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战术体系的改革与发展·第四
作者：阿彻·琼斯·美
出自————《西方战争艺术》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三十年战争中的军队后勤
从1618-1648年，发生于德意志的三十年战争，为各种新的作战方法提供了广阔的实践舞台，也为新的线式战术崭露头角提供了场所。三十年战争还鲜明地展示了，先前几个世纪中欧洲战争的特定军队后勤保障方式。这种方式可以说从最早时期开始，就一直程度不同地为战争提供基础。
此次战争中的政治因素与军事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不能不说几句。当然，只需简短的一段话，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与战争相关的几个主要政治因素。在德意志，新教徒与各天主教公国进行了一场国内战争，德意志因此分化为许多自治公国。加尔文派与路德派两派新教徒有思想分歧，难以达成统一意见，而所有天主教的红衣主教们在天主教权威领袖，神圣罗马帝国教皇的协调下，在各个方面都能形成统一的意见。最早介入德意志战争的外国势力是罗马帝国教皇在西班牙的哈布斯堡亲戚。他们前来援助教皇。后来，丹麦、瑞典、法国也逐渐地加入到战争中来，使德意志也像上个世纪的意大利一样，成为欧洲的战场。三十年战争的经验对后来的战略、战术和军队后勤都有着显著的影响。
战争于1618年爆发于波希米亚。在波希米亚，新教徒们反抗哈布斯堡天主教徒的统治，推选新教徒王子莱茵伯爵为自己的国王。天主教联盟的军队和西班牙军队因此进行干涉。这些军队采用西班牙的军事体制，拥有一批训练有素、能征善战的指挥官，如提利、斯皮诺拉、巴奎依、丹皮尔瑞等，充分展示了当时世界军事的水准。面对更高明的指挥官、更职业化的军队，波希米亚人很快就失败了。哈布斯堡帝国和天主教势力推翻了莱茵伯爵，蹂躏了他控制的领地。丹麦国王为了支持新教徒而介入战争，也被罗马帝国教皇和天主教徒的军队击败。罗马教皇和天主教公爵的军队因此劫掠了丹麦，将丹麦国王驱逐出了战争。经过10年的征战，交战各方于1629年暂时停止了敌对行动。这第一个10年的战争，充分展示了三十年战争中的军队后勤保障方式。这一时期也是雇佣兵军队承包商的军队体制发展到了其顶峰的历史时期。
相对于新教徒所控制的地域来说，天主教势力力量强大，因而，很容易就处理了新教徒们的反叛。然而，天主教势力的目标仅限于对付丹麦国王。在对付刚执政不久的新教徒势力的战役中，天主教势力在波希米亚领地得到了广泛的政治支持。
当时的军队习惯于将掠取敌人的财产作为战争的一个目标。他们即使不想专门进行会战、去削弱敌人的后勤补给或者迫使对方作出政治上的让步，他们也设法寻求在对方领地实施战役，以获得后勤资源补给，这样，他们就可以依赖花费敌人资源来维持自己军队的供给。在三十年战争中，各政府机构往往雇用超出自己经济支付能力的军队，这也就导致了军队将中立国，甚至是己方友好国家的领地作为掠夺的目标。
曼斯菲尔德伯爵的军事生涯，鲜明地展示了军队是如何依赖从自己作战地区的老百姓那里榨取钱物维持生存的。曼斯菲尔德是新教徒在波希米亚的指挥官，是一位军事经纪人，也是一位专业水平很高的、足智多谋的军事指挥官。当波希米亚的新教徒伯爵失败后，曼斯菲尔德率领他的军队离开了波希米亚公国，向莱茵公国开进，到其雇主——莱茵伯爵领地去了。由于军队没有自己的专门后勤基地，曼斯菲尔德出色地进行了临时补给。他通过各种渠道获取钱财、食物和饲料，为自己军队的士兵和马匹提供给养。黑柏、纽伦堡、威芬等城镇，有的是为避免曼斯菲尔德的军队经过他们的领地，有的则希望军队在通过他们国土时不要洗劫老百姓，因而，都为曼斯菲尔德军队提供钱物。然而，曼斯菲尔德还在其他4个城镇通过征收战争特别税的方式搜括了更多的钱财。各城镇所支付的钱物，有一部分是为了避免遭受像黑柏等其他城镇所承受的极大毁坏而交的保证金，还有一部分则是为维持战争而强行征收的特殊税收，即战争特别税。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军队指挥官们往往从己方友好国家、中立国，以及敌对国家的领地强行征收战争特别税，如果哪个国家不交，那它就可能遭受军队的抢劫与毁坏。所征收的战争特别税可以是部队吃的食物、支付士兵的薪金，还可以是其他供应物资。指挥官们捞走所搜括全部钱财的1/3左右份额。因此，有时军队承包商还向一些城市放发贷款，使之以此支付军队强行征收的战争特别税。
曼斯菲尔德公爵通过上述各种手段搜括到的钱财，再加上一个被其从西班牙军队围攻中解救出来的城市自愿赞助的钱，维持着其军队的供给以及支付士兵部分酬金，保证军队穿过德意志，并在莱茵河附近作战。在这期间，曼斯菲尔德曾答应转变自己的战争立场，条件是天主教派为其军队提供资金，并向他个人支付一笔奖金。但是，天主教公爵们的领袖——巴伐利亚公爵未能同意。这样，当新教徒解雇了他以后，曼斯菲尔德就成了一位没有雇主的军队指挥官。
后来，曼斯菲尔德除继续与自己原先的对手协商外，还与其他雇主协商，希望再次被雇用。这些人包括：法兰西国王，因为当时法兰西的一位公爵正在策划一次推翻他的战役；在尼德兰的西班牙统治者和正与西班牙人作战的荷兰人等。在与荷兰人签定了3个月的合同后，他就率军到荷兰，击败了正在行军途中的一支西班牙军队，解救了一座被西班牙军队围攻的城镇。当3个月的合同到期后，曼斯菲尔德率军队去了靠近荷兰边境附近的一个德意志海滨小国——奥斯特芬兰。曼斯菲尔德的军队洗劫了这个国家。在所抢掠的财物中，有18桶正准备装船运往维也纳的金子，这是一位富翁打算给其女儿的嫁妆。后来，奥斯特芬兰政府给了他很多钱，请其离开了该国。这样，曼斯菲尔德便付清了雇用士兵的工资，解散了军队，暂时离开了经营雇佣兵的职业。当他再次重操旧业时，支付士兵的工资已不成问题，因为，他的军队现在只有5000名士兵，比起他到奥斯特芬兰时有19000名士兵的大军要小多了。他的军队人数之所以大幅下跌，是因为军队的抢劫行为使得士兵不仅有了开小差的动机，也有了大量的开小差机会。比如，一名士兵拿走了一件值钱的金银器具后，他就不再会回来拿他的那份工资了，骑上一匹偷来的马，就可以跑回家去购买农场了。曼斯菲尔德自己不久便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再后来，曼斯菲尔德又征集了一支新的军队，以开始反对罗马帝国皇帝对奥地利统治的战役。他率军进入匈牙利。他的对手最后又迫使他再一次解散了自己军队。然后，他到了威尼斯公国，并于1626年死于达尔马提亚海滨。
曼斯菲尔德军队的短暂历史，充分展示了当时军队的后勤保障方法。这种方法成为三十年战争中军队后勤的显著特色。曼斯菲尔德本人没有任何官方的政治背景，也得不到官方的支持，却能够维持其军队，并实施后勤袭击，这也显示了军队承包商的能力和自身独立性。曼斯菲尔德军队的后勤保障方式，一方面是依赖他人的捐赠，另一方面则是依赖未领取报酬士兵的掠夺。军队所处的这种不理想条件，以及军队所做的对社会生产的破坏活动，一直是以往战争所具有的特色，只是表现程度不同而已。三十年战争就像一幅讽刺性漫画，将以往欧洲战争中士兵的这些令人讨厌的破坏性行为加以放大，形象地展现了出来。这次战争的实施，也以一种夸大的形式，将通过签约而招募雇佣兵军队的军事体制所固有的缺点暴露无遗。
士兵每到一个村庄，先是将能吃的都吃了，吃不完的东西，比如，鸡、猪、牛，还有马，则统统带走。他们也抢掠平民百姓的家，拿走床单做成口袋用来装掠夺来的物品。还有像铜壶之类的东西，则打成碎片以便携带(因为，士兵所感兴趣的是铜的价值，而不是成品的铜壶。)他们还经常拷问老百姓，迫使他们交出藏东西的地方。这样的暴力行为导致了对社会财产的挥霍浪费，如砸碎家庭用品、烧房子等。部队军官对未支付工资的士兵的这些破坏性行为几乎不加制止，而且还认为，放纵士兵的这些行为可以带来他们对军队的忠诚。
一位在三十年战争中服役的苏格兰军官，曾清楚记载了士兵对一个新到地方的抢掠行动。他写道：所有士兵“都没有空手而归的”。军队的掠夺行为富了部队官兵，却毁了军队的纪律。“一阵疯狂的抢掠过后，街上就会挤满装着各种财物的马车和运货车。这些财物包括：金银餐具、珠宝、金子、钱、衣物，骡子和马则用来拉马车和运货车。所有的士兵现在根本不去考虑自己的职责，而一心扑在抢掠财物上了。我从来没见过士兵还有比这个时候更不听指挥、不尊重自己军官的。我很清楚，在抢掠风暴结束之前，有些团已经没有士兵再佩带着他们徽章了。有些人则干脆整个晚上扔掉徽章，直到第二天才又捡回来戴上。在我们部队中出现如此混乱的局面，完全是由于贪婪的缘故。” [ 注：弗里兹·雷德利希，《掠夺与抢劫：德普雷达的军事史(1500-1815年)》(威斯巴登出版社，1956年版)第61页。 ]
士兵不断掉队，这一直在削弱着部队的实力，还因此形成了一批以抢掠为生的士兵群体。“如果一名骑兵的马丢了，或者一名滑膛枪手身体不行了，或者士兵的妻子或孩子病了，而必须呆在部队的后面，”他们就成为暂时的掉队者。这位苏格兰军官将他们比作吉普赛流浪者。他在书中写道：“有许多村庄就是被他们有意或无意烧掉的。”他还有些夸大地说：“他们抢掠军队行进途中前后左右所有能找到的东西，而且，还是能消费的就消费掉了，不能及时消费的就糟蹋掉，因此，当团队到达营地时，甚至连一口能喝的水也找不到。” [ 注：弗里兹·雷德利希，《德国军事经纪人及其劳动力：对欧洲经济和社会历史研究》，第2卷，威斯巴登，1964年版，第473页。 ]
在有行军部队经过或部队掉队者活动的地方，所征收的战争特别税只是他们花费的一部分。除了抢劫东西和进行一些无缘无故的、蓄意的破坏活动外，他们还经常干一些其他的犯罪行为。强奸妇女则是经常发生的事。一支人数不过250名士兵的西班牙部队，在一次算是比较平静、纪律还算好的行军途中，在某地呆了不到两天，就有被指控的犯罪人次达43次之多。单是军士长一人，就占了6次。所有的犯罪行为都属于暴力行为。由于士兵和部队的到来所犯下的严重罪行，致使他们所到之处，无论是己方国家、中立国，还是敌对国，紧张的军民关系经常会导致持续不断的战争冲突，且经常是不分敌方部队还是己方部队。
在战争爆发的同一时间里，天主教统治下的奥地利新教徒村民也开始了一系列的反抗行动。然而，他们的天主教统治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先是烧了他们村庄，而后让士兵们将所有能发现的村民都杀了。天主教统治者用这种土耳其人和蒙古人的残暴方式来对付反叛的异教徒，倒是很快就将反抗行动镇压下去了。然而，随着天主教统治者号召他的部下杀了所有反抗力量，他们与农民间的关系也因此更为紧张，以至出现敌对状态。例如，在1625年，村民们在自己的伯爵号召下，与提利率领的可怕的天主教部队展开了激战。村民们袭击了部队营区，将营地内所有的部队士兵，以及随队的妇女、小孩统统杀绝。士兵们自然地对村民进行残忍的报复，烧了他们的村庄，杀了所有能找到的村民。
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村民们一直对士兵所犯的抢掠以及其他暴力行为进行反击。他们零星地，但却是相当广泛地伏击部队的掉队者，袭击小股部队。前面提到的那位曾评述士兵抢掠行为的苏格兰军官也经历过与老百姓为敌的场面。他称这些村民为乡下土匪，村庄为匪窝。他写道，在一次行军途中，“鲍斯威尔上尉落在团队的后面，结果被一群经常与士兵为敌的乡下土匪给杀了。……部队对此没有什么报复行动。当然，那些乡下土匪跑了，匪窝也被烧了。”还有一次，他记载了村民们是如何残暴地对付士兵的。“这些乡下土匪残忍地对付我们那些出去抢劫的士兵。他们割了士兵的鼻子和耳朵，挖了他们的眼睛，剁了他们的手和脚。当然，我们的士兵以其他各种同样是残忍的手段，对村民们也进行了应有的报复。在行军途中，部队烧了许多村寨，杀了所有能发现的村民。”他甚至还描述了一段农民对驻守部队的屠杀行为。当驻守部队被围而投降时，士兵从驻守的镇中走出来，身上没带武器，“一贯残忍地对待士兵的这些乡下土匪，看到没带武器的士兵出来时，想起了这些士兵们在冬季曾残酷地对待他们的情景，便疯狂地对士兵施行了暴力，将士兵们一个一个地击倒在地。”“对这些可怜士兵们的屠杀行为”，一直持续到这位苏格兰军官的上司下令，让他派兵进行干预，“镇压这些村民”以保护自己士兵。他的士兵照此做了，“抢走了这些村民从敌人那里得到的各种财物，尔后，则统统将他们击倒在地。” [ 注：弗里兹·雷德利希，《德国军事经纪人及其劳动力：对欧洲经济和社会历史研究》，第2卷，威斯巴登，1964年版，第524-525页。 ]
在与那些经常处于分散状态的村民们的斗争中，士兵在大多数情况下自然是赢家。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士兵们已经很难再找到足够的食物了。因为，一方面，士兵自己在抢掠，另一方面，当地政府还得向军队提供战争特别税，这已耗尽了德意志的资源。军队的破坏行动不仅耗尽了劳动产品，也严重阻碍许多地区发展生产。比如，在1618年战争刚开始时，某地区有1717间房子，到1649年只剩下627间，有316户家庭幸存下来。原来的4616头绵羊已经不见了，原来的1402头牛也只剩244头。像这种地区已不可能再养活军队以及数目庞大的军队其他随队人员了。例如，一支只有480名士兵的步兵部队，还带有74名佣人，3名随军小贩，314名妇女和儿童，160匹马。1635年，摇摇欲坠的罗马帝国将军，嘉拉斯伯爵率领他的部队准备到一块资源枯竭的地区过冬。虽然部队已尽全力进行抢掠，但是，这一带已确实没什么可抢的，士兵很快就不断地死去。部队每天得焚烧士兵的尸体，以免发臭。只有几匹奄奄一息的马和几头牛拉着部队在向前挪动。最终，随着冬季的到来，嘉拉斯伯爵只得带着他的部队到了另一块还能为部队提供给养的地方过冬。在这次雪天行军中，有1万到1.2万人死去，妇女们干脆将婴儿扔了，因为，不想看见自己的孩子被活活饿死。可见，有关在战争中存在人吃人的各种说法，现在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实施战役也会拖垮一支部队。巴伐利亚伯爵在描述他的部队在一次秋季战役中的情景时说：“绝大部分骑兵只能是徒步行军了。那些不幸的士兵破衣烂衫，衣不遮体，饥肠辘辘，穷困潦倒，疲惫不堪，让人一看顿生同情之心。像这样的部队，如果明年春天还想再使用的话，必须有一段时间进行休整。”驻守部队的日子更不好过，因为，政府不能给他们发放津贴。一位曼斯菲尔德军队的上校，竟然将他驻守的城堡卖给了敌人，用换回来的钱发给士兵工资。后来，曼斯菲尔德还肯定了这位上校的做法，又重新给他安排了一个指挥职位。
当然，这只是一个个别的事件，许多指挥官还是守着他们的城堡，但是，他们通过向驻守地区人民征收特别税来维持生活。经常有一些资源匮乏的乡村，不能为部队士兵提供足够的食物。一位小说中的驻守士兵，在谈到他每天的口粮时说：“每天早上，当我拿到我那份口粮时，我就开始担心。因为我知道，我得用这份一餐都不够吃的口粮来维持一天肚子。一些‘精明善赌的士兵’则以赌博来弥补自己收入的不足，他们通过掷骰子从自己战友那骗取钱财。”会一点手艺的士兵就在镇里找点活干，其他大多数士兵则“让自己妻子找点所谓的妇女活干，比如缝纫、洗涤、纺纱，还有卖旧衣服、讨价还价，还有的甚至去偷东西。”一位与助产婆结婚的士兵，他的日子就过得好一些，而另一位士兵的妻子没有手艺，因而“只能在野外采集野生果菜来过日子，在冬天采集蜗牛，春天采集生菜，夏天掏鸟窝，秋天采集各种水果。” [ 注：弗里兹·雷德利希，《德国军事经纪人及其劳动力：对欧洲经济和社会历史研究》，第2卷，威斯巴登，1964年版，第475页，第507-508页。 ]
部队官兵与地方老百姓之间的敌对关系，大多是由于未领到工资的士兵从老百姓那掠取口粮和工资造成的。未领工资的官兵还干了许多破坏性的事，降低了农产品的产量。表面看起来，他们通过对老百姓的掠夺改善了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守军的供给，但实际上，这却是在毁灭嘉拉斯伯爵的军队。士兵之所以去抢或偷老百姓的粮食和日用品，根源还在于统治者雇用了总数超出自己经济承受能力的士兵。由于不能支付士兵酬金，这就带来了军队这种低效率而且往往是破坏生产的后勤保障体制。尽管统治者还欠着士兵的工资，但军队的抢掠行为带来了部队出现掉队和开小差现象。这些现象不断地使部队的规模在缩小。由于不能给士兵支付工资，部队就难以控制士兵的抢掠行为，也影响着部队的纪律。而军队的纪律，是指挥官们公认的决定战术成功的关键因素。
另外，士兵的抢掠行为还激起了老百姓的敌对情绪，阻碍了官兵的行动，导致了军队兵员的小规模持续外流，使得当地村民要么藏起来，要么与部队展开斗争，以保护他们自己本打算出卖的货物。统治者尽管自己难以抵挡招募过多士兵的诱惑，但是，还是想摆脱这种有害军队自身的后勤保障体制。这种后勤体制不仅降低自己领地的价值，同时也减低了自己希望得到的敌对领地的价值，相反却有益于增大对方军队的力量。这种后勤体制不仅不能用于维持军队作战，相反却暗中起着破坏性作用。
在战争初期，一位波希米亚军队承包商——阿尔伯特·冯·华伦斯坦看到了现有后勤保障方式对后勤和战术的不利影响，因而，引进了一种更有计划、管理更好的后勤体制。
华伦斯坦出生于波希米亚的小贵族家庭。由于与一位比自己年长但很有钱的寡妇结婚而成为富有人士。在三十年战争初期，他是罗马帝国皇帝的一位法定的军队承包商和财政家。当皇帝将从新教徒手中夺来的庄园作为回报送给华伦斯坦后，他便成了皇帝的总军事签约商。在1626年，他用自己的钱负责为罗马教皇招募整个军队，并答应提供全部财政支出。教皇则授予他任命自己手下的所有军官的权力，同时，准许他征集维持军队的战争特别税，以偿还他招募军队的初始费用。
华伦斯坦在自己领地内是一位有胆有识、有魄力的统治者。当筹建起他的军队后，他将作为自己军队后勤保障基础的战争特别税扩大使用范围，用来维持新招募的军队。在早些时候，曼德菲尔德就指出，“如果不支付士兵薪水，而光靠军队纪律是难以保证将士兵们留在军队的。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战马，都不是光喝西北风就可以生存的。他们使用的武器、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会不断磨损、消耗和破裂的。如果他们还想再购置一些，那就需要钱。如果他们想要这些东西，而又不能为之提供，那么，他们就会自己在哪看到，就从哪儿拿。这不光是他们个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提供给他们。” [ 注：弗里兹·雷德利希，《德国军事经纪人及其劳动力：对欧洲经济和社会历史研究》，第2卷，威斯巴登，1964年版，第512页。 ]
华伦斯坦也认为，不支付士兵工资会坏了军队一切大事，士兵会因此不守纪律。他通过征收战争特别税来筹集钱财和粮食，以及时支付给他部队的士兵。他通过几乎近似残酷的强制方式征收到了一笔数量可观的税收。这种以战争税收养活军队的方式对于提高后勤保障效率是有益的。由于他定期地支付士兵工资，士兵的抢掠行为相对减少了许多。他的这种后勤保障体制减少了社会资源的浪费，为军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装备，加强了部队的纪律，提高了部队战斗效能。华伦斯坦既是一名出色的商人，又是一名军事指挥官。他强调，他的士兵不能去扰乱地方老百姓，相反要小心地保护当地的村庄和居民，以保证农业生产能正常进行。他也从地方购买食物以供应部队，但是，大多数这方面的生意是他与自己在做。他一般从自己波希利亚庄园购买谷物和烤面包，他还在自己庄园内为部队生产服装和加农炮弹。
华伦斯坦和提利的天主教联盟军队成功地击败了丹麦人，获得了一大半丹麦国领地，同时占领了德意志波罗的海沿岸的大片领地。这一大片领地的资源很好地养活着他们的军队。因此，罗马皇帝几乎都未动用那本已是空虚的国库为华伦斯坦军队提供给养。华伦斯坦那兴旺的商业军事事业，收回了他招募军队时的投资。这也可以说是对他出色管理能力的有力回报。这巨大成就促使他萌发了要改组罗马帝国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华伦斯坦在生活上的铺张也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例如，他外出旅行时，光他自己和随身侍从就用了50辆6匹马拉的马车，他的其他私人服务人员又占了另外10辆6匹马拉的马车，他的厨房工作人员和保障人员又占了50辆4匹马拉的马车。另外，还有50名马夫赶着100匹马以供他个人使用。他成功地击败了丹麦军队，消灭了对手，这使得他的势力大增，连他的天主教雇主们都感到不安。最终，天主教皇削减了他的部队规模，并于1630年解雇了他。华伦斯坦因此回到了波希米亚，过着国王般的豪华生活。然而，实践证明，罗马教皇于1630年解雇华伦斯坦并不合适。
古斯塔夫·阿道夫对荷兰战术体系的改进
华伦斯坦自击败荷兰后，他的威望大长，行动更加独断，引起了帝国诸公国君主们的不满。他们向教皇施加压力，终于迫使教皇于1630年解雇了华伦斯坦。然而，战争远没有结束。教皇颁布法令，要求新教徒归还所有自1552年以来夺走的天主教徒的土地。此举利害关系重大，且牵涉到多方面因素，教皇先是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后来又运用武力以实现其更大的战略目标。许多德意志的新教徒们则早已做好了再战的准备。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上，瑞典的新教徒们介入了战争。即使不考虑其他潜在力量的支援，光是瑞典新教徒就将是教皇的一个强劲对手。因为，瑞典人有一支依据新的战术思想体系而组建起来的陆军，有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
古斯塔夫的新战术来自于对荷兰军队战术的改革，又经受了与波兰、俄罗斯人的战争实践的检验。荷兰军队战术形成于16世纪末的一场荷兰人与西班牙人的战争中。在荷兰新战术形成不久，一名荷兰军人到了瑞典，帮助瑞典人组建陆军，因此，将这一新的战术带到瑞典。荷兰人认真研究了古人关于古罗马军团的各种记载，对现行步兵部队的结构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荷兰新的军事体制。荷兰的开明领导莫里斯认识到，古罗马精巧设计的步兵队形，将所有部队成三线部署，每个部队成一线展开，这样，可以具体体现出预备队作战的思想。这种部署正好有利于击败成集团部署的西班牙步兵方阵。莫里斯取消了以3000人为一个集团的固定编制，取而代之为很小的战斗编组，并将它们部署成一线。刚开始时，每个线式队形编为10列的纵深，后来则变为由50人正面和5人纵深的长矛兵阵形。在一线部署的部队两侧，莫里斯各配置3个小组的火绳枪兵，他们4人为一排，前后共有10排。另外，他还留出60名火绳枪兵作为散兵火力队。他将这些有500人组成的步兵营部署成三线，这样，指挥官就可以根据战场态势的需要，将兵种搭配均衡的步兵部队作为预备队使用到相应的地点。这样一些规模较小的部队编组，也为下级指挥官发挥主观能动性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为更好地发挥这种部署的优势，满足指挥官对部队高度机动性的需要，莫里斯在部队中配置了较高比例的军官和专业军士，以控制部队的行进。
由于战斗队形的纵深较浅，更多的荷兰长矛兵可以同时面对敌人作战，不再有人呆在阵形的中央，像是战斗的局外人似的。火绳枪兵战斗编组的纵深较大，主要是为了保持连续的火力。前一排士兵射击后就退到队形的最后装填弹药，紧跟其后的一排士兵前进接着射击，而后又退到阵形的后面装填。这种新编制的营，其长矛兵队形的纵深较浅，在战场上要想保持这种浅纵深的队形部署，维持长矛兵与火绳兵之间的固定支援关系，发挥小编组部队应有的高度机动能力，就要求长矛兵进行反复的练习。因此，为解决线式队形的战场机动问题，莫里斯采用了罗马军团的训练方法，甚至连指挥官的训练口令也照搬使用。这就使得荷兰军队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支训练有素的采用线式战斗队形的军队。为使士兵遵守必要的纪律，达到训练要求，要定期地给士兵发放军饷。因此，莫里斯不得不改变以往军队的不定期发放军饷的做法，而采用定期发放军饷的做法，这种做法是有支付军饷能力的荷兰政府所进行的一种革新。这样，莫里斯在其步兵部队实行定期发放军饷，士兵年复一年地服役。这支部队军事素质较强，纪律严明，凝聚力强，有较强的机动力，这些是西方军队自罗马时代以来所不曾有过的。
要发挥荷兰军队新的战斗部署方式的作战优势，需要的不仅仅是严格的训练和定期发饷。这种正面50人、纵深5人的长矛兵线式阵形，其侧翼和侧后较为脆弱，缺乏瑞士方阵所具有的抗冲击能力。以骑兵冲击一个瑞士步兵方阵的侧翼或侧后，步兵方阵就可以停止前进，形成全方位的防御，然而，如果以同样的骑兵冲击荷兰步兵线式部署的侧翼或侧后，荷兰军队就将遭到打击。另外，由于军队部署成许多小的战斗阵形，这样，便于在战场上灵活机动地集中兵力对付进攻者的强点，或者对敌人弱点实施打击。但是，这却不便于整个军队的战场机动。尽管500人的步兵营比3000人的部队更容易机动，但要使这些步兵营在前进中保持整个军队的线式部署则不太容易。指挥官的指挥控制跨度相当于以前的6倍。这不仅意味着同一命令要传送6遍，而且要认真制定机动计划，以保证各营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会在机动过程中被打乱。相比之下，指挥官要调动3000人的士兵集团部署成一个新的队形，往往要比将500人左右规模的线式队形调整为一个新的部署容易得多。非线式集团部署，可以采用瑞士方阵的有效做法在机动中保持队形不乱，而线式战斗部署，就像伊巴密农达在留克特拉会战中的纵深阵形，就很难在前进中始终保持其队形在一线，防止在其翼侧出现间隙。当然，士兵们如果都能及时地拿到自己的薪水，又能得到很好的训练，同时，指派更多的军官在前面引导，那么，军队就可以克服新的线式战斗阵形在战场机动不便等困难，其优势就可以得到发挥。
在尼德兰战争中，会战的次数不多，因而，莫里斯针对西班牙步兵方阵战术而提出的新战术体系，没有在战争中得到全面的检验。但是，年轻的古斯塔夫国王还是接受了荷兰人的战术思想。这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国王，多才多艺，精通德语、意大利语、荷兰语等数国语言，熟读古典著作，认真研读了古罗马和荷兰作者关于军队训练和线式步兵部署的有关著作。然而，在实践中，他对荷兰步兵的线式部署也作了较大的改进。他将长矛兵部署为正面36人、纵深6排的长方形阵形，在长矛兵阵形的两侧各配置96名火绳枪兵，也是纵深为6行。这种浅纵深的部署反映了古斯塔夫想提高火力射速的愿望。由于采用了纸壳弹药筒，事先量好火药，这样，提高士兵在战场上的射速便成为可能。后来，他又以重量更轻、使用更方便的滑膛枪取代了火绳枪，并给士兵配发军服。总之，他组建了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
为提高部队火力威力，古斯塔夫在滑膛枪兵中采用了并排齐射技术，缩小士兵之间的间隙，以若干排交替射击以保持连续火力。当所有的士兵装填完毕后，他将以往的纵深为6行阵形减少为3行，后面的士兵填补在前面士兵的间隙处。由于以往使用火绳枪时，士兵的手中都要拿着一根点着的火绳，同时，在装填火药时，还要避免另一名士兵手中的火绳靠近自己，因此，在战斗队形中，士兵间要保持一肘以上的间隙。这样，即使是原先安排最紧密的队形，士兵间也有足够的间隙空间保证后面的士兵可以前来填补士兵的间隙。由于使用了滑膛枪，士兵可以肩并肩挨着，原先的6行纵深变为了3行，第一行士兵跪着射击，第二行士兵弯下腰射击，第三行站着射击，这样，所有士兵就可以同时进行一次齐射了。按照古斯塔夫的战术思想，士兵的一次齐射就可以为经严格训练的长矛兵实施冲击作好充分的准备。用一位英国专家的话说，这样的一次齐射，不仅可以给敌人“更大的杀伤”，而且“还可以对敌人造成3倍于以往单排射击所带来的恐惧和震惊效果，可极大地挫伤敌人的勇气。道理很简单，对于一般人来说，一声持续时间长的惊雷所带来的震憾和可怕效果，会比10个间断的雷声的震憾和恐吓效果之和还要大。” [ 注：迈克尔·罗伯特，《古斯塔夫·阿道夫：1611-1632年瑞典历史》，(伦敦，1958年版)第2卷，第261页。 ]
古斯塔夫的战术变革不只是引进了荷兰的战术体系并加以改进，而且，他在步兵营中编设了一门小的加农炮以加大火力。这种加农炮可以发射三磅重的炮弹，更多的时候是发射一种葡萄弹或者是霰弹。这些葡萄弹或霰弹与滑膛枪弹没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是三磅重的加农炮弹一次发射就可以产生有两打多的子弹。一匹马就可以拉走这种加农炮，在战场上，两至三人就可以搬走一门炮。
古斯塔夫没有改进骑兵的武器，但是，修改了骑兵的战斗条令。古斯塔夫在17世纪20年代与波兰人的一次战争中，学到了不少有关骑兵作战的有益经验。在此次战争中，古斯塔夫尝试了他的新战术体系，而他的骑兵则是装配短手枪，作为轻骑兵使用。然而，他却发现，波兰的老式重骑兵，手持长矛实施冲击撞倒了他的轻骑兵，刺死他的长矛步兵，致使他的步兵营成为以轻步兵的火绳枪兵为主。古斯塔夫并没有因此让骑兵重新使用长矛，而是将骑兵部署成线式的冲击队形，指示他们以前面一排利用手中火枪进行一次射击，而后再持马刀实施骑马冲击。骑兵自有了火枪以来，变得过于依赖手中的火枪进行火力战，每射击一次后则退回装填。尤其在德意志，骑兵不再像以往那样，手持马刀向步兵或其他骑兵实施冲击行动了。然而，根据古斯塔夫的新一代骑兵战斗条令的精神，战场上的轻重骑兵又将在相互对冲战斗中决胜负了。这应该会使德意志的骑兵感到意外，就像当年波兰的长矛兵曾使瑞典人感到意外一样；还有当年的波斯骑兵，他们本来计划在前进中停下来投掷标枪，以避免被冲散，结果还是被亚历山大的部队打晕了。当然，古斯塔夫最后还是满足了他的骑兵们愿望，要求在战斗中有抛射武器的支援。他给骑兵部队编设了一些滑膛枪兵，以配合骑兵作战。
古斯塔夫的持久战略和机动诱敌战术的应用
古斯塔夫率领其按照新的体制组建的1.3万人的部队，于1630年7月4日在德意志北部海岸登陆。10年战争的经历，使得这位身材魁梧、年龄仅为33岁的瑞典国王成为一名老练的指挥官。虽然，他有时喜欢亲自率领侦察分队深入敌后，有时甚至亲自参加突击行动，但是，应该说，他还是一位很出色的指挥官。他不仅精通各种战争艺术，并能在实践中很好地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各种作战技能。就在他17岁生日前夕，他当上了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自13岁起，他的父亲就让他参与一些国家的事务管理，因此，他对自己担任国王充满信心。古斯塔夫不仅善于指挥打仗，而且也善于治理国家，他在自己的臣民中有较大影响，在他不在的时候，他可以指使一位相当能干的大臣管理国家事务。
古斯塔夫率军队在德意志北部登陆后，就像当年征服者威廉初到英格兰一样，加紧在登陆地点构筑阵地工事。古斯塔夫的部队每到一处，就加紧构筑野战工事。在这方面，他实际上是继承了自200年前意大利雇佣兵军队就开始有的传统做法。几年前，古斯塔夫的对手，愚笨的波兰人曾这样抱怨过古斯塔夫：与他简直没法打仗，他“像个鼹鼠，总藏在地下。他的骑兵较弱，但他却总以堑壕和堡垒工事作为掩护。” [ 注：迈克尔·罗伯特，《古斯塔夫·阿道夫：1611-1632年瑞典历史》，(伦敦，1958年版)第2卷，第200页。 ]
地图4.1 德意志
初到德意志时，古斯塔夫的军队中没有骑兵，这限制了其行动。因此，古斯塔夫决定在部队向前推进之前，应首先建立一个牢固的前进基地。两年前，波兰军队曾打败过古斯塔夫，所采用的策略就是控制其后勤供应，避免与其进行决定性的会战，在古斯塔夫军队前进的道路前方进行破坏，实施焦土政策，致使其军队有1/3的减员率。因此，古斯塔夫这次作好了与敌打持久战的准备，一方面，确保自己军队的后勤供应，另一方面，设法剥夺敌人可能得到的后勤资源。
古斯塔夫刚开始占领的一片领地是被华伦斯坦彻底洗劫过的地方。古斯塔夫就从瑞典本土通过海上运送军队所需的后勤物资。后来，他逐渐地沿海岸线扩张，同时加大岸边桥头堡的纵深，这样，他就可以在这片较大面积的土地上搜集到足够的粮草，然后，才将自己的骑兵派到德意志。他的对手则显得软弱无力，眼看着古斯塔夫扩大所占的领地。波美拉尼亚的公爵，虽然还想保持中立，但还是将奥得河口北部附近的什切青让给了古斯塔夫。这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
古斯塔夫利用夏季和秋季时间加紧在波美拉尼亚公国巩固其所占地盘。这期间，他没得到其他新教徒领袖们的支持，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对古斯塔夫还持有怀疑态度。马格德堡城的新教徒倒是对罗马帝国进行了反抗行动，但却陷入了非常窘迫的境地，对古斯塔夫没起到帮助作用。因为，古斯塔夫相信，自己此时还不能深入内地过深。由于他的介入所收到的是一种怀疑态度，因此，他既不敢冒险前进，也不能进入敌占区过深。
古斯塔夫即使真想前去救援马格德堡，也得穿过保持中立的勃兰登堡和萨克森选帝侯的领地。古斯塔夫始终对政治较为敏感，他到德意志后也想多结交朋友，既不想冒犯天主教的选帝侯，也不想得罪其他新教徒公爵们。假如，他想将自己军队开赴去救援马格德堡，那就会对其他诸侯们构成威胁，因而疏远了相互间关系。再者，罗马教皇用于围困马格德堡的军队数量并不多，古斯塔夫想，马格德堡的新教徒们可以独立坚持下去，除非可怕的提利伯爵率领他那具有较强战斗力的天主教军队东行去加入围攻作战。随着1630年底冬季的来临，提利的部队行动迟缓，而在东西海岸线上，古斯塔夫的其他对手们也死气沉沉，包括驻守在奥得河上游、离什切青城不远处，已构筑了良好阵地工事的嘎知城敌人也一样。
后勤保障问题一直困扰着古斯塔夫，因为，他在波美拉尼亚所能征收的战争特别税，以及从瑞典带来的钱已不足以保证维持其部队的生活。结果是士兵们洗劫老百姓村庄，这又使情况更为“糟糕”。用他部队的一位士兵的话说，“部队处境还不如在敌对国领地。”这样不仅破坏了军队的纪律，也疏远了军队与波美拉尼亚新教徒们的关系。这位军人还沮丧地写道：“群众的情感已经有了极大的转变。”然而，古斯塔夫还是想尽办法为其部队提供吃的和穿的，同时采取行动削弱敌人的后勤保障能力。1630年12月24日，古斯塔夫调集了1.4万人的部队，通过步行和乘船沿未结冻的奥得河南下，去攻击驻守在嘎知的敌人。该敌是一支同样遭受饥饿、纪律涣散的罗马帝国部队。后来，古斯塔夫将部队规模减为4000名精干步兵和大部骑兵，南下搜集粮草，嘎知的守军只作了象征性的抵抗，守军指挥官就率领守军快速向南撤退。在撤退过程中，守军指挥官放慢速度，焚烧了沿途所有的村庄，给古斯塔夫军队的追击行动制造了困难。古斯塔夫并没有紧随尾追，而是依赖水路供应，向奥得河上游推进，直逼法兰克福，在奥得河边构筑了营地。 [ 注：迈克尔·罗伯特，《古斯塔夫·阿道夫：1611-1632年瑞典历史》，(伦敦，1958年版)第2卷，第446页。 ]
古斯塔夫的这一行动解除了罗马帝国军队对马格德堡的直接威胁。提利因为担心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可能进攻法兰克福，进入西里西亚帝国领地，于是，他率领帝国军队的主力向东进行一次冬季行军，绕过只有少数帝国部队围困的马格德堡进入法兰克福地区。提利军队的行动意图是阻止古斯塔夫军队入侵西里西亚。因为，一旦古斯塔夫军队进入西里西亚，就可以征收到战争特别税，这就富了瑞典军队而穷了帝国臣民们。古斯塔夫尽管也知道这次行动的巨大作用，知道进入西里西亚，或者甚至更远些延伸到波希米亚，再向维也纳挺进，这其中可能带来巨大的好处。但是，他不想通过这样一次远程奔袭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他想通过有条不紊的持久战去征服这个国家，占领并驻守各城市。这样，他就可以将新教徒们的领地稳稳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并修筑城防工事，派兵驻守。通过这种方式，他就可以开创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根据地，以供养他不断扩大的军队。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当年在阿金库尔会战胜利后，曾采取持久战略，一片一片地蚕食法兰西国土。古斯塔夫也效仿这一做法，其目的是要永久地占领土地和资源，为新教徒和瑞典人民提供可靠而有力的支持。事实上，被占领领土上的新教力量已对这位外国国王的入侵提供了政治上的支持。
作战略图4.1 古斯塔夫的第一次机动诱敌行动
嘎知城的沦陷果真促使提利定下了增强法兰克福防御的决策。他以特有的旺盛精力，率领部队在10天内行军200英里，根据态势的需要以最大速度去实现自己的决心。现在，古斯塔夫所面临的是一支由杰出将军指挥下的罗马帝国的一流军队。提利将军个子不高，身材偏瘦，长着个长鼻子，15岁就作为雇佣兵开始服役，至今，已有60年的现役兵龄，当了27年的将军。他曾在帕尔马公爵的指挥下打过土耳其人。多年来，他几乎成为一个常胜将军。然而，年轻的瑞典国王已经赢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因为，他举兵攻击嘎知城，牵制了提利将军的注意力，在别处造成了弱点。尽管提利本不打算举兵给马格德堡施加压力，但古斯塔夫的行动已吸引提利的部队进至他的环形防御阵地东侧，这样，古斯塔夫就可以改变原先的防御计划，而乘势发起进攻。而且，古斯塔夫正处于战略上的主动地位，还可以再进一步吸引、分散提利的注意力，在内线进行西征，拓宽自己根据地的正面，扩大领地面积，以征收更多的战争特别税，供应自己的部队。
古斯塔夫向西朝着代明的梅克伦堡城进犯，开始了他与对手斗争中的第二回合较量。整个斗争持续时间长达一年半，古斯塔夫在此遇到了两位精通17世纪战争艺术的高手。他们所实施的那些漂亮战役，展示了军队在当时战场条件下作战应采取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筑城技术和地形障碍虽然重要，但还不足以降低作战中的兵力密度。当两支成份相似的军队处于这种环境中，往往谁也不能迫使不愿交战的对方实施会战。
1631年1月29日，古斯塔夫率军向代明方向开进，在不到3个星期的时间内，占领了6座城镇，包括防御工事坚固、有强大守军的代明城。该城守军指挥官是个无能之辈，很快就投降了。尽管提利迅速前去挽救这不利的态势，但是，瑞典军队控制了主要道路上的城镇，占领了奥得河渡口，提利不得不先西行，绕至柏林的南侧，而后再北上。等到提利赶上来时，古斯塔夫早已结束了战役，扩大了自己的基地。古斯塔夫又一次击败了提利。他安排好所占领地的安全防卫部署后，便回其冬季营地休整去了。
作战略图4.2 古斯塔夫的内线扩张行动
然而，提利为挽回战役败局，想与古斯塔夫进行一次会战。他率领自己1.3万人的部队进攻附近的一座瑞典人占领的城市——新勃兰登堡。该城只有守军750人，没有野战火炮的支援，也没有现代的筑城工事。古斯塔夫相应调集了1.9万人的部队以解救该城，但是，考虑到可能会与厉害的提利发生会战，而他的骑兵大多是未支付薪金的德意志雇佣兵，在作战中很可能不可靠，因此，古斯塔夫再一次采取以前成功应用过的围魏救赵战略。他率军南下直逼法兰克福，包括触及到提利与马格德堡部队的交通线。然而，古斯塔夫的这次行动失败了。因为，提利在获悉古斯塔夫向法兰克福进军之前，就已经席卷了新勃兰登堡，杀了1/3的守军将士，洗劫了该城。
强占新勃兰登堡后，提利挥师南下，向马格德堡开进，想乘势加快围攻马格德堡城。在提利率部队到来之前，围攻马格德堡城的部队很弱小，不足以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只能对该城进行部分封锁。随着提利部队的到来，围城部队的力量得到了壮大，同时又起用精明的老兵亲自指挥作战，围城部队开始对该城采取更严密的封锁行动，并以炮兵攻击城防工事，在工事下挖坑道，运用了各种攻城设施进行攻城准备，以期在时机成熟时发起突击。
3月7日，为再一次调动提利离开马格德堡城，古斯塔夫率领1.4万名士兵，200门火炮，乘船沿奥得河南下，攻击法兰克福城。马格德堡城有6000名防御官兵，有着善战的指挥官，因此，天主教部队的围攻作战不可避免地要持续较长的时间。而古斯塔夫部队沿奥得河南下的航行却非常顺利。3月31日，提利获悉古斯塔夫的部队已经南下，便匆忙地率领部队离开马格德堡，前来解救法兰克福。然而，4月3日，古斯塔夫国王率部队到达法兰克福的第二天，便强行攻占了法兰克福城，屠杀了守军将士，洗劫了这座新教徒城镇。古斯塔夫成功地攻击法兰克福却又意味着整个诱敌计划的失败，因为，提利得知法兰克福城已经失去，便又打道回府去围攻马格德堡城了。
作战略图4.3 古斯塔夫第二次诱敌计划的失败
古斯塔夫在法兰克福白等了提利一段时间后，便转而想直接率兵去解救马格德堡城。然而，要这样做，他还得与保持中立的勃兰登堡和萨克森选帝侯协商，以让他们准许自己的部队通过他们的领地。4月20日，在古斯塔夫获得准许通过这些中立国领地前，提利就成功地对马格德堡城实施了突然袭击，得手后，他手下那些既没领到薪金，平时又吃不饱的士兵放火烧了该城，杀了2万市民，占该城居民总数的2/3。在马格德堡城被洗劫之后的两个星期内，流经马格德堡城的一条小河塞满了死者的尸首。
在这次战役中，无论是古斯塔夫，还是提利，实际上都实施防御战役。古斯塔夫是要保护马格德堡，而提利则是要限制古斯塔夫占领和扩大桥头堡，屏护教皇帝国的西里西亚领地。但是，他们也都有各自进攻作战的目标：提利是想夺取反抗罗马帝国的马格德堡城，而古斯塔夫则是要扩大他的根据地。他们俩的防御任务虽然都未完成，却都实现了进攻目标。
瑞典人的战略方针是机动战，依托半圆形桥头堡地域内的筑垒防守城市进行内线作战，以调动敌人作战。在夺取嘎知城后，吸引提利到了奥得河边，而古斯塔夫又调动兵力到战区的另一边，夺占了六七个城镇，极大地扩大了自己的桥头堡地域。古斯塔夫较好地奉行了色诺芬的格言，“杰出的指挥艺术在于攻击敌人的最弱处，即使敌人的弱点在一定距离之外。”当然，敌人通常不会主动展示自己的弱点，让你去攻击。古斯塔夫对嘎知城的攻击作战吸引了提利的注意力，巧妙地在代明制造敌弱点，古斯塔夫便利用这个有利机会实施内线作战。这次行动较好地展示了古斯塔夫善于调动对方部队处于运动中，制造敌弱点，而后集中兵力攻击之的高超战争艺术。
在防御战役中，古斯塔夫也巧妙利用这种围魏救赵的办法以达成防御目的。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古斯塔夫不愿率部队穿过中立国的地盘进入敌占区去营救马格德堡城，另外，直接率军营救，在作战中还可能会失利。因此，古斯塔夫通过夺取嘎知城的行动，去证实提利事先对奥得河一线的担忧，因而，提利便被吸引而离开瑞典人的弱点——马格德堡城。然而，古斯塔夫再一次调动帝国将军——提利，以防其攻击新勃兰登堡的计划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提利在攻击发起前并不知道古斯塔夫已威胁其他地方。同样，进攻法兰克福城之所以不能算成功，也是因为整个攻击行动进程时间太短，未能吸引提利前来营救。很清楚，在进攻和防御中调动敌人的行动恰好是相对的。在进攻作战中，想调动敌人，制造敌人的弱点，其方法是吸引敌人离开自己预定的攻击地点。在防御作战中，则是调动敌人在不正确的地方集中兵力，以保护自己防御的弱点。
除了提利率兵进攻新勃兰登堡城之外，双方指挥官实际上是在斗智，真正的交战在这些机动行动中没起什么作用。既然任何一方军队都不可能迫使另一方进行会战，以会战为目标是不现实的，而且，当时的条件也为双方军队提供了各种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战争发展到现在，要像恺撒在伊莱尔达战役中那样通过会战击退敌人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德意志北部，地形相对开阔，没有太多的自然障碍，规模较小的部队很容易就相互避开。有利的地形障碍可以诱逼一支部队进行会战，或者投降，但是，无论是瑞典的古斯塔夫，还是罗马帝国的提利，都是经验丰富的精明指挥官，都能自己化解这种困境。围攻某一重要城市，也可以诱使对方前来会战，然而，古斯塔夫却没有因为马格德堡的被围而前去会战。
机动诱敌战法在古斯塔夫的作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了这一时期战争的特征。古斯塔夫的引诱方式有两种。夺取嘎知城，而后直逼法兰克福，这是在扩大根据地，是与持久战略方针相符的。而威胁进入西里西亚，则是要袭击一片帝国控制的地盘。然而，事实上，这与古斯塔夫的持久战略并不矛盾。因为，自三十年战争以来，或者说这之前的几千年战争中，小规模军队战略的一个特点就是奔袭。
古斯塔夫和提利运用的实际上都是奔袭作战，而不是持久作战。这是机动诱敌行动的特征。它同时也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即反奔袭以迫使对方放弃他的奔袭目标。一位西班牙大臣曾形象地描述过这种战略：“如果我们投入战场的是40000人的部队，则它会带动对方同等规模甚至更大规模的军队。由于敌军的存在，我们难以做任何事情。假如我们想在一个地方渡河，另一支部队则也在另一个地方渡河；假如我们围攻一座城市，则另一支部队也在围攻另一座城市。因此，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我们需要两支军队才能在战争中得到我们所想的地区。” [ 注：杰弗里·帕克，《弗兰德军队和西班牙道路：低地国家战争中西班牙的战争后勤》(剑桥，1972年版)第19页。 ]
在整个战役中，古斯塔夫实际上采取的是攻势战略，而提利采取的则是防御型战略。尽管提利最终也成功地攻占了马格德堡城，但是，他的战略目标是抵御古斯塔夫对德意志的进攻。虽然，他们俩都没有将会战作为主要目标，但是，他们实际上所推行的都是作战战略，而不是在打后勤战，即主要精力是放在防守筑垒城市和攻取筑垒城市上，而不是设法限制对方的后勤补给活动。
在这两位优秀将军的斗争中，双方的弱点都带有政治和后勤两方面的特征。在进攻中，是机动诱敌制造弱点；在防御中，则是设法保护自己的弱点。因此，双方都在尽量利用对方在政治或后勤方面的弱点，同时保护自己在这些方面的弱点。在麦克轮堡，古斯塔夫在扩大自己的根据地，是为剥夺敌人的粮草供应和战争特别税，同时，以同等数量的钱物补充自己的资源。提利在威胁马格德堡，则更多是为造成政治上的诱惑。因为，马格德堡城的沦陷，将主要在政治上给提利带来巨大影响，通过镇压马格德堡的反叛者以恐吓其他新教徒。古斯塔夫进击西里西亚，以及可能包括波希米亚，这也不光是奔袭作战的问题。他可以从中搜集到不少粮草，征收到大量战争特别税，壮大自己实力，同时也是在削弱罗马帝国军队的实力。这样的奔袭反过来也是对罗马帝国在政治上的打击。因此，军事行动中的政治目标与后勤目标往往是一致的。
当战争的政治目标不大时，进攻型的持久战战略是通过夺取大片领土，最终赢得战争。但是，当战争的政治目标过大，通过夺取大片领土难以实现时，持久战略则包含有后勤战略，如剥夺敌人的资源，如果政治条件许可，不断壮大入侵者的力量。就这样，古斯塔夫有条不紊地逐步蚕食新教徒的领地，同时构筑工事进行防御。通过这种方法，他逐渐稳步地建立起了自己的粮草供应和资金筹集基地。天主教部队则在抵御瑞典人的进攻，寻求夺回失去的领地。因为，领地的丢失意味着削弱了自己的政治势力，同时，夺回领地本身就是抵御瑞典人持久战略的行动。
换句话说，实施持久战略的一方，在占领敌人大量的陆地面积和城镇，获取足够的筹码以迫使敌人在战争目标上作出让步之前，夺占领地就可以看作是一种后勤战略。政治目标的大小决定了在军事上应夺取多大的胜利成果。如果政治目标有限，在军事上就只需夺取较小的胜利；反之，要想实现更大的政治目标，则要夺取更大军事行动的胜利。既然，古斯塔夫想扭转已进行了10多年战争的大潮流，那么，他在德意志北部所取得的这点辉煌成就还不足以保证实现自己和平的愿望。
古斯塔夫线式战术在布赖腾费尔德的成功应用
在马格德堡城沦陷不久，古斯塔夫与勃兰登堡选帝侯城达成协议，准许他在其领地征收战争特别税，并招募新兵。有了这些人力、物力方面的补充，古斯塔夫又开始了根据地的扩张行动，向西延伸至波罗的海岸，西南方向进至土地肥沃、目前战争尚未波及的哈威河以东地区。在这一带，他在各城镇构筑工事，沿河布设了一道防线。与此同时，提利也因为在这一片荒凉的土地上无法维持部队的生活，离开了马格德堡城。他在马格德堡城附近留下小部分兵力，率领大部人马南下寻求粮草供应，同时也为与意大利的援兵会合。然而，当他获悉，古斯塔夫已经渡过了哈威河，到达了易北河一带，占领了两河流域之间的丰产地，提利便在得到增援力量后折向北，准备与瑞典人的战争基地扩张行动再次抗争。
在1631年7月下旬，当提利率领强大的部队向北开进时，古斯塔夫则开始在易北河的月牙型弯曲处——沃奔构筑工事，修筑阵地。古斯塔夫利用三面环靠易北河的优势，在陆地颈脖处精心构筑了一道防线。这样，古斯塔夫的部队背靠易北河，有充足的水源保障，有河中鱼虾可食用，两翼有河水自然屏护。不过，在这一河段，只有一座桥横跨易北河。然而，古斯塔夫表现出很自信，就像17世纪将军们对筑垒阵地防御那样地自信。事实上，一旦敌人向防御正面的筑垒阵地发起攻击，并攻克了该阵地，那么，古斯塔夫的部队就只有一座桥可用于部队撤退，这将可能导致全军覆灭。古斯塔夫也和提利一样，对战斗有些担心，因此，他充分挖掘防御作战所拥有的优势，组织部队迅速进行土工作业，在提利部队到来之前完成了所有的堑壕修筑任务。正如一位当时在瑞典军队服役的英格兰人所记载的，提利率领部队“在白天匆忙行军，我们则挥动铁锨、铁铲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地里干活。在提利部队到来之前，敌人的加农炮已经打不着我们了。”聪明的提利率军到达沃奔之后，也被眼前可怕的筑垒工事所吓倒了。他只组织了小规模的战斗，用加农炮打了打，就将自己的部队向南撤了20英里。 [ 注：迈克尔·罗伯特，《古斯塔夫·阿道夫：1611-1632年瑞典历史》(伦敦，1958年版)第2卷，第520页。 ]
8月下旬，提利占据了战场主动。他率军进至萨克森选帝侯的领地，在这里补给自己的部队，同时在这一领地内进行破坏，以迫使萨克森选帝侯放弃与瑞典人结成联盟。古斯塔夫快速赶来，率自己的军队前来与萨克森选帝侯军队联合，以迎战提利的部队，或者将提利的部队赶出萨克森的领地也行。得到了额外补给的提利军队，此时不再躲避因自己实施焦土政策而促成的会战了，他在莱比锡北部一个叫布赖腾费尔德的平原上占领阵地准备会战。古斯塔夫与萨克森选帝侯的军队也赶来迎战提利。
当时的瑞典军队是一些老兵，而萨克森军队则招募了一些新兵，另外从守军中补充了一些士兵，因此，这两支军队在外观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位苏格兰军官是这样描述当时萨克森军队的，“令人爽心悦目的是一支规模不大的齐装满员的部队。每个成员都是那么气度不凡，装备完好，穿戴整齐。我的视线被他们所吸引，我的军官们也都盯着他们看。似乎他们正穿着最好的服装，携带最好的装备，去请人画像似的。”然而，瑞典军队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因为，前一晚上，他们睡在一块耕地里，穿着破旧的衣服，脏兮兮的，看起来，一个个像厨房里的雇工。”一位瑞典评论家也曾就瑞典军队与罗马帝国军队的外观作了比较性评述。他说，“我们的士兵们，身上穿的是又旧又脏的破衣烂衫(这是由于一年多来连续不断征战的缘故)；而旁边站的却是衣着华丽，胸前挂着勋章的罗马帝国军队。生长于我们瑞典以及芬兰的马是又矮又小，而德意志的战骑则是又高又大。我们那些出生于农村的小伙子，在战场上看起来不那么英勇、威武，而对面提利军队的士兵则一个个是长着挺拔的鹰勾鼻，留着蓬松的大胡子，看起来很是威风。”因此，这两方军队指挥官对会战的结局很是自信，认为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进行一次会战是再好不过了。 [ 注：迈克尔·罗伯特，《古斯塔夫·阿道夫：1611-1632年瑞典历史》(伦敦，1958年版)第2卷，第534、537页。 ]
古斯塔夫在会战前的傍晚就已将自己的部队部署成战斗队形，晚上，战士们就按照事先部署好的队形原地休息。第二天，即9月17日早晨，部队仍保持着预先部署好的队形开赴布赖腾费尔德村庄附近的战场，准备会战。瑞典军队是每500人为一个步兵单位，古斯塔夫将军队作两个横队部署，在两个横队兵力之间有步兵和骑兵组成的预备队，在两个横队兵力之后还编设有一个骑兵预备队。古斯塔夫的线式体系中长矛兵的纵深为5列，滑膛枪兵纵深为6列。这样，古斯塔夫的兵力部署，其正面宽度与提利的部署一样，然而，他还留有较大的预备队兵力。瑞典人的兵力部署与罗马时代的兵力部署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提利，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则按照传统条令的精神，将自己的部队部署成3个长方形的阵形，正面50人、纵深30人。中间一个长方形阵形稍稍靠前，两侧两个则在其后，基本上成一线部署，除了有一些骑兵在步兵后面之外，没有专门建立预备队。提利的长方形方队纵深较大，其优点是具有全方位防御的能力，这是古斯塔夫的横队线式队形所不具备的。双方都在自己的部署两翼放了较大的骑兵部队。古斯塔夫的第一横队部署的两翼是骑兵与滑膛枪手组成的预备队。在瑞典部队的左侧是萨克森选帝侯的部队。其部署是：步兵在中间形成大型的传统方阵，方阵两翼是骑兵。这样，瑞典人与萨克森联军的部署就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部队，隔在两支军队步兵战斗队形之间的是他们的骑兵。这样，这支合成的部队在其中间和两侧都有骑兵。
早上，瑞典军队以战斗队形行进，穿越旷野，朝着提利部署好的部队走去。这两支军队实际上都是很优秀的军队。古斯塔夫有训练有素的瑞典士兵，提利有历经多年征战的老兵。然而，这两支部队的整体水平都被一些不理想的部队所影响。古斯塔夫这边有未接受严格训练的萨克森新兵，提利这边有素质不高的增援部队。古斯塔夫，这位虽然年轻却富有作战经验的国王，遇上了一位旗鼓相当的对手——提利。提利是一位精通欧洲16世纪战术的代表者，而且，正是欧洲16世纪的战术，支配着德意志三十年战争前10年的战场。
作战略图4.4 布赖腾费尔德会战双方兵力部署和战场机动
在战鼓喧天、号角齐鸣、炮火轰击的同时，提利部队的左翼骑兵发起了冲击。瑞典骑兵原地等待对方的攻击，以滑膛枪手的齐射火力迎战罗马帝国骑兵的手枪射击，骑兵则手持马刀实施短促突击。瑞典人以先进的滑膛枪火力压制了对方骑兵的火枪射击，而后手持马刀的骑兵则像以前的重骑兵一样实施冲击，造成震撼效果，击败了提利的军队中像轻骑兵那样依赖手枪射击的攻击行动。在长时间的交战中，罗马帝国骑兵，在英勇善战但性情鲁莽的巴本海姆伯爵率领下，共发起了7次冲击，但都被瑞典兵所击退。巴本海姆伯爵率领的骑兵是按照轻骑兵的战术，依赖手中火枪射击进行冲击，而瑞典人却以混编在骑兵中的轻步兵滑膛枪手实施抗击，同时让骑兵实施短促突击造成震撼效果，最后迫使罗马帝国的火枪骑兵退了回去。作为预备队的瑞典骑兵则乘势扩大作战正面，实施反冲击，迫使巴本海姆的部队调转头去。巴本海姆在第7次冲击被击败后，便率领骑兵从战场上撤了下来。
在提利的左翼骑兵实施冲击的同时，双方步兵却站着不动。因为，此时双方军队的炮兵正向对方的阵形发射加农炮弹。罗马帝国右翼的骑兵也发起了冲击，击溃了萨克森的骑兵。尽管瑞典人有骑兵保护着自己的步兵，但是，富有洞察力的提利将军还是看到了这一有利的战机，决心集中自己步兵主力，乘萨克森军队溃败之际攻击瑞典步兵。
虽然，提利的步兵缺少像瑞士步兵那样的严格训练，但是，这群长矛兵以及配属的火绳枪兵和滑膛枪兵在平地上还是很方便地右转去攻击早已溃散的萨克森步兵。萨克森步兵则迅速逃窜，在其逃离战场过程中，只在抢劫瑞典军营时稍停了片刻。随着萨克森人的溃逃，古斯塔夫的总兵力下降了40%，同时，瑞典部队的左翼暴露在对方的步兵攻击中。然而，在提利调整自己步兵部署，准备卷击瑞典部队左翼时，古斯塔夫和他的左翼部队指挥官，能征善战的霍恩将军，迅速调动部署在第二线的瑞典步兵右转，形成左翼正面的战斗队形。正是在这关键的时候，在不到15分钟的时间内，古斯塔夫就完成了重新部署，使瑞典步兵又以线式的部署正对提利的步兵。
会战后期的详细过程不太清楚，但是，古斯塔夫国王左翼的骑兵冲击驱散了提利的骑兵。在骑兵冲击的支援下，瑞典步兵占据了上风。其优势的获取部分原因在于其6列纵深的滑膛枪手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发射更强的火力。而罗马帝国的火绳枪手和滑膛枪手，纵深为30列，作战中应用反向运动技术，前面的步兵不断运动到后面进行重新装填，以保证在一个较窄的正面上有连续不断的火力。瑞典人采用这种宽正面浅纵深的兵力部署办法，可以在某一时间集中己方火力威力。实践证明，它很好地为其骑兵和长矛兵实施冲击提供了火力支援。除此之外，瑞典轻步兵也与对方的轻步兵直接交战。瑞典军队中一位亲身参加会战的人是这样描述他的连队在战场上进击对方部队的，“首先，我让配置在我前面的三门小加农炮实施射击，然后，我令滑膛枪手们在敌人进至火枪火力射程之内才进行齐射。先是前面三列齐射，接着是后面三列。然后，我们冲进敌人队形，用滑膛枪和马刀击倒他们。”这位上尉同时也记录了罗马帝国骑兵成功地攻击了没有滑膛枪火力支援的瑞典长矛兵的过程。“他们(罗马帝国骑兵)走向长矛兵，以手枪进行一至两次齐射，杀了所有抬伤员的苏格兰担架手，一下子，许多伤员都同时倒在地上。” [ 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第4卷，《新时代》，小沃尔特·雷弗罗译(西港，1985年版)第175-176页。 ]
在会战的结束阶段，提利部队两翼的战败骑兵丢下了步兵逃离了战场。其步兵不得不面对优秀的瑞典炮兵，以及包括被瑞典人俘虏后而调转炮口的自己炮兵的火力射击。最后，提利自己也受了伤，部队损失巨大，丢下7600名尸体，不得不撤离战场。瑞典骑兵，也可能是当地的贫民，为寻求报复，在帝国军队撤退过程中杀了更多的士兵，同时，瑞典人还在战场上活捉了6000名战俘。后来，战俘人数又有所增加。这些战俘逐渐地又加入到瑞典军队的行列中。会战中，瑞典兵阵亡1500人，萨克森人阵亡3000人。
在这次会战，古斯塔夫的步兵线式战术，以及其骑兵不是依赖手枪进行射击而是持刀进行冲击的骑兵战术，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在会战中，古斯塔夫将瑞典军队部署成两线，以形成一个预备队用来保护军队的翼侧，这一点与古代的西庇阿和恺撒对自己军队部署中第二线部队的使用方法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这也说明，传统的方法仍具有传统的功效。
提利在布赖腾费尔德战场上部署了3.4万名将士，最后只剩1.3万人。战后，他率领这些剩余人员向西撤退，渡过了威悉河(德意志北部一河名)。而古斯塔夫在会战中给对方造成了60%还多的伤亡，战后又招募了超过自己伤亡人数的俘虏兵入伍。可以说，他在战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战术上的成就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许多新教徒公爵们都愿与他结成联盟，这一方面是被古斯塔夫的成就所吸引，另一方面也可能慑于古斯塔夫的莫大威力。古斯塔夫将这些公爵们的军队改造成自己的军队，为己所用，同时，占领他们的领地，征收战争特别税，以养活他迅速膨胀的军队。为利用战术上的成功效果，古斯塔夫很快就又开始扩大自己的战争基地，即将这些地区变为由自己军队驻守，同时还可征收战争特别税的地区，以养活自己军队。通过这种方式，他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同时削弱罗马帝国可以征兵和维持军队给养的地盘。这种稳步占领领地的持久战略方针，既可保证实现政治目标，又可以在军事上起到与敌争夺后勤补给资源的战略效果。从这一点上看，古斯塔夫的战略与当年英格兰人征服威尔士的战略，以及英国国王亨利五世在英法百年战争最后一阶段推行的持久战略，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在规模上和实施的速度上稍有不同。
如果古斯塔夫能够坚持他在前12月中采用的保守型政策，那么，他就可以充分利用战术上的成功效果，沿威悉河西岸不断扩大自己领地，全面征服威悉河与荷兰边境线之间的这片领地。这一目标将是他在布赖腾费尔德战场上以较大的军队伤亡代价夺取的战术胜利的最好回报。这也是与他早期制定的不进占过多的领地，以免超出自己的征服、修筑工事并派兵驻守实际能力的战略方针相一致的。这种稳步的进展，可以充分保证所占领地的范围与自己能用于控制领地的兵力相匹配。
然而，古斯塔夫国王被布赖腾费尔德会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扩大了自己的战略目标。他将威悉河以西的这片领地留给自己的部下去征服，自己则向南进至美因河畔，沿路占领土地，征收战争特别税，征募新兵。与此同时，萨克森的军队进占西里西亚，并向波希米亚推进。古斯塔夫则又计划向西推进，沿美因河而下至莱茵河河畔。除了要控制这一大片领地外，古斯塔夫还想以此吸引提利离开他所撤至的威悉河西岸，以使瑞典军队能尽快征服那片国土。
提利通过争取了一些要塞守军加入自己军队，同时又征召了一些新兵，这样，又组建了一支有2.5万士兵的军队。他在古斯塔夫的吸引下，会同另一支罗马帝国军队到达美因河附近。此时，他的军队人数至少有4万人。一向谨慎的古斯塔夫被提利庞大的军队规模所吓，未敢靠近提利。而提利则考虑到自己军队的士气较低落，生活给养和武器装备供应不足，因而，也未再继续靠近瑞典军队，而向西去威胁纽伦堡，希望能迫使古斯塔夫不再沿美因河而下。纽伦堡是一座很坚固的城市，提利的部队是不可能夺占的。然而，提利率领的这支死而复生的、长生鸟似的军队对纽伦堡的威胁行动，反而清楚地显示出过于乐观的古斯塔夫，其此时的企图远超出了布赖腾费尔德战场上胜利所能带来的效果。他现在要去的不是威悉河西岸，而是向南到美因河畔。他已经偏离了他自己以前的政策，即军队每到一片地方，必须在巩固了以后再进占新的一片领地，部队所进占的地区不能超出自己可以修筑工事并派兵驻守以达到稳定控制的能力。古斯塔夫在战略上的这一变动，导致了其兵力相对于所占地域空间的比率低于他想保持的标准。因此，他新占的沿美因河以及河南岸的一大片领地，就很难以有效进行防卫。虽然古斯塔夫依然奉行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但是，由于他扩展得太快，大大降低了他对所占地盘实际的控制效果，因此，如果说他还没有超出持久战战略的界线的话，那他实际上也已经接近了袭击战的战略。
就在提利向东去威胁纽伦堡的同时，古斯塔夫国王又开始了他沿美因河而下计划，夺占了不少富裕的城市，从而，大大地补足了他的军队，“在这片富裕的土地上，可以说是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和平。他们(瑞典军队)因此有了充足的谷物、美酒、水果、金子、银子、珠宝，以及其他可以想像得到的各种财富。”当部队到达莱茵河畔后，古斯塔夫就开始巩固他所占领的河岸这片富饶的地方，同时对部队进行冬季休整，并计划征召21万士兵，以准备1632年的战役，保证有足够的兵力进占巴伐利亚，而后再向维也纳推进，此外，还要保持有6个野战兵团。然而，古斯塔夫过高估计了他所占领地的资源，所征召的士兵人数没超过140000。不过，古斯塔夫成功地实现了以战养战的目的。在他的这支140000名士兵的大军中，瑞典人只占13000。对于这些非瑞典士兵的生活给养所需要的钱，极大部分来源于在德意志征收的战争特别税。尽管，古斯塔夫实际征召的人数还未达到预定计划人数，但这也远超出了古斯塔夫自己的供养能力。 [ 注：迈克尔·罗伯特，《古斯塔夫·阿道夫：1611-1632年瑞典历史》(伦敦，1958年版)第2卷，第556页。 ]
古斯塔夫对付华伦斯坦：后勤战略和作战战略
在古斯塔夫搜集人力资源扩军的同时，华伦斯坦也在积极征兵。这就使得德意志的兵源趋于枯竭。瑞典人的突然到来，给罗马帝国带来了威胁，教皇于是召回许多以前有所成就的军事签约人，华伦斯坦便是其中之一。他于1632年初，在波希米亚筹建了一支军队。他尽量使自己的征兵工作范围不波及到布拉格城。萨克森的军队占领了这座城市，正在消耗着敌人的资源而过冬。华伦斯坦因为担心萨克森再一次变为中立，因此，尽量小心地避免与正占领着波希米亚首府布拉格城的萨克森军队发生冲突。古斯塔夫，尽管知道华伦斯坦已筹建起了一支新的军队，也清楚华伦斯坦对萨克森人可能带来的影响，但是，他还是发起了春季战役，旨在扩大自己在德意志南部的根据地，将根据地范围扩大至多瑙河甚至巴伐利亚附近。3月下旬，古斯塔夫国王进至多瑙河附近，很快就控制了多瑙河从乌尔姆到多纳维茨河段，将自己的控制范围推进至忠实的天主教国——巴伐利亚的边境线，即莱希河的附近。这条河在春天雪化时，河水较深，水流也较急。
古斯塔夫在布赖腾费尔德会战的胜利为自己招来了一些新的盟友，开辟了新的战场。古斯塔夫让萨克森军队向波希米亚地区扩张，进展较为顺利，已突入其首府布拉格城。然而，他自己的部下在将自己最初的根据地向西推进至荷兰边境线的努力却未获成功，遇到了罗马帝国的一位英勇善战的杰出指挥官巴本海姆伯爵的有效抵抗。古斯塔夫在美因河和多瑙河附近已占领了许多城市。他向德意志东部和南部的快步推进，本来也可以建立起类似于北部的那种稳固而可靠的战争基地，然而，古斯塔夫现在并不打算就地巩固阵地，还想侵占巴伐利亚。对巴伐利亚这样一个敌对国家的侵占行动只能是一种袭击，而且，华伦斯坦在巴伐利亚新组建的军队给此行动笼罩了一种不祥的阴影。但就是这样，古斯塔夫还是实施了侵占巴伐利亚的战役计划。在战役实施过程中，古斯塔夫展示了其综合的机动诱敌技术，以及集中兵力攻击敌之弱点的战法，顺利渡过了一条不容易渡涉且有敌严密防御的河流。
提利已经拆毁了莱希河上的所有桥梁，转移走了所有的船只，并在河对岸部署了与古斯塔夫部队实力相当的兵力防守，但是，古斯塔夫还是想横渡此河。他在河道的非真正渡涉地点进行炮火袭击以欺骗敌人，而在真正的渡涉点上以火药烟雾和焚烧稻草发出的烟雾做掩护，让部队通过一座预先搭好的浮桥渡过莱希河，并在己方炮兵火力的掩护下，建立起一个牢固的桥头堡。莱希河对岸有一片森林，加农炮弹打在树上，击落了许多树枝，砸伤了不少提利部队的士兵。这实际上增大了瑞典炮兵的火力威力。古斯塔夫应用战术欺骗，有效地保证了部队顺利渡过防范严密的河流，同时，在预先选定的敌防御弱点集中自己优势的兵力进行了成功的攻击。
在渡河战斗中，由于敌军统帅提利身负重伤，其部队撤离了战场。古斯塔夫率部队渡过莱希河后，便在巴伐利亚开始了军队有组织的抢劫行动。在政治上，古斯塔夫想以此相要挟，迫使对方妥协；在军事上，他想通过抢劫行动，与敌在这片至今战争尚未触及的、富饶的领地上争夺资源。巴伐利亚的选帝侯号召他的臣民与入侵者展开搏斗。然而，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却打开城门迎接瑞典军队进城。其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被围困，另一方面，则担心要承担巨额的战争特别税而带来的经济洗劫。古斯塔夫入侵巴伐利亚，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充实了自己军队，削弱了选帝侯的资源。然而，这些并没有影响华伦斯坦率军开赴萨克森领地以阻止萨克森选帝侯与瑞典人的联盟。
对政治较敏感的华伦斯坦，在萨克森领地内一直是小心行事。后来，自己筹建起军队后，仍然是将自己的作战目标定在重新夺回布拉格城，将萨克森的军队赶出波希米亚。然而，华伦斯坦是一位杰出的组织管理人才，自17世纪初起便开始服兵役，后来一直断断续续地在军队服役。他在与古斯塔夫作战中，也展示了自己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战术家，也是一位难得的战略家。华伦斯坦的个不高，身材微瘦，红头发，性情孤僻，作风专横。他那能支配周围一切的气度，能够很好地鼓舞部队士气，振奋官兵精神。罗马帝国军队的这位新指挥官，将被实践证明是伟大的古斯塔夫国王的强劲对手。
正当古斯塔夫为寻求保护萨克森军队，而率军袭击巴伐利亚，旨在吸引华伦斯坦南下保护巴伐利亚时，华伦斯坦也在想通过威胁萨克森以吸引古斯塔夫离开巴伐利亚。最后，华伦斯坦的诱敌计划得以实现，古斯塔夫率领他的一半人马前来与萨克森军队联合。然而，极其精明的华伦斯坦立即率军南下，企图阻止古斯塔夫与萨克森军队的会合。古斯塔夫赶到纽伦堡时，得知可怕的华伦斯坦正率军南下，可能寻求会战时，他便开始仿造自己以前曾用堑壕工事成功地阻挡了提利军队前进的做法，在纽伦堡外围挖掘堑壕、构筑工事，同时调威悉河以外的瑞典军队和驻在莱茵河、多瑙河的瑞典军队前来增援。在6月下旬，华伦斯坦联合了提利的老部队，共4.8万素质参差不齐的官兵，向纽伦堡接近，急切寻求会战。他们所看到的只是古斯塔夫的2万名官兵，在城外已挖掘好了堑壕工事。
古斯塔夫，这位布赖腾费尔德会战的胜利者，突然发现只有他自己部队在纽伦堡组织防御，他的萨克森盟军已被赶出了波希米亚。他在威悉河以西的战役行动陷入了困境，遇到了巴本海姆部队的坚决抵抗。由于自己在纽伦堡对付华伦斯坦，在德意志南部和东部巩固所占领地的行动也迟滞不前。如果，华伦斯坦令其大规模的强大军队去进攻古斯塔夫在纽伦堡外围修筑的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阵地，那么，进攻不仅要失败，而且，瑞典军队的胜利又将使古斯塔夫夺回战场主动权。然而，正如提利在沃奔表现的那样，谨慎的华伦斯坦也不愿进攻瑞典军队的工事阵地。
华伦斯坦，这位足智多谋的罗马帝国指挥官，放弃了实施交战的机会，而改用剥夺其后勤资源的战略方针，以通过饥饿迫使古斯塔夫的军队投降。华伦斯坦凭借其众多的人马，依托自己所占的纽伦堡附近的一些小城镇，控制了纽伦堡城东面、南面和北面的大片领土。他在距古斯塔夫军队7英里外的一条小河边修筑工事，构筑阵地，坚信只要断绝瑞典军队的后勤供应，古斯塔夫就不得不面对两难的选择，要么向已构筑好工事的华伦斯坦防御军队发起进攻；要么乖乖地撤退，从此名声扫地。就在华伦斯坦精心准备战场的同时，古斯塔夫也在从其他地方调集自己的部队前来应战。在其他方向上的瑞典军队赶来之前的两个月的时间内，古斯塔夫和华伦斯坦两方的军队都在抢劫粮草，同时破坏对方的搜集粮草行动，等待着将对方饿出战场。然而，双方都没有达到目的。相比之下，华伦斯坦的大规模军队抢劫的范围更远些，生活也相对好些。当其他方向上的瑞典军队聚集到一定距离上时，古斯塔夫命令他们在向自己靠拢过程中沿路进行抢劫，大量毁坏华伦斯坦的后勤供应。8月中旬，古斯塔夫的增援部队都已赶到，有近3万人，这样，古斯塔夫的军队总数达到4.5万人。
然而，军队规模的扩大并没有明显地改善古斯塔夫的艰难处境。瑞典军队并没有主动从华伦斯坦军队的背后向其挑战，倒是华伦斯坦希望古斯塔夫的军队去攻击自己构筑有良好堑壕工事的阵地。当然，古斯塔夫国王应该放弃进攻对方，而仍然以饥饿困死对方。然而，当华伦斯坦主动将自己的部队从西侧的阵地撤回东侧，以引诱对方攻击自己强固的阵地时，一名愚蠢的瑞典侦察兵报告说，罗马帝国军队在组织撤退了。古斯塔夫信以为真，决心利用这一机会，向华伦斯坦的东北侧阵地发起攻击。华伦斯坦的部队撤退是假，将人员调回后面的阵地进行防御是真，因此，帝国军队仅以伤亡600人的代价就挡住了瑞典军队的攻击，而瑞典军队的伤亡则高达2400人。
8月底，瑞典军队的这次小小攻击行动的失败，标志着瑞典军队全面撤退时间的到来，当然，瑞典军队的撤退并不是由这次攻击行动的失败所造成的。瑞典军队的人数是罗马帝国军队人数的两倍，华伦斯坦的后勤资源掠夺战略最后发挥了作用，而且效果良好。到9月初，有1万名瑞典士兵离开了部队，6000匹战马被饿死。9月8日，古斯塔夫开始撤离战场，此时他的骑兵已从1.6万名下降到4000名，步兵连的平均人数由原来的150人下降到57人。华伦斯坦的后勤资源掠夺战略给瑞典军队造成的损失相当于一次重大的战斗失败带来的损失。这位既是商人，又是军人的帝国将军，却很好地安排了自己军队的后勤供应，因此，在整个战役中，其军队的损失较小。
当这两支大军相互撤离之后，双方指挥官都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只知道离开纽伦堡这一资源匮乏的地区。古斯塔夫率军向南行进，最后决定回到多瑙河地区，以完成巩固这一地区，准备1633年的战役。同时，为保护萨克森，他向巴伐利亚又发起一次佯攻，并将攻击方向直指维也纳。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华伦斯坦最后决定向萨克森开进。他认为，萨克森是部队进行冬季休整的好地方。另外，他还想在与巴本海姆伯爵会合后，去威胁萨克森的领地和古斯塔夫的根据地。这是一个具有双重效果的诱骗计划，以吸引古斯塔夫离开巴伐利亚。古斯塔夫和华伦斯坦都想利用袭击的攻势效果，去袭击对方的战争基地，以迫使对方实施防守。双方都在比着使用诱骗战术，一方是在威胁德意志北部地区和萨克森领地，另一方是在威逼巴伐利亚。相比之下，华伦斯坦占据更有利的位置。瑞典古斯塔夫国王对自己在北部精心创建的根据地受到威胁而感到极大的焦虑。他知道，如果萨克森的领地遭到蹂躏，萨克森选帝侯就很可能退出战争，相反，巴伐利亚是天主教联盟的中坚力量，将会始终忠于自己的事业。
古斯塔夫以其特有的旺盛精力，率领自己军队向北行军，目标是保护萨克森领地，同时掩护自己整个北部地区的根据地，免遭华伦斯坦及其下级指挥官——巴本海姆军队的侵占。巴本海姆是一位相当能干且精力充沛的将军，是他，阻止了瑞典军队征服威悉河和荷兰边境线之间的大片领土。由于考虑到敌人会封锁通往萨克森领地的山间通道，古斯塔夫国王率领军队以平均每天22英里的速度，在17天内走完了380英里的路程，顺利穿过了通道。在这种高强度的急行军中，瑞典军队的非战斗减员很少。这不能不说明瑞典军队具有严明的组织纪律，官兵们士气高昂，能吃苦耐劳。
10月底，瑞典军队到达了萨勒河附近的纳姆堡，并夺取了这个防范不严的小城，赶在华伦斯坦的援军到来之前，渡过了萨勒河。此时，古斯塔夫既不知道华伦斯坦的军队在哪，也不清楚萨克森盟军的位置，就开始在纳姆堡外围挖壕修筑工事阵地了，就像自己在沃奔和纽伦堡所做的一样。当华伦斯坦侦察到古斯塔夫军队已构筑了坚固阵地后，他不仅不考虑向瑞典军队发起攻击，而且还错误地认为，眼下已经是11月初，天气寒冷，古斯塔夫是要在纳姆堡对部队进行冬季休整了。因此，华伦斯坦也计划将自己的军队放在萨克森领地进行冬季休整，同时考虑实施后勤资源抢夺战略，也像在纽伦堡那样控制大面积的国土，控制军队的后勤资源供应。于是，华伦斯坦将自己的军队分散到各地，以实施后勤资源争夺战，自己呆在莱比锡以南的一个叫吕岑的地方，派巴本海姆将军带大部人马去20英里以外的哈雷城。
然而，华伦斯坦错误判断了古斯塔夫的意图。当古斯塔夫国王得知华伦斯坦已将自己军队分散到各地后，他立即率领部队赶赴华伦斯坦所在的吕岑。此时，华伦斯坦意识到，如果自己不采取行动，瑞典军队就将与萨克森军队会合，而且自己也不想放弃目前正处于这两支敌人军队之间的中间阵地，不想失去与奥地利以及与巴本海姆军队间的联系，因此，他决定实施一次防御作战。因为，他相信，古斯塔夫的瑞典军队肯定会首先向自己发起进攻。
身患中风的华伦斯坦被用椅子抬到战场上，指挥部队尽最大可能利用这片平坦的地形。他使自己的部署左翼紧挨一个村庄，将炮兵配置在附近的一个高地上，保证炮兵火力能打到部队的整个正面。部队部署的右翼有一条几乎构不成障碍的小溪作屏护。骑兵配置在右翼。在部队的正面前方有一条道路，他令士兵在路两侧各挖一条壕沟。靠近瑞典军队一侧的壕沟，将挖出的松土堆在敌方，这样，他的滑膛枪手就可以站在渠里进行射击，前面有一垛胸墙挡着。在路内侧的壕沟挖得深些，挖出的松土堆在内侧，这样，又筑起了一道胸墙，胸墙的前面还有一壕沟作掩护，滑膛枪手们可以躲在胸墙后面，越过站在前面一条渠里士兵的头顶进行射击。除了进行这些常规性准备之外，华伦斯坦还灵活地采用小编组战斗队形，每个编组队形的纵深不超过10列，并将这些小型战斗编组作两线部署。骑兵队形的纵深更浅，华伦斯坦指示他们像瑞典骑兵那样实施冲击行动。另外，他还按照瑞典人的模式，让滑膛枪兵以火力支援骑兵的冲击行动，以几门轻便小炮支援步兵作战。经过这一番精心准备后，华伦斯坦就等着古斯塔夫军队的进攻。然而，他更焦急的是等待著名的巴本海姆将军率领3000名骑兵从哈雷赶来支援自己的战斗。
瑞典军队赶到华伦斯坦军队的阵地前面已是近黄昏，古斯塔夫便将自己的部队部署成战斗队形，准备在第二天一早就抵近华伦斯坦的部队，赶在巴本海姆将军的部队到来之前进行决战。在巴本海姆将军的部队到来之前，华伦斯坦的部队大约有1.6万人，有一半是骑兵；瑞典军队大约有1.9万人，1/3是骑兵。瑞典军队采用的是他们自己的传统阵形，骑兵部署在两翼，最好的骑兵部署在右翼。古斯塔夫国王准备让右翼优秀的骑兵先冲击华伦斯坦军队暴露的左翼，得手后再从翼侧和侧后攻击敌步兵。
作战略图4.5 吕岑会战的作战部署与作战经过
然而，第二天早上有大雾，瑞典军队将攻击时间推迟到11点。正当其骑兵击败了帝国军队的骑兵，转而准备去攻击敌步兵时，巴本海姆将军的援兵赶到了，挡住了这一关键性的骑兵冲击势头。同时，瑞典步兵在古斯塔夫国王的率领下也发起了攻击，一发滑膛枪弹击中了古斯塔夫国王的胳膊，但他仍率众击败了守在渠里的敌滑膛枪兵，在左翼骑兵的协助下，与第一线的罗马帝国部队主力展开了拉锯战。在双方骑兵战斗中，一发加农炮弹将巴本海姆将军击成重伤，不能继续指挥战斗，因此，瑞典军队右翼的骑兵部队再一次扭转了战场不利态势。正当瑞典骑兵乘胜攻击，开始向华伦斯坦的步兵发起攻击时，天又降大雾，战斗实际上又停了下来。华伦斯坦利用这一战斗间隙，将自己手头剩余的骑兵调遣到左翼，同时派遣了一位英勇善战的指挥官——奥塔沃·皮克勒米尼接替巴本海姆将军的指挥。当雾散了以后，华伦斯坦左翼的骑兵在古斯塔夫国王阵亡消息的鼓舞下，在皮克勒米尼强有力的指挥下，再一次改变了左翼的不利态势。皮克勒米尼将军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曾6次中弹受伤，曾有5匹马在他的胯下战死在战场上，后来成长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公爵和总司令官。
眼看华伦斯坦通过成功地组织防御，似乎要赢得此次会战胜利了。然而，瑞典士兵为了替死去的国王报仇雪恨，发起了一次猛烈的攻击行动，最终在左翼赢得了胜利，占领了吕岑村以及附近的一个小高地，缴获了帝国军队的火炮，同时还占领了帝国军队最坚固的一段阵地。尽管太阳已经落山，华伦斯坦的防线依然完好，但是，意志消沉的华伦斯坦决心组织部队撤退。在自己骑兵以及新到来的巴本海姆将军的步兵掩护下，华伦斯坦部队在撤退中没遇到什么麻烦。当然，如果此时有一个意志坚定的指挥官，那么，他很可能会坚守阵地，最后夺取吕岑会战的胜利。瑞典军队此时已丧失了1/3的战斗力，无力实施追击，即便帝国军队的战斗力损失也不下于这个比率。如果说，此次会战有什么战术影响的话，那就是它带来了重要的战略结局。华伦斯坦因此决定撤到波希米亚，将萨克森领地留给了瑞典人，撤走了对德意志北部瑞典人根据地的威胁。不久，华伦斯坦被刺杀，从而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古斯塔夫线式战术的影响
虽然，古斯塔夫战死在疆场，但是，他的战术改革并没有因此结束。相反，随着华伦斯坦吸收了古斯塔夫的战术改革基本原则的绝大部分内容，古斯塔夫的战术改革传遍了整个西欧。古斯塔夫对骑兵条令所进行的修改，强调骑兵与其他骑兵作战时的突击动作，成为了一种标准行动。虽然绝大多数欧洲骑兵在手枪的使用上比古斯塔夫所认可的程度要更广泛得多，但是，这种条令的修正只是使现有的骑兵恢复了其真正的多功能性。这种多功能性已经在16世纪后半叶的法兰西骑兵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例证。古斯塔夫变革中最长久的影响就是使步兵在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步兵成为了战场上的主要力量。
瑞士人将长矛兵布设为密集方阵，使得瑞士步兵能够有效抵挡骑兵从任何方向的冲击。而且，瑞士军队训练有素，富有攻击性，因而，瑞士长矛方阵在战场上具有进攻能力。最初，轻步兵在瑞士步兵战术体系中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因为有了瑞士长矛方阵这种无懈可击的方阵出现，轻步兵才能够有机会在重骑兵主宰的战场上有所作为。最早的时候，轻步兵仅局限于在防御会战中担负防御任务。比如，在英军战术体系中，英国人就通常把他们的长弓兵配置在自然障碍物后面进行作战。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瑞士重步兵，它与下马作战的英军重骑兵不同，能够在战场上实施机动。这就使得轻步兵可在长矛兵的掩护下，参与各种作战行动，而不必过于依赖障碍物进行防御。
于是，瑞士步兵便成了一种通用的模式。然而，与此同时，以十字弓弩兵和火绳枪兵也就逐渐地变得更加重要了。因为，其他长矛兵通常不像瑞士兵那样训练有素，往往缺乏凝聚力和进取精神，因此，并不真正具备瑞士长矛方阵所具有的战场机动能力。轻步兵自身具有进攻性的要素，他们部署成散兵，向敌人的长矛兵进行射击，而且，如果轻步兵能够得到掩护，他们甚至能杀伤骑兵。火绳枪特别是滑膛枪的威力越来越大，就使得步兵对全副装甲的士兵和他们的马匹构成了威胁。新骑兵及其用手枪对长矛兵进行攻击的发展增强了滑膛枪手的重要性，当时，滑膛枪手已经被认为在保护重步兵免受骑兵的手枪攻击时是必不可少的。火绳枪手和滑膛枪手开始起到了长弓手在与土耳其轻骑兵进行的十字军东征战争中相同的作用。
16世纪的兵力系统也使轻步兵的进攻价值更显突出。在每次战役之后照例遣散雇佣军队常常使长矛兵无法得到训练，以及无法获得瑞士社团系统给予其部队的凝聚力。但是，同样这个兵力系统并没有对轻步兵的价值产生影响，轻步兵在传统上是作为单兵作战的，它们的效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每个火绳枪手和滑膛枪手的技能和进取心，除非它们为了寻求长矛队形的保护而加入长矛队形以及帮助抵抗骑兵的冲锋。不管怎样，当滑膛枪手射击时，他们完成的是一种单兵动作，要求最好有一个松散的队形。参加过几次战役之后，经验丰富的职业轻步兵将会获得散兵作战和射击的技能。但是，具有同样经历的长矛兵，由于他们常常与不熟悉的同胞一起服役，所以，它们并不能展示出与依靠协同的战术所具有的相同效能。
因而，各国军队中轻步兵的比例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兵力系统对其技能发展的阻力要比重步兵的小。与此同时，轻步兵也剥夺了训练不力的长矛兵的很多进攻潜能。德意志骑兵的出现提高了轻步兵的重要性，这不是仅仅因为轻步兵在保护长矛兵免受骑兵手枪攻击时的作用，而是因为德意志骑兵为了使用手枪，已经放弃了长矛而采用马刀作为其突击武器。由于长矛兵不再需要面对老式长矛轻骑兵的冲锋，长矛兵也就失去了一些重要性，因为德意志骑兵在对以长矛为武器的重步兵采取突击动作时缺乏同样的威力。骑兵之间相互作战的手枪战术的发展也降低了骑兵的能力，也减小了骑兵对一线长矛兵发动一次强有力和危险的冲锋的倾向。因而，这不仅使轻步兵变得在保护重步兵免受手枪射击时至关重要，而且当更弱小的骑兵进行攻击时，只需要比例更小的长矛兵来对骑兵进行抵抗。到17世纪时，这两种武器已经成为完全的合作伙伴，它们的作用有着相同的声望，而且在数量上也相当。古斯塔夫试图通过训练和条令使长矛兵重新恢复它们过去的进攻能力，但是，随着他的军队不久开始包含大量的德意志雇佣军，他的新会战条令中的这一部分未能坚持下去。
付给两种武器系统工资的变化也反映了轻步兵和重步兵相对的战术价值和表现质量上的变化。在三十年战争刚开始时，长矛兵的工资待遇要稍好于火绳枪手或滑膛枪手的待遇，但是，到战争结束时，枪手的工资已经接近长矛兵的两倍。华伦斯坦早就抱怨说，最差的新兵成为长矛兵，而工资和战术期望则反映了这种发展。
因而，莫里斯和古斯塔夫的变化与一个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相吻合。古斯塔夫的变化进一步地使轻步兵的作用更加突出，主要是通过使轻步兵在抵抗骑兵的攻击中担当主要的角色。通过给所有的手枪手装备更令人生畏的滑膛枪并且提供齐射火力，这使他们能将火力集中于关键的时刻，滑膛枪手并不是仅仅躲避在长矛之后，他们能够成为击退骑兵冲锋的伙伴。通过采用一种线式队形，莫里斯和古斯塔夫充分地认识到了自引进瑞士方阵以来所发生的变化。如果长矛兵最初需要一个50行乘50列的方阵去抵抗装备有长矛、全铠甲的老式骑兵进行的坚决和熟练的攻击，那么，为了击败部分着铠甲的骑兵使用马刀进行攻击的冲锋，他们几乎不需要这样的纵深。只有5列或6列纵深的线式队形能够同样很好地抵抗这样的猛攻。甚至是长矛兵所使用的长矛也变得更短了，只是因为它不再需要比轻骑兵的长矛更长。浅纵深队形使节省人员成为可能，也使在会战中使用两个横队变得相当容易，因而也就在军队的会战队形中建立起了预备队。
绝大多数这些变化已经开始出现在西班牙系统里，包括队形更小以及提高了轻步兵与重步兵之间的协同性。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古斯塔夫的改革传播得很快，虽然古斯塔夫新的骑兵条令中强调骑兵实施强劲的冲锋提高了骑兵的突击力量，但是，这些改革的作用依然很好。纵深更浅的长矛队形在来自滑膛枪手齐射火力的支援下，不仅拥有足够的防御力量去抵抗以马刀为武器的重骑兵的坚决的冲锋，而且甚至能抵抗古斯塔夫的步兵已经成功地面对过的波兰长矛骑兵的冲锋。古斯塔夫已经建立起了一个与古罗马军队相同的战术系统，在新战术系统中，编有两个横队，并需要对滑膛枪手齐射进行训练，也需要对第二个横队执行预备队任务进行训练，保证有良好的运动秩序。但是，新的队形排列比古罗马的队形具有更大的多功能性，因为新队形中有50%的轻步兵，使新队形能抵抗由手枪兵进行的帕提亚式攻击以及由哥特骑兵进行的冲锋。
古斯塔夫的古罗马式组合有一个重要的缺陷：缺乏瑞士方阵所固有的由队形提供的全方位保护。一个只有5列纵深的横队只能面向一个方向，意味着这种横队有易于遭到攻击的翼侧和一个易遭到袭击的后方。在这方面，这样的队形与古罗马时的队形毫无区别，而且，这样的队形与古罗马的队形一样，编有第二个横队的力量去支援第一个横队。而新队形的纪律、训练和连贯性是完全比得上古罗马队形的，这提供了另一种用于保护翼侧和后方的资源。新的战术队形的第二个不足在于缺乏在采用古希腊和古罗马线式队形时所固有的机动能力。尽管瑞士方阵能够以一种彼此相互支援的关系向前机动而不必考虑将它们的正面保持成一条直线，因为它们各自掩护着自己的翼侧，而一个线式队形则不得不将各自的队形与其他队形保持在一条直线上。另外，每支部队只有6列纵深而却有由100或更多人组成的正面，这使自己队形的正面保持成一条线时有一些困难，而这样的问题在只有其一半正面的方阵中是从未遇到过的。而且，将队形的正面很好地保持成一条直线对滑膛枪手特别重要，当滑膛枪手进行齐射时，如果他们不是肩并肩地站着，他们将有可能造成误伤。
横队的机动能力不足已经在古代的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当伊巴密农达在留克特拉通过在战场上进行对角线机动去攻击斯巴达人的横队时，已经展示了一个方阵所具有有优势机动能力。后来，苏格兰人和瑞士人经常向世人展示他们士兵队形的战场机动能力。但是，机动能力的损失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理论上的损失，因为未经训练的三十年战争的长矛兵并不能利用密集队形所固有的机动能力。即使提利的老兵们在布赖腾费尔德笨重地机动，而训练有素的瑞士人在机动能力上只与他们相当。
古斯塔夫通过给每名轻步兵提供一枝滑膛枪而明显地提高了火力，但是，他试图增强火炮作用的努力却收效甚微。他的能够在会战中机动的轻型火炮仍然不足以在进攻中提供许多支援。火炮更多的机动能力使其更易于在行军中跟上陆军的行军步伐，也使其具有更大的保证去成为作战组成成份。然而，这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火炮的改进继续有利于防御，因为，进行防御的横队拥有火炮增加的火力，而实施进攻的横队却通常没有这种增加的火力。线式系统的采用确实降低了火炮对步兵的杀伤力，因为一枚炮弹只能穿过6列纵深。但是，这提高了横向射击火力的价值。指挥官们像华伦斯坦在吕岑会战中那样设法将他们的火炮配置在队形翼侧，火炮从翼侧能向敌人的横队射击或使炮弹经对角线穿过敌方的线式队形。骑兵排列成一种线式队形进行突击行作，而不是以一种纵深队形利用手枪进行半旋转动作，使骑兵获得了一些免受远程火炮火力毁伤的保护，但骑兵仍然易于遭到横向射击火力的杀伤。
火炮通过技术的提高而获得了更大的效能。在平坦地形上，一枚以小角度着地的炮弹将产生跳弹，以一种小石片在水面上跳跃的方式沿地面跳跃。跳弹火力增强了炮弹对部队的威胁，因为它们通常在人脑以下的高度上跳跃，而且，尽管由于炮弹与地面进行了接触而降低了速度，但跳弹对于人员和马匹来说仍然是十分危险的。在进攻中跳弹火力增加了火炮的效能，它提供了一种更强有力的手段以在猛攻之前对敌方的会战队形进行攻击。但是，一旦己方部队开始了突击行动，火炮除非能伴随攻击部队前进，否则，火炮通常将停止射击，因为它们害怕命中己方的突击士兵。
火炮使力量基本上很强大、但战术机动能力不足的轻步兵得以继续存在。火炮的机动能力足以进入战场和参加会战，但火炮仍然缺乏使用便携式投射武器的轻步兵的机动力特点。火炮在会战中的作用类似于仅仅局限于防御行动的英国长弓手。但是在围城作战中，火炮对进攻和防御方都起着主要的作用，火炮射程远，无论是炮弹还是霰弹，其威力都使火炮具有令人生畏的多种用途，并能造成不可逾越的界线。使用投射武器进行较微弱打击的传统已经随着滑膛枪的出现而消失了，但是，火炮的威力使滑膛枪、长矛和剑都相形见绌。
尽管古斯塔夫的变革在整个欧洲传播的过程中在文字上和精神上都遭到一些削弱，但是，所有国家的军队最终都采纳了牺牲全方位防御的两个横队会战队形和长矛兵横队。但是，线式队形使得两个横队能够在很大的宽度上形成一个基本上连续不断的正面，这个正面的宽度与以前由一排老式纵深队形掩护的宽度相当。在长矛队形中通过较大的纵深形成的全方位防御，或者是需要一个较短的横队，或者是需要一个部队之间留有间隙地的横队，短横队易于被敌人使用浅纵深线式队形包围和迂回翼侧，而部队之间留下的间隙地太大，以至于几乎无法拦截敌人骑兵或甚至是敌人步兵队形从中通过。因而，使用排列成两个横队的更小队形去提供一个预备队，也同样使其具备了线式部署思想。
随着该系统在17世纪剩下的时间里继续向前发展，其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滑膛枪手甚至占据了比长矛兵更有利的优势地位。更慢速燃烧火药的广泛使用，使爆炸装药能给弹丸提供更持久的推动力，并且大多数滑膛枪使用了长枪管，增加了枪弹速度。尽管火绳枪仍然是不可靠的，并且射速很少超过每分钟一发，但是，其强大的威力及其在250码距离上的杀伤力意味着滑膛枪手在保护他们自己免受骑兵的攻击时很少需要长矛兵的帮助。火力重要性的提高也要求采用一种每个滑膛枪手都能利用其滑膛枪进行射击的线式队形。
即使将军们趋向于继续同意长矛兵基本上具有防御的作用，而古斯塔夫的战术方法已经在需求上进行了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就是要求轻步兵采取只有通过训练才能实现的统一和协调的行动。与他们通常作为散兵以及传统上依赖于个人技能和主动性所不同的是，使用轻步兵排成一列进行齐射，需要他们一同前进并保持他们相互之间的间隔和距离，而且他们要以同样的速度装弹和按命令射击。即使指挥官们已经使他们自己同意轻步兵具有防御的作用，在很多方面与他们的长矛兵一样，而依赖于齐射进行防御使轻步兵的训练极为重要。新的战术使一支未经训练的部队在面对一个经过充分训练的对手时，将会置于非常严重的战术不利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术越来越强调提高步兵的火力。各国军队在忽视古斯塔夫使长矛兵恢复进攻机动能力的思想的情况下，寻求通过数量更多和训练更有素的滑膛枪手来达成进攻以及防御力量。因而，长矛兵的比例下降了，比例一直降低至整个步兵的1／4。步兵之间的会战趋向于变成轻步兵使用投射武器但排列成横队的搏斗，很像波斯人弓箭手相互搏斗一样。
标准的步兵部队已经变成了营，通常约为600或700多人，营在排列队形时将长矛兵聚集在中央，滑膛枪手排列在两翼，都是5列纵深。如果敌人骑兵的冲锋很有威胁而使营的滑膛枪手处于危险之中，长矛兵就形成一个方阵，一些滑膛枪手就躲避在方阵中间，而剩余的滑膛枪手则配置在长矛兵之间以使用他们的火力去协助长矛兵对骑兵进行防御。队形的稳固和滑膛枪手的火力使得长矛兵的浅纵深横队能够击退装备有马刀的骑兵的冲锋。
但是，营常用的队形远不够紧凑，因为，给火绳枪安装正在燃烧的火绳要求火绳枪手之间至少有1码的间隔。为了与敌方的步兵交战，只有5列纵深和多达150人排成一列的营，慢慢地向前移动，仔细地保持其队形成一条直线，直至距敌人不到100码的距离。尔后，交战双方的滑膛枪手开始互相射击，或者是每列发射一次齐射并撤到后面去再装填，或者是所有的列从横队不同的部分向前机动，分散开进行射击，尔后撤退回他们原来的位置进行再装填，而同时另一组人机动出去进行射击。由于士兵只能在直立着时才能完成滑膛枪复杂的再装填程序，双方部队都成为精度不高但是威力很大的滑膛枪的绝好目标，除非像华伦斯坦在吕岑的做法那样，为滑膛枪手提供胸墙保护的一方将具有优势。当一方开始溃逃时，双方的交战就结束了，数量很小的长矛兵除了作为对付骑兵冲锋的保护之外没有任何作用。由于作战只限于轻步兵的投射武器，即使滑膛枪手携带着剑，会战在理论上从没有涉及到敌对双方步兵的突击动作，而在实践上也很少涉及到。
尽管线式系统拥有规模更小以及机动力可能更强的部队，但线式系统并没有向步兵提供更多的机动力。将军们对于缓慢地机动和仔细地保持很长的正面成一条直线的要求并无什么应对的良策。古希腊的密集方阵和古罗马的军团在前进时也有类似的问题，而且特别要注意防止在横队中有间隙。古罗马人最终还是留下了间隙，留下的间隙在第一个横队与敌人接触之前由第二个横队的步兵填补上。在一个持矛士兵或佩剑士兵横队中的间隙将产生会被敌人利用的翼侧，使敌人的重步兵利用间隙去进行穿插和攻击。17世纪末期的横队队形沿袭了古罗马人的做法，将营与营之间的间隔作为每个横队的组成部分。但是，与古罗马人重步兵横队的使用方法所不同的是，17世纪的将军们并没有设法去填补队形中留下的间隙。因为他们轻步兵占据优势的部队并没有打算距敌人很近，将军们并不害怕间隙地所产生的内部翼侧。滑膛枪手无论如何能够使用他们的火力来掩护这些翼侧。
但是，17世纪末期的轻步兵横队有其自己的问题。在向前行军时并不能过度地扩大任何两个营之间的间隔，因为一个巨大的间隙将会产生一个薄弱的部位，使敌人能够集中3个营的火力来对付在前进期间失去了恰当间隔的两个营。另一个困难是轻步兵所特有的一个困难，其根源在于横队的编组上。除了其5列纵深之外，这个纵深与纵深更大的古希腊和古罗马队形相比是浅薄的，训练进行射击的横队，不仅仅依靠每个士兵保持其在横列和纵行中的恰当位置，而且还需要士兵之间保持恰当的空间和距离，因为火绳枪的再装填和发射动作相当复杂和危险。因而，火绳枪手需要精确地保持他们的队形去完成他们的射击和再装填动作，并且防止火绳点燃每个士兵携带的火药，以及防止滑膛枪手们在一个烟雾弥漫的战场上从一个紧凑的、变形的或紊乱的队形里射击时造成互相误伤的危险。
尽管指挥官们使他们的滑膛枪手们具有良好的纪律和很好的训练，但是军队除了营这种固定的组成成分之外缺乏许多的体系完整性。虽然营编制有约12个由上尉指挥的连，但这些连队从没有在战场上单独地机动过。射击纪律的要求、营自身成一条直线以及与其他营恰当地成一条直线，使连在会战中没有任何的战术价值，除非作为营的独立集团实施射击时。从某种意义上讲，营处于一种射击纪律要求的专制统治之下。尽管古罗马人需要独立的有机动能力的支队，并且几个世纪一直用第二个横队去填补第一个横队中的间隙地，但是，却没有任何的刺激因素去促使17世纪末期的横队形成这样的下级单位和有效的体系完整性，因为，连在战场上单独地机动将会打破正面的连续性，降低横队的火力，并且很容易会遮蔽横队的部分火力或者导致己方队形互相误伤。同样，虽然指挥官们经常组建特别旅，部队中也不存在比营级别更高的固定编制。将整个部队的正面作为一个整体对待的线式系统使营这种固定的下级单位没有任何的战术位置，也就不能更多地使用连这种编制的存在所固有的机动能力。由于营所辖连明显地不需要单独地行动或者由于不需要提供旅这种固定编制，新的陆军虽然像古罗马军队一样是线式的，但它却缺乏罗马军队的体系完整性，因而也就缺乏古罗马军队的机动力量以及在失去秩序时的适应力。
由于队形更加复杂和更易于被打乱以及需要协调更多数量的士兵，步兵缺乏瑞士方阵在两个世纪前就已经展示出来的进攻行动的力量。尽管欧洲军队基本上用轻步兵取代了重步兵，但是，它们最终所处的战术地位与亚历山大和古罗马军队曾经所经历的地位完全相同。骑兵将不得不起到与古代相同的决定性作用。线式系统和营缺乏全方位防御能力使步兵特别易于遭到骑兵对其翼侧进行的攻击。而且，与古罗马重步兵所不同的是，滑膛枪手并不能保护自己躲避以马刀为武器的骑兵的突击动作。与古罗马人相比，他们缺乏那种体系完整性，这种体系完整性常常使古罗马人的重步兵能够实施规避动作以向敌方的重骑兵呈现一个正面，以及甚至像在法萨卢斯一样，能向企图攻击步兵翼侧的重骑兵采取进攻行动。因而，考虑到骑兵比步兵所具有的固有的武器系统优势，因为骑兵可以使用手枪对付长矛兵以及用马刀对付滑膛枪手，骑兵通过其所具有的更好的机动能力，能够利用步兵在其线式队形中越来越大的脆弱性。随着步兵的弱点更暴露于骑兵，而且很少能对敌人的步兵采取进攻行动，因而，17世纪末期的陆军中骑兵与步兵的比例要远高于古罗马军队的比例也就毫不奇怪了。
新的系统使骑马作战的士兵具有与他们处于亚历山大指挥下完全相同的作用。通常像古代时那样部署在翼侧，骑兵以击败敌方的骑兵作为其首要的目标，这一任务完成后，骑兵就像汉尼拔的骑兵在坎尼会战一样，目标是攻击敌人步兵的翼侧和后方。对于完成这个任务而言，骑兵具有恰当的优势，因为其具有更大的机动力以及在实施攻击之前仔细排列队形的需求最小。如果进攻部队是指那些比他们马上就要作战的对手具有机动力优势和有能力毫不耽搁地投入作战行动的部队的话，那么，骑兵就完全满足这些条件，这些条件是由古斯塔夫的改革所带来的。以小跑速度进行机动的训练有素的骑手们能够将他们的队形保持为3个横队，并能够随时改变方向，这使骑兵在击败了敌方的骑兵之后，能够立即使用他们的马刀向敌方滑膛枪手横队的翼侧或后方发起冲锋。任何指挥官如果尝试使用运动速度很慢、难于部署的步兵去实施这样攻击，都将会有诸如前进速度缓慢、耗费时间和棘手的攻击偏离方向的问题，使敌人的步兵有充裕的时间来改变其正面去对付攻击。骑兵更大的机动力和易于投入作战行动使其成为理想的进攻力量，也就是实施机动去攻击敌人的翼侧或后方等薄弱部位。
在骑兵对骑兵的作战中，依靠使用马刀实施冲锋突击动作的瑞典战术虽然影响了所有的欧洲骑兵部队，但是，这一战术并没有完全地取消骑兵对手枪的依赖，许多骑兵在向敌人的骑兵冲锋之前都要进行一次手枪齐射。骑兵通常将突击动作专门用于对付敌方的滑膛枪手，因为，如果骑兵也花费时间对敌人的滑膛枪手进行一次手枪射击，将会使骑兵暴露于步兵更令人生畏的滑膛枪的齐射火力之下。因而，绝大多数骑兵采用了使突击动作变得很便利的3个横队的浅纵深队形，但是，在骑兵与骑兵的交战中骑兵继续使用手枪，并且在向不受滑膛枪手保护的长矛兵进行冲锋时也依靠手枪作准备。
将军们也认识到骑兵作为武器系统，拥有决定会战胜负所需的进攻能力。与古代作战一样，步兵与步兵通常进行非决定性的作战，防御方有选择地形、充分利用自然障碍物优势，以及防御方不需要前进去攻打敌人，也就免除了由此而产生队形紊乱的困扰；骑兵与骑兵作战，双方都承担进攻任务，因为马匹的自然特性使骑兵不适宜在停顿中接受敌方的冲锋。由于骑兵不再使用长矛，加上战场上有大量的步兵部队存在，除了使用滑膛枪的骑手外，没有骑兵部队再下马作战。
1643年的劳克劳依会战很好地证明了骑兵的决定性作用。当时法兰西人在孔代亲王天才的儿子的指挥下，前去救援被西班牙军队围困的劳克劳依要塞。西班牙的指挥官对他手下经验丰富的士兵在防御作战中的能力深信不疑，这位西班牙指挥官部署其部队保护其围攻的队形。急于去作战的法兰西人向前移动，当法兰西人在白天花费了许多时间把他们的部队组成会战横队时，西班牙人在远距离上对他们进行炮击。交战双方的部队都编有两个步兵横队，骑兵配置在步兵的两翼，但是，法兰西人在他们的第二个横队之后又有一个由步兵和骑兵组成的预备队。作为一个有三次战役经验的老手，这位未来的孔代亲王当时只有21岁，在这次会战中展示出了所有的将使他成为当时杰出将领的特性。他的会战欲望、他的快速下定决心并且坚定执行决心的力量，以及他在逆境中的无所畏惧的行为都是他取得首次胜利的原因。亲自指挥着位于他右翼骑兵的孔代用一次技艺高超和猛烈的攻击揭开了这次会战的序幕，在这次会战行动中，传统上很优秀的法兰西骑兵打败了与他们对抗的西班牙骑兵部队。孔代使用部分骑兵去追赶被打败的敌方骑手，当他知道法军的左翼遭到失败之后，他将剩余的法兰西骑兵部队转而用于对付西班牙的步兵。
在法兰西人的左翼，法兰西的骑兵冲锋太快，遭到了敌人强劲的反冲锋，法兰西骑兵部队的马匹掉头就跑，使队形的行列发生了紊乱。西班牙的骑兵们打败了法兰西人左翼的骑兵之后，在西班牙右翼步兵部队的支援下，对法兰西的步兵发动攻击，并击败了法兰西的两个步兵横队。只是由于法兰西预备队的迅速行动才阻止了法军在左翼遭受全面失败，但是法兰西人的阵地仍然危急万分。孔代迅速看清了战场上的态势，立即率领他的骑兵绕过了西班牙步兵的后方，到达了法兰西横队的左翼，并从这里向获胜的西班牙骑兵的后方发起攻击，赶得西班牙骑兵在战场上仓皇溃逃。
在击败了所有的西班牙骑兵之后，孔代转而对付西班牙步兵，此时它们已经采取了用于抵抗骑兵的密集队形。孔代在首先派他的骑兵们向沉着的西班牙老兵们进行了徒劳的猛击之后，他接着使用他的火炮和滑膛枪在西班牙人的行列中打开了一个法兰西骑兵随后能够用冲锋的缺口。当法兰西人继续进行攻击，并没有意识到西班牙士兵正试图投降时，许多西班牙士兵被杀死了。西班牙的步兵遭受了巨大的死亡和被俘虏的损失。在会战结束之后，一位法兰西人问一位西班牙军官，“你们有多少人？”这位西班牙军官问答道：“把死去的和俘虏加起来的总数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马”。法兰西人的损失约占其部队总数的10%。在劳克劳依骑兵赢得了会战，步兵却伤亡惨重。这种说法夸大了事实，但是，这场会战确实证明了骑兵在陆军的进攻能力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骑兵的机动能力和易于部署的特点使其能攻击步兵薄弱的翼侧和后方。
但是，骑兵在劳克劳依并没有发挥新的作用，在17世纪末将军们的思想中也没有什么新的作用。骑兵在古代、拜占庭时代和中世纪的军队以及在16世纪通常拥有决定性的进攻任务。只是由于未能充分利用骑兵攻击敌方薄弱翼侧和后方的进攻能力，才使其在法兰西与英格兰人进行的作战中降低了价值，而且瑞士方阵的无懈可击再一次表明重骑兵并不能独自击败重步兵，就如同西班牙步兵在劳克劳依再一次所表明的，没有一支骑兵能够击败一个长矛兵与滑膛枪手有效地协同的作战集群。因而，骑兵在劳克劳依的决定性作用代表了在骑兵固有的进攻特性的传统运用上没有任何变化。
17世纪末期的军队后勤
三十年战争是军队后勤发展上的一个分水岭。在随后的数年间，由古斯塔夫和华伦斯坦所提倡的做法开始在绝大多数军队中盛行。各国军队都设法以战养战。其方法并不是通过士兵的掠夺，而是通过指挥官们征收战争特别税。华伦斯坦已经非常成功地使用了这种方法，但是，目标是招募20多万名士兵的古斯塔夫最终却陷入了招募士兵的数量超出支付能力的错误之中。1632年，当他所征收的战争特别税不到他工资总额的1/4时，瑞典军队发生了哗变。所招募士兵的数量超出一个企业家或政府的支付能力将会导致士兵在占领地进行掠夺，这是一个古斯塔夫和华伦斯坦都十分厌恶的后果，因为他们知道，掠夺的士兵所造成的破坏将多达他们掠夺走财物的两倍。这样的破坏以及低效率地使用资源不仅会降低一个地区能够立即补给的军队的规模，而且常常会彻底地毁灭该地区在未来支持军队的补充能力。
亲身经历过这种三十年战争后勤的军人们并不是没有注意到其缺点。一位作者评论道，如果一个地区“能够从士兵的恣意掠夺中被拯救出来”，该地区就能有效地支持一支军队。由于古斯塔夫未给部队支付薪水，导致了随后发生的罪恶：“几乎是无法限制骑手们……他们只是简单地以野蛮的劫掠为生。因此，所有的一切都被彻底地毁灭了，以至于士兵们在城镇或村庄里再也找不到任何的东西”。1632年，华伦斯坦在进入萨克森时发出了如下命令时也反映了这一观点，即：“不允许毁坏农民的任何东西，也不允许从农民那里拿走任何东西。因为我们在冬季期间必须保证能在这里找到维持我们生存的东西”。这些理解驱动了后勤上的变化，这些变化正是17世纪后半叶后勤的标志。
因而，政府开始将他们军队的规模保持在他们能够稳定支付的数量之下。由于他们因此能够养活和支付他们自己的士兵，他们也就能够强制执行禁止掠夺的禁令。通过从占领地区惟一地收取通常由当地政府征收的战争特别税，他们最有效地将一个国家的资源转化为对入侵军队的支援。这一程序还使当地政权的仇恨降到最低，并且避免了引起农民产生强烈的敌意，以及避免了农民随后可能会采取的极严厉的行动和对付士兵的游击战。军队还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那些向中立国或己方领土征收战争特别税的做法，这种做法在三十年战争中很普遍，它还增加了军队的敌人。
这个防止士兵掠夺的政策培养了一种尊重平民财产的态度，这在18世纪已经成为实施战争的一条原则。这种做法的结果使平民脱离了战争，因为它使平民除了税和政府债务之外，不再受战争绝大多数有害影响的伤害。这种新的途径既保护了统治者自己领地和他们渴望得到的地方的平民生产力，又降低了平民对军队的敌意。
这种新的补给方法及其常常严格认真地关注平民的财产确实降低了战争不必要的费用，就这一点而言它也限制了战争的费用。有时，军队对士兵的行为进行约束时显得极度的荒谬。例如，一小支法兰西部队在奥地利人追赶下逃跑时，乘坐一艘渡船渡过了一条河，并及时为渡船工人的服务支付了费用。当奥地利人到达渡口时，他们放弃了对法兰西人的追赶，因为奥地利人没有钱给渡船工人支付费用。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撤退的法兰西人不尊重平民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权，并沉没渡船，不管奥利地人是否愿意虏获渡船，他们也同样不能过河。
新的战术高度重视士兵相当稳定地被提供恰当的支持和薪水，因为只有这样的一支军队才会有恰当的纪律。富裕和管理有方的荷兰人长期以来一直及时地酬报他们的士兵，因而，也就拥有一支纪律严明、足以贯彻实施莫里斯的战术原则的军队。只有这种类型军队的训练水平，才能适应新的浅纵深队形和强调按命令进行齐射的要求。
部队更加训练有素的要求还改变了征招军队的方法。与每次战役之后遣散士兵所不同的是，政府在和平时期将部队保持在兵营里。许多节省工资的做法已经无论如何变成了不切实际的事情，雇主们节约冬季的工资，但是在战役进行期间不得不给他们季节性雇员支付更高的工资费用。全年保持士兵的费用要稍多一些，但在军队的效能上将会予以巨大的回报。冬季服役期间所完成的训练，虽然对于一支常备军来说收效不算太大，部队年复一年地继续存在形成了一个团结和有集体荣誉感的集体，使士兵习惯于在同一军官和专业军士的领导下继续服役，进一步增强了部队在面对战役困难时的纪律、士气和适应力。甚至是战场实践所需的训练也有助于增强部队的团结和士气，可在士兵之间产生一种团结和信任的感觉以及增强遵守纪律的习惯。
常备性团的存在使统一训练和使用统一的条件成为可能，它取代不同团各行其事的状态。法兰西的步兵监察长琼·马丁尼特在法兰西陆军中坚持这种统一性标准时非常严厉并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他的名字从此在纪律和训练方面代表了一丝不苟。
在17世纪后半叶的战争继续存在意味着在有限的和平时期也要继续维持营存在的经费，这并没有构成一个非常巨大的额外负担，而且，即使是这项费用，政府也通过在和平期间减少营所辖连的数量来降低费用。当战争爆发时，统治者将连队的数量招募到满额，在一个长期建立、全面训练的部队中增加新兵，可以预见新兵在这种部队里能够迅速地了解他们的职责，并很容易就会从老兵那里获得丰富经验，提高部队的士气。
在和平时期保持军队的做法引发了在战争期间及时支付工资和补给的另一个争论。掠夺会鼓励士兵开小差，因为掠夺会给分散的士兵提供离开部队的机会，而且当士兵们认为，由于他们已经获得了一部分有价值的掠夺物，他们应当离开他们的部队和不要被拖欠的工资，这就会鼓励士兵开小差而离开部队。这样的兵员损失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军队的一种严重消耗，但是，一名在和平时期接受过训练和教育的士兵开小差则是一种更大的浪费。这样的士兵损失以及他们被未经训练的新兵替代，导致了部队效能的降低，其降低的程度比那些每次战役季节结束之后有可能被解散的部队中训练很差的雇佣兵连所导致的效能降低的程度还要大。各国军队都能够提高它们对付士兵开小差的预防措施，因为食物和工资允许他们设法使他们的士兵遵守纪律和集中置于军官和专业军士的监督之下。
在和平期间保持编制存在降低了军事承包商的许多作用。由于战争只需要很少新的团队或连队，以招收军队谋生的商人逐渐消失，产生了由政府拥有军队。尽管私有连和团继续存在，但国家控制和管理不久就成为了现实。
军队继续通过征召志愿者来招募新兵，其中常常包括诈骗和高压统治。公众越来越把军队看做是社会上不受欢迎的地方，市民们富有成效地忙于逃避兵役。外国人继续被欢迎作为新兵被招募，因为军队从当地的劳动力中招募不到人。这样的士兵有时表现出一种令人担心的要开小差的倾向，指挥官们不得不为防止士兵开小差而投入更多的注意力，甚至在部队机动时也避免经过有利于士兵开小差的地区。例如，普鲁士皇帝曾向他的军官作过这样的陈述“要使他们自己熟悉他们兵营周围的地形”，这并没有任何准备作战的意思，而是因为“所有军官最大的需要是要知道到哪里寻找开小差的士兵”。
这样的士兵受到如此全面和严厉的纪律约束，以至于这使得他们完全适应了不加思考地遵守纪律。普鲁士军队中有多达2/3的外国人，并且依靠高压统治来招募当地人。这支部队有着非常残忍的纪律，它不仅包括正常的肉体处罚，而且训练也非常艰苦。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指令“在训练中，任何人不应被殴打、或推搡、或责骂。要学会用耐心和方法进行训练，而不是殴打”。他还指出“所有的一切必须通过友好的解释去教会一名新招募的士兵，而不应有责骂和羞辱，因而，他不会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感觉到沮丧和害怕，反而会对服役产生快乐和热爱感”。但是军官们继续依靠殴打、恫吓和威胁作为他们纪律的基础。甚至是皇帝也认为，士兵必须比害怕敌人更害怕他们的军官。
军官在所有欧洲陆军中越来越变成一个孤立的和孤傲的阶级。绝大多数军官来自于贵族，军官职位很少委任给平民。他们在社会分工以及在编制职责和特权上与士兵区分开。这使军官与招募的士兵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分离，这种分离大于军事承包商豢养的部队中的分离程度。这种变化通过增加了建立在社会阶级基础之上的差别，从而增强了军队对统治阶级的从属，但却也增加了军队两个阶层之间的敌对情绪。
出身高贵的人专门地作为军官服役并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这些职位是这种军事体制惟一的封建时代或中世纪的特性。所有的其他方面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从私人拥有政府和军事力量开始，西欧已经开始了一种首先是政治制度最后到武装部队的社会所有化过程。其结果与古罗马人所使用的方法并无多大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讲，古罗马人的战术已经促成了一种固定设立的职业军队的古罗马编制，其属于国家，并且能集中进行部队的训练，促进团队精神的发展。在西欧王国和公国所发生的变化促进了这种转变。经济资源的发展，就是在征税和贷款这两方面的发展，使得统治者能够建立起足够大和有效的政府机构去管理他们扩大的资源能够恰当地资助的大小适当的永久性的军事集团。
后勤上的变化对战略需求作出了反应。随着三十年战争的发展，后勤越来越成为战略的羁绊。在资源枯竭的地区进行的战役不可避免地遇到无法补给的情况，而军队在此种区域作战甚至基本上是一种毁灭。当帝国的总司令嘉拉斯伯爵率领部队进入他们无法生存的荒芜地区后，因为失去了帝国的军队而变得臭名昭著。更聪明的将军允许后勤支配战略，但到战争结束时，战役行动中常常包括为了寻找到能够补给军队的地区而忽视敌人的行动。法兰西大臣黎塞留恰当地总结了三十年战争给后勤的教训：“历史知道，更多的军队并不是被他们敌人的行动毁灭的，而是被必需品和秩序混乱毁灭的，我已经目睹了我的时代进行的所有雄心勃勃的事业是如何只因缺少后勤而惨败的”。
用战争特别税和讲究实际的补给方法取代由不支薪水的部队进行的掠夺，增加了任何地区能够向一支军队提供的补给的产出量。但是，将军们需要其他的选择，以使军队变得不再需要将他们的机动被替士兵寻找食品和为马匹寻找草料的需要所支配。然而，与古代时一样，补给考虑将一直是战略的先决条件，罗马军队的后勤编制，比如亚历山大的后勤编制，已经向军队提供了最大限度地追求战略目标的自由。17世纪末期的军队追随了这一传统，当时他们修建仓库去收集和贮藏做面包用的小麦甚至为马匹收集和贮藏燕麦和干草。通过拥有初期的库存并以此来开始战役，加上拥有一定的储备可以在后来随意使用，军队获得了大量的战略自由。他们仍然主要依靠通过征收战争特别税维持部队，而一个主要的战略目标仍然保留着：试图入侵到敌人的土地上，以牺牲敌人为代价来支持自己的军队。但是，政府已经拥有金钱，而军队则拥有后勤编制在需要时去补给他们的士兵以及在很小的程度上补给他们的马匹。
但是，即使政府曾经期望由他们自己的仓库为他们军队提供所有的需求，并且假定他们的物质和经济资源也将允许它们这样做，运输的限制也通常将会使这种想法破灭。只有水路运输有能力为马匹运输足够的饲料，而糟糕的道路则使通过非常远的距离向士兵进行补给变得非常困难，并且常常是不可能的。尽管一匹马能拉动的重量是它能驮运的重量的两倍，以及道路已经进行了改善，马车运输依然不能满足部队在远距离上的必需品需求。无论如何，改善了的后勤使17世纪末期的陆军具备了以前的欧洲军队所缺乏的能力。但是，政府提高了税收意味着军队规模的增长，部队的巨大数量继续严重地耗费它们作战地区的资源，而且促使部队的军需部门和军需官们不停地寻找补给的办法。
17世纪末期具有代表性的战役和会战
随着对军队支持能力的扩大，军人们越来越追求一种以古斯塔夫占领德意志北部为榜样的持久战战略。而新的后勤也通过降低当地平民对入侵者的敌意态度而使这一战略很易实行。因而，军人们更少地从袭击的角度考虑，因为袭击只能暂时地保障他们的部队和取得政治支持，他们更多地从稳固的领土占有的角度来考虑，因为稳固地占有领土将能提供一种持续的补给来源以及一种统治者将以政治目标为交换代价的征服。然而，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要求通过许多次的围攻战，以及一次缓慢的战役才能实现和巩固战果。但是，17世纪下半叶更大规模的军队通过提高力量与空间比例而促进了这种变化。
然而，这种向持久战略的转变对作战行动的影响可能很小，比如，在德意志进行的一次著名战役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1673年，法兰西大元帅蒂雷纳在法兰西军队继续进行他们对付荷兰人的战役时，不得不防守莱茵河地区。蒂雷纳是好战的国王路易十四的主要将领，是这位国王部队的元帅将军，将近5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军人生涯。在能力很强的指挥官手下服役之后，蒂雷纳23岁已经成为一名将军，并在随后的时间里不断地得以提升。在一个战争不断的年代里，他曾在许多次战役中服役，参与了许许多多次的会战和围攻战。在这些作战中，有一次是于1640年进行的都灵围攻战，充分表明了他丰富的作战经历。当意大利人在都灵围困住了位于城堡里的一个法军兵营时，一支法兰西军队围困住了这座城市，但随后又不得不去对付被敌方军队形成的合围。从这些长期的服役中，蒂雷纳同时学到了很好的战略和战术技能，而且还学会了如何赢得他手下战士的喜爱。
蒂雷纳预料帝国天才的和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将进行一次进攻行动，因为，其军队已经出现在德意志西部。作为一名军事学者和一位布赖腾费尔德和吕岑会战的老手，这位帝国的陆军元帅早就经历过与蒂雷纳同样多的服役，而这些服役也同样使他赢得了作为当时主要将领应有的声望。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在对付蒂雷纳的进攻战役中拥有可以选择战略目标的优势。他或者可以向北前进去增援荷兰人，或者可以向最南端前进越过莱茵河并入侵阿尔萨斯。由于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拥有主动权和对目标的选择权，使他有机会去采取行动迷惑他的对手，他明显地瞄向一个目标把蒂雷纳的兵力吸引开，随后集中兵力去打击其他目标，也就是他的真正目标。
由于这位帝国指挥官的计划是去增援荷兰人，为了分散蒂雷纳的注意力，他制造了要越过莱茵河并向前进入阿尔萨斯的假像。因而，他把部队向西朝美因河的南侧运动而没有向波恩方向机动，他计划在波恩与荷兰人会合，占领这座城市，并将法兰西的盟友科隆选帝侯赶出战争。当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到达纽伦堡之后，蒂雷纳在了解到对手的行军方向之后，向美因河的南侧前进，并与美因茨选帝侯谈判以使用他在阿沙芬堡的桥梁。蒂雷纳越过桥之后，转向南去占领陶伯河的防线，计划将这条防线作为一道障碍，去阻止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到达莱茵河实现他明显的越过莱茵河并向前进入阿尔萨斯的任务。
当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接着从纽伦堡向西行军时，这位法兰西元帅向东推进去与他遭遇。一位在法兰西军队中服役的英国军人写道：如果蒂雷纳能够赶上“处于优势条件的帝国部队，我们将肯定会与他们作战，毫无疑问他们也有同样的企图，因而，现在两位最伟大的将军在基督教世界使用了他们长期的经验已经教会他们的所有一切……在知道了一场会战失败将会给双方带来什么样巨大后果的情况下”，蒂雷纳希望进行一场会战，但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并没有与蒂雷纳进行会战的意图，只是因为在这里进行一次会战将会耽搁德荷联盟在波恩完成集结。但是，当他开始部署他的部队准备在温德塞姆进行会战时，这位德意志指挥官利用作战可能性帮助他完成分散敌人注意力的行动，并帮助他实施向北朝波恩方向的机动。当蒂雷纳到温德塞姆并开始组织他的部队进入会战阵地进行缓慢的会战准备过程时，德意志的部队悄悄地避开了，它们的辎重和一条会战线将蒂雷纳引入了位于马克伯特的美因河上的桥梁。蒂雷纳匆忙地将他的人马恢复成行军队形，追赶德意志的部队，并在德意志部队过河之前到达了马克伯特，占领了附近的一个坚固阵地，准备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在渡河这个缓慢过程中不得不分割部队时对德意志部队发动攻击。双方的军队在那里相互对峙了一个星期。
尽管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未能在蒂雷纳赶上他之前过河，而且他接着没有办法立即使用桥梁，但是，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已经将他的部队配置在一个有利的阵地上。就如同一位德意志将军在德意志进行的战役一样，虽然该地区的一些统治者处于中立，但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基本上是在己方领土上作战。这意味着他控制了除阿沙芬堡之外美因河上的所有桥梁，蒂雷纳已经使用阿沙芬堡的桥过了河并在这里只留下了一个很少量的驻军。一旦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到了河上，这位帝国指挥官可以随意地过河和再过河，采用一条直的行军路线，在被迫于河南侧行军的蒂雷纳之前到达阿沙芬堡桥。而后，通过占领了阿沙芬堡桥在美因河南侧包围住法兰西军队之后，他可以向波恩地区前进。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已经精明地运用了他对河的控制权，使其成为防御者的一个障碍，而一般来说，防御者享有使用河流障碍物的有利条件。
后勤帮助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完成了过河行动。整个国家对法兰西的敌对态度使法兰西军队搜集补给非常困难。当蒂雷纳看到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的军队时，他写信给法兰西国防大臣说他需要更多的骑兵，因为“整个农村都反对我，将需要更多的部队去获得食品”。在经历了一个星期的补给困难之后，蒂雷纳向陶伯后撤，他精明地意识到，即使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随后过河到达美因河的北侧，德军对阿尔萨斯的威胁依然存在，因为这位帝国指挥官对桥梁的控制权使他能再过河，又一次威胁法兰西的这个省。由于这个理由，蒂雷纳并没有让部队向阿沙芬堡行军并企图在这里过河，他仍然对敌人的最终目标十分怀疑，并且有点被法兰西政府要求保护阿尔萨斯的严格的指令束缚住了。
在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渡过了美因河之后其他的调动敌人的行动中，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继续利用他的两个潜在目标所产生的假像。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在最终控制了美因河上的所有桥梁之后，向北朝波恩行军，而波恩不久就被他和他的盟友占领了，德荷联盟侵占了接壤的领土并将科隆选帝侯赶出了法兰西联盟。与此同时，蒂雷纳由于缺乏对桥梁的控制权，被迫向南行军在菲利普斯堡过河，在这里他又一次地耽搁了时间，因为他不得不为部队搜寻补给。在蒂雷纳的军队能够再一次参加作战行动之前，战役季度已经结束了。
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娴熟地利用了两个潜在目标赋予给他的主动权，使蒂雷纳不停地怀疑他的真正目标。他成功地将分散敌人注意力与他对美因河桥梁的控制权结合起来，使他不仅仅避开了敌方的军队，而且使敌方的军队不能及时地跟随他之后，对他与他的盟军的会合进行干扰。另外，他还迫使他的对手进行了许多急行军，相应地使敌人的部队出现了掉队、开小差和装备损失的现象。这次战役的实施过程和战役目标既与古斯塔夫的那些战役的实质没有什么不同，也与4个世纪前的战役基本上没有多大区别，当时爱德华王子和德·孟福尔机动去欺骗以及利用或克服一个河流障碍，腓力皇帝在爱德华三世向克雷西行军途中挫败了爱德华三世，都有着相类似的战役目标和战役实施过程。
大同盟战争(1689-1697)的开始阶段清楚地展示了17世纪末期的军事行动。1688年，法兰西军队在德意志的袭击几乎远到慕尼黑，但这次袭击并没有胁迫德意志屈服，相反，这次袭击导致了一个由西班牙、荷兰、联合王国、神圣罗马帝国和包括勃兰登堡在内的许多德意志的州组成的大同盟的形成。法兰西军队的规模庞大、水平较高，又有统一的指挥，这些尽管抵消了联盟明显的优势，但是，法兰西还是处于防御地位，使用军队守卫其西班牙、意大利、莱茵河和荷兰边境。
由于沿莱茵河边境最薄弱，法兰西在该地区使用了一种后勤战略。当时他们的骑兵毁灭了巴拉丁领地，使该地区处于不能维持敌方军队的境地。这一方法确实封锁了那部分边境，但是，尽管蒂雷纳使用的是15年前在德意志曾使用过的方法，但法兰西骑兵在他们破坏工作中的彻底性使毁灭行动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毁灭行动在德意志引起的敌对情绪，增加了德意志人民对付法兰西人的战争推动力，与此同时，其对法兰西自己部队的影响也很明显地表露出来，他们对将军们放弃掠夺作为一种补给和给士兵发放工资及奖赏的来源的手段不满。尽管没有对抗行动，法兰西还是损失了4000名骑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开小差的原因。法兰西损失了更多的马匹，因为在没有节制的劫掠行为中，士兵忽视喂养他们的马匹，尔后让他们的马匹负担过多的劫掠物。当法兰西的战争大臣对“糟蹋掉的骑兵”感到惋惜时，他对一名指挥官的“对于士兵而言，没有什么比过度的掠夺更危险”的结论作出了回应。部队的严重伤亡和政治反抗的增强几乎使这种后勤战略的运用没有任何回报，特别是当盟军的部队向被毁灭地区的北侧前进，去围攻和占领位于美因茨和波恩、莱茵河边的城市时。1689年在其他地方进行的战役证明是正常的。
1690年，盟军在机动他们的力量去进行对付法兰西的决定性战役时又一次遇到了困难。但是，卢森堡公爵这位天才的和积极进取的法兰西元帅在荷兰的成功行动，很清楚地表明了在一个完全筑垒地区的许多战役具有的持久战战略特征。由于法兰西一方在这个完全筑垒地区就部署了10万人，所以该地区的作战人员在行动时具有非常高的兵力与空间比例。随后，驼背的卢森堡，这位路易斯十四皇帝最得力的元帅，从孔代亲王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位元帅的声望既建立在他高超的战场战术技巧上，又建立在他行军和宿营方面的技能上。
卢森堡元帅指挥着法兰西派往荷兰的三支部队的中间集团。战役开始时，他将部队向占据着根特的西班牙部队机动，占领了邻国一个月，利用敌人的资源为他的士兵和马匹提供补给。但是在6月12日，当他得知一支由一位帝国陆军元帅瓦尔德克亲王指挥的盟军部队正在前进，该部队前进的目的很显然是围攻迪南特时，卢森堡元帅开始向南机动，尔后向东机动去拦截瓦尔德克。他让部队在后半阶段行军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独特的行军方式，就是在行军过程中既计划了宿营又计划了作战。这种方式遵循了帕尔马公爵在法兰西的实践和蒙特库科利的格言：“成功的秘密就在于，拥有一个如此稳固和攻不破的坚固整体，以至于无论它在哪里或无论可能去哪里，它应当像一个机动的堡垒，并且能够自我保护”。为了做到这一点，部队通常至少以5个纵队越野行军，骑兵位于两翼，接着是步兵，而辎重和火炮则位于中央。部队就以这种方式保护自己免受任何敌人骑兵的攻击，并且当其意外地遭遇到一支敌人的部队时，能迅速地各就各位到会战队形中。
当瓦尔德克了解到法兰西人的到来之后，瓦尔德克在弗勒侣斯停顿下来并配置了他的部队，他的翼侧位于村庄里，他的正面被一个沼泽的溪流阻碍着。盟军的指挥官乐意于在这样的环境下作战通常也意味着他的对手将不乐意在这样的环境下作战。但是，好战的卢森堡元帅已经从位于他右翼的法兰西部队中召集到增援力量，在现场勘察了阵地之后，将他的部队向前移动去攻打德意志人。当他的一部分部队进行了一次不成功的正面突击时，这位元帅率领其他人马包抄到瓦尔德克的翼侧。他的包抄行动并没有被德意志人侦察到，因为树林和庄稼隐蔽了行军的步兵和骑兵。在会战开始后三小时，卢森堡的迂回部队开始在盟军的后方列阵准备开战。尽管瓦尔德克使用他的预备队和第二个横队去建立一个正面去面对这位法兰西元帅并保护他的后方，但是，瓦尔德克发现他正进行着一场失败的会战。最后，步兵撤退到相邻的破碎地形上，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方阵，通过行军和停顿交替进行来抵抗法兰西骑兵直至躲避到一个不适合于骑兵作战的地形上。
作战略图4.6 弗勒侣斯会战
这次在弗勒侣斯的会战生动地层示了那个时代军队的战术和战略局限性。卢森堡的行军队形提供了对付骑兵优于滑膛枪手的机动力和优势的保护。然而，这种行军队形使机动变得非常缓慢，尽管卢森堡以行军技能著名，但当他带领3万人越野行军时，每天只能设法前进11英里。他成功地进行了战术迂回机动，通过这次迂回机动到达了敌人的后方，但这次迂回行动却未能达成突然性，因为他花费了大量地时间将步兵转变成会战队形。步兵营通常以稳固的队形进行越野行军，其正面从8-20列不等。在到达作战地区时，营需要找到它们在横队中的位置，将他们自己改变成五列纵深，并将长矛兵集中于中央。当卢森堡的部队完成了会战队形部署时，瓦尔德克已经重新布置了他的第二个横队和预备队来形成一个对付他们的正面。尽管如此，卢森堡的机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取得胜利的原因，因为他的迂回部队击败了敌方的骑兵和步兵。如果他的步兵有能力能以他们行军时相同的队形作战的话，将有可能产生真正的惊人战果。但是，通过使用他的正面攻击去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并且对一个坚固阵地实施了一次没有被观察到的迂回行动，卢森堡赢得了这次会战，对盟军军队中最薄弱的部位进行了攻击。盟军遭到1.8万人的伤亡，接近他们部队的一半，法兰西损失了6000人，是他们部队的15%。瓦尔德克后撤到筑垒城市布鲁塞尔的周围地区。
尽管作战行动在荷兰又继续了几年的时间，而且卢森堡元帅又赢得两次重大的胜利，但是，对手势均力敌，以及这个国家拥有太多的严密筑垒地点阻断了其交通，使哪一方也不能向前前进得太远，卢森堡的胜利也只能使法兰西人通过围困和占领重要的城市来进占敌国领土。
这些作战行动与15年前的那些行动大不相同，当时蒂雷纳与蒙特库科利曾经用不到3万人的部队沿着美因河两岸相互对峙着。军队相对于空间来说是很小的，除了像美因河和莱茵河之类的主要河流的限制之外，这一地区也没有多少足以阻挡部队任意机动的筑垒地点。哪一方也不能指望驱除对方，一个入侵者所做的只能是袭击，除非像古斯塔夫在同一地区所做的那样，系统地围攻、占领城市并派兵驻守城市。在荷兰很高的力量与空间比例使作战双方形成了一个僵局，在美因河的农村，如果蒂雷纳试图用他的小规模军队去制服这样大的一个领土，他将有可能面对一种不同类型的僵局，他的部队将永远只能控制该地区的一点区域。
在其他战线上，由于盟军不能利用他们在莱茵河的优势，大同盟战争迟迟没有结果。一支法兰西军队确实进入了西班牙，这支部队逗留在西班牙并围攻巴塞罗那，它们在西班牙实施了一次理想的防御战役，使自己设法在敌方的领土上存在，通过向敌人征收战争特别税来为其提供必需品。在意大利的拉锯战导致盟军向法兰西南部进行了一次入侵。但是，由法兰西的贵族阶级领导的法兰西农民积极的抵抗，入侵的盟军部队非常难于获得补给，因而不得不很快地回撤到意大利境内。
17世纪给战术带来了线式部署方法的重大变化。在线式部署中，队形中轻步兵的火力取代了长矛兵的方阵作为步兵的主要武器系统。除了轻步兵在横队中的作用之外，编制中固有的第二个横队预备队与古罗马人的完全相似。但是，由于步兵的进攻力量比古罗马重步兵的要小，而且数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滑膛枪手难以对付骑兵进行的突击，骑兵在17世纪末期的会战中比古罗马军团最兴盛时期的骑兵更重要。
后勤与古罗马时期的不同就在于其依靠一个组织严密的军需部门补给部队、组织运输，并且在仓库里积累储备以确保补给以给军队提供更大的自由去追求它的战略目标。新的固定的和平时期军队的系统，由于其部队的连续性和人员的稳定性，因此，也效仿了古罗马将部队保持在一起进行训练和操练的做法。
因而，战略的变化很小。同样地，没有一个指挥官能将会战强加给一个不愿意作战的对手。在弗勒侣斯，卢森堡未能立即攻击瓦尔德克后方的根源就在于，步兵没有办法立即从其密集的行军队形迅速地形成组织周密的会战横队。步兵的这种相对的无能束缚了任何军队去迫使另一方作战的能力。当将采取进攻行动的部队组成会战横队时，不愿意交战的对手就撤走了。但是，这些不可克服的困难并不是在17世纪首次出现的，它们是步兵队形内在的固有本质。古希腊和古罗马步兵已经遇到过同样的局限性，而中世纪的重步兵则已经表现出了实际上的不可机动性。只有简单的瑞士队形通过其训练和士气已经有能力前进去按其预先安排会战的队形进行作战。但是，其未经训练的继承者失去了这种机动能力，而线式系统增加了步兵行军和会战队形之间的不同，并且给部署问题增加了困难。只有骑兵拥有更好的机动力的进攻特性，快速部署的能力使他们几乎具有行进作战的能力。但是即使如此，一支骑兵并不能将会战强加给一支骑兵，它能迫使一支有步兵的军队战斗，但此时只能面对步兵防御的绝对优势。徒步士兵在莱尼亚诺击败腓特烈帝国的骑兵表明了，为什么骑兵很少试图进行这种对付成熟步兵的会战。
18世纪将同时目睹在步兵能力上的变化和更加强调17世纪的一些趋向，就是军事思想家们寻求给予轻步兵新的线式队形以增强的进攻能力。
海上炮战的发展
16世纪海战中，以击败西班牙舰队为标志的大口径火炮革命在17世纪产生了结果。军舰设计师们设计让战舰的舷侧与舷侧作战，并且在战舰上只安装了重炮，将重炮配置在舰船低下部分的坚固甲板上。最大型的舰船是战列舰，有两层甚至是三层甲板安装有长身管重型火炮，这些炮发射重量从12磅到30磅以上的炮弹。这些战列舰安装了多达90门火炮，其设计意图是用于与敌方的战列舰作战，舰身逐渐地变得更低和更庞大。这种舰装有牢固的木壳板，特别是在水线的附近更坚固，它们的动力比那些仍然继续携带火炮的商船要大得多。这种设计携带最大数量重炮的战舰已经很明显地变成了大西洋和北部水域的一种不寻常级别的军舰，与它们曾经在地中海上一直所处的地位一样。
除了战列舰之外，各国海军的编制定额中都包括各种不同型号的体积更小和速度更快的战舰，这些小型战舰安装有数量较少和口径也较小的火炮。这些战舰与较大的商船相比速度很快、威力也很强大，但是它们比第一线作战军舰的建造和操纵费用更低，它们在商船航线上巡逻并且为舰队提供侦察。这些小型战舰中威力最强大的舰种是护卫舰，护卫舰上安装有30-40门体积与大型舰船上最小口径火炮相当的火炮。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士兵登船和搏斗仍然是17世纪海战的重要作战样式，但是，近距离上的快速射击通常决定着会战结果。遭到重创的战舰通常投降，或者在遭到严重的人员伤亡情况下，易于遭到敌方战舰的乘员和海军陆战队士兵的登船攻击。
随着海军战术在17世纪后半叶的进一步发展，海军战术包括战舰排成横队向前机动，舰与舰之间保持约100码的间隔。由于战舰用它们的舷侧作战而不是舰艏作战，横队的前部或尾部是潜在的薄弱部位，而不是像古代战舰和陆上作战中那样，翼侧是会战队形的薄弱部位。在海上，率领一个战舰横队通过敌人纵队的前部或后方类似于陆上的翼侧攻击行动，因为，这种行动使整个战舰攻击序列能够将其所有的舷侧炮持续地向敌方战舰射击，而敌方被打击的战舰并不能予以还击，因为它们面对着敌人没有武器的一端。但是，横队形的后方实际上并不是很脆弱的，因为攻击的舰队通常会发现被攻击的舰队会驶离它们。
而对一个横队的前部进行攻击，则又使进行攻击的舰队面临自己的横队被敌人分割的危险。由于火炮一英里多一点的较近射程以及精度不高，火炮的这一缺点又因为波浪的运动而更加突出，所以，一艘打乱敌人横队的战舰只是有限地暴露于敌人的炮击之下。即使在近距离上，也只有很少的战舰能向那些打乱它们横队的战舰射击，因为火炮从船舷两侧的火炮发射窗里射击时，它们射击方向角的变化量很小，不能向斜对着船一侧的目标进行射击，火炮瞄准时转动的方向角如果过大则需要战舰调整方向。由于在两门舷侧炮之间有3—5分钟甚至更长时间的间隔，一艘以不超过5英里或6英里每小时的速度运动的战舰，在一段危险距离上有可能遭受不超过两门舷侧炮的射击。 [ 注：此段译文混乱，要核对原文 ]
当一个战舰横队穿透另一个战舰横队时，在通过敌人船只之间时通过向各个方向发射单发、近距离的舷侧炮火力，其舰炮可以在接近的过程中对遭受的打击进行还击。而且，已经打乱了敌人横队的舰队还分割了敌人的舰队，并有机会集中火力去对付敌人舰队中的一部分。
因而，一支舰队通常没有在陆军中能发现的弱点。将队形的会战正面与其横队的前进方向成直角度的特性使舰队的机动非常困难。当双方舰队以平行航线航行时，舰队司令员可以通过降低它们舰船之间的间隔来实现力量集中，但是，敌人可以采取同样的做法作出反应。力量集中的另一种形式包括用一个中队的一部分去打乱敌人的横队，或者以另外的方式，就是在敌人的部分横队两侧都配置舰船。舰船每侧火炮数量相同，但只配备了够操纵舰船一侧全部火炮的炮手。为了同时使用舰船两侧的火炮而不仅仅使用一侧的火炮将会严重地降低火炮的射速，使所有火炮实际上都失去了优势。
这种机动证明是难于实施的，在一个地方的集中就会在另一个地方产生弱点，敌人能够侦察到这些弱点并通过攻击加以利用，或者是对舰队中面对着强敌的队形进行增援。例如，在1690年的比奇会战中，托尔顿伯爵在他上司的压力下，使用他的迎风阵地将他的英荷舰队与一支更强大的法兰西舰队并排列阵。当托尔顿的舰队开火时，他的舰艇分队之间存在着缺口，而且，当较弱的英荷横队中最前端和最后部分舰船在近距离上向法兰西的前部和后部开火时，中央的英国舰船仍然在远距离上。这使得法兰西最著名的海军上将之一图维尔海军上将，能指挥其舰船从他的中央插入在英荷舰队先头舰船的那一侧，而法兰西横队前部没有交火的舰船掉转船头采取同样的行动。由于遭到两侧的袭击，领头的英荷联盟的军舰船遭到了重创，在舰队撤退之前，其57艘舰船损失了10艘。
尽管海上的防御者在抵抗攻击时没有战术优势，但是它们保留了防御的其他传统优势，即撤退的能力。一般来说，具有同样速度的舰队并不能相互追赶，不过在实践中，由于风向的变化无常、航海技能的差别以及舰船底部的流线型确实使成功的追赶成为可能。然而，敌方的舰队司令总是拥有基本上同一兵种的部队，所有的舰船都有相同的武器系统。尽管更小的船只比战列舰拥有更大的速度，它们的弱点和弱小的火炮威力使它们在对付大型舰船时几乎是没有用的。即使在追赶中，更快的舰船也几乎没有多大的价值，除非在攻击由于失去了船桅而没有作战能力的战列舰时。因而，它们不能使用它们更好的机动力去起到骑兵在攻击或追赶中的作用。
因此，由于在海上没有有效的速度优势以及武器上没有差别，进攻行动享有非常小的优势。虽然正在撤退的舰队不能阻碍或迟滞追赶者的前进，但对抗双方在速度上的等同使进攻的舰队无法迫使处于劣势的舰队进行作战。海上作战者甚至缺乏迫使对方进行作战的包围战设施。与包围战相类似的海上包围战是将一支舰队封锁在一个筑垒港口里，但是，海上包围战既不能占据港口又不能断敌粮草而迫敌投降。然而，封锁能够起到陆上作战中毁灭农村迫敌会战的作用，因为封锁拦截了港口的贸易。如果被封锁的舰队通过反抗封锁能够击败和赶走进行封锁的敌方舰队，被封锁的舰队将有可能开放港口进行贸易。
附近的海岸常常使劣势舰队免于陷入困境，虽然被保护的锚地以及甚至周密筑垒的港口有时也不能阻挡敢于冒险之敌的进攻。但是，这样的胜利几乎无法与劣势舰队在筑垒锚地所享有的长期的安全期相比。无论在什么样的火炮战中，陆上筑垒阵地里的大口径火炮很容易就能击败舰船。
当然，舰队有时只为海上控制权而突然投入会战。但是，与在陆地上一样，只有交战双方都认为自己可能取胜，而且风险较小时，舰队司令和政府愿意冒险一搏，双方之间的会战才会发生。
但是，在战术和后勤上的革命对海军战略的基本后勤特征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运输和补给部队仍然是海上行动一个重要的目标，同时，随着战舰发展了进行封锁作战，贯彻海上持久战略的海上续航能力而使拦截商船变得更容易。战舰抗海上风浪性能的提高扩展了对商船进行袭击的战略的效能。
一支更强大的海上力量将另一支处于劣势的舰队控制在港口里的方法，或者是通过封锁，或者是后者害怕面对敌方的舰队或害怕自己远离基地。封锁为更强大的舰队的小型舰船提供了拦截弱小舰队商业运输的自由。尽管从未完全实现过商业封锁，但是商业封锁常常阻碍了海上力量处于劣势的国家的商业发展，并使海上力量处于优势的国家俘获了敌人许多的商用船只。但是，海上力量处于劣势的一方可以对敌人商船进行袭击。小型、快速的武装舰船比战舰速度更快，在海上能很容易地进行大范围的巡航，俘获海上强国的商船。他们可以在这些虏获的商船上安排船员，并试图悄悄地将虏获的商船驶回己方的港口。
这种战争对于私人企业有强大的吸引力，因为俘获一艘商船及其货物有着巨大的利益。许多拥有较弱小海军力量的国家的目标是进行这种类型的战争，这种战争变成了法兰西的一种专长，他们把对手英国和荷兰的大型商船作为目标进行袭击。在大同盟战争中，英国获取了海上控制权，并通过封锁法兰西的港口而彻底毁灭了法兰西的海外贸易。在另一方面，法兰西在战争期间袭击俘获了4000艘英国的商船，这对英国的商业来说是一个危险但并不是致命的打击。
因而，双方使用了一种后勤战略，这种后勤战略与古罗马拜占庭保护他们的边境以及西欧试图对付维京袭击者的战争中所使用的战略相类似。然而，海上后勤战略的不同就在于，海上力量强大的一方针对袭击者的防御，包括对敌人商业的持久封锁，一种比袭击更有效的后勤战略。
海上会战的次数有时超过了陆上会战的频率。保护贸易常常促成海上行动。英国、荷兰或法兰西舰队寻求防御或袭击商船运输。海上作战的赌注有时很大：曾有一次，法兰西舰队袭击了一支有140艘船的运输队并俘获了其中的80艘船。一次海上入侵也会导致一次会战，比如，处于劣势的荷兰舰队与法英联合舰队作战，以及后来一支法兰西舰队于1692年在拉荷攻击一支要大得多的英荷舰队，为一支法兰西陆军在英国登陆打开通路进行徒劳的努力。
脱漏的注释
[ 注：以下附在章节后的注释，由于中文版出版社的疏漏，没有在正文中标记出相应位置，需要核对原文 ]
14 [ 注：西奥多·道奇，《古斯塔夫·阿道夫》(波斯顿，1896年版)第475页。 ]
15 [ 注：马丁·冯·克莱尔德，《战争后勤：从华伦斯坦到巴顿》(剑桥，1977年版)第14页；雷德利希，《掠夺与抢劫：德普雷达的军事史(1500-1815年)》，第17页；J.米切尔，《华伦斯坦生平》(纽约，1968年)第240页。 ]
16 [ 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第4卷，《新时代》，小沃尔特·雷弗罗译(西港，1985年版)第251-252页。 ]
17 [ 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第4卷，《新时代》，小沃尔特·雷弗罗译(西港，1985年版)第253页。 ]
18 [ 注：马丁·冯·克莱尔德，《战争后勤：从华伦斯坦到巴顿》(剑桥，1977年版)第17页。 ]
19 [ 注：卡尔·爱克伯格，《伟大首领的最大错误：图仁元帅的德国之战(1673年)》，《军事论坛》，第41期，1977年10月，第116页。 ]
20 [ 注：卡尔·爱克伯格，《伟大首领的最大错误：图仁元帅的德国之战(1673年)》，《军事论坛》，第41期，1977年10月，第115页。 ]
21 [ 注：弗里兹·雷德利希，《掠夺与抢劫：德普雷达的军事史(1500-1815年)》(威斯巴登出版社，1956年版)第62页。 ]
22 [ 注：戴维德·钱德勒，《马尔伯勒时期的战争艺术》(纽约，1976年版)第111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