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人自困——西部沙漠战役1940年12月-1942年2月）·第六

作者：肯奈斯·麦卡西·英国

出自————《致命的失误》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当谈到与意大利结盟德国有何收益时，就笔者所知，一个德国将军曾说：“是这样，下次该你们和他们结盟了。”很显然，他是在有意贬低意大利，而且并不是完全的不公正。1940年6月墨索里尼所犯的错误是把意大利引入了战争，一个意大利没有准备投入的战争，一个意大利人民没有热情的事业。但是，站在德国一边参战，看上去是个很可靠的赌注。法国已被打垮，而英国则被认为很快就得投降。因此，尽管意大利没有足够的钢铁、石油和煤炭（而且还依赖于德国的额外供给）来从事一场全面战争，尽管其海军舰船没有燃料，空军和陆军的装备几乎全部过时，但所有这些基本上并没有影响其参战。意大利空军飞机的作战性能远远不及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机。意大利的坦克同机关枪装甲车差不多。而有些型号的大炮还是上个世纪的产品，最合适不过的去处可能是放在博物馆里供展出。

　　毫不奇怪，当英国继续战斗并开始不断地给其在地中海、北非和东非的部队提供现代装备时，意大利部队便开始败北了，当意大利进攻埃及、苏丹和希腊，一开始就被挫败随后遭受到一连串打击时，意大利领导人便陷入对英国下一步会怎么样对付他们的恐惧，以及德国人因此又会怎样对待他们的恐惧。英国1940年12月仅用3万训练有素的，装备几十辆现代化装甲战车和飞机的部队，就把埃及的意大利军队击败，并一直赶到了昔兰尼加，此时上述担心便开始产生了。意军应用的是在东非和北非对付当地部落证明行之有效的战术，结果完全陷入了被动。在英军向班加西和的黎波里的推进面前意军几乎是毫无防守能力。意大利完全有可能失去其全部的北非帝国，使地中海中部的控制权落人英国人之手，进而战争打到意大利本土。

　　但是在伦敦，在1940年末时，关于夺取西西里岛外围的潘泰莱里亚岛或派遣5，000名突击队员偷袭罗马以捉获墨索里尼和他的政府要员的庞大计划，由于充斥着实施方面的困难，被认为太不切合实际。而在开罗，英军中东总司令韦弗尔爵士将军，正在苦心积虑地想占领他后方的意大利，以此作为将来相机对欧洲本土发动短促突击的准备。就意大利入侵埃及而言，韦弗尔命令西部沙漠兵团司令官理查德·奥康瑙尔爵士中将，在马特鲁港之前阻止敌人的进军。英军在保存实力的同时，非常巧妙地实现了上述企图，并对停滞的敌军进行了5天攻击，以求彻底摧垮其进攻锐气。但韦弗尔本人却把该地区当作纯粹防御性的一翼。

　　夺取整个北非海岸和重新为英国开通地中海航运，可以使来往中东的货物不必绕道好望角，从而大大节省至关重要的运输能力。如果说韦弗尔认识到了这种重要性的话，他至少口头上从来没有表示过。事实上，他甚至都没有劳神亲自去视察西部沙漠兵团。而且，就在奥康瑙尔于12月9日赢得巨大胜利之后，他却发现不仅没有足够的行政安排，使他的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步兵师得以扩大战果，而且，不知为什么那个步兵师将被调遣到东非，而当时这个师在前线差不多还有两个星期才该换防。

　　尽管韦弗尔最后在来自伦敦邱吉尔的压力下，为奥康瑙尔提供了追击意军的条件，并于2月初在贝达富姆终于歼灭了敌人，但他从来没有试着一鼓作气把进攻扩展到的黎波里。相反，他坚持认为当德国入侵希腊的威胁明朗化之后，希腊应该得到支持。直到最近人们都把1941年3月英国在自己力不从心时还向希腊派遣部队飞机的责任归咎于邱吉尔，但是正如罗讷德·卢因在他写的韦弗尔的传记《领导》中所叙述的那样，出兵希腊完全是该总司令自己的决定。他被准许撇开希腊，以便集中全力对付昔兰尼加。早在1月，通讯侦察和“超级”提供的情报，已清楚地显示出德国空军在该地区日益增加，2月又增加了一些陆军部队。当然不能肯定地说，从贝达富姆到的黎波里的扩大战果行动，在分兵希腊的这部分力量的增援下就会彻底成功。成功的希望的确很大，当考虑到已跌入低谷的意军士气和战斗力，德国即将在巴尔干和俄国战役中投入力量的程度，以及因此而来的德国在非洲眼下只能派出很少部队——一个轻机械化师和一个多月以后才派出的一个装甲师，而且还该考虑到皇家海军和空军以班加西和马尔他为基地对北非实行的封锁可能对德军物质和部队运输造成的威胁。

　　韦弗尔决定支持进军巴尔干，并把北非降到了次要地位，这也许会被认为是犯了一个对未来战争进程极其严重的战略失误。而他本人是否具有政治头脑，也同样值得怀疑。因为这样做既没有在巴尔干争取到几个朋友，而且还使德国在几乎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在北非牢牢地站住了脚，从而使其能够对苏伊士运河构成巨大的威胁，韦弗尔的决定还使全世界注意到了一个司令官的名字，一个其影响与其才智不相称的司令官——埃尔温·隆美尔中将，尽管他是一位拥有勋章的极其勇敢的陆军军官，但隆美尔还是被列入不适合进入德军总参谋部的精英行列。虽然他从来没有加入纳粹党，但由于被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捧为英雄，并受了希特勒的庇护，隆美尔还是官运亨通，直至装甲师师长。他的军事才能和狂妄劲（这使他与元首在精神上更加贴近）为他1940年在法国的辉煌战绩赢得了赫赫名声。现在任命隆美尔统帅德国非洲兵团实际上是对他的奖赏，不仅提供了一个诱人的机会，而且使他在一个小舞台上扮演了主角，而不是在俄国战场上担任配角。

　　德国陆军总司令部给隆美尔的指示是确保利比亚的安全，但在其部队和后勤保障部署完毕之前不要实施进攻行动。对一个没有任何沙漠战经验的，部署在一个次要战区的部队来说，这个指示是相当明智的。这也正是驻扎在开罗的英军司令部所期望的战略，他们在班加西固定了一支步兵部队守护，在阿盖拉沿昔兰尼加前线部署了新近到达的没多少作战经验的装甲师。英国情报机构错误地估计了对方兵力，并且没有把当时正在意大利的巢中像布谷鸟一样休闲的数量甚小但却在不断增加的德国分遣部队，当作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更没有把对手隆美尔当回事。韦弗尔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希腊。也许因为他本人一厢情愿的推断，韦弗尔简单地低估了德军的威胁。他认为“这很可能是被扩大了”。

　　隆美尔打破了常规，尽管一直处于后勤瘫痪和士气体力不支的边缘，他还是一步步地违反上级命令和军事常规，把英国人赶了回去。当隆美尔对英军一个坚固防守的山口发起进攻时，被步兵牵制住之后出现了组织装甲反击的战机，英军师长在已经没有足够日光的阵地上犹豫徘徊，然后下令撤退。这个退却等于打开瓶塞放出了神气十足的隆美尔，使他毫无羁绊就进入了开阔的沙漠，然后毫无顾忌地竭力施展其机动战术。隆美尔不会知道英国装甲部队的败北不仅是由于战术不济，并且也是由于机械故障。他也不会知道，由于那么多师被派到了希腊，他的对手已经没有很强大的预备队了。

　　仅仅凭看一种英军要完蛋的直觉，以及通过收听英军仅有的几部电台中惊慌失措的通话，隆美尔就知道了他想要了解的一切。然而，当他向班加西和托卜鲁克港口以及埃及之外推进时，隆美尔显露出了其在今后战役中的真面目，一种多次令英军措手不及、乱中出错的赌博嗜好。

　　要想真正弄清英军在以后几年与隆美尔作战中为何频频出错，一定不要忽视，在沙漠中的英军司令官们只是初步掌握并简单演练了在战斗中指挥庞大机械化部队的技巧。另外，隆美尔在进攻托卜鲁克时俘获了奥康瑙尔将军。奥康瑙尔将军曾在与意军作战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没有一个发展了战前装甲战理论的将领当时在中东担任指挥职务。而从英国派来指挥这些全新部队的人，又很少能有机会演练这门新艺术。

　　当装备由于生产延误和战场损失变得如此短缺的时候，问题更严重了。很难说英军高级军官中称职者能有多少。许多资历较深的军官——骑兵、坦克团、炮兵和步兵的高级军官，对适应机械化作战不是有抵触情绪就是反应迟钝，而他们尚未被发现作为指挥官不称职，并被撤职以便为更具有适应能力的正在学习指挥部队和分队的年轻军官腾出位置。在失败的阴影下创建一个全新的战术和传统绝非一日之功。咄咄逼人的德国指挥官们都有不止一次打胜仗的经验，而且还有许多人才等着补缺，所以他们对付英国人当然是绰绰有余了。

　　就连英国最优秀的指挥官也因低劣的参谋工作以及使其不能快速、可靠地发出命令的通信系统而屡遭挫折。他们还极端缺乏及时传递的信息以及有效作战行动所依赖的有关敌人的情报。更有甚者，这些信息的不安全传递往往使敌人窥探到了价值无限的情报并据此采取行动。但是，就是在通讯系统运行相当不错的时候，武器上的差错又迫使英军在技术劣势的情况下与敌作战。这绝对是战前各种失误的恶果，而战术上判断错误又雪上加霜。

　　如同1940年在法国时一样，技术故障使装甲战车无法发挥全部潜力。最新式的十字军型巡逻坦克，很快就以其绝顶不可靠而著称，而其主要原因是水泵里的水在运往中东前就给放掉了，而抵达后又没灌满这么一个简单的失误。就是因为一些小纰漏使机器无法运转，从而锐减了其实战性能——姑且不谈这对操作者的自信心和士气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双方的坦克乘员对他们的坦克容易着火，或是没有保护的弹药部分，存在不满是完全有道理的，他们对不耗费大量弹药便很难确定射击距离和击中目标也感到头痛。在这方面德国人干得比英国人要好一些，因为他们倾向在静止状态下射击，而英国人则坚持在行进中射击这么一种显然难以保证准确度的方法。可是英国人却正在一个劲地抱怨他们的火炮打不穿德国坦克的装甲。而这一点早就应该引起人们的疑问了，因为当时已经知道德国人正在开始怀疑他们马克3型和马克4型坦克上的44毫米火炮在600码之外就能击穿的30毫米装甲的功效。令技术界脸上无光的是，他们没有很快地意识到德国所占有的双重优势。德国使用的是先进的装有雷管的穿甲弹，而他们的装甲经过表面强度处理之后使英国没有装雷管的炮弹在着弹后便四分五裂。

　　英国陆军之所以反应呆滞，不能毫不耽搁就处理掉技术故障，其根本原因在于战前那么多军官，包括许多坦克部队军官，持有处理技术问题有损其身份这么一种极其有害的态度。他们中很少有人受过技术教育。许多人认为技术人员无足轻重，往往蔑视他们。而自己又搞不懂那些技术条令，因此毫不奇怪，那些受过技术教育或有技术意识的人，就是在战时若要采取一些改革也是困难重重。比如，战争问题办公室在1940年6月之前成功地阻止了装甲战车署的成立，此后又在其权力范围之内竭尽全力维持一个明显地允许设计和生产落后坦克的系统。同样，直到1941年11月英军中东司令部才成立了装甲战车（技术）部，以在战斗中就地处理明显的坦克故障，并采取行动使之恢复正常。要想说明成立这类技术部门有多么紧迫，只要举有关一辆德国马克4型坦克的例子就够了。从1941年4月起，这辆坦克就在英国人手里。但一直等到1942年3月才有人劳神去研究这辆坦克，结果才发现其装甲是经过强度处理的。

　　许多技术信息往往来源于猜测，而不是科学的调研，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错误导向，进而影响了战术。尽管从1940军5月就已经知道德国人正在把他们威力巨大的88毫米防空炮也用于反坦克作战中，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试验不够，存在一种错觉，就是这种炮在440码之外不能击穿马蒂尔达重型坦克。而实际情况是在2，000码处它却能够击穿这种坦克！结果，1941年6月沿埃及边境在“战斧行动”中发起反击时，英军充满信心地派出了马蒂尔达坦克对付那种88毫米火炮，但却被打得粉碎。与此同时，轻型快速的装甲车则力图推进至距敌500码处，因为他们被告知在这个距离上，他们的40毫米火炮就能击穿敌军的装甲。结果等于去送死。因为，其一，在行进中他们不太可能击中目标；其二，就是击中也不可能击穿。然而，英军为击败敌军装甲部队、解救托卜鲁克并消灭昔兰尼加敌军所应用的战术仍然是像1941年11月“十字军行动”大规模攻势作战中使用的方法差不多。

　　隆美尔在其职权范围内并不是没有失误被英国人所利用。德国陆军总司令部把隆美尔的部队摆在了较低的位置上，而英国人又经常击沉他的舰船，因此他总是缺人，缺装备，缺给养。英国人不仅可以译读“埃尼格玛”上的通讯，而且还可以译读意大利人使用的瑞典设计的更低档的C38m密码机上的通讯，这使英国人受益匪浅。把截获的情报汇集在一起，便可获得关于舰船航线的大量预警、现在人们所说的非洲装甲兵团的实力以及隆美尔的作战意图。因此，当德军两个战斗小组进攻埃及境内被认为是（实际不存在的）英军的供给库时，英国人已充分准备好避开这次隆美尔在9月中旬组织的所谓武装侦察，而且还在不给自己造成损失的情况下骚扰德军纵队。但英国人几乎没有想到隆美尔下一步会如何行动，没有谨慎地收缩，隆美尔反而猛然向东进击，想拍死像黄蜂似的英国轻型部队，结果燃料用完了，遭到了空中和炮兵的猛烈打击，伤亡惨重，然后在狼狈逃窜中又丢弃了一路装备，侥幸的是没被俘虏。后来德军缴获了一些敌军文件，好像显示英军有进一步向埃及收缩的意图，从而使隆美尔有机会集中全力实施对托卜鲁克蓄谋已久的必不可少的攻击。尽管他还以为这次可以庆贺一番，但还是遭到了沉重打击。而且由于损失或损坏了第21装甲师110辆坦克中的67辆，情况变得更加悲惨。结果在11月下半月以前，隆美尔的部队再也没有能力实施进攻作战了。而英国人早就通过无线电技术侦察，掌握了这一情况。

　　当18日英国的“十字军行动”攻势开始进入昔兰尼加时，隆美尔反应异常迟钝。自欺欺人是部分原因，另外也是由于他对敌军实力、意图和作战范围一无所知。因为直到英军解除无线电静默之前，英国人成功地封锁住了自己的机密。与此同时，英军对隆美尔情况的了解则一直超过了隆美尔对英军情况的了解。因此，英军怎么可能不把德军一举击溃？更何况他们比对手拥有更多的坦克和大炮。

　　从一开始英军的计划就不严密。它的基本出发点是大规模的坦克部队，包括大约730辆坦克，在预备队的支援下，能够在坦克对坦克的战斗中搜索到、并击毁已知的没有多少预备力量的大约385辆可参战的敌军坦克。这个计划没有考虑到，作为坦克杀手，英军的坦克在技术上并不能胜任击毁坦克的工作，也没有考虑到敌人的战术是倾向于避免坦克大战，而往往把消灭坦克的任务主要留给部署在掩体内的最新式的、火力强劲的55毫米长管反坦克炮（以及88毫米火炮）。这样隆美尔的炮手几乎总是占优势，在自己选定的要地上的隐蔽阵地内的已知距离上射击，设伏突袭。而敌军，由其“搜寻／击毁”战术的本质所决定，很容易四处乱撞，分散兵力，陷入敌人设计好的屠宰场。而且就是在英国坦克碰上一辆德国对手时，英军也不得不一边在行进中射击，一边努力推进到距敌坦克400一500码、这个条令规定的装甲穿射距离。但主要责任还要归罪于没有经验的高级指挥官。由于种种原因和事件，他们根本就没有搞懂实施诸兵种机械化战争的基本原则。

　　除了一个例外，英军所有高级指挥官，从新上任的中东总司令（奥金莱克爵士将军）到师一级军官，都没有装甲战的实际经验，奥金莱克对装甲战车几乎一无所知。刚被任命为西部沙漠部队（现改名为第8军团）司令的艾伦·坎宁安爵士将军的素质要好一些，他刚从东非来，在那里曾大胜士气低落的意军，并实施了漂亮的纵深追击。但是作为一个炮兵出身的军官，他对步兵作战比对装甲战要更为了解。因此他的装甲战思想也跳不出这个框框。第13军的军长是步兵出身，30军的军长曾在皇家坦克团任职，是个极有前途的军官，可惜他和他的作战经验丰富的参谋长在战斗开始前不久因飞机失事而遇难，继他之后担任30军这个坦克攻击部队领导人的是新近抵达的第1装甲师师长C·W·诺里少将。可诺里关于装甲战的唯一经历是1940年在法国指挥一个团作过战。其他人都是步兵出身的新手。尽管这些人对后来的一系列失误负有责任，但他们居然会出现在高层指挥位置上，这完全是英国战前体制造成的结果，是英国式的战争思维方式造成的结果，这种思维使自己的陆军没能适应现代作战方法。

　　英军的散开推进接敌，隆美尔的掉以轻心，不愿认真对待英军行动，放弃了对他原定进攻托卜鲁克的计划，以及其后集中兵力与英军开战，所有这些都错误百出，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随之而来的混战。英国30军从沙漠一翼一阵风似地冲向托卜鲁克，结果并没有和预计的德国非洲兵团遭遇。因为隆美尔不让后者的司令官路德维希·克吕韦尔将军集中他的兵力。结果双方便在俯视西迪拉杰格机场的倾斜地形上陷入了单兵较量。英军并没有特别注意控制机动的要点，而是一次次地冲向德军预先设置的反坦克火炮阵地，结果被击毁；或者向静止不动的德军坦克发起冲击，结果遭到和前面类似的命运。为了寻敌作战，诺里把他的装甲旅分散使用，结果让隆美尔和克吕韦尔有机会一个一个把它们吃掉。实际上隆美尔完全有可能被诱杀，如果30军是被配置在要点上，而不是在坎宁安所选择的地形上。诺里要求30军向纵深攻击，而统帅沿海岸行进、居支配地位的步兵13军军长戈德温-奥斯汀将军，则要求装甲部队主力配置在附近，以防受到攻击。诺里选择的配置地域实际上是上述两种要求的妥协。

　　诺里分散使用他的装甲部队是不明智的，但错误的起因是坎宁安让13军的担心影响了30军的行动自由，并采取了错误的兵力部署。他这样做同时也为此次战斗，以及未来的许许多多战斗，定下了基调，即允许步兵指挥官在出现一丝一毫可能遭到敌坦克攻击的迹象时，便嗷嗷地叫个不停要求坦克增援。然而步兵的哀求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配备的44毫米反坦克炮太过时了，根本抵挡不住装备有最新式装甲的德国精良坦克的进攻，尽管别忘了步兵哭喊着要得到的坦克也是装备着和他们一模一样的44毫米火炮。步兵真正的错误在于他们没有充分发挥现有其它火炮的优势。

　　隆美尔和克吕韦尔也犯了许多不必要的错误。最严重的莫过于在11月23日非洲兵团大规模地冲进了西迪拉杰格南边的英国30军44毫米反坦炮大炮的射程内，结果双方伤亡惨重。但这也表明了预先设置的英国步兵，在没有坦克的增援下，用一定代价也能抵抗得住德国装甲部队，但是，就在这个时刻，当英军实力一时减少到只有44辆没坏的坦克的时候，隆美尔一如既往，决定实施一个宏伟的计划，尽管此时他的坦克也减至100辆，而后勤供应又岌岌可危。令克吕韦尔和参谋们绝望的是隆美尔带领部队穿过沙漠向南冲去，试图在边境从后面切进英军主力，然后轻松地把敌人消灭。他这样做是出于本能直觉，因为以前类似的行动曾动摇了英军的决心。但是并没有可信的证据表明，这样干扰敌军的条件已经成熟，而且他也没有考虑，离开西迪拉杰格地区，他就丢弃了已占领场上的几十辆坦克，其中有许多是可以经过快速修理后重新使用的。如果在守卫或摧毁英军遗弃的坦克的同时，隆美尔令部队搞得满身油污来恢复他坦克的车况，那么他也许就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相反，他却给英国人机会在要点上重新组织力量，销毁没有可用配件的德军坦克。而此时德国的非洲兵团却正在边境地区胡冲乱撞，由于故障和英军炮火的迎头痛击而遭受进一步损失。

　　然而，隆美尔通过“短促行动”几乎实现了他的心理战目标。当德军坦克纵队与逃窜的英军行政梯队搅在一起，甚至迫使30军军部逃亡的时候，坎宁安开始顶不住了。来自西迪拉杰格关于坦克损失巨大的令人泄气的报告，使他像冯·龙德施泰特在敦刻尔克之前那样采取了缺乏技术素质的反应，在德军炮火下坎宁安被带到了第7装甲师师部，然后被迫乘坐汽车和飞机开始毛骨悚然的大逃亡。他亲眼看到了30军的突然溃败，而这所有一切又进一步促成了他的失态。在参谋长和到前线亲自了解情况的奥金莱克看来，坎宁安显然已是惊慌失措了。奥金莱克决定把精疲力竭的坎宁安从指挥岗位上撤换下来这件事，一直被描述为是一个伟大指挥官的果断但充满风险的行动，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但奥金莱克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伟大指挥官是有条件的，即无线电侦察部门已把德军后勤的脆弱性完全通报给他，指出如果隆美尔坚持把非洲兵团滞留在边境地区，那么在可预计的时间内消灭轴心国部队是必然无疑的了。而且，奥金莱克完全可能更加充满信心，如果他知道在如此关键时刻，隆美尔由于其鲁莽的本性，在沙漠中走失了，然后坦克又抛锚，结果与他的司令部失去了联系；德军一个勇气十足的总参谋部军官命令德军坦克逐步撤到了西迪拉杰格以对付英军在该地扩充实力所构成的迫在眉睫的威胁。这个命令解救了德军，但那个军官却有可能因拒不执行上级命令而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所有这些与奥金莱克面临的困难处境相比都是次要的。他一方面要找个军官接替坎宁安，同时又要打赢这场势均力敌悬而未决的战斗。而在这两难中，如何选拔下一位指挥官，则对当时和以后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

　　如果在稍微不那么严峻的情况下，奥金莱克也许会提拔这个或那个军长来接管第8集团军。但在战斗正处在白热化状态时，这样做不切合实际。在整个战区内，没有其他军官同时具备了必需的经验和资历。于是奥金莱克就任命了一个临时替代的人物——他本人的总参谋部副参谋长尼尔·里奇少将。这样，在以后有时间任命一个更合适的军官之前，奥金莱克可以通过里奇来转达他自己的意志和企图。在当时情况下，这种安排也是迫不得已的。当隆美尔徒劳无益地试图恢复其因无能而丧失的西迪拉杰格阵地时，里奇根据奥金莱克一系列的长信和指示毫不放松地给德军施加压力使隆美尔渐渐不支。奥金莱克本人有效地保持了对第8集团军也许是遥控的控制。但这很难说是一个健全的指挥体系，因为，里奇下属的军长们，哪怕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怎么也无法确定谁是真正的老板。结果在坎宁安时期就滋生了的怀疑上级指示命令的歪风邪气，此刻已变成恶习——尽管隆美尔最终被迫正视他自己的危险境地并从昔兰尼加撤退这一局部胜利，部分地掩盖了这种不良情况。

　　里奇指挥下的英军在战斗后期仍然损失了许多坦克，而且和以前一样还是由于技术缺陷和战术无能。正如一个坦克牢驶员在日记里悲伤地写到的那样，“很显然，我的坦克还没有结实到能用来向敌军发起冲锋。”对要求坦克逼近阵地内的敌军坦克和火炮的作法，他的许多战友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好像他们的车是巴拉克拉瓦的马 [ 注：扫校者注：这里指的是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中，英国轻骑兵旅对克里木半岛巴拉克拉瓦的攻击，该次攻击遭到惨败。 ] 似的。然而，命令要求只要还有一辆坦克就得冲锋。效果自然是灾难性的。隆美尔最后完成了撤退，并充分利用新近在班加西运来的一批坦克（英国情报机关没有任何报告）两次伏击了追击的英军坦克，给英军造成了重大伤亡，甚至在这种情况下英军还在冲锋。

　　没有报道德国这些坦克的存在，不能责怪里奇，是总司令部的情报官忽视了一份关于德国一批货运中包括有坦克的无线电侦察报告，是把以前的“超级”信息安全地传递到用户手中的完全有必要的复杂系统，导致了混乱和疏忽。但此后英国在与隆美尔及其部队作战中的失败，则全怪奥金莱克和里奇，因为毕竟他们是指挥官。“归于国王——一切都归于国王。”

　　首先，奥金莱克在“十字军行动”之后确认了里奇的指挥职务，而不是用一个更有能力的人来替换他，哪怕是从联合王国空运来一个。奥金莱克为此应该受到批评。这样的将军是有的。其次，他们两个人都应该更好地利用现有的情报来在作战程序方面采取行动，改进训练水平和反击作战中的缺陷，尽管隆美尔只给了他们完成上述事项可能所需的最短时间。公平地讲，应该承认隆美尔在1942年1月24日发动迅猛反击的保密工作做得异常严实，就连他的作战企图也没告诉意大利盟军和南方总司令凯塞林元帅。因为害怕他们会否决这个极其危险但却是精心计算好的计划。德军的这个计划与英军的对策之间的明显区别在于双方对情报的相应处理。

　　隆美尔的情报军官通过低级的无线电侦察得到了一系列的情报，并且最富有成果的是，能够译读美国驻开罗的联络官向华盛顿报告当地英军的实力和弱点的高级外交密码。在此基础上他们推断出，在1月底前这段极其短暂的时间内，英军前线实力将不及经过加强后的德军实力。这种力量不平衡，一方面是由英军后勤保障困难造成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错误的情报综合导致了英军过于自信的结果。

　　英军判断失误的根本原因，正如欣斯利在官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情报史》第二卷中指出的那样，英军指挥官和参谋们还没有丢弃掉他们只有在感到需要了解敌情时，才咨询情报官的习惯，而不是紧紧抓住决策中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不放。事实上，英军有足够的无线电侦察情报表明轴心国部队的后勤状况由于最近多次运来物资而有所改善，并据此推断出敌军实力有了很大改善的结论，相反，英军总参谋部和第8集团军的情报官们则情愿只相信符合自己愿望的证据，符合上级的方针路线的情报。因为奥金莱克说了“敌人承受的压力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并且，正如他的军情副主任写的那样，“我们已把隆美尔装在了罐头里。”

　　结果英军在班加西前面的部署很弱——新近抵达的第1装甲师第2旅，以及没有装甲部队支援的大约3个步兵旅。尽管如此，第13军（此时仍由戈德温-奥斯汀统帅〕仍然可能打得比他们实际表现得更好。这次大惨败的许多责任应该由参与此事的四位将军中的三位来承担——里奇，他的思维已被每次前线的失利和来自情报官的一线乐观，搞得僵化枯竭了；梅瑟维，他在前线指挥着第1装甲师；以及奥金莱克，他则与里奇在无线电和信函中进行了一场几乎从未停息的争论。英国军营内的不和常常被德国的无线电截收部门偷听到，从而得出了正确的印象，即英军正在遭受惨重损失，并处在分裂的状态。

　　然后，里奇使英军的处境变得更为险恶。情报部门报告说，隆美尔燃料已不多（他打仗的方式往往使他这样），他准备转入防御（这是他为了平息意大利人对他已开始进攻的反对而有意扯的谎话）。但里奇却把这些当成敌人即将撤退的信号，并且得出结论认为这是“当他（隆美尔）一伸出脖子就可受到真正狠狠打击的天赐良机……”而这一切看上去很有可能，因为手头得到的唯一的皇家空军的侦察报告（由于天气恶劣）只提到一个（实际是实施佯动的）德军车队正向梅基利开进。于是里奇把第13军完全展开，置于被朝班加西方向实施主要突击的德军包围的危险之中。在日益严重的混乱中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向防守托卜鲁克的贾扎拉防线的大溃退。在这里隆美尔才真正没有了燃料。那么正确地判断出隆美尔反击规模和前兆的的戈德温-奥斯汀将军得到的奖赏是什么呢？停职！他，一个在整个“十字军行动”中指挥第13军一直显示出真正才干的将军，一个在战绩和资历方面比资历浅于他的里奇更有资格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的将军，却发现奥金莱克非常愿意接受他提出的辞呈。里奇错误地否掉了戈德温-奥斯汀关于一旦第1装甲师被击败就撤离班加西这一明智决定。这对奥金莱克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事。显然他很重视对朋友和部下的忠诚，而且他更看重的也许是保留里奇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便可以使自己继续对该部队通过遥控实施指挥——而他这样做则给自己埋下了将来的祸根。

　　在战斗中赢得声誉的机会往往一瞬即逝且不会再有。当一个指挥官由于自己的无能，或由于敌人不可夺的优势，甚至只因为运气不好——所有人都经常遭到这种情况——而眼睁睁地看看闪光的奖杯从手中失去，那么他该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但他可能会抱怨，像隆美尔手下的一切指挥官那样，由于他们领导的无能或做了替罪羊而不合理地被降级或战败被俘。或者是像奥金莱克手下的将军们那样，成为根本就算不上出色的里奇之任人唯亲路线的牺牲品。得不到应得的奖赏，指挥官便开始在整个体系内酝酿出不满的情绪，使相互关系产生裂痕，进而牺牲了军界最无价的财富——同僚间的相互信任。应该指出的是，奥金莱克事实上从敌人的潜在虚弱（上报的有关德国将军间表示不满的谈话）中得到安慰。但如果他也考虑到了充斥于自己营垒中的不满情绪，他也许可以干好。

　　英国最高指挥层摇摆不定，伦敦、开罗和沙漠中的第8集团军之间在漫无休止地辩论何时才可以重新发起攻势，或者德军是否会设法首先发起进攻，或者德国人在俄国受挫之后会不会穿过高加索或土耳其向南进攻。而与此俱来的是下层指挥官中失望情绪的蔓延。相互指责也日益表面化。步兵在抱怨得不到装甲部队的支援；坦克兵则觉得上级指挥令人失望，自己的作战行动受到步兵的影响，有时也得不到炮兵的支援，认为是自己在单独进行一场战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一个明确规定了兵种间协同原则的并加以实施的共同条令。由于每个兵种都倾向于自行其事，相互不信任严重。嫉妒成了家常便饭，而上级往往又不能实施领导，放任自流。战斗中的致命失误将会仍然持续更长的时间，而且有几次完全是由于对敌军司令官的才干不正常的敬畏造成的。德国的宣传机器在国内不遗余力地给隆美尔涂脂抹粉，这在英国人中也提高了隆美尔的股票价值。

　　战场上的成功给德国非洲装甲兵团司令带来了奖赏，许多礼品来自那位欢欣鼓舞的阿道夫·希特勒。当1942年1月俄国除了失败和撤退之外没有任河其它消息传来时，坐卧不安的希特勒根本没想到会听到一连串的胜利消息。随着重新开始在俄国的攻势和夺取高加索油田的计划逐渐成熟，把这一攻势和对埃及的威胁——如果不是占领的话，联系起来所产生的优势已经一目了然。为此，凯塞林在1941年12月被派往地中海，以便尽其所能最佳地使用新近配属给该战区的部队。

　　作为一个卓越的战略家，凯塞林显然意识到了隆美尔的主要问题是后勤保障，在马尔他岛被占领从而使来自该岛的对运输线的攻击被一次性地制止之前，不能对埃及实施入侵。他同意隆美尔的观点，夺取托卜鲁克是入侵埃及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但凯塞林与希特勒、国防军统帅部、陆军总司令部，意大利最高统帅墨索里尼以及隆美尔争辩道，必须首先夺取马尔他。

　　没有人像凯塞林对后来所称的“大力神行动”那样热情。隆美尔把托卜鲁克放在首位，而其他人则给吓坏了，希特勒尤其如此，当他回想到为克里特岛所付出的代价时更是如此。这场辩论拖到4月还没有确切的结果。在此期间，凯塞林不停地对马尔他实施了空中打击，仅在4月份一个月内就损失了250—300架飞机，并造成炸弹短缺，直到4月11日他可以向多疑的墨索里尼吹牛“马尔他作为海军基地再也不需要考虑了”时，才停止空袭。这样隆美尔总算可以松口气了，因为英军进攻运输线的能力已被压制，大量供给可以在几乎不受阻拦的情况下流入北非。但凯塞林对墨索里尼不明智的吹牛实际上破坏了“大力神行动”的实施，因为这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找到了借口，把入侵马尔他推迟到7月，使隆美尔在5月底发动了他极感兴趣的对托卜鲁克的进攻（“提修斯行动”）。而对马尔他岛的压制则留给由于分兵俄国夏季战役而兵力薄弱的德国空军去对付，这是一个无可挽回的致命失误，它引发了一连串不可逆转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