠道征收战争特别税来生存，但是，除此之外，军队还得靠自己去寻找当地的食物资源，特别是战马的草料资源。因此，即使当地有良好的道路条件，有足够数量的四轮马车可以保证从更远的地方将物资运送过来，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也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停留时间过长。驻守军队常常不得不亲自动手组织当地的物资资源，如建立面包加工厂、去牧场打干草为战马准备草料，甚至还要自己种小麦磨面粉。而这些活动常常会导致一场重大军事行动。因为，这些分散的生产性活动，不但给士兵们开小差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而且极容易遭到敌人的骑兵甚至步兵的袭击。特别是运送物资的四轮马车常常成为敌人小股骑兵偷袭的目标。因此，一般要派出数量众多的战斗部队来保护割草的士兵和运送物资的四轮马车。这样，整个大部队就常常处于紧张的战备状态。
虽然，这时国家的财政税收多了，借贷资源充足了，更高效的商业化军队后勤保障方式，使得军队不像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那样过于考虑后勤供应问题。但是，军队还是像在亚历山大时期一样，将后勤供应能力作为确定战略方针的一个基本条件。围城作战的频繁更显得后勤的重要。尤其对于一个占据地盘较大，且有坚固筑垒防御工事之敌的围攻，围攻者后勤供应能力的强弱就成了决定围攻作战成败的关键。因此，围攻者经常给先投降的敌人较充足的后勤物资供应，并威胁坚持抵抗者，如果坚持下去就会被困死在城内。当然，如果围攻部队在守城部队物资消耗完毕之前，就将周围地区的资源消耗尽了，那么困死守城部队的日子就将永远不会到来。
就像古希腊军队一样(但亚历山大军队除外)，18世纪各国军队中仍然有许多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许多富有军官的行李也常常是形成18世纪军队庞大辎重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军队行军过程中，许多军官带有床、椅子、写字桌、移动厨房，甚至还带着铜制烛台，另外还有衣柜以及睡帽、拖鞋、衣服刷等等。以至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家军队对军官携带的行李不得不进行限制，普通军官只能有1辆私人四轮马车，上校只能有2辆，将官可以有2-4辆，元帅(皇家军队中有许多元帅)则可以拥有5辆。所有国家的军队中非常富有的军官们，都将他们平时奢侈、豪华的生活方式带到了战场上。这些军官们都带着贴身男仆、厨师以及昂贵的衣柜和银制的餐具，有的甚至还带着一个剧团。当法国国王出征时，元帅布夫莱尔公爵所提供的随军人员显示了问题的严重性。布夫莱尔公爵“带着至少72名厨师、340名家人，其中120名身穿制服的仆人，另外，还带着400打餐巾纸、80打银制盘子、6打盛水果的瓷盘和银碗，以及其他生活用品等等。平常的时候，他们一天要用掉50打瓶子，如果国王和王子过来就餐则要用掉80打瓶子。有一天他们一共用掉了2000磅咖啡和268升酒”。即使神圣罗马帝国统帅华伦斯坦在世，面对这种豪华奢侈的生活，他也会望尘莫及，自叹不如的。 [ 注：戴维德·钱德勒，《马尔伯勒时期的战争艺术》(纽约，1976年版)第107页。 ]
马尔伯勒将军的战略与战术
除围城行动外，当时的作战条件极大地限制了进攻战术的运用。因为，尽管指挥官们对自己的指挥才能和部队的作战能力都很自信，但他们却没有更有效的方法调动对手，再加上当时还没有一种有效的进攻型武器系统，面对由装备带刺刀滑膛枪士兵构成的防御队形，进攻战术往往很难奏效。所以，作战能力相当的两支部队遭遇时，采取防守的一方常常容易争得主动。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例外。比如，古罗马的后勤保障、线式战术、战场个人作战技能以及坚固防御要塞等等，并不完全代表古罗马人作战方法的全部一样。庞培在伊莱尔达对恺撒的成功阻击，以及恺撒在法萨卢斯会战中，对占有兵力优势且采取防守的庞培的主动进攻，并大获全胜，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例子。
进攻的一方常常陷入被动的僵持局面。在这一点上，18世纪的战争和上一个世纪的战争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即使是重型骑兵成为战场主宰的时期，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城市要塞仍然在战略防御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因此，战略家们仍然将作战目标瞄向对方的后勤供应，而且基本上放弃了运用袭击手段来切断对方的后勤供应，最终迫使对方在政治上做出让步的方法。战略家们主张通过占领敌方领土，以得到比偷袭更加可靠、更加有效、长久的物资供应，还可以彻底摧毁敌人的后勤资源，并在尽可能减少引起当地政府和居民反感情况下，在政治上给敌人以最大的压力。法国军队偷袭巴拉丁，并使自己在政治上陷入极其被动地位，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清楚地反映了18世纪初军事行动的基本特征。当时的军事行动仍然或多或少地带有17世纪后期刺刀出现以前的作战模式。这场战争是在法国、西班牙联盟和英国、荷兰、神圣罗马帝国和大部分德意志小诸侯国联盟之间爆发的。但当时的巴伐利亚站在了法国一边。1704年，法国元帅马尔桑率领一支强大的法国军队与巴伐利亚军队组成联军。这支法巴联军前出直接威胁着帝国心脏地带——奥地利。
在莱茵河畔，由巴登侯爵率领的一支帝国军队与塔拉尔元帅率领的一支法国军队相遇。在西班牙属尼德兰，维勒鲁瓦元帅率领的法国军队则与马尔伯勒公爵率领的以英军为主的英荷联军相对峙。虽然，马尔桑和塔拉尔元帅得到的后勤供应比卢森堡等一些小国军队还要少，但作为指挥官，他们仍尽职尽责地指挥部队作战，并取得了较好的战绩。然而，仅仅由于和国王路易十四的私人关系才得以领兵出征的维勒鲁瓦元帅，却是一个只懂得溜须拍马的官场老手，实践证明，他根本不胜任他的指挥岗位。在英、荷、奥联军方面，由于与宫廷的关系已身居高位的马尔伯勒公爵，将成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之一。马尔伯勒公爵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独具迷人魅力的言谈举止，使他在联盟国中具有很强的外交能力。另外，他长期关心士兵的疾苦，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在战略上，善于详细计划，战术上讲究作战方法，在战场上总能保持冷静的头脑。
考虑到法巴联军对罗马帝国心脏地带的威胁，马尔伯勒公爵决定将尼德兰战区的一部分兵力调往奥地利方向。5月初，马尔伯勒公爵亲率一部分兵力首先沿莱茵河东岸向南挺进，给敌人造成要横跨莱茵河往西的假象。然后，马尔伯勒公爵突然离开莱茵河向东挺进，以支援多瑙河地区面临法巴联军威胁的帝国军队。果然，维勒鲁瓦元帅立即率军向南拦截。然而，法军的作战计划是，当塔拉尔元帅率军渡过莱茵河向东做试探性机动时，维勒鲁瓦元帅的部队必须拖住巴登侯爵的帝国军队。而这时，帝国最优秀的将军、萨瓦王室的欧根王子已接替了巴登侯爵的指挥位置，巴登侯爵则率一支小增援部队归于马尔伯勒公爵的麾下。当马尔伯勒公爵率军增援被法巴联军威胁的帝国军队时，欧根王子的任务是将法军拖在莱茵河地区。
马尔伯勒公爵率领大军向东行进了350英里，终于在一个较有利的时机到达了多瑙河地区。他只在上午行军，其他时间让部队休息，这样平均每天走9英里多。由于在部队出发前就已确定好了行军路线，马尔伯勒公爵在沿途准备了充足的后勤供应，甚至连士兵换的靴子都准备好了。另外，马尔伯勒公爵常常将部队集中在一起，并供应足够的粮食，士兵在部队行军过程中，开小差的很少。沿途友好的或中立的当地政府也给他们提供一些物资供应。对这些供应品，马尔伯勒公爵都答应要偿还，并且态度十分诚恳有礼貌。这一点可以从他给美因茨选帝侯的一封信中得到证明：“非常感谢阁下大人的慷慨资助！……我们在行军途中得到了很好的物资供应，我们会尽快偿还的。这样对我的部队和当地社会秩序的稳定都非常有利。”假如得不到供应，饥饿狂暴的军队肯定会疯狂掠夺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物资。 [ 注：马丁·冯·克莱尔德，《战争后勤：从华伦斯坦到巴顿》(剑桥，1977年版)第30页。 ]
当马尔伯勒公爵率军赶到多瑙河北岸时，他发现河上所有的桥梁都已被法巴联军占领。马尔伯勒公爵只好率军沿河向东机动寻找机会，终于在多纳维茨夺取了一个由敌人把守的桥头堡。在这次对有着最坚固防御工事敌人的进攻中，马尔伯勒公爵采取各种方法使敌人分散了兵力，保证了主要攻击方向上的顺利突破。战斗结束，马尔伯勒公爵损失了5000人，而总数为1.4万名的守军却损失1万名。马尔伯勒公爵的部队在夺取了桥头堡、跨过多瑙河后，迅速向巴伐利亚突击，将法巴联军赶到了莱希以西地区。
在完全控制了跨越多瑙河的桥梁、并能自由往返多瑙河两岸之后，马尔伯勒公爵继续采用夺占敌方物资资源的后勤供应战略。由于他不能同时夺占敌人所有的资源，因此，正如欧根王子所建议的那样，他必须毁掉巴伐利亚。“经过最后分析，我认为，为了完全破坏敌人继续进行战争的能力，必须全部毁坏巴伐利亚及其周围地区。” [ 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史中的战争艺术》，第4卷，《新时代》，沃尔特·雷弗罗译(西港，1985年版)第302页。 ]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马尔伯勒公爵对巴伐利亚进行了大肆毁坏，烧毁了300个可能成为敌人物资供应源的村庄。由于敌人在巴伐利亚找不到任何可吃的东西，为了寻找食物和马料，敌人不得不被迫转移到位于莱希和多瑙河之间的一块狭小地带，以等待马尔桑元帅从莱茵河地区赶来增援。为了能抓住时机，马尔伯勒公爵总是留有足够的力量。此时，欧根王子也已摆脱了维勒鲁瓦元帅的纠缠，并尾随着塔拉尔元帅向东机动，等待着与马尔伯勒公爵在多瑙河北岸会合。
然而，法巴联军也在霍彻斯特渡过了多瑙河，夺占了一个坚固要塞，并以此为屏障防守着他们的后勤供应区，同时也切断了帝国联盟军队从北部纽伦堡地区获取物资供应的通道。由于帝国联盟军队的南部只有已经被毁坏的巴伐利亚，所以，面对法巴联军刚刚抢占的这个要塞，马尔伯勒公爵和欧根王子只有两个选择，或者撤退，或者进攻夺占这个要塞。尽管是塔拉尔元帅挑起的这场战斗，但他却坚信，马尔伯勒公爵和欧根王子决不会冒险向他发起进攻。因为，他的翼侧有很好的屏护，正面又有一些村庄和一条河成为天然屏障，马尔伯勒公爵和欧根王子只有撤退。但是，恰恰相反，公爵和王子却最终做出了进攻的决定。
对于马尔伯勒公爵来说，欧根王子是一个很好的搭档。出生于法国和意大利交界的萨瓦公国的欧根王子，从外表上看丝毫没有什么惊人之处。王子从小就非常渴望成为一名著名的军事统帅，但由于得不到法国国王的器重，于是就投奔了罗马帝国皇帝，在奥土战争和意法战争中屡立战功，成为在他这个年龄中最优秀的将军。欧根王子不但能熟练运用战略战术，在作战中他还非常喜欢冒险。欧根王子和马尔伯勒公爵一样，在战略战术上也主张积极进攻。两人曾多次联手指挥过一些非常艰苦的战斗，并很快成了好朋友。
像古斯塔夫二世在赖滕费尔德会战中一样，法国的塔拉尔元帅也指挥着两支部队，一支是他自己亲率的部队，另一支则是马尔桑元帅和巴伐利亚选帝侯率领的法巴联军。他模仿古斯塔夫，将部队成线式排列，中央位置集中了大部分骑兵，左翼以一片树林为屏障，右翼则依托多瑙河边上一个叫布伦海姆的村庄。在这个村庄里，塔拉尔元帅布设了一支强大的步兵力量。中午刚过，马尔伯勒公爵从右翼、欧根王子从左翼，开始向法巴联军实施攻击。欧根王子负责吸引敌人注意力，马尔伯勒公爵则集中了20个营的步兵向布伦海姆村实施了猛烈进攻。第一批2400名英军刚刚逼近法军，立即就遭到了相距只有30步远的4000名法军士兵的集中射击，英军马上就伤亡了800人。然而，英军士兵毫不退缩，仍然顽强进攻。惊慌失措的法军将所有的步兵预备队都调到了布伦海姆村。立时，这个小小的村庄就塞满了1.8万名士兵，连人都难以挤下，更不能进行有效的作战行动了。一名目击者写道：“村子里的人非常拥挤，士兵们甚至都不能进行射击了，更不用说排成整齐的队形了。敌人的射击没有一发打不中，而我们只有站在最外面的人才能进行一下还击。” [ 注：戴维德·钱德勒，《军事家——马尔伯勒》(纽约，1973年版)第145页。 ]
马尔伯勒公爵在成功地将敌人的主要兵力吸引在两翼之后，立即集中步兵和骑兵，跨过那条小河猛攻法军的中央地带。虽然步兵和骑兵的兵力相当，马尔伯勒公爵还是决定使用一半多的骑兵和23个步兵营中的9个营实施攻击。这是因为，法军的步兵和步兵预备队几乎全部被牵制在右翼，中部只有5000名用于防守的步兵。虽然还有一定数量的骑兵，但骑兵的优势是进攻，在防守中也只是实施反击行动。不得已，法军只好使用不善于防守的骑兵来抗击英军的攻击。
在马尔伯勒公爵步、骑兵联合攻击下，法军的中部被突破，大部分骑兵沿多瑙河仓皇逃走。一名在那次惊慌逃跑中幸存下来的士兵回忆道：“我紧紧伏在马背上狂奔，突然冲到了一个深深的溪谷边上，我和战马一起跌进了一个20英尺宽的沼泽地里。紧接着被敌人紧紧追赶的一些骑兵，连人带马也跌进了池里，压在了我的身上。我费劲地从战马上抽出身子。”大概有3000多名法国骑兵在逃跑时跳入多瑙河中试图游过该河。英、奥、荷联军在拥挤的布伦海姆村子里抓获了大量的法军俘虏。在这次会战中，法军共损失了3.5万人，其中包括1.4万名俘虏，几乎占其总兵力的2/3，而英、奥、荷联军只损失了23%的兵力。 [ 注：戴维德·钱德勒，《马尔伯勒时期的战争艺术》(纽约，1976年版)第54页。 ]
作战略图5.1 布伦海姆会战：分散与集中
布伦海姆会战是整个18世纪西欧发生的一些主要战争中影响最为巨大的一次会战。它不但使帝国联军在战略上彻底解除了法巴联军对奥地利帝国的威胁，而且还占领了巴伐利亚，并迫使法军退回到了莱茵河地区。
马尔伯勒公爵的其他战役行动是在尼德兰展开的。当法国国王的孙子继承了西班牙王位时，法西两国结成了同盟，法军因此占领了西班牙属尼德兰省。英国和荷兰也都想插手尼德兰问题，将法军赶走，因此，马尔伯勒公爵率领英荷联军为达到这一目的和法军周旋了7年。他所面临的却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散布在尼德兰地区的城镇都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这些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城镇在16世纪曾让西班牙人头痛不已，现在又对马尔伯勒公爵这样的一个天才提出了挑战。像西班牙人遇到的一样，马尔伯勒公爵遇到的正如罗马人防守他们的国境线时一样的纵深很大的防御。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城镇，既有各种各样的物资仓库，还有士兵避弹所。另外，它还可以牢牢控制经过这个地区的主要道路和河流。因此，要想通过这样的城镇，不仅非常困难，而且很危险。因为，城镇里的守军随时都可以出来袭击运送物资的车队或其他的小股部队。
好在这时攻城技术和后勤供应体制都有了较大发展，而且尼德兰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可以维持城外部队1-2个月的生活，以使其有较充裕的时间对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城镇实施围攻。但是，进攻一方却需要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以对被围攻的要塞形成包围之势，有时需要10倍于防守之敌的兵力。另外，即使围城的一方还没有采取任何攻击行动，也要时时小心防守之敌的突然袭击。这意味着，单一的攻城行动要持续很长时间，有时要从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份。
幸运的是，在1706年，马尔伯勒的对手是无能的法国元帅维勒鲁瓦。5月份，维勒鲁瓦元帅匆忙出发，急于寻找马尔伯勒公爵的联军主力决战。他对自己的能力很自负，梦想着能替路易十四国王报布伦海姆惨败的一箭之仇。法军将6万兵力全部摆在了一个低洼地带，这个地带的中部有一个叫拉米伊的村子。马尔伯勒公爵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以自己的能力完全可以打败维勒鲁瓦。中午一过，他立即将部队展开，前方部队已和法军接上了火。双方都采用传统的布阵方法，步兵位于中央，骑兵和少量的步兵位于两翼。一开始，马尔伯勒公爵对法军的两翼进行试探性攻击。在左翼，公爵的骑兵对法军没有骑马的骑兵给予了重创，步兵也夺占了两个村子；在右翼，公爵集中了英军12个步兵营，诱使维勒鲁瓦元帅急忙抽掉中央的步兵，以增援其薄弱的右翼。
当对法军中部的攻击没有奏效，而法国的骑兵已经撤回，步兵的翼侧完全暴露时，马尔伯勒公爵立即抓住这一时机开始行动。当发现到他的骑兵难以迅速通过右侧那条泥泞的小河，而法军的骑兵却容易利用地形实施反冲击时，公爵果断放弃了对右翼的攻击，悄悄将骑兵调往左翼，战场上的浓烟和不平坦的地形使维勒鲁瓦元帅没有发现公爵的兵力转移。公爵首先使用在数量上占有2比1优势的骑兵，击退了法军骑兵，然后猛攻法军中部的步兵，攻击行动很快奏效。当维勒鲁瓦元帅发现自己的右翼和中部都处于危险境地，急调左翼的骑兵增援右翼和中部时，为时已晚。此时，他的右翼和中部已全线溃败。这次交战，法军损失了1.3万人，占其总兵力的20%还多，而英、荷联军只损失了不到总兵力的5%。和布伦海姆会战一样，马尔伯勒公爵首先使用步兵进行佯攻，以分散敌人的兵力，当敌军阵形中出现暴露的翼侧时，然后再集中优势的骑兵实施突击。
与布伦海姆之战相比，此次会战在战术上没有太突出的战果，但在战略上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马尔伯勒公爵从心理上彻底摧毁了法军的抵抗斗志。正如有人评论：“有些被认为可以有效对付攻击的城镇，没有经过任何打击就拱手相让了”，因为维勒鲁瓦元帅彻底丧失了斗志，随着他的败退，他的下属们放弃了一个又一个有着坚固防御工事的城镇。 [ 注：戴维德·钱德勒，《军事家——马尔伯勒》，(纽约，1973年版)第179页。 ]
当地的居民较友好，对英荷联军的继续推进没有产生妨碍。由于哈布斯堡王朝对尼德兰地区统治的时间较长，因此新的波旁王朝的统治地位并不牢固，特别是随着包括原西班牙国王的堂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联军入侵之后，其统治地位更不牢固。马尔伯勒公爵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同时抓住罗马帝国皇帝的兄弟想取得西班牙国王的宝座而成为查理三世的心理，对查理三世许诺，保证不影响他对尼德兰的控制，“全部优良的动产、不动产及其他物品将原封呈上。我们特此公告，严格约束我们的军官和士兵，尽量不使当地居民遭到侵扰”。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马尔伯勒公爵的军队没有遭受当地老百姓的抵抗，不久即攻占了尼德兰地区当时的首府布鲁塞尔，以及曾被西班牙军队控制、现由一部分法军防守的安特卫普。最后，在战役季节结束，以及精力充沛、接替维勒鲁瓦元帅指挥权的旺多姆元帅制止轻易放弃筑有坚固工事的要塞之前，英荷联军已控制了尼德兰地区的大部分地区。 [ 注：戴维德·钱德勒，《军事家——马尔伯勒》，(纽约，1973年版)第179页。 ]
马尔伯勒公爵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与维勒鲁瓦元帅有着天壤之别、指挥才能超众的对手。旺多姆元帅是法国亨利四世国王的孙子，他在18岁时就领兵打仗，当时已有30多年的指挥经历。旺多姆元帅不但有着非凡的指挥才能，而且在战场上还有着超常的胆识、丰富的想像力和独特的感召力。然而，由于在接下来的一年内，机敏的旺多姆元帅要对付一些潜在的威胁，而马尔伯勒公爵也要尽量减少开支，所以在双方之间没有发生大的战事，在战略上都采取了防御的态势。第二年，法军利用当地居民对联盟军队统治的不满，只用了一小部分兵力，就又重新夺占了两个重要的城市，重新控制了尼德兰的大部分地区。但是，此时法军的指挥权力分散了，国王的小孙子与旺多姆共同分享权力，这又给马尔伯勒公爵带来了一次绝好的机会。
当法军的一支小部队在收复一个反叛的城镇时，两支部队终于遭遇了。在两天半的时间内，马尔伯勒公爵率军机动了50英里，到达了奥德纳德附近的一条小河边，与向同一个方向渡河的法军只相隔6英里。当两军的骑兵小分队遭遇时，旺多姆元帅意识到英联军的大部队就在附近。此时，法军已全部渡过了这条河，元帅决定立即攻击。马尔伯勒公爵知道法军的指挥权分散，相信自己这次同样一定能取得会战的胜利。因为，指挥权分散在两个人手里，两个人必然要争功抢胜，绝不会相互配合形成有利的作战态势。果然，旺多姆元帅自恃重兵在握，认为很容易就可以将联军击败，但他的作战计划却瞒着国王的小孙子，以至于在他实施进攻时，其翼侧却失去了应有的防护。马尔伯勒公爵及时抓住了这一时机，集中骑兵和步兵猛攻法军薄弱的翼侧，从而取得了奥德纳德会战的胜利。法军在夜幕降临时，也成功地将部队撤离了战场。这次交战，联军只损失了总兵力的3%，而法军却损失了15%。从此，两支军队再次相遇时，一改过去既不主动交战，又不抢占地盘的做法，双方都既积极进攻，又注重防守。在法军撤退后，马尔伯勒公爵实施了一系列的迷惑行动，使对方搞不清他下一步的意图是围攻图尔内，还是伊普雷、蒙斯或者里尔。其实，公爵的下一个目标是里尔，8月初，他就率军出发了。
里尔是法国北部的一个主要城市，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实际的战略价值。法军派资格较老、又有才能的布夫莱尔元帅，率领1.6万名士兵在此驻守。英联军约10万大军参与了这次围城作战行动。罗马帝国皇帝的主要元帅——欧根王子，负责指挥攻城部队；英军名将——马尔伯勒公爵，负责指挥掩护部队。由于城墙隐藏在护城壕沟和土制斜堤的后面，当时炮兵的射程够不着。因此，实施攻击的士兵挖掘了一些锯齿状的工事，以接近护城壕沟。这样，炮兵就可以利用这些工事做掩护向前机动。密集的炮火开始对城墙四围的防御工事实施猛烈的轰击，炮弹也纷纷落入了城内。进行突击的士兵需要这样的炮火，同样，实施防守的法军也需要炮火支援。为了能抗住联军利用堑壕发起多次的突击，为对付这些堑壕，防御者也设置炮火以摧毁进攻部队挖掘的堑壕。
正当欧根王子运用这种规范的攻城方法，一点一点地动摇着固若金汤的里尔城堡防御时，马尔伯勒公爵也在与城外11万法军周旋，以免其对围城作战行动产生影响。围城作战引起了长时间的会战，但是，由于马尔伯勒公爵占据坚固的阵地，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他的名声在外，法军先后两次放弃会战的念头，第一次是在9月初，第二次是10月，旺多姆元帅率增援部队赶来，也没敢贸然交战。
法军两千名骑兵，每人携带一个装有100磅火药的袋子，突然冲破联军的防御，给守城部队运送了一批弹药。然而，此次行动中，只有一半的骑兵冲了进去，其余的却倒了大霉。有人曾这样描述，随着联军围城士兵的枪响，“一些敌人的火药袋子被击中；在一阵阵可怕的爆炸声中，数以百计的敌人立即被抛向了天空”。幸免于难者仓皇逃跑，其中一些人的火药袋子“被颠破，火药漏了出来，在他们身后的路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火药尾巴。战马狂奔，马蹄铁掌踏出的火星点燃了火药尾巴，紧接着就又点燃了他们的火药袋子，大部分的士兵和战马都被炸死。没死的景象更惨，士兵和战马没有一个不是缺胳膊少腿的，甚至树上都挂着残肢断臂”。 [ 注：戴维德·钱德勒，《马尔伯勒时期的战争艺术》(纽约，1976年版)第261-262页。 ]
法军成功地切断了联军从大本营布鲁塞尔至里尔的交通运输线，里尔要塞仍被法军牢牢控制着。这时，马尔伯勒公爵又重新开辟了一条从港口城市奥斯坦德至里尔的交通运输线，而且多次击退了法军的袭扰。当法军引海水冲毁这条运输线时，公爵又仍设法使用船只建立了一条自奥斯坦德至里尔的水上运输线。至此，法军为了解除联军对里尔的围攻，使用了最后的一招——围魏救赵的办法，即派兵威胁联军的大本营布鲁塞尔。然而，法军对布鲁塞尔的炮火轰击，既没有动摇联军对布鲁塞尔的防御，也没有达到使马尔伯勒公爵分散兵力的目的。相反，公爵却率军威胁法军的退路，并彻底解了布鲁塞尔之围。
4个月后，里尔城守军终于投降了。这次胜利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英联军充分考虑到了围攻行动所需要的巨大物资消耗。另外，奥德纳德会战的胜利对联军夺取里尔城也起了重要促进作用。双方重视里尔城的争夺，其重要意义表明，面对有着坚周筑垒工事做支撑，有纵深防御部署的对手，进攻部队的快速推进是相当困难的。
1709年，法军起用了优秀的指挥官维拉尔元帅，但由于法军此时元气已伤，所以英联军在没有遭到严重阻击的情况下就包围了图尔纳。维拉尔元帅曾在法国著名将领孔代、图仁、卢森堡的麾下领兵作战，从他的上司们那里，富有理想的维拉尔学到了许多指挥作战的本领。当英联军攻破图尔纳，开始围攻蒙斯时，维拉尔元帅立即采取了行动。考虑到马尔伯勒公爵乐于进攻，元帅将部队机动到距蒙斯很近，几乎和围城的联军可能遭遇的位置，抢占了一个叫马尔普拉凯的村子，并利用树林对其翼侧进行了充分的防护。等到马尔伯勒公爵率军赶到并展开队形时，法军已经利用一天一夜的宝贵时间在其正面构筑了防御工事、设置了障碍物，而且还留出了一些可供其骑兵机动的通路。
正如狡猾的维拉尔元帅所预料的那样，马尔伯勒公爵和欧根王子，这对在战场上配合默契的黄金搭档，果然计划先以部分兵力攻击法军的翼侧，当法军中部的主力回援时，然后，就像他们在布伦海姆之战中那样，集中优势的骑兵猛烈攻击法军薄弱的后方，直至取得交战的胜利。然而，英联军对法军两翼的最初攻击，很快就惨遭失败。左翼，纵深为四列横队的法军步兵方阵，在50步远的距离上，以密集的齐射击退了联军的进攻；右翼，法军隐蔽配置的20门火炮，在步兵密切配合下，突然以猛烈的炮火轰击联军，使联军在半个小时内就伤亡了5000余人。维拉尔元帅指挥的法军左翼和布夫莱尔元帅指挥的法军右翼，相互支援，密切配合，牢牢连在一起，避免了再犯布伦海姆之战中的错误。
但是，联军却占领了法军做为左翼屏障的一片树林，迫使维拉尔元帅不得不从中部抽调一部分步兵来夺回这片树林。维拉尔元帅从中部抽调了1.5万名步兵以解除其左翼的威胁，这样一来，他的中部防御实际上就已经非常薄弱，只剩下了骑兵仍在对抗着联军步兵的攻击。马尔伯勒公爵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集中了3万名骑兵，利用法军前沿障碍物中的间隙，对维拉尔元帅的中部防御给予了致命的一击。当发现法军的左翼开始溃败后，布夫莱尔元帅指挥他的部队对联军的骑兵进行了一下象征性的抗击，然后也就从战场上撤退了。
法军虽然败退了，但是从士兵到指挥官，整个部队的士气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相反，由于英联军连续作战，元气大伤，已无力再对蒙斯进行有效的围攻了。马尔伯勒公爵原指望通过这次作战胜利就能进军法国本土，然而，在这次会战中，他却损失惨重，11万大军，阵亡了2.5万人，伤员也占了总兵力的22%。而法军只死了1.2万人，伤员和被俘的人员只占了8万总兵力的15%。就像古希腊的皮洛斯，虽然勉强取得了在古罗马作战的胜利，却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最后落了个孤身一人逃回希腊的下场。因此，在马尔普拉凯会战失利后，维拉尔元帅曾给路易十四国王写了一封信，“如果上帝开恩，再让我们的敌人取得这样的一次胜利，那他们离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如果能再这样拖下去，法国就将赢得这场战争。
在马尔普拉凯会战中，马尔伯勒采取分兵攻敌两翼的策略，其代价是昂贵的。因此，即使其取得了会战的胜利，但这仍不能弥补其所付出的代价。当然，此次会战也表明，马尔伯勒是一位高明的战术家，他在会战中成功地运用了这么一种原则：先攻击敌部署的某一点，吸引敌人调动预备队救援，这样，敌必然会在其他部位露出破绽，然后，再集中兵力进行决定性的突击以赢得胜利。马尔伯勒公爵通常使用骑兵担任最后主攻的任务，因为，骑兵具有快速机动和灵活部署的优长。
意大利北部的持久战略
意大利北部战役主要发生在一片东西长150英里、南北相距约70英里的地区，其面积与尼德兰地区差不多。尽管这个地区内也散布着许多城镇，德法两国也经常将此作为实力较量的战场，但是，这个地区不像尼德兰地区那样，有着较多的具有筑垒工事的城镇。大部分的城市都集中建在波河及其支流的两岸。波河及其支流是影响这个地区东西交通的主要天然屏障。因此，一旦一支军队渡过一支河流，它就可以相当自由地在两条河流之间地带行动。此地区的作战持续时间往往不长，因为，在整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交战双方投入此地区的兵力数量不多，总兵力相对于空间面积上的兵力密度不大。相比之下，交战双方投入尼德兰的兵力数量要多些，因为，尼德兰距法国、英国和荷兰都比较近，其位置也相对更为重要。
法国与萨瓦公爵的联军位于法国边境，而与西班牙的联军仍然控制着意大利北部的大片领土。这就意味着，至1701年战争爆发时，法国的军队和萨瓦公爵的军队控制着意大利北部至中立国威尼斯边界及阿迪杰河的所有地区。法军指挥官卡蒂纳元帅，是一位能干的指挥官，从指挥意大利战争中获得了大量成功的经验。他指挥法军采取防御态势，派兵驻守了大部分城镇，并将主要兵力部署在瑞沃里地区，以控制和封锁介于阿迪杰河和加尔达湖之间的帝国军队入侵的通道。为避免和卡蒂纳元帅的军队发生直接冲突，帝国指挥官欧根王子决定，率军穿过中立的威尼斯领地，穿过阿迪杰河东部地形复杂的地区向南行军。为了迷惑和欺骗卡蒂纳元帅，欧根王子在北部虚张声势，实际上却率领大军利用阿迪杰河和河以东复杂地形做掩护南下，在法军真正发觉意图之前，到达了维罗纳。之后，聪明的欧根王子又摆出要在维罗纳以北渡过阿迪杰河的样子，选择了7个渡河地点，而实际上，他却在维罗纳以南很远的卡斯特巴多架起了一座桥，并于7月9日率军渡过了阿迪杰河。
帝国军队的大部人马还在河岸东侧，卡蒂纳元帅的部队已经溃散。卡蒂纳元帅不太清楚欧根王子下一步的目标，于是退回到明西奥河进行防守。但是，他所看到的只是欧根王子率军远远地向西北机动，并于7月28日越过法军驻地北部，在佩斯基拉南侧几英里处架桥渡过明西奥河。过河后，欧根王子继续快速向西朝基耶塞河方向行军。溃散的法军再次组织后撤，最后在奥廖河南岸占领了一个阵地。欧根王子通过不断地吸引法军，利用其分散兵力、层层防守各条河流的机会，率军连续突破三条河障，并抢占了意大利北部1/3的地区。
作战略图5.2 欧根王子吸引卡蒂纳元帅分散兵力
欧根王子在向意大利北部进犯过程中，没有采取袭击的手段，而是每到一处，便派兵控制这一片地区，以作为自己的战争后勤供应基地。他实际上所采用的是古斯塔夫的不断蚕食敌方领土的持久战略。除了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外，在意大利北部，交战双方都采用了这种战略，尽量抢占、控制领土，以掠夺肥沃的意大利北部地区的资源。
法国路易十四国王十分关注法军在意大利北部的战事，当得知卡蒂纳元帅初战失利后，他立即派毫无指挥才能的维勒鲁瓦元帅接替卡蒂纳的指挥，并不断派兵增援，最后法军的总兵力达到了4.5万人，而帝国军队在意大利的兵力只有3万人。8月底，维勒鲁瓦率军渡过了奥廖河，向欧根王子的重兵驻地赤阿瑞发动进攻。幸好维勒鲁瓦元帅并没有彻底贯彻自己的意图，法军损失仅为2500人，而帝国军队则几乎无一人伤亡。在秋季的后面一段日子里，双方部队在进入冬季营房休整前，都采取了各种行动以破坏对方的粮草征收。这期间，欧根王子率军包围了仍被法军占领的曼托瓦要塞。
在冬季的一次袭击行动中，王子的士兵偶然俘虏了法军维勒鲁瓦元帅。但这却对王子极为不利，因为路易十四国王马上另派了足智多谋、精力充沛的旺多姆元帅接替了他的指挥。旺多姆元帅很快就扭转了局势。1702年5月12日，他出人意料地率军从克雷莫纳向北机动，在篷特维克渡过了奥廖河，在马内尔比奥渡过了麦拉河，在梅多特渡过了基耶塞河，于5月23日出现在古爱多地区，并解除了帝国军队对曼托瓦的包围。通过这一行动，旺多姆元帅控制了曼托瓦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并抢占了位于欧根和奥地利之间的一块要地，迫使帝国元帅收缩兵力，在曼托瓦以南地区挖掘工事进行防御，并自己从波河南面原先建立的仓库里去提取军队的后勤供应。
在又得到一批增援部队之后，旺多姆元帅分出2.3万人继续驻守里瓦多和欧根对抗。他则亲率另一部分兵力向西朝着波河方向机动，在远离帝国军队的波河上游地段渡过波河，尔后迅速向东，夺占了波河以南欧根王子战争基地内的好几座城市。然后，旺多姆元帅向北进攻卢萨拉，计划夺占波河上的桥梁，以迫使欧根退到威尼斯境内，并进而退回奥地利。然而，在不了解法军里瓦多守军指挥官的情况下，欧根率领他的主力部队向南渡过波河，进军卢萨拉，试图以优势兵力消灭旺多姆元帅的另一部分兵力，从而扭转战局，夺取战场主动。
欧根王子率领军队利用卢萨拉周围的一些河沟、堤坝、树林做掩护，悄悄向法军接近，希望能在法军安营扎寨时打它个措手不及。然而，当他正率领其军队以5路具有正常防范措施的纵队行进时，旺多姆发现了帝国军队，因此，旺多姆元帅赶在敌人还没有展开成战斗队形之前，进行了伏击部署，迅速做好了战斗准备。虽然被法军发现，欧根王子仍然在下午5点向法军发起了攻击。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午夜，帝国军队也没有能将法军驱逐出战场。第二天，两支军队继续对阵作战，只是交战的规模局限在相互炮击之上。
事实上，双方部队对阵相持又过了55天。期间，法军曾多次派兵袭击欧根王子军队的后勤供应基地，当然，欧根王子也采取了同样的办法以保护自己。最后，法军把欧根的帝国军队赶到了塞基亚河以东地区。帝国军队在此进行冬季休整。战术娴熟的旺多姆元帅，以其双倍于欧根王子军队数量的法国军队，将欧根王子赶出了去年所夺占的大部分地盘，使其所占地域范围仅限于波河以南地区。但是，他还没能将欧根王子赶出意大利。欧根王子，这位杰出的罗马帝国元帅，却通过消耗敌人的资源养活自己的军队，迫使法军及其盟友萨瓦公爵以双倍的兵力与自己进行战役作战。
像以往一样，会战只有在双方部队都自愿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旺多姆元帅采取了防守的态势，而欧根王子为了确保其后勤供应基地的安全，却冒险采取了进攻行动。通过5月份的突然性进攻行动，旺多姆元帅夺回了大部分丢失的领土。同时，他留一半兵力防守曼托瓦附近的里瓦多，自己率部分兵力向西挺进渡过波河，并入侵欧根王子的战争基地，这的确吸引了欧根王子南下。但是，旺多姆元帅的这一分兵行动，却为目光敏锐的欧根王子提供了一次内线作战的机会。于是，欧根王子便可以在卢萨拉以与法军相同规模的兵力进行交战。
1703年，萨瓦公爵改变了战争立场，站在了罗马帝国一边与法国人对抗。这样一来，在意大利北部地区就形成了两个战场。在曼托瓦以东和加尔达湖地区，是法军与帝国军队对阵；而在萨瓦首府——都灵周围地区，是萨瓦军队与法军交战。1703年，欧根王子离开了意大利，而战局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有一支帝国军队越过法军占领区，去支援萨瓦公爵的军队。1704年，欧根王子仍然没在意大利战场，法军在旺多姆元帅的指挥下，重创了萨瓦公爵的军队，夺占了他占领的一些重要城市。1705年，欧根王子受命率军重返意大利战场，以解救陷入重重包围之中的萨瓦公爵。
欧根王子率军机动至加尔达湖以西地区，在此与旺多姆元帅相持了一个月以等待援军的到来。这时，旺多姆元帅为了亲自指挥都灵附近与萨瓦公爵军队对阵的法军，暂时将这里的指挥权交给了自己那毫无作为的弟弟。欧根王子便利用这一机会，迅速越过了旺多姆之弟所率部队左翼的山区，并在旺多姆元帅返回之前渡过了奥廖河。欧根王子向北跃进，想在帕拉底斯沃渡过阿达河，旺多姆及时察觉到了他的企图，并提前阻止了他。欧根王子只好率领他的2.4万人南下，去夺占位于卡萨诺的桥头堡。王子发现，只有元帅自己指挥1万人在此防守。由于未能使狡猾的法军元帅上当，以避开法军去救援萨瓦公爵，最后，欧根王子决定攻击位于卡萨诺的法军坚固筑垒阵地。
作战略图5.3 欧根王子的内线作战
法军背靠阿达河，前面有一条20英尺宽、4-5英尺深的小河沟作屏护。齐颈深的河水，浸湿了涉水过河攻击的帝国士兵的火药，欧根王子军队的第一次攻击很容易就被击退了。双方争夺的焦点是小河沟上的一座石桥。帝国军队的士兵曾两次夺占了它，但又被法军夺了回去。最后，信心十足的欧根王子亲自率领士兵冲击，终于第三次夺占了这座石桥，并已快到达河边，将要把法军拦腰截成二半，迫使法军下水了。但是，继承了其祖辈亨利四世勇敢顽强作战精神的旺多姆元帅，率领法军实施一次反击。最后，欧根王子的颈部和膝盖都被击伤，法军夺取了胜利，帝国军队退了回来。此次作战，帝国军队损失了4000人，伤亡人数约为总兵力的1/6。然而，法军也付出了较惨重的代价，损失了总兵力的一半还多。单从双方的战术损耗来看，欧根王子赢得了会战的胜利，但是，从战略的全局看，旺多姆元帅守住了阿达河，应该说，是他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虽然，帝国军队和法军在兵力对比上超过于2.5:1，但结果却是法军取胜了，这再次证明了防御作战的优势。另外，法军的胜利进一步说明了，这个时期的指挥官们为什么都不愿意去攻击表面上看来很脆弱的小分队，比如像旺多姆元帅率领的这样的先遣队，其背后还有一条河，也说明了指挥官为什么愿意去攻击表面上看来危险的阵地。
欧根王子再一次尝试了绕过法军，但也失败了，于是退回去占领曼托瓦附近的冬季营地。然而，当欧根王子向东行军准备夺占曼托瓦地区时，旺多姆元帅也尾追过来。接近曼托瓦地区时，法军向南抢占了曼托瓦北侧比较富饶的地区，迫使王子率军到加尔达湖西侧十分贫瘠的地区过冬。旺多姆元帅虽然成功地阻止了王子对萨瓦公爵的增援，但王子的种种增援努力也极大地消耗了元帅的精力，使其不能有更多的兵力去围攻都灵城。欧根王子曾恰当地描述意大利北部的战役行动：“这既不是一场领地征服战，也不是为建立冬季营地，而是一场相互牵制的战争。它使法军为此花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因为，法军在意大利不得不始终保持一支8万人的兵力，而帝国军队却只有4万人。”欧根王子明白，法国在意大利有着传统的利益要求，只要法国仍控制着意大利北部，这个地区就永远不会有和平。 [ 注：尼古拉斯·亨德森，《萨瓦公国的欧根王子》(纽约，1965年版)第119页。 ]
1705年秋天，意大利的战局对欧根王子极为不利。军队不能及时得到军饷，为此他曾给皇帝写信：“士兵们强忍着体罚，我不得不在严肃军纪和宽厚仁慈之间做出选择。”在冬季来临时，他又向皇帝报告说：“我们的部队已近崩溃，战马疲惫不堪，部队都快要没有立足之地了。敌人却正在我们的前面重新调集兵力。另外，威尼斯宣称，如果我们不马上从他们的领土上撤出去，他们就要向我们宣战了。”1706年4月，欧根王子自己离开了意大利战场，旺多姆元帅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袭击了帝国军队的冬季营地，并将帝国军队重新赶到了山区。在这次交战中，包括逃跑开小差的人员在内，帝国军队损失了近1万人。5月中旬，法军开始围攻都灵。为了保障大军安全渡过阿迪杰河，以及防备帝国军队对攻城行动的骚扰，旺多姆元帅指挥法军在都灵东侧150英里处修筑防御工事。如果法军攻占了都灵城，那么，它不仅可以迫使萨瓦公爵退出战争，而且还可以牢牢控制住意大利北部地区。 [ 注：尼古拉斯·亨德森，《萨瓦公国的欧根王子》(纽约，1965年版)第119、121页。 ]
5月中旬，欧根王子率领3.8万人去迎击旺多姆元帅以及他用于防守阿迪杰河的4万法军。出发前，欧根王子在威尼斯境内等候着援军的到来，他尽最大努力以避免当地居民对他的驻扎产生反感。他给皇帝写道：“我在部队中发布了十分严厉的军纪，以防发生意外；没有一名士兵敢动果园里的果子，居民收割的庄稼没有一点丢失。相反，法军在此驻扎时，曾大肆掠夺居民的财物。”帝国军队的秋毫无犯和法军的疯狂掠夺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当地的威尼斯人对帝国军队的驻扎没有采取任何敌对行动。法军的这种坏名声，使其在对德战争中也尝到了苦头，由于当地居民不堪忍受过重的战争特别税，纷纷迁到了外地。 [ 注：尼古拉斯·亨德森，《萨瓦公国的欧根王子》(纽约，1965年版)第129页。 ]
7月初，欧根王子留下部分兵力在维罗纳地区，成功地欺骗了法军，使其误认为王子要在阿迪杰河上游过河。事实上，欧根王子却率军秘密地沿河大踏步地向南并向东行进，在丝毫没有遭到法军抵抗的情况下安全渡过了阿迪杰河。过河后，欧根王子没有转而向西，而是率领他的2.7万人继续向南机动，渡过了波河。此时，为了挽救法军在拉米伊的败局，路易十四国王急调旺多姆元帅去尼德兰战场，意大利北部战区的法军交给国王年轻的堂弟，缺乏作战经验的奥尔良公爵指挥。公爵一上任，立即对欧根王子的秘密机动作出了反应，抽调围攻都灵城的部队前来增援，并回防明西奥河。他用3万兵力防守明西奥河，另派3万兵力拦阻波河南侧正向西挺进的帝国部队。然而，当欧根王子留在维罗纳的那部分兵力趁机向前机动时，奥尔良公爵担心失去明西奥河防线，将他所有的兵力全部集中在波河以北。欧根王子则趁机率军继续在波河以南迅速向前机动。结果，年轻的奥尔良公爵甚至连明西奥河防线也没保住。假如是足智多谋、老谋深算的旺多姆元帅，欧根王子绝不会如此容易得手。
奥尔良公爵意识到，拦阻欧根王子率军增援都灵城的最后希望只有寄托在斯特拉代拉。在这个地方，亚平宁山脉几乎延伸到了波河河岸。为阻止欧根王子的部队通过，公爵派出了一支7000人的步骑混合先遣部队，冒着意大利夏季炎热酷暑，快速行军以抢占有利阵地。为提高行军速度，让步兵乘坐四轮马车前进。欧根王子则采取中速前进，且由于天热，部队只在晚上行军。当得知公爵派出了一支先遣部队正急行军后，他也率领他的7000士兵飞速前进，同时也派出一支先遣部队，全由骑兵组成，由他亲自指挥。欧根王子的先遣部队在斯特拉代击败了法军，王子则率领主力迅速越过斯特拉代，并绕过法军防守的要塞，在都灵城附近与他的堂兄——萨瓦公爵会合。奥尔良公爵则率领大部法军尾随其后。
然而，欧根王子的这次机动，却与早些时候在意大利拉锯战中的机动有着明显不同。像是一次袭击行动，欧根王子率军只是穿过了整个意大利北部地区，并未去夺占法军防守的要塞和大部领土。他的这次战役行动是非常漂亮，也是相当精彩的，但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行军去增援被围困的都灵城守军。如果不能因此解救都灵城，那么，他所有的行动只能说是使法军惊慌失措，而并没有其他任何意义。
欧根王子成功地吸引了法军的行动，率军快速地到达都灵城附近与法军对阵。法军共有8万兵力，而帝国联军方面，在要塞内防守的兵力有1.5万人，用于解都灵之围的兵力为4.2万人。联军此时也遇到了解救被围攻之城的同样问题，即围攻都灵城的法军在城市外围修筑了一道防御工事。围城者占据这道环形筑城工事阵地，有着防御作战的优势。正因如此，一支庞大的法军在两年后解救里尔城时遭到失败。要解救都灵城，欧根王子的兵力数量还不占优势，其难度就更大了。由于法军呆在环形防御工事内，所以，要想解都灵城之围，联军必须实施进攻。经过一番侦察之后，欧根王子发现，在都灵城西侧有一段法军没有很好修筑工事的地方，其防守较弱。法军认为这一段是敌人不可通过的。于是，欧根王子以一部分兵力在城东实施攻击，以吸引法军的注意力，并让守军派一些民兵从内威胁法军，自己则集中大部兵力对法军防御较弱的西侧实施猛烈攻击。
欧根王子集中了8万人马向法军8千至1万的防御部队发起了猛攻。他将步兵部署成两线，步兵后面跟着骑兵，也成两线部署。都灵城守军的正规部队从背后向法军进行了袭击，在此行动的牵制下，欧根王子迅速在城西侧法军未修好筑城工事的地段突破了法军防御。增援西线的法军援军赶来了，但在他们相继到达过程中均被欧根王子的部队逐一消灭了，法军全线崩溃。此次交战，法军损失了1万人，帝国联军只损失了3千多人。法军在溃退途中，还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直接逃回了法国，而没有向米兰方向以及向意大利北部仍在法军的控制之下的大片地区。欧根则乘胜前进，俘获了法军在意大利的剩余守军。1707年3月，路易十四和罗马帝国皇帝达成协议，遣返了法军的被俘人员，大约有2万人。
欧根王子率军征战的彻底胜利，粉碎了旺多姆元帅的信念，认为法军有“多道防御阵地可以有效阻止欧根王子率军增援都灵城梦想的实现。”尽管机动途中，天气炎热，水源稀少，物资供应匮乏，欧根王子仍然率军以每天15英里的速度远程奔袭了240英里。但仅有成功的机动还不足以解都灵之围。因为，法军不但有足够的兵力控制着都灵城周围地区，以给他们提供充足的后勤供应，而且，也有足够的力量对付欧根王子的救援部队。另外，法军在都灵城的东部还有大片的战争基地，足以继续保证其控制意大利的大片领地。然而，都灵战役的胜利，没有远距离的行军是不可能的。都灵战役的胜利在解救被围之城的作战中写下了光辉的一笔。法军失败后不是向东退回到他们控制区，而是向西逃回了法国，帝国军队因此占领了意大利北部地区，这是影响战役结局的决定性因素。法军在阻止欧根王子军队前来救援途中所犯的错误，以及在都灵城外围防御工事的构筑上出现的漏洞，都为欧根王子夺取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可能。当然，不管怎么说，欧根王子能够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击败强大的对手，确实展示了他非凡的指挥才能。他的战略风格是，机动诱敌，使敌出现防守上的漏洞，借此绕过敌人；在战术层次上也同样，他也像马尔伯勒公爵一样，以一部兵力在都灵的东侧牵制敌人，自己则集中主要兵力攻击敌人防御较弱的西侧。总之，卓越的指挥才能和独特的领导艺术，使欧根王子周密的计划得以实现。” [ 注：尼古拉斯·亨德森，《萨瓦公国的欧根王子》(纽约，1965年版)第131页。 ]
线式战术体系的演变与发展
1714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了。在此之后的几年里，军事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将军们和理论家都十分关注线式战术问题。随着刺刀的出现，线式战术可以说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但也还有一部分学者和将军们依然留恋方阵冲击战术，倡导回到冲击战术时代。1724年，法军的一位将军，曾参加过多次战役的一名老兵福拉尔建议，作战中以纵深相当于正面两倍的纵式队形实施冲击行动。他注意到，伊巴密浓达在留克特拉战役中，曾以重型步兵大败斯巴达的线式部署。受此影响，福拉尔坚信，以纵式队形对纵深只有3列的滑膛兵线式队形实施集中猛烈冲击，肯定能轻而易举地突破其队形。突破后，纵式队形就可一分为二，分别向两个相反方向实施卷击。因此，他还建议，在这种纵式队形最外边的一列士兵要装备短的长矛。福拉尔的理论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既有赞同者，也有反对者。但是，福拉尔还是没能说服大多数人，在实际作战中，他的纵式队形能否真的敢冒着滑膛枪火力齐射的危险前去突破对方的线式队形；当然，他的这一想法却对18世纪后期的军事理论研究一直有着较大的影响，尤其是法国军队，在其规则中要求部队部署成纵式队形。
另一位法国元帅萨克斯，虽然不赞成采用纵式队形，却也倾向于实施冲击战术。他提出，应该让一部分部队装备长矛和盾牌。更重要的是，当萨克斯的想法实施后，他确实发现纵深较大、正面较窄的纵式队形，要比为最大限度发挥火力威力而部署成纵深浅、正面宽的线式队形，更具有较强的机动能力。
主张使用滑膛枪在一定距离外进行火力作战的人，仍然不能接受纵式队形的集团冲击战术思想。于是，在军事思想界另有一派人提出重新采用轻步兵战术。传统的古希腊和古罗马轻步兵，无论是使用标枪、抛石器，还是弓箭，他们在作战中都是各自为战，而不是排成密集队形，这样，他们可以发挥投掷兵器的威力，对付敌人的重步兵；而避免与敌方的重步兵或重骑兵进行近距离搏斗。大多数16世纪的火绳枪兵们也采用传统轻步兵的散兵战术，当然，他们在战场上也以长矛兵方阵提供可靠的掩护。当古斯塔夫·阿道夫将所有的轻步兵都装备滑膛枪，并与长矛兵部署在一线，这样，这些滑膛枪手们就几乎完全抛弃了传统轻步兵的战术。刺刀的出现，轻、重步兵合二为一，步兵队形又回到了以前传统重步兵的队形上去了。
但是，步兵队形的这一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训练，要求所有的步兵在战斗中都要保持线式队形实施集团作战的战术技能，使得步兵完全丢失了传统轻步兵的独立散兵战术。在战场上，步兵如果采用传统轻步兵的独立散兵战术，士兵们就可以充分利用战场上的地形、建筑物作掩护，很好地向对方线式队形射击，却可以避免自己暴露于对方线式队形的齐射火力之下。另外，一些部队采用这种战术，还可以有效地侦察、袭击敌后勤运输队和供应基地。
随着人们对轻步兵的战场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在18世纪，步兵又进一步被区分为轻步兵和线式列阵步兵。两种步兵的区别不在于他们使用的武器有什么不一样，而在于他们的行动方式不同。这两种步兵都主要装备滑膛枪。线式列阵步兵纪律严明、训练有素，他们排成队形以抵挡敌方骑兵的冲击，最大限度地加快火力射击速度。轻步兵在战术上主要强调分散独立作战，称之为散兵作战。他们可以利用各种条件隐蔽自己，以避免敌人的骑兵或线式列阵步兵的火力齐射，同时集中自己的火力打击对方的列阵步兵目标。
训练轻步兵作为散兵作战，使得轻步兵在战场特别适合担负警戒、侦察以及袭击等小规模行动。骑兵也分化出一种类似轻步兵的轻骑兵。轻骑兵一般装备马刀和手枪，专门担负一些战略性任务。而那些装备差不多，但仍保留沉重护体盔甲、骑着体形高大战马的骑兵，仍然被训练为在战场上实施冲击行动。装备轻便滑膛枪的龙骑兵，在战场上可以作为步兵使用，也主要执行一些战略性的侦察或袭击任务。
插图5.2 轻型骑兵
尽管技术上的进步使步兵和骑兵的射击武器和冲击武器合二为一，但是，轻步兵和轻骑兵具有较高的机动能力，轻步兵不再依赖相互制约的战斗队形，这就使得他们适合担负一些独立性的战斗功能。自此以后，轻步兵和轻骑兵区别于其他步兵和骑兵，不再是看他们身上的盔甲或者所使用的武器，而在于他们平时的训练及所担负的战略、战术任务不同。当然，士兵身着制服的不同以及武器装备的不同通常是区分不同种类部队的主要标志。一些轻步兵部队开始装备装填速度慢，但精度高的来复枪，而且，由于他们一般不用于对付骑兵的冲击，所以，轻步兵的来复枪上都不装刺刀。
18世纪上半叶，在战术思想上的第三种改进措施是，提高对同一类步兵的战斗队形控制使用。由于没有专门的长矛兵和滑膛枪手，部队形成战斗队形应该变得更简单。在实践中真正认识到这一点的是普鲁士军队，他们在反复、认真的训练中体会到了这一点。
在18世纪二三十年代，普鲁士军队与欧洲其他国家军队不同，它们所有的团都采用统一的训练体系。每个营包括8个排，每排是一个独立的火力单位。各个火力单位都要进行装填和射击训练，要求全营能达到每分钟进行5次齐射。由于木制的送弹棍不适应如此频繁的装填射击，很容易折断，于是普鲁士军队就用铁制送弹棍代替了木制送弹棍。另外，普鲁士军队还很注意训练的长期性，要求士兵在队形行进中保持很精确的步伐，这样，全营在行进中能保持排面整齐。当有许多部队在一起作战时，也要求它们能在行进中保持线式队形。为使各个营并列行进，保持一线，条令规定队列行进的速度较慢，每分钟75步。
普鲁士军队让每一列中的士兵肩并肩地挨着，各列之间的间距为5英尺。在战场上，一步一步地行进，反复使用这种技能以形成一个方阵，以抵挡骑兵冲击。但是，他们希望在战场上尽量不用这种愚笨的方法，因为当骑兵从后面冲击时，他们可以让后面几列的士兵向后转，快速地对来自后面的袭击作出反应。当然，普鲁士军队的严格训练，的确促使了部队在战场上展开成战斗队形的方法的改进。由于军队士兵成份相同，每个步兵团又都掌握了相同的技能，因此，在向战场开进途中，普鲁士军队将步兵编成二路纵队。每一纵队就是战斗中标准的两条战斗横队中的一列。在行进中，一个营接着一个营。这样，整个部队在前进时就已是保持着战斗队形，在战斗前，不需要再重新编成线式战斗队形。惟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他们的行进方向是朝向敌人部署的垂直方向时，各个营如何转动方向，才能形成营与营并列的、与敌方队形平行的线式战斗队形。
普鲁士军队的行军序列与作战时线式队形次序一致，每营以各排为单位，一个排紧跟着一个排前进，就像他们在横队中一样，成三列横队，每排有24名士兵组成并肩站立，两侧分别为一名军官和一名士官。这种三列纵深的队形正面不足20码，纵深为4码。每营的8个排一个跟一个行进，但保持一定距离，各排间距离为20码，这个距离正好是一个排队形的正面宽度。当营停止前进时，各排作一个90°转向，这样，整个营就可以成一线式战斗队形了。因为，在行进纵队中，每排前后距离正好是一个排的正面宽度(图解5.2)。
图解5.2 普鲁士纵队行进队形
这样，一个营行进纵队之长约为150码，变为战斗队形时，其正面也为150码。如果是一支有40个步兵营的军队，行军时就编成两个平行的由营组成的纵队，每一个纵队的长度约为2英里。部队要转换为战斗队形时，部队必须停止前进，然后所有的排都转个90°角。
为了使部队转过来后能面对敌人，普鲁士军队可能以两列并列纵队在预定战场的左侧行进，当先头营到达预定交战线的左端时，行军纵队右转90°继续前进，在整个纵队向与敌人部署平行的方向行进过程中，各排依次右转90°角，填补预先留出的各排空隙，形成线式战斗队形。第二线部署也同样先右转行进，在前一线部署的后面几百码的距离上，与第一线部署平行行进。当先头营到达预定交战线的右端时，所有各营停止前进，所有各排再向左转90°。这样，整个部队就面向敌人展开成了战斗队形(图解5.3)。
图解5.3 纵队变换成战斗队形
只要各排、各营熟练地掌握自己的行进技能，普鲁士军队就能采取这种行军方式，使军队在战场上形成像指挥官预先计划的战斗队形。迅速、准确地实施此种行进方式，普鲁士就能快速地进行部署，出人预料地、或在敌人还没准备好之前出现在敌人前面。当然，如果军队能够在与敌人线式战斗队形平行方向行进，那么部队展开的速度会更快。因为，指挥官如果能够很好地运用这种方法，当行进纵队行进到敌人前面时，所有各排只需转90°就行了。也就是说，部队不需要专门进行部署，部队只要停止前进，各排迅速转90°角就行了。因此，如果普鲁士的指挥官能够设计出这种与敌人线式队形平行的行进纵队，那么，训练有素的普鲁士军队就更容易实现在敌人准备好之前、或者预料之外展开成战斗队形。
腓特烈大帝在西里西亚战争中的战略战术
1740年，腓特烈当上了普鲁士国王。他很快着手使用这支从他父亲手里继承过来的强大军队。年轻、富有教养的腓特烈大帝，缺乏战争的实践经验，但是，以后的战争实践证明，他是一位驾驭战争和管理国家的天才。除了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外，腓特烈大帝继承了一个管理有序、经济节俭的国家。上任不久，腓特烈大帝就在臣民和官兵中树立了极高的威望。在随后进行的战争中，腓特烈大帝展示了他对不熟悉的使命的独特驾驭才能。普鲁士军队军事体制方式和成功经验，为整个欧洲的军事确立了一个新的标准，极大地推动了战争艺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腓特烈大帝首次动用军队是在1740年。当时，罗马皇帝死后，将哈布斯堡王室的王位传给了他23岁的女儿玛丽亚·特丽萨。当法国和巴伐利亚对玛丽亚·特丽萨的王位继承都表现有一定的兴趣时，腓特烈大帝于1740年秋天，率领一支2.7万人的部队抢先侵入了玛丽亚的领地西里西亚省。由于整个西里西亚省只有6000兵力，且缺乏坚固的筑城工事，玛丽亚的小部队不得不退到了摩拉维亚山区。腓特烈大帝因此又拥有了100万的统治人口，这几乎相当于这位年轻国王其他统治人口的一半。
但是，腓特烈大帝这次却惹了一个可怕的对手玛丽亚·特丽萨。其统治区包括尼德兰、摩拉维亚、意大利北部部分地区、奥地利公国、匈牙利王国以及波希米亚。玛丽亚·特丽萨不仅外表漂亮，有着热情、迷人的气质，也很能干，富有判断力和决策力，在许多方面不亚于腓特烈大帝。然而，目前，玛丽亚·特丽萨却受到多方面的威胁。当然，即使是奥地利军队只受到普鲁士单方面的威胁，腓特烈的9万训练有素的军队，再加上充实的国库，也足以与奥地利10.8万散兵游勇的军队相抗衡，而且奥地利还国库空虚。在与土耳其的战争中，奥地利军队就暴露出了长时间不打仗的军队所常有的各种弊病。军队缺乏统一的训练，各团都有自己的一套训练方式，军队训练不足。其将军们抱怨说，士兵们是在战场上学会作战的，而不是在操场上训练出来的。
1741年初春，奥地利军队实施反击。尼波格元帅率领1.8万人的部队进入西里西亚，试图夺回该省。尼波格元帅将部队驻扎在摩尔维特斯村庄附近的一个易受攻击的阵地上，他的步兵绝大多数都是刚征募来的新兵。虽然没有多少作战经验，但精力充沛的腓特烈大帝决定，前去攻击奥军。在以后的作战中，我们还将看到腓特烈大帝始终有着用不完的精力。由于，普军行军方向指向的是尼波格元帅仓促部署的线式队形的中间部位，普军步兵在展开成战斗队形时用了较长时间，致使本来准备不充分的奥军抓住了这一时机，部署好了战斗队形以待交战。正当普军步兵形成战斗队形时，尼波格元帅的骑兵发起了突击，击败了普军的骑兵。尼波格元帅在与土耳其人作战中学到的经验，有效地保证了在对付普军骑兵作战中的胜利，而骑兵正是普军建设中被忽视的一个兵种。但是，训练有素的普军步兵，完成部署后立即向前接敌，将奥军步兵营置于密集的火力射击之下。缺乏训练的奥军步兵仍然使用木制送弹棍，因此根本不能和普军步兵进行对抗。当时的一位目击者写道：“奥军各营马上陷入了混乱之中。可怜的新兵，只知道往彼此身后躲藏，一个营的纵深成了有三四十人之多，营的间隙变得非常大，整个骑兵团都可以从中间穿过。整个第二线队形都成了第一线了。” [ 注：克里斯托弗·达菲，《1740-1780年间奥地利帝国的武装力量》(纽约，1977年版)第149页。 ]
奥军步兵的溃败对骑兵的震动很大。他们不再去发挥自身特长，向普军步兵的翼侧和后方实施攻击。尼波格元帅战败了，但组织了有序的撤退。这次交战，奥军损失了1/4的人马，而部队人数与奥军相同的普军，虽然获胜了，但损失率也和奥军一样。之后，尼波格元帅率残部仍然留在西里西亚南部。然而，29岁的腓特烈大帝在奥军的骑兵初战胜利时，就悄悄离开了战场。在整个作战季节，奥军独自在西里西亚战场，而腓特烈大帝却回去训练其骑兵了。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他根据第一次会战中学到的经验来训练自己的军队。腓特烈大帝在每天早上4点就开始巡视部队，以推行一个极为严格的训练计划。一位法国目击者曾看到国王在亲自训练一个营。他写道：“天气非常恶劣，空中飘着鹅毛大雪，但这一点也没有影响全营的训练，他们还好像在好天气一样照常训练。在我来之前，我对这支军队的严明纪律、士兵的服从意识、行动的准确性有所耳闻，但现在我不得不说，他们在这些方面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了。” [ 注：克里斯托弗·达菲，《腓特烈大帝的军队》(纽约，1974年版)第161页。 ]
1742年2月，腓特烈大帝率军进入摩拉维亚，打算利用敌人国土的资源对军队进行冬季休整，但由于当地居民怀有敌对情绪，以及一些其他因素，迫使他后来转移到波希米亚过冬。5月份，一支奥地利部队对普军的乔图斯冬季营地达成了突然袭击，因为，普军的轻骑兵没有起到很好的警戒作用。乔图斯之战又一次再现了摩尔维特斯会战的情景，奥军的骑兵同样战胜了普军的骑兵，但未能发挥自身优势扩大战果，训练有素的普军步兵再一次迫使奥军撤退，双方的伤亡人数又相差不多。在这次非决定性会战之后，波希米亚出现了和平。奥地利人转移到其他前线去了，西里西亚则让给了腓特烈大帝。
由于担心奥地利对法战争的胜利，腓特烈大帝重新挑起了战争。1744年，他率军侵入波希米亚，并于9月16日，只经过短暂交战就攻占了布拉格，俘获了该城的一支小小的防守部队。奥地利军队迅速作出了反应，派洛林查理亲王率领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来与腓特烈对抗。查理亲王是一位不称职的指挥官，但由于他的妻子是玛丽亚的妹妹，而他的哥哥则是玛丽亚的丈夫，再加上他充满自信的态度，弄到了一些重要的职位。但是，实际掌握奥军指挥权的是帝国元帅奥恩。奥恩元帅有着近50年的军事生涯，是一位擅长防御的精明指挥官。他有意避开腓特烈军队，而发挥自己的轻步兵和轻骑兵优势袭击普军的后勤供应。奥军的这些轻型部队士兵大多来自于奥地利与土耳其边境地区。
这支拥有2-3万人的轻步兵部队是奥地利取胜的关键。在破坏、限制普军获得后勤供应的同时，他们自己征集了大量粮草，筹建了一个大的后勤供应基地。这支轻型部队常常靠近普军，迫使他们筑壕防守自己营地，并且经常袭击普军的粮草征收队，俘获普军粮草供应队，使得腓特烈国王难以为部队找到粮食。有一次，当一支普军小分队进入波希米亚的一个小村庄时，他们发现这个村庄的所有居民以及各种物资都已被奥军抢光。就像伊莱尔达战役中，恺撒骑兵部队通过控制后勤供应区从而削弱庞培的作战能力一样，尽管普军在战术上占有优势，但最后奥军还是迫使腓特烈率军撤退。然而，腓特烈始终没能迫使这狡猾的对手进行过正面会战。即使有时他已经很接近奥恩元帅了，但是，发现对方已经构筑了完好的堑壕工事，不好攻取。
最后，腓特烈大帝不得不率领剩余的4万人离开波希米亚，而在侵入波希米亚时，他的总兵力是8万人。另4万人，包括重炮兵以及大量的四轮马车，或者是饿死、病死，或者是开小差逃跑，还有一些是在与奥军的轻步兵、轻骑兵交战中伤亡。面对如此惨痛的失败，腓特烈对这位熟练运用费边战略的奥恩元帅评价说：“在实施作战指挥上，元帅是一个完善的典范。每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指挥官，都应该向他学习。”奥恩元帅采用这种切断后勤供应的战略，使腓特烈大帝蒙受了比前两次与奥军会战中的损失之和还要多的损失。这次惨痛的教训使腓特烈大帝强烈地意识到，深入敌人领土纵深是危险的。 [ 注：杰伊·卢瓦斯，《腓特烈大帝的西里西亚之战(1744-1745年)》，见《军事历史文集》，第四卷，B·F·库林编著，(宾夕法尼亚州卡勒尔巴勒克，1976年版)第20页。 ]
年轻的查理亲王将奥恩元帅取得的巨大战绩都归到了自己头上，所以，在第二年的春天，他取得了独立指挥大规模奥地利军队的大权。1745年5月，他率领大军从西边进入了西里西亚。这时，腓特烈大帝将分散过冬的部队集中起来，准备趁奥军穿越山区进入西里西亚时，突然攻击他们。而查理亲王则认为，普军还没有从波希米亚退却失败的阵痛中恢复过来，因此，很是自信地、毫无戒备地慢慢开进。6月3日，当7万人的奥地利和萨克森联军在霍亨福德堡附近宿营时，腓特烈大帝率领全部6.5万人，成疏开纵队队形在夜间向奥萨联军接近，以便尽快展开战斗队形。腓特烈大帝对他的骑兵寄予了厚望，他命令他们：“必须手握利剑，对敌人实施突然攻击，在作战中不准有一人被俘；首先攻击敌人的先头；在击溃敌人的骑兵之后，根据态势需要，再从翼侧或者后方攻击敌人的步兵队形。” [ 注：杰伊·卢瓦斯，《腓特烈大帝的西里西亚之战(1744-1745年)》，见《军事历史文集》，第四卷，B·F·库林编著，(宾夕法尼亚州卡勒尔巴勒克，1976年版)第21页。 ]
整个霍亨福德堡会战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普军的右翼部队击败了在奥军左翼宿营的萨克森部队。早上7点战斗开始，普鲁士骑兵展示了他们平时严格训练的成果，很快击败了萨克森骑兵，而且，普军的步兵也克服了沼泽、村庄等障碍，迫使萨克森步兵全线撤退。与此同时，当查理亲王还在讨论来自战场的喧哗只是不重要的小冲突时，腓特烈大帝的左翼部署也已展开，他的骑兵彻底地击败了骄横的奥军骑兵，但步兵却遇到了麻烦。他们遭到了装备铁制送弹棍的奥军老兵的顽强抵抗，有些步兵营伤亡达到了40%。正当奥军步兵因为两翼骑兵和萨克森步兵的全线溃败而失去抵抗信心时，1500名普军骑兵冲入奥军步兵队形中，击溃了奥军20个步兵营，俘获了2500战俘。
腓特烈大帝对疏于防范的敌人达成了突然性，利用他训练有素而能迅速展开的军队，通过正面冲击就击败了奥军，仅以损失不到5000人的代价给敌人造成了近万人的伤亡。在自己的官兵通过夜行军，艰难地赢得会战胜利后，腓特烈大帝乘胜追击，毫不费力就又占领了波希米亚，并在这里呆了整个夏季。9月份，查理亲王也试图对驻在索尔营地、看起来防范不严的腓特烈大帝实施突然攻击。然而，当奥军完成了他们那错误的接敌行军后，从一片树林里走出时，腓特烈大帝已经知道了奥军的企图，很快调集部队展开，指挥步兵和骑兵对奥军实施了有效的打击。之后不久，波希米亚又出现了和平，再一次肯定了腓特烈大帝对西里西亚的占领。
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战争结束后，他们都致力加强军队建设。奥地利在全军所有各团统一了训练方法，并极大地提高了炮兵素质，而且进行年度军事演习，使指挥官和士兵都熟悉这种大规模编队的作战方法。腓特烈大帝则继续加强骑兵训练，并进一步提高步兵展开成战斗队形的速度。在以往战争中，一些不预期的会战充分证明了步兵快速展开的战术价值。他清楚地看到，在向敌人线式队形接近时，以疏开的行军纵队接敌，到位后，各排都转90°，整个部队就会立即由行军队形变成线式战斗队形。战争的实践，使腓特烈大帝成了一名有经验的将军，他的军队也成为一支有经验的部队。在和平时期，他仍加紧训练军队，以便在下一次战争中更好地的使用这支军队。因为，玛丽亚决定要收回西里西亚，普奥之间再一次爆发战争在所难免。然而，在这段和平时期内，奥地利军队也进行了较大改进，战斗力也大大提高，对此，腓特烈大帝并不十分清楚。
七年战争：对使用后勤资源掠夺战的持久战略的防御战略与战术
1756年，经过奥地利的一番外交努力，奥、法、俄即将达成联盟来共同对付普鲁士。为了破坏奥、法、俄结盟，七年战争一开始，腓特烈大帝就主动采取了进攻行动。1756年秋天，腓特烈大帝突然率军攻占了萨克森，之后又长驱直入率领大军进入波希米亚，结果在洛波斯特斯被奥军打得头破血流，而他还以为自己所遇到的只是奥军的一支警戒部队。然而，奥军却很快就撤退了。腓特烈大帝迫使数量不多的萨克森军队投降，完全占领了萨克森。这是一片富饶的国土，占领了萨克森，腓特烈大帝就又得到了一个可以为自己军队提供足够保障的战争基地。萨克森也像西里西亚一样，人口稠密，人口总数相当于尼德兰的2/3，农产品丰富，可以给军队提供很好的后勤供应。
1757年，腓特烈大帝将同时对付奥军和法军，因为，他预计法军在这一年的某一时间将从西向东朝萨克森方向开来。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在法军到来时能有精力对付它，腓特烈大帝必须在法军到来之前，就把奥军从萨克森和西里西亚领地赶出去。于是在当年春天，他率领普军沿多路进入波希米亚，于5月初到达布拉格。腓特烈大帝让部队在布拉格北侧的一个高地上停下，在此他发现了查理亲王行动迟缓的部队。当腓特烈大帝指挥普军以纵队向南机动，以便各排向右转90°，整个战斗队形正好面对奥军的右翼时，查理亲王手下一名很有才干的指挥官，不仅率领奥军的第二线部队赶往右翼，而且在普军正通过一处复杂地形时，立即展开成战斗队形，向普军发起反冲击。普军快速机动，避开了奥军的第一线部队。普军发起全线攻击，奥军尽管停止了前进，但在右翼还是被突破了，奥军前后两线部队绞在了一起。最后，奥军大部分退回到布拉格城中。会战中，双方的战损率都在22%左右。
查理亲王的一小部分兵力，加入到了正从东面向布拉格方向开进的道恩元帅部队当中。道恩元帅是一位很有经验、很能干，又很谨慎的指挥官，可以说，奥军近几年军事建设的成就与他分不开。为了解救被围攻的查理亲王，道恩元帅率军逼近布拉格城，采取行动威胁普军的后勤供应。腓特烈大帝率普军前去迎战道恩元帅率领的奥军，在科林与其相遇。当发现奥军已在几个低矮的山丘上展开成战斗队形时，腓特烈大帝首先率军发起了攻击。腓特烈大帝本想越过奥军队形，攻击其右翼。但道恩元帅很快发现了普军的企图，立即将部队部署成面向右方。普军的正面攻击受到可怕的奥军轻步兵的顽强阻止，在奥军炮兵火力、高速度的滑膛枪齐射火力打击下，伤亡惨重。近黄昏时，普军全线败退。交战中，普军损失近1.4万人，占其总兵力的43%，而奥军只损失了9000人，占其总兵力的20%。
在像上面这类防御性的会战中，奥军的炮兵起到巨大的作用。正如一名参加过当时会战的普鲁士人证实：“炮弹像暴雨一样从我们头顶飞过，绝大多数都落在了我们的队列中，许多士兵纷纷倒下。……我向旁边看了一眼，看见一名军士的身体被附近的一发炮弹撕裂，其惨象是那么的可怕，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接着说道：“我们奔向一块齐颈高或许可以藏身的庄稼地，当快到达时，密集的霰弹像下雹子一样覆盖了我们整个的队形。我们仍然背着枪，我可以清楚地听到霰弹击中刺刀的声音。” [ 注：克里斯托弗·达菲，《腓特烈大帝的军队》(纽约，1974年版)第172页。 ]
在前两次的会战中，腓特烈大帝的损失比奥军稍多一点，但是这一次会战，他的损失却非常惨重。由于奥军在兵力总数上占有优势，而且腓特烈大帝还得去对付其他的对手，这样，腓特烈大帝似乎已没有能力，再去攻击预先选择好阵地的敌人。腓特烈大帝采取与敌线式战斗队形平行前进，然后突然展开成战斗队形的战术，取得了布拉格会战的胜利，但是，紧接着在科林，再采用这种战术，只能是让自己的部队去正面攻击占据有坚固阵地的敌人，而这正是道恩元帅所希望的。战争实践证明，训练有素的奥军不但非常难以对付，而且战败后的恢复能力也很强。
另外，查理亲王的策略运用，也为奥军科林之战取胜提供了必要保证。在布拉格之战失败后，他没有像腓特烈所希望的那样撤到波希米亚南部，而是继续坚守在布拉格。他这样做，完全打乱了腓特烈大帝的预设方案，即首先将奥军逼出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然后再抽出主力对付法军。科林交战的失败，不仅完全打乱了腓特烈大帝的战略计划，而且也迫使他放弃了对布拉格的围困，并从波希米亚撒出，暂时不管查理亲王和道恩元帅，转而准备对付法军。
当腓特烈大帝率军退回萨克森，并在萨克森集中部队时，查理亲王又率领奥军不慌不忙地进入西里西亚，包围了施维德尼特斯要塞。如果攻破这个要塞，奥军主力将直接威胁西里西亚首府布雷斯劳。而此时，腓特烈大帝却正在向西机动，准备迎击法军。
腓特烈大帝在西线面对的是一支由苏比兹王子指挥的、纪律松散的法军。苏比兹王子很早就以在战场上生活奢侈而闻名，而且他手下的军官都效仿他的做法。这在会战结束后，普军从法军营地俘获的战利品中就可以得到证明。普军骑兵的战利品中不仅有仆人，而且还有演员，以及其他贵族化的生活用品，包括“成箱的香水，连火药都有香水味。数不清的礼服、帽子、遮阳伞和睡衣，甚至还有鹦鹉”。另外，由奥地利元帅希尔德伯格豪森率领的一支德意志军队，不久也加入了王子的法军队伍。这支军队是德意志诸侯国军队的一部分，纪律同样松散。按照合约，这支军队的大部分供应主要都由王子负责。这两支部队在三十年战争中，就采取疯狂掠夺占领区的方法来供养自己。当腓特烈大帝只率领其总兵力的一半，即2.2万人向法德联军冲击时，聪明的王子和希尔德伯格豪森立即就率军撤走了。然而，当腓特烈率军转而向东来威胁西里西亚时，他俩就马上返了回来，使腓特烈大帝不得不又一次率军赶回来。终于，在罗斯巴赫要塞附近，腓特烈大帝率军赶上了他们。此时法联军已面向东，占据了一个有利位置，采取防守态势。 [ 注：克里斯托弗·达菲，《腓特烈大帝的军队》(纽约，1974年版)第174页。 ]
普军在联军对面展开后，亲王和元帅决定将部队在罗斯巴赫南侧摆开成战斗队形，以威胁普军的后勤供应线。然而，他俩的意见并不统一，元帅希望和普军决战，而亲王却不愿将兵力全部投入。看到联军向罗斯巴赫南侧机动，腓特烈大帝立即将部队调回，而联军的指挥官却错误判断普军要撤退，于是改防御为追击。利用两个小山丘做掩护，腓特烈大帝重新将部队埋伏在联军必经之地。在普军骑兵对惊慌失措的联军骑兵实施突然攻击，并击败他们后，普军一些步兵营以整齐的队形攻击缺乏严格训练的联军步兵。而此时，绝大多数的联军步兵还没来得及展开，队形毫无组织、混乱不堪。在普军骑兵和步兵的联合攻击下，联军全线溃败。罗斯巴赫之战，普军仅损失了不到600人，而联军却损失了1万多人。
这次交战胜利后，腓特烈大帝急忙转向了东线。因为查理亲王不仅攻下了施维德尼特斯要塞，而且还击败了布雷斯劳数量不多的守军，攻占了布雷斯劳，使腓特烈大帝失去了这个地区近1/3的领土。经过12天150英里的强行军，10月初，腓特烈大帝率军和布雷斯劳3300名守军会合，并在一个叫洛伊滕的村庄附近，与6.5万名已排成战斗队形的奥军相遇。
腓特烈大帝率军直接向奥军队形挺进，做出要威胁其右翼的样子。然后，普军的纵队突然向右转，改为与奥军队形平行前进，并消失在一片小山丘之中。虽然站在洛伊滕教堂的塔上，但查理亲王却什么也看不到，得知普军威胁其右翼后，就立即将预备队调向了他的右翼。此时，训练有素的普军两个纵队的先头部队继续前进，直到越过了奥军的一翼才停止前进。各排之间的距离与每排正面的宽度保持精确一致，在指挥官的统一指挥下，两个纵队的各排同时向左转90°，面对整个奥军队形，所有的普军突然展开成了战斗队形。像勇敢、刚毅的斯巴达人一样，普军士兵向奥军的翼侧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普军步兵摆成传统的二列战斗队形，采用交替射击方式猛烈冲击奥军的翼侧。查理亲王急匆匆地一会儿率军赶到右翼，一会儿又率军赶到左翼。但是，奥军队形的纵深太大，有100列之多，相互扎成了堆，彼此不能支援。只有奥军的骑兵从右翼冲出来实施反击，但很快就被普军经过严格训练的骑兵击退。最后，奥军全线溃败，损失了2.2万人，而普军只损失了不到1.2万人。普军乘胜追击，很快包围并夺回了布雷斯劳，俘虏了1.7万名守军。
作战略图5.4 腓特烈大帝的内线作战
通过积极、灵活的机动，腓特烈大帝牢牢控制了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另外，通过与苏比兹王子、查理亲王和希尔德伯格豪森元帅的几次交战，他还缴获了大量的物资，这使得他在这两个地区的占领更加牢固。奥地利军队撤回到了波希米亚，玛丽亚从战争中惟一得到的，就是她的妹夫、查理亲王的辞呈。
腓特烈大帝运用灵活的机动战略，阻止了奥军想重新占领西里西亚的企图。其实，在和腓特烈大帝最初的对抗中，苏比兹王子和希尔德伯格豪森元帅，就成功地运用了这种进行战争的必需手段——机动。在腓特烈大帝率军到来之前，俩人立即率军撤走，而当腓特烈大帝离开之后，俩人就又率军赶了回来。这迫使腓特烈大帝不得不又急忙撤回来，使查理亲王得以使用绝对优势兵力，不慌不忙地从普军手里又夺回了西里西亚。只不过，腓特烈大帝利用战略机动是在空间上取了优势，而他的对手运用相同的战略是在时间上取得了优势。而且，苏比兹王子和查理亲王通过这样的密切配合，保证了对布雷斯劳的攻占。假如他俩能像那次一样，密切协作、共同对付腓特烈大帝的话，那他们一定会获得巨大的胜利。
古罗马的尼禄将军，在和汉尼拔的弟弟哈斯德鲁巴对抗时，曾运用灵活的机动战略制造了一个绝好机会，将毫无防备的迦太基将军逼到了一条大河边；英格兰的爱德华亲王，也曾运用灵活的机动战略，巧妙地周旋在蒙特福特父子之间，并以突然的行动分别击败了优势的敌人。然而，苏比兹王子和希尔德伯格豪森元帅却放弃了经过机动获得的优势，并由于俩人意见不统一，致使在罗斯巴赫遭到惨败。查理亲王也没能抓住机会，本来他可以坚守不出，却选择了在一个地形不利的地区和普军交战。不过，查理亲王还是迫使腓特烈大帝，为了抢收庄稼，并夺回他的重要军事基地西里西亚，不得不和两倍于他兵力的部队交战。然而，在这次交战中，查理亲王却犯了拜占庭将军贝利撒留所忌讳的错误，给了敌人第二次取胜的机会；他本来可以利用时间上的优势，打破腓特烈在空间上的优势，并取得交战的胜利。
灵活运用机动战略，强调积极进攻，对自己部队的战斗力很有信心，以及集中主要兵力攻敌一翼的战术，所有这些都是腓特烈大帝敢于多次与强敌作战的关键。另外，对手的不称职，也有助于腓特烈大帝在对手选择好的战场上交战，并取得胜利。再者，不像1757年上半年进行的交战，在罗斯巴赫和洛伊滕之战中，腓特烈大帝的后勤供应也很充足。
1758年，由于腓特烈大帝的盟友英国派出一支部队加入战争，并成功地牵制了法军，所以腓特烈不再担心法军的威胁。然而，俄军却又成了他的心腹大患。俄军在占领了东普鲁士之后，继续向西推进，直接威胁着普鲁士的心脏地带奥德地区。为了解除俄军的威胁，腓特烈大帝采取了和去年对付法军一样的战略：在对付俄军之前，首先将波希米亚的奥军赶走。为了避开把守进入波希米亚要道的奥军，1758年春天，腓特烈大帝率军侵入摩拉维亚，包围了有着坚固防御工事，且有重兵把守的奥姆特斯要塞。他希望奥军前来增援奥姆特斯，从而能在一个有利的位置击败奥军。
然而，他面临的对手却是十分谨慎的道恩元帅。尽管道恩元帅已经和普军很接近了，他的轻骑兵甚至袭击了普军的草料队，但他却不从正面实施攻击，而坚持运用破坏普军后勤供应线的战略，使自己始终处于主动位置。当得知普军4000辆运送弹药的四轮马车队正从西里西亚赶来，道恩元帅马上派出一支骑兵部队，在训练有素的轻步兵协助下，袭击了这支运输队。结果不但破坏了所有的四轮马车，还使护送运输队的9000人损失了2000。曾经领教过道恩的后勤消耗战的厉害，腓特烈大帝无可奈何地放弃了对奥姆特斯的围攻，退回了西里西亚，然后向北迎击正向奥德挺进的俄军。
虽然去年普军曾和俄军交过手，并领教了俄军步兵和炮兵的厉害，但腓特烈大帝仍对俄军有点蔑视。腓特烈大帝率领1.4万人赶到奥德附近，并和负责阻止俄军的另一支部队会合。由于缺乏应有的攻城训练，俄军只是对奥德城进行了毫无成效地封锁。腓特烈决定对俄军实施诱攻，以分散其兵力。
当俄军指挥官费莫尔将军，将他的部队布置在佐恩多夫附近一条小河后面的一块十分荒凉的地带时，腓特烈大帝立即率军从各个方向将俄军围住，然后从后面发起攻击。但俄军巧妙地倒转了一下队形，使腓特烈不得不从正面和俄军交战。俄军的一位目击者这样描述普军的攻击：“他们的武器在太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这情景是多么的令人害怕……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威武行进中的普军队形，”他接着回忆，“一个辉煌、令人害怕的时刻，行进中的普鲁士军队，突然展开成二个纵深很浅，令人吃惊的战斗队形……之后，普军震耳欲聋的战鼓声传进了我们的耳朵。”在这次交战中，俄军也同样非常顽强，另外一名目击者回忆：“俄军的这种顽强、勇敢的精神简直令人难以描述；人们心目中最勇敢的部队都赶不上它。尽管普军的炮弹炸倒了一排一排的士兵，但没有一个人乱，没有一个人有撤退的意思，第一列战斗队形出现空隙后，马上就会从第二列或者预备队中补上来。” [ 注：克里斯托弗·达菲，《俄罗斯军事大国的起源与特点(1700-1800年)》(纽约，1974年版)第87-89页。 ]
经过较长时间的血战，俄军只向后撤退了一段距离，但两天后，由于后勤供应困难，俄军开始全线败退。交战结束后，一名普鲁士军官在战场看到普军伤员“手脚并用向前爬，还有一些伤员将滑膛枪的枪托夹在腋下当拐杖蹒跚而行”。他还看到“运送弹药的四轮马车和手推车被烧得东倒西歪、破烂不堪，车子附近到处都是被烧焦的士兵的尸体，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战马也难逃厄运，他描述“战场上到处是俄军的二轮马车和被打死的战马，地上流满了战马的肠子”。这次交战，普军损失了总兵力的35%，俄军损失了总兵力的53%。 [ 注：克里斯托弗·达菲，《腓特烈大帝的军队》(纽约，1974年版)第183页。 ]
俄军撤退后，腓特烈大帝运用机动战略，以每天22英里的行军速度，急忙率领部分兵力向萨克森挺进。因为这时道恩元帅正率军威胁萨克森的首府德雷斯顿。当腓特烈大帝率军赶到时，道恩立即就撤退了，双方互不进攻相持了1个多月。当过于自负的腓特烈大帝，非常粗心地将部队布置在一个离奥军很近且又十分暴露，名叫豪斯克斯的地区时，不善于进攻的道恩元帅，却反其道而行之，率军经过一个晚上的行军，于黎明时突然向普军营地发起攻击，奥军从四面八方像潮水一样涌入普军阵地。经过严格训练的普军只损失了9千人就撤了出来，而奥军也损失了7千人。然而，当腓特烈得知另一支奥军正在威胁西里西亚时，立即率军赶了过去，并很快解了尼斯之围。然后，腓特烈又以最快的速度率军返回萨克森，以阻止道恩元帅对德雷斯顿的骚扰。总之，在1758年，奥联军依靠时间优势，也没有能打败精力充沛的腓特烈大帝，他依靠机动取得了空间优势。
腓特烈大帝又一次成功地运用了内线战略，但是在佐恩多夫和豪斯克斯，他却又损失了大量战前经过严格训练的士兵。虽然经过补充兵员，军队的数量没有减少，但质量却下降了。而奥地利军队经过战争的考验，将一些不称职的指挥官赶出了部队，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还学会了在防御中有效地使用炮兵。特别是奥军改革了指挥体制，在军队中设立了参谋部，可以高效率地帮助指挥官制定作战计划、指导部队机动、组织后勤供应，甚至有时还直接协助指挥官组织指挥作战。
1759年，俄军和奥军联合起来对付腓特烈大帝。这支俄奥联军计划以主力向西里西亚挺进，然后再联合驻守在罗斯巴赫的希尔德伯格豪森元帅，威胁萨克森。腓特烈大帝使用3万兵力对付投入战争的6万俄军，使用另外3万兵力防守萨克森。另外，他在西里西亚还有5万大军，随时准备以战略机动的方式增援萨克森的守军或与俄军作战的普军。他的盟友英军则继续在德意志的西部牵制法军。在这一年，腓特烈大帝不再采取主动进攻的策略，而是以防守的态势静候敌军的到来。
俄军在聪明过人的萨尔特科夫将军指挥下，向奥德河方向挺进，在凯伊遇到了一支普军的拦阻。经过一番激烈交战，俄军很快击败了这支由一名好战但头脑简单的指挥官指挥的普军。俄军重新向东挺进，不久就到达了奥德河。攻占了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并与一支2.4万人的奥军会合。这支奥军是道恩元帅派来的，由经验丰富的劳登将军指挥。8月初，腓特烈大帝率军从西里西亚撤走。而在豪斯克斯打过一次漂亮的攻击战后，道恩元帅又恢复了他以往小心谨慎的作战风格。
在与道恩的主力相距只有50英里时，腓特烈大帝指挥5万人，在库纳斯多夫对萨尔特科夫和劳登指挥的6万联军发起了攻击。下午2点，腓特烈大帝集中所有的兵力猛攻联军阵地的后方和一翼。然而，联军依托良好的防御工事，用密集的炮火实施了反击。普军伤亡惨重，不得不撤出战斗。此次交战，普军损失了总兵力的37%，联军损失了26%。在这次交战中，腓特烈大帝的快速机动战略，除了使他遭受了沉重打击之外，并没有给他带来其他的任何好处，当然，奥联军也没有占到多大便宜。与道恩元帅率领的大军会合后，奥联军开始在柏兰登堡地区疯狂掠夺过冬物资，并企图通过破坏当地的物资供应、税收以及兵员来源，来削弱普军的力量，尔后计划向柏林挺进。然而，由于俄军损失较多，再加上谨慎的道恩也开始怀疑仅靠从柏兰登堡掠夺的物资能供联军度过冬天的设想，于是，联军的指挥官们开始犹豫不决，计划在原地驻守，以静等另外一支奥军攻占萨克森，然后再在冬季占领西里西亚。
然而，俄军却不同意这个方案，最终还是像以往一样，向东机动，进入维斯图拉地区过冬。道恩元帅率领奥军进入萨克森，并攻占了德累斯顿。由于腓特烈大帝仍控制着萨克森的大部分地区，所以道恩也处在一个不利的位置，就这样双方相持了近一年时间。最终普军冒险实施了一次突然进攻，才打破了僵局，并俘虏了1.3万名奥军。
虽然腓特烈大帝的这次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在库纳斯多夫的失利，但从此以后，普军却采取了防御战略，尽量避免交战。对此腓特烈大帝回忆道：“客观形势是，要想达到目的必须进行交战，而要想进行交战，通过一次决定性的打击来结束战争，必须要等到敌人毫无戒备地宿营或开进。”然而，当时道恩元帅却十分谨慎，参战的俄军又非常顽固，再加上奥联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所以要想等到那样有利的交战时机，可谓难上又难。回忆起好战的瑞典国王查理六世，他继续写道：“而且，确确实实，几乎所有的将军们又不善于考虑其他的因素，只知道作战。不是损害他们的名誉，我认为这是缺乏卓越指挥才能的表现。” [ 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第4卷，《新时代》，小沃尔特·雷弗罗译(西港，1985年版)第358-359页。 ]
1760年7月，萨尔特科夫和劳登分别指挥俄军和奥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击西里西亚。于是，在道恩元帅的尾随下，腓特烈大帝率军进入西里西亚。9万俄奥联军向只有3万人的腓特烈大帝发起攻击。然而，腓特烈大帝实施灵活的机动，不断变换位置，寻找战机。在里格尼斯，劳登在毫无支援的情况下，向腓特烈大帝的主力实施了一次徒劳的进攻，结果损失了其总兵力的1/3。而腓特烈大帝在他指挥的第一次防御作战中，只损失了总兵力的11%。
在对柏林进行了一次袭击，获取了一些急需物资之后，道恩元帅率军攻占了萨克森中部的托尔高，并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腓特烈大帝绝对不能失去萨克森这个重要的物资供应基地，于是决定对有275门大炮，并依托坚固工事实施防御的道恩进行冒险攻击。他派手下的齐腾将军率领1/3的兵力在正面牵制奥军，自己亲率主力攻击奥军的后方。然而，十分沉着冷静、警觉的道恩元帅发觉了腓特烈的企图，立即将主力调往了后部，挫败了腓特烈大帝发动的攻击。腓特烈大帝错误地认为才能平庸的齐腾将军已经率领他的部队开始行动，这使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当时有人对普军的最后一次进攻行动做了记述：“甚至普军还没有看到敌人的影子，被炮弹削掉的树盖就砸在了他们头上。震耳欲聋的炮声在整个树林里回响。”当树林里的普鲁士士兵冲到开阔地上时，他们看到的是一幅可怕的景象：“一个屠宰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最后，齐腾终于率军赶来，并发现了奥军一个薄弱的翼侧。腓特烈大帝重新收集兵力猛攻奥军的翼侧，迫使奥军撤向德雷斯顿。为了保住萨克森，腓特烈大帝付出了惨重代价，损失了其总兵力的33%，奥军也损失了29%。 [ 注：克里斯托弗·达菲，《腓特烈大帝的军队》(纽约，1974年版)第195页。 ]
1761年，当腓特烈大帝率军与奥俄联军在西里西亚交战时，他借鉴道恩元帅的做法，运用防御战略，构筑了有利的坚固阵地。三周中，双方多次交手，各方都无法解决补给困难。但是，腓特烈大帝有较充足的物资储备，可以和对手打消耗战。9月份，随着俄军开始撤退，这一年的战役就结束了。1762年，俄国不但退出了战争，而且还和普鲁士结盟。直到1763年他和奥地利停战议和前，腓特烈大帝再也没有受到严重的威胁。西里西亚仍归普鲁士所有。腓特烈大帝实施防御战略的政治目的达到了，而玛丽亚第三次与腓特烈大帝交战，想要重新收回西里西亚的梦想破灭了。
七年战争期间，普鲁士损失了18万人，国家财政也受到了极大损失。腓特烈大帝的战争负担一部分来自制造钱币，这和通货膨胀一样对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失。但这还不是主要的。表5.1显示了战争消耗的不同来源。由于腓特烈大帝对战争所需的物资都是采用现购现买的方式，因此，战争后期的国家借款要比初期多得多。 [ 注：克里斯托弗·达菲，《腓特烈大帝的军队》(纽约，1974年版)第19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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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年战争期间进行的10次交战中，有7次腓特烈大帝采取的是进攻行动。而且，除了洛波斯特斯之战，其他的交战都是在敌人预先选好的地点实施进攻的。罗斯巴赫之战也是这样，但由于一开始敌人就实施了错误的追击，在这种情况下腓特烈大帝采取了守势。在这些交战中，普军损失了大约10.4万人，占其总兵力的27%，奥联军损失了12.3万人，占总兵力的24%。即使腓特烈大帝和他的对手一样，不能够承受住这样的战争损失，但面对多个对手，主动实施进攻作战，对于腓特烈大帝面临的严峻形势来说，仍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相对于传统的将敌人阻于国门之外防御战略，也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腓特烈大帝积极的进攻，使他的对手不得不十分谨慎。一位法国观察家曾如此评价道恩元帅，他曾和腓特烈大帝进行过三次交战，且两次取胜：“可以说元帅是一个胆小鬼，当然这只是瞎想。胆小与谨慎之间的差别很小，面对腓特烈大帝时，你必须要谨慎。”腓特烈的才能、好战精神，还有巨大伤亡造成的心理影响等等，都至少使敌人不敢贸然前进。在这些战术运用的基础上，腓特烈总是牢牢地把握着一个战略目标，那就是不能丢失他赖以进行战争的基地萨克森，以及决不让敌人威胁易受攻击的本国领土。 [ 注：克里斯托弗·达菲，《1740-1780年间奥地利帝国的武装力量》(纽约，1977年版)第189页。 ]
与奥地利进行作战的战场，总是从波希米亚到萨克森再到西里西亚。因为萨克森是奥地利的同盟国，而西里西亚又曾长期属于哈布斯堡奥地利，所以腓特烈大帝在这里作战，不但缺少当地居民的支持，特别是还会遭到玛丽亚·特丽萨的丈夫、帝国皇帝率领的大多数德意志联邦小国军队的抗击。俄国的攻击轴线通常是从柏兰登堡至西普鲁士，包括了腓特烈大帝的主要领土。虽然俄军对普鲁士本土没有要求，但却一心想侵占东普鲁士。以上这些地区，既不像尼德兰地区有众多的防御要塞，也不像意大利北部有许多河流可以做天然屏障。所有的这些地区相对于数量庞大的奥俄联军则显得很小，敌军很容易侵占并控制它们。
无论是对意大利北部地区的争夺，还是在尼德兰地区的交战，双方都没有把这些有争议的地区当做维持其军队进行战争的源泉。但这种情况和腓特烈大帝有着根本不同。萨克森、西里西亚、柏兰登堡以及西普鲁士，是普鲁士军队物资和兵员补充的基地，一旦丢掉任何一个地区，不但会在以后的作战中大大削弱普军的作战能力，而且还会严重威胁到其他地区。相反对于奥联军来说，如果抢占了其中的一个地区，无疑也将会增加一个后勤供应基地。
在这样的战略部署指导下，为了保护好这些重要的后勤供应基地，腓特烈大帝很像古斯塔夫和蒙特库科利那样运用牵制战略。因为这些目标，不像奥军控制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对于他来说实在太重要了。而且，不像意大利北部战争，有许多河流可以阻挡敌军的前进。在这些地区，他没有任何天然屏障可以利用。举一个例子来说，假如奥军攻占了西里西亚，他们不仅可以获得充足的资源来补充军队的消耗，同时还会迫使普军不得不到别的地方寻找资源，这样一来就几乎抢占了腓特烈大帝1/3的领土。所以，腓特烈大帝和奥军在波希米亚作战时，他就得首先将敌人从萨克森和西里西亚赶走。这个弱点，使得腓特烈大帝在战争中不得不经常受到敌人的摆布，疲于奔命。
腓特烈大帝的这个战略弱点，可以解释他之所以冒险对托尔高实施进攻的原因。当时，道恩元帅在托尔高不仅修筑了坚固完善的防御工事，而且拥有数量众多的火炮，每1000人就拥有5门。尽管取胜的希望很小，但道恩如果控制了托尔高，就等于控制了大部分的萨克森，于是腓特烈大帝不得不冒险进攻。如果重新占领了萨克森，他就可以征募兵员补充部队的损失；而如果失去了萨克森，他不但将失去近1/3的国家财政收入，而且很难再将战争维持下去。对道恩和其他对手实施的进攻行动，造就了腓特烈大帝杰出的指挥才能。因为即使是一个很普通的指挥官，也能打败只知道呆板、机械进行防守的对手。腓特烈大帝之所以能坚持将战争打完，是因为他没有遇到一个像旺多姆元帅这样足智多谋、又有着强烈进攻意识的对手。以他这样在后勤供应上的弱点，如果对手是马尔伯勒、欧根王子、卢森堡或者维拉尔，其结果也就不用说了。
在腓特烈大帝准备和奥地利进行另一场战争时，关于战略后勤供应基地，他曾直率地说：“首先我要攻占更多的地区，以获取充足的战争资源。在敌人的国土上作战，利用敌人的资源进行战争，对我来说是最合适不过了；在敌人赶到之前，我将迅速修筑防御工事来保护这些地区。” [ 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第4卷，《新时代》，小沃尔特·雷弗罗译(西港，1985年版)第313页。 ]
腓特烈大帝不但在战略运用上很成功，在战术运用上也很出色。洛伊滕之战的胜利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面对奥军，他将部队成斜形展开，这样不仅可以集中主力对抗敌人的一翼，而且总能对敌人最薄弱的翼侧实施攻击。这种斜形攻击战术，常常在敌人的一翼还没加入战斗时，另一翼已经被击溃了。斜形战术的关键之处很简单，就是强调集中使用兵力。腓特烈大帝总是集中主要兵力于交战的那一翼，这样不交战那一翼的兵力，与敌人相对应那一翼的兵力相比要处于明显的弱势。但是，这并不要紧，因为部队在前进时，成梯形布置，两个梯队之间的距离为50-100码，兵力较强与敌交战的那一翼的梯队行进速度快，而兵力较弱的那一翼行进速度慢，这样交战时，兵力较弱的那一翼就与敌人相距较远。腓特烈大帝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梯队队形，是因为步兵的火力足以弥补梯队之间的空隙。
运用这样的战术，腓特烈大帝总能将主要兵力集中使用在敌人薄弱的翼侧。在洛伊滕之战中，腓特烈大帝首先利用兵力调动，使查理亲王判断错了普军的主攻方向，从而将兵力分散。虽然在其他的进攻中，腓特烈大帝都没有像洛伊滕之战这样成功，但每一次交战他都想方设法寻找敌人的薄弱部位，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发起攻击。
然而，腓特烈大帝的战术和马尔伯勒公爵的战术有着根本的不同。马尔伯勒的战术是从正面发起攻击，一般首先使用步兵攻击吸引敌人的预备队，等到敌人分散兵力，暴露出薄弱部位时，再集中主要的骑兵实施决定性攻击。而腓特烈大帝的战术是集中主要兵力首先攻击敌人的薄弱部位。虽然腓特烈大帝精良的骑兵在战争中也起着重要作用，但斜形战术却主要是依靠步兵实施。腓特烈大帝的斜形战术，在某些方面，与古希腊统帅伊巴密浓达在留克特拉大败训练有素的斯巴达军队时运用的密集楔形阵战术有相似之处。
军队构成所引起的伤亡变化
尽管由于近距离内的快速齐射对人员的杀伤力大大提高，但是，腓特烈大帝及其对手的军队在交战中，双方人员的伤亡比人们预想的要小。两个世纪以来，战争中的人员伤亡在不断减少。在三十年战争中，得胜一方的人员伤亡占其总兵力的12.5%，战败一方则为37.4%。这个数据与发生在100年以前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比例不同，但是，我们不能以此得出什么结论，因为，这一数据缺乏可比性。
然而，如果对1649-1701年间发生的战争伤亡数据进行比较，就会看出一个明显变化。得胜一方的伤亡比例没有多大变化，仍然是12.6%；而战败一方的伤亡比例则减少为27.6%。虽然这个时期线式战术得到了广泛运用，以及在这个时期的后期，许多国家的军队都装备了刺刀，但这些都不是使伤亡比例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部队的严格训练、编制固定的常备军队的出现是主要的原因。因为训练有素、编制固定的常备军队，肯定要比三十年战争中缺乏训练的雇佣军队，更能经得住战败的考验。
1702-1763年，部队广泛装备卡座式刺刀。这个时期，战争中得胜一方的伤亡比例还是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为12.5%；战败一方伤亡比例略有下降，为21.9%。由装备带刺刀滑膛枪手组成的步兵，成份单一，是一种优于骑兵的兵种。战斗中失利后，其受到的损失会比以前的长矛兵和不带刺刀的滑膛枪兵要小。武器装备的变化，似乎是这个时期战败一方伤亡率略有下降的主要原因。另外，这个时期的军队在作战中，不再成集团式集中部署，而是以横队方式展开，这或许也是导致伤亡比例下降的一个原因。因为，获胜的一方，要想发现仓皇败退的敌人，必须进行较大范围的搜索，而且所发现的、可以对之攻击的敌人往往规模很小。 [ 注：加斯东·博达尔，《克列格列克西肯的军事历史(1618-1905年)》(维恩和莱比锡，1908年)。 ]
由训练有素、装备带刺刀滑膛枪步兵组成的常备军队，导致了在会战中战败一方伤亡比例明显减小。这个比例的减小，使得会战对双方军队的战术影响在变小，这应该会使军队会战的次数增多。道恩元帅对雇佣兵制度以来指挥官们对会战的态度，发表了简明的看法：“我认为，如果在一次会战取胜后所获得的优势，要比被打败后所遭受的损失，或者组织撤退所存在的危害要大的多的话，那么你就应该决定会战。”如果道恩元帅再考虑上对交战取胜可能性的估计，那他将会有更坚定实施会战的决心。 [ 注：克里斯托弗·达菲，《1740-1780年间奥地利帝国的武装力量》(纽约，1977年版)第144页。 ]
如果战败一方的伤亡损失下降的话，那么一个指挥官将更愿意冒险实施会战。即使对于获胜的一方，虽然不会再像以前会战中那样取得巨大的战术胜利，那他也应该更愿意实施会战。因为，就像大多数的赌徒在赌博时一样，在赔率相同的情况下，宁愿多次下小的赌注，而不会一次性下大的赌注。
与三十年战争中的指挥官们相比，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期间，不像马尔伯勒那样很少作战，他积极作战，也承受了一些失败。但是，正是通过积极、主动的频繁会战，腓特烈大帝成功地打破了敌人的后勤封锁战略，保住了重要的后勤供应基地，获得了重大的战略利益。
法国军事思想的重大发展
在腓特烈大帝指挥有着超一流训练的普军，成功地应用斜形攻击战术，集中兵力攻敌弱点之时，法军从另一方面也对战术进行了改进。受福拉尔冲击战术思想的影响，法军在七年战争中运用了纵队战术。其实，腓特烈大帝也曾有过一段时间受过冲击战术思想的影响。这种纵队主要用于作为预备队队形，或者部队在向战场接近及在战场上移动时使用。另外，法军还在队形的先头有计划地部署一些散兵。这种做法最初被腓特烈大帝所忽视，但奥地利军队在作战中也常常使用。法军在作战中使用多路纵队的目的，是为了提高部队展开的速度，以能够和经过严格、正规训练的对手相抗衡。
这种战术改革，使得法国人将军队分编为由步兵和炮兵组成的常备师。每个步兵师最多16个营，人员不超过1万人。在即将交战时，法军以4个师向敌人接近，每个师再编成2个纵队，每个纵队的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都有4个营。运用这种方法，法军在展开成战斗队形时，比训练有素的对手一点也不慢。在1760年战役中，富有创新精神和理解能力的布罗格利元帅，运用这种多路纵队方法，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机动效率，在战争实践中显示了它的实用性。
将部队编成师后，其机动速度比以前的集团式编组大大提高了，因为，这样可以利用更多的道路实施机动。将军队集中起来以集群编队实施行军，是为了能对付敌人骑兵的攻击。可是法军认识到，现在的步兵都装备了带刺刀的滑膛枪，将它们分编成有较好训练的各营，军队在机动中也不必惧怕骑兵的攻击，因此，军队在行军中不必继续使用帕尔马元帅曾经熟练运用过的、蒙特库科利积极推崇的、具有自我保护能力的集团式行军编队方式。为防止与敌人不期遭遇，布罗格利元帅使用轻步兵及轻骑兵来掩护部队行军。在快要接近敌人时，布罗格利元帅就指挥部队分散行进，加快行进速度。当然，原则上只是按各编制单位分散行进，以保证能执行命令，准备随时再次快速集中。
战争结束后，法军继续坚持战术革新。1766年，法军引进了一种可由密集纵队展开为面向纵队行进方向的横队队形的方法。虽然，当时就有一些由纵队队形展开为横队队形的方法，但它们不仅展开速度慢，行动起来比较笨拙，而且通常要以疏开的纵队为基础进行转换。当时惟一的一种可以较快完成由纵队向线式横队转换的方法是腓特烈大帝采用的那种，但是，这种方法要求在疏开纵队中的所有各排同时进行方向变换，而且，转换过来的线式横队必须是与行军纵队轴线成90°角。法军引进的这种新的方法，却可以使部队方便且快速地由排列紧凑的纵队转换为面向原来行军方向的三列线式横队。实施时，只要纵队停止前进，纵队中各独立的小分队，采用斜方向行进，到达他们在线式队形中预定的位置。采用这种队形展开方法，甚至不需要先头部队停止前进，在先头分队继续前进的同时，纵队中其他分队则快速跑步到达他们在线式队形中预定的位置，即可形成线式战斗队形。
军队拥有的这种由纵队队形转换为线式横队的能力，蕴含着对战术的革命性影响。因为，线式队形为了保持队形整齐，在战场上行进的速度很慢。即使腓特烈大帝引入了营一级编队后，这种情况仍然没有多大改变。虽然战术家们也认识到，燧发枪的火力能够弥补各营之间的实际间隙，但各营自己却不得不保持整齐的队形，以便集中火力，不至于造成自伤。每列正面为200人，纵深为3列的线式队形，为了保持队形整齐，即使在平坦的地形上，也不得不缓慢行进。但是，如果将这支部队分成8个连，形成一个连挨着一个连的紧凑纵队，纵队正面为25列，宽度50英尺，纵深为24行，长约150英尺，形成一个长方形队形，这样，各营就可以相对容易地向战场开进，并很快展开为线式队形以集中火力。由于各营的间隙可用火力来控制，所以，各营之间彼此就不需要再保持非常整齐的队形。
法军在军队中实行了师的编制，并探索了以多路纵队向战场开进，但交战时又能迅速展开成战斗队形的方法，与此同时，法军还对炮兵进行了许多技术方面的重大改进。经研究表明，将火炮的身管减短，让炮弹与身管内膛更加密合，即使以更少的装药，也能使火炮的射程和原先一样。火炮铸造厂还在缩短炮管长度的同时，将火炮的身管造得更薄，使火炮的重量减轻了一半。拉炮的马车重量减轻了，马具改进了，炮兵的机动能力大大提高了。另外，升高观测装置使炮兵的观察瞄准效果更好了，火炮的射速也提高，这些都增强了炮兵的威力。炮兵机动能力的提高，使炮兵在各种行军中可以跟上步兵速度，这使法军官兵确信，炮兵不仅在防御作战中能发挥重要作用，在进攻作战中也能发挥巨大作用。既然带许多小子弹的霰弹发射的距离比滑膛枪远，那么，只要将炮兵带到战场上并使用得当，炮兵将是步兵攻击中最有力的支援。
插图5.3 发射12磅炮弹的火炮
法军在对步兵和炮兵进行诸多改进的同时，带来了许多军事理论的探讨和争论。许多军事思想家对法军的部队训练、军队队形，以及军事教育和军官思想等方面内容，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就像当年瑞士步兵方阵的突然出现，曾对欧洲战场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样，法军在步兵方面的改革影响也很大。瑞士步兵的密集实心方阵，具有较强的战场机动能力，而且还可以以战斗队形向战场开进，并能够迅速投入交战。假如瑞士步兵方阵不只是经过严格的训练和士气高昂的话，假如瑞士步兵方阵不用停止前进就能对付向其翼侧实施攻击的骑兵，假如瑞士这种实心的步兵方阵能够克服易受敌人投掷兵器或火器杀伤的弱点，并可以向后转动的话，那么，瑞士步兵的这种便于机动的方阵队形将还会更长久地统治战场。
16世纪，由长矛兵和火绳枪兵混合编成的步兵成了战场的主角。但是，这样的步兵在战斗中必须进行很好的编组，以确保在与装备长矛和马刀的骑兵交战时，长矛兵与火绳枪兵能够相互支援，同时，有效地保护自己的长矛兵，免遭对方滑膛枪兵和装备手枪的轻骑兵的杀伤。由于这样的混合编队需要两种相互支援的步兵，并要使队形尽量与战场上地形相匹配，所以，它既不能以战斗队形向战场机动，也不可能在交战中有更多的战场机动能力。因此，这样的步兵混合编队，缺少了瑞士步兵单一兵种方阵的两种最基本的优点。
人们习惯于寻求进攻型军队的思想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装备有带刺刀滑膛枪的步兵已使骑兵降为不利的兵种后，骑兵为什么还具有重要的战术价值？还能帮助我们真正理解瑞士步兵与后来步兵之间差异的重要意义。瑞士军队能够以行军队形直接进行交战，也正是因为这点，瑞士军队才能够在摩拉特大胜有坚固防御阵地的勃艮第的军队。
由于骑兵具有快速机动能力，并且在行军队形的基础上，骑兵可以不需要专门展开就能实施攻击，使用马刀对付滑膛枪手，使用手枪对付长矛兵，所以，军队在敌人骑兵所攻击的范围内机动时，都应编成曾被蒙特库科利所建议的一种行进速度较慢、能够实施自我防御的准战斗队形。尽管瑞士军队能够快速机动至战场，并能迅速展开投入交战，从而使对方措手不及，而16世纪的其他不同类步兵组成的军队，不仅向战场机动的速度很慢，而且到达战场后，展开成战斗队形的时间也相当长。因此，除了诱骗敌人陷入障碍物之中，或迫使敌人进攻以解某地之围外，任何一个指挥官都不会想到去与不愿意会战的对手进行会战，这就不足为怪了。
古斯塔夫以线式战术代替了传统的方阵战术，但并没有改变这一状况。步兵仍由多个不同类兵种组成，需要编成彼此能够相互支援的战斗队形，而且，除了部队编得更细，各部队配合更加密切外，线式队形的战场机动能力甚至比滑膛枪配合下的长矛方阵还要差。
刺刀的出现，使得军队中的步兵成份趋于单一，这样，如何机动向敌人接近和展开等问题也就明显好转了。任何一支装备带刺刀滑膛枪的步兵，只要编成战斗队形，都能有效对付骑兵的攻击。行军纵队不仅易于形成方阵队形，而且更易于展开成线式战斗队形，以对付攻击的骑兵。在战场上展开时，只要每一个士兵以及他们的步伐能与其他的士兵较好协调，展开成战斗队形将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因此，在训练中，军队主要为了更有效地控制线式队形，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火力威力，这样，指挥官们在战场上就能有多种方法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新型步兵的作战潜能。
但是，对于18世纪的军事家们来说，他们很难真正认识到这种同类型的步兵，能替代骑兵而主宰战场的可能性。由于当时的步兵必须编成线式队形，以发挥所有滑膛枪火力威力，但是采取线式队形，却又大大削弱了步兵在战场上的机动能力。这就使得当时的军事家们还是认为，骑兵是惟一能够真正实施进攻作战的力量。因为考虑军队的战场机动问题，人们提出了编组成纵队队形的想法，同样，上世纪的冲击战术思想也被重新提出。但是，这种思路实际上是限制滑膛枪火力、射击可靠性和燧发滑膛枪射击速度的发挥。装备燧发枪机的滑膛枪，是一种宣判集团冲击战术，以及其他一切不能充分发挥滑膛枪火力威力的战斗队形末日到来的武器。
军事家们很难找到理想的进攻型部队。这种部队应该具有在行进中与敌交战的能力，并具有较强的战场机动能力，能够快速机动到敌人的后方实施攻击。这样的行动通常只有骑兵才能担任。自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开始，很久以来，编成结构差不多的两支军队进行交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几乎所有的军事家，除了实施双方互相同意的正面会战外，再也不会想到其他的交战方式。例如，当一名普鲁士将军偶然遭遇敌人的翼侧时，他还要费尽周折将部队调到敌人的正面，以便于使用传统的方法作战。
腓特烈大帝通过运用斜形攻击战术，基本上同时解决了部队战场机动、迅速展开以及翼侧攻击等问题。这种斜形攻击战术，不仅提高了部队的战场机动速度，而且还能够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薄弱翼侧。但是，他也只是对以前的战术进行了一些改进，并没有创造任何新的东西。
然而，法军采用了一种纵队队形。这种纵队队形，实际上仍然是正面宽，纵深浅。一个营纵队一般是纵深12列，而正面却至少是纵深列数的4倍。这种纵队其实就是一个实心的密集方阵，具有和中世纪瑞士步兵方阵一样的战场机动能力。但是，这种纵队具有迅速展开成纵深为3列的线式战斗队形的能力，这就意味着，这种具有机动能力的纵队基本上可以在行进间进行交战了。虽然法军的条令中，还是要求部队以线式队形前进，以纵队实施集团冲击，但是，在实际的战场运用中，部队通常以多路纵队机动至战场，并接近敌人，而以线式队形用于与敌人进行实际交战。
法军采用这种纵队队形，使得其步兵的机动速度比对方线式队形部队更快，而且几乎能在行进中投入交战。骑兵正是具有这种特征，才长时间地被作为一种进攻型部队。利用这些优点，步兵既可迅速集中主要兵力于战场上的一点，也可利用线式队形所不具备的机动速度，攻击敌人步兵的翼侧和后方。由于不需要保持整齐的队列，所以这种纵队可以在复杂的地形上机动。再加上步兵的火力完全可以覆盖各营之间的间隙，因此，当机动至敌人薄弱的翼侧或后方时，纵队队形可迅速展开成甚至是不规则的3列线式战斗队形。另外，此时法军步兵实行的旅、团、营编制，也为这种纵队队形的战术运用和机动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法军将一个营进一步编成九个连，使法军步兵的编制体制更加完善。
就像马尔伯勒公爵集中使用骑兵一样，炮兵机动能力的提高，也使炮兵在步兵运用便于机动的纵队队形集中兵力的同时，集中火力于一点。法国炮兵专家泰尔勋爵曾写道“将炮兵集中使用在实施攻击的地方，对于会战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他确信集中使用炮兵可以取得“决定性的战果”。泰尔进一步详细解释了他的观点，“在预定实施攻击的地点，集中最大量的步兵、高质量的炮兵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通过在其他地点的牵制行动，确保这一点是敌人的薄弱部位，“比如，可以采取机动威胁其他的部位，或者实施诱骗攻击等行动。” [ 注：罗伯特·奎姆比，《18世纪法国战术理论》(纽约，1957年版)第296页。 ]
这种新的战术，使得部队在战场上能够实施战术包围和迂回行动，在作战中，还可以得到炮兵火力的集中支援。这与法军在军队中采取常备师的编制做法是分不开的。运用这种编制方法，法军在接近敌人时，不必再采取准战斗队形，因为装备刺刀的步兵可以不再担心遇到骑兵的攻击。部队即使来不及形成腹中空的对外防御队形，而只是在道路上以8-12路密集纵队机动的一个步兵营，就足以令敌人骑兵毫无办法。以营纵队为基础，充分利用道路实施多路机动，可以大大提高军队的战略机动能力。由于军队分成师，并且能快速由纵队转换成线式战斗队形，因此，步兵在与敌遭遇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接近敌人。从战略角度上说，这实现了步兵在机动中与敌交战的目的。也就是说，这样一来，步兵具备了以往只有骑兵才具备的战略进攻能力，尽管与骑兵的战略进攻能力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军队分成若干师，也有利于迫使对手进行会战。一旦和敌人遭遇，此类军队会让对方的撤退行动更危险。长期的战争实践证明，一旦双方军队摆好阵形交战，不想再战的一方很难从战场上撤出。现在，如果一方不想结束交战，那么另一方就更难从战场撤出了。
军队分成若干师，还提供了实施战略进攻的机会。16世纪骑兵手枪的出现，骑兵成份变得单一，战斗功效多样化，再加上刺刀的出现，步兵的种类也单一，整个军队的成份就简单化了。由于现在的步兵就是一种更好的兵种，军队不再需要有多种不同武器系统的力量组合在一起，并细心地处理它们相互间的关系。这一情况持续到18世纪，人们便容易设想将军队分为许多分开独立的、可自己控制、可相互代替的组成部分。
军队以师为单位进行分编，这一思想反映了人们观念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以前，军队一般只是为了分担不同方向战役任务而将一支军队分为若干部分，或者派出分遣队去守卫城市、防守要塞、守桥，或者防守其他战略要点等等。但是，这种根据执行具体任务而将部队分派出去的做法，实际上是削弱了军队的整体实力。因为，一旦将他们派遣出去后，指挥官常常就不再把这些分遣支队看做是整个部队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军队分编成师，各个师仍然是整个军队的组成部分。这些师可以在一起作战，根据需要，还可以很快将这些师重新集中起来，构成一个整体。这样，法国军事家实际上引进了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军队建设思想。
依据每天所需的最快行军速度，确定分编师的数目。所分编师的数目越多，被军队用于行军的道路数目就越多，这样，不仅行军速度更快，而且行军队形覆盖的地盘范围更大，还便于获得更多的物资供应。
一支分编为数个师的军队，其行军正面宽度将超过25英里。这意味着它与敌人遭遇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采用师级编制的军队，具有快速机动接近敌人，并能迅速展开成战斗队形的战略性进攻能力，因此，一旦与敌人接触，这支军队就像马尔伯勒公爵和旺多姆元帅在奥德纳德之战那样，很容易迫使敌人实施一次遭遇战。当然，在遭遇战中，这支军队的四个师中，只有其中一个师与整个敌人军队遭遇，其后果肯定是很糟糕的。
然而，战败一方人员伤亡比例的下降，大大减轻了战败一方对失败结局的顾及。就平均水平而言，经过良好训练、纪律严明的军队，其战败后的人员伤亡率一般都不到战胜一方的两倍。具有相对严密组织的法国军队，大大减轻了军队在战败后的混乱局面，相应地减少了人员伤亡。而且，即使一个师独立作战时，也不必整个师完全地投入会战。如果这个师和敌人交战一天，而没有太大的伤亡，或者这个师可以用部分兵力与敌人作战，那么，它就可以将本不愿意交战的敌人拖住，以待己方军队的其他几个师赶来袭击敌人。其他各师可以从另外的方向实施攻击，使得正集中兵力与那一个师交战的敌人感到措手不及。比如，从敌人的侧翼实施攻击，并能迅速展开成战斗队形投入交战，那么，这些师在战场上汇集在一起，就可以占据极其有利的位置。运用这种方法进行会战，其结果肯定与以往彼此都同意的正面交战大不相同。
类似奥德纳德那样的遭遇战，虽然以前确实发生了，但它们并不具有代表性，大多是偶然发生的。军队除了在小心地回避这样遭遇战外，并没有对军事思想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当军队采用师一级编制后，遭遇战的发生就更加频繁了，而且开始成为一种能够达成战略目的作战样式。这种遭遇战不仅可以给预期遭遇的军队带来好处，也为采用师级编制的军队提供了优势。采用师级编制，使军队体制更加完善，事先就确定了明确的指挥关系，因此，在作战中指挥官可以实施更高效的指挥。
法军将军队分编为若干个师，在行军中就不必过于小心谨慎，其行军速度要比集团式军队快。在战场上，可以将这些师调集到一起，以师纵队迅速投入作战。在将所有的纵队展开成战斗队形之前，法军指挥官可以先利用纵队队形的快速机动能力，让步兵绕到敌人线式队形的翼侧或后方实施攻击，或者集中主要兵力攻击敌人的其他薄弱部位。这样，与采用七年战争中作战方法的对手相比，法军步兵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是一支进攻型力量。自瑞士步兵曾有过短暂的辉煌之后，其他各国军队的步兵还都不具有这种特性。
对于像法军这样的军队，作战就成为一个现实的战略目标。以往军队间的会战基本上都是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急于进攻的一方，常常不得不对已精心选择了阵地、有时还修筑有堑壕的敌人发起攻击。军队采用师的编制后，只要敌人不是直接撤离到后方，指挥官就可以尽量迫使敌人进行会战，或在与敌人遭遇中进行会战，而不必再向精心选择好阵地的敌人发起攻击。法军由于实行较完备的编制体制，军队不仅具有较强的战场机动能力，还形成了从营指挥官到军队统帅的完善的指挥体系，因此，即使在敌方事先选择好的地点交战，情况也不同以往。因为，法军步兵在战场上可以非常迅速地集中起来，很容易地避开敌方的强点去攻击其翼侧和后方。
法军在体制编制上的这一变化，使得军队在战略上将更加注重作战。而在以前的战争中，军队的战略目标一直都是在与敌方争夺后勤资源。尽管法国的军事理论家们，并没有依据进攻型军队的想法，去分析研究战略、战术发展的可能性，但是，有些人还是预见到了法军在战略战术上的潜在变化。布尔塞特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军队分编为若干个师，敌人军队的作战目标就变得模糊不清，从而，导致敌人的兵力分散，其效果与以往战争中集团式编组部队一次成功的佯攻行动差不多。布尔塞特还提议，指挥官在制定战役作战计划时，应拟制多个作战方案，以便抓住敌人因分散兵力而导致薄弱部位，集中力量攻击之。他还认识到，采用师编制的军队可以诱使敌人离开他们选择好的作战阵地，通过部队机动和反向机动，迷惑敌人，以便于集中兵力攻击敌人最薄弱的部位。
布尔塞特很欣赏色诺芬的一句名言“卓越的指挥才能在于能够攻击敌人的薄弱部位，即使这个薄弱部位距离较远。”他非常强调，要运用各种方法调动敌人，以便于使敌人暴露出薄弱部位，然后集中兵力攻击它。另外，他还提出了以师为单位编成的军队，如何才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战略效益。
曾在布罗格利元帅手下服过役，且设计出军队如何由行进的纵队展开成面向行军方向的横队队形方法的吉贝尔，可谓少年老成。吉贝尔以他特有的观察能力，看到了他所设想的新型军队的战略、战术变革的可能性。他认识到，对于一支拥有坚固阵地的传统军队指挥官来说，这支新型军队是一支“能够自行机动，能够迅速在阵地薄弱部位突破，能够立刻由整齐的行军队形展开成战斗队形的军队，”同时，这样一支军队还随时可能“攻击防御阵地的翼侧或后方。”这支新型军队剥夺了传统军队的指挥官所拥有的“依赖地形优势，被迫实施会战。”这种新型军队的机动速度之快，“就像你刚看到火光，闪电就来了。当敌人刚刚发现先头部队的踪影，整个大部队立即就到达了预定位置，使敌人根本来不及作出反击。” [ 注：罗伯特·奎姆比，《18世纪法国战术理论》(纽约，1957年版)第159页。 ]
吉贝尔设想的新型军队模式，其组成部队“便于实施重大机动，能迅速展开，”并能够“在敌人发现攻击的企图之前，或者即使敌人发现了攻击企图，而在其调整部署之前，”对敌实施攻击。然而，如果一支吉贝尔模式的军队“到达了敌人附近，并发现敌人处于有利位置时，”这支军队的指挥官“指挥部队在敌人对面机动，以欺骗敌人，利用各种地形条件和战术手段来迷惑敌人，使敌不能集中精力于自己的目标上。他还可以在敌左翼实施佯击，而真正要攻击的是右翼”，他还可以“抛出一个诱饵，使敌放弃或占领一个处于暴露位置的阵地，或者在某处变得薄弱，或者在某地留下极少的兵力，或者在某地的兵力不足以实施有效防御，或者将军队中战斗力最差的部队留下。通过这种办法诱敌行动，发现敌人弱点，一旦找到敌人的纰漏，有才干且善于机动部队的指挥官，就可以集中兵力于敌人的薄弱部位。”如果诱骗行动失败，“敌人既没有使自己的阵地暴露，也没有让自己的部署暴露，那么，指挥官就等于什么也没做，指挥部队撤退，换一个地方，等待更有利的机会到来”，避免实施损失大又不可能胜利的进攻性会战。 [ 注：罗伯特·奎姆比，《18世纪法国战术理论》(纽约，1957年版)第159-160页。 ]
因此，吉贝尔将作战方法描述为：调动敌人，使其分散精力，以便于我方能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薄弱部位，从而以小的代价，取得作战的胜利。吉贝尔认为，其新型军队的作战行动，能产生战略性的影响。新型军队指挥官“将使敌人感到窘迫，使敌人措手不及，没地方躲藏，迫使敌作战，或者不断地撤退。” [ 注：罗伯特·奎姆比，《18世纪法国战术理论》(纽约，1957年版)第168页。 ]
1791年，法国军队制定一系列新的规章制度，预计要实行40年，在许多方面体现了吉贝尔的战术思想。军队的一些指挥官都读过布尔塞特和吉贝尔的有关著作。因此，即使他们缺乏远见，不胜任自己的职位，但至少他们和他们的部队对这些新的战术还是有些了解的。随着国家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道路交通更加发达，这更加有利于在军队中推行师的编制体制。通向同一方向的道路不再局限于少数几条，军队可以师为单位分开行军，纵向道路之间的一些横向道路可便于沿纵向道路行军的各师之间的通信联络。另外，绘图技术的发展，地图可以很方便地得到，这些都可以保证指挥官按照吉贝尔的设想，计划与协调军队分若干部分实施机动。
发生在西半球的战争
虽然，欧洲人将他们的武器和军事思想带到了西半球，但是，地理环境的差别带来了这一地区战争的自身特色。比如，在有着茂密森林的北美地区，骑兵在作战中起的作用很小。由于不存在骑兵的严重威胁，重步兵在此几乎也没有什么用途。因此，火绳枪手和滑膛枪手是步兵的主要成份。他们既能实施要塞防御，也便于在森林中作战。随着刺刀的引入，轻步兵战术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然而，在这森林型地形上，又没有重骑兵的防护，呆板、机械的线式战术在此几乎不能使用。
在美洲的南部和中部，欧洲人很容易就征服了大多数的国家。其中主要原因是，欧洲人把曾经在欧洲肆虐横行的流行疾病带了过来，造成了大批居民的死亡。在人口稀少的北美洲，大量的欧洲移民涌来，其数量渐渐地超过了当地居民，抢占了大片能耕种的土地。数量占优势，武器装备又先进的欧洲人，能够很容易对付人口数量相对较少，且又没有正规军队支援的对手。
在1775-1783年间的美国革命期间，在北美洲地区发生了类似于欧洲的会战。但是，英国以一支小规模的军队，要想控制面积巨大的殖民地，这是不可能的。英军数量比起在百年战争时与法军作战时多不了多少，但却要控制与当年差不多的地盘。
英军在会战或战役作战中取得的胜利，比汉尼拔远征意大利时还要少。事实上，英国人在控制美国时所遇到的困难要比汉尼拔征服意大利时遇到的困难大得多，因为，迦太基人追求的只是领土和物质利益，而英国人却想在政治上也彻底征服这一地区。政治上虽然野心勃勃，但在军事行动上却没有办法击败对手，特别是在美国人得到法国和西班牙强大的陆军和海军的支援后，英国更是毫无办法。
海上作战
18世纪的海战基本上是17世纪海战的延续。战舰逐渐地依据其装备火炮数量的多少而区分成不同的等级。每艘战舰上装备的火炮数量一般为70-100门，或者更多，分装在为重型火炮设计的2-3层甲板上。比如，英国的战舰“胜利”号，就有3层甲板，装备了100门火炮。最下面的一层甲板装备了30门发射32磅重炮弹的火炮；第二层甲板装备了28门发射24磅重炮弹的火炮；最上面的甲板和船头船尾共装备了42门发射12磅重炮弹的火炮。在战舰中，比较小的战舰吨位为2000吨，比较大一些达到了3000吨。护卫舰的吨位也增加到了700吨甚至更大。舰船上的火炮也像滑膛枪一样，用燧发装置取代了点燃火绳的点火发射装置。另外，还有舰船操作装置、火炮工作装置等都作了一些改进，这一系列变化标志着18世纪海军装备的逐步发展。
这时期的海军战术，仍然是敌我双方的舰队摆成平行的队形相互炮击。进攻者都尽量抢占上风位置。英国和法国的海军力量较为强大，因此，他们之间的海上作战方式，基本代表了当时海战的模式。海上会战通常是非决定性的，会战中，法国的舰队通常较小。鉴于在会战中舰队处于劣势的客观现实，法军舰队并不想消灭英军舰队，其主要任务就是护航，或保证海外远征有一个良好的开端。相应地，法国海军的战术条令比较保守，在交战时，总是选择下风位置，以便于能够随时从会战中撤离。在会战中，他们主要的射击目标是英军战舰的航行操纵装置，使其不能再航行，而不是歼灭人员、毁坏火炮或者将敌舰击沉。这种战术可以确保法军安全撤离战场，甚至也能迫使英舰返回港口修理其操纵设备。一旦英舰返回港口修理舰船的操纵装置，法军舰队就可以获得短时间的制海权。
18世纪末，1782年的圣坦斯海战中，英军舰队司令乔治·罗德尼对战术进行了重要的革新。罗德尼是一位有着50多年军队生涯，经验非常丰富的指挥官。他的对手——德·格拉斯伯爵同样是一位经验丰富，而且很有才能的指挥官，其战舰船体大，且航行性能好。当英军由36艘舰船组成的舰队，在与法舰相对的航线上，经过法军由31艘舰船组成的舰队时，罗德尼利用其优势指挥舰船插入法军舰队队形的间隙。他和他的舰队后卫指挥官分别率领一部分兵力，冲入法军队形的两个空隙，这样，将法军舰队拦腰截成相互孤立的3截。法军舰队最后面的一段，有12艘战舰，面临着英军舰队中部和后部的攻击，同时，英舰队前部也转而围攻之。这样，英军舰队就集中了自己的兵力对付法军舰队后面的一段，使法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开始撤退。英军俘获了5艘战舰，其中包括法军的旗舰。在旗舰上，英军找到了舰队司令德·格拉斯伯爵和400名士兵的尸体。这次海战，展示了先冲破敌人舰队队形，然后再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潜在威力。
海上力量使用战略与以往一样。英国人推行持久战略，经常靠近法国沿海港口进行商业贸易活动，法国海军经常袭击英国的商船。在1740-1748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双方都损失了3300艘商船。然而，法国遭受的损失更大，因为英军通过封锁和俘获船只等手段，大大削弱了法国的海上贸易往来。在七年战争中，英军封锁了法国所有的沿海城市，几乎使法国的商业贸易濒临崩溃。在战争期间，英军利用制海权大肆进行海外掠夺活动，收获巨大，尤其是将法国人从加拿大和印度赶了出去。英国人对法国商业的扼制，以及对法国经济的制约影响，间接支援了他的盟友——普鲁士人，使得他们在德意志能够维持一支陆上力量以对付法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