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柏林的决策——1944年轰炸机进攻·第十二
作者：肯奈斯·麦卡西·英国
出自————《致命的失误》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施魏因富大屠杀促使哈里斯采取了他所认为对战争起着决定性因素的军事行动。早在1943年11月13日，在呈送给邱吉尔的一份备忘录中，他多处提到趁冬季夜晚较长的有利条件以轰炸机部队和第八航空队全部兵力，向柏林发起全面的进攻。他的这一建议完全符合卡萨布兰卡会议的精神，并且他已决定“近距离轰炸”柏林地区的许多为德国制造战斗机的工厂。然而，他让美国人参与这次行动的建议从技术上讲是不现实的。因为美国人既没有适合于夜间行动的设备，也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训练。如果他以为阿诺德可能会同意让他来指挥第八航空队的话，那他就太天真了。况且第八航空队参战的成败还难以确定，然而美国空军部队的飞行员们一直在盼望着美国总统和国会批准空军成为一个独立军种的那一天。即使阿诺德在哈里斯不断地向邱吉尔强调“如果美军能参战我们就能彻底摧毁柏林的攻势，这将只损失我们400～500架飞机，而德国将会输掉这场战争”时，曾暗地里同意他的建议的话，那么任何其他一切作战方法除白天作战外，都会使美军航空队的愿望化为泡影。然而，阿诺德还是愿意采取“近距离轰炸”的作战方案与英国皇家空军采取联合行动，但他更愿意由美国人自己来实现这一胜利。
就士气上讲，哈里斯相信这次行动是决定性的，这一点不容质疑，至于为什么，这是另一回事。他没有忘记德国对不列颠的闪电战，他亲眼目睹了伤员被困在防空洞里和居民学会在闪电战中怎样生活的情景。1940年只有一个城市受到轻微的破坏，这归功于对市民的正确领导。他还记得情报局报告汉堡和其它许多大城市遭到破坏的情况。在他给邱吉尔写信后的那天，一位战时经济大臣和空军情报部门在他们的报告中写道：“保持士气是前线德国人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伤亡的增加是一个重要因素，它使人们想到军事上的失败，并倾向于用无条件投降来保证德国城市免遭更大的破坏。”三天之后，空军情报局的报告再次指出了这一点，同时还提出了警告：
“尽管由于力量所限、与一方或另一方妥协的可能性和过去三种天气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士气的全面崩溃，而由此可以推测这样的崩溃是不可能发生的（原文如此），况且我们并不排除大规模军事行动受挫和冬季来临时共同作战的可能性，但空袭可以对德国内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这纯粹是一种没有充分材料证实的假设。它是由不列颠历史情报所欣斯利提出来的。即便有损失，但希特勒仍不会得到支持，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是就降低德国人的士气——人民在无端地受难这一点来说，许多报告看法一致。
在空军部里，由于情报的原因，助理部长没有说支持哈里斯，但是国防合同行政勤务都表示反对。他们担心如果像1940年9月，戈林冒险攻击伦敦那样，那么对柏林的牵制行动会使纳粹空军获得喘息的机会。即使柏林会遭到像汉堡那样的破坏，德国也不会放弃它的统治；如果行动失败，那么盟军轰炸机部队将会被严重削弱。
由于邱吉尔和波特尔的支持，哈里斯一意孤行，于11月18日和19日夜间，以444架轰炸机对柏林进行了轰炸，结果只损失9架（占2%）飞机。第5天夜里，一支由764架飞机组成的更强大的轰炸机部队再次轰炸柏林，这次行动损失的飞机只占出动架数的3．3%。第6天夜间出动了382架飞机，盟军这次损失了5．5%的飞机。每天夜晚天气都很糟，轰炸机盲目地穿过厚厚的云层，直到12月20日白天才透过云层的缝隙看见破坏的程度，空中照片才能显示出轰炸的结果；然而没有确切的迹向表明，在选择未来的目标方向，各种战术和指挥是成功的。哈里斯对最终结果一直持乐观态度，他于12月7日写信给空军参谋部时声称，只要他能继续保持这样的攻击速度“……只需兰开斯特的空军力量就够用了，但这种够用仅仅是指1944年4月1日在德国造成的一种破坏局面，面对这种情况，德国必定投降无疑”。但是，在这同一封信中，他又公然警告说，敌人“日益增长”的防御能力可能会对己方造成毁灭性的后果。而且他没有提到那些美国人，他只将他们作为帮手看待。
在不列颠地区，尤其是在电子学领域所犯的错误帮了德国人的大忙，其防御能力的确将变得难以对付。进行袭击的早期警报总是由空勤人员提供。白天他们在飞到不列颠上空实施攻击和发射之前，就将其无线电设备加热，发射由美国勤务站监视。然而，造成电子方面的不安全感的主要原因在于飞机上的传感器，德国战斗机靠这种传感器很容易进行领航。两年前，R·V·金斯博士，情报（科学）局助理局长，已对这种危险提出过警告，该危险与敌我识别系统有关，这种敌我识别系统是英国飞机为了让英国雷达操作者识别其国籍而携带的。投弹手非常错误地认为，敌我识别系统混淆了敌人雷达操作者的闪光信号灯，因而使其一直开着。此外，轰炸机指挥科学家对金斯的主张持不科学的怀疑态度并进而声称，为了这样的目的而试图阻止使用敌我识别器系统可能会对“投弹手造成心理上的影响”。直至1944年1月5日，无可辩驳的证据才通过不可思议的奇迹显示出来，敌我识别系统是导航的一种来源，它可使哈里斯和“那些相信敌我识别系统具有神奇的警戒效力的白痴”之间的联系中断。但是有些投弹手继续使用敌我识别系统，一个敌我识别系统就足够显示一架轰炸机所散布的全部反射体。把邓尼茨的困难和电子学上的错误相提并论是不适当的。
从H2S厘米波雷达和蒙尼卡（一种发出警报的仪器，以免战斗机接近机尾）发出的发射波，德国游猎式战斗机已在加以利用，因为那两种设备即使没有工作时也通常是开着的。为对抗H2S厘米波雷达，他们使用同样的“Naxos”，犹如他们用来帮助潜艇对抗厘米波ASV一样。作为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德国人可以用“Zahme Sau”（驯服的猪）来改进“Wild Sau”（野猪），并开始在遥远的北海截击轰作机。在几种新电子设备和SN2——一种得到大大改进的AI雷达设备——的帮助下，他们以猛烈而又连续的攻击，击落了许多轰炸机。除了少数例外，从11月23／24夜晚起，损失率超过5%，而在12月2／3日则高达8．7%。城市中严格而且迅速的民防措施是由轰炸机指挥部着手实施的，该指挥部曾保证在道德和纪律方面不会有明显的缺点。所有来自军队和党卫队的5万人全部应征到柏林去提供帮助和对掠夺者与失败主义者强行执行极为严厉的惩罚，大量的失败主义者被正式逮捕并被带到附近的萨克森集中营即刻处死或服苦役。1944年3月“战役”结束期间，柏林的伤亡人员控制在1万死者以内，由于使用厚混凝土掩体和预先疏散人口和工业的措施，这一数字是相当低的。然而，尽管柏林和其它许多地方遭受轰炸，德国的工业产量在施佩尔富有灵感的指导下持续上升。施佩尔与施密特（卡姆胡伯的继任者）和希姆莱的党卫队以无情的判决挫败了哈里斯，哈里斯甚至无力进行较量。
战争中，简明的计划最富有成效。就其性质而言，轰炸司令部的计划要想保持力量以对付天气和敌人多样化的防御力量——包括其投弹手和机器的差错——根本不可能是简单的。一支航空部队的集合、下达指令和起飞、牵制措施的准备以及分散的出动架次，都包括复杂的计划和参谋工作，这决不可能是十分简单明了的。起飞之后，事故、机械故障或判断错误，都会使行动陷入危险和凶兆之中，通常要冒来自入侵到轰炸机基地上空的敌机袭击的危险，对于海上的截击行动来说，仅仅只有一丁点儿时间是投弹手感到安全的，正如一位名叫威廉·安得森的幸存者所描述的那样：
“这次柏林冬季战役没有丝毫的魅力……航程长、单调而危险。沿着航线，我们可看到一串串闪闪发光的战斗机，通常三架一组，射手不时地报告有飞机在火焰中坠毁。你就在那儿等着轮到你。”
德国人已经发现自己的战斗机在兰开斯特或哈利法克斯飞机之下能够安全飞行，而不被对方轰炸机机组成员观察到，但包括他在内的所有英军官员当时却对此一无所知。德军将口径20毫米的两挺机关炮安装在“梅塞施密特110式”飞机座舱顶上进行试验，可以进行几乎垂直向上和稍向前方的射击，这一发明被称为“爵士乐”。
虽然德军占有这一优势，但其战斗机飞行员们遇到了棘手的问题：他们得在危险的天空昼夜进行战斗，这种过度紧张将会由于远程歼击机在他们中间出现而加剧。假如其对手在战前就优先考虑使用这种武器，而不像德国人自己那样，那么德军飞行员将更早地陷入这种困境。但英美两国在1938年以前都未曾想到这一点。因为他们认为远程轰炸机能够自保。但后来英军认为有必要改进卓越的“蚊”式轻型轰炸机和奥波依导航设备的用途，即用作夜间战斗机来对付对方夜间战斗机的进攻，以保护易受进攻的轰炸机群。但在战前，空军司令部反对采纳轰炸机飞越敌人战斗机群的私下冒险行动。作为赌注，在1940年生产出“蚊”式远程战斗机，这是一个极好的值得回味的笑柄。同样，美国也竭力将P-38和P-47战斗机挂装汽油箱，使其具有远程作战能力来为“空中保垒”护航。同时，他们还拥有P-51战斗机，这种飞机由美国生产并获英国皇家空军的说明书，经英国莫林公司改装发动机后，各项性能指标（不仅是航程方面）都优于敌对和友好国家的各种飞机。
尽管飞机上有导航设备和瞄准装置，要想击中目标仍然很困难，特别是在奥波依雷达导航距离以外的柏林上空更是如此。如果1943年10月经过改进的“奥波依载波增变器”，被视为并非无利可图而采用的话，那么这种障碍便会得到克服。既然只有少数最新型的3厘米波段H2S雷达可以利用，所以要想明显地确定市内的瞄准点是不可能的，这样，导航飞机只得根据如具有市郊或湖泊等显著特征的邻近地物进行定时定向地飞行，并在其航程终点投下目标信号来尽可能准确地指示目标。然后，指引目标轰炸机则依导航飞机窗下的不同颜色的闪光，或通过观察目标信号的辉光，如同后续主力轰炸机群针对目标点一样，进行轰炸，误差相当大。即使是经验丰富的H2S雷达手也常常难以找到正确的目标点，而把轰炸机引向全然不同的方向，并且经常在目标信号消失以后不能及时补上，使得轰炸机瞄准手盲目投弹。在远距离航行中，由于风力和风向是一个捉摸不定的关键因素，要想准确地计算时间则成为至关重要和极为困难的事情。有时盲目飞行的指引目标轰炸机被击落，而由另一架飞机接替后，就难以保持飞行队形。这完全是一场命中率极低的投机行动，甚至一个微小的误差就会酿成彻底失败。在这种情况下，难于把炸弹投向北海、丹麦或德国的其它任何地方。这样浪费很大，即使对德军所采取的欺骗措施成功，或轰炸机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飞行，也是如此。
直到3月底，轰炸机司令部在对柏林的轰炸中损失了495架飞机，占出动飞机数的4．5%，与此同时，对其它几个城市也进行了重点轰炸。其中包括对施魏因富特的球状支撑建筑物的准确轰炸。尽管哈里斯反对这次行动，但还是在清醒后的空军司令部的明确命令下，由英军于2月25日夜在第八航空队24日攻击后引起的大火的引导下飞抵目标实施地。
轰炸机部队从11月到次年3月期间所付出的代价是共出动28，903架次，失踪1，128架，毁坏2，034架。这一阶段的作战中出现了一些巨大损失，如2月19、20日对莱比锡的轰炸损失78架，而在3月30、31日对纽伦堡的轰炸中出动飞机795架，结果损失88架。这对哈里斯不可一世的野心敲响了丧钟，因他在这次作战中错误地使用了牵制战术，关于天气无云的预报也不准确，而且低估了德军战斗机部队的效率和士气，他也未想到利用H2S雷达发射信号和“爵士乐”所造成的威胁，关于这方面的情报直到1944年7月初才初露端倪。在轰炸柏林的战斗中，还损失了第八航空队的大约140架飞机，3月他们使用了600至800架轰炸机，由800架远程战斗机护航，断断续续地进行了5个白天的战斗，而其中只有一天在云层中找到了雷达盲区时，才获得了对目标集中轰炸的好效果。
4月1日到了，柏林尚未被摧毁，德国的生产仍在上升。640架联盟轰炸机损失的代价（远远超出了哈里斯战前许诺的400～500架和战后承认的300架飞机的数目）尚未能换取德国人的失败，敌人仍然在各战场奋力作战，被打败的却是轰炸机部队。这里的失败正好由美国人的作战行动所弥补，他们白天进行的准确攻击是赢得进攻纳粹德国空军的战斗胜利的关键。英国参谋长最后确信夜间轰炸已不再适用，便决定让哈里斯改正原来的错误，像邓尼茨一样。哈里斯一心要坚持习惯上以技术对等来使敌人遭受挫折的一种边缘战术和原则；同时，他也象邓尼茨一样，在不清楚对方技术差异、特征和性质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固执行事。他还按自己的理解坚持认为轰炸机进攻优于战斗机防御——这一失策在1938年差点导致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部队的地位屈居于轰炸机部队之下，若是这样，紧接着1940年的不列颠之战也几乎肯定要失败。1943年，他不去努力摧毁敌人的战斗机及其工厂和机场，而非常傲慢，无视这样的训戒——他抛弃了空中作战应夺取制空权的主导原则。现在是美国人向他展示了他观念上的错误。同时，也是美国人使得纳粹德国空军的指挥官们犯下了新的错误。
“幸运儿”阿诺德将军镇定地正视10月施魏因富特灾难所带来的教训，是他的这种勇气为美国人坚定信心以处置3月间的柏林损失铺平了道路。1943年10月17日，他非常诚恳地写信给波特尔，要求“立即铲除一些过时的战术观念，以便使所下命令更加协调一致，使联合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阿诺德的目的是要通过摧毁纳粹德国空军以夺取制空权，以此作为1944年在法国进行大规模“霸王”两栖登陆作战的必要前提。波特尔在没有得到空军参谋部同行们支持的情况下立即作了答复，给予哈里斯在处理柏林问题上的自由权，这样就因降低为夺取制空权战斗的地位而违反了空中力量原则，从而提高了一种未经证实的理论的作用，看来这可视为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以地区性军事野心来取代联盟和国家利益的行为。既然如此（双方争论的阴云不时地出现），因旺盛的活力而受到赞扬的美国人则继续为夺取制空权而集中力量战斗，他们无视常规为其战斗机装备大量的悬挂式汽油箱发动攻击。同时，他们更新了战斗机护航战术，以使其轰炸机编队白天进行战斗时充满信心，以对抗波特尔企图使他们采取夜间轰作战术。对法国境内局部目标和德国外围的进攻行动，随着作战经验的不断丰富和敌人战斗机部队的受阻而逐渐向纵深发展。
德国战斗机针对敌人有护航保护的轰炸机战术已引起了注意。就像潜艇司令部那样，阿道夫·加兰德中将领导下的空军战斗机司令部，只喜欢在敌人精疲力尽时进行攻击。他们设法在攻击时表现出高超的技艺，通常在远离敌轰炸机编队时就用机关炮对敌进行远距离射击，尽管他们使用的飞机是陈旧过时的，但还是取得了成功。当敌人先进的远程战斗机从高空压制过时的德国对手时，这种“幸运的时刻”便结束了。就像1940年英国面临的情况一样，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轰炸机，戈林要其战斗机避免与美国战斗机交战——这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道丁在1940年就曾小心地避免，——当他坚持对战斗机和轰炸机都进行攻击时，他仅选择后者加以击落。结果使美国战斗机飞行员得以腾出手来追捕德国战斗机。就像有人后来评论的那样，德国人的士气低落了。“有可能的最安全的飞行是美国战斗机在德国上空的飞行，”而且，轰炸机还常常在未被拦截的情况下开始进行有规律的突破，这就是为什么能够有效地恢复对飞机制造厂，2月对施魏因富特，1944年3月对柏林实施白天精确轰炸的原因。
除此之外，戈林和乌德特的无能，再加上由于在数量和技术上的劣势指导错误，是纳粹空军灾难的根源。暂且不说德国在地理上的极大不利——这是他们所有困难的核心。1940年他们暂停发展电子设备并为此付出了代价（自1942年起，巨大的努力只部分地弥补了这种暂停），而且高级战斗机的生产也以失败告终，这本来是在纳粹空军的能力范围之内的。喷气式飞机于1939年出现，到1943年已经能作为战斗侦察机使用，而且有效地实施了重点部署。关于这一点，如果戈林能坚定地打动希特勒和其他人的心的话，这种飞机将被发展成一种高速轰炸机。但这并不是那么回事，作为轰炸机，它的功能并不重要，或者说这两类飞机在作战时难于合为一体。多用途双引擎飞机，诸如“蚊”式飞机，已完成实验。戈林的错误在于只热衷于进行讨论而未作出极力想得到的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决定，这导致了多次推迟喷气式飞机的发展计划。这样直到1944年，最好的喷气式飞机生产计划仍然没有开始实施。
矛盾心里的罪过是使德国航空工业（一些可靠资料承认，仅在2月20日至4月1日之间就损失生产1，000架飞机）受到的破坏不断增加。在空战中已被确认的损失（正好与美国公布的数字相对照）为每月300至400架战斗机。通过这些数字提供的情报，使美国人在3月份停止了对航空工厂的集中轰炸，转而在柏林上空对纳粹空军进行战斗机格斗的挑战。这个战略的实施进行得非常漂亮，因为德国人不得不接受挑战。事实上，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们的战斗机损失上升到难以承受的地步，已达10-15%，包括那些经过严格训练，别人又无法代替的夜战机机组人员。对于这些机组人员，戈林坚持要他们驾驶已经超负荷的飞机在白天进行战斗。当加兰德加速发展高空战斗机，企图在他们能够达到的高度与美国战斗机进行交战时，正是这个属于保守派的戈林挫败了他。但是作为一个对戈林的批评家，他曾经评论：“他的思想从未超过一个空军中校。”
轰炸机司令部所得益处自然来自美国人那极好的指挥和胜利的进攻，这使哈里斯笨拙的努力相形见绌。4月，当德国纳粹空军开始回避战斗时（即便在德国中心上空也是如此），夜间轰炸机开始在接近外围目标的空域有了安全保障。在“霸王”计划的准备过程中，他们轰炸了在法国正在建造中的制导武器发射基地，以支持地面的破坏性作战和增加具有重要意义的白天作战的精确性，和集中体现他们努力的成果。哈里斯的失败归咎于他代价高昂的计划，这导致他在“霸王”行动的指挥上和在真诚联合轰炸进攻行动执行中受控于最高盟军司令部。这实际上是因祸得福，因为这结束了他的单干行动，也避免了不必要的生命牺牲。平均每一架轰炸机的损失，要付出8-9名高水平人员的生命代价，在被忽略的死亡数字中这仅仅是一个小数目。在许多受损返回的飞机里也有部分伤亡人员，这些情况有时已被忘记。用哈里斯具有讽刺意义的话说，也许最重要的是“万能药商人”已经赢了，而且正在被证明是正确的。从今以后，轰炸机转向关键目标，这些目标通常是由专家根据敌人具有决定性的工业和经济系统的情报进行指定的。对这些目标的关注是为了使轰炸尽力直接指向敏感目标，以协调作战计划，而不是在众多目标中动摇不定，这也满足了波特尔和哈里斯为了争取空军独立而进行圣战的作战要求。紧接着，敌人作为战争支柱的运输系统和石油生产成了持续不断的毁灭计划的牺牲品。进攻敌人神经中枢决不是毫无意义的，它有利于战略的实现。
最后，贝内特1937年的最初愿望，即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去摧毁每一类目标得以实现。作为一个能够完成的例子，它是值得引述的，即轰炸机在海上和水道布雷的效果是有价值的，在官方的资料中，这种效果与一般的轰炸行动相比远未受到注意。但是它击沉和摧毁的船只，以及阻碍敌人的运输系统所起的作用，大大超过对德国的轰炸。在战争封锁之前的那几个月情况一直是这样。这时盟国飞机终于几乎能在无敌人的情况下接近敌人的空域。作为一个特例，1944年4月至9月，由于进行了布雷，封锁了多瑙河。尽管这个例子在英国官方的轰炸机进攻历史中被完全省略了。
以意大利的福贾为基地的解放者和惠灵顿轰炸机翻越了阿尔卑斯山，开始在多瑙河最狭窄的水道布设地雷。仅4月、5月就出动飞机152架次，布雷531颗，立刻导致多瑙河关闭，这一情况迅速被通信情报通告。在苏军占领罗马尼亚油田之前，多瑙河口承担了全部罗马尼亚油田石油产品的运输，多瑙河被封锁以后，这些石油产品的运输不得不转移到已经超负荷运行的铁路上去，其实德国的进口已减少了一半。所有供应方式被切断之后，依靠传统船运的德国经济，其大部分受到损失。仅在5月中旬以前，10，000吨弹药已注定要被南线苏军拦截。由于非常缺乏扫雷器材去完成那无法预见的重要任务，使德国人重开多瑙河的拼命努力归于失败。美国轰炸机对港口设施的攻击阻止了德国人恢复元气的努力。据通信情报和系统评论提供的关于德国人的对策和偶然重新打通一段水路的消息，去填补这种裂缝，对英国皇家空军来说是最简单不过的，因为他们的创立最终就是为了进行封锁。
这次拖长了的作战行动中最有趣的方面是它那惊人的轻微代价，尽管后勤损失较大（更不用说在7月底之前沉没或毁坏的170艘船）。德国人使用难以支付的人力和设备使运河改道，并沿改道的河段建立了防空系统，敌人作出了费劲的努力，而盟军公布只损失了11架飞机。正如邱吉尔引用波特尔的话说“好事让你碰上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是，早些时候没有试图沿着德国所有的内陆水道进行布雷，努力节约可能已产生了与此相称的效果，这些比主要是使用极昂贵的轰炸机编队去进攻有大量设防的集中目标的效果要好。对哈里斯来说，尤其是布雷成为一种节省成本的行动以来，经验还不丰富的空勤人员已适应了这种军事行动，这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邱吉尔“好事”的惊人发现，直截了当地指出英美空军最主要的错误，即不愿对敌人的通信系统进行集中轰炸。正如楚克曼勋爵在日记中所指出的，“通信系统的一般特点是，影响所有可能实现的目标。”这种证据当盟军于1944年从诺曼底登陆向德军防线推进便可发现，空军在“霸王”计划的准备和实施过程中，摧毁了敌人的通讯系统，从而导致敌人的军工企业出现了混乱，这从缴获的文件可以得到证实，这是一场灾难，几乎到了最后时刻哈里斯和埃克都拒绝承认这一点。因为他们继续攻击他们自己选择的目标，不断地制造一片片废墟。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的行动使地面部队的错误得以缓解，因为他们力争在1944年圣诞节前结束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