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缺乏想象力的惩罚——大西洋海战最后阶段·第九
作者：肯奈斯·麦卡西·英国
出自————《致命的失误》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正如约翰·杰里考爵士在1917年对实施护航编制的结果夸大其词一样，他的对手，德国海军参谋长海宁·冯·霍尔赞道夫上将过高估计其采用不加限制的战法攻击商船队所获得的实际效果，然而他却低估了由此而产生的政治后果。尽管德国想通过每月击沉60万吨运输船舶并劝阻40%的中立国船队使用英国港口来逼迫英国退出战争，对这个问题当时就颇有争议，德国对达成这一目标的难度以及因此激怒美国并促使其参战的危险性却估计不足。正因为如此，潜艇之战才以失败告终。事实证明，美军的参战为盟国的事业带来了急需的决定性的力量和鼓舞，因此，德国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的设想在1941年会奏效，实际上是公然无视历史现实。事实上，希特勒对毫不限制地实施潜艇战之后果忧心忡忡。他一系列禁止攻击“友好的中立国”船队和在特定水域尤其是大西洋西岸禁止攻击美国舰只的指示实际上束缚了他的军官们。在这种情况下，每月击沉70万吨船只的神奇指标以及不让中立国船只进入英国港口，实际上几乎不可能实现。而且，在1941年7月美国开始护送从冰岛和格陵兰开出的船队并攻击挡路的潜艇时，上述目标的实现便显得更加遥不可及了。
于是，邓尼茨实际上是在玩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把戏，他终于盼到了把他的手下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饥会，并迫不急待地命令他们集中力量攻击美国东海岸。而且，盟国在护航中使用了航母和更多的护卫舰，其1．5米新式雷达系统可以昼夜发现浮出水面的潜艇，从而改善了空中防护。盟国通过大力加强了这些防护措施使其威慑力日益增强。面对这种情况，邓尼茨开始有些躲躲闪闪避实就虚了。他把主力从激战中的大西洋东部和中部转向了大西洋西部比较容易对付的目标。邓尼茨的这种作法，只不过是通过击沉那些容易攻击的舰船以在其潜艇积分记录上充数。因此，尽管盟国在所有战区（包括日军达到疯狂顶峰时的太平洋和印度洋战区）的损失的总数虽然颇为可观，但却带有欺骗性。
由于2月至7月间潜艇战的巨大成功，最小限度地使雷达的威胁以及暂缓沃尔特快速潜艇的开发变得可以接受。因为所服役的潜艇数量大大超过了损失的数量，而且，随着可投入兵力的稳步增长，单凭潜艇吨位就可保证取得巨大的胜利。但邓尼茨1941年12月忽视了一条世人皆知的原则，一条德国人已经证明了的原则，即先进的技术可挫败数量的优势。墨守陈规终将一事无成。
从后勤学角度看，潜艇司令部对在美国沿海进行持久作战的准备不充分。紧接着1941年5月击沉了“俾斯麦”战列舰之后，德国所有支援水面攻击舰和潜艇的补给船，除一艘幸免外全部被截获。尽管并未从“超级”那里得到多少帮助，但英国当局却顾虑重重，唯恐如此迅猛的清剿会引起德军怀疑“埃尼格玛”系统已被破译。然而，德国人却找到了其它理由来解释其惨重损失，坚信“埃尼格玛”不可能被渗透。由于满足于现状，邓尼茨并未努力督促战前就规划的补给潜艇的建造。潜459号于1940年11月才开始建造，1941年9月下水后又发现操纵不灵，结果直到1942年3月才可投入作战，这是为增大VII型和IX型远程潜艇的航程而建造的几艘补给潜艇中的第一艘。但是，德国人开始给这次战果也许非常可观的海战配备战斗舰船时行动迟缓，数量甚少，除了派遣潜艇去地中海支援凯塞林和隆美尔外，希特勒还坚持保留20多艘潜艇以便与入侵挪威的盟军部队作战。他的直觉告诉他这场战斗迫在眉睫——一个由于英国人对该地区表现出持久的关注而更加坚信不移的直觉。英国在德国通过北极水域的入海通道上，对德国水面攻击舰船突然偷袭、拦截，并组织通过摩曼斯克抵达俄国的护航战。起初，雷德尔以总数256艘可参战的舰艇中只分派出6艘去参加代号为“珀金斯”的行动，而且这6艘舰艇一直拖延到1942年1月2日才出发。舰数如此之少，不存在编组作战的问题，或者正如后来结果表明的那样，没有必要按小组建制作战。他们拖到13号才开始行动。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德国指挥官们却发现自己遇上了所谓的“第二次快乐时光”。成百艘船只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航行，好像并没有战争正在进行。结果德国人便可以将这些船只一艘艘地捕获。
美海军总司令恩内斯特·金上将是否如谣传中所说，不乐意充当皇家海军的副手，觉得从“一伙英国佬”那儿没什么可学的，这些问题还可以讨论。但在当时，许多人都乐意证明的确是这样，甚至在名声显赫的美国《海军评论》杂志上作证。这可能有助于解释德军潜艇为何能从1月至7月在北美沿海几乎完全是自由航行，尽管不可忽视的是，无论什么人或什么事狂妄傲世的金几乎都一概反对，包括美国陆军或任何形式的计划联合作战的组织机构。金讨厌任何妨碍他行动的东西。然而事实是，刚辞去负责这一带水域的大西洋舰队总司令职务的金，以护航力量缺乏为理由一直对护航计划不屑一顾。他的理论是，力量不足的护航比不护航更糟。由于美国海军如皇家海军一样没有高度重视护航舰队的建设，英国提供的用于海岸警卫的屈指可数的几艘海岸警卫快艇、经改装的游艇及武装拖网渔船只能冒着风险挺身而出。而且美国人还建造了许多劣等的猎潜艇。这些不全是他的责任，而应归咎于在对历史错误认识和科学论证不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完全错误的现代海战理论。
但是，金为何荒唐到在这场战争尚未变得捉摸不定之前没有拟定出包括护航计划在内的总体防御应急计划？为何美国舰船在其海岸上没有熄灭的灯光的映衬下一次次地被德国潜艇击沉而德军又从来没有受到惩罚时，金和东海边疆司令阿道尔福斯·安德鲁斯中将仍荒唐地固执己见？268架可参战的美陆军飞机的飞行员怎么竟没有进行执行海上任务的训练？而他们的巡逻又为何没有与173架各类水上飞机协同？罗斯福为何没有在这件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的事情上施加更多压力？当安德鲁斯从美国实力可观的驱逐舰队中申请得到15艘时，为什么金却只给了7艘？欲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必须注意到一点，就是罗斯福通常总是庇护金将军而不使用铁腕，这样安德鲁斯便不可避免地受到金的以大欺小并被迫从命。但这也不能是安德鲁斯开脱责任的理由。安德鲁斯不是率领7艘驱逐舰有计划地搜寻敌潜艇，而是在各个沉船海域穿梭奔命，结果反而没能击沉一艘德国潜艇。对于所有这些令人沮丧的战况，以及各军种间的争斗不和，金应承担主要责任。不仅仅是海军和陆军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而且，海军当时也毫无准备。正如美国官方历史学家莎米尔·莫里森教授所指出的，“当时尚未找到科学的猎寻方法。美国驱逐舰猎寻装备不良，又缺乏良好的攻击训练，因此，与其用它们进行流动巡逻，还不如不用的好。”
之所以不用更好，是因为这种战法在最容易发现敌潜艇的船队附近水域对敌发起进攻的力量中分散了兵力。相反，美军驱逐舰在运输航道上固定巡逻，而德军则很快就掌握了这个时间表，这样他们便能避开美军的巡逻。但是，在这件事中反映出的美国人急于采取进攻行动的传统也正是他们为何不愿意采取在金和安德鲁斯看来纯属防御措施的理由。这一理由反过来也暴露了其思路上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即无视他们自己的西姆斯海军上将的真知卓见。他曾在一战期间令人信服地理论道，“如果我们把运输船都集中编成船队进行护航，然后再用海军保护，那么，敌军为了攻击商船便不得不与我海军交战……”换言之，这实际上是把商船护航当作一种进攻性战略。
英国情报部门从“信号情报”站向美国海军提供了德军行将发动攻击的情报。然而当进攻开始的一个月内德军采用了新型的、四齿轮的“埃尼格玛”密码机时，只能对付3齿轮密码机的“炸弹”破译系统便彻底地一筹莫展了。关键性情报的来源开始中断。1942年头4个月里在美国水域没有击沉一艘德军潜艇。冷静地看这件事，可以说金在支持他自己强加于安德鲁斯头上的僵硬观点上的确是表现出了对安德鲁斯的耿耿忠心。而且他对来自大西洋威胁之所以反应迟钝是由于他优先考虑了太平洋战区。在那里，随着日军攻占了广阔的重要战略地区，战局已朝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但是，金头脑呆板，对政治也不敏感，他仍继续反对彻底改变战略，实施护航计划。而与此同时，美军在岸上民众的众目睽睽之下，正在输掉一场夜间海战。美国人民的恐慌此时已发展到了公开的呼吁抗议。2月间在美国水域就被击沉65艘商船（整个大西洋海域总共被击沉71艘），3月份损失86艘，4月份69艘（至此，才第一次击沉一艘德国潜艇），这样惨重的代价可不是能一笑了之的。然而，直到4月中旬禁止夜间出航后（贸易因此受到了严重影响），损失数目才有所下降。但邓尼茨马上将他的潜艇转向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在5月到6月期间其潜艇以排山倒海之势继续进行他们的疯狂劫掠。
金终于在5月中旬开始对所有运输船只实施编队护航。一个月之后，他在给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的信中竟大言不惭地写道：“我完全可以说……护航不只是对付潜艇暴行的一种方法，它也是可能取胜的唯一方法，所谓的巡逻和捕猎行动再三被证明是徒劳无益的。”金这样写那封信时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他一直就知道这一答案。实际情况也许是，在5月珊瑚海不分胜负的航母之战和6月3日－5日日本精锐的航母舰队在中途岛溃败之后，太平洋战区的紧张空气开始缓和下来了。金这样做也很可能是因公愤和马歇尔曾暗示要追究责任的结果。马歇尔曾充满担忧地说道，这些损失“……将使我们的运输瘫痪……进而对这场战争产生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
护航计划这一对应措施很快便把损失减少了。尽管德国潜艇在5月和6月间在美国水域击沉了75.2万吨舰只，但到7月，德军潜艇指挥官们便开始报告不是水域无敌船舰，就是护航船队戒备森严。邓尼茨很少因坚持要求部下执行毫无成果的计划而影响其士气，因此他即刻命令潜艇撤至中大西洋，重新展开在此海域的战斗。金上将是位受教于像马汉·菲斯克西姆斯等这样教官言传身教的美国海军良好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如果他曾更多地注意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那么敌人的失败本会来得更早一些；如果开始时他脑子灵活些，思路开阔些，并试着派出一两支护航队，看看效果如何（如英国1917年惯常的那样），情况肯定会更好一些。但是，正如打赢不列颠之战的英雄，具有技术头脑的空军元帅休·道丁爵士当时恰巧正在写的一本书中“高级将领为何如此愚蠢”一章中所描述的那样：“总使我感到诧异的一件事，便是高级军官们明显地本能地反对通过试验来解决那些试验本可以解决的问题。”或许正如戴克斯准将——驻华盛顿的联军参谋长会议的英国秘书写到金时所称的那样，他“意志坚如磐石，但头脑却愚顽不化”。
大西洋其它海域重新拉开战幕后，德军开始溃退。不像下棋那样，在这种殊死的竞赛中，棋盘上的棋子在不断增多，而且双方的力量对比由于技术的加强而发生变化。但对方往往对此一无所知。对奕者往往不能真正弄清力量对比的优劣。犯了错误常常意识不到，而且也不报告。尽管德军很快意识到了盟军的舰载远程四引擎飞机和新式改进型深水炸弹使其空军力量渐渐扩大，并且不久即能控制整个大西洋海域，但德军在开始改进潜艇的防空装备以便使其能在水面进行对空还击时，已为时太晚。1941年德军便迅速意识到美军辅之以探照灯的1.5米雷达，在夜间对其潜艇构成了巨大威胁。直到1942年8月才装备了一种较先进的探测装置，但这时已经太晚了。浮出水面的德军潜艇艇长们凭借经验丰富坚持认为，他们自己往往是先于敌机发现对方，或者自己之所以受到敌机的突然袭击是由于了望哨的怠慢失职。若不是这样，德军本可以更早一些采取上述对应措施。但是，当涉及德国海军能否彻底赢得大西洋之战的胜利这一根本问题时，邓尼茨断然认为罗斯福总统宣称的每年建造1,100万吨舰船的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德国每月必须击沉130万吨舰船才能根据这一计划超出新增舰船数量和英国的运量，而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这是个故意的错误，因为承认这种危险便意味着彻底否定了海军，特别是潜艇司令部是赢得这场战争的军事力量。
尽管邓尼茨一意孤行地维持着一场总是处于失败边缘的战役，但作为一名富有战斗经验的潜艇军官，他对自己手下的官兵们还是尽可能地以诚相待。他虽要求他们作出最大的牺牲，但同时也决不会让他们去执行没有获胜把握的毫无战果的任务而白白送掉性命。他与艇长们保持着密切联系，尽可能经常地接见他们，并在他们出航前保证他们得到各种保障支援，并使其相信自己执行的任务价值和可行性。当潜艇返回码头时，邓尼茨总以欢迎英雄凯旋的方式迎接他们，并让他们痛痛快快地度假。这期间，他们好吃好喝好住，并受到与德国的“通信小组和医院护士”，还有那些被占领国家愿意合作的迷人女郎们的精心照料。然而，尽管德国潜艇群战术在“第二个快乐时光”之后对护航船队的攻击中仍然取得了赫赫战功，但邓尼茨却不知这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是瞬间的，仅仅是因为盟军一时尚未破译四齿轮加密的“埃尼格玛”密码。同时他也没意识到盟军一些新式致命的武器即将投入使用，其中有些武器是德军意想不到的。
让我们看看拥有能挫败德国海军的武器装备后，盟军1942年11月7日突然发动“火炬行动计划”，一举入侵法属北非的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尔之前，德军是在多么有利的条件下坐失良机陷入被动的。因为盟军这次作战根本就不可能达成突然性，如果德军正确地运用了手中关于“火炬计划”的大量情报。相反，源源不断、五花八门的情报反而成了德军情报判断失误，或在盟军抵近直布罗陀时无法确定其真正目的地的原因。关于盟军将在西西里、的黎波里塔尼亚或爱琴实施一次大规模登陆作战的谣言和预测盛行。凯塞林特别相信关于这是又一支驰向马耳他的船队的预测，而意大利方面关于其目的地可能是西北非的猜测则被德国断然否定，认为盟军那样做也未免太狂妄自负了。盟军通过“信号捷报”对德军的种种猜测几乎了如指掌，这简直是一种奢侈。而且盟军还得悉他们的猜测无一正确，因而更加信心十足。如果盟军能破译出德国海军的“埃尼格玛”密码，并知道德国海军和潜艇司令部因“从军事上考虑完全不可行”而排除了盟军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的话，那么盟军还会更加高兴。犹豫不决仍然是轴心国大部分司令部的通病。没有一位指挥宫或参谋准备提出一个明确的意见，而德国海军根据两份海上护航观察报告和一份来自直布罗陀的报告（该报告称：那儿的舰船只有两艘运兵船和九艘登陆艇），于11月4日便武断地认为，这只不过是另一支正在集结的驰向马耳他的船队。于是，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邓尼茨便命令大西洋的潜艇在该海域沿通常的北南航线开始大海捞针般地追寻盟军舰从。在希特勒的唆使下邓尼茨还布署了地中海小舰队（其中得到了5艘是从大西洋抽调来的潜艇的加强）以实施对沙丁尼亚和通向马耳他的航道的防御。结果，从英国和美国驶往直布罗陀的盟军舰队无一受到严重阻拦，甚至在驶往奥兰、阿尔及尔的舰队进入地中海后仍然可以说是畅通无阻。
邓尼茨之所以犯了这么一个致命错误，其原因有许多。他的情报部门无法有效地利用“信号情报”。因为盟军在实施“火炬”行动之前启用了新密码，而德国的破译专家尚未将它破译。再有护航船队在利用“信号情报”、“测向”和大量相互矛盾的传闻的同时，盟军舰队巧妙地选择了各种航行来迷惑敌人，使德军司令官和参谋如坠云海。但是，如果他们在3月份没有放弃考虑所谓“第2条战线”的可能性，那么，他们或许更容易接受这一事实。英军对圣纳泽尔的令人难忘的突袭行动使德军永久丧失了大西洋沿岸一个可停泊战列舰的船坞，使他们几乎不能启用新的潜艇掩蔽洞。在这种情况下，德军在战后总结中写道：“大规模成功登陆的可能性仍可以不予考虑。”这一观点得到了进一步证实。8月迪埃普突袭行动的失败即暴露了盟军在欧洲实施登陆的弱点，这样，在不可能有一场大规模登陆行动这种先入为主的观点限制下，德军指挥出现失误，反应迟缓，其防御部署力量失衡。盟军实施登陆整整两天后，第一艘潜艇才“格外小心”地抵达卡萨布兰卡沿岸。而对德军来说更加不幸的是，这位艇长恰巧正是在这场大战中唯一因畏敌不前而受到军事法庭审判的德军潜水艇艇长。24小时后，地中海的舰艇才开始对付阿尔及尔和奥兰沿海的大批舰船，但潜艇遇到了顽强抵抗，只有两艘船只在锚地被德军潜痪击沉。绝大部分战果还是靠德国空军的鱼雷攻击机取得的。例如，他们在布日伊击沉了附近70%的盟军攻击舰，而己方只损失6架飞机。这充分表明了戈林在1940年否掉这种攻击方法是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
尽管在以后的5个月里，潜艇屡建战功，努力不懈，但这并没有丝毫影响了盟军第一次大规模入侵行动的实施。德军的这一失败其影响深远。1943年5月，通过地中海的直达航线，盟国商船将省出一大笔经费，也将极大地提高盟国海军的战略和战术机动性。但从至关重要的心理意义看，德军潜艇——“战争中的决定性武器”，作为反入侵的武器遭到了严重挫伤。即使他们最终潜入了盟军舰艇的换乘区，他们也未能逃脱盟军的潜心捕猎，结果，其损失远远超过了击沉对方舰船的数量。正是这次截击的彻底失败使德军情报参谋、希特勒和陷入诈骗术的邓尼茨恼羞成怒，类似的诈骗术曾于1940年用以诱获了法国，为隆美尔在1941年3月发动进攻创造了良机，欺骗了斯大林，使其对德军1941年6月入侵俄国不可捉摸；也使隆美尔对美国在贾扎拉部署装甲部队表示惊愕。甚至当邓尼茨听说他将接替雷德尔（他在1943年1月30日与希特勒闹翻后辞职）时，他的脑海中还索绕着又一场“诈骗”的较量。
在较低级的军官这一层，无论是在陆地、空中和海上执行任务和命令都难免要犯数以百计的错误。不管美国人在这场海战中可能犯过什么错误——包括人所皆知的过失，如1942年6月由于情报处理不当和英国海军部的最高层指挥不力（在此不加赘述），驶往俄国的PQ17护航船队力量分散，随后遭到截击——或者说是美国人的心中对与大西洋之战有关的“埃尼格玛”密码破译机的极端重要性丝毫不怀疑。
1942年11月2日，英军海军部以过于保留的态度强调对破译四密齿轮的“埃尼格玛”要“稍加关注”，指出，这是美国密码破译专家们没有发挥明显作用的一场战役，也是唯一可能导致战争失败，除非他们的确有所作为。这必须与1941年第一次延误设计“高速四齿轮的炸弹”破译系统的事联系起来看。由于工作压力和人手不够，盟军自然而然地将工作重点放在“炸弹”系统上，因为“炸弹”正在破译其它不同的而又十分重要的大量密码。但是，由于各种组织编制原因，英国和美国延误了另外几项研制工作。将冗长而有时十分可悲的故事长话短说，1942年12月海军研制四轮“埃尼格玛”破译机的工作尽管历尽艰辛，但毕竟首次有了突破，天边终于出现了一线曙光，从此，破译量缓慢增长。但开始时，破译工作时好时坏，海军方面出现过几日的延误，幸好德军无能，如当时德军操作员只得到三密齿轮的密码，因此不得不把第四个齿轮置于不工作状态，结果自然减少了破译难度。直到1943年8月盟军才可以解开其所截获的德国陆军和空军的密码。但无论取得了什么成绩，也不过如此而已——与当时共同开发研制新武器和新技术领域已取得的进展相比。
如已经提及的，护航航母的飞机和远程轰炸机开始填补中大西洋上的远在以海岸为基地的飞机够及之外的“空隙”。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有了一种厘米波雷达，这种雷达是由于J·T兰道尔博士和H·A布特先生在美国卓越地发明了强效用的空腔磁控电子管于1940年才研制成功的。1941年夏首次装配在几艘小型护卫舰上后，带有磁控电子管的ASV271型雷达便能发现10英里处浮出水面的潜艇（1，300码处能发现潜望镜）。它所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增加了发现并攻击敌潜艇的次数。当1943年初威林顿轰炸机配备有这种雷达和已经试验的利式探照灯之后，一种威力无比的武器系统于3月1日在德军潜艇最疯狂之时投入了作战。德军潜艇数量增至240艘，邓尼茨得以一次在海上保持50多艘，其后勤供应由14艘运输快艇组成的小型舰队保障。仅仅依靠数量优势，凭借协同良好的狼群战术，沉船数疯狂上升：1942年12月，击沉船只26艘，其中包括护航船队中的19艘；1月，由于天气恶劣，只击沉15艘；但2月，沉船数一下升到48艘，而3月沉船总数为103艘，仅护航船队就有72艘，在这年的3月份开始了一场迄今最大的抗航与反护航之战（见下述）。在那4个月里，德军和意军损失的潜艇分别是8、9、22和16。
当潜艇编队、护航舰和装备有最新雷达、声纳及深水炸弹的特殊队形的捕猎小组，围绕重型商船队展开推磨式的相互追捕时，护航与反护航之战达到了最为复杂的程度。潜艇攻击船队的方法是向船队中胡乱齐射鱼雷（称为“白郎宁射击法”），指望能够击中1艘或2艘。12月8日（当时有两艘潜艇在攻击时相撞，折损1艘）之后，潜艇的小编队数量限制在13或15艘。为对付潜艇的这种攻击方法，舰船之间的间隔、距离不得不扩大，尽管如此，空间上的集中及战斗的激烈程度仍是有增无减。护航舰之间增加使用高频话报无线电后，捕猎舰之间的反应加快了，协调简化了。但是，护航舰在对付狼群式攻击时毫无组织的情况不乏其例。另一方面，潜艇艇长们需与其它潜艇协同，潜伏并攻击一艘船只，每次的时间是3或4个晚上，这样，其紧张劳顿之程度也是极大的，往往也降低了威胁对方舰船的效率。而且，正当盟国空军介入这场战斗其作用发挥得尽善尽美之时，德国空军的作用却小得可怜，尤其因为从护航航母上起飞的战斗机对德军更是一个致命的威胁。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尤其考虑到邓尼茨在中大西洋集中了不足50艘潜艇这一情况，对3月份这次激烈的护航与反护航大战的叙述有其特别重要的意义。描述这场大战的书很多，其中，罗赫尔在1977年撰写的一本书材料翔实，可能当推最佳。尽管他不可避免地省略了有关“信号情报”的情况，但“英国官方情报史”在1984年出版时其第3卷第一部分有详尽叙述。书中136页上的地图表明了这条护航线路——连接美、英北、南航线和直布罗陀至英国和美国的航线。该地图表明了护航船队如何每隔一定时间沿着这些线路航行，这些舰船航速不一，有快有慢，在中洋区进行超越航行，经常因敌方行动、天气或流动冰块的危险而改变航道。图上还显示了进、出港的或是在搜寻护航线而扩大的巡逻线上的潜艇编队，德军是通过侦听和破译盟军护航密码而得知盟军护航线路的。最后，潜艇司令部根据“保持接触”的潜艇发来的报告引导潜艇向猎物扑将而去，美餐一顿。
犹如平时，天气和大海为共同所有，只是下潜的潜艇可以暂时逃避恶劣天气，每当这时，海面上波涛汹涌，深海槽、凹陷区到处可见，决无安宁。但是，由于大雾弥漫，雨雪交加，能见度极差，双方对此均无法躲避。亦犹如平时，战斗接连不断。当一艘护航船驶出潜艇或轰炸机的攻击范围之外，另一艘便将补缺，而此时，潜艇轮流换班，不断调整力量。例如，3月5日，当“HX229”号和“229A”号护航船集结于纽约之时，航速较慢的“SCl32”号已驶向大海，“UGF”号更是早在前往直布罗陀的航道上。驶离纽芬兰的“HX228”号一头扎进了灭顶之灾，“SCl21”号在格陵兰以南与两支狼群编队展开了顽强的战斗，另有更多的潜艇在其预定的航道上建立了巡逻线。正当相对分散的战斗在比斯开湾和葡萄牙海区持续展开的同时，“ONSl69”号正绕过预定的巡逻线驶往目的地。
照此看来，“棋盘”看似整齐划一，方方正正，但事实上，“棋盘”上的许多边模棱两可。在每一支护航船队中总有几艘因蒙受种种情况如恶劣天气、敌方攻击或机械故障造成的损伤而掉队。如有可能，舰队派出几艘护航舰将其收容归队，但这些舰只依靠“测向”、雷达或声纳信号偶尔遇上某一艘因搜寻对方掉队的船只而落伍的单只潜艇，或是因受到攻击干扰而没能追赶上前头船队的单只潜艇。战斗区四周，控制极为松散。通观全部过程，相互干扰的事件屡有发生，若要准确无误地说明有多少意外失败源于真正的错误，有多少源于纯粹的不幸，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下面几个具有典型特征的事例想必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例如，当时决定护航航母“USS Bogue”号及其两艘护航驱逐舰与“HX228”号护送船队保持在一起，以防该船队遭灭顶之祸，由于时间太久，舰载飞机毫无动作，无所作为。护送船队失去了极需的空中武器，这正是她存在的先决条件，正因如此，航母受令独立行动，但须在船队的附近进行活动。导航错误也司空见惯。一次，“U600”和“U468”潜艇受到护航船的袭扰后又因对方的骗局错报了170号航道的正确位置，与实际的位置正好相差40英里，结果，这支船队免遭劫难，而潜艇却在错误的方向四处搜寻。文件誊抄、译电和破译密码的错误也同样带来了严重不利的后果。当HMS“志愿者”“测向”信号人员由于任务繁重，不谙设备而向飞机报错180°之差的方位时，“HX229”号便失去了“解放者”远程轰炸机的掩护达数小时之久。其结果是，两艘潜艇白天浮在水面不但未遭发现，反而还向两艘舰船发射了鱼雷。
3月的激烈的护航与反护航之战使盟军蒙受重大损失，英国海军部为此忧心忡忡，怀疑护航不再是一种有效的保护形式，而德军却视这次战斗为胜利之举，不过，对其战绩颇有言过其实之嫌。尽管44艘潜艇在5天里竭尽全力，但“SCl22”号、“HX229”号和“HX229A”号船队中的150艘商船中只有21艘（无护航）被击沉。的确，潜艇只被击沉1艘。另一方面，只有15艘共同参加了7次战斗。该月的同一时间里，当船队中的72艘舰只被击沉，战斗频频发生之时，双方便需要有一种兵力分配的平衡感。由几百艘舰只组成的众多船队几乎是完全不受袭扰地顺利通过了封锁，这一情况部分是由于德军集中过多的潜艇去对付“SCl22”号和“HX229”号船队而置其它船队于不顾而造成的。即使损失与潜艇建造的比例仍令人满意，但德军集中兵力的能力也只能如此，不可能再有所加强。所以，胜利何时会来临？
当然，一个月之后，在盟军看来，三月的倒霉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已。到那时，该由邓尼茨来提问一些基本问题。为何在天气转好的四月里只击沉中大西洋船队中的25艘船而报告失踪了16艘潜艇呢？这当然得理解为，当敌舰和敌机准确无误地发现浮出水面的潜艇时，由15艘潜艇组成的编队只能击沉两艘船只，而己方在之后的战斗中却损失1艘而重创3艘，这其中一定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但是，邓尼茨曾经在取得三月份反护航之战的伟大胜利后夸奖官兵们训练有素，现在却与那些将四月的挫败归咎于“毫无经验的指挥官们”和天气的人相苟同了。
由于这种盲目的乐观主义情绪受到邓尼茨的态度以及他对能校对和分析报告的研究部门缺乏组织而膨胀起来，五月的大惨败更令人感到震惊。几乎每天至少有1艘潜艇失去信号联络，5天里，每天有3艘（有一天是4艘）下落不明。至月底，冷酷无情的损失数已上升到46。邓尼茨不知所措，意识到了艇员们士气瓦解，无心再战，他只好在已拟出反击措施和新式武器（1942年加速研制而成，但也为时已晚）匆匆上阵之时暂时撤回潜艇。邓尼茨及其编队越来越感受到以往的错误所产生的后果，因为，这不能单单解释为敌军的数量优势和造成所有损失的怀疑中的新式雷达——尽管这些因素是起过作用的。
正如邓尼茨当上总司令后所发现的，雷德尔并没有竭尽全力支持为潜艇进行的武器装备和电子设备的生产。因为雷德尔当然渴望建立一支力量均衡的海军，的确，由于他希望能将水面雷达投入使用而与希特勒翻了脸，为此，他只好辞呈而去。身为总司令，邓尼茨理所当然青睐潜艇兵种，并敦促科研部门和工厂将工作重点放在潜艇上，最后，他还出面协调各方工作。在他任总司令之前他没有为此作出更多努力，这恰恰是他目光短浅、缺乏想象力的又一象征，其编制过小的参谋班子正如盟国的一名调查员在战后所评论的“带有他的（邓尼茨）个性特征”那样，也染上了他的这一弊病。
邓尼茨之所以不愿组织一个编制庞大的参谋班子，或许的确是因为几乎所有德军将领生来就不能更广泛地分担他们的责任。他们受到过对独裁统治依顺和对上帝崇拜的训练，但他们还是失去了足够的支持，因为早在1940年前，指挥上个人意志至高无上的美德和优点受到进步思潮发展之速度和程度的侵蚀，这一进步思潮要求更多的专业人员通过扩大的和专业性强的机构和方法来解决新技术所带来的复杂问题。德国科技人员正确地认为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盟军的数量优势和空中威胁（对此他们一筹莫展））这就为其军事主子们的错误开脱了。他们对已知的或怀疑的盟军武器的调查工作能否顺利取决于他们能否找到解决困难的措施以及在研究和开发的相类似领域能否取得成功，这样说并不偏颇。
例如，他们在生产所谓的反护航舰的武器即寻的鱼雷方面因大量的问题而焦头烂额，他们没有专心致志于研究对付这种武器的措施。因此，美军从空中发射的寻的鱼雷轻而易举地击沉3艘潜艇，为五月的惨案增添了新的内容——从此开辟了击沉潜艇的新阶段，德军对此毫无意识。
德国科学家由于缺乏对厘米波雷达的深入调查而中止对雷达发现目标能力的研究，因为他们认为这“不可能”。经过对这一显然最为理想的项目的研究，他们得出了结论，一部完整的雷达需要足够的动力，而这办不到。因此，他们竟以为盟军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当然，英国科学家在1940年考虑德军的无线电波时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但幸好一次简单的试验使英国科学家解决了这一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军自1943年3月底以来就一直掌握着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即磁控电子管。然而，正如英军在1941年在埃及的情况一样，当时英军几个月里一直掌握着德军的具有坚硬外壳的装甲车车样，可他们并没有去悉心研究他们所掌握的东西，尽管他们相信其海上的不幸根源在于敌方雷达。顽固不化，高傲自大，不是政治家、政客和军队领导人的特性。科学家们染有这些性格上的缺陷，而且还掉以轻心，德国科学家在红外技术方面，无论是学识或研究都遥遥领先。因此，他们想当然地以为敌方只能步其后尘，但又指望敌方在调查研究上稍稍落后。获悉这一情况后，英方别有用心地、貌似彬彬地怂恿着他们这种傲慢之举。
从单个人的工作看，德国科学家杰出无比，但他们集体工作时仿佛是在水密箱里，互不合作，整体工作便只得蒙受其害。如果在参加海战的飞机上取到磁控管样品，它的价值就可以早估算出来。但是，从被击落于荷兰境内的皇家空军兰开斯特轰炸机上的H2S装置取回的一个样品是轰炸指挥机上的，它用于识别陆地目标。德军在这一阶段根本就不重视电子管，尽管他们也怀疑过其用途。相反，夏秋两季他们捕风捉影，研制出了一种毫无用途的较低频率的雷达探测器，而一种高频扫描的N探测器却被冷落一旁。
同时，他们根据一名机智灵活的皇家空军飞行员的供词在8月份放弃使用M探测器，这就使得水手们更加束手无策了。当问及盟军如何发现潜艇时，他的供词是（回答时神志不清），他们几乎从不使用主动寻的雷达，而是利用M探测器释放出的射线寻找目标。他称，航行高度在825英尺到3，300英尺之间的飞机能接收到90英里处的这类射线。尽管当时的调查表明M探测器的射线并没带来多大危险，德军对这一陈述却深信不疑，极为重视，因为他们相信，从俘虏口中得知的情况几乎可以说是唯一有价值的情报。最后得出的结论悲悲切切：“即便这是故意将我们引人歧途，而且他所称的范围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射线也只能由一个非常敏感的接收机来接收。但是，这种说法也必须视为真实……”
结果，M探测器被弃之不用，潜艇失去了唯一能对付雷达的得力助手。邓尼茨天真无邪，坚信不疑地向希特勒报告说，“M探测器射线的可悲和可耻解释了所有捉摸不透、令人百思不解的现象，如敌人对潜艇的围攻以及潜艇在公海的损失等。”如果说曾经有人从技术上企求过什么灵丹妙药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邓尼茨。
德军排除了通过“埃尼格玛”造成安全突破口的可能性，尽管他们在1943年6月，耽误了3天以后，连续成功地破译了盟军的护航密码。尽管英军由于担心德军会由此发觉“埃尼格玛”已被破译，反对在加油地攻击补给船，金上将和美国人却自行其事。1943年5月13日至10月4日之间12艘船只中的10艘补给船遭到突袭的事件是一系列综合因素造成的，包括无线电侦听、测向系统以及其它一些因素。因此，德军没有再进一步地复查“埃尼格玛”。
6月份损失了17艘潜艇，7月份则损失了46艘（仅30日1天损失就不少于7艘），从而在这个月里作战潜艇数削减到207艘，与此同时，盟国造船数得以首次超过沉船数。这种情况引起了德军潜艇指挥官们的恐慌，他们铤而走险，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一系列的错误，其中有些错误简直是荒唐可笑。例如，当用于昼间水面追捕或超越船队的潜艇基本战术不断遭受M探测器无法发现的空袭危害时，德军采用了在水面靠轻型高射炮来一决雌雄的策略。但是，除引起潜艇的不稳定性和操纵困难外，这种战术使得它们更易于被发现，更易于受到水面和空中的攻击，而飞机则由于5月份率先使用了能使之避开高射炮射程的火箭弹而获益。尽管德军击落过几架飞机，但不久他们意识到这种高炮决斗游戏代价太大，于是悄然地放弃了这种战术。
德国海军技术界特有的作用使改进型鱼雷的研制工作进展十分缓慢，尤其是音响鱼雷的研制因过多的不相关项目的干扰而受到了影响，直至1943年2月，德军的第一种音响鱼雷——缓慢的20节鱼雷，才准备投入试制。德军在3月16日成功地用它对付了一艘护航舰后，便不顾其不足之处从7月1日起将其完全交付使用。而更有前途的（盟军称为蚊子）的鱼雷预计速度为24.5节，足以胜任反护航的任务，但因其无线电引信（像大多数德国接触引信装置）的不可靠性——在龙骨冲洗时发生了过早爆炸——其投入使用拖延了很久。
1944年初，当科学家和“Naxos”探测器最终在证实所有这些错误时，邓尼茨对失利的后悔之意也许在他给希特勒的著名而伤感的承认书中表达得淋漓尽致：“看来我们以前对英军定位的所有判断都错了，真是10厘米波雷达导致了德军的全部伤亡。”这恰恰表明尽管他已有所认识，但距整个事实还相差甚远。
盟军能在海上截获对狩猎者来说是现场情报主要来源的潜艇HF信号，德军对这一能力带来的意义从未认识到。因此，每当潜艇与护航舰队相遇，每当潜艇屡被发现、袭扰、追赶或击沉——这些遭遇常常发生在潜艇发起攻击之前，潜艇总是“战战兢兢”。但从1943年4月起，德军无线电监听部队发现并上报了这一情况，可潜艇和其它司令部里鼠目寸光的长官们对这些报告漠然视之，他们只担扰雷达的威胁。德军不认真考虑问题，不充分认识危险的程度和采取反击措施的必要性，使邓尼茨感到痛不欲生。集中控制潜艇编队的基本思想本可瞬间瓦解，他本不该再玩弄海棋，但当时他却无能为力。在装有改进性鱼雷的快速潜艇投入使用前，这场战役也本可告一段落。而事实上，潜艇厄运交叠不断，直至战争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