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的欺骗·第四
作者：马克·劳埃·英国
出自————《军事欺骗的艺术》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英国发现自己面临着被立即入侵的危险。虽然它已经尽可能地将英国远征军从法国抽回，但却被迫放弃了重型装备。被派往支援法国的主要由“飓风”战斗机组成的10个中队都被消灭，这使英国防御陷入极端危险的警界。
丘吉尔拒绝考虑投降，他决定向希特勒证明英国有能力面对并打败其对英国海岸的入侵。为此目的便需要实施欺骗，以及伪装部门(国内安全部下属的一个部门)付诸努力。设在萨里郡法纳姆的皇家工兵伪装与训练中心与国内一些独立的中心开始了研究工作。
皇家工兵野战伪装连(后更名为皇家工兵特种野战连)在国内和沿着海岸线建起了许多假子弹箱、坦克、大炮和掩体。故意允许德国侦察机拍照，并在被策反的间谍的帮助下使德军信假为真，有关策反间谍在后文中有详细阐述。
与此同时，皇家空军修建了许多假飞机场，希望藉此耗费德军的大量炸弹。早在战争之前就已修建的假照明跑道和灯光效果(与真飞机场上的近似)得到了进一步拓展。1940年6月，英国引进了电子打火的假照明装置来扰乱敌军侦察。此外又引进了假障碍物和汽车前灯来冒充飞机的灯光。后来，又在滑架上临时架起灯光，利用导线推进来冒充飞机着陆。
需要做出很大努力来确保的一点是，这些假飞机场(它的正式称谓是“O”地段)不能太过明显。当知道敌机在附近时，便故意亮起灯光，而后故意假装意识到自己被发觉而将灯光熄灭。
不可避免的地是，当纳粹空军意识到皇家空军的种种诡计时，他们便不再那么激烈地进攻。然而，在不列颠之战中的关键几个月，100个左右的“O”地段吸引了两倍于真机场的炸弹。英军也采取了在白天用假机场欺骗敌人的措施。他们建造了大约60个“K”地段，它们也在战争中发挥了作用，虽然远远没有“O”地段的功效显著。
当“K”地段在1942年初停止使用后，400架假飞机(之所以批量生产是为了增加真实性)被库存起来，以便于在支援实施一次大型进攻时冒充飞机集结。
英军修建了4个假飞机生产厂，其中有2个在1940年8月遭受炮轰，而真的工厂却安然无恙。在将飞机和工厂作为实施欺骗从而加以保护的首要目标时，要维持平民的士气还必须注意对城镇的保护。郊区外，在靠近可能的工业目标不远处准备好大篝火，将其点燃，会给敌人造成虚假目标，为了使之一直燃烧，英军用喷上了火油的木材或煤炭作燃料。
这些造假的火焰在敌军飞机实施了第一轮轰炸返回后被点燃，代号为“星鱼”，仅仅取得了很小的胜利。然而其中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1941年3月15、16日的晚间，布里斯托尔的假目标在敌军6个小时的空袭中受到100枚爆炸弹和大量燃烧弹的攻击，敌军完全迷失了他们的真正目标。在同一个月的晚些时候，又有67枚炮弹将加的夫的假目标轰炸得无影无踪，只有5枚炸到了城市。
沙漠战争
在西线的沙漠战场上，英军将欺骗学变成了一门艺术。1940年12月9日，驻埃及的英军总司令威尔逊将军对意军发起了一次大的进攻。意军虽然兵力占优势，但他们的战线拉得太长。在两天的战斗中意军被打得大败，俘获了3.8万名士兵，400辆大炮、50辆坦克。此次进攻完全是秘密发动的。士兵们在奉命到达集结位置时，意味只是要参加一次大型演习。事实上没有下达任何书面命令，知道这个秘密的仅限于几个他信任的参谋军官。英军建立了假司令部来冒充并不存在的单位，故意泄露假命令和实施佯攻来使故事显得更加真实。
随后，中东战区总司令韦弗尔将军故意在开罗设立了一个专门实施欺骗的部门，由经验丰富的达德利·克拉克上校指挥。
克拉克实施欺骗极为壮观的一次是在1941年初。在从意军手中夺取锡瓦绿洲的行动中，皇家空军在夜晚于绿洲上空发射照明弹、烟火和假的爆破伞兵部队，令意军以为受到了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进攻，大肆溃逃，从而使远程沙漠部队在第二天早上不费一枪一弹就开入锡瓦。
1941年12月，已经取代韦弗尔担任中东战区总司令的奥金莱克将军发起了旨在将轴心国军队逐出埃及的“十字军”行动。正好位于既定推进路线南边的锡瓦已被改变成一个假的师司令部，增加了假膳宿供应和管理建筑、假弹药堆积处，并设置了标识物来显示一个高层决策机关的存在。在后来俘获的德军文件显示，敌军已然被骗。尽管事实上敌军并没有改变部署，但他们估计锡瓦有1个步兵旅，2到3个装备装甲车的团和一支不知数目的埃及军队。
与此同时，在卡普佐和米什法之间修建了一条假铁路线，为了增加可信度，甚至将一辆假火车停靠在这条铁路线上。于是这个“目标”数次遭到纳粹空军的轰炸而真的铁路线却从未被攻击过。
埃尔阿拉门之战开始于1942年10月25日，在为此战进行准备的过程中欺骗与隐蔽受到了空前的运用。前沿长达56公里，在北面与大海相接，南面则与盖塔拉洼地相接。尽管盟军在海上和空中都占有优势，也不能完全轻视敌军的侦察能力，而为进攻实施的准备行动也难以完全隐蔽。
英军北部防线由30个军据守，南部则有13个军再加上10个后备摩托化军。他们在北方对抗一个德国师和5个意大利师，另有1个坦克师和1个意大利装甲师的后备兵力；在南方则对抗第21坦克师和“阿利特”装甲师。意军中有1个德国伞兵旅可为意军提供援助。
指挥英国第8集团军的蒙哥马利将军决心在北面发动主要攻势，动用了4个步兵师实施突进，第10装甲军实施突围。与此同时他计划使用装甲和步兵在中部和南部实行牵制性攻击从而迫使敌军撤离。这个欺骗计划的代号为“伯特勒姆”，旨在使德军相信英军的进攻将在南部发动，并暗示发动攻击的时间是在11月中，是它真正准备发起时间的14天后。
“伯特勒姆”行动采取了多种形式。鉴于德国设在开罗的间谍网会截取情报，英国大使馆和澳大利亚公使馆便故意泄露了一些消息，这些消息暗示了蒙哥马利大约将在11月6日无月的夜晚发动进攻，而不是在10月23日的满月之夜。许多盟军军官的社交活动都安排在10底，并散布了一些谣言，声称美国的新型“谢尔曼”中型坦克出现了一些问题，在几周的时间里不能发挥作用。
同时还发布了一系列信息，假装将于10月在德黑兰召开会议，盟军方面中东和远东战区的所有高级军官都会参加。
然而，欺骗计划的绝大部分还是可见的。第10装甲军受命在9、10月间实施一些公开的训练演习，旨在暗示敌军我方的装甲主力将从西南方发起进攻。而后，该军移往三个集结待命地域，在每个地域都留下了向南的痕迹。盟军方面直到10月20日至21日晚间装甲车秘密地撤向北部以后，才采取行动来伪装这三个地域。每移走一辆坦克就以一辆假的取代。
从一开始，盟军就知道根本不可能隐瞒装甲车在北部地区的大量集结。于是当坦克移入宿营地时，利用“阳光盾牌”体系将其伪装得像是10吨的货车。“格兰特”、“谢尔曼”和“十字军战士”坦克的周围和顶部都被遮盖起来，无论是从远处还是空中看都像是大卡车。一旦这些坦克开始移动，操作者便会启动一个快速发射装置将镶板打出进行遮蔽。
有400门发射25磅重炮弹的大炮及其牵引车和上架被杆子、金属丝和伪装网装扮成3吨卡车的模样，军需物品堆，尤其是那些工程装备和弹药被尽可能地藏在该地区的辎重之中。同时在南边修建假的供应仓库并且故意不进行任何伪装。另外还修建了一个假的管道，外加加油点和泵房。最后，又在南部修建了几个用作诱饵的大炮阵地。在战役的初期，当德军辨认出这些假阵地面不加注意时，盟军便用真炮取代了那些假炮，这是最后一着欺骗。
实施“伯特勒姆”行动需要极大的人力。2275名盟军士兵伪装了北部5000吨的存储物品，在南部陈列了8000吨的假军需物品，移动及布置了4500辆假的或空的车辆，并使用700套伪装工具伪装了坦克，360套工具伪装了大炮。胜利是绝对的。后来俘获的敌军资料证实，德军已经完全接受了这个欺骗计划，为即将到来的盟军南部进攻而准备。他们对于盟军将从南部发起突击是如此确信，以致于他们在盟军从北部发起进攻后仍将两个装甲师作为后备放在南部长达4天。
芬洛事件
纳粹德国在各个层面实施欺骗。1939年10月，战争刚刚爆发不久，德国的军事情报反间谍机关成功地实施了一个巧妙的计划。有两个自称是“德国总参谋部”代表的情报部门的高级军官宣称他们想与英国情报人员会面谈论颠覆希特勒的问题。于是，两名英国间谍，亨利·史蒂文斯上尉(特种情报处黑格分处的负责人)和西吉斯蒙德·佩恩·贝斯特上尉受命去中立的阿纳姆与他们会面。
这两名英国间谍会见了运输队的舍莫尔上尉和医疗队的豪斯曼上尉，进一步确定了他们的诚意，于是就陪同他们到了军情六局在阿姆斯特丹的司令部，给了这两个德国人一个袖珍的无线电收发装置以与伦敦保持联系，如果另有关于此次颠覆行动的进一步消息，就使用ON－4呼叫信号。
大约一周以后，德国方面通过ON－4信号要求第二次会面，将会面地点选在荷德边境线上。英国间谍完全违背了他们的行动规则，贸然到较为安全的黑格或阿姆斯特丹以外的地区参加会面。而后德国方面又要求第三次会面，时间是11月9日下午4点，地点定在芬洛的巴克斯咖啡馆，距离德荷边界仅几步之遥。
英国间谍在一个名叫迪尔克·克洛普的荷兰情报人员(陆军中尉)的陪同下，从黑格来到了芬洛。他们到达后，一辆德国小汽车带着刺耳的摩擦声突然停在他们面前。车上的人向荷兰卫兵开火，令克洛普受到致命的重伤。两名英国间谍被戴上手铐，推入车中，小汽车飞速地驰入德国境内。
“豪斯曼”其实是柏林大学的心理学教授马克思·德·克里尼斯。更为关键地是，“舍莫尔”其实是特种任务国外情报部的头目。史蒂文斯和佩恩·贝斯特被带到了盖世太保在柏林的总部——阿尔布雷特亲王大街8号的地下室，被单独监禁起来。尽管他们受到了严格的盘问，他们却并没有受到酷刑的拷打。在此后几周的时间里，他们吐露了大量的详细情报，包括怎样认出间谍同伙以及英国秘密情报处在欧洲的部署。芬洛事件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导致黑格情报站点的被逼关闭。此次事件也使德国情报部门在被占领的欧洲很容易地摧毁英国秘密情报处的站点，使之无效。
黄色行动计划
1940年法国的迅速陷落是德国精锐部队取得的一系列快速胜利的结果。黄色行动计划以进攻法国和欧洲低地国家为目标，发动于1940年5月10日，德军135个师越过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边境线去进攻拥有优势兵力的盟军部队。
比利时和荷兰在当时是中立的。当英法于1939年9月对纳粹德国宣战时，比利时拒绝加入旧盟约，而倾向于与荷兰实施严格的中立政策。它虽然已进行了军队动员，并将绝大部分的兵力置于比－德边境上，但它却严格禁止英法军队进入比利时境内进行有效的防御准备。1939年英军被逼沿着法－比边境修建了一系列完全不适当的反坦克防御工事。人们认识到这样便在英军防线的南翼和近乎坚不可催的马奇诺防线最近的一端之间留有一个长达80公里的危险缺口，但他们却忽视了这一点。法军确信，处在这一地域的阿登山区对于大规模的、现代化装备的德国陆军而言是不可逾越的，因此法军在这一地域仅仅部署了9个师的兵力，其中只有2个师有较强的作战能力。
冯·曼施泰因和德国最高司令部认识到了这种愚蠢的自满情绪。他们认为尽管阿登山区没有公路，但并不是无法逾越的障碍。他们又进一步认识到，取胜的关键在于让俯冲轰炸机发挥远程大炮的作用来掩护坦克编队快速行进到盟军的后方。
冯·曼施泰因认识到他的第6集团军必须迅速穿过比利时，而要达到这个目标便需确保一些关键桥梁的完好无损。由来自勃兰登堡的士兵组成的4个精锐连担当突击队员(其中不乏精通数国语言的人)，他们的任务是夺取最重要的几座桥梁。他们将主要依靠欺骗而不是军事实力来达到目标。
德军认为默兹河上长达400米的亨讷普铁路桥具有很大的价值。该桥在荷兰境内绵延3公里，德军必须在荷兰将其摧毁以前占领它，从而确保预定于零点时分穿过边境的火车向西进发，车上满载着携带重型装备军队，直奔荷兰的主要防线。5月9号晚上11点30分一小队勃兰登堡士兵装扮成荷兰宪兵，偷偷地潜过边境。领导这个小队的下士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荷兰语，他率领着队员抵达了位于铁路和尼尔斯河之间的修整点。
黎明到来之前，这个小队来到了亨讷普桥东引桥处的荷兰哨兵身边，无需战斗便制服了他们。尔后他们向远远的另一端的哨兵打电话，告诉他们将有2名宪兵押送4个德国战俘过去。于是“战俘和押送者”出发了，留下的人员据守着东引桥。在桥中央，假冒的宪兵将战俘移交给荷兰人，尔后返回桥东端。惊恐的荷兰哨兵押送战俘去指挥所，只留下一个哨兵守着爆破器材。几分钟之后，当满载部队的第一辆火车靠近时，这个哨兵迟疑了一下，但这段时间已足够让德军跳下火车，将他制服。那4名德国战俘将被弄糊涂了的押送者制服，于是这座桥就完好无损地落到了德军手中，确保了火车向西进发。欺骗作为一种战争武器，它的价值再一次得到了证实。
入侵苏联
德军旨在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早在1940年7月就已经筹划了，比1941年6月22日实施进攻早了11个月。1940年12月18日，希特勒发布第21号元首指令，最后确定了实施进攻的“巴巴罗萨”计划。和以往一样，欺骗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斯大林坚信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神圣性，这帮了希特勒不小的忙。就像我们所知道的，尽管英国方面已经提出了警告，再加上苏联自身分散在军情六局和其他地方的间谍呈报的信息，斯大林拒绝相信德国会在入侵英国的同时又对苏作战。
德国入侵英国海岸的“海狮”行动已被悄悄地搁置，但表面上似乎还在继续，以这个大骗局来避免苏联的警觉。当时德军正将主要兵力投入巴尔干半岛，便能做到在某种程度上停止在波兰的军事集结，暂缓对希腊和东地中海的进攻。尽管英国的情报系统非常缜密，英国方面也为此所骗，在1941年2月将6万名皇家士兵运至希腊。
德国最高司令部在媒体宣传方面也采取了非常措施来欺骗德国和苏联民众。一切行动都暗示着德国将波兰作为休养地域而将最精锐的部队部署在西线。大众广播节目中传播的信息则是希望那些并不存在的军队迅速复原。
德国方面甚至假装计划邀请斯大林到巴登－巴登进行休养，同时计划为一名苏联高官进行“秘密”接待(这一点又不可避免地泄漏出去)。
就在“巴巴罗萨”计划即将实施之前，所有向西行进的列车都被停运，同时军队进入警戒状态，准备入侵不列颠。德国军队直到发起进攻的前夜才知道是要进攻苏联。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个别指挥官暗中参与了希特勒的策划。当6月22日晚上3个同情共产主义的德国集团军越过苏军占领的波兰，提出警告时，红军对此表示怀疑，并没把它当回事而沿着指挥链条向上呈报。
进攻部队在夜晚抵达他们的进攻位置，到了白天则停止前进，并将其阵地加以伪装。进攻对于苏军而言完全出乎意料。直到德军发起进攻的95分钟之前，即6月22日凌晨1点30分苏军最高司令部才得到警报，意识到敌人进攻在即。夜晚降临时，纳粹空军已摧毁了2000架苏军飞机(其中的绝大部分还未起飞便被摧毁)，德国陆军已入侵苏联领土80公里。
为登陆做准备
到了1944年初，即使是美国也已意识到了实施欺骗的必要性。因此，盟军在为保护1944年6月入侵法国的“霸王”行动而实施的“保镖”行动中进行了充分的合作。那时盟军情报部门已经渗入德国无线电通讯业务的绝大部分，充分意识到希特勒希望侵入多佛尔海峡。这个设想虽然不对，但得出这个观点却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该观点得到了该地区的指挥官陆军元帅冯·伦斯泰特、隆美尔和海军上将克兰克的十分赞同。据此，希特勒命令德军西线最强大的第15集团军驻防加来港。
出于必需，“保镖”行动计划是头号机密。该任务被委托给伦敦控制部门(LCS)的2名海军军官、1名皇家空军军官和5名陆军军官。他们是在靠近皇家骑兵卫队的一个政府地下防空洞实施行动的。
盟军方面决定使希特勒相信登陆行动将在1944年春季开始，登陆地点选在挪威。以后英、美、苏军将向瑞典进发，而后向南进入丹麦，穿过防守薄弱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平原进入德国境内。进攻的主要目标是巴尔干地区，盟军将入侵伯罗奔尼撒半岛，而后经过卢布尔雅那隘口进入德国。与此同时，苏军将进攻普洛耶什蒂油田，捣毁希特勒的第三个燃料供应地。
如果要实施入侵法国，则它将是辅助性的，并以加来港作首要目标。此外，盟军还必须要让希特勒相信，盟军的诺曼底登陆是牵制性的。当美英军队建立滩头堡时，德军强大的第15集团军将不会参加初期作战，这一点至关重要。
“保镖”行动的规模如此之大，使它不可能只有一个计划。事实上，该计划按照地理范围划分为几个部分，每一部分有一个分计划。
“刚毅”行动是一个主要的分计划，它又分为两个部分。其目的是说服希特勒一个大规模的牵制性进攻将在加来港实施，而盟军将在挪威登陆。“刚毅”行动北部分队的任务便是制造英国第4集团军将司令部设在爱丁堡和在斯特灵和邓迪有两个军的假象。
在麦克劳德上校的指挥下，设在这三个地区的一小队信号手开始逐步发出无线电讯息，假冒有增援部队进入阵地。同时英国广播公司(BBC)和许多全国性和地方性报纸开始报道驻在这三个地区的士兵和当地姑娘的许多订婚和结婚的消息。
在苏格兰地区活动的双重间谍报告了苏联军官克莱门季·布琼尼的到达，共同协商红军的进攻和在爱丁堡设立一个美国联络参谋机构来代表北爱尔兰地区的美国第15集团军。和从前一样，没有哪一个单独的情报是结论性的。然而，当将犬牙交错的情报拼凑在一起时，德国反间谍机关就认真地以为盟军入侵挪威的极大可能性而将人员物资在该地区集结。
即使是中立的瑞典也被无意中卷入了这场欺骗。空军副元帅桑顿在战前是驻斯德哥尔摩的空军武官，他被派遣去见他的老朋友，瑞典空军总司令努登舍尔德将军。桑顿身着便装，乘坐飞机抵达斯德哥尔摩，而后又乘坐小汽车(刻意垂下窗帘)出入了英国大使馆。当他去努登舍尔德的司令部拜访他时，由于知道自己会被德国间谍拍照并会被德国反间谍机关辨认出身份，桑顿小心翼翼地从后门出入于这个建筑。
在与这位瑞典总司令会面时，桑顿承认英国入侵部队做不到足够迅速地征服德军的抵抗，从而无法避免成千上万名挪威游击队员的被杀和挪威许多基础设施的被毁。因此，他建议由瑞典军队作为邻居而不是入侵军队进入挪威来发挥保护平民的警察的作用。
努登舍尔德作为一名忠实的亲英派，将此计划呈报给瑞典政府。然而，瑞典的警察头子却是亲德派，他在努登舍尔德的办公室里安装了窃听器。这两位空军高级官员的谈话被录了下来，并被一字不差地呈给德国人。希特勒充分地了解到这一情况，因此不久就另外派遣了3万德军到挪威，在那里德军并没有在战争中发挥进一步的有效作用。单单因为这一个原因，“刚毅”行动的北方部分就被公正地认为是一个绝对的胜利。
“刚毅”行动的南方部分，即让德国人相信盟军也将进攻加来港的诡计也同样取得胜利。乔治·巴顿将军被任命为假设的美国第1集群的指挥官，“驻防”在肯特和东英吉利亚。和完全虚构的英国第4集团军不同，美国第1集团军群的确拥有一些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编队，出于巧合，他们的确驻守在这一地区为诺曼底登陆做准备。就在诺曼底登陆后的日子里，鉴于这些部队已投入滩头堡，他们的阵地被另外一些虚构的部队占据，一直到1944年8月，美国第1集群都仅仅是个假设。
英军还在多佛尔海峡建了一个油料储存库，大量的橡皮坦克、大炮和车辆被运入肯特和埃塞克斯的树林和田野中，胶合板做的登陆艇沿着东南海岸被停泊在合适的港湾中。间谍们呈送上来众多的集结情报，无线电通讯也不可避免地增多，情报有的是真的，也有的是加工的。
该计划没敢冒任何险。就在登陆实施的一个月前，1944年5月，德国在非洲的部队的前指挥官，在不列颠之战中被俘的汉斯·克雷默将军因伤病而被释放回家。他被小汽车载着经过多塞特和汉普郡，却被告知是经过东萨塞克斯和肯特。他亲眼看到英军为入侵做着实实在在的准备，他甚至见到了作为第1美国集群司令的巴顿将军。
“刚毅”行动南方部分中一个代号为“玫瑰芽”的次要部分在诺曼底登陆后仍然继续，就是为了让希特勒相信此次登陆只不过是个联合佯攻。巴顿的美国第1集群中被强化的无线电通讯似乎暗示，该集群不久将参与另外一次登陆。负责在法国的德军防线的冯·伦斯泰特确定巴顿将在索姆河和塞纳河之间登陆，目的是合围并占据港口。
据守在加来港的德国第5集团军等待着永远不会到来的敌军，而隆美尔的第7集团军却苦苦挣扎着独力抵抗日益增多的盟军。等到第5集团军的先头部队终于参战时已经太晚了。盟军已经突出了防线，正穿越塞纳河。
“齐柏林”行动的目的是阻止敌军从东地中海移往法国北部。苏联入侵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威胁是捏造出来的，再加上英国从希腊展开进攻，在奥地利的战争中进攻达到最高点，并突入德国南部和中欧。又虚构陆军师进入北非和东地中海以及既定的入侵时间，尽管这个时间随后又被推迟。
事实证明，该计划非常成功。尽管在诺曼底登陆时，在整个地中海战区盟军其实只有38个师，其中绝大部分的兵力在意大利，德军却认为盟军有71个师，其中11个师较为薄弱。在1944年5月没有一个德国师从地中海移到北欧，随后也没有一个师在登陆开始后关键的几周里及时赶到从而对战斗造成影响。
“文代塔”行动的作用是让尽可能多的德军参与法国北部作战。在该地区虚构威胁时，必要的一点是装出一种合理的平衡。盟军真正要入侵法国南部的“铁砧”行动计划已经制定，该行动如此紧迫使得德国无法将更多的军队投入该地区。
法国第1集团军和美国第91步兵师(它驻守在奥兰)提供了这一威胁。具有讽刺意味地是，本来亟须再次部署到意大利的第91师为了进一步实施欺骗不得不推迟到6月中旬。
还需在大使级做一些调查以发现西班牙是否愿意在巴塞罗那港为即将开始的行动中造成的伤员的处理和后撤提供便利。不可避免地是，询问的细节被泄露给德国人，为使希特勒相信盟军即将进攻南部法国起了很大的作用。德国的很多部队，包括久经战火的德意志帝国党卫军部队受命据守在南部。等到德国发现这是盟军的诡计而将这些部队向北调动时，盟军早已控制了局势。
“保镖”行动的最后一部分是“勇敢者埃德蒙”，目的是在诺曼底登陆开始后3周的时间里让德国第1集团军呆在波尔多地区。然而，由于缺乏可用的飞机和人员，实施完全欺骗明显是不可能的，计划几乎完全依赖于德军对假无线电通讯的截取。这是“保镖”行动中惟一没有取得完全胜利的部分，这一点确切地证明，战略性欺骗只有在实行尽可能多的边缘性投入的基础上广泛应用才可望取胜。
利用中立国
一旦盟军发现他们向中立国提供的假情报最后总是可以落到德国情报部门的手中，盟军就会乐此不疲。在此，尤其值得一提的捏造假情报的例子发生在1940年10月，佛朗哥政府寻求英国方面同意西班牙青年运动的一名代表去英国参观，名义上是学习英国的童子军运动经验，实际上是仔细查看英国的防御现状和为即将到来的入侵做准备的情况。
军情六局说服了外事办公室同意这一请求，尔后，在军情五局的合作下，为西班牙人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那个西班牙人在“雅典娜神殿”饭店的住房被装上了窃听器，当时伦敦仅有的三个可操作的高射炮之一被挪到了靠近饭店的海德公园。在每一次空袭中这门大炮都持续不断地开火。英国为这个西班牙人安排了一次到温莎堡的参观，他正在观看景点时，碰巧英国皇家的“仪仗兵”经过(他可不知道这支队伍是英国惟一装备齐全的坦克团)。后来，他乘坐飞机去苏格兰，在飞行途中，他看到有很多中队的“喷火”式战斗机飞过(确切一点说，就是那么几个编队的战斗机一遍又一遍地从他面前飞过)。
因此，就不必惊讶于这名间谍后来呈给柏林的报告坚决建议不要入侵英国，警告说英国所显露的没做准备的状态只不过是个由情报部门策划的骗局，旨在将德国远征军引入陷阱。当时在德国反间谍机关看来，苏联比英国更像天敌。因此，这样一份估算尽管不合逻辑，仍然为反对政治统治集团迫不及待想入侵英国的企图起了很大的作用。
策反间谍
二战中的秘密间谍毫无光彩可言。在万分危急时刻，会持续几天甚至几周没有任何活动能力。一名间谍在第一次面对敌人的检察点时或与敌人近在咫尺胆战心惊地连续工作时，无人可以帮他。隔壁的敲门声给绝大多数的间谍带来的恐惧并不比传唤他们去安全司令部小多少。因此，有许多间谍一旦被捕，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会同意与敌人合作，这一点不足为奇。
敌我双方都尽最大的努力来策反被俘间谍。毫无疑问，最成功的一次集体间谍策反行动是由德国人在荷兰实施的。
和其他被德国在1940年征服的欧洲国家一样，荷兰当时也处于一种混乱状态。当威廉明娜女王逃往伦敦后，在荷兰形成了政治真空，使该国几乎完全无人领导。荷兰情报部门没有为秘密组织准备任何供应，连秘密电台也没有，使爱国的人们空有抵抗热情却什么也做不了。荷兰缺乏秘密通讯，这使流亡中的女王和她的顾问们与荷兰完全隔绝。使事情更糟地是，当地的一名间谍逃跑时，丢下一个装有他所有荷兰联系人的姓名和地址的公文包。德国人发现后，便进行了血腥的屠杀。
德国情报部门清楚地意识到荷兰并没有做好秘密战争的准备。德国反间谍机关在赫尔曼·吉斯克斯(他是个精力充沛，心思敏锐的人)的领导和一些V－人员的协助下，迅速建立起了荷兰地下抵抗运动成员的档案。V－人员指的是由德国当局招募来监视本国人民的荷兰人。他们中许多人充当双面间谍，混入尚未成熟的地下抵抗组织的目的便是让该组织向他们的德国主子妥协。尽管荷兰知道这些人的存在，它却似乎不想或无能与之对抗。
1941年夏，德国人从一个名叫安东尼乌斯·范德瓦耳斯的V－人员处得知在比尔特霍芬镇附近有一个地下电台。于是一个德国无线电截听小分队秘密进入该地区，静静地守候着。当秘密发报机开始工作时，德国人将其搜获。一位名叫汉斯·佐莫尔，同时为秘密情报局和SOE(特别行动机构)工作的荷兰情报收发员被俘，同时被查获的还有一整套无线电设施，包括一卷从前的情报、代码和密码。佐莫尔即使是在受到盖世太保的严刑拷打后也坚决拒绝向他的审问者泄露情报。
然而，一位名叫恩斯特·迈的特种任务中士依靠自身的悟性成功地破解了秘密情报局的密码系统。迈并没有受过破译密码的训练，这使他取得的成就愈发惹人注目。他不仅破译了这些情报，而且发现了每位秘密无线电收发员的保密检查手段。如果没有这一保密检查，在实际操作中将难以发现假冒情况，而德方利用这一途径可策反情报传送者。
几个月之后，又一个地下抵抗组织被V－人员渗透，而后在1942年2月13日又有两名秘密情报局间谍特尔·拉克和威廉姆·范德雷登(一名前荷兰皇家海军无线电收发员)被德国人俘虏，同时还俘获了又一套密码。被俘后的范德雷登在愤怒和混乱状态中，向温和而又富有同情心的迈提供了大量情报，从而使迈大大增加了对英国密码的了解。对英国而言灾难性地是，迈还知道了秘密情报局和SOE间谍为防止假冒而使用的保密检察和测试问题，这便为德方实施大规模的欺骗行动铺好了台阶。
在另一个名叫乔治·里德霍夫的V－人员的帮助下，德国人又包围了一个SOE小组。一个受过训练的名叫蒂斯·塔科尼斯的破坏者和他的无线电收发员胡波尔特斯·洛沃尔斯在1941年11月6日到7日的晚上潜入荷兰。尽管他们伪造的身份证有些令人奇怪的、不合常规的地方，他们仍然成功地留下来开始工作，洛沃尔斯在黑格，塔科尼斯在阿纳姆。里德霍夫以公路货物承运人的伪装身份和塔科尼斯交朋友，帮他将物品供应从他的秘密藏匿点运输出去。里德霍夫还为这个间谍提供完全错误的情报，让他传送到伦敦。
里德霍夫逐渐从塔科尼斯无意间泄露的零碎信息中得到了SOE情报网络的明确而关键的细节。而后，在1942年3月6日，正当洛沃尔斯准备给伦敦发送情报时被捕，几天之后，塔科尼斯也被逮捕。这两个人都被告知，如果他们愿意和“英格兰演说”行动(这是一个利用洛沃尔斯被俘获的无线电设备向英国发送假情报的行动)合作就可保住性命。塔科尼斯在饱受酷刑的情况下仍然拒绝合作，最后于1944年初冬在毛特豪森被害。
一开始洛沃尔斯也是拒绝的，但当事实证明德国人早已破译了他的密码时，他同意合作，但他坚信伦敦方面能够从缺乏一些关键的保密检查中发现他是被迫发送的。但可悲哀的是英国人并未发现这一点，而且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根据洛沃尔斯的情报而采取行动，尽管这些情报总是缺少检查，而且总有网状信号和其他意在警告接收者的复杂程序。
不光采地是，在一次战后调查中，SOE将它的惨败归咎于程序，它宣称，当初想当然地认为其间谍是在正常情况下传送情报，从而忘记了所受的训练中一条最基本的原则。有一次洛沃尔斯成功地在标准传送情报时插入“被抓被抓被抓”明语示警，却没有任何作用。在布莱奇利的接听者仅仅选择了将其不愿听到的剔除。几周之后洛沃尔斯省略保密检察的事便不再向伦敦的SOE总部报告。
重要的不是洛沃尔斯所传送过去的德国人精心设计的假信息，而是洛沃尔斯所接收到的。就在洛沃尔斯发送假信息后几天，伦敦方面告诉他，一个名叫阿诺德·巴森的中尉间谍将于3月27日晚上乘降落伞在阿森以北的一个空降点着陆。巴森是个专业摄影师，他那天夜晚如期着陆，随身携带了几箱的爆破器材和武器。许多冒充是地下抵抗组织成员的V－人员早等候他的到来。巴森被逮捕并被移交给德国反间谍机关。暴怒的巴森滔滔不绝地向他们提供情报，又大大增加厂德国对SOE密码和人员的了解。
德国人命令洛沃尔斯通知SOE巴森已经安全着陆，尔后又有更多的间谍前来。皮特·杭伯格在1941年秋抵达，尔后伦纳德，安德林加于t942年3月10日抵达。3月29日亨德里希·约尔当和杰勒德·拉斯乘降落伞抵达。一周后亨德里希·塞斯和贝伦德·克洛斯到达。又过两周后亨德里希·范·哈斯中尉乘船抵达。
6月23日SOE间谍约翰内斯·比扎尔和扬·范赖特斯科唐在靠近阿森的野外着陆，立即就被德国反间谍机关逮捕，至此，德国反间谍机关甚至都不想再掩盖自己的行动。与此同时，V－人员消灭了许多地下抵抗组织。到1942年底，德国方面已经控制了6名“策反”间谍，连同无线电收发员和保密检察。
尽管洛沃尔斯发狂般地警告伦敦方面，却无济于事，SOE认为它有不少于10名间谍在荷兰安全地层开工作。伦敦方面几乎每天都发来指示，一位名叫杰勒德·赫默特的被俘间谍带来了炸毁德国海军在科特韦克的军事设施的指令。伦敦方面发给间谍们的摧毁其他军事设施的无线电指令使德国方面指示加强这些地方的防守。逐渐地，这些指示使德国情报部门了解到盟国在荷兰的企图，并因此能够挫败这些企图。
德国反间谍机关痛切地意识到在荷兰还有一些自由间谍。然而，英国制定的“需要才知道”的政策阻止间谍们无论是在受训时还是在实地工作中相互联系，因此，如此众多的间谍的消失并没有引起怀疑。
有一次，反间谍机关面临窘境：SOE要求得到关于一名不在德国人控制之下的间谍的进展情况。吉斯克斯没有推诿或忽视这个要求，而是选择了缓步回答。他首先小心翼翼地向伦敦方面要求得到更多有关的信息，尔后从SOE的被捕间谍中寻找与该间谍有过联系的，通过这个途径吉斯克斯得以编造出一个可信的剧本。
在整个“英格兰演说”行动中共有51名SOE间谍被俘获，有9名来自军情六局，在这个团体中惟一的女间谍比阿特丽克斯·特尔温特则是来自军情九局。她逃过了拉芬斯堡和毛特豪森两次劫难，但几乎她所有的男同伴都被击毙了。洛沃尔斯本人被赦免，有5个间谍从蒂尔堡东北的哈伦集中营逃跑。这5个人中的杜兰中士和乌宾克中尉(他们的代号分别是“卷心莱”和“细香葱”)最终逃到了瑞士，和军情六局设在伯尔尼的分站头子取得了联系。
当军情六局向在荷兰的间谍发送了一个令德国人诅咒的信息，警告说SOE已经不安全了并命令他们切断和敌方单位间谍的所有联系时，德国人最终意识到这个游戏已经不能再玩了。德国人截获了这个信息，便开始停止那个网络的运转。
当杜兰和乌宾克最终抵达英国时，他们被逮捕并被投入布里克斯顿监狱。在他们从瑞士一路艰苦逃亡的过程中，德国反间谍机关利用被俘获的SOE无线电发送机宣布他们是盖世太保间谍。这是德国此次策反行动的最后一击。几个月之后，这两个人被释放并最终被荷兰当局授予勋章。
当德国人意识到“英格兰演讲”该结束了，他们便向SOE荷兰分部的头子发了一份得意洋洋的信息：
“致布伦特·宾哈姆及其后继者阁下：
您总是企图在没有我们的帮助下在荷兰做事。我们作为您忠实的间谍认为，这对我们之间长期成功的合作很不公平。但是无论您何时到欧洲大陆造访，我们向您保证，您会得到和您从前所派来的间谍一样的待遇。”
英国方面对此信息的反应无人知道，而且也是不宜付印的。毫无疑问，“英格兰演讲”是二战中最大的一次欺骗行动，也是间谍活动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如果当初SOE坚持它的行动规则，相信像洛沃尔斯这样有经验的间谍不会简单地在信息传送中犯那么多连续的错误，就不会有悲剧发生了。
战争结束后，吉斯克斯被拘留，接受调查并被荷兰和盟国检察官审问。人们认为他的行为没什么不光彩，完全是在日内瓦条约的范围之内，于是他被无罪释放。
欺骗体系
认为盟国在策反间谍和实施欺骗方面没有大获成功是个严重的错误。“欺骗体系”是最早和最持久的英国谍报胜事之一。被逮捕的德国间谍被秘密地关押在里士满公园的一个中心里，有的被策反，有的由英国无线电收发员取代。该体系由牛津大学学者约翰·马斯特曼爵士，他是“20(XX)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
马斯特曼于1940年3月到英国情报部队服役，大致由于他能讲流利的德语，便被委任为战争办公室霍华德调查组的秘书，调查英国远征军从敦刻尔克的匆忙撤退。后来他又被调到保密局的反间谍部门。该部门一开始设在布莱尼姆宫，后来转移到不是那么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皇家监狱“苦艾丛林”。
1940年12月，马斯特曼奉命执行盘问达斯科·波波夫底细的任务。波波夫是个南斯拉夫人，他在1940年被德国反间谍机关征募，但后来为设在贝尔格莱德英国情报部门服务。1940年11月，波波夫被德国反间谍机关派往葡萄牙，但在一个月后他成功地秘密飞到英国，受到军情六局，并通过马斯特曼受到军情五局的接见，并被征募为工作人员，代号分别为“三轮脚踏车”和“童子军”。正是此次成功的会面导致了成立“20委员会”，这是一个指导伦敦方面实施双面间谍欺骗行动的部门间的机构。
值得一提地是，一次涉及波波夫的关键情况证实，“盟国”的假情报具有双刃剑的作用。这位南斯拉夫人返回里斯本后就开始为英国提供具有珍贵价值的情报。然而，有一次他提供的一个关键信息却没被处理好。他通过德国渠道得知了日本计划偷袭珍珠港的详细情报。令人费解地是，英国并没有将此情报通知白宫(当时美国还没有正式的对外情报部门)，而是留给了自己处理，军情五局的盖伊·利德尔(当时是一名苏联间谍)通知了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埃德加·胡佛并安排了他和波波夫的会面。由于事先被利德尔告知波波夫是一名双面间谍(事实上他不是)，再加上被波波夫的代号“三轮脚踏车”(胡佛完全错误地认为这个词有性的含义)，胡佛当时就不喜欢这个南斯拉夫人并对这个精确的情报置之不理。
在1941年1月和马斯特曼在战争结束重返学术界之间的这段时间里，他主持了总共226个每周一次的欺骗委员会的会议。他后来写下了一份完整的关于这个委员会的活动的报告，却被战后军情五局的局长罗杰·霍利斯爵士进行了删改。尽管整个故事不能公布，但已有了足够的情报可以使英国方面有效地控制德国的情报源并对其提供假情报。
英国的第一名战时双面间谍(代号是“雪”)是由军情六局在1936年征募使用的。当时无人注意到他和德国情报部门的联系，直到几个月之后他给汉堡的一个知名的转递地址寄信被截获后，军情六局对他就此事进行仔细盘问，他和德国反间谍机关的交易才为人所知。英国方面允许他可以继续在不对英国造成什么妨碍的情况下和德国反间谍机关保持联系，而作为回报，随着战争阴影的逼近，他向英国提供大量有用的情报。
1939年9月，一个拘押命令将“雪”移到了旺兹沃思监狱，在那里他立即同意利用德国反间谍机关在前一年1月提供给他的无线电设备向德国方面发送消息。随着“雪”发自旺兹沃思监狱的第一个情报，欺骗体系正式成功启动。“雪”很快得到了诸多的命令并要求得到更多的情报。德国情报部门尤其希望渗入威尔士民族主义党，它非常错误地认为该党正计划一次大规模的暴动。英国同意让“雪”到荷兰去会见他毫不起疑的德国反间谍机关的“操作者”，讨论用船运输武器和爆破器材去南威尔士以支持其暴动。他被此人告知该机关在美国的间谍的详细情况，并被安排得到一笔固定的收入。
“雪”在马斯特曼的控制下工作了18个月，在此期间由于他的帮助英国方面得以发现另外3名德国间谍。更重要的是他提供了众多关于德国反间谍机关人员和他们的工作方法的信息。他还帮助破坏德国酝酿中的阴谋计划，并为布莱奇利的密码破译者提供了德国密码和无线电程序。
此后德国又多次企图派遣间谍渗入英国，但都失败了，很大的原因在于他们为间谍提供的指示和技术支持水平太低。在战争的早期阶段，绝大多数的间谍仅仅被提供了200英镑，只够他们自己支持一到两个月，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入侵不列颠。他们的被服、身份证件和此类的东西不够精细，总是显露出临时凑成或匆忙而就的痕迹。
事实上，由于这些间谍们的身份证件是由英国人控制的“雪”组织提供的，故意留下一些漏洞，使这些间谍的处境很不容易。但这使得英方的情报人员很容易获得新来人的资料。
所有被俘虏的间谍都受到“20委员会”的注意。那些几乎一到达就被俘，因而没有机会和德国方面联系的间谍，他们的被俘并没有被大众注意到，这些间谍便被策反，同意为马斯特曼工作。而那些不符合上述任何一项条件的则被移交给有关当局进行审讯并都被判刑。
这些政策受到了保安部门的反对，他们认为一个活着的间谍即使对欺骗计划无用，也可以是必要的、有益的情报来源。然而，处死一批间谍是必须的，既可以让公众满意国家的安全正得以维护，又可以让德国相信那些未被逮捕的间谍还在正常工作而不在英国的“控制”之下。
根据军情五局的记录，欺骗体系涉及的大约120名间谍中有39名(他们的代号都是类似“默特”、“杰夫”、“唇膏”、“薄荷”等等这样一些可笑的名宇 [ 注：默特和杰夫是美国动画片中一高一矮的一对愚蠢的主角。 ] )是在英国境内被抓并为其所控制。随着战争的进展，反馈给德国的假情报逐渐从以军队部署、工厂产出和地方性防御为主转为兵器集结和入侵可能选择的登陆地点。发送假情报是“刚强”行动的关键一部分，使德国情报部门关于盟军为登陆所做的准备得出的认识完全错误。
事实证明，欺骗体系在北非和中东非常成功。该体系作为中东保密情报部的一部分，不仅成功地使土耳其保持中立而且迫使德国将其精锐部队驻留在巴尔干地区。中东保密情报部使德国情报部门相信英国在北非又增加了几个师，准备从地中海上发起进攻。事实上这几个师仅包括一些工作努力的无线电收发员，他们在中东较难到达的地方相互发送常规的无线电信息。在接到德国情报部门要求调查日益增多的通讯业务时，在中东保密情报部控制下的“策反”间谍便在发送区域内向它报告了完全虚构的军队集结。该地区的德国最高司令部完全不知道中东保密情报部的行动，从而被盟军将越过巴尔干实施入侵的观点扰得心神不安。
当被俘的间谍不能向德国提供足够的假情报时，中东保密情报部又发明了假间谍。一个名叫“欢庆”的女色情间谍事实上被监禁在巴勒斯坦的一个监狱里，但为了误导德国人，被说成在贝鲁特工作。她给德国方而发送的报告中提及一整串轻率的、完全虚构的情人，其中包括成分混杂的盟军军官和一个技术员，该技术员为盟军占领土耳其机场而进行秘密准备工作。
并不是所有参与这场欺骗的间谍都是被“策反”或虚构的。埃米·伊丽莎白·布劳斯能力超群，非常具有女人味。她擅长于欺骗和恭维男人，是现代史上最成功的色情间谍之一。她生于美国的明尼阿波利斯，20岁时嫁给不苟言笑而又有些傲慢的阿瑟·帕克，他是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商务秘书。这对夫妻年龄差距很大，性格也大不相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他们的婚姻很不和睦。但尽管如此，埃米还是陪伴着她的丈夫随着他工作的调动到了智利、西班牙，并最终到了波兰。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埃米帮助许多佛朗哥的支持者逃跑，1939年她开始效力于军情六局。在波兰期间她得到了外交大臣的年轻助手贝克上校的信任。从他那里她得到了相当多的情报，正是有了其中一些情报的帮助，英国才能得到一个头等机密的德国密码机。
当二战爆发时，她被调派到纽约，在那里威廉·斯蒂芬森给了她一个“辛西娅”的代号。斯蒂芬森生于加拿大，是英国驻美国的情报部门头目。辛西娅在华盛顿舒服地住下来，并很快被外交界的社交圈子所接受。在军情六局的受命下她和从前的一个旧情人，阿尔韦托·莱斯海军上将重修旧好。莱斯是意大利驻美国使馆的海军武官。从他那里套出来的几份详细的密码在后来的地中海战争中被证明极有价值。在榨干这个意大利人的有用价值之后，辛西娅将他一脚踹开，她向联邦调查局报告说他是间谍，以他不受欢迎为理由将他驱逐出境。
尔后她将目标锁定查尔斯·布劳斯上尉，他是法国维希政府驻美国大使馆新闻处的一名军官。辛西娅受命从他那里得到尽可能多的维希政府和美国之间的联络的细节，最好是得到法国密码的副本。她对这个年轻人而言是如此的不可抵挡，辛西娅很快就发现根本没必要对他耍花招。他自愿告诉她马提尼岛上的一个秘密藏金库的细节并帮助她混入大使馆。他甚至安排她住到他和其第三个妻子所住的旅馆。
后来，辛西娅被派往伦敦，依附于一个设在多塞特广场的SOE办公室。她自愿要求作为一名暗杀者实施野战勤务但未被批准。1945年她的丈夫自杀，而布劳斯也与妻子离婚。这对情人随后结了婚，定居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城堡直至辛西娅于1963年去世。她从来没有表露过对她的早期生活有一丁点后悔。她认为她的幽会，无论是真心的还是故意安排的都是必须的。事实上，她非常地自豪，因为通过她的色情活动所得到的情报拯救了许多盟军战士的性命。
可以说，如果没有设在瑞士的“露西”间谍网，苏联可能早就输掉了东线的作战。“露西”是该网络的头目鲁道夫·勒斯勒尔，一位反对纳粹的出版商的代号。他是巴伐利亚人，在希特勒上台后乘飞机逃亡到日内瓦。勒斯勒尔受雇于瑞士军事情报部门的布里格迪尔·马森，在“哈”办公室担当一叫名分析员。该办公室表面上是个剪报部门，实际上是个秘密的瑞士情报部门。
勒斯勒尔受命对有关德国将进攻瑞士的情报进行评估。当时他开始给苏联人发送情报，因为那些情报非常有价值，苏联人每月都付给他很大一笔酬金。在一个名叫亚力山大·富特的英国人和一个名叫山多尔·拉多(是当时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设在瑞士的分点的负责人)的匈牙利人的帮助下，勒斯勒尔坚持在两年的时间里每天都提供给苏联人高精确度的情报，涉及对纳粹的评定和军队调动(详细到师的级别)。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勒斯勒尔是怎样得到这些高级情报，据称，他从德国司令部的10位反纳粹的巴伐利亚高级军官那里得到许多信息。然而，马森和军情六局有联系，因此更可能的是由英国人通过截取德国无线电通讯而为他提供情报。丘吉尔乐意在东线的战事中为斯大林提供任何援助，但并不想让他知道英国拥有密码机可以很容易地破译德国密码。他觉得斯大林不会相信由军情六局直接传过去的任何信息，他并没有意识到在英国情报部门中存在着剑桥间谍。直到后来他才发现斯大林已经俘获了几部密码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固定地接收到直接传自伯吉斯、费尔比和麦克莱思的情报。
“露西”间谍网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943年末，在此期间瑞士当局对“红三”情报站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当事态变得很明了，希特勒要战败，已经不再有德国入侵瑞士的危险时，瑞士又恢复到了其传统的中立立场。“露西”被关闭，其中的3名间谍在被驱逐出境之前被判以短期监禁。
在美国正式参战之前两年的时间里罗斯福总统提供了秘密支援以反对纳粹德国。为了这样做，他不仅要欺骗国会，还要欺骗他的一些最亲密的顾问，因为他们很多人在对待英国的态度上是鲜明的孤立主义者。
在这个方面罗斯福得到了威廉·斯蒂芬森这个能力杰出的加拿大人的协助。斯蒂芬森生于1896年，在一战中加入皇家飞行大队，在作战中表现杰出，后来他的飞机被击中，他又设法逃回盟军战线，随同带回的还有他掌握的关于德国经济状况的详细情报。
战后，斯蒂芬森成了广播界，尤其是在图片传递方面的先驱人物。他的商业活动迅速扩展到全世界范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已拥有大量生产塑料和钢铁的大公司。当发现整个德国生产的钢铁都被用在武器制造方面时，他警惕起来，然而当时英国没人觉得这一点有多重要。但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丘吉尔。他鼓励斯蒂芬森进行更深的探询。这两个人成了知己，丘吉尔邀请斯蒂芬森做他的私人顾问。
就在丘吉尔于1940年6月成为首相后不久，他交给斯蒂芬森一项任务，让他在英国和美国间谍中间建立一种私人间的朋友关系。斯蒂芬森以一名护照管理军官的身份(这在当时是军情六局已经用滥了的伪装手段)被派往华盛顿，秘密肩负着招募间谍以实施舆论宣传和征集情报的双重使命。
需要与美国情报部门进行的任何合作都必须保密，即使对国务院也要保密。鉴于美国国务院对英国的态度如此敌意，斯蒂芬森怀疑是亲纳粹分子挑起的。尤其可怕的是，罗斯福并不知道他们这些人的存在和他们要和德国达成一项和平协定的企图。
1949年5月20日，伦敦的特别兵种采取了一项从无前例的举动：冲入泰勒·盖特伍德·肯特，美国驻英国大使馆的密码职员的公寓，搜获了1500份通过无线电传送的伦敦和华盛顿之间的头等机密文件的抄本，其中包括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很私人的信件。审讯时，肯特承认这些信息已经被传送到柏林，他宣称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挫败美国总统和丘吉尔“企图将美国拖上战车的阴谋”。
随后，在完全没有正式指令的情况下，一名英国间谍孤身一人前去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先生的家中破门盗窃。这本来可能是场灾难，事实上却是一次成功的行动，因为他发现德国要在美国水域阴谋破坏英国航运的计划正被美国国务院保密而未公开。这名间谍后来被迫逃往加拿大，但当美国参战后便被允许返回美国。
斯蒂芬森的行动在得到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埃德加·胡佛所提供的心照不宣的支持后容易了一些。斯蒂芬森知道胡佛不会容忍对联邦调查局所处理的事情(他认为那是他的管辖范围)的任何干涉，因此斯蒂芬森总是小小心翼翼地从不将他的行动与美国的国内安全相冲突。
很令人怀疑的是，当时是否还有斯蒂芬森这样的英国间谍能够如此巧妙地处理与胡佛的关系。后来也有其他人进行了尝试，但都遭到了惨败，尤其是在面临胡佛对共产主义抱有成见并以残酷手段打击这种感觉上的威胁时。
斯蒂芬森和胡佛迅速建立起一种工作关系，尽管这种关系有时蒙上阴影。胡佛给予斯蒂芬森“英国安全协调”部门负责人的头衔，而斯蒂芬森则更喜欢他的代号“无畏”，在他后来退休，住在百慕大时还用这个代号作电报地址。他与电影界的交往使他得以从这个圈子单招募许多人做间谍。亚历山大和佐尔坦·科达在加拿大建立了一个X营地，在那里训练间谍，并雇用好莱坞化妆专家给间谍们进行伪装。
有许多名人为“无畏”工作，其中有莱斯利·霍华德，他在1941年执行一次秘密使命时，他乘坐的飞机在比斯开湾上空被击落，不幸死亡。
1942年中，一项来自英国海军情报部的紧急要求令斯蒂芬森陷入窘境。伦敦要求立即破坏欧洲大陆和南美之间的联系，因为这种联系正日益变得亲纳粹。斯蒂芬森在他的行动不会损害“英国安全协调”部门与华盛顿并不牢固的关系的前提下被授予全权。美国一直把南美纳入它经济和政治的绝对范围之内，英国任何干涉该地区的企图都不会令美国人高兴。
斯蒂芬森决定实施一个旨在吓唬巴西政府，令其被迫保持中立状态的欺骗计划。一封来自意大利国家航空公司总裁奥雷利奥·廖塔将军办公室的信件被窃并被秘密送到“英国安全协调”部在加拿大的办公室。他们批量生产了与此信完全相同的信笺和信封，又伪造了信件的抬头。最后又制造了一台与打出被盗信件的意大利打字机(该机器有些缺陷)非常相似的打字机。
9月，一封伪造的信件做好了，假设是由廖塔将军写给该航空公司在巴西的分公司经理维琴佐·科波拉司令。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朋友：
谢谢你的来信和附上的报告c我立即和我们的朋友讨论了你的报告。他们当着我的面将你的报告和他们早已从他处得到的确切情报相比较。两份报告几乎完全吻合……这让我很自豪……毫无疑问，那个‘矮胖男子’已经落入美国人的掌握之中，只有‘绿色绅士’的暴力行动才可拯救这个国家。我知道这项行动已经由我们尊敬的柏林的合作者们进行安排了……”
这封信的微缩照片被偷偷地送至里约热内卢，放大后的照片被小心地泄露给巴西政府。他们几乎立即就将这件伪造品看作是纳粹企图让热图利奥·瓦尔加斯总统，那个“矮胖男子”下台而制造的阴谋的一部分。“绿色绅上”是指一群公开反对瓦尔加斯总统政权的有名的整体论者。
作为最后的侮辱，这封信是这样结束的：“就像你所说的，巴西可能是猴子国家，但谁能牵得动绳子，这群猴子就能为谁舞蹈。”
极端愤怒的巴西总统终止了意大利国家航空公司的着陆权并命令逮捕科波拉(他是在携带着100万美元意大利国家航空公司的资金去阿根廷的路上被捕的)。被意大利人和德国人激怒的瓦尔加斯总统转到了美国的保护伞下。后来他自愿为新的保护者提供基地和港口以在非洲实施行动。
这份伪造品制作得如此之好，以至于联邦调查局后来出于善意地宣称这是他们的功劳。这封伪造信的一个副本通过一个联邦调查局的间谍送到了美国驻巴西大使馆，使馆人员把它当成真的。靳蒂芬森的做法没有引起胡佛的警觉。相反，他命令毁掉这份伪造品的原件并将他们所用的那台仿造的打字机拆开，沉到一个湖里。
从不存在的人
在偶然情况下捏造一个人来增加欺骗的可信度是可行的。很少有间谍在重压下还能保持完全客观地分析情况。实践经验证明，一个情报不论它来自任何渠道，只要它有助于将假定变为可能，就很容易被接受。
阿尔弗雷德·瓦林，“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间谍”的故事非常有趣。1939年10月，德国U－47潜艇的驾驶员，冈瑟·普里恩上尉潜入斯卡珀湾，击沉了英国战舰“保王栎枝”号，导致舰上人员的大量死亡，并使航母护卫舰“珀加索斯”号受创。当时人们认为普里恩这位杰出的海员，后来成为王牌潜艇驾驶员，是独立完成这项功劳的。
后来在1942年，费城“星期六晚邮报”的柯特·赖斯出版了一个虚构的故事，他在那本书中暗示，上文所述的整个行动是由一名间谍策划的。他宣称阿尔弗雷德·瓦林上尉是一名一战时期的老兵，他曾经亲眼目睹德意志帝国大舰队在斯卡珀湾被打得仓皇撤退，因而发誓要报复。他后来去了瑞士，并在那里以阿尔弗雷德·厄特尔的名字申请了一个护照。1927年他到了英国并取得了英国国籍。他在奥克尼群岛靠近珀卡斯湾的柯克沃尔开了一家铺子当钟表修理匠。战争爆发后他和德国取得了联系，告诉他们斯卡珀湾的东部入口没有足够的反潜艇防御。当普里恩被派往执行这个任务时，瓦林利用汽车的前灯来引导U－47潜艇就位。
德国情报部的头子瓦尔特·舍伦贝格将该故事加以利用并将其扩展。但这两个故事全都是骗人的，没一点真实性。无论是德国还是英国的记录中都没有瓦林上尉的任何一点线索，也没有一个姓厄特尔的钟表修理匠。普里恩后来死于战争，不能再去盘问他。然而，他的航行日志中根本没有提到过岸上的间谍，相反他暗示他是悄悄摸入斯卡珀湾的。他的确看到一辆汽车前灯的闪烁，但他认为那是汽车司机注意到潜艇的了望塔在水中留下的痕迹所致。
瓦林的故事是由德国宣传者在美国精心散布的完全虚构的情节。这个故事编造得如此专业化，以致于多年后中央情报局的阿兰·杜勒斯还将阿尔弗雷德·瓦林的故事收入他的演讲集以纪念这位长眠者。
皇家海军陆战队的马丁少校可能是间谍史上最有名的虚构人物。他是由海军情报部的蒙塔古少校(来自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构想出来的。
在制定“火炬行动”(入侵法属北非的行动)的计划期间，盟国方面希望做到的不仅仅是掩饰他们的企图，还要欺骗敌人他们进攻的真实目标。考虑到盟军在直布罗陀海峡战舰的逐渐集结很难避免被西班牙的纳粹间谍发现，从而令德国人认为盟军很快要发起进攻。但同时要让德军相信盟军的攻打目标在其他的地方，最理想的是让他们认为目标是东地中海。
通过西班牙的纳粹同情者们向德国人泄漏假情报的计划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筹备了。一架飞机失事，有一具尸体被冲到西班牙岸边，于是尸体上携带的一些表示毫不妥协的文件就落到了德国人手上。最终的决定就是，利用西班牙海岸上的死尸口袋中盟军将进攻希腊的假计划来达成欺骗的目的。
因此，计划的第一步，也是最大的困难在于非常秘密地得到一具合适的尸体。蒙塔古求助于他的朋友威廉·本特利·珀切斯爵士，圣潘克勒斯的一位非常慎重的验尸官，向他解释自己有些令人恐怖的需求。这具尸体必须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男子的，如果对他进行验尸，则死因必须与空难有关。
到了1943年1月底珀切斯终于找到了一具合适的尸体，并将它放在冰上保存。这是一名年龄、身高和重量都符合要求的男子，死于长期的病痛。死者的父亲被征询意见，他带着可理解的体谅允许了他们的请求，只是希望他的儿子最后能有一个基督教的葬礼。
死者现在葬在西班牙。尽管有一些研究学者付出了很多努力，却依然无人知道死者的真实身份。直到今天，这仍是一个保守森严的秘密。
这位假定的军官被给予马丁少校的名字，是皇家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军官，由皇家海军管辖。对他进行化妆，使他看起来经受过一次合情合理的夜晚空难。死者身着战斗服，因为没有哪个兵种的服饰令他穿着非常合适。厚厚的内衣是募自牛津大学新学院去世的院长的行头。在将靴子套上冰冻的肢体时遇上了麻烦。最后决定将死者的脚放在电热炉上解冻，靴子一套上立即又将之冰冻。
利用许多来信和其他私人文件来充实马丁少校这个人。这包括一份银行声明，显示他透支了7英镑19先令2便士，两张去剧院的票根，一份宣布马丁少校订婚的剪报，来自他未婚妻的一封信和她的一张照片。信的署名是“爱你的帕姆”。这个女孩是真实存在的，虽然她对死者的过往一无所知。事实上她是战争办公室的一名信得过的雇员。她只是受命(没有人告诉她为什么)给她未来的丈夫写一封信。
马丁后来成为联合行动指挥官的一名参谋军官。他携带了蒙巴顿海军上将给地中海战区海军总司令坎宁安上将的一封私人信件，这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进行这次旅途。他身上还携带了给亚历山大将军的一封非正式信件，其中暗示正计划在地中海实施两次行动。这封信显示参谋长委员会的意图，暗示希腊将是首选的入侵目标，虽然他们并不认为西西里是次要目标。
为了确保即使发现尸体的人们不去搜罗马丁的口袋也能发现这些信件，他身上还携带了蒙巴顿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信，其中暗示将出一本联合行动的小册子，而艾森豪威尔将军将写前言。这就要求他需要携带一个政府公文包，里面还装了一些其他的信件。
在仔细研究过加的斯海湾的潮汐和暖流之后，尸体在靠近韦尔瓦镇的地方被放入海水中，将公文包用链子拴在他的腰上。该镇的德国领事以工作非常有效率而著称。
尸体被非常秘密地放在一个特制的容器里，里面塞满干冰来推迟尸体的腐烂。而后尸体被运往素以中转站闻明的克莱德。尔后尸体被移到皇家海军陆战队的“撒拉弗”号潜艇上。该潜艇于4月19日启航。
4月30日马丁少校连同一个颠覆了的橡皮救生艇被放入海中。当尸体漂到海滩时，亲德的西班牙当局先让一名德国间谍靠近它，故意拖延了几天才正式宣布这个发现。在此期间，那名间谍打开了公文包里的文件，将其拍照，而后又将公文包关上。西班牙当局后来将该公文包交给了英国大使馆。“马丁少校”被给予军葬。与此同时，伦敦向北非发出急电查询马丁少校的踪影和他身上携带的头等机密文件，还详细说明了他所乘坐的那架飞机的情况。
德国最高司令部和反间谍机关都被这个骗局完全蒙蔽了。他们确信了马丁少校的身份(这再很大程度上多亏了那两张戏票的存根)，对他携带的信件内容信以为真。希特勒本人希望盟军进攻伯罗奔尼撒人。他相信丘吉尔作为一战时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恶毒唆使者，还是希望回到相同的地方再次证明他的决策是正确的。于是德国方面就加强了希腊的防御，在地中海西部进行的防御工事工程就暂停了。
德国人如此确信他们已经掌握了盟军的真实意图，以致于当美国海军部长弗兰克·福克斯因为疏忽不慎泄漏了他们的真实计划时，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仅将此当作虚张声势。
秘密战争当然应确保头等机密。在整个战争中，那些工作中表露出极端个人主义的或参与这场战略欺骗的潜伏间谍都受到了固定的监视，以确保他们那一直敏锐的大脑不会造成过激的后果。
而那些可能会饮酒过度或说话过于随便的人，为了避免冒泄密危险，则被调往那些遥远的、不重要的地方的工作岗位。较为典型的便是设在遥远的苏格兰农村——因弗莱尔的众多工厂。(据说这便是后来电视系列剧“囚犯”的原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