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战争方式的变化·第二
作者：阿彻·琼斯·美
出自————《西方战争艺术》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罗马帝国的解体
当罗马军队一面在罗马的欧洲边界上对付蛮族人的猛攻，一面在东方与老对手作战时，古代战争逐步演变为中世纪战争。罗马军队逐渐改为主要集中加强了的骑兵作战。这些部队很多是从德意志 [ markgraf注：文中大量出现的“德意志蛮族”和“德意志部落”应译为“日尔曼蛮族”和“日尔曼部落”更合适，德意志族群是一个包含条顿系日尔曼人和德意志化的斯拉夫人的族群，而条顿是不包括后者的。 ] 蛮族人中招募的。这既反映出在为罗马军队提供了如此之多士兵的德意志部族中骑兵的作用日益重要，也反映出骑兵在防御边界，对付袭击者战斗中的效用。此外，在蛮族人的重型步兵获得充足的盔甲和较好的武器后，罗马步兵的优势大为丧失，需要以骑兵对敌人翼侧和后方的攻击加以辅助。到公元300年，由于在与蛮族人军队(其中一些军队依靠重型步兵和重型骑兵两种武器系统)战斗中所需要的改变，罗马人的战争艺术已经几乎演变为马其顿(亚历山大)系统的精确复制品。
在公元357年的斯特拉斯堡会战中，罗马军队发现了一支正在横渡莱茵河的蛮族人军队，并迫使其交战。虽然蛮族人的军队在数量和纪律性上居于劣势，但是他们具有惊人的勇气甚至可以称为凶悍，并且战术娴熟。两支军队都以一翼依托地形障碍，而集中各自的骑兵于暴露的另一翼。按照同时代历史学家的描述，步兵交战的同时，蛮族人的骑兵发起了冲锋。“他们右手执着武器，怪模怪样地咬牙切齿”，同时“这些离奇的疯子头发飘舞，毛发倒立，他们的眼神中透出疯狂”。如果说并非仅是由于蛮族人骑兵这种吓人的样子的话，他们的冲锋击败了罗马人的骑兵。蛮族人的骑兵表现出良好的领导和纪律性，没有追击罗马人骑兵，而是像亚历山大方式那样，返回战场攻击罗马步兵的翼侧和后方。 [ 注：汉斯·德尔布吕克，《政治历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第2卷，《德国》，小沃尔特.J.雷弗罗译(韦斯特波特，科恩出版社1980年版)，第263页。 ]
但是，罗马人出色的协同救了他们。罗马指挥官是后来当了皇帝的朱利安，一个改变信仰的异教徒，被人称为“背教者朱利安”。他迅速以一支由重型步兵组成的预备队掩护翼侧。由于有教养的朱利安肯定读过恺撒的书，并知道正像这种冲突开始方式的法萨卢斯会战是如何进展的，因此早已部署了这样一支分遣队，用于实施这类机动。虽然未能像法萨卢斯会战那样，实施下一步的包围敌人的行动，但罗马人指挥官果断运用其数量上的优势，赢得了这场会战。罗马人俘虏了蛮族人的指挥官，其军队的主体在企图逃跑时大多淹死在莱茵河里。
21年之后，罗马人在阿德里安堡会战中遭到了近似坎尼会战的灾难。当为数众多的蛮族人骑兵击败罗马人骑兵，并包围了罗马军队的一翼之后，将罗马步兵压缩成密集的一团。在这里，他们屠杀了罗马人的大部分军队，其中包括指挥作战的皇帝。甚至是罗马军团也未能保护他们的翼侧免受蛮族人骑兵凶猛而坚决的冲锋。缺乏训练和纪律性并没有影响蛮族人骑兵效能的发挥，因为重型骑兵总体上说是作为个体作战的，就像重型步兵那样，依靠整体凝聚力和相互协同作战。
但是，这又更真切地回归到马其顿人发挥骑兵作用和亚历山大、汉尼拔短暂发展了的会战特点上去了。在公元5世纪期间，虽然从理论上说帝国的大多数部分仍得以保存，但实际上西部都屈服于德意志蛮族人了。尽管导致罗马人在西部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有两个因素是大家熟悉的。一是罗马人依靠他们的职业军队，不再拥有任何当地军事传统或民兵；二是他们没有得到当地人的爱戴，遥远的皇帝和帝国的概念也没有得到大多数人民的忠诚。由于大多数蛮族人入侵者承认皇帝，并经常从他那里得到土地和权力，所以他们的征服就有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这一过程一直持续了一个世纪。
帝国的这种分裂逐步变为实际上的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和北非蛮族人王国。这种状况有助于形成战术多样性，特别是当帝国在东部延续时。古代世界从以斯特拉斯堡和阿德里安堡会战为特征的马其顿-罗马方式的共同性质，再次发展成为反映当地地理、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的宗教或民族战争系统。
军事组织和战术重点的变化
西方战争反映了罗马职业军队的消亡。这种军队一直是集中在营地里，受到纪律的约束，按操典和武器教范交战。蛮族人占优势的军事系统依靠民兵，他们具有许多，但不是全部职业军队的属性。人员都是猎人和牧人。他们一直把自己看作勇士，并且曾经乐于进入罗马军队服役，把全部时间贡献于被认为是他们主要的职业。在步兵战斗中，他们只依靠重型步兵，常常排列成由许多排组成的队形。他们向敌人冲锋，依靠他们的凶猛，然后是他们的勇气和奉献精神，以此压倒他们的对手。他们缺乏共同战斗和服从纪律的训练，他们长期以来都是作为一个家族联系在一起，在一位领导者的领导下作战。
当蛮族人在罗马西部省份定居时，他们经常是分散成小群，散布在罗马人口之中。这种定居方式常常削弱了他们古老族群所提供的凝聚力，而他们人数稀少意味着他们无法实践罗马人的编队和操练方法。由于他们自己无法找到足够的勇士，因而也不能建立起群组，像希腊和罗马民兵那样进行部队训练。虽然这一概括失之简单，就像说罗马帝国没有民兵一样，但最初蛮族人的王国确实如此。他们依靠专业人员，但不是集中起来，而是零散地分布于广大乡村，只是依靠税收和偶然机会学习在纪律的约束下，在具有一定凝聚力的组织中一起工作。逐渐地，蛮族人的专业人员演变为农村民兵，其中一些人拥有良好的武器和训练，而许多人则两者都没有。最后，这演变为一种基于占有土地多少的封建的军事责任系统。在这种系统中，等级模式发展成为较小的土地持有者对高一级的地主负有军事服务的责任；而这一金字塔的最上层是国王。
这种变化提高了个人的素质的重要性。单个步兵的力量、技能和勇气比整个组织及其所在群组的训练水平更重要。但是，重型步兵的力量蕴藏于组织之中，而蛮族人典型地依靠重型步兵。这种对专业人员新的、分散的安排，极大地减少了西方蛮族人王国中重型步兵的价值。
重型步兵质量的下降，相对提高了重型骑兵的地位。重型和轻型骑兵共占罗马军队的总数的不到20%，亚历山大大帝所使用的骑兵比例也没有超过此数。骑兵的成本——至少是步兵的两倍——不仅仅是马匹的花费，也包括通过训练以获得乘马战斗所需技能的花费。重型骑兵向重型步兵实施正面攻击的无能，限制了它在马其顿系统中的价值，而与罗马步兵较好的协同相比，其弊端就显得更加突出。罗马步兵常常能够防御自己的翼侧，并包围对方的翼侧。
在西方，罗马人协同良好的步兵和经过训练在方阵中协同作战的重型步兵的衰落，使骑兵在不提高成本的前提下效能相对提高了。此外，专业士兵的分散以及集体训练的丧失，对骑兵的影响较小，因为重型骑兵战斗从来都不依赖重型步兵那样的群组行动。再者，对个体素质的新的强调和分散的专业人员进行个体训练的机会，更增强了重型骑兵所需要的素质。
骑兵人员也具有像乘马战斗一样好的徒步战斗的技能和意愿。比如，在山地或围攻筑垒地域时，主要依靠步兵，西方职业士兵随时准备而且也愿意以熟练的技能进行步战，但其作战方式同样是作为个体而不是队形中的一部分战斗。之所以要对骑兵进行重新评价，是因为在罗马帝国的西部王国中，骑兵的比例上升了。不过，这种上升只是代表了平均数；至于个别王国则各不相同：比如，汪达尔人征服非洲几乎完全依靠乘马战斗，而法兰克人在高卢则在大部分战斗中喜欢徒步作战。
这样，在西方，继续保持小规模的职业军队，并以缺乏训练、装备较差的民兵作补充。他们强调突击行动，其中既不是轻型骑兵，也不是轻型步兵发挥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蛮族人是继承了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传统。在罗马或拜占庭帝国的东部，战争艺术也在发生着变化，但其动因不同。
最小代价的例证：拜占庭的战术和战略
拜占庭帝国的军队与古罗马军队和先前欧洲、近东军队的模式都有很大的区别。罗马军队的特点是擅长运用工程和后勤组织，而拜占庭军队则依靠骑兵和轻型步兵，以致达到了非罗马化的最高程度。这部分地反映在骑兵在阿德里安堡会战的胜利中(达到了后来用于防御边界的罗马系统的水平)，同时也反映出拜占庭的敌人，其中包括安息人后代的变化。在最初的依靠缓冲国家和外交手段之后，罗马人逐渐采用了以自己的军队组建边界警备队的方法防守边界。莱茵河和多瑙河成为这些边界的标识，就像在没有河流的地方以土石墙标示边界一样。当然，在这样长的边界上不可能处处派兵把守，也不可能防止袭击者或入侵者从这些边界突破。
但是，防御确实提供了一条哨所线，用于当敌人跨越屏障时发出警报，从而使防御者迅速集中兵力击退入侵者，如果可能的话，就俘虏那些掠夺者。这条防御线还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障碍，阻止袭击之敌撤退。罗马人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持久性防御，用于对付出于经济目的而实施袭击战略的较强的蛮族人进攻者，抵抗或驱逐那些坚持侵占罗马人领土企图的进攻者。
尽管边界的实际障碍常常迫使袭击者将马匹留在后面，但罗马人所集中的部队要对付这类袭击仍然需要行军速度超过重型步兵的行军能力。罗马骑兵恰好适应这种要求，轻型步兵也可以，因为他们毕竟比负重的徒步袭击者的行军速度要快。由于大多数袭击者都希望避免战斗，而防御者的目标一般是将撤退的入侵者逼迫于边界上的障碍之前歼灭之，所以骑兵和轻型步兵的速度就比战斗中占有优势但运动缓慢的军团更具优越性。只有在抵抗持久性入侵时，罗马军团才投入使用。因此，轻型步兵和骑兵在罗马军队中的比例逐步上升。防御边界的部队逐步变为一种民兵，政府分配给他们一定的农田作为报酬。
在公元4世纪，罗马人放弃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做法，而代之以纵深防御，抵御沿边界持续入侵的主要敌人。这一战略所依靠的是，在帝国边界后面依托从农舍到有围墙城市的广大筑垒地域实施防御。这些筑垒要点也作为补给基地，可以封锁进入帝国的主要路线，阻滞入侵者运动，制止其撤退，并成为入侵者企图坚持进军的严重障碍。此外，这些要点还为防御者和该地域居民及其牲畜、随身财产提供了避难所。任何企图绕过这些要点的军队都会面临遭到要点守备部队后方攻击的威胁。不过，筑垒阵地只是构成了一部分防线，防御者还需要一支具有机动性的野战部队，以克服暴露在敌人面前的要塞和设置了障碍的交通线所面临的困难。这些部队要能快速到达敌人入侵的地域，要能便捷地集中起来或者避开战斗，都需要较快的速度。这一要求使得以骑兵和轻型步兵为主的部队成为理想的机动野战部队。
但是，对帝国东部最可怕的威胁来自于安息人的后代，即波斯人。他们像前辈一样，几乎完全以轻型和重型骑兵作战。克拉苏在卡雷的灾难，戏剧性地显示了罗马战术系统在安息人自己的地形上对付安息人骑兵时所具有的不适应性。正出于这一原因，拜占庭的重型骑兵都携带弓箭。虽然训练和装备一个士兵运用两种武器系统作战既困难又昂贵，而且拜占庭骑兵运用自己原有的重型装备就已经具有了最强的实施突击行动的能力，但是弓箭及其使用知识赋予拜占庭骑兵以极有价值的多种功能。为了进行突击战斗和保护自己免遭敌箭的伤害，他们身着钢盔、长及大腿的铠甲和铁鞋。有些战马也身披盔甲。除了弓箭以外，骑兵还携带短剑、匕首和一支长矛，尽管在使用弓箭时必须将长枪置于一边。虽然拜占庭军队也有一些轻型骑兵，然而这种具有双重功能但以重型骑兵功能为主的部队构成了骑兵部队的主体，并且占了军队数量的一半。
拜占庭轻型步兵携带一张弓和一个能盛40枝箭的箭袋，同时携带一面盾牌和一个斧头之类的武器，用于近战。其中少数缺乏射箭技能的士兵则用标枪武装自己。一些士兵身着轻型铠甲。这些徒步弓箭手的作战经验比敌人的马上弓箭手占有明显的优势。据当时的一位权威描述，拜占庭人面对波斯人和其他乘马弓箭手，知道这些敌人对徒步弓箭手有一种“特殊的恐惧”，因而其轻型步兵成为徒步士兵中数量最多的兵种。拜占庭重型步兵除盾牌和盔甲以外，还携带一枝长矛、一把短剑和一把斧头。长矛与后来罗马人的训练一致。当时他们的训练和纪律性下降，敌人骑兵冲锋的力量迫使罗马军团加强他们的标枪分量，以便与敌人骑兵作战时当作长矛使用。重型步兵在军队中的比例相对较小，其作用与马其顿人和罗马人军队中的重型步兵相同。 [ 注：查尔斯·奥曼爵士，《中世纪战争艺术史》，两卷本(纽约，1924年版)，第2卷，第206页。 ]
拜占庭如此之多的乘马士兵费用高昂，使得它的军队只能保持较小规模，但是，在对付环绕帝国的各国的各种战术系统时，却发挥了巨大的效能。拜占庭的军队非常适于与波斯乘马弓箭手作战，同时实践证明，在公元6世纪拜占庭重新征服意大利的战役中，与哥特人和法兰克人等蛮族人军队战斗也同样有效。
使蛮族人得以占领罗马帝国西部省份的同样因素，使得他们在拜占庭的再征服面前不堪一击。意大利的哥特王国的军队规模很小，必须集中起来才能成为一支野战部队，用于抵抗拜占庭的入侵，因此它不得不放弃对城市的守备。哥特人认为这些城市居民并不忠于他们，因此他们摧毁城墙，以剥夺城市居民抵抗重新占领的力量。迫于采用持久性战略的政治需要，他们冒着风险将全部赌注押在了与入侵的拜占庭人决一死战上。双方军队中均有雇佣兵。拜占庭军队雇佣了匈奴人、亚美尼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斯拉夫人以及许多德意志蛮族人。哥特军队中包括许多原来在拜占庭皇帝军队中服役过的人，而哥特人并不认为将其选举的王权拱手让给贝利萨利乌斯 [ 投笔从戎注：另译贝利撒留。 ] ，这位在早先的战役中击败他们的聪明的拜占庭将军有什么荒谬之处。
公元552年，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大帝派遣一支精锐部队重新征服意大利。他指定纳尔塞斯，而不是常胜将军贝利萨利乌斯担任指挥官。矮小瘦弱的纳尔塞斯是一位年届70，服现役仅两年多一点的宦官。很显然，除了查士丁尼信任他之外，没有任何值得推荐出任指挥官的理由。然而，曾经把他带到宫廷高位的才能，以及他在历次危机中所表现出的勇气和心计，证明了他的军事才能。
两支军队在意大利中部的塔基尼相遇。纳尔塞斯的拜占庭军队拥兵15000人，比颇有能力的托提拉国王指挥的哥特军队数量略多。双方指挥官都渴望会战，并各自将其军队列阵于一条狭窄平坦的谷地等待对方的进攻。纳尔塞斯急于保护自己的翼侧，派出50名精选的重型步兵占领了战线左翼的一座小山。在那里，他们占据了小路上的一处阵地，“比肩而立，列成方阵队形”。当托提拉派出一队重型骑兵攻占小山时，50名拜占庭重型步兵封锁了道路，“以他们的盾牌构成屏障，并向前投掷标枪”。进攻者们极力驾驭他们激动不已的马匹，但战马“一点也不服从他们的驱策”。这些进攻者在“那些紧紧地挤在一起，不露一寸空地的人们”面前，终于失败了。 [ 注：普罗考皮乌斯，《高卢战争》，第8卷，第24页，第15-17行、第19-20行，转引自H.B.丢英翻译的7卷本《普罗考皮乌斯》(剑桥，麦斯出版社，1961-1962年版)，第5卷，第357、359页。 ]
这场前哨战证明了关于会战结果的精确预测。哥特人依靠他们的重型骑兵，而纳尔塞斯则将其军队根据他的设想排列成阵，也就是要力争徒步士兵对骑兵实施防御的主要优势。为了加强其重型步兵，这位没有经验的拜占庭将军表现出了对各种武器系统优劣长短的清醒理解力。他命令很多骑兵下马加入步兵，并徒步穿过山谷，手持长矛和长枪列成方阵。在两翼，纳尔塞斯部署了4000名弓箭手，并将重型骑兵配置其后。他焦急地等待着迎击敌人的进攻。
第二天早晨，哥特人的重型骑兵在其步兵前面列成队形，距离拜占庭队伍仅两箭射程。延迟一阵之后，哥特骑兵发起了它著名的凶猛冲锋。但在方阵面前，他们失败了，并在步兵面前停了下来，因此，哥特骑兵的两翼不得不承受来自拜占庭弓箭手的如雨箭矢。看到哥特骑兵不能打垮自己的步兵，停了下来，而自己的弓箭则射伤了敌人的战马和士兵，于是纳尔塞斯命令其重型骑兵进攻敌人翼侧，同时步兵也向前运动。哥特骑兵逃跑了，并在逃跑过程中与自己的步兵纠缠在一起。托提拉国王在逃走途中受到了致命伤。
这次会战推翻了哥特人在意大利的统治，将意大利收回帝国版图。不清楚托提拉为什么要让其骑兵冲击拜占庭部队的中央，而不是冲击两翼比较薄弱的弓箭手。因为这种愚蠢之举不符合他通常的特点，也许是由于地形障碍，或者是壕沟(拜占庭人曾在早先的战斗中使用过这些障碍)迫使其实施正面进攻。这次会战再次显示了重型步兵抗击重型骑兵冲锋的能力。哪怕雇佣的徒步士兵缺乏共同训练，但他们的长矛和长枪，他们的纵深配置以及他们作为职业士兵的技能，足以击败可怕的哥特骑兵的正面冲锋。
从哥特人手中征服了意大利之后，纳尔塞斯又面临来自北方的法兰克军队的袭击。法兰克人可怕的重型步兵虽然没有盔甲，但装备有盾牌和头盔。他们都配备一把短剑、一把18英寸长的匕首，还携带着一把斧头和至少一支轻矛。在近距离战斗中，他们的斧头和轻矛都可以用于投掷，据说，法兰克人将轻矛投出，“如果命中敌人，矛的倒刺就会牢固地固定在敌人的身体里，根本不可能将其拔出来。如果刺中盾牌，那么敌人也不可能以折断矛头的方法将其去除，因为铁制的矛头刺得太深。此时，法兰克人就会冲将上来，用脚踩在尾部触地的矛柄上，将盾牌拽倒，劈开失去遮蔽的敌人的头颅，或用第二支矛刺穿敌人的胸膛”。法兰克人从任何可以战斗的方向，以庞大的纵队或方队投入战斗。他们虽然缺少训练或协同，但具有巨大的勇气和凝聚力。 [ 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52页。 ]
公元554年，在卡西林纳姆，精明的纳尔塞斯首先封锁了敌人撤退的路线，尔后又采取部分重型骑兵徒步战斗以加强其自己重型步兵的方法，迎战这支可怕的重型步兵的主力。他可能具有某种自信，相信其实施防御的全身披挂的职业士兵能够抵御法兰克人。他可能还拥有一些自然或人工的条件，增强了他的防御阵地。他在两翼部署了部分骑兵，主要的盔甲长枪手也配备了弓箭。法兰克人的冲锋突破了拜占庭步兵的第一、第二战线，与其第三和最后一条战线交战。此时，纳尔塞斯命令位于翼侧的配备了弓箭的重型骑兵前进。由于受到了双重威胁，所以成密集队形的法兰克步兵不得不停下来，准备抵抗对方骑兵的冲击。但是，纳尔塞斯的骑兵并没有发起冲锋，而是开始向法兰克人发射密集的弓箭。如果法兰克人疏开自己的队形，就不会成为乘马弓箭手如此容易射中的目标了；但是，他们仍保持着密集的方队，因为他们认为队形一旦疏开，就必然在身着盔甲的拜占庭骑兵的冲锋面前不堪一击；这些骑兵会立即放下弓箭，使用其长枪和短剑。片刻之后，在羽箭射击之下不能机动的法兰克人开始向后方撤退。在撤退的过程中，他们的队形失去了严整性，而纳尔塞斯的骑兵最终发起了冲锋，冲入法兰克人的队形，给其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这两次会战显示了拜占庭军队的多功能性。其武器系统的多样性使得指挥熟练的将军能够打击敌人的弱点。在塔基尼，纳尔塞斯使用重型步兵阻住了重型骑兵；而两年之后，在卡西林纳姆，他又用重型步兵抵抗了重型步兵，直至将投射武器投入使用，用于对付对方脆弱的重型步兵，使其不能逃跑。
尽管几次失败使拜占庭帝国失去了除小亚细亚以外的所有亚洲领土，但是在数个世纪的时间内，它仍然始终是一个可怕的东方强国。其生存依赖于拥有一支优秀的军队，这是一支由职业化和宗教狂热支撑的军队。拜占庭将其战术和战略写入今天人们称之为条令的书中，其中强调防御和以最小的代价获胜。他们将装备昂贵和训练有素的职业士兵视为首要资源，更乐意不战而胜，并总是精心计算胜利的收益与失败的代价。这样，在如何对付退却之敌的争论中，著名将军贝利萨利乌斯说道：“因此，如果我们迫使他们违反其意志，放弃后撤的目的并来与我们战斗的话，那么我们的胜利将什么优势也没有：假如我们胜利了——挫败一场逃亡有何意义？——如果我们不走运(这是可能发生的)，我们将既失去已经获得的胜利，……还会将皇上的土地在没有防御部队的情况下对敌人的进攻敞开。” [ 注：普罗考皮乌斯，《波斯战争》，第1卷，第18页第18-21行，转引自丢英译本第1卷，第165、167页。 ]
这种战略假定状态仅是恰当的政治和军事目标的结果，其中隐含的假设是拜占庭所占领的阵地比敌人更脆弱。这种军事目标有限的、保守而又谨慎小心的战略在维护帝国完整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因为拜占庭像罗马人一样，面临保护疆土免受袭击者袭击的困难，所以他们一直坚持继承罗马人纵深防御系统的理论。比如，运用这一系统对付来自叙利亚的阿拉伯人袭击时，该系统首先提供关于越境乘马人员运动的早期报警。然后，当地骑兵部队跟踪袭击者，并使当地军事行政区指挥部始终了解自己的路线和位置，同时不断骚扰袭击者，消灭其散兵游勇，迟滞其行动。与此同时，当地民兵和正规军的步兵机动至山间通道；城市和要塞在其居民进入城墙之内的避难所之后关闭大门。当袭击者向前运动时，如其规模较大，当地军事行政区的指挥官可以由邻近地区得到增援，这些出击的部队都是纯骑兵部队。他以发起一场战斗为目标，要么在袭击者返回的道路上伏击之，要么，也是最好的，将袭击之敌诱至一个通道，以早已占领阵地的步兵封闭通路的出口。这样，拜占庭人就可以瓮中捉鳖，使其不能撤退，从而消灭袭击者。
也许1071年发生在小亚细亚东部的曼奇刻尔特会战提供了拜占庭保守主义战略的教训。这次失败的代价是拜占庭失去了对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的控制，而此地区是他们征集军队和许多资源的地区。历史上的会战很少有像拜占庭职业军队遭受的巨大损失及其产生的重大后果。帝国皇帝罗曼努斯四世决定惩罚塞尔柱土耳其人，他们一直袭击他的领土，并占领了几座重要的城市。罗曼努斯是一位有能力的将军，他是通过与皇后结婚登上王位的。他曾经与土耳其人进行过战斗，并取得了胜利。这次，罗曼努斯想要实施一次决定性会战，因而集中了庞大的军队。土耳其军队由来自草原的乘马弓箭手组成，已经征服了曾经是波斯和安息帝国的穆斯林，并继续继承其传统，袭击或与拜占庭帝国进行战争。
拜占庭人曾经长期对付熟练的草原轻型骑兵。土耳其骑兵没有护身盔甲，仅携带一把短剑，有时是携带标枪。他们主要依靠弓箭。每人携带一个装有30-50枝箭的箭袋，乘马机动。在战役中，每名骑兵至少配备一匹备用马。据一位欧洲观察家描述，他们战斗中运用的战术是，骑兵弓箭手“从不与敌人胶着在一起，但始终在其四周盘旋，一会儿从这里一会儿从那里施放弓箭；有时假装逃跑，在逃跑过程中向后发射弓箭射击追击者，杀死其人员和马匹，就像他们进行面对面战斗似的”。为了对付这种与安息人极其相象的战术，拜占庭条令中规定，始终是在骑兵附近配有徒步弓箭手，绝不在翼侧或后方没有掩护的情况作战，绝不允许分散部队。在曼奇刻尔特会战中，罗曼努斯皇帝将其所有步兵用于围攻另一个地方；此外，他还违反了来自于与轻型骑兵长期作战经验的规范中的其他条款。 [ 注：阿尔弗雷德·弗伦德利，《恐怖之日：曼奇刻尔特会战，1071》(伦敦，1981年版)，第125页。 ]
拜占庭人所面对的土耳其苏丹是一位聪明而果断的对手，他名叫艾勒卜-艾尔斯兰，意思是“英勇雄狮”。但是，他曾三次败在拜占庭人手下，其中两次是败在罗曼努斯手下，对拜占庭的军事威力出名地尊重，同时也表现出他狐狸一样的狡猾。
在两位统治者进行了一次谈判之后，具有攻击性的罗曼努斯向土耳其人开战。他把全副盔甲的骑兵军队排列成一条宽大的战线，并以强大的后卫作支持。土耳其人后撤，其负载较轻的马匹可以轻易地保持与敌人的距离。但是，他们攻击拜占庭人的翼侧，以如雨之箭射击拜占庭骑兵。弓箭对身着盔甲的骑兵的杀伤无疑较小，但战马却损失较大，许多骑兵失去了他们的坐骑。一些拜占庭骑兵也有弓箭，但这些士兵不再像前几个世纪的骑兵那样具有射箭的技能。因此，土耳其人击败他们并没有什么困难。拜占庭的部队集团是良好的目标；运动中的土耳其人却不易捕捉。位于翼侧的士兵们“被土耳其人反复袭击，被迫追击敌人的弓箭手，因为若不如此，敌人的弓箭手就会从远处射箭，射杀他们的马匹。但是轻率的追击使他们陷入敌人的埋伏”。与此同时，皇帝还继续向前机动其部队，抵近持续后撤的敌人，直至“黎明之际，使他大吃一惊”。 [ 注：阿尔弗雷德·弗伦德利，《恐怖之日：曼奇刻尔特会战，1071》，第190页。 ]
当皇帝想要其军队利用夜暗撤回营地时，两翼的部队没有理解返回的信号，于是军队陷入混乱。罗曼努斯位于中央，与两翼分割开来。当他再次向前运动时，其后卫却继续向营地返回，这使他困惑不解。土耳其人以乘马飞驰的弓箭手返转回来，攻击并包围了分裂的军队，向毫无组织的盔甲骑兵射箭。“人叫马嘶、汗如雨下、惊恐不堪、烟尘遮天，就像是一场地震。不少土耳其人成群地在我们四周驰骋。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速度、决心和力量，在逃跑中寻找安全。敌人追逐他们，一些人被杀死，一些人被俘虏，而其他人则被践踏在马蹄之下。其景象悲惨可怕，超过了任何哀痛和悲伤。”除了后卫，其余部队实际上全部被土耳其人杀死或俘虏。拜占庭职业军队之花被摧残了。 [ 注：阿尔弗雷德·弗伦德利，《恐怖之日：曼奇刻尔特会战，1071》，第191页。 ]
这次会战显示了拜占庭人早已熟知的东西，重型骑兵无力对付轻型骑兵。这一认识是其条令规定必须使轻型步兵与骑兵在一起的基础。轻型骑兵在机动能力上并不具有很大的优势，但这种适当的优势就使其能够避免战斗而又同时使用弓箭。就像使用标枪的希腊轻型步兵皮尔塔斯特曾经避免与重型步兵进行突击战斗，而又以投射武器杀伤他们一样，土耳其人的乘马弓箭手击败了拜占庭的重型骑兵。
皇帝在曼奇刻尔特被俘，对拜占庭的内战起了重要作用。内战立即爆发了，从而加剧了帝国军事力量的衰落。于是，土耳其人突然从小亚细亚的袭击者变为征服者。但是，穆斯林土耳其人怎能占领一个人口稠密、组织严密、国土为意大利两倍，而且具有抵抗异教徒统治本性的基督教徒的领土呢？
土耳其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已经使出了确保小亚细亚的基督教徒默认的手段。一位目击者描述了拜占庭城市落入土耳其袭击者手中的情景：“军队进入城市，屠杀当地居民，掠夺和焚烧城市，留下一片废墟，那些幸免于难的人则沦为囚徒。”这位目击者继续写道：“我想进入城市亲眼看一看。我试图找到一条不是遍布尸体的街道，但那是不可能的。”另一位基督教徒，如此描述了另一座落入土耳其人之手的城市：“就像饥饿的狗，异教徒成群地扑向我们的城市，包围了它，突入进来，屠杀人民，像田野中割草者一样将一切割倒，使城市变为荒漠。他们毫无怜悯之心地焚烧那些隐藏在房屋和教堂中的人们。”同一作者写道：“抬眼望去，你可以看到你们的儿子们沦为奴隶，你们的儿童被毫无怜悯之情地摔死在石头上，你们的年轻人在烈焰中烧死，你们尊贵的古物被抛弃在大庭广众之下，你们那些亭亭玉立、娇生惯养的姑娘们被玷污，光脚走进奴隶的队伍。”如果土耳其人真的是聪明地想要恐吓小亚细亚剩下的居民的话，那么这位作者的描述可真是一份绝好的宣传材料。 [ 注：阿尔弗雷德·弗伦德利，《恐怖之日：曼奇刻尔特会战，1071》，第128、134页。 ]
如果这种无情而又彻底的恐怖统治毫无希望地继续下去，那么这种统治可以代替政治纲领。实践证明，破坏和灭绝的代价是巨大的，但是土耳其人在此后的10年里获得了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利用恐怖手段压倒了所有的普通抵抗者。虽然拜占庭帝国又继续存在了将近4个世纪，但它的军事力量衰落了，而且也停止了对希腊和罗马战争艺术的发展。与此同时，西欧在其战术前景和战略要求方面经历了重要的变化。
马镫增强了骑兵的效能
公元8世纪初期，来自非洲的穆斯林人推翻了虚弱的西班牙人的哥特王朝，开始了穆斯林统治伊比利亚半岛的时期。在跨越比利牛斯山脉向法兰克人王国推进的过程中，穆斯林扩展其疆土的企图失败了。公元732年，在图尔，穆斯林的突击骑兵在与法兰克人由步兵和下马骑兵组成的合成部队的交战中失利，从而使其企图失败。这次会战是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一系列袭击中的一个主要事件。基督教的西班牙黯然失色，法兰克王国的力量和规模同步增长，使得法兰克人在基督教的西部罗马居于支配力量的地位。到公元800年，教皇册封他们的国王查理大帝为西部的皇帝，而其疆土除了包括法兰西，还包括当今德意志的大部、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奥地利和南斯拉夫。因此，法兰克这一时期的军事发展对西欧产生了深远而长期的影响。
法兰克人认识到，地方分权的职业士兵体系是基于封建主义的新型军队。封建制度分散了政治权力，基本把握在那些世袭的领主手中。这些领主统治各地，并负责国王的军事部队。在实践中，这种军队体系中包含了很高比例的基本没有训练和装备极差的民兵，以及一定数量的装备较好并在许多情况下是技能熟练的步兵和骑兵。在进行远距离战役时，国王仅召唤那些装备较好并能胜任的兵员，也就是那些职业军人，民兵仅仅用于抵抗入侵。
无论是徒步还是乘马的法兰克人以钢盔和铠甲保护自己。徒步士兵携带一枝6英尺长的长矛和一把短剑。国王的规定要求所有步兵和所有的盔甲骑兵都要有弓和12枝箭矢，特别是，甚至那些装备极差的大多数士兵，即使没有盾牌和短剑，也都有弓箭(弓箭对于法兰克人来说历来属于外来武器)。这反映在国王与阿瓦尔人的战役中。阿瓦尔人居住在当今匈牙利一带，主要依靠乘马弓箭手作战。国王的规定是想在法兰克人中培养大批弓箭手，这种意图实际上是失败的，但它显示了面对与拜占庭人所面临的相同的战术问题所作出的相同反应。
与此相反，历代法兰克统治者把重点放在骑兵上却有效得多。由于来自多林国家，所以法兰克人传统上以步兵为主，但是他们开始乘马，尽管最初是下马战斗。然而，与来自东方的乘马的阿瓦尔人和来自西班牙的穆斯林战斗，使骑兵变为基本战斗力量。就像罗马人增强骑兵，而拜占庭人曾经侧重以骑兵对付袭击者一样，法兰克人步其后尘，在他们的混合武器系统中也偏重骑兵。所不同的是，一项重大革新使得法兰克人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成为一个拥有杰出重型骑兵的民族。
8世纪初期，马镫在西欧变为可用之物。虽然马镫不知起源于何处，但很快就在西方世界普及。它显而易见的实用性，使其迅速为人们所接受：有了马镫，骑手可以免除最大的伤害——从马上跌下来。在战斗中，由于马鞍和马镫确保骑手与其战马结合为一个整体，他可以用手擎矛枪去冲锋，把马的全部动能施加在目标身上；他可以用短剑去砍劈，而不必担心一旦砍空从马上跌下来；以在马镫上站立的方法，他甚至可以提高自己的高度，凌驾于对手之上。此外，这一革新使得普通的骑手也能有上乘表现，并大大增强了最佳重型骑兵的效能。
马镫，这样一个在理论上如此简单的技术，对陆战产生了自四种基本武器系统和筑垒、攻城器械出现以来最重要的革新作用。骑马取代了两轮战车，大象最终被证明是无用的。钢代替了铁，就像当初铁取代了青铜一样，这两者都曾为其拥有者提供了改进武器的优势。这些变化就像改进弓箭一样，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如果不说是基本方式的话)对战争产生影响。马镫使重型骑兵的效能提高，其影响比上述任何一种变化的影响都重要，因为它打破了四种武器系统之间的平衡。实践证明，这一变化特别显著，因为正是它的到来，使西欧不再拥有任何职业重型步兵，甚至任何像希腊和罗马那类城市民兵。突击骑兵在对付未经训练的重型步兵时胜算较大，而马镫则明显地增大了获胜的把握。
法兰克人因其拥有马镫的重型骑兵而使其冲锋不可抵挡，一时名声大噪，其方法扩散到整个基督教西欧。在遇到这类骑兵之后，拜占庭人的结论是：“法兰克人的携带阔刀、矛枪和盾牌之骑兵的冲锋是如此可怕，以至于最好的方法是拒绝与其进行胶着近战，直至你拥有了一切机会。”但是，拜占庭条令继续写道，最好的战略应是“延长战役，将他们引至山区和不毛之地，因为他们忽视军需供应；当他们的储备耗尽之日，也就是他们的活力失去之时。他们会因饥饿和干渴而失去耐心，而饥渴交迫几天之后，他们就会大失水准，设法偷逃回家。”在对比了法兰克军队后勤方面的弱点与其可怕的骑兵的战术强点之后，拜占庭人得出结论，后勤战略是比战斗战略更容易达成胜利的路线。“所以，总而言之，通过小规模冲突、在荒芜之地延长作战时间、切断其补给线的方法消耗法兰克人，要比通过一次冲锋将其歼灭的企图更容易实现，而且代价也小。” [ 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204-205页。 ]
法兰克人对骑兵的改进，主要是在9世纪初完成的。实践证明其确实幸运，因为这个帝国及其后继者所面对的，是一个比阿瓦尔人和穆斯林严峻得多的挑战。
西欧与袭击者的斗争
正当罗马人不得不对付蛮族人时，法兰克王朝也在做同样的事，并且不久它就土崩瓦解了。公元9世纪，由当今丹麦和挪威乘船而来的维京人(Viking)袭击欧洲海岸，也包括英国海岸。就像罗马人和拜占庭人所面对的许多袭击者那样，这些袭击者都有基本的经济动机。公元10世纪，相似的动机推动居住在现在匈牙利的马扎尔人袭击了德意志和意大利。
维京人都是天生的航海家，他们乘船来到被袭击的国家。这种船是没有甲板的小船，通常只有一张大帆，不过这些船只主要依靠其50-100名战斗士兵担当划手推进。袭击的收益巨大，以致袭击成为维京人社会的主要职业。对海洋的控制及其驾驶小船靠岸的能力，使得维京人对登陆点有着广阔的选择范围。因此，他们没必要采取措施避开对手的力量，因而能够集中力量对付敌人的弱点，轻而易举地实施袭击战略，寻找对方防守薄弱的战利品。而且，实践证明，当他们离开船只在内地进军时并不脆弱。
虽然一开始没有盔甲，但维京人却创造了凶猛的重型步兵。其著名之处在于他们用双手使用柄长6英尺的重斧，只要一击便可砍透对手的盾牌和头盔。他们每人还都携带一面盾牌、一把短剑、一支标枪，尽管通常进行近战，但都携带一张硬弓，而且全是使用弓箭的行家里手。作为士兵，他们是可怕的；作为水手，他们是熟练的。因此他们在沿岸城市进行抢劫，不久就沿河而上，深入内地进行劫掠。这些抢劫团伙利用战利品中的装备，不久就用其中的头盔、铠甲武装了自己，完成了他们重型步兵的配备和全套装备，以此去对付仍然进行软弱抵抗的当地政权，削弱并与西欧君主国家进行战争。
袭击是如此成功，以致一些团伙在离岸的岛屿上一直待到冬天，不久就离开他们的船只，开始从海岸或河流向内地进军，实施袭击。当他们外出时，要烧毁其船只非常容易，因此，他们在船只靠岸处修建围栅，并派兵防守。为了实施内地袭击，他们在登陆点附近寻找并占用马匹，这样就能够乘马实施抢劫袭击了。但是，在遇到抵抗时，他们则下马战斗。于是，他们变成了乘马的步兵，并具有骑兵的战略机动能力，然而在战斗中却具有重型步兵的优势，当然也包括劣势。到公元9世纪中叶，维京人的袭击已经摧毁了德意志和法国海岸的许多地方。当地政府征募的未经训练、装备极差并且常常没有盔甲的突击步兵在对付维京人时很少有获胜的机会，因为他们那时已经变成装备精良、技能熟练的职业士兵和袭击者了。
与袭击者战斗成为非常困难的战略问题。由于他们没必要事先确定任何特定的目标，因此可以利用防御者的撤退能力，并在他们发现的任何方便时机实施入侵。目标的不明确性赋予袭击者无可匹敌的机会，用于集中力量打击敌人的弱点，并将防御者实施战术防御的能力降至最小。此外，由于袭击者依靠撤退，所以他们相反却拥有了通常防御者的属性，并可利用这种防御者才具有的战略能力。因此，进攻性的袭击战略在对付持久性防御战略时要更强一些。
由于在遇到如此强有力的威胁时，毫无疑问要保护每一个可能的登陆点，所以纵深防御成为惟一合理的战略。法兰克人业已存在的重型骑兵经过培训并由于有了马镫而得到了增强。虽然乘马的维京人具有与重型骑兵相同的战略机动能力，但他们偷抢来的乡下驽马不具备法兰克骑兵精选马匹的速度和耐力，而且他们的战利品常常大大降低了维京人的运动速度。不过，防御者面对的战术问题与战略问题一样多，因为当骑兵抓住袭击者时，维京人就下马了。
即使他们具有骑兵的能力，维京人可能也喜欢下马战斗。骑兵在防御方面是软弱的，而且只有在与进攻者的力量相当时才能实施反冲击。但是，下马战斗，重型骑兵就变为重型步兵。早先纳尔塞斯曾在两种场合以这种方法增强他的重型步兵，而且法兰克人也曾在图尔运用这种部署对付穆斯林。因此，维京人下马，使其乘马的步兵变为重型步兵，从而使其与重型骑兵相比，仍具有防御的优越性。为了保护自己，维京人实施防御总是要选择一个有利阵地，比如小山上或溪流后，甚至是村庄或教堂里。法兰克人无法使用弓箭术，因为他们在发展其弓箭手方面是失败的，而维京人从任何方面来说却都是优秀的弓箭手。当骑兵追赶上袭击者时，这种会战经常包括重型步兵抵御重型骑兵的冲锋。虽然维京人缺乏训练，但他们通常获胜，因为他们是职业战士，习惯于共同战斗。
当然，维京人偶尔也会受挫，就像公元891年在卢万那样。在卢万，维京人在一条河流的拐弯处建立了一座易守难攻的营地。他们在营地四周挖掘了壕沟，筑起了高堤，堤的顶部还布设了栅栏。但是当时的德意志国王阿努尔夫到达后，即令骑兵下马，徒步进攻。他率领部队抵近筑垒地域，这位勇敢的国王与其武士们一起用短剑砍断木栅，将维京人赶下河去，使其许多人淹死河中。
因此，徒步战斗常常能够比乘马具有更好的进攻能力。维京人仍来抢劫，但没有赢得会战。不仅是因为会战使其主要目标难以达成，而且是因为哪怕跟踪其行军的一支小骑兵部队，也会通过制止其抢劫，消灭散兵游勇，阻碍其通过诸如桥梁、浅滩等地点影响其前进的方法，对其构成严重威胁。
但是筑城计划以及实施纵深防御的一些其他因素获得了较大的成功。对筑垒城市的控制提供了一个类似亚历山大在大夏和粟特胜利的因素，而这一因素对罗马人来说，不仅是抵抗了汉尼拔，而且对他们巩固帝国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法国和德意志沿海地区，即使是一些小城市，也筑城成风，民兵虽然野战不行，但可以防御城市。此外，当地一些达官显贵在乡下筑起一些防御要点，垒起围墙，用于作为当地人民及其细软财物的避难所。虽然这些只是早期的城堡的一些例子，但它们就像新的城墙一样，由壕沟和设有栅栏的土堤组成，确实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防御手段。维京人尽管在大多数事情上都很在行，但他们一开始对攻城器械一无所知，再说，他们也不是来攻城的。由于无法进城，所以他们在久经掠夺的乡下所获甚少，尤其是当人民携带牲口和其他值钱的东西都躲进城堡的避难所时，更是如此。
这样，袭击难以获得较好的收益了，而持续地与骑兵发生冲突则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危险。此外，在过冬以及后来在海岸建立定居点的过程中，维京人建立了基地，以对付敌人对其袭击的遏制。当定居的维京人实施袭击掠夺时，法兰克人则以反袭击进行报复。这种反袭击具有吓阻维京人未来袭击的政治目的。最后，在公元911年，一位维京人首领从国王手中接受了法兰西的一部分——诺曼底，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将以封建领主的身份效忠国王，并保证放弃袭击。这一政治解决方案产生了效果，诺曼底的维京人定居者逐渐在语言、文化等方面成为法国人，并为法兰西武器系统中增加了重型骑兵 [ 投笔从戎注：疑为“增加了重型步兵” ] 。
在抵抗维京人袭击的过程中，英国人基本采取了同样的防御。为使筑垒达到同样好的效果，他们常常使用大量泥土和木材制做围墙，这样可以庇护许多人口和牲畜。作为维京人一个多重型步兵少重型骑兵的大陆对手，他们主要利用了维京人只是暂时让最好的士兵乘马追击，以提高袭击者的速度，但战斗时仍然徒步的特点。然而不久，英国人所面对的就不仅仅是袭击者了，因为由丹麦人统领的维京人不仅数量庞大，而且采取了持久征服战略。
英国人未能阻止丹麦人进军的大潮，直至丢掉了英格兰的半壁江山。入侵者控制了当地的政府，并在占领地区移居了大量人口。但是，英国人在国王阿尔弗烈德大帝领导下联合了起来。阿尔弗烈德大帝建立了一支海军，在海上对维京人形成了威胁，从而制止了丹麦人的进军。英国人立即在阿尔弗烈德的儿子、拥有耐性和洞察力的国王大爱德华的领导下转入了进攻。大爱德华在其同样具有能力的妹妹的帮助下，实施了一场长达20年的持久战，以对付其不团结的对手。
爱德华继续依靠其父亲留下的巨大的土木城墙围起来的筑垒地域(每个面积达20公顷或以上)，利用其中较大的要塞为进攻服务，用于作为进攻部队的庇护所。这在某些方面像罗马人的方式。在执行持久性战略，并在所征服的国土上进行筑垒之后，他开始稳步地征服丹麦人占领的英格兰，直至确保所有的前征服者全部投降。爱德华国王采取了这样一种政治计划，也就是既不打扰丹麦移民已经占据的土地，也不从他们的领导人手中夺回当地的管辖权，从而使得让前征服者归顺的任务比较容易完成。这种持久的反攻使英国人比法兰西国王所采取的类似政治解决措施得到的更多，因为法国只是让诺曼底成为维京人定居者的封建领地，而英国人则使丹麦人可靠地置于相对集中的英国皇权统治之下。
对现今德意志境内的居民来说，马扎尔人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因为就像他们在匈牙利境内所取代的阿瓦尔人一样，他们都是来自草原的轻型骑兵。虽然早在公元910年他们就曾显示过击败德意志人重型骑兵的能力，但他们并没有致力于征服，而是广泛分散抢劫，依靠其速度优势避免与德意志人接触。一位当时的人曾这样描写他们：“他们不是以一个集群行动，而是分散为小的团伙，由于在该地域没有基督教徒的军队，所以他们破坏农田和村庄，破坏之后便付之一炬。他们总是迅速出现，抓住毫无准备的居民。经常是，他们以100人或更小的规模，突然从树林中疾驰而出，扑向牺牲品：只有烟雾和被烈火照红的夜空才显示出他们的部队位于何处。”公元954年发生的最大一次袭击展示了这种袭击的特点以及马扎尔人作战的规模。进入德意志南部的巴伐利亚之后，他们向西一路抢劫，直至穿过莱茵河的入海口。他们横穿法兰西进入意大利，又穿过意大利北部，返回匈牙利。由于没有任何基地，所以袭击者可以向任何方向机动，并且没有必要沿来路返回。这种目标和撤退路线的模糊性，以及主要以撤退对付追击的做法，使得袭击者比实施持久性防御具有进攻优势。 [ 注：奥曼，《战争艺术》，第2卷，第118-119页。 ]
如果德意志重型骑兵能够追上马扎尔人骑马弓箭手的话，那么德意志人照样会面对拜占庭人后来在曼奇刻尔特迫使维京人 [ 投笔从戎注：应为塞尔柱土耳其人 ] 交战时所遇到的同样战术问题。因为重型骑兵与重型步兵或轻型骑兵作战时，是一种效能较低的武器系统。不过，尽管用驮载牲口而不是用车运载战利品降低了马扎尔人袭击者的速度，但是他们第一流的机动能力意味着战斗很少发生。
只有少数马扎尔人对他们的袭击采取防护措施，使其免受维京人所面临的严重威胁。德意志人运用以重型骑兵追击和彻底的筑垒措施为手段的纵深防御战略，其中一位皇帝曾获得“建筑工”的雅号。以高墙围城，以筑垒和重兵把守避难之地，德意志人有效地减少了袭击者的收获，使得马扎尔人的袭击次数减少但规模增大。公元955年，一支庞大的马扎尔人袭击部队围攻巴伐利亚的奥格斯堡，当时的德意志皇帝奥托以8000重型骑兵从东方向他们接近。马扎尔人越过累赫河进行战斗，将自己的部队配置在帝国部队和河流之间。马扎尔人以一个世纪之后在曼奇刻尔特土耳其人的那种方式作战，他们在正面边撤退，边从翼侧和后方向皇帝的重型骑兵射出如蝗的箭雨。但是德意志人并没有分散，而是坚守，并以一些重型骑兵实施了一次突然的翼侧冲锋，将敌人的翼侧部队赶向奥托战线正面的敌军主力。接着，皇帝命令全线发起冲锋，把马扎尔人赶回河边。在那里，重型骑兵杀死了许多马扎尔人，而更多的人则在企图渡河逃走时淹死在河中。这次噩梦般的惨重失败，使马扎尔人结束了早已被筑垒地域限制的袭击。当背靠障碍地形时，轻型骑兵与重型骑兵对阵没有获胜的机会。在马拉松会战中，波斯人的轻型骑兵 [ 投笔从戎注：应为轻型步兵 ] 也曾在相似的条件下与希腊人的重型步兵对阵。
法兰克人、德意志人、英国人对付袭击者所运用的战略与罗马人、拜占庭人所用的战略大同小异；与费边和其他罗马人在对付汉尼拔的斗争中所运用的战略也没有重大区别。他们所用的方法都是在人口中心区筑垒，控制交通线，同时袭击袭击者，消灭其散兵游勇，限制其行动，无论是对付掠夺战利品的维京人，还是对付搜寻粮草的汉尼拔士兵，都是如此。此种战略与亚历山大在大夏和粟特对付叛乱者的斗争中，以及罗马人在巩固其欧洲新征服地区过程中所运用的战略，也没有根本区别，不列颠的大量城堡就是证明。袭击者或游击队主要依靠规避行动的能力，尽管如此，在马扎尔人和维京人的实践中，他们也可以指望有更多的机会赢得会战。这些袭击者虽然是由确保战利品的经济动机驱动，而不是追求政治或军事目标，但就像其所作所为表现出来的，所遵循的是一种后勤战略，即避免战斗，通过进攻敌人的后勤基地打击敌人的军队。
罗马人对付汉尼拔的战役虽然与对付维京人有所不同，但其战略却相像或基本相同。费边及运用其战略的人利用其避战能力，而某些西欧重型骑兵却常常败给维京人，可能会引起许多思索。但是，除了这种例外，罗马人击败汉尼拔的战略与用于对付维京人、马扎尔人、蛮族人、阿拉伯人的袭击者以及大夏和粟特游击队的战略，都是相同的。对于基本相同的战略问题，古代和中世纪统帅也都是运用几乎相同的办法去解决。
威廉征服英格兰的合成军队
虽然地方分权的中世纪军队既缺乏马其顿和罗马军队的后勤组织，也缺乏军队集中保持在一地而带来的训练和协同上的好处，但是，黑斯廷斯战役和会战展示了技能熟练的中世纪战役把战略与战术融合为一体的很高水平。在没有古代世界现成的军事经验和方法可资借鉴的情况下，中世纪的统帅们仍展示出，他们能够紧紧抓住那些使古代最佳指挥官们充满生机活力的相同的基本因素。
在摆脱了丹麦人统治(自阿尔弗烈德大帝和大爱德华击败最初的侵略者算起，这一时期共延续了一个世纪)之后仅数年，英格兰又迎来了征服时期。公元1066年初，国王爱德华之死引起了继承人危机：两位外国人都想夺取王位，一位是挪威国王，宣称丹麦人要求王位；另一位则是最后一任国王的堂兄弟，诺曼底的威廉公爵。英国人自己则没有选择国王“忏悔者”爱德华最近的亲属——一个孩子——而选择了他的小舅子，强有力的厄尔·哈罗德。他就像他的父亲一样，一直控制着虔诚的国王，实际上对国家行使统治权。果断而能干的哈罗德似乎是对付那些对王位提出要求的外国人的最佳人选。在两位外国人中，威廉公爵受到罗马教皇的支持，好像更具威胁性。哈罗德国王的军事和政治经验是其智慧和勇气的很好补充，但是诺曼底的威廉公爵却是他所要面对的一个可怕对手。这位一表人材却非常粗野的公爵不到40岁，已经在几次战役中获得了勇士的威名，其中包括两次对付法兰西国王的战役。
雄心勃勃而又坚决的威廉迅速准备好了一次支持其王位要求的战役。他集中了强大的军队。但集中这些军队并非因为他对领地内军事资源的控制，或雇佣了大量的雇佣兵，而主要是因为他向诸侯王以及其他许多人许诺，一旦他对英格兰王位的要求如愿以偿，将给他们以巨大奖赏。许多人之所以带兵加入他的军队，就是出于对可能得到奖赏的孤注一掷。为了达成目标，威廉在建立成功酬金的基础上，成为一些雇佣兵的雇主；而其他许多随他而来的，是那些企图投机的人。威廉把春天和初夏全部用于集中他的军队，在靠近英格兰的法国海岸准备运输船队。
哈罗德国王于6月向海上派出其强大的英国舰队，并在英格兰南部集中了他的2000名皇家卫队或正规军。他已经做好全国动员的准备。就像希腊人在马拉松战役中面对波斯人海上入侵时一样，哈罗德不知道威廉将在何处登陆。但是，由于他的舰队位于海上，所以使威廉公爵的运输船队将冒着暴露在英国军舰攻击面前的风险。
然而，恶劣天气使得威廉的军队无法在8月初航渡。此时，恰好在哈罗德的军舰必须进港补充、维修之时，他又不得不面对另一个威胁——北方挪威国王的入侵。由于对此威胁早已了然于心，所以果断的哈罗德立即决定，冒着诺曼人可能登陆的威胁，利用内线作战的优势，率皇家卫队北上，抵抗挪威人的入侵。哈罗德表现出超凡的能力。他于公元1066年9月16日离开伦敦，行军200英里北上约克，于24日抵达那里。即使对于乘马部队在罗马人修建的古旧道路上行军来说，这也是一次非常卓越的进军。第二天，他将他的皇家卫队与动员的北方部队会合一处，发起了一场突然进攻，在斯坦福桥击败了挪威军队，在战斗中杀死了他们的国王，并迫使他们返回挪威。
当哈罗德在北方进行战役时，天气放晴了。在没有英国舰队的情况下，威廉于9月28日，也就是哈罗德北方大捷之后3天，毫无困难地率其军队在英格兰东南海岸登陆；而此时，国王正在约克休整他的军队，欢庆所取得的胜利。由于同时进军是对付内线作战战略优势的“解药”，而挪威人入侵与天气放晴的偶然巧合，恰好使威廉获得了掌握主动权的时机。
但是，威廉既没有试图进军，去夺取50英里之外的伦敦；也没有利用哈罗德不在的机会采取其他行动。毫无疑问，聪明的公爵感到在海岸附近作战会使他更舒服一些，因为他曾经希望在那里进行会战，当然也希望停留在他的船队附近，可以不必冒严重损失的危险，而且他已经建立起筑垒地域，保护他的登陆场。他可能已经精确地算计过，伤亡大和被俘多的可能性要大于立即进军以获得王位的可能性。而在海岸附近，更有利于确保其领地，虽然成为国王的可能性或许要小些。
当哈罗德得知威廉登陆的消息后，便命令全国总动员，并迅速南下，于9天之内到达了伦敦。他当然希望从北方和西方赶来的军队全部到达并与其会合之后再去对付威廉，但是，威廉在英格兰东南部乡下的系统性破坏迫使他立即行动。由于当前登基和登基资格受到了威胁，所以哈罗德一旦行动迟缓，就难以保护他自己和臣民。迫使对方战斗的战略在中世纪的英格兰与在古希腊同样有效，因此，哈罗德仅率其皇家卫队和南方过来的重型步兵向威廉的登陆地点进军。10月13日傍晚，他将自己的军队集中在距离威廉的登陆点约8英里的一座小山上。
哈罗德将其重型步兵部队在沿小山的一处有利阵地列阵，以山势的陡峭掩护翼侧。他的军队的数量大约在5000-11000人。其一开始人数在2000人的皇家卫队在与挪威人的战斗中已经有了一些伤亡，但是仍然是哈罗德军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其他部队由“大乡绅” [ 译者注：指因服兵役等而受赐封地的贵族 ] 组成，是最近动员的职业军事人员，他们负有对国王的军事义务。除装备了头盔和铠甲的“大乡绅”以外，哈罗德还有一些未经训练的民兵。这些民兵的装备五花八门，其中一些人没有任何盔甲，少数人仅有农业工具作武器。毫无疑问，战斗力最强、装备最好的士兵站在前列；国王位于小山的制高点，在那里他可以通览其战线全局。
威廉公爵必须迅速发起进攻，因为哈罗德的部队每天都会增加，而且增加的不仅是民兵，还有更多的可怕的“大乡绅”。他们骑马加入哈罗德的部队，却徒步进行战斗。威廉于早晨向敌人的阵地进军，分为三个相似的师 [ glight注：本章中那些“师”翻译成“分队”或“分遣队”可能更加准确一些 ] ，每个师由三线队形组成，一线位于另一线的后方。公爵在第一线部署的是弓箭手；第二线是装备长矛和短剑，全副武装的重型步兵；第三线则是重型骑兵，以其冲锋的力量而著名。公爵计划以轻型和重型步兵在英国人的步兵队形中打开缺口，为骑兵突破创造条件。威廉部队的所有人员均是职业武士。不过，公爵的军队不得不以正面进攻攻击对敌人非常有利的阵地。
威廉以弓箭手前进开始会战。由于哈罗德部队中的弓箭手很少，所以这些弓箭手可以在受威胁相对较小的条件下发射弓箭。面对密如冰雹的弓箭射击，英国人的战线始终毫不动摇。而在与此相似的条件下，斯巴达人就会向那些向他们投掷标枪的皮尔塔斯特发起冲锋。但是，威廉将强大的重型骑兵紧紧地掌握在手中，哈罗德的部队感到他们不应打乱阵形。接着，当威廉的弓箭手接近英国人一动不动的盾墙时，哈罗德的部队以混合投射武器向其射击，投射的包括标枪、斧子和锤子。这种锤子用石头制作，并安装有柄。公爵的弓箭手们退了回来。尽管他们不得不仰角向手持盾牌的敌人射击，但还是给英国人造成了一些伤亡。威廉以重型步兵发起了第二次进攻，但是正如可以预见到的，他们并没有造成占据有利态势和削弱英国人战线的印象。接着，重型骑兵又实施冲锋，当骑兵试图在对方的步兵中打开缺口时，发生了激烈的交战。诺曼人发现，英国人仍然使用维京人老式的长柄重斧(柄长达6英尺)。这种重斧一次砍击就能将马匹砍倒，因而使诺曼人的骑兵大受震动。当英国人的步兵击败威廉的骑兵之后，诺曼人左翼师的骑兵和重型步兵锐气顿挫、一片混乱地败退下去，在众目睽睽之下逃出战场。也许是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英国步兵如汹涌的潮水一般冲下山来，追击诺曼人。机警的威廉公爵则立即从他中央的位置率领中央师的骑兵攻击离开小山的英国人。厉害的诺曼骑兵迅速而容易地切断了离开阵地、没有队形的英国步兵。只有少数英国步兵逃回山上的阵地。虽然哈罗德已因箭伤损失了一些人，因为追击未受创伤的敌军而造成了更大的伤亡，但国王的军队仍是停留在黑斯廷斯附近山顶上的一个不动目标。
要么是出于偶然，要么就是公爵希望模拟战斗，威廉的骑兵再次进攻又再次撤退；而英国步兵则再次犯下了追击撤退之敌的错误，而威廉也再次指挥其骑兵向敌人的翼侧发起进攻，并切断了一块。英国军队伤亡惨重，但哈罗德的军队仍然留在山上。威廉派出弓箭手射击英国人，接着指挥全军发动了进攻。他不断转换采用弓箭射击和突击进攻两种方式，给英国人这支被动接受两种形式打击的军队既造成了重大伤亡，又挫伤了士气。一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描述了这一段战斗：“一边是以连续的运动和不停的冲锋来达到目的，另一边则除了站在草地上一动不动地被动忍受之外什么也不做。诺曼人的弓箭和短剑发挥了作用；而英国人队伍中仅有的动作就是倒下去死亡；活着的人仍然纹丝不动。”最后，一支箭射中了哈罗德的眼睛，造成致命伤，于是英国军队所有的物质和精神力量全部耗尽，在对方的下一次冲锋来临之际彻底垮掉了，利用黄昏撤进了森林。 [ 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164页。 ]
威廉公爵开始收获一系列胜利的果实了。首先，他沿海岸南下，夺取了重要的港口多佛尔，更好地确保了与诺曼底交通线的安全。接着，由于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得到王国领导人的屈服，他便向伦敦进军，将其军队分散为2-3条路线，到人烟稀少的中世纪乡村搜寻充足的补给。但是，伦敦仍然拒绝归顺哈罗德的征服者。
威廉并没有进攻或试图围攻这个庞大的筑垒城市，而是实施了一场夸示性袭击。他将军队分散开来，在首都周围广泛机动，破坏城市补给，同时补充自己的人员和马匹。这样，他再次施加了政治压力，并展示了他的控制权。其中，他占领了王国的教会中心坎特伯雷，接受了拥有传统政治重要性的城市温切斯特的屈服。
各个城市和城堡的有条件投降以及黑斯廷斯胜利者的破坏性进军，向集中于伦敦的英国领导人昭示，在英国南部进行抵抗是无用的，特别是哈罗德之死使他们失去了强有力的领导者。当威廉公爵横扫了2/3在这个国家居于领先地位的经济中心时，伦敦终于派出了一个代表团，表示城市屈服，并拥护他登基。
作为一位统帅，威廉登上王位当之无愧。在战斗中，三匹马在他的胯下倒下。他成功地将轻型步兵和重型骑兵的性质合成起来。他运用弓箭手进攻英国人的重型步兵，而毫不畏惧英国人会向其冲锋，将他们赶出战场。当英国人确实打乱队伍时，其结果展示了有镫稳定的重型骑兵对非列队步兵的决定性优势。通过巧妙运用这些能力不同的武器系统，公爵彻底赢得了理所当然的战术胜利。这一胜利是在他对指挥和后勤、精明的战略以及对夺取王位的政治宣言等因素的卓越组织能力的支持下取得的。他完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征服，有效地统治英格兰，这是对其军事冒险活动的慷慨回报。他表现出一位战略大师的战术技能水准，就像亚历山大对付大流士一样，成功地运用了持久性战斗战略。
尽管已经接管了国家中央政权，具有继任爱德华国王出任国王的合法性，而且得到了教皇的支持，但为了实施对英格兰的基本军事占领，征服者威廉仍不得不与一些反对其统治的行为作斗争。不过，对说法语的外国人的反对因其士兵的抢掠行为而加剧了，从而引起了此后三年的叛乱。
威廉镇压了每一次叛乱，并持续不断地在全国各地建筑要塞。这一点与亚历山大在大夏和粟特以及罗马人在不列颠等地所做的一样。他引进了法兰西城堡。这种城堡与阿尔弗烈德和大爱德华那种以泥土、木材所建的围栏城堡相似，只是要小得多。这些城堡由一个小土包围以壕沟组成(挖沟取土堆包)，通常建在能够控制城市、道路交叉口、河流汇合点的地方。在这样一个比较低的土包上，建筑者通常竖起木栅或建起塔楼，这种建筑物一般附有椭圆形的木制围栏，而且通常不是围绕土包，而是在壕沟后面的低岸形成一个附属的环。木栅围绕的地域为驻军及其马匹提供了一个生活区，但是整个结构只需要相对较少的驻军。由于能够利用大量非熟练劳动力快速建成许多这种建筑，所以它提供了对付进攻者的有力防御，因为这些进攻者在攻城器械方面通常没有多少经验。这样，此种简陋的城堡提供了一个作战基地，控制其附近的乡村，并为征服者们提供了一个遇到麻烦时的避难所。
虽然威廉保留了英国人的机构，总体上试图以这种统治安抚被征服者，但是在1069年镇压第三次叛乱时，他破坏了北部数千平方英里的地区。这种后勤战略与政治恐怖计划两手同时使用的方法，使得许多人饿死，而更多的人则逃亡他乡。这片土地上的人口减少得是如此之多，以致15年之后这一地区仍有许多荒地。
这种持续的叛乱结束了威廉试图依靠国家贵族的努力，他将英国土地和管辖权交给外国人，其中大多数是诺曼底人，作为交换条件，这些人必须提供一定数量的战斗人员随时听从召唤。这支军队的骨干包括至少4000名全副武装的武士。他们通常作为重型骑兵乘马战斗，但也可以像在黑斯廷斯战斗的英国皇家卫队和“大乡绅”那样卓有成效地进行徒步战斗。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城堡防御了入侵者入侵国家，并使得威廉能够控制土地，使英国人逐渐顺从他的统治。这样，新国王综合运用了以往各种成功的措施：政治安抚、控制交通线、筑垒和在乡下驻军以及忍耐和果断。
进攻和防御要塞
威廉的法国式城堡与曾经风行欧洲的城堡模式大同小异。因为进攻者必须首先攻击比较薄弱的木栅，而木栅的倒塌将不会影响土包上建筑的防御强度，所以，这种达到一定水平的城堡雏形使连续防线的原则具体化了。但是，这种简单的设计不便于发挥翼侧火力。于11世纪开始取代木制城堡的石制城堡，使这两项基本原则都得到了运用，同时也坚持了木制城堡所发展起来的那些基本模式。这种模式是中间一个坚固的石制塔楼，周围以石头围墙环绕，围墙上建有一些较小的塔楼，用于发挥翼侧火力；而在一些更精致的城堡中，会建筑两道完全同心的围墙，这就意味着建构了三道抵抗防线——外墙、内墙和主塔楼。城市要塞也开始逐步由木制向石制发展，混合运用了与古代城墙建造的相同原则。城镇通常有一座城堡或要塞，以此作为防御的最后一道防线，并作为一个要点，统治者从这里可以控制全城。
但是早期的诺曼人城堡将几乎全部力量都集中在一个被称为“主楼”或“高楼”的巨大塔楼内。一道外墙围成一个院子，但用于发挥翼侧火力的只有一些比岗亭大不了多少的小角楼，而且它们仅具有附属性质。
诺曼人军事工程师喜好将它们的大部分钱用于建设独个的塔楼。这种塔楼很高，内部空间很大，但仅有一条很窄的防御圈。防御者仅需要足够的人力把守城垛，将重物投向任何试图在塔楼墙壁基础上打洞的人即可。增加塔楼的高度，使得不管投下去的是什么东西，打洞的人都难以承受，而且也能使防御者具有更加开阔的视野。
有时，城堡建有贝壳形“高楼”——一种中央空间敞口的圆形建筑。这种建筑自然是从早先土包上围着的环形木栅发展而来的，而且常常以此来取代土包，特别是当人造土包的坚固程度可能不足以承受坚固塔楼的重量时，更是如此。典型的诺曼人“高楼”非常坚固，呈正方形，四角上各有一个小塔，并常以长条状拱璧支持每边墙壁的中央。设计者通常将入口放在地面上的一层，上一段楼梯进去，在靠近主建筑的一边建有一处地势稍低的长方形休息处。那时的石匠工艺非常原始，石头很小而灰缝很宽。征服者威廉时代的“高楼”——伦敦塔中的白塔——灰缝是如此之宽，以致保留下来的灰泥比石头还多。城堡的墙在地面上的宽度也不到15英尺，顶部则只有10英尺。当建筑者要把“高楼”扩展为塔楼时，“高楼”只保留最坚固的部分，作为城堡防御的最后一道防线。
中世纪的统帅运用了除罗马人“艾格”以外的古代所有攻城设施。“艾格”是一种攻城者在弓箭有效射程以外建立的庞大土堆，其高度可瞰制防御者，并逐渐向城墙延伸。一旦完成了这项工程，那么防御者就不得不抵抗具有相当正面的进攻纵队从水平位置甚至是居高临下的猛攻。没有一支中世纪军队能够控制或补充这样一个浩大工程所需要的劳动力。
直至12世纪初，今人所知的惟一一种炮是利用扭力和张力原理制造的投射机。扭力投石机利用重质木材做框，在靠近前面的地方紧缚一股扭紧的绳索。制造者将一根活动木杠的一端固定在扭紧的绳索之中，而木杠的另一端则吊着一个抛射袋。操作者将吊有抛射袋的一端拉向木框的后部，以增强绳索的扭力，用拉钩固定之后，将石头放置在抛射袋之内。然后，他们解脱拉钩，使活动木杠放石头的一端解脱。扭紧绳索的扭力使木杠成上前曲线运动，其运动速度之快足以将石头按一个很高的射角抛射出去。这种投石机被称为掷石机、射石器或投石器。当然，其抛射的石头重量不一，而且天气也会影响绳索的力度。因此，这种投石机抛射石头的精确度不高，一般只能用于轰击诸如城镇或城堡这类较大的目标。
插图2.1 投石机
张力型投射机通常被称为弩炮，由一张可用绞盘拉开的大弓构成。它发射弩箭或巨大的羽箭，力量巨大，弹道低伸，精度较好。虽然它不能射穿城墙，但是攻城者和守城者均可用它射击距离较远的小型目标，比如步兵武器有效距离之外的人员等。
为了更好地接近敌人，攻城者必须保护自己，免受防御者在遮蔽物后面发射的抛射物的伤害。屏蔽物既要足够坚固，能够抵御弓箭；又要比较轻便，以便于运动。攻城者可能会推上一座与防御者等高或者高于防御者的塔楼，将其推进至能够在敌人的城墙上放下吊桥的距离。然后，进攻者便可爬上塔楼，经过吊桥发起攻击。同时，弓箭手或弩箭手则守卫在塔楼顶部，射击防御者。
移动塔楼的缺陷是明显的。它不仅沉重，而且头重脚轻，因此只能在平坦、水平，尤其要坚硬的地面上向前运动。它必须防火，因此通常以生皮覆盖前部，有时也覆盖两侧。防御者以携带着燃烧麻绳团的箭向其射击。对付它最有效的武器是由张力型投石机发射的大箭。
向前运动某种较低的遮蔽物要稍微容易一些。这类遮蔽物能够保护那些对防御者城墙基础实施破坏的人。这些遮蔽物相当长，这样使用者才能比较自由地从它们的后部(不能太靠近城墙)进出。与其长度相比，其宽度很窄，顶部陡峭，这样它们就能抵抗由上面投下来的石头和其他重物。为了具有较大的抗力，其顶非常尖，并有生皮保护，以防止对方的火攻。
要么将遮蔽物运动至距城墙几英尺的地方，工兵以破城槌或钻孔器攻击城墙；要么将遮蔽物的头部紧贴城墙，掩护人员以镐头、锤子和橇棍破坏城墙。破城槌和钻孔机都有一根攻城者所能找到的最大的木杠，利用铁链将其吊在遮蔽物的横梁上前后摇摆。破城槌有一个宽大而坚固的头(就像真正公羊的前额和羝角)，用其撞击城墙；钻孔机则有一个尖头，试图用其将对方城墙的石头一块接一块地搞掉。如果城墙不是太厚，或建造得不是太结实，那么破城槌就可通过反复撞击同一点而将城墙撞动、撞裂，最终撞塌。钻孔机与破城槌相比作业速度较慢，但定位却更加有效。
插图2.2 破城槌
要搞清哪种破城槌能够完成对像威廉伦敦塔那样厚达15英尺的城墙的破击是困难的；要估计钻孔机(比破城槌用得少)在这类城墙上留下痕迹需要多长时间，也同样难以办到。同时，即使防御者不能从上方砸坏或烧毁攻城者的遮蔽物，那么他也可以用一把巨大的钳子抓住破城槌或钻孔机的头，使其不能将撞槌向后拉，因而也就难以再次向前撞击；防御者还可以用绳子吊下一个填满柔软填料的厚垫或袋子，将其覆盖在破城槌或钻孔机撞击点的城墙上，以减轻其破坏力。如果钳子或垫子生效，那么进攻者除了将遮蔽物靠近城墙，以手工工具对城墙的基础进行破坏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办法。
挖地道是进攻者的又一种手段。攻城者在靠近城墙的遮蔽物的位置开始向下挖，然后向城墙下面挖。当地道挖至城墙下面时，挖掘者用木料支撑坑道。当他们判断地道已经挖得足够长、足够大时，他们便烧毁支撑木，使地道垮掉。如果他们的地道空间挖得足够大，那么这一部分城墙便会倒塌，出现缺口。
由于无人能够承受攻城所需要的人力，所以城堡很少受到正规的围攻。仅仅从军事工程学优点的角度讲，进攻者最终都会取得胜利，即使防御者能够保持食物和饮水的供应。城堡防御仍然受到军事规律的支配：无论城堡如何坚固，如果受到有效封锁同时又遭到正规的围攻，那么它必然陷落。守军受到持续攻击，其战斗力必然会因伤亡和疲劳而衰减。但是，在实际上，中世纪的城堡很少以此种方式陷落。 [ 注：前述内容已经美国陆军协会的奥利佛.L.斯波尔丁、霍夫曼·尼克松和约翰.W.莱特所著的《战争》(华盛顿特区，1937年版)第312-317页。 ]
公元885-886年，维京人长期围攻巴黎，使其称为一座孤城，从这次围攻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中世纪早期各种已知的攻城器械运用的例子。在运用梯子攀登一个筑垒桥头堡的城墙失败之后，维京人试图运用重量较轻的鹤嘴锄打开石头城墙。但是，从城头倒下的滚油和燃烧的树脂烧毁了遮蔽物，烧伤了作业人员，使得这些人不得不跳入河中。接着，被围攻者又面临地道造成的缺口，他们用投射武器成功地保护了缺口，使维京人无法占领。在防御者强大“火力”的压制下，维京人只得暂时撤退，直至3台破城槌准备好。显然是由于两名维京人工程师被防御者弩炮发射的标枪射穿，所以他们不得不延迟了进攻。恢复进攻之后，他们填平了护城河，将破城槌推上去，开始破坏城墙。但是巴黎人从城上放下横梁，紧紧卡住了巨大的破城槌，使维京人不能把破城槌向后拉，去撞击城墙。防御者最后用扭力投石机发射重磅石头，砸毁了安装破城槌的遮蔽物，从而彻底粉碎了维京人的进攻。
维京人除了没用“艾格”和机动塔楼之外，实际上运用了当时的一切攻城器械。他们的失败展示了，即使是中世纪的原始要塞，也具有巨大的防御力量。对攻城者来说，制造饥饿是最有把握的方法，但是维京人却让对方救援部队把补给品运进巴黎。不过，补给问题同样困扰攻城者。实践证明，要持久保障一支攻城部队的补给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经常的情况是，由于封建领主部队的服务期是有限的，因此军队集中的时间不足以使防御者耗尽他们的食物储备。在中世纪战争中，城堡和筑垒城镇的力量成为战术和战略中的一个基本因素。
中世纪战术
在11-12世纪，紧随增强要塞之后的是改进重型骑兵的盔甲。改进后的重型骑兵拥有长及膝盖的铠甲，并与圆锥形头盔锁子甲相连，保护头部的侧面和后面以及颈项。头盔与铠甲加在一起，成为一套重达至少30磅的盔甲。在铠甲的下面，骑兵还穿有防护垫，以减轻遭到打击时的冲力。其他的改变包括头盔上安了一个鼻片，只能砍击的长剑，以及一个由木头和皮革制作的风筝形长盾，无论乘马还是步战都能给人员以较好的保护。这全套用具价值相当于一个小型农场。
就像12世纪的军队都有基本相同的装备一样，骑兵也都拥有相同的武器系统。全副武装的重型骑兵(骑士)都有一匹强健的战马，用以驮载武器装备重量增加了的人。缺少全副装备，比如仅有铠甲和头盔的重型骑兵，被称为军士。军士在战斗中发挥与骑士相同的作用，只是其效能要比骑士稍差，但其费用也较低。
12世纪的西欧实际上没有任何轻型骑兵。弓箭手也许会有马匹，但徒步战斗。轻型骑兵在欧洲的边缘地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他们更多地是发挥战略作用，通常不像在卡雷和曼奇刻尔特会战中所戏剧性展现的那样，利用其潜在的战术能力。
大多数轻型步兵使用弓箭，只有少数使用标枪。许多军队以弩箭取代了传统的弓箭。弩由罗马人发明，却被拜占庭人忘却，只在高卢人中幸存了下来，但在11和12世纪终于又时兴起来。弩真正是一门纤小的弩炮，它有一把短小但有力的弓，安装在一个刻有放箭凹槽的弩身上，弩身上装有扣住弓弦的抓钩以及释放抓钩的扳机。弓弩手将弩竖在地上，用脚踏住弓身，以双手回拉弓弦；然后，他插入一支短而重的箭或弩箭，瞄准并扣动扳机。与普通的弓箭相比，弩箭射速较低，造价较高。导致其广泛应用的原因是其力量强大，而对弩箭手的技能要求较低。这是一个以机械代替人力的例子，弩在瞄准技能和开弓力量的要求上都比较低。要熟练掌握普通弓箭，需要通过训练获得必要的瞄准技能和反复、连续拉满弓弦所需要的臂力。
12世纪的重型步兵不像轻型步兵和重型骑兵那样拥有统一的装备。最好的重型步兵(通常是雇佣兵和民兵)装备有头盔、铠甲、短剑和长矛(比长枪更长)。这些重型步兵像弓箭手一样，作为城堡守军以及在进攻或防御城镇、城堡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出于这个原因，他们通常都由雇佣兵组成，为报酬而进行全时职业服务。这使得他们不需召唤就能够随时为封建领主履行军事责任。除雇佣兵之外，封建或地方分权体制造就的武器装备精良的重型步兵就很少了。此外，军事系统能够召唤大量装备不全的人员，许多人来时没有铠甲，也没有多少使用武器的技能。实施总动员时，还可以产生一支全部未经训练且缺乏组织的民兵部队，这些部队仅有农具作为武器。
与拜占庭的军队相比，相似性要大于差异性。重视重型骑兵反映了对相同战略问题的相同反应。拜占庭军队中更突出弓箭手，是由于他们总是不断地与可怕的轻型骑兵发生冲突。像拜占庭军队一样，西欧重型骑兵在防御作战中效能较差，因此他们采取下马战斗的方法，转化为重型步兵。重型骑兵虽然没有受过徒步共同战斗的训练和教练，但是由于其全副武装且具备熟练的武器使用技能，因此他们在抵御配备鞍镫的重型骑兵的冲锋时还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像中世纪的重型步兵一样，他们毫无机动能力，并且没有像希腊或罗马步兵那样的系统和训练，因此除了在战场上迅速站好以外，很难再做其他的动作。在公元1214年的布汶会战(Battle of Bouvines)中，奥托皇帝优秀的长矛步兵前进实施正面战斗，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质量差得多的法国步兵。在法国的步兵逃离之后，法国骑兵向获胜的长矛兵发起冲锋。由于运动中步兵队形出现混乱，使法国骑兵得以突入其队形，给其造成巨大伤亡，并将其赶出战场。步兵以简单的行动击败了对方的步兵，而向前运动时却在没有协同的长矛兵集团中造成了足够大的间隙，因而使得骑兵能够突入其队形，以重剑打击他们。
拜占庭军队与西欧军队之间的巨大差别并非表现在合成武器系统上，而是表现在军队的组织和作战理论中。其中一些差别源于拜占庭人不得不与之斗争的国家战争系统的不同，但更重要的是源于中世纪军事组织更加地方分权，且不全时服役的性质。由于缺乏类似拜占庭的正规常备军，所以大多数西方军队只能进行特定的战役。一位西方指挥官通常对其将要拥有的军队毫不知情，尽管军队中的许多人是他曾经安排使用过的雇佣兵。他不知道总数，不知道轻重步兵和轻重骑兵的比例，或者其重型步兵的质量。当指挥官集中了他的军队时，他很少有时间训练部队，但马上就要着手组织战役。要是补给困难迫使其迅速机动，以及中世纪封建领主服役时间受限，或者付给雇佣兵的合约资金有限，那么就意味着他必须在可用的时间内使用他们。
指挥官确实知道军队的总体规模会很小。一名配备了昂贵武器装备和精良战马的骑士，其花费相当于好几个希腊重型步兵或波斯弓箭手。在中世纪军队中，费用昂贵的骑兵占有较高比例，说明那时在质量和数量两者中，人们更重视质量。此外，西欧那时的人口比罗马时代少，贸易、地区经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也可能因此而衰落下去。这些因素与效能低下的政府系统综合作用，意味着中世纪较大规模的军队也不过5000-10000人。在公元1214年，法国国王经过最大的努力，投入战场的兵力也没有超过30000人。
公元1264年的刘易斯会战提供了这一系统效果的例证。当时，经验丰富的指挥官西蒙·德·蒙特弗特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整编他的军队。他必须将军队编制规模不等、编成和性质不同的编组，并将其配置在战线和向战场开进的序列之中。虽然他无法增强各战斗编组之间的协同性，但最起码可以将军队按一定的顺序排列成阵。他发现，在没有已经建立起的指挥链的军队中，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这支军队没有统一编制的单位，没有任何训练，也没有共同战斗的经验。由于很少参加战斗，无论指挥官还是士兵均缺少经验，使得条件更加恶化。这将意味着，中世纪的会战在军队编成和列阵方面表现出不可思议的变化无常。有时，军队中没有一点步兵；有时骑兵下马；有时军队成线式部署，而有时又分成三个师，一个师位于另一个师的后方。因此，指挥官从未有过将军队区分为三个师以上的作战理论。
在公元1213年的斯太皮斯会战中，当洛斯伯爵和英勇而好战的列日主教将工于心计的布拉班特公爵引至海湾时，双方都有全副武装、手持长矛的重型步兵，并均将其部署在队形的中央，翼侧均配置重型骑兵。双方的步兵和骑兵各自交织在一起。当主教和伯爵一翼的骑兵成功地击溃公爵的骑兵之后，便转而攻击敌人毫无协同的重型步兵的翼侧和后方。这一攻击对击败公爵的步兵和赢得会战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在这场交战中，军队的部署以及步兵、骑兵的作用，与亚历山大时期的模式非常相近。
但这一会战并没有代表性。常常是，指挥官将其骑兵配置在重型步兵的前方，就像1176年在莱尼亚诺一样。当时，腓特烈一世皇帝这位勇敢而又经验丰富的统帅率军快速前进，以其骑兵发起冲锋，驱散了他当面的骑兵，尔后攻击意大利的长矛兵。正当他徒劳无益地与“盾牌紧靠、手持长矛”的步兵纠缠在一起之时，意大利骑兵又集结起来，向皇帝骑兵的翼侧发起冲锋，并赢得了会战。不应攻击优势之敌的腓特烈居然在整个会战中根本没有动用其步兵。 [ 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448页。 ]
在后来于意大利南部发生的会战(1266年的贝内文托和泰利阿克佐会战)中，双方军队都只有骑兵，并分为三个师，一个师配置在另一个师之后。那不勒斯的查理一世国王，一位能力卓越但残酷无情的统帅和君主，赢得了这两次会战。在每一次会战中，他都是最后投入第三个师。但是在泰利阿克佐会战中，查理将其第三师隐蔽起来，等待时机。无论交战按其预计发展，还是由于战斗出乎其预料，敌人将其前面的两个师赶出战场，他都没有动用第三师，直至敌人分散追赶其他两个师，并劫掠其营地时，他才运用第三师向敌人发起了突然攻击。
中世纪的指挥官不是位于能够控制整个会战的位置，而通常是在行列中战斗，因此他们对自己所在部分以外的部队影响十分有限。在布汶会战中，法兰西国王和皇帝两人都在战斗中被打下马来，勉强得以逃生。由于军队指挥序列不完善，协同性也很差，所以中世纪指挥官缺少汉尼拔和西庇阿所拥有的那种能够影响会战的机会。甚至在拥有那么多重型骑兵但缺少协同的情况下，也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指挥官的作用和预备队理论。由于骑士注重个人技能和运用长枪、短剑格斗的表现，擅长乘马持枪比武竞技，因此这些学校的指挥官们常常认为会战只不过是这一系列格斗的组合，并往往使骑兵战斗转化为更像竞技比武的格斗。这样一种文化意味着中世纪指挥官们置色诺芬关于“聪明的将军向敌人的弱点连续攻击”的理论于不顾。这类指挥官都非常刚强勇敢，但好像他们的头脑都是用同一种物质构成的。两次小行动显示了中世纪指挥官的特性，并进一步展示了中世纪战术的变化。
公元1119年，法国肥胖的国王路易六世率400名骑士入侵诺曼底。他首先劫掠乡村，而不是围攻城镇或城堡。当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率500名骑士出而迎战时，路易国王这位有能力而且经验丰富的统帅却极不聪明地决定进攻。亨利无愧于是征服者威廉的儿子，具有军事天才。他令400名骑士下马，另100名配置在已经转变为重型步兵的部队的前面。法国3个师的第一师驱散了亨利的骑兵，并突入了比其数量多得多的下马骑士之中。这些下马骑士成功地将法国骑兵一个个拖下马，将他们俘虏。在法国第二师发起冲锋并遭到同样下场之后，路易国王便率领第三师在亨利重新上马的骑兵追赶之下逃走了。
沃利兰伯爵是一位亨利国王的背叛者。当他的部队被国王拦截，并被封锁了道路之后，他也上演了一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为将之道。国王的一部分重型骑兵下马，并跨越道路列成防御阵形。国王的指挥官还有40名乘马弓箭手。他命令弓箭手下马，沿路配置他的左侧。在此位置，他们可以向沿路进攻的没有盾牌、手握短剑的任何敌人射击。沃利兰伯爵如果仅仅采取袭击战法，本可以轻而易举地返回去，但他却决定向这些鲁莽地封锁了他的道路的“雇佣兵和乡野村夫”们发起冲锋。他的骑兵发起冲锋后，国王的下马骑士的战线阻止了他们，而弓箭手则向他们的战马射箭。接着，国王的士兵俘虏了沃利兰伯爵和跌下马来的80名骑士，这是莽撞地发起冲锋的部队的大部分。 [ 注：奥曼，《战争艺术》，第390页。 ]
与沃利兰伯爵的小规模冲突中，失败一方的伤亡惨重，这一特性与古代会战相同。但是，骑士中的伤亡大部分表现为被俘的形式。虽然擦伤主要是由于受到打击或从马上跌下造成的，并且常常造成重伤，但是由于全身都穿着锁子甲，所以中世纪骑士很少在战斗中死亡。失败的重型步兵失去凝聚力之后，由于胜利的骑兵大肆残酷屠杀，使得他们大部分被杀。全副武装的骑兵常常在逃避被俘命运而逃跑时遭受惨重伤亡：在许多情况下，逃跑的骑兵在横渡河流时被淹死。比如，在刘易斯会战中，西蒙·德·蒙特弗特击败了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之后，国王的一些士兵试图在高潮时乘马渡过一条泥沼遍地的河流。第二天低潮时，河岸上满目皆是那些仍然骑在马上，深陷泥沼之中而淹死的骑兵。
但是，失败者惨重的损失并没有阻止那些无能指挥官继续实施鲁莽交战，或在失败后毫不抵抗便试图夺路而逃。相反，他们常常受到尽早作出决策的强制性压力，因为他们必须在其士兵服役期满或付给雇佣兵的佣金花完之前作出决定。许多中世纪的指挥官如果谨慎从事而不是勇敢地发起正面进攻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被人看作无能，被认为是过高估计了困难、夸大了敌人力量或是为迟缓甚至不采取行动寻找借口。虽然长期以来一直有可供模仿的良好榜样，但大多数中世纪将军们缺少关于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恺撒等人会战的记录，而不得不依靠他们自己去重新发现。而且，在那个战争不断但会战很少的时期，他们具有较多的战略实践，并发展了根据古代理论而形成的僵化实践。
中世纪战略：伊夫舍姆和布汶战役
12世纪战略家注意利用围有宏伟石制高墙的城市和城堡防御所提供的绝对优势。虽然摧毁乡村有时可以迫使敌人走出要塞，但进攻者通常不能对防御者造成严重伤害，因为防御拥有对付进攻可用手段的条件。入侵者可以袭击一个地区，但若未夺取要塞便难以控制这个地区。围攻要塞将会消耗攻城军队整个会战季节，尽管攻城者可以在一地获得足够的补给，但也常常受到防御者解救部队的干扰。这种战略形势和方法与对付袭击者的防御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并非因为对付袭击者的经验使这些方法渗入了中世纪战略思想之中，而是因为在野战部队的支持下，要塞提供了最好的防御手段和防止地域征服最有效的途径。小型部队在广阔的空间内活动，又面临可怕的要塞，要运用持久性战略几乎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困难。
战役的焦点经常是对交通线的控制权。1265年的伊夫舍姆战役，就是说明交通线在中世纪作战的战略中的重要性的最好例证。这是英格兰内战中的一次战役。这次战役是在国王的儿子，具有天才的王子爱德华殿下与岁数比他大得多的政治家和前十字军战士西蒙·德·蒙特弗特伯爵之间进行的。在威尔士边界上，机敏而绝顶聪明的德·蒙特弗特发现魁梧健壮的爱德华王子已经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配置在他的东方，阻断了他与伦敦的交通线及其与控制地盘内的主力的联系。在伯爵认识到形势的严重性之前，爱德华王子的部队便已夺取了塞文河上的城镇，破坏了桥梁，掠去了河上的所有船只，挖深了浅滩河段。不过，德·蒙特弗特甚至连抵达塞文河也存在着困难，因为他难以渡过怀河。他虽然已经夺占了城堡，但发现敌人的部队面向河上的桥梁掘壕防守。伯爵并没有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作战，而是向南进军，夺取纽波特，并准备运送其部队渡过布里斯托尔运河向东进军。但是，王子的部队分为三个舰队由格洛斯特沿塞文河顺流而下，一举攻占了布里斯托尔，并进入纽波特港口。他在那里击沉或俘获了伯爵的运输船队。
地图2.1 伊夫舍姆地区
接着，伯爵向北进军。他的士兵们在人口稀少的威尔士乡村行军，吃尽了缺吃少喝的苦头。此外，他们习惯吃面包，而当时却按威尔士以羊肉和牛奶为主的饮食习惯供应饭菜，使他们感到味道极差。但是，伯爵激励他的士兵，并且让部队休整，准备再次向东方进军。此时，他得知他的儿子正从伦敦地区向西进军，并集中了庞大的军队迎接他的到来。当德·蒙特弗特向塞文河上游运动时，他发现爱德华王子已经在那里了，并再次阻止其渡过塞文河。但是西蒙已经获得了一些相当大的船只，准备在一处未设防的河段渡河。与此同时，他儿子的军队在经过一端非常轻松的行军之后，已经到达了凯尼尔沃思，距其父亲仅30英里。但是，具有洞察力的爱德华王子利用其内线作战的条件迅速机动，抵近小西蒙。这位年轻的公子举止高雅，对他的部属很有吸引力，能够像伯爵一样激励他的士兵。因此，爱德华连夜行军，并于黎明时分突进凯尼尔沃思城中。城里的敌人军队认为敌军尚远，非常安全，还在睡大觉。除杀死了少数企图抵抗的睡眼惺忪的士兵之外，爱德华王子俘虏了小西蒙的大多数部队，只有那些位于城中城堡内的人幸免。
王子置城堡于不顾，只顾确保被俘人员的安全，体现了与其战略上先见之明相匹配的能力。他立即转向伯爵，伯爵此时已终于渡过了塞文河，正向其儿子靠拢。伯爵并不知道凯尼尔沃思遭突然袭击的情况，便令其饥饿的部队在一个叫做伊夫舍姆的小城中休息。伊夫舍姆位于一条河流的弯曲部，三面环水。爱德华得知西蒙到达伊夫舍姆的消息后，又实施了一次夜间行军，并再一次达成了突然性。清晨，伯爵发现该城惟一的桥梁被敌军一支强大的部队封锁，感到自己已经陷入陷阱之中了。他说：“现在上帝已经宽恕了我们的灵魂，因为我们的肉体已经置于敌人的掌握之中了。”接着，他采取了听天由命的惟一选择，率领自己的小部队出城，与王子的大多数军队交战，因为王子的军队封锁了该城通往陆地的惟一出路。敌我兵力对比超过3:1，伯爵与其大多数士兵一样，徒步持剑在敌人的重围中战斗，最后战死，还有许多人在企图渡河逃走的过程中淹死在河里。 [ 注：奥曼，《战争艺术》，第438页。 ]
年轻的爱德华王子取得了与恺撒在伊莱尔达会战中几乎完全一样的胜利，只是会战的名称不同，敌人的结果不是投降而是战死。这种陷阱式态势以及王子聪明而充满活力地提出实施再一次夜间机动，是中世纪将军抓住敌人军队的惟一途径。而恺撒由于拥有有利地形、能够削弱敌人后勤的优势骑兵、较大的兵力空间比、庞大军队以及能够快速行军、机动和便于占领有利防御阵地的协同良好的重型步兵，所以能够实施通常比较困难的迂回运动。特别是，中世纪军队的数量绝达不到在没有类似伊夫舍姆河湾那样障碍物情况下，封锁敌人退路所要求的兵力空间比。
实际上，中世纪在实施迂回运动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与古代相比区别不大。在大多数条件下，无论古代或中世纪的军队，没有一支能够封锁住成分与自己相似、机动能力与自己相同的敌军。桥梁、浅滩或其他狭窄地域均不能长期迟滞那些与障碍物和会战空间相比相对较小的军队。由于进军有许多可用的选择路线以及与此相当的补给能力，因此一支军队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开另一支军队，就像在象棋中，如果对阵的两个国王在一个扩大许多的棋盘上都拥有独占的领地一样。两支在一特定地域内对垒的军队，将会遇到与对付维京人袭击相同的问题：处于广大空间的一支小部队难以阻止另一支小部队忽东忽西的无序机动，并最终到达他们的目的地。
爱德华王子通过巧妙利用河势，兜住了狡猾的伯爵，就像庞培军队在伊莱尔达利用他们的阵地长期困住恺撒一样 [ 投笔从戎注：应为恺撒困住了庞培军队 ] 。爱德华王子成功地阻止了伯爵与其儿子会合，也成功地防止了伯爵对英格兰不确定的政治形势产生影响。成功地封锁了伯爵，还为爱德华王子提供了内线作战的机会，他极其巧妙地利用这一态势，分别对被其分割的敌手发起了两次作战。不过，如果兜住一个对手的行动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那么实践证明，要迫使一个不愿意战斗的敌人进行战斗将是不可能的。处于内线的态势对于王子来说，有利之处并不在便于实施夜间突然进军，而是他先抓住一个正在熟睡的敌人，又陷另一个背水之敌于灭顶之灾。
在伊夫舍姆战役中，双方都表现出对战略的透彻理解，而实践的整个过程则显示出控制交通要道的重要性。这类作战还表现出在意大利北部城镇密集、人口稠密地区作战的特点。英格兰的约翰国王是一位著名的个性复杂的天才。在一场精心策划的对付法兰西的较大规模作战中，他也同样表现出对战略的透彻理解。在这次作战中，他和他的侄子，年轻的奥托皇帝，故意采取外线作战。在约翰国王这一方面，他于1214年2月在法兰西的西南海岸登陆，尔后向北进军，以控制其宣称拥有权力的领地。法兰西的腓力二世国王奥古斯特是一位果断的组织者和天才的政治家，已经实施了动员，并率军向南机动，以切断约翰国王的退路。但是约翰已经巩固了在西南部的阵地，并引诱法兰西国王向南，向其城堡基地退去。此时，谨慎而狡猾的法兰西国王判断来自北方奥托的威胁更严重，因此派遣其儿子路易，这位勇士和未来的国王率领一部分部队抵抗约翰，同时，自己率领主力向北方的巴黎进军，抵抗奥托。
奥托领导着一个低地国家 [ 译者注：指西欧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 ] 王子联盟。在战役期间，由于面对该联盟的习惯性麻烦，比如与一位结盟王子的女儿结婚，以致耽搁了如此之多的时间。这样，腓力国王在奥托向巴黎进军之前返回了北方。在腓力国王向北进军的过程中，约翰又再次向北进发，但是，阻止法兰西国王集中兵力对付奥托的企图失败了，并遇到了路易的抵抗，就在1214年7月的布汶会战腓力与奥托交手并将其击败之前，约翰撤退了。
约翰的战役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奥托皇帝没有利用对手分兵南方之机进军巴黎，接着又因为腓力在南方仍然留有一部分部队，而没有把全部兵力带向布汶战场。约翰之所以计划一次外线战役，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分散腓力国王的兵力，使其将兵力集中于与主攻方向相反的方向。约翰国王在外线作战，可以不必顾虑必须与较强的敌人交战，因为他知道怎样运用其军队的后撤和避战能力。在战役过程中，约翰国王把很大的注意力集中于不让法国国王出其不意地抓住他，或迫使其背靠障碍地形。
以持久性进攻战略对付袭击者的战例
中世纪统帅曾经运用精心设计、结构合理的要塞，成功地对付了维京人和马扎尔人的袭击。要塞赋予防御者对进攻者的绝对优势。中世纪的战略家们还运用要塞征服了敌对或好战民族占据的地区。英格兰对爱尔兰的入侵展示了应用持久性战略的途径。未被罗马人征服的爱尔兰人利用其人口稀少的国家沼泽、森林密布的防御特性保护自己，抵御维京人。在沼泽中，他们横跨道路挖掘壕沟，并被覆起来。虽然爱尔兰人没有护身盔甲，也缺乏使用弓箭的技能，但他们依托这种正面筑有壕沟，且进攻者无法避开的狭窄阵地，以逸待劳地坚守。在茂密的森林中，他们以树枝设置鹿砦，既可划分界线又可封锁道路，这给装备不充分的防御者又增加了有利的条件。这些防御限制了维京人的入侵，但当1169年英格兰人的重型骑兵到达时，爱尔兰人犯下了在开阔地迎战的错误。爱尔兰人既没有盔甲长矛，也毫无排成密集队形的概念，因此其步兵根本没有获胜的可能。不久，爱尔兰人就被英格兰骑士赶到沼泽和森林中去了，而入侵者则建设城堡，控制地形开阔的乡村。这样，双方各以要塞控制了自己的乡村，谁也压倒不了谁。这种僵持状态一直持续了400年。
在威尔士，盎格鲁诺曼人在对付坚决抵抗的人民时却经历了完全不同的过程。这些人民已经投降了罗马人，却成功地抵抗了撒克逊蛮族人。群山连绵、崎岖不平、密林四布的地形保护了威尔士；而且威尔士气候潮湿，年降雨量经常超过80英寸，也使入侵者陷入困境。威尔士庞大的田园牧歌式经济也没有给入侵者提供多少后勤支持，因为威尔士人撤退时连人带畜群一起撤走，使敌人军队能够得到的食物很少。
地图2.2 威尔士
威尔士人很少依靠骑兵作战，主要依赖装备盾牌、头盔和铠甲的步兵。在南方，步兵使用一种很长的强弓，而在北方，大多数则只有长矛。这种几乎全部依赖步兵的做法，是因为步兵比重型骑兵更适应当地的地形，而重型骑兵在威廉的诺曼征服之后的英格兰作战系统中，曾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在对付狂放不羁和好战的威尔士人时，英格兰人经验丰富的合成军队却占有优势。这支军队拥有轻型和重型步兵以及相当数量的重型骑兵与威尔士步兵对抗。此外，英格兰人可利用威尔士人政治分裂的缺陷。这种政治上的分裂不仅阻止了他们联合起来共御外侵的努力，而且在其东部边境还见到威尔士人相互之间而不是与入侵之敌战斗的情况。
英格兰新的诺曼政府的第一项任务是保护边境，使其不被寻机虏获战利品的威尔士人入侵。英格兰人不仅在边境上修筑了星罗棋布的城堡，而且像罗马人抵御蛮族人那样，修筑了相当数量的较小的筑垒要点，有时各要点之间的距离不过几百码。这样，英格兰人就封闭了他们的边界，可以对付小规模的侵袭；当对付规模较大的袭击时，防御者则通常能够拥有足够的预警时间集中起一支较大的军队对付敌人的进军，因为英格兰人对道路交叉点和河流汇合点的筑垒控制措施，对入侵者的行动起到了一种必要的迟滞作用。
威廉征服之后不久，在威尔士南部边境上，有能力的威廉(赫里福德伯爵)有效地运用这种方法防御进攻。威廉利用其对手政治上的不和，以及当地首脑权威过小，无力与其对抗的有利条件，在其短暂的统治期间获得了对大约400平方英里地区的控制。伯爵建设城堡控制这一地区及其交通要道。这些城堡对控制被征服乡村的作用，与在保护英格兰人边界，使其免受威尔士人袭击方面所起的作用一样大。英格兰人的战术有时使他们能够控制低地，这迫使威尔士人进入不太肥沃的地区，从而给入侵者的持久战斗战略中加进了后勤因素。
英格兰人一旦控制了一个地区，并建立起他们的城堡，这些城堡反过来常常变为城镇区域和扩展英格兰人经济、文化以及军事和政治影响——即综合影响的工具，因为威尔士人感到这些城镇的市场非常具有吸引力。
由于建设和守卫城堡需要的劳动力和额外士兵较少，所以城堡的重要性超过了要塞。这些城堡以最有效的方式——将滚石、擂木、箭矢投掷到威尔士人的头上——发挥其防御效能，而在战略防御中，当需要夺回被敌人夺走的原来已为伯爵占领和驻守的领地，以免永久丧失时，这些城堡还要承担战术进攻的任务。以这些城堡为基础的有效的持久性进攻战略，使得威廉利用对手政治分裂和指定其领导人的政策的效能成倍增加，并使其能够在3年之内完成对这一小范围地区的征服，扩大了盎格鲁诺曼人统治的地区。
赫里福德伯爵的成功，例证了英格兰人应当用以征服威尔士人的方法。经过局部而不是全国性的努力，威廉的继承人在南部逐步向前推进，扩大版图，什鲁斯伯里伯爵在边境中段也采取了相似的政策。在北部边境，腰围粗大到难以乘马，精力充沛却含而不露的切斯特伯爵“胖子于格”将其领地扩展到威尔士北部。在黑斯廷斯会战后长达20年的时间中，英格兰人在威尔士中部、北部扩展的领土与赫尔福德伯爵在南部拓展的领土一样大。在这些地区中，什鲁斯伯里和切斯特的伯爵采取与南部的赫里福德伯爵同样的方式，在其领地建筑了城堡，以巩固他们的统治。
但接着，英格兰人快速向前推进。到1094年，他们已经到达爱尔兰海，比他们统治的地区面积的三倍还要大。威尔士人对此作出反应，多次对分布广泛的英格兰城堡发动成功的攻击，甚至进入英格兰本土进行袭击。看到其广大的领域受到如此威胁，继承了其征服者父亲某些军事天才的红脸国王威廉二世进行了反击，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侵入威尔士。英格兰军队知道威尔士人避免与英格兰人战斗，但善于伏击，便缓慢地实施机动，以伐木人作先导，深入那些可能有敌人埋伏的茂密丛林。但是据其同时代的人说，他们的敌人早已驱赶着畜群“进入深山和荒野，根本不可能来迎击他们”，结果使国王进行了无谓的进军，直至他由于“这个国家难以驯服和天气恶劣”而极不愉快地放弃进行一次战役的企图。 [ 注：约翰·比勒，《英格兰战争，1066-1189》(纽约州，伊萨卡，1966年版)，第314页。 ]
威尔士人阻止英格兰人在最后夺取的地区内获胜的企图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由于诺曼征服后20年来英格兰人的精心巩固和这些地区的逐渐屈服，终于归于彻底失败。暴动难以夺取在较长时间建立起来的城堡。而且，在威廉二世失败之后，英格兰人逐渐开始并坚持不懈地重建城堡，在南方尤其如此。在此后的40年间，入侵者在威尔士南部的爱尔兰海沿岸严密部署，以致新获得地区内达到了平均每100平方英里就有1个主要城堡，大体相当于他们早先控制地区的比例，而相当于英格兰本土平均数的两倍。
英格兰边境上的伯爵们是如此执拗，而威尔士人政治上的不和则使得南部的征服趋势不断推进。英格兰人的征服模式是，控制一小片地区后，便立即建筑城堡，接着便不断提高该地区的兵力空间比，从而使其获得了执行持久战略的能力。英格兰人一旦组织起对新地区的控制，便充分利用当地的税收和军事人力资源执行扩张任务。在这种系统性推进的压力下，敌人的数量迅速减少。这样，他们的持久性战斗战略在其他后勤因素的支持下，大大增强了自身，削弱了对手。
发生在1134年的威尔士人另一次大规模反击，阻止了英格兰人这种渐进性的征服。威尔士人除了政治团结有所加强之外，还有了一些重型骑兵，军事方法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此次会战中，他们迎战人数为3000的英格兰部队。当英格兰人逃跑时踩塌了一座桥，淹死许多人之后，威尔士人的胜利演变为一场歼灭战。此后，威尔士人又烧毁了一座城镇，藏身其中的许多幸存者被烧死，至此，这支英格兰军队实际上被全歼了。城堡纷纷落入威尔士人手中，因为他们那时已经装备了攻城器械。至少一次英格兰人的救援部队被迫返回。救援部队面对的是被伐倒树木阻拦的道路和进军沿途的不断伏击。威尔士人在最新征服的地区取得了巨大胜利。比如，在一个地区，9座英格兰人的城堡只有一座未被夺取。
就在威尔士人的政治团结不断增强之际，英格兰人则陷入了为期10年的为争夺王位继承权而进行的内战之中。1154年，英格兰又在勇猛而精力旺盛的政治家亨利二世国王的统治下联合起来。亨利二世国王是一位有能力的统帅，发动了几次突入威尔士的重要战役，但在军事上均无功而返。一次，其部队穿过森林，越过荒野之后，发现威尔士人占据了牢不可破的阵地；另一次，亨利亲征，而且不仅从英格兰本土发兵，还从王属法国境内发兵。他的大军运动缓慢，进军中不断清除灌木和树木，以免遭敌伏击，并击退威尔士进行袭击和抢掠的小股部队。当登上海拔2000英尺的高原，来到比较开阔的乡下时，英格兰人除了遭遇连绵阴雨之外，未遇到敌人的任何反击。连绵阴雨冲毁了道路，将国王的军队陷入泥沼之中。道路泥泞，无法机动，有着过多骑兵的大军难以获得足够的补给，不久便被迫撤退，再次重蹈了初期战役失败的覆辙。
边境地区的伯爵们缺乏缓慢夺取胜利的耐心和时间，便采取其他办法。造诣颇深的外交家亨利表示出准备妥协的意向。在英格兰人强大力量和陈兵于盎格鲁诺曼帝国广大范围内庞大军队的威胁下，广为人知并深受尊重的南威尔士首领里斯勋爵也持相同观点。里斯了解亨利的权威，曾帮助他镇压过叛乱，甚至在他与法国国王的战争中派人援助过他。亨利国王在他控制的威尔士南部地区任命勋爵，但英格兰人的勋爵和城堡控制的地区更大。不过在北部，威尔士领导人欧文(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政治上他都是一把好手)拥有对国王来说十分强大的力量，足以对那些尚未完全征服的部分产生重大影响。于是，欧文给予国王名义上的效忠，而实际上却保持着独立。
英格兰人持续达百年的战争证明，由赫里福德和切斯特伯爵倡导的渐进方法是有效的。这种方法建立在耐心、坚韧之上，依靠建筑城堡和英格兰中世纪经济文化的影响，与罗马人征服不列颠和其他蛮族人地区所运用的原则大同小异。亨利国王的入侵与以前威廉二世的入侵一样失败了，至少是部分地失败了。其原因既是由于威尔士人熟练地运用了防御战略的后撤能力，也是由于英格兰人缺少足够的兵力空间比，难以执行快速持久性战略，以对付那种虽然缺乏政治统一却坚决抵抗外敌控制的敌人。只有执行缓慢征服，逐步加强的持久性战略，通过不断集中兵力，然后修筑城堡的方法，才能达到征服所必需的兵力空间比和政治力量，以克服威尔士人的抵抗。
接下来的将近一个世纪相对比较稳定，尽管其间曾有断断续续的战争，但英格兰人的影响控制着南部，与此同时，一位威尔士王子(理论上说是英格兰国王的诸侯)统治着北部。当英格兰人巩固他们在南部的统治时，北部威尔士发展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诸侯国政府，它致力于获得与君主国和欧洲公国相同的权力。
英格兰人征服部分威尔士尽管进程比较缓慢，但相对于西部欧洲对维京人和其他以后勤为目标的袭击者的防御来说还是顺利的。这两场持久战争的比较说明，进攻性袭击战略比与之对抗的防御更强，而实际上以防御对付持久性战略却要更优越一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袭击战略使防御的两个主要性能无效——防御对付武器系统相当或较弱的正面进攻具有优势，以及防御者撤退比追击具有优势的战略能力。由于袭击者避免与强敌作战，并依靠撤退行动，所以防御的两个主要优势无法发挥。
防御者要对付袭击者，就必须努力在各个地方加强自己，因此他们要运用筑垒和民兵，并通过构筑桥头堡和在道路交叉点驻守等方法，切断袭击者的交通线，以便实施战斗战略去追击袭击者。罗马人和拜占庭人也曾努力将劫掠后满载而归的袭击者诱至背靠河流、城墙或山隘的地方，以便消灭他们。但是，即使使用了庞大的兵力，数量较少的袭击者在攻势上仍然是胜利者。
但是，英格兰人以攻势行动对付采用游击战的袭击者，使袭击者的特性无从发挥。袭击者避免战斗和依靠退却的做法，对付进攻性持久战略毫无用处。实际上，这种做法反而有利于英格兰人按部就班的进军。在将领土放弃给敌人时，威尔士人将其劣等地域 [ 投笔从戎注：译者理解有误，“劣等地域”应为“低地区域”。下同。 ] 让给了英格兰人，而英格兰人迅速将这些地区转化为自己的领土，甚至征募当地的威尔士人参加武装部队。这样，进攻性后勤持久战略就比防御性袭击战略占了上风。偶尔发生的英格兰人进军，很少使用超过边境地区的兵力去实施实质性的征服。这一事实起码表明了实施持久性进攻的英格兰人与依靠游击战的威尔士人相当。英格兰人还把他们对威尔士的胜利归功于在其征服的小块地区集中兵力。当然，威尔士曾采用游击战，因为他们缺少执行持久性战斗防御战略和在战斗中迎击英格兰人的军事实力。
在以防御对付维京人以及其他袭击者和以进攻突入威尔士的这两个战例中，所采用的筑垒和瞰制交通要道的方法都是一样的。但是，英格兰人突入威尔士劣等地区的进攻战役与其早先作为防御者对付维京人和其他袭击者的入侵却是有区别的。对付这类袭击者，以战斗战略实施防御使维京人能够运用撤退方法，甚至能够抵抗正面攻击；而作为威尔士的征服者，运用持久性后勤战略，表明比对付袭击的防御更为有利。然而，侵入特定地区寻找战利品的袭击者所追求的是一种后勤战略，它可以增强进攻者的力量，削弱防御者的力量；而作为威尔士持久征服者，所采用的后勤战略则能够削弱对手的力量，增强自己的力量，而且比战利品所给袭击者的力量增强得更大。
这种执行持久性战略渐进方法的作用，在西班牙本国基督教教徒逐步压缩穆斯林教徒控制地区的过程中，也得到了证明。在那里，基督徒控制地区的每一次扩张，都明显地增强了基督徒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同时削弱了其对手的力量基础。虽然在征服居住同情基督教人口的国家时，西班牙人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加进了精神因素，夸大了征服的好处；但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地区征服的持久战略与后勤战略相结合的有力例证。
这种筑垒方法的效能及其后勤重要性，在另一场不太重要的冲突中得到了生动体现。杰弗里·德·曼德维尔反叛斯蒂芬国王，藏身于英格兰东部的广大沼泽地区。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以此为基地，掠夺和恐吓邻近的乡村。照一位编年史学家的话说，杰弗里致力于“对人群和畜群贪得无厌的抢掠；凡属于保皇党人的所有东西，他都要抢走、用光、破坏掉”。他甚至袭击了剑桥城，烧杀掳掠。凭借难以通行的地形条件，杰弗里轻而易举地避开了亲率大军出征的斯蒂芬国王的庞大军队。 [ 注：约翰·比勒，《英格兰战争，1066-1189》，第138页。 ]
但是，当国王转变为后勤战略时，他的阴险狡诈便无计可施了。被斯蒂芬建立起来的筑垒哨所线封闭在沼泽地形之内不久，杰弗里便无法供养他的追随者们了。他的袭击在给国王造成烦恼，并使他和他的追随者富足的同时，也枯竭了曾是他后勤基地内的资源。于是杰弗里及其追随者们不得不转而对付他们的支持者们。“成千上万的人被饿死，”同时代的人记载道，“他们继续增加城镇的赋税”，而“当这些可怜的人们再拿不出什么的时候，他们便掠夺和烧毁城镇。……接着是谷物、奶酪、黄油的价格暴涨，因为田地已成为不毛之地了。可怜的人们饥饿而死；一些人到那些曾经富裕的人那里请求施舍”。不仅其军队的后勤需求远远超过了当地的产出，而且由于杰弗里抢走了拉犁的耕牛，生产力也遭到了破坏。不久，杰弗里迫于饥饿，逃出了被他抢掠一空的地区，并在一次对斯蒂芬城堡不成功的进攻中受了致命伤。杰弗里的追随者们由于失去了他的领导，很快就向国王的军队投降了。 [ 注：约翰·比勒，《英格兰战争，1066-1189》，第139-140页。 ]
斯蒂芬国王的成功战役展示了当时的战略的复杂性，同时也展示了筑垒在中世纪战争中的显赫作用。战略和筑垒攻防中的实践，使得中世纪的统帅们在战场上常常不需要什么技巧。尽管中世纪的统帅可能拥有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好的重型骑兵、足够的轻型步兵，以及虽然协同不好但状态甚佳而且坚定的重型步兵，可是，他们在战术上却经常表现出笨拙，而且缺少机会制定类似马其顿人、罗马人和安息人那样的，用于战场的成熟条令。如果他们的战略陷于僵化的话，那么既是由于防御者的战略智慧，也是由于筑垒比攻城器械占优势。中世纪的军事家在将城堡运用于进攻目的方面，也表现出他们的天才。必要的耐心和彻底的工作，在西班牙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变化；而在威尔士和爱尔兰，相似的方法则为后来的迅速征服奠定了基础。部分是由于宗教狂热而激发起的十字军东征巴勒斯坦的战役，清楚地展示了中世纪战争艺术中真正优秀的因素。
十字军的合成军队作战
最初，当十字军向巴勒斯坦前进，由君士坦丁堡经安纳托利亚向叙利亚行军时，表现十分笨拙。这些国土中的许多地方自曼奇刻尔特会战之后，就一直被穆斯林土耳其人占据着。那次会战发生在基督教徒开始其第一次进军之前26年。十字军不仅对土耳其轻型骑兵的作战方式缺乏了解，而且对自己的重型骑兵极端自信，认为他们能够击败任何对手。第一次出乎他们意料的事情发生在1097年，当时第一支基督教军队正从君士坦丁堡进入土耳其苏丹的领地。他们分为两路纵队行进，纵队之间大约相距6-7英里，以便更容易找到补给品。土耳其人集中兵力对付其左路，于一天清晨突然出现在十字军的面前。十字军停止前进，安营扎寨，并将步兵大部队留下防守营地，而把重型骑兵列成阵形，对付土耳其人乘马的骑兵弓箭手。
当然，土耳其人并不靠近，而是沿着十字军的阵形驰骋，发射弓箭，并注意不形成值得十字军骑士冲击的集团。十字军发起小群冲锋，土耳其人就立即后撤，并继续发射弓箭。十字军的盔甲足以保护人员免受箭伤，但战马却被射死不少，而当冲锋的小群脱离主力时，土耳其人就将其完全包围，因而人员也伤亡惨重。数小时后，十字军收拢在一起，向营地退去，而毫无组织的步兵已被土耳其人突破。一位同时代的人描述了当时的情景：骑士们被“挤得一个紧靠一个，就像关入羊栏的羊群，毫无希望又惊惶失措，我们四面八方都遭到土耳其人的进攻”。 [ 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275页。 ]
好像又要发生一次曼奇刻尔特会战。就在这时，十字军右路的骑兵突然出现，并向土耳其人的翼侧和后方发起冲锋。看到这种情况，原先精神沮丧、被围攻的左路骑士们也发起了冲锋。土耳其人惊恐万分，夺路而逃，其中一些人从战场上一直逃到战马跑死，尽管并没有十字军追击他们。不过，由于土耳其人机动能力强，伤亡相对来说并不大；实际上，全副武装的十字军损失的人更多。十字军之所以能够避免曼奇刻尔特会战的再次发生，是由于他们的右路纵队接到了战斗开始时左路所派出的信使的通知，因此能够在战斗开始后将近5个小时的时候从战场南方7英里外的阵地赶来；相反，土耳其苏丹既不知道十字军右路纵队的位置，在其成功的战斗正酣之时又忘记了该纵队的存在。突然性以及重型骑兵的两翼攻击，打垮了土耳其人的轻型骑兵。
此次失败对土耳其人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以至于此后数个星期都未再骚扰基督徒的纵队，而且在剩下来的进军途中，也再未给其造成严重的伤害。但是，土耳其人的暂停攻击并没有缓解十字军的其他问题——补给问题。十字军本可以轻而易举地乘船到达圣地，因为拜占庭海军和意大利沿海城市的舰队控制着海洋。然而，海洋使十字军的领导人感到不舒服，因而他们选择了陆路，穿过当年亚历山大大帝开始其对付波斯帝国战役的国家。不幸的是，十字军的领导人不仅没有亚历山大的天才，而且缺少其计划能力和后勤组织。除了土耳其人的对抗之外，他们还面临着马其顿征服者所没有的其他困难。不像亚历山大，十字军背负着沉重的非战斗人员的负担，其中许多人是去圣地朝圣的。更有甚者，他们缺少地理知识，因为十字军总是忽视拜占庭人的劝告，常常断言他们的消息时过境迁。正如一位当时的人解释的：“在这块土地上，一旦大地硕果累累，就会立即遭到土耳其人野蛮的掠夺，以致要走很长的路才能见到一小片被开垦的土地。” [ 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272页。 ]
十字军在行军沿线发现的补给资源很少，而且土耳其人在防御中把后勤战略与战斗战略结合起来运用，以对付胜利了的基督教军队的进军。他们破坏十字军行军道路沿线的城堡，烧毁野草、农作物甚至村庄。这是波斯人曾用于削弱亚历山大军队的有效战略。
实践证明，土耳其人结合运用这两种战略，给十字军造成惨重伤亡。土耳其人消灭了由君士坦丁堡向东运动的一路纵队，其中只有极少数人在黑海边上的一个拜占庭人的港口找到了避难所，得以生存下来。另一路纵队有700名幸存者，这些徒步的骑士是因为隐藏在一座土耳其人轻型骑兵难以追击的大山里才得以生存的。第三路纵队由于返回，才得以保存。只有一路纵队徒步到达了目的地，因为土耳其人已经把他们的马匹全部射死了。一支非常庞大的军队也成为后勤困难的受害者。该军在到达一条河流时，大多数人几乎渴死。于是看到水后，其队形大乱，所有的人都扑向河流痛饮，但此时土耳其人发起了进攻，结果只有很少的幸存者到达附近的山里。还有一路纵队把马吃掉而免于饿死，徒步到达了目的地。
包含有轻型步兵的十字军与土耳其人作战，在战术上困难并不大，但是这一武器系统对于解决补给上的困难却毫无用处。由于土耳其人更喜欢避开行军纵队先头的骑兵，因此他们总是集中兵力攻击纵队的后方。十字军纵队的后部一般是弓箭手、弩箭手和徒步的骑士。徒步弓箭手以土耳其人及其马匹为目标射箭，具有优势，因此可以压倒土耳其人的骑兵弓箭手，而徒步骑士可以保护弓弩手免受土耳其乘马弓箭手的持剑冲锋。那些听取了已经进军部队劝告的部队，就发现这些优势武器系统的有机结合，足以对付穆斯林轻型骑兵。
幸运的是，在叙利亚的十字军很快接受了这一战术上的经验教训，并将其应用于与那些前拜占庭省份的穆斯林主人的战斗。但是，在他们与乘马弓箭手的第一次交战中，基督徒缺乏弓箭手，不过以勇敢弥补了缺陷。在得知敌人已经集中了庞大军队，准备发起对安条克的围攻之后，十字军决定迎战。由于在进军叙利亚途中损失了过多的马匹，因此只好仅以700名骑士攻击至少有12000名士兵组成的穆斯林部队。不过，十字军占据了安条克以东7英里的一个地方，在那里，他们这支小部队可以得到起伏地形的遮蔽，而穆斯林军队要通过那里，则必须穿过一条河流和一个湖泊之间宽仅1英里的间隙地。当敌军在黎明时分通过这个间隙地时，十字军突然发起了冲锋。将其掩护部队赶入了同样感到突然的主力部队之中。敌军仍处于行军队形，于是十字军对没有盔甲的轻型骑兵大肆砍杀，给其造成了巨大伤亡。这些敌人两面临水，拥挤在一起，根本无法逃跑。在穆斯林军队撤出由于其军队数量众多而无法运用其骑兵弓箭手战术的狭窄地域之前，已有2000余人被剑砍死或淹死。又出乎意料的是，由于十字军重型骑兵的后方有障碍屏蔽，因而使其能够压倒潜在战斗力更强的穆斯林轻型骑兵。
在下一次交战中，十字军将其数量较大且编成得当的部队排列在新夺取的安条克附近。由于害怕在城外迎击敌人，但因缺少食物而又不得不这样做，所以基督徒便采取有利的方式组织其步兵，并以徒步骑士增强其力量。从将重型骑兵配置在步兵之后这一点来看，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以轻型步兵对付轻型骑兵的重要性。他们展开战线，一端临河、一端靠山，以保护翼侧，并迫使土耳其骑兵弓箭手采取正面攻击的战法。在正面，十字军排列着长长的步兵战线，正面配置了弓箭手，缓慢地逼近土耳其人，并在向前运动的过程中不停地发射弓箭。虽然乘马的土耳其人作为弓箭手的技能无疑更为熟练，但步兵毕竟是站在地面上射箭，而且弩箭手强有力的机械武器大大弥补了技能上的不足。
土耳其骑兵被连续不断的如雹箭雨压迫得渐渐后退，最后终于溃逃，与另外一队骑兵会合到一处。另一队骑兵此前曾深入基督徒部队的后方，击败了十字军的预备队。土耳其人之所以得意忘形，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穆斯林的胜利使他们没有认识到徒步弓箭手对乘马弓箭手所具有的优势。为了与此优势相对抗，穆斯林曾改为突击战术：他们轻型骑兵发起冲锋，以短剑攻击步兵。然而，尽管此种行动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当部队看到主力已经离开战场之后，他们还是撤退了。
在此次战役的两个阶段，穆斯林骑兵的损失微不足道，但当主力放弃营地而不与基督徒交战时，徒步人员便无法逃跑或抵御重型骑兵的攻击。十字军的徒步弓箭手赢得了主要的正面战斗；骑兵只是在此后的行动发展中才处于主导地位。
在到达叙利亚的一年内，西欧统帅们已经发现了击败土耳其人的最佳方法，那就是运用徒步弓箭手的固有优势对付骑马弓箭手。其间，他们还曾运用恰当的合成方法对付所用战术系统完全不同的，来自埃及的穆斯林阿拉伯人。
在1099年进军巴勒斯坦和围攻并夺取耶路撒冷的过程中，十字军曾侵入属于埃及的地区，这里的穆斯林政权控制着巴勒斯坦，并常常与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穆斯林政府发生战争。埃及人的军队组织与其北方和东方的轻型骑兵对手完全不同：他们继续依靠早期阿拉伯重型骑兵的传统，并在与拜占庭人的冲突中进行了改进。现在，为使他们的战术系统适应与其乘马弓箭手对手作战的需要，他们首先使用大量轻型和重型步兵，其中一些装备弓箭，一些装备钉头锤；在这些步兵之后，部署拜占庭式的装甲重型骑兵，两翼则部署少量非装甲长矛骑兵。埃及人采用这种均衡的武器系统，并以弓箭手部署在重型步兵的前方以保护他们，将骑兵作为预备队，显然拥有了非常适于对付乘马弓箭手的队形。但是，就在土耳其人的轻型骑兵战术使得十字军不知所措之时，十字军的战术也使埃及人大吃一惊。
当1099年十字军在阿斯卡隆与埃及人相遇时，双方都有一翼靠海岸。基督徒还是按照与轻型骑兵战术系统战斗的方式组织自己的军队，在前面部署了9个轻型与重型步兵合成的师，并在每个步兵师后面部署了1个重型骑兵师。会战是以没有盔甲的埃及骑兵企图迂回十字军暴露翼侧的行动开始的，但是，位于翼侧的十字军重型骑兵师轻而易举地就将其驱散了。与此同时，双方的步兵也以互相射箭的方式开始接触，并开始转变火力。此时，十字军的重型骑兵通过步兵师的间隙发起了冲锋，践踏埃及人的弓箭手及其重型步兵。装备钉头锤而不是长矛的穆斯林重型步兵对十字军的冲锋毫无准备，因此根本无力进行有效的抵抗。接着，冲锋的十字军重型骑兵抵近埃及人的重型骑兵，其中许多人在静止中就被抓住了。但是，即使埃及人发起反击，恐怕也难逃最坏的结果，难以抵挡比他们盔甲更重、技能更熟练的法兰西骑士。由于步兵和骑兵遭受了惨重的伤亡，埃及军队彻底崩溃了。一翼靠海使许多人淹死，也有一些逃亡者成功地游到海岸外面的战舰上得以逃生。后方的城镇提供了避难所，但是狭窄的城门意味着许多人在等待入城时被杀死，还有许多人在城门附近惊惶失措的人群的拥挤中丧生。
十字军的能力并不总是像这些早期会战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高。有两次，同样的指挥官表现出荒谬可笑的过分自信，竟以几百人冲进一支完整的穆斯林军队，在第二次尝试中损失了绝大多数人。一个世纪之后，十字军与骑兵弓箭手相遇，并在一座有着不吉利的名字“卡雷”的城市附近将其击败，尔后仅以重型骑兵追击了12英里。但是，穆斯林并没有真正失败，而是要吸引十字军过来。十字军的轻型骑兵对手消失在地平线上，于是他们决定宿营过夜，而不是令人困马乏的部队返回卡雷。当他们下马，许多人已经解掉盔甲之际，穆斯林手持短剑和弓箭发起了冲锋。在基督徒在一座小山上找到避难所之前，穆斯林攻击者杀掉了他们大约1/3的部队。十字军的大多数之所以能够逃脱，一方面是由于利用了夜暗，但更主要的是由于穆斯林在瓜分从十字军营地获得的战利品时发生内讧。这次由于不顾后果的追击而引起的灾难，正好发生在安息人骑兵杀死克拉苏的儿子及其部队，包括高卢骑兵的几乎相同的地方。
在1119年的海布会战中，基督徒按照他们新近制定的原则对付骑兵弓箭手，将步兵和骑兵配置在一起，“两支部队之间可以进行有效的支援，徒步弓箭手保护骑士，而徒步弓箭手则受到骑士长矛的保护”。但是，穆斯林也掌握了基督徒的要领，他们的轻型骑兵也以短剑和长矛冲锋。虽然这些没有盔甲的弓箭手对重型骑兵没有多大的作用，但是与基督徒的弓箭手相比，他们的人数太多了，既没有组织，而且装备也不适于突击行动。只有在十字军指挥官有效使用重型骑兵预备队的情况下，才能避免失败，并安全撤出双方都宣称获得胜利的会战。 [ 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329页。 ]
将近12世纪末，建在巴勒斯坦的小小的基督教政府面临着复活了的埃及帝国强大的力量。当时，埃及在精明的统帅和政治家萨拉丁的领导之下。他已经征服了叙利亚，正向巴勒斯坦进军。他统帅着军队中，除了传统的埃及重型骑兵和步兵之外，还有更加强大了的轻型骑兵。他轻而易举地攻陷了位于加利利海边的太巴列，但基督徒的大本营仍然坚持着。为了抵抗如此强大的入侵之敌，基督徒们集中了王国内的所有军队，实际上，连坚守散布在国土内的城镇和城堡的驻军也集中起来了。他们将军队集中在太巴列以西16英里的一个叫做萨发里亚的村庄，但其领导人却对如何作战发生了争论。在他们的军队与萨拉丁占据的太巴列之间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地区，而且萨拉丁的军队已经掠光了该地区内的补给品，并破坏了水井。在炎热的夏季，在无水条件下行军是一个严重的障碍。
争论的一方主张采取后勤战略。他们认为，补给品的缺乏势必迫使萨拉丁很快撤走。如果穆斯林统治者希望战斗，那么就让他们向西进军，来找十字军好了，只要他们能够在炎热和缺水的条件下穿过荒凉的乡村就行。如果基督徒必须冒险投入王国的全部军事部队来进行战斗，那么他们应当尽可能地保留一些部队驻守。但是主张战斗战略的一方赢得了争论，他们认为荣誉要求他们减少大本营的驻守力量，而且一定会取得决定性胜利，因为萨拉丁的背后是加利利海。
在十字军进军太巴列的途中，穆斯林的骑兵弓箭手不断袭扰，降低了十字军行军的速度。下午，在距太巴列6英里的一座小山上，他们看到了萨拉丁的主力部队。敌人轻型骑兵的攻击已经迫使后方警戒部队停止下来与其战斗，而疲惫不堪的主力部队已经在炎热的行军中耗光了饮用水。于是，指挥官决定宿营过夜。这一夜是在无水条件和对方持续不断的弓箭射击下度过的。萨拉丁的人还在上风处的草原放火，使烟雾遮蔽了十字军的营地，这更增强了他们对水的需求。第二天清晨，疲惫不堪、饥渴难耐的士兵和又饥又渴的马匹不得不与萨拉丁的整个大军作战。但是，就在两军接近时，基督徒的步兵却逃到了一座小山顶上，他们说他们要渴死了，而且疲劳得无法作战。穆斯林骑兵弓箭手进攻十字军的骑兵，其余兵力则向毫无锐气的基督徒步兵发起了冲锋，步兵很快就被消灭了。在如雹箭矢的打击下，十字军骑兵不久也投降了。穆斯林的弓箭伤了许多人，但只有一小部分受重伤，被射死的更少，因为他们的盔甲提供了良好的保护。
由于忽视后勤而导致失败。但是，十字军还缺乏一起战斗的经验——这也是中世纪军队的特点。特别是，驻守城堡的步兵缺乏编组、指挥链、团队精神或凝聚力，也缺少能够使他们实施机动的任何协同。缺乏饮水和食物对精神崩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没有任何组织，则使步兵变得与乌合之众差不多。没有了徒步弓箭手，重型骑兵就无法对付对方的骑兵弓箭手。萨拉丁的精明管理使他获得了大多数优势，在弓箭射程之外避免了战斗，而让饥渴严重削弱了敌人人员、马匹的体力和精神；而且，萨拉丁这位经验丰富的帝王和统帅对其部队的补给也组织得很好。
消灭了基督徒军队的大部和要塞、城镇的守军之后，萨拉丁迅速夺占了耶路撒冷以及巴勒斯坦内地的大多数要塞。基督徒们仅剩下了几个港口，那里的坚固筑垒和意大利舰队的支持，使他们保留了这些不稳定的立足点。但是，萨拉丁又面临一个严重的威胁。1191年夏天，一支新的力量强大的十字军渡海而来，并在海岸站稳了脚跟。在法兰西腓力二世国王奥古斯特和英格兰理查一世国王的统率下，基督徒军队计划在进攻内地之前，先沿海岸向南进军，企图夺取耶路撒冷。萨拉丁则打算再次在敌人进军途中打击他们。他计划仍采用早先获胜的模式，使用骑兵弓箭手在途中袭扰和疲惫敌军，尔后再以主力进攻被削弱的敌人。
但是，果断的萨拉丁所面对的理查国王是一位可怕的对手。此点，从理查所拥有的“狮心”绰号即可感觉到。他在军事方面所表现出的才能和热情比民事方面更胜一筹，实践证明他是一位精明而又谨慎的指挥官。这位年轻的国王在巴勒斯坦时，曾组织过一支小部队抵御骑兵弓箭手的攻击，从这次战斗中可以看出其对战术真谛的把握。在战线的前方，他配置了长矛兵，让他们单膝跪地，矛柄插入沙地，矛尖与对方的马胸平齐。在两个长矛兵之间，配置1名弩箭手，并在其后方配置另一名弩箭手，拉弦安箭；尔后，后面的弩箭手再站到前面，将原来站在前面的弩箭手换到后面拉弦安箭，如此不断轮换。几乎所有的战斗，敌人的骑兵弓箭手都在如雹弩箭面前后退，而且由于畏惧长矛战线，也不愿意靠近以短剑攻击。理查也以少量骑兵出击，但是他富有想像力地结合运用两种武器系统的战术，解决了白天的战斗。
理查国王在准备他的战役时，不仅充分运用了他的战术经验，而且汲取了向太巴列进军灾难的教训。在他自己的军队向南机动时，他将骑兵和步兵各分成12个战斗群，将两个兵种的部队成对使用。接着，为了使两个兵种的部队达到较高的协同水平，他将12对战斗群编成5个大小不等的师。由于他的军队早在6月初就登陆了，而直至8月下旬也没有开始作战，所以有时间相互熟悉，并适应这种组织形式。他计划紧靠海岸行军，以便由意大利海军控制的海上可靠地获得补给。萨拉丁的部队早已将理查国王军队行军道路沿线的食物和饲料横扫一空。理查国王打算部队以比较宽松的时间机动，每天行军不超过12英里，以便有较多的时间休息。萨拉丁所要面对的将是一支补给充足、休息充分、组织合理的军队。理查国王命令补给纵队紧靠海岸机动，其外侧是12个骑兵战斗群，再外侧是步兵战斗群，如此形成一个绵延不断的行军纵队。弓箭手都穿着轻便、便宜的防护服，就像骑士平常穿在盔甲下面的衬垫服。
行军刚一开始，敌人就开始了攻击。当时的一位人士描述道：他们“不像我们的骑士那样装备有重型盔甲，但在速度上总占优势”。国王的表现就像一位指挥官一样，不停地沿着行军纵队前后巡视，禁止任何冲锋。据当时的人解释，这是因为“当你冲锋时，他们就逃跑，而他们的马匹比世界上的任何其他马匹更加敏捷；人们把它们比作灵巧飞行的燕子。当他们看到你停止追击时，他们便不再逃跑，而是返回来打击你；他们就像令人讨厌的苍蝇，你只能把它们赶走一会儿，而只要你一停止拍打，它们便立刻飞回来了”。 [ 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308页。 ]
由于后部是军队最薄弱的部位，像翼侧一样暴露在对方的进攻面前，因此萨拉丁将那里作为主要攻击方向，希望以此方法造成受攻击部队停止，从而形成这些部队与主力之间的间隙，逐步分割理查的军队。但是，这位经验丰富的统帅在队形的后部不断巡视，以保持行军队形。当然，他也派了一些弓箭手朝后走，以便在运动中向敌人射箭。当时的一位穆斯林人解释道：“敌人按照战斗序列机动；他们的步兵在我们与其骑兵之间行进，就像一道平行的坚固的城墙。每一名徒步士兵都穿着厚厚的毡袍”，就是那种垫在盔甲下面的衬垫。这种东西“如此坚硬，以致我们的弓箭在上面连个印记也留不下来”。这位穆斯林观察者还看到“许多人背上插着1-10根箭杆，但他们仍然按照正常的速度行进，没有一个人掉队”。于是，骑兵弓箭手瞄准远处的骑兵，“企图激怒骑兵，引逗他们脱离步兵壁垒。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那些骑兵毫不为其所动”。 [ 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309-310页。 ]
然而，这种无休无止的攻击开始使越来越多的马匹失去战斗力，而十字军骑兵也由于其被动和出于从属地位而变得越来越不耐烦。萨拉丁的部队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来自对方弩箭手的箭矢“射倒了穆斯林军队的战马和人员”。最后，当理查的军队接近行军的终点时，要通过距海边仅3英里的一片森林。正如他所预料的，萨拉丁在此隐蔽了部队。但是理查国王早已做好了在这类地点战斗的准备。当萨拉丁的所有部队，包括步兵和骑兵弓箭手以及位于他们前面的重型骑兵突然从森林中出现时，理查国王把自己组织良好、充满活力的军队紧紧地掌握在手中。萨拉丁打算沿整个战线作战，但把主攻方向放在敌人的后方；理查国王则计划在萨拉丁集合了他们的全部部队之后再以重型骑兵发起冲锋。虽然担任后方警戒的骑兵穿过了步兵队形，并在国王发出命令之前就发起了冲锋，但总体来讲，会战的进展基本还是按理查国王的计划进行的。在经过3次连续不断的冲锋之后，基督徒的骑兵把萨拉丁的军队赶进了森林。由于战场上的穆斯林步兵与骑兵互相挡道，致使骑兵与步兵的损失一样惨重。在意识到理查对战术非常精通之后，勇敢但又非常聪明的萨拉丁在基督徒军队恢复行军之后，未再进行新的战斗。 [ 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309页。 ]
但是，理查的胜利并没有使他得到耶路撒冷。在向位于内陆的耶路撒冷进军途中，他发现萨拉丁已经破坏了沿途的所有庄稼，烧掉了牧草，水井被下了毒或被填死。虽然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但无法克服萨拉丁后勤战略所造成的困难，理查国王只好撤回其饥渴难耐的军队，打消了夺取耶路撒冷的念头。
由于中世纪的所有军事领导人均来自骑士阶层，所以指挥官均不重视步兵，不了解除攻城以外的步兵用法。不过，十字军时期把轻型步兵与重型骑兵成功结合的做法说明，这些指挥官能够克服他们的偏见，并解决了夺取胜利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但是，由于他们受自身训练和骑兵行动重个体轻群体这种性质的束缚，中世纪指挥官们使他们的步兵处于相对无组织状态。不管怎么说，步兵总是分散配置作为城堡驻军，或作为乡村民兵，也妨碍了他们进行成建制的训练；而且，中世纪的军事领导人对训练重要性的认识远不及希腊市民民兵，比罗马的职业军队就差得更远。然而，对西欧来说，十字军对结合运用武器系统的理解，比与蒙古骑兵的短暂交战所取得的经验要重要得多。
成吉思汗和蒙古人的战争
蒙古人拥有一支非常类似安息人的骑兵部队，其中大约3/5是轻型骑兵，2/5是重型骑兵。他们的轻型骑兵带有备用弓和3袋箭，并且至少有1匹备用马。大多数重型骑兵以皮质盔甲防护，能够跟上轻型骑兵。蒙古人按照十进制将他们的军队组织成具有严格纪律和周密协同的系统。最基层的组织有9名士兵和1名领导，其上级单位共100人，10个这种单位组成一个1000人的单位，再由10个这种单位组成一支10000人的单位。他们的将军不直接参加战斗，而是位于预备队的位置指挥战斗。他们拥有组织严密的军粮供应部门，并从其已经征服的中华帝国那里学到了久经实战检验的攻城器械。在一位年轻王子成吉思汗(他凭自己的能力已经统治了亚洲西伯利亚部分的乘马牧民)的领导下，蒙古人已经冲出了他们位于亚洲平原东北部的祖国的所有疆界。
他们对花刺子模帝国的征服充分表现了他们作战方法的特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就推翻了这个由美索不达米亚一直延伸到印度，并且包括了曾给亚历山大大帝造成很大麻烦的大夏和粟特的君主国。而且，蒙古人在完成他们的占领，建立起他们的统治之后，就立即有了与亚历山大相同的经历。虔诚的穆斯林人民奋起反抗他们的征服者，而占领部队的行为则强化了这种敌意。城镇人民起义，本地人暗杀蒙古官员，屠杀小哨站的驻军。
蒙古人以派遣大军进行灭绝战役来报复。军队连续不断地对这个国家进行系统的再征服，他们神速围攻并占领了每一个城市。蒙古人拥有运用攻城器械的丰富经验和相应的装备，一次攻城就可以使用4000架云梯和4000部攻城机械，其中包括一些适于向被围攻城市的城墙之内投掷燃烧油罐的机械。
蒙古人克服了兵力与控制庞大国家的空间和人口不成比例的困难，因为他们从不在被夺取的城市留下驻军：他们将所有人口全部杀掉或驱逐，甚至连“猫狗都不留下”。他们把囚犯、工匠和达到从军年龄的人随军携带，从而增强了蒙古军队下一次攻城的力量。他们让这些人从事必需的挖掘、建造以及辅助进攻的工作。尽管在攻击中面临严重危险，但这些非自愿被征入伍的人们仍比较配合，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战斗失败，他们就必死无疑。这些囚犯在战斗中伤亡极大，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幸存。 [ 注：米切尔·普罗丁，《蒙古帝国的兴起和遗产》，埃登和塞达·波译本(伦敦，1967年版)，第191页。 ]
蒙古人曾经饶恕了赫拉特这座大城市的居民。但是军队离开不久，当地居民就发动了起义，杀掉了蒙古官员。宽恕的错误危险地在这座城市中蔓延。成吉思汗质问军队的指挥官道：“起义为什么会发生？怎么会发生直至赫拉特人民集中起来，屠刀都没有发挥作用的情况？”接着，他指示指挥官返回去：“由于死人又活过来了，所以我命令你必须把他们的脑袋从身体上砍下来。”指挥官确实如此做了，他再次夺取了城市，杀掉了城中的几十万人。最终查明，幸存者仅有40人。 [ 注：米切尔·普罗丁，《蒙古帝国的兴起和遗产》，第192页。 ]
在与被俘的花刺子模王子谈话时，成吉思汗希望了解他的恐怖战役是否能够永久征服花刺子模帝国的人民。他问道：“你认为这种血流成河的场面能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吗？”王子答道：“如果成吉思汗继续这种屠杀战役，那么将不会有一个活着的人保留这种血腥的记忆。” [ 注：米切尔·普罗丁，《蒙古帝国的兴起和遗产》，第195页。 ]
这种交谈清楚地展示了蒙古人方法的两个因素：恐怖的政治战略和屠杀平民的极端的后勤战略，而平民则是潜在的支持他们的士兵和生产者。政治战略发生了作用，人民受到了震慑，即使是单个蒙古士兵驰入村庄，也能够将老百姓吓住，可以拿他任何想要的东西，或杀掉他想杀死的人，而不会受到哪怕是轻微的抵抗。就是这样，成吉思汗很快地制服了一个庞大伊斯兰民族对异教徒统治的联合抵抗。
东欧缺少兵力面对如此无敌的军事机器。俄罗斯依靠重型骑兵和重型步兵，波兰人仅依靠重型骑兵，而且也没有足够的徒步弓箭手抵御蒙古人的轻型骑兵。在1238年毁灭俄罗斯，烧掉他们木制城墙围挡的城市和城堡之后，蒙古人置位于森林和沼泽之间的城市诺夫哥罗德于不顾，掉头开走了。就像安息人一样，蒙古人在茂密的森林中难以施展。击败波兰人之后，蒙古人集中兵力对付匈牙利。匈牙利人有伟大的统帅，并有许多骑兵弓箭手。蒙古人虽然缺乏占优势的武器系统，但还是击败了匈牙利人，因为他们的将领出色，并且拥有协同密切、经验丰富的正规军队。接着，蒙古人分兵向南、向西突进，直至到达亚得里亚海。实践证明，这项任务完成得并不轻松，因为当地人在山里伏击他们，切断他们的补给。骑兵部队在山区就像在林区一样，面临许多困难。
由于罗马教皇和皇帝极力动员欧洲抵抗异教徒蛮族人的入侵，蒙古人比他们来时更快地消失了。远在亚洲的成吉思汗之死，为结束这场为期4年的战役提供了契机。前面征途上的高山、森林以及石砌城墙环绕的城市和城堡，也必然提供了额外的撤离理由；而且多林国家牧场和谷物很少，与全部是骑兵部队组成的蒙古军队的巨大需求相比，差距太大，因而这种明显的后勤障碍，也是他们撤离欧洲的原因之一。于是满载战利品的侵略者返回了他们的家乡大草原，在他们身后留下的是一片废墟。但是，这次撤退或许并没有使全部西欧摆脱像俄国一样的命运(它仍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但毕竟使他们免除了更多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中世纪战术和战略总结
中世纪战争既强调四种武器系统的不同功能，又注重它们之间各自的优势。马镫增强了突击骑兵的作战能力，其专业化倾向也更加明显，虽然拜占庭骑兵携带长矛和弓箭，但双重或全般功能的骑兵在很大程度上被废弃了。尽管下马的骑士能够像在马背上一样熟练地进行徒步战斗，抵抗重型骑兵的攻击，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需要步兵迅速站成密集的静止队形用长矛抵抗骑兵的冲锋。虽然较强骑兵的威胁彻底排除了士兵间隔较大、挥舞短剑的罗马队形，然而中世纪军队的权力分散使形势更加恶化。未经训练、毫无协同可言的步兵排成盾挨盾的队形，除了防御什么事也干不了。中世纪重型步兵的机动能力甚至比不上马其顿人的方阵。此外，士兵们常常缺乏经过训练和一起生活而形成的士气和凝聚力，而且通常没有长期在熟悉的领导人手下战斗所产生的那种默契。
由于骑兵和投射武器部队作战时更多的是作为个体而不是集体战斗，所以中世纪军队武器系统的质量很少(如果有的话)受到影响。事实上，他们的重型骑兵可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好的。在射箭术方面，以弩箭替代弓箭，补偿了欧洲许多地方射箭传统的不足。尽管有少量的骑兵弩箭手具有相当的作战能力，但欧洲人对轻型骑兵所表现出的兴趣不大。
由于重型步兵专门用于对付重型骑兵，轻型步兵在攻城作战中的作用无可替代，并且是在战场上对付轻型骑兵是最有效的兵种，所以1200年代的战争艺术具有如下区别鲜明的性能：(用“>”代表优越于)重型步兵>重型骑兵，重型骑兵>轻型步兵，轻型步兵>轻型骑兵，轻型骑兵>重型步兵和重型骑兵。这些关系清楚地概括在在图解2.1中。图中，A表示攻击能力胜于箭头所指的兵种，D表示防御能力胜于箭头所指的兵种。攻击包括迫使被攻击对象战斗的能力；防御仅指成功抵御进攻的能力，而不包括部队行动的能力。本图所概括的情况是指在平坦地形上。
图解2.1 武器系统的战术能力
骑兵下马后的能力将有所不同。当重型骑兵下马作战时，它就变成了重型步兵。徒步作战士兵的总体能力肯定优于乘马作战的士兵，相同武器系统对抗时，防御一方的能力较强。轻型骑兵下马作战，也可以获得相对优势。在任何情况下，下马作战的骑兵在防御中更便于利用地形或人工障碍等有利条件，而乘马作战就不太容易做到。中世纪统帅掌握并经常利用下马重型骑兵的这种价值，但是，由于缺少轻型骑兵，所以总是不能很好地运用这种变换。他们确实偶尔让弓箭手乘马，使其拥有轻型骑兵的战略机动能力；但他们更少采取相似措施，让重型步兵乘马，这大概是因为重型骑兵后备力量充分的缘故。然而，让重型步兵乘驽马或许比骑士习惯于徒步战斗更要合算得多，因为这将节约培养健壮战马，训练昂贵但无用的乘马战斗技能所需要的可观费用。
中世纪战争及其战术安排的不同成分对战术学的贡献比这种对各种成分作用的严格区分本身还要小。在战略方面，尽管重型骑兵的进攻能力有所改善，但防御仍占据主导地位。木制及石制的城堡和城墙压倒了进攻。中世纪战略再次表明，如果两军构成基本相同，要迫使敌人在对已有利或对等的条件下作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战略问题。如果两军在适宜地形上的机动能力都比较好，那么是否进行战斗的决定权在机动能力更强的一方。正因为如此，蒙古人可以迫使或拒绝与任何欧洲军队作战。但是在欧洲，一位指挥官不能迫使一个具有相当警觉的敌人作战，除非他能像腓特烈皇帝在莱尼亚诺那样做。那次，他把自己的步兵留在后面，以骑兵实施攻击；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不能攻克意大利人的步兵时，就只能遭到失败。不过，中世纪的防御者不是运用撤退，而是经常运用防御的另一资源——防守坚固阵地，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们高墙围绕的城市和城堡提供了最好的依托。进攻者所面临的选择要么是实施袭击，要么是实施通常难以成功的攻城，所以他们很少能实施持久的决定性会战。
玛格雅人 [ 注：马扎尔人，下同。 ] 和维京人的袭击者们主要是交替运用袭击和撤退战术，因此对付他们主要采用纵深防御的持久战略，结合运用追击和在城市、交通枢纽筑城的方法。这些筑城城市和城堡还可作为平民的避难所和阻止敌人机动的障碍。实践证明，对付袭击者，这种要点系统比追击更为有效，特别是当玛格雅人具有较强的机动能力，维京人具有战术优势的重型步兵面对赶上来的重型骑兵时更是如此。中世纪的征服者也把筑城系统应用于进攻性持久战略中，法兰克人的统治者查理大帝就曾建设要塞控制被他打败的撒克逊人。通过在他们的新臣民中间建立要塞，控制了交通要道，法兰克人就有了影响全国的可靠措施，特别是这些要塞不仅具有强大的防御力，而且其驻军还可以实施进攻。在西班牙和威尔士，入侵者把敌人的地区分割成一个个小块，通过在每个小块地区建立城堡的方法巩固其统治。无论在进攻性还是防御性持久战略中，筑城方法都是所要应用的重要措施。
筑城还意味着采用战斗战略，一种极端的情况是占领有利阵地，利用防御力量抵抗敌人的正面进攻。此外，由于筑城体现了重型和轻型步兵的双重属性，因此这些筑城构成了防御中具有优势的武器系统，并确保了战略防御的优势地位。一位中世纪后期的军事作家强调把依靠筑城抵抗入侵作为在战斗中迎击敌人的一种替代方式，当时他建议统治者“向边境上最重要的地方集中和补给粮食、火炮和人员”，并“对那些未实施防御的地方进行破坏”。许多地区的城堡数量使得此种战略相当可怕。在当今法国东部的一个地区，不足3000平方英里的地域内就有70座城堡，平均每50平方英里一个城堡。
这种强有力的防御常常能够降低入侵者通过破坏增大战争代价的袭击来获得政治让步的筹码。此类袭击的破坏性激励防御者增强其在城堡纵深实施可怕的防御战斗，采取防御性后勤战略。因此，同一作者竭力主张防御者“从国家边境及其以内的一个宽阔地带撤出所有的家畜，并将乡村所有的食物补给品放置在隐蔽安全的地方，致使敌人进来实施攻城和四处窜扰时找不到任何东西”。毫无疑问，中世纪战略防御以此作为要旨。 [ 注：菲力普·康塔曼，《中世纪战争》，米切尔·琼斯译本(伦敦，1984年版)，第220页。 ]
为了进攻目的而运用筑城(使逐步侵入敌方领土成为可能)也能够实施进攻性后勤战略。持续达数世纪之久的基督教征服和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连续不断的筑城，就具有这种后勤效用。每一块新的基督教属领土，都使基督教政府的军事人力得以增强，同时相应减少了穆斯林帝王军事资源的数量。由于战略中几乎所有的后勤方法都需要战斗去实现，所以，如果不是为了即时目的，那么基督教徒在西班牙的战略可以体现基本后勤效能的特点。因此，持久性战略可以逐渐取胜，并作为后勤战略而获得胜利。当然，为了确保迅速获胜，如果侵略者的目标非常有限，或者防御者的抵抗意志非常薄弱，那么也可以采用战斗战略。
通过在边境上抗击英格兰凯尔特人、西班牙摩尔人以及东部的斯拉夫人，中世纪统帅和政府对如何征服敌方人民的方法都了解得非常透彻。当然，土耳其和蒙古系统达成这一目标更为快速。杀掉凯尔特和斯拉夫民族的人员，以恐怖和剥夺其用于抵抗的人力资源而制服其抵抗。在一个场合，一时恢复使用这种措施的罗马人曾实施杀光政策，以达成其后勤目的。当时，非洲的一个叫做纳萨莫尼斯的小部落反叛，于是罗马指挥官“攻击并消灭了他们，甚至连所有未参加战斗的人也都杀掉了”。皇帝“图密善对此胜利得意洋洋，对元老院说道：‘我已经禁止纳萨莫尼斯存在下去。’”但是，欧洲的基督教统治者们通常采用比较人道的方法(如果说这种方法比较慢的话)，也就是通过筑城以渐进征服和绥靖的方式来达到征服敌方人民的目的。 [ 注：迪奥，《罗马史》，第62卷，第5页，第6行，转引自厄尼斯特·凯利译9卷本《迪奥的罗马史》(剑桥，麦斯出版社，1914年版)，第8卷，第327-329页。 ] 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中世纪结束也没有改变，无论在哪种地形对何种敌人所进行的特殊战争都是如此。这对于地域性和国家性战术系统的再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