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自欺欺人与大屠杀·第二

作者：马克·劳埃·英国

出自————《军事欺骗的艺术》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如果客观上敌人并不存在的时候，人们有时会人为地制造一个敌人。发动战争的借口不会那么单纯，它们往往会被冠以“崇高”的光环，而不仅仅只是经济上或政治上的借口。如果没有动机，职业军人与民兵部队是根本不会厮杀疆场而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因此，必须为战争注入一种全面的观念体系。如果要全面发动普通老百姓去实践这些观念的话，就必须要编造谎言欺骗他们，激起他们的狂热的情绪。老百姓必须相信，政府的敌人就是他们的敌人，即使失败，即使付出生命代价，也值得。

　　 如果将敌人描绘成弱者，他们就更容易杀死，事实上，如果能够成功地将敌人描绘成上帝的敌人，民众在心理上就会认为，他们是在秉承上帝的旨意将敌人杀死的。敌人的死亡就意味着真理、正义与自由的胜利。正如折磨异教徒、逼迫他们承认错误的审讯官一样，在战场上奋勇厮杀的勇士认为，他们所从事的战争是消灭上帝之敌的正义战争，他们可能会把自己看作是民众的救世主，而不是灾难的制造者。

　　 克里米亚战争

　　 1854年，英国与法国联合发动了对俄罗斯的战争。导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土耳其人拒绝接受俄罗斯人要求他们保护土耳其帝国内的基督教徒的命令。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更加复杂，可以追溯到俄罗斯干涉1848－1849年的匈牙利革命以及沙皇试图肢解日益衰弱的土耳其帝国的企图。法国不希望看到俄罗斯占据中东的霸主地位，而英国则反对任何打破权力平衡的行为。同样，俄罗斯在亚洲的影响也是一股难以对付的力量，俄罗斯的触角已经开始伸向印度。

　　 英国一直认为俄罗斯沙皇尼古拉斯一世是欧洲专制政权的头号代表，英国政府抵制俄罗斯的意图非常明确。尽管表面上英国与俄罗斯并没有明显的冲突，但土耳其清楚，一旦爆发战争，英国绝对不会袖手旁观，它将会出兵干涉以保卫君士坦丁堡，阻止俄罗斯人占领博斯普鲁斯海峡。1853年6月，英国内阁命令英国舰队在达达尼尔海峡外的贝希卡湾游弋，表现出支持土耳其的姿态。当时，战争还没有到全面爆发的地步。俄国沙皇由于收到英国可能会干预的警告，未敢贸然发动战争，他试图寻求妥协，但立即遭到了拒绝。

　　 10月4日，土耳其苏丹对俄罗斯宣战。战争爆发后，俄罗斯在黑海的新诺普袭击了土耳其舰队，土耳其海军伤亡惨重。消息传到英国，英国人被激怒了，因为俄罗斯的这次行动被指责为一场大屠杀。英国内阁的鹰派以这一事件为借口竭力煽动民众的反俄罗斯情绪，最后，英国向俄罗斯宣战已经发展到不可避免的地步。俄罗斯入侵土耳其，野蛮残杀无辜土耳其人的报道充斥着英国的各种报纸。极端爱国主义歌曲在许多音乐厅中彻夜不停，这反映在一些政客的煽动与欺骗下，英国民众的情绪已经开始高涨。

　　 英国首相阿伯丁是鹰派中的温和派，他竭尽全力压制要求发动战争的呼声，但此时他已经无法遏止形势的发展，他反战的呼声与强大的战争呼声相比几乎微不足道。1854年2月，阿伯丁写道：“我要说的是，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我们就是一心想要发动战争，据我所知，或许我们就是需要发动这场战争。”在一些内阁成员的煽风点火下，英国人已经被自己所欺骗，完全地沉陷于一种跃跃欲战的狂热之中。随后爆发的这场战争对英国军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果英国人认识到在过去的40年里他们的军队已经衰败到何种地步，他们就不可能如此轻易地动用部队发动一场战争。自从滑铁卢一战大败拿破仑之后，英国军队就停滞不前。英国伟大的军队统领惠灵顿也于1852年去世。在他担任总司令的长时期内，英军没有得到任何发展。他死后，他的继任者也没有对军队进行任何改革。军队管理混乱，武器装备不足，指挥官平庸无能，军队战斗力已经严重衰弱。

　　 英国在50年前就已经建立了一所军事院校，但院校的高级军官仍然自欺欺人地认为，战争是绅士们的一场体育运动，士兵只不过是受绅士们摆布的棋子罢了。军队职业化为人所不耻，有才华的军官都尽量避免显示自己的军事指挥才能。担任克里米亚的英军司令法戈兰更明确地表示，在他的部队中不允许有军队职业化的倾向，在他的眼里，军队职业化带有“谋杀的色彩”。

　　 战争是暴力的，对身体素质也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士兵的身体条件至关重要，但是克里米亚的英军高级将领完全忽视了士兵的健康，英军的战斗力受到了严重影响。1854年底到1855年初，英国与法国在克里米亚的兵力仅有45000人，而且还有14000名病号，许多士兵甚至因为没有得到良好的医疗救护而死亡。英军的指挥官根本看不起自己手下的士兵，他们还自以为是地认为，目前的困境是正常的，没有任何办法改善这种现状。在塞瓦斯托波尔被围过程中，英军没有帐篷，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没有可御寒的东西，士兵们被疾病所困扰，处于半饥饿状态。英军既没有运输工具，也没有救护车，数千名士兵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没有人考虑在巴拉克拉瓦港与前线之间铺设一条仅有5英里长的轻型铁路。

　　 《泰晤士报》编辑J·T·德莱恩派遣记者威廉·拉塞尔前往克里米亚。拉塞尔从前线发回的报道震惊了一直自以为是、洋洋自得的英国军事指挥当局，举国一片哗然，英国政府被迫采取措施。1855年3月，约翰·麦格奈尔爵士与亚历山大·塔洛克上校被派往克里米亚核实战场情况。他们的报告给目空一切的英国人以沉重的打击。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败血症的病因与危害，但前线的士兵仍然靠吃咸肉与饼干度日。军队给养供应几乎是杯水车薪，有时甚至断绝供应。部队的供应不足完全是军需官菲尔德将军的失职，他根本没有想为前线的军队提供新鲜的肉类或刚烤制的面包。由于军需部队的贪婪与冷漠，他们甚至认为，尽管前线士兵每天的食品供应比英国监狱里的囚犯要少，但也够吃了。

　　 法国为士兵建造了面包房，每天为法军供应新鲜的面包。如果有人愿意不辞辛劳地做这项工作，英国也完全可以很容易地做到，但军需官宁可什么事情都不干也不愿做这些，他们甚至将因营养不良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归咎于恶劣的气候。

　　 1854年11月，当“哈宾格”号满载着新鲜水果抵达巴拉克拉瓦港时，由于没有携带相应的文件，这些水果迟迟不能卸载，结果全部腐烂，而那些军需官们却在为推卸责任而争得不可开交。一个月后，“艾斯克”号货船满载着柠檬汁抵达巴拉克拉瓦。结果，整整3个星期没有人来领取这些柠檬汁，拿菲尔德的话说，他没有责任通知部队前来领取给养。尽管英军随后改善了前线的给养状况，到1855年4月，英军至少可以吃上新鲜的面包，但为了维护形象，英军封锁了任何有关先前供应失误的情况。

　　 英国政府还自欺欺人地认为，英国取得了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事实上，是俄罗斯主动提出媾和，而不是英军在战场上的胜利)，英国人仍然以为自己的军队还很强大，在军事指挥上也没有任何错误。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的15年里，英军企图进行改革的努力彻底失败，而这个时候，北美大陆的美国国内战争已经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理论与实践。

　　 美丽的谎言

　　 直到近代，军队的将领才认识到，不仅仅只是在阅兵式上才为士兵配发统一的军服，战场上的士兵更需要统一的军服。优雅的男装款式被认为要比在取得战略上的有利态势更为重要。18世纪90年代，英国为步枪旅配发绿色的军服，但在以后长达一个世纪的时期里，英国一直不允许步兵放弃他们的红色军服，而红色军服上的白色带子在胸前交叉，交叉点恰恰是心脏的位置，如此醒目的标志为敌人的瞄准大开方便之门。第一次布尔战争后，英国用卡其布生产军服，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英军才允许前线的军官在摘除相应的军衔标志后穿上他人的夹克。

　　 法国人同样也为自己欺骗自己的美丽的谎言而付出沉重代价。法国人一直自以为红色军帽、红色裤子、蓝色夹克和蓝色大衣是最完美的高卢款式，在这种军服明显不适应现实的要求的情况下，也不愿放弃这种军服。在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中，当时的战争部长阿道夫·梅西米认为，颜色灰暗的军服更适合战场需要，因此开始着手引进灰色军服装备法军。梅西米认为，他的举措不仅适应战斗的需要，而且也更为人性化，但他的行为也让他差点丢掉了乌纱帽。

　　 法国国内也立即反对之声雀起，国家的主要报纸嘲讽了这个将使他们的军队着上“污泥般的、不体面的”颜色的建议。反过来，他们又宣扬法国步兵“勇往直前的气概”，其自诩的(从来没有在战争中试验过)用刺刀向敌人发起冲锋并打败敌人的能力，将在未来的任何战争中取得胜利。直到改革已经变得不可能和被最终放弃以前，前国防部长阿方索·埃蒂因纳(Alpflonse Etienne)所说的：“法国兵穿着红裤子”，将永远被用作反对这一改革的格言。

　　 公众舆论甚至还批评军队采用新式的防护性钢盔。法国人坚持认为还是应当沿用过去的软质军帽，并对德国人的钢盔大肆嘲弄，而事实上，德国人的钢盔在后来的战斗中挽救了数千名士兵的生命。绝望之余，梅西米写下了这样的预言：“那些花里胡哨的军服将导致灾难性后果。”

　　 在1914年的马恩河战役中，他的预言得到了证实。在一个阳光普照的白天，法军第246团试图穿越一块暴露的平原地带，但他们的军服与黄色的土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即使在1500米的距离上，德军能够轻而易举地看见法军红蓝搭配的军服，而法军却很难看清对面的德军。在战斗开始后几小时，这个团就遭到了德军的全歼。到1914年8月，法军的伤亡已经高达206515人，其中许多人的伤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即使面临如此严重的伤亡，法军还是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在敌人机枪的火力与有倒刺的铁丝网的阻击之下，成千的法军士兵在对敌军阵地的无谓的冲锋中倒下，而在战斗开始之前，法军的战术家们从没有将德军的机枪与铁丝网放在眼里。

　　 一年之后，法国步兵才开始采用更加适应作战需要的军服。直到这个时候，法国的传统势力还占据上风，推广适应现实需要的军服仍然困难重重。法国的外籍军团继续穿着醒目的军服，戴着白色的头巾，而来自北非殖民地的精锐步兵团与骑兵团依然穿着颜色鲜艳的军服，但在法国北部的冬天里，这些好看不适用的军服难以抵御冬季的严寒。

　　 法军骑兵身着鲜亮的胸甲，希腊式头盔上插长长的羽毛。其他国家的军队同样也有类似的富有想象力的军服：1914年的比利时骑兵穿着宽大的绿色外袍与紫色的长短裤，澳大利亚骑兵穿着黄色的长短裤，奥匈帝国的军官则身披黄色绶带，挎着明晃晃的长剑。

　　 直到1915年，军事上愚昧无知的势力才宣告终结。追求战斗中优雅的男装款式的风潮也同时平息下去。但是，正是由于许多以艾蒂安为代表的传统势力一直在自欺欺人地以为，战争只不过是绅士们的一场浪漫的比赛，无数的士兵因为这种美丽的欺骗而无谓地死去。这些愚昧无知的人忽视了现代战争中新型武器系统与强大火力的现实，也没有从非洲、远东与巴尔干战争中吸取深刻教训。战争是残酷的，片面追求花哨的军服只是舍本求末的做法，必然要付出血的代价。

　　 施利芬计划

　　 当时的德国指挥官同样也犯过自以为是的错误。1914年，德国制定了进攻计划，施利芬计划是整个进攻计划的基础部分，这是一个既高明又大胆的计划。1905年，德军总参谋长康特·冯·施利芬开始秘密制定该计划，他每年还对计划进行修订。1913年，施利芬去世，他的继任者赫尔姆斯·冯·莫尔特克将军 [注：一般译为毛奇。 ] 继续对计划进行完善与缩减。

　　 这项计划的目标是在俄罗斯进行支援之前，在42天之内将法国打垮。德国人冒着俄罗斯军队提前西调、法国人有可能进攻阿尔萨斯与洛林的危险，调动德军5个军的兵力(占德军总兵力的四分之三)大举西进，穿过比利时与卢森堡，进入法国境内。

　　 德军在向法国挺进的途中接连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由于德军兵疲马乏，遂在马恩河停留休整。冯·施利芬将军在对形势的判断上犯了明显的错误：他低估了俄罗斯军队的实力，未能考虑到俄罗斯军队向德国的推进会给柏林造成如此大的惊慌，另外，还对比利时抵抗力量的强大、英国远征部队的作战能力以及法国铁路系统在动员预备役兵力方面的重要性估计不足。

　　 同样，这项计划也没有考虑到人的忍耐力这一现实。德军左翼由克卢克率领的第1军 [ 注：集团军 ] 每天要行军3040公里 [ 注：原书如此，可能为30－40公里。 ] ，由此导致德军供给线拉得过长，部队间的通信联络也变得不稳定。在部队行进过程中，克卢克无法对敌实施侦察。1914年8月23日，当他指挥的德军第4、第3和第9军团与英国第2军在蒙斯遭遇时，侦察情报的缺乏就成为导致战局失利的重要原因。

　　 在德国人看来，英军兵力比德军要少得多，而且缺乏在欧洲大陆作战的经验，而且在布尔战争中的表现又是如此的糟糕，因此，德军根本没有把英军放在眼里。但是，到1914年，英国的战争部长理查德·霍尔丹已经完成了对英国军队的改造。此时的英军已经今非昔比，士兵由志愿兵组成，服役期为7年，军官的素质有了明显地提高，后备力量也很充足，召之即来，因此，英军的士气高昂、纪律严明与战备状态良好，其作战能力堪称当时的世界之最。除少数士兵外，15万名英国远征部队的绝大多数士兵都装备0.303英寸口径的步枪，它每分钟能够向300码距离外的目标发射15发子弹。英军在向蒙斯运河以南前进时采用小股部队分散前进的战术，而德军则以密集队形前进，结果受到英军步兵集中火力的攻击，损失惨重。德军的生还者都不敢相信，每个营只有不到2挺机枪，而且甚至还不太懂如何部署的英军竟然将他们打得死伤累累。

　　 当法国第5军朗尔扎克将军率部撤退时，尚未打败仗的英军也被迫从蒙斯撤退，这样，英军的左翼就暴露出来。克卢克也因此能够重新集结兵力，他相信英军已经失去了战斗力，命令德国第1军继续向前开进，越过法国边境进入法国境内。3天后，当英国远征部队再次试图与德军达成停火协议以在莱卡托休整其疲惫不堪的第2军时，又一次遭到了克卢克的断然拒绝。此刻的德军在兵力上，尤其是火炮数量上，都要远远超过英军。双方终于爆发了一场异常惨烈的战斗，这次战斗是英国自滑铁卢战役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克卢克率领的德军将英军团团围住，构成两道包围圈，但英军还是成功地打破了德军的包围。傍晚时分，大部分英军成功地突围，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4万名士兵伤亡了7800人。德军的行进计划再次被拖延，施利芬计划遭受致命的打击。

　　 德军向南挺进的部队是比洛率领的德国第2军。在行军的过程中，第2军遭到了法军的袭击，比洛请求支援。克卢克考虑到如果继续实施施利芬计划，可能会与240公里外的卢森堡的指挥部失去联系，于是决定放弃该计划。此刻，法国的后备部队已经在巴黎集结，并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机动。但克卢克无视这些动向，改变部队行军方向，越过马恩河向东南部挺进，这样他的右翼便完全暴露在法国后备部队面前，为法军的反攻击提供了有利条件。

　　 1914年9月5日，法军发起对德军的攻势。尽管德军的兵力超过法军，但此时的德军已经完全疲惫不堪。在5天的恶战中，法军成功地阻止了德军的前进，迫使德军在马恩河北部重新集结。这场短暂而又激烈的机动战就这样结束了。

　　 血统比智慧更重要

　　 史密斯-多里恩与德军在莱卡托的战斗挽救了英军远征部队，但他的这个决定违抗了当时负责全权指挥英国远征部队的元帅约翰·弗伦奇爵士要求英军继续撤退的命令。指挥英军第1军的道格拉斯·黑格将军立即全速撤退，但撤退速度太快，完全失去了与敌人的接触，并使史密斯－多里恩的部队的侧翼暴露在敌人面前。黑格与弗伦奇非常不理智地对史密斯－多里恩大肆指责，指责他在行动中优柔寡断，很快，史密斯－多里恩就被解职。

　　 1915年12月，弗伦奇也同样被解职，道格拉斯·黑格取而代之。黑格的提升靠的是影响强大的上层背景，而非他本身的指挥才能。黑格既是国王的养子，也是国王的私人朋友，他于1905年与亚历山大皇后的宫女霍恩·多罗西·维维安结婚。黑格虽然是参谋学院的毕业生，但当年他并没有通过学院的入学考试，后来利用其姐姐亨里特的朋友坎布里奇公爵的关系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手续。在毕业考试中，黑格也考得很不理想，当时的主考官普卢默将军(后来成为他的部下)还给了他一个不利的评语。

　　 但黑格很快获得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阶层的青睐，在这些精英看来，血统比智慧更加重要。黑格经常阐述他的一套理论，他认为，应当提高骑兵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在对付装备简陋的敌人时，炮兵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不应夸大机枪的作用。所有的这些自欺欺人的理论都被当时的保守势力全盘采纳，最终导致英军的发展失衡，英军的缺陷在战争的早期阶段就暴露无疑。

　　 骑兵的悲哀

　　 1918年11月11日，停火协议正式生效，世界各国的军队都长舒了一口气，期待着将战时征召的士兵全部复员，重新回到战前的“养兵”时期。战后各国军队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确定各军种的地位，而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骑兵部队的地位。

　　 对于骑兵部队来说，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地位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配角，昔日的辉煌一去不复返。骑兵部队亲眼目睹了自己军中老大的地位一步一步地被其他军种夺去，他们一直期待能够重新恢复过去的地位，但直到战争结束，也未能如愿。战争刚刚结束，骑兵部队立即指出，法国的情况是不正常的，以后不可能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他们坚持认为，巴勒斯坦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打败土耳其人后，艾伦比就说过，在平原地形的国家，用马进行战斗还是有许多优点的。在沙漠中使用的马匹中有许多并不是专门为骑兵而饲养的。实际上，骑兵部队的许多马匹都是一些过去用来拉马车的普通马匹，一些马匹的年龄甚至都超过了20年。这些马匹还是紧急从英国购买，然后立即投入战场，它们发挥的作用一点都不比那些优良品种马匹逊色。

　　 对骑兵部队的褒奖之辞铺天盖地，人们都认为骑兵部队会在战后有更大的发展。即使在战后军备缩减的情况下，骑兵部队的将领也胸有成竹地认为，骑兵团的建制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在骑兵部队的指挥官看来，坦克阻碍是骑兵部队发展的最大障碍，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竭力地贬低坦克的作用。尽管英国元帅黑格被西线上钢铁对肉体的残酷搏杀心有余悸，但他仍然自欺欺人地认为，骑兵在未来战场上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他的态度严重阻碍了英军机械化的进程。黑格坚持认为，坦克和装甲车辆速度慢，而且不可靠，永远不可能替代骑兵，尤其是在实施侦察方面。更何况，那些笨重的铁家伙外形古怪丑陋，还发出刺耳的噪音，一点都不及骑兵浪漫，它们决不是适合绅士的运输方式。

　　 盟军中对坦克的偏见导致坦克作为战争的有效武器，其作用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1920年，美国根据国防法案的规定，将坦克军解散。美军装备的1200辆坦克中的大部分不是成为一堆废铁，就是被封存起来。还有一部分坦克则配属给步兵部队，以支援步兵行动。这样，坦克部队从独立的部队被瓦解成配属部队，每个步兵师配属1个装甲连，另外，在陆军预备役部队中保留5个坦克营和一个指挥部。

　　 战争结束前，法国的保守势力一直压制火炮进攻的作用。到1918年，火炮进攻也只是用于支援步兵行动。1920年，未被裁减的坦克所剩无几，而且其中大多数是两乘员小型坦克。这些坦克以独立营的方式配属给陆军步兵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强烈主张发展骑兵力量的英国居然一直完整地保留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坦克军。1924年，这个坦克军也进行了缩编，所装备的坦克数量削减到150辆左右。

　　 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早期，有关如何部署坦克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骑兵部队认为，坦克威胁到骑兵负责侦察与侧翼防护的传统作用，而且还自以为是地辩解说，坦克速度太慢，性能也非常不可靠，根本无法替代骑兵所发挥的作用。即使当富勒与古德里安等人驳斥了这种谬论后，这些自欺欺人的观念还在大行其道。步兵希望坦克就作为移动的掩体，利用坦克上的机枪的火力，紧跟着步兵在无人地带向前推进，然后将敌人的战壕摧毁。骑兵部队也认为坦克在战争中纯粹多余，突破敌人的防线还是要靠步兵。因此，在二战的早期阶段，尽管盟军在坦克数量上拥有对德军的优势(盟军共有3310辆坦克，而德军的坦克数量为2439辆)，但盟军却白白地浪费了这种优势。当德国人以坦克为主力实施闪电战时，盟军还是将坦克分散配置，完全没有发挥坦克的数量优势。只有在阿拉斯的战斗例外，当时也是巧合，与德军坦克数量大致相同的盟军与敌人硬碰硬地干了一仗。

　　 哈罗德·富兰克林率领的第1军坦克旅遭到德军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的轰炸，被敌军打得溃不成军。德军坦克对突围的盟军部队穷追不舍，一直追到阿拉斯。当时，法国第3轻型机械化师正在阿拉斯等待英国远征部队的到来，结果意外地遭遇正追击的德军，法军立即用重机枪与装甲车向德军发动猛攻。德军被突其如来的猛烈炮火打得晕头转向，损失惨重。这次战斗也是盟军利用坦克取得的惟一次胜利。

　　 如果不是骑兵部队自欺欺人地认为战争样式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如果不是步兵仍然沿用过去的战术去打这场新的战争，盟军早就能将德军打败了。客观地说，如果有人认为，马匹在军事上的作用到1918年就彻底结束了话，那也是错误的。观念的改变也需要一个过程，那些坦克支持者们在宣传新作战理论时如果操之过急，就会失去一些朋友，而树立起更多的敌人，这样反而容易导致失败。尽管德军的机械化程度很高，但德军也并没有彻底否定马匹的作用，他们在适当的情况下使用马匹，也发挥很大作用。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利用马匹运送的武器弹药比其他运输工具还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