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战略·第三
作者：安德烈·博福尔·法国
出自————《战略入门》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所谓核战略，实际上就是核武器发展成果在战略上的应用。不管是进行战争，还是维护和平，这种战略都已经使整个武力使用的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分析这种变化发生的过程是很重要的。这样，我们就能判断变化的规模，也许能预测当今这种演进的过程正把我们引向何方。
第一节 核武器的重要性和独创性
与现代投射工具相结合的核武器，并不象人们有时所说的，“是一种和其他武器相似的武器，只是威力较大而已”。它的威力使它自成一类，而与我们过去所知道的任何武器都不同。一颗普通大小的2万吨当量的原子弹产生的爆炸力，与400万枚野战炮弹一次齐射时相当。一颗普通大小的100万吨当量的热核弹的爆炸力则与2亿枚野战炮弹一次齐射时相当 [ 作者注：在高空爆炸时，其火球所影响的面积可达几百平方英里。 ] 。这种爆炸的效果可以通过放射性微尘扩散 [ 作者注：在低空爆炸时，其放射性微尘可沾染几百平方英里的地区。 ] 。而这样巨大的爆炸能力只有极少数人就可以发射和指导。这实在是一次彻底的革命。
此外，这种投射武器的射程正趋近地球的半个圆周，因此有可能以相当高的精确度攻击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点。甚至于目前的射程已达到了经度或纬度90度。这就是说，只要1枚核武器就能威胁整个半球。
威力与射程这两种性能加在一起，使原子武器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现象：即军事力量的威力与其大小，现在已没有关系。仅仅在几年之前，要想毁灭汉堡，必须出动1000架飞机；要想毁灭柏林，必须使用1个军团的火炮。而今天要毁灭这样1座城市，只要用1架飞机或1枚导弹。
而且与庞大武装部队的笨重相比，现在的这种巨大的毁灭威力却具有极高的机动性，可达到一个国家领土的任何一点。过去，沿着国境线用军队构成一道人墙，这种防御方式现在已经不能保护一个国家免受物质毁灭或核沾染。所以常规的武装力量似乎完全无用了——至少初看起来是如此。
第二节 核战略的形式
为了对这种空前未有的威胁进行防护，看来有四种不同的行动方式。
（a）对敌方武器进行预防性的摧毁（直接攻击方法）。
（b）拦截飞行中的敌方核武器（防御法）。
（c）针对核爆炸的效果作实质性的防护（进一步防御法）。
（d）报复威胁（间接攻击法）。
这四种反应形式曾同时被使用，并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而最后则结合成为一种极复杂的战略理论。
（1）起初，最好的办法看来是预防性的摧毁，因为核武器本身的位置是难于发现的，所以不必以其本身为目标，而以敌人的生产和发射基地为目标。当时美国人拥有相当的优势；敌人除飞机以外没有其他的发射工具，而飞机却限制在基地上，基地是很容易被击中的；所以敌人的核武器资源几乎可以全部毁灭的假定是合理的。由此产生了歼灭战术，其核心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使每个已知的目标都难逃攻击的核火力计划。
这种有利的局面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随着敌人资源增多并采取疏散的战术，所要攻击的目标数量就增加了，而目标数量的增加是不可能预先确定的，因为敌人已准备好在得到警报后把飞机疏散到一些临时性的机场上，那是很不易发现或根本无法发现的。最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拟定的防御政策也使西方难以主动地发动一场核战争。所以原子攻势只能想象为报复手段，就是说，让敌人进行第一次打击。这也就是说，对敌方核武器的摧毁，已经不再可能是预防性的，所以其他的防护形式，即拦截、实质性防护和报复威胁也就都变得十分重要了。对此，稍后再详细讨论。
与此同时，对于毁灭问题的研究也导致一个结论，那就是发动一次突然袭击的能力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一旦敌人的能力达到某种水平，一次突然袭击造成的巨大破坏足以使我方的报复能力发生疑问。多年来，参谋人员都担心会出现“珍珠港事件”，结果促使“反突然袭击战术”的发展，这种战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效率水平，这将在另外的题目下加以分析。
要想使报复政策有效，则报复能力必须维持在尽可能高的水平上，以消灭或至少大大降低敌方的毁灭能力。但投射系统的种类繁多和火箭的出现，使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大大增加了。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流派，认为“打击军事力量”战术 [ 作者注：目前通用的名词是“打击军事力量战略”。事实上，那是应用战略的一种方法，所以是一种战术形式。 ] 是注定要失败的。今天不可能把一切的目标都完全毁灭掉，这是事实，但另一方面，如果听任敌人核部队的任何相当巨大的部分仍继续存在，那是有极大危险的。从最低限度说，把敌方兵力中较易被毁的部分加以毁灭那总是可能的，例如逐渐过时的飞机和雷达网；事实上，这些东西仍占其资源的相当大部分。今天人们普遍承认，“打击军事力量”战术只可能有一部分效力；但仍然是必要的，结果促使我们继续设法增加我们的投射工具。另一方面，有一大批目标都在卫星国内，在那些地区，必须竭尽一切努力，使毁灭只限于军事设施，所以在“歼灭战术”中，高度的精确性是必要的，而太大威力的武器则不能使用。所有这些都表明这个计划太庞大，耗资太多。
所以这个演进阶段以真正预防性行动这一观念的复活而告终；一般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将更好，这不仅因为我们将不会遭致敌方第一次打击造成的后果，而且因为敌方可能没有戒备或没有疏散，以致他遭受到更惨重的损失。为了使此种预防性行动多多少少令人信服地同互不侵犯的政治观点相调和，“预防性行动”便改称为“先发制人”。其着重点在于：只有在已经获得完全可靠的情报，确实知道敌人即将发动攻击时，我们才可以主动发动攻击。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对敌人的核资源实施预防性的摧毁能否使我方得到完全的防御似乎大有疑问 [ 作者注：这种结论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原子潜艇已经出现之后更是如此。但是这并不曾使美国人最近的理论发生动摇。他们还是公开宣称，宁可采用打击军事力量的战术，而不采用打击城市的战术。我们在讨论威慑问题时还要提到这一点。 ] 。一旦战争爆发，这种政策虽然可能会付诸实施，但充其量只能达到预期的部分效果。因此，其他的防护方法还是必要的。
（2）不久人们看清楚了，拦截飞行中的核武器，很可能成为新战略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如果我们能研制出一种高效的拦截系统，则预防性行动（那是具有政治危险性的）和实质性防护也就都没有必要了；敌方的报复威胁也将丧失其效力。
这是一个理想的答案，不过从技术的观点看，这极难实现，而且极难维持适当的效率水平。在拦截和突防之间，正在进行一场巨大的技术竞赛。拦截能力每前进一步，突防能力也会以新的进步作回答。于是，一种新的战略形式在平时发展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使用的“军备竞赛”这个词组已经远不能反映这种新战略的含义了。
在这种战略中并没有战斗，双方都只尝试改进其装备的性能，使之超过对方。它被称为“后勤的战略”。其战术手段是工业的、技术的和财政的。这个战略采取间接消耗敌人的形式，而不直接毁灭敌人的资源，其目的是使敌人的装备迅速过时，从而造成巨大的浪费。举例来说，在不列颠之战中，雷达曾经造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空中防御的胜利。接下去就是超高空飞行的飞机，使当时所有的雷达和高射炮迅速过时。然后出现了地对地导弹，它是不可拦截的，使所有的飞机都很快成为落后的东西，因为飞机是被束缚在固定的从而易毁的基地上的；与此同时，地对空导弹的出现，使高空飞机有被拦截击落的可能。接着又研制出空对地导弹，使飞机能在敌方地对空导弹射程之外攻击目标；与此同时，也开始出现了拦截地对地导弹的可能性。如此等等。
一个宁静的、看起来是和平的战争一直都在进行之中，而这个战争本身很可能就具有决定性。这种竞赛决不会结束；尽管拦截能力在此消彼长中不断发展，但要实现完全有效的拦截却还是有疑问的。
（3）于是，再下面的一个问题就是作实质性的防护，使核攻击的效力减低到相当的程度。在热核武器尚未出现之前，似乎已有一些可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地下防护，疏散，机动和混凝土工事防护等等。虽然这些办法中没有哪一个是能够提供绝对的防护的，但它们却带来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降低核攻击效力的希望（在最好的情况下，几乎降低25%）。但是自从有了热核武器，虽然防护仍然具有同样的相对价值，可是由于攻击的威力已经大大增加，要想再希望获得有效的实质性防护，似乎很难。而且，耗资之巨将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许多人认为应尽一切的努力来发展进攻武器及其突防能力。
（4）事实是，所有防御方法的效率都是可变的、不确定的，因此唯一真正的防护存在于报复的威胁之中。为了这个目的，就必须有一个“打击力量”（称为“进攻力量”或者更好些），其威力的强大足够威慑敌人，使之不敢使用自己的打击力量。这就是第一种也是最简单的一种威慑战略，其目的是对敌人的意志力发挥直接的效力，但不必为此动起手来。这就是根据现在正在发展中的战略提出的一般概念，这种战略已经越来越复杂和越微妙了。
第三节 威慑战略
核威慑
威慑的基础是一种物质因素：必须有巨大的毁灭能力，高度的精确性和适当的突防能力。在分析拦截式防护时，我们已经看出，在这种持久的斗争中，保持适当的突防能力是多么重要。但因为战争实际并未进行，所以拦截和突防能力的精确的相对水平不过是一种猜想，就象敌人毁灭能力实际上也是猜想一样。这就说明U2飞机的飞行之所以如此重要，就是因为它们使我们有可能估计敌人的拦截能力；这也说明为什么苏联在弄清了对方正在进行的试验时提出那样强烈的抗议。
所以围绕着这个物质因素，早已有足够的不确定性，但是两个对手究竟谁先开火，当考虑这个问题的各种不同假定时，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当飞机飞行速度还是相当低时，这个因素并无太大的重要性，因为有足够的警报时间使攻击和报复性攻击的兵力在空中交错。但是现在，由于有了导弹，敌方先动手打击的毁灭能力非常大，以致我方作出反应的能力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如果这样，威慑的效果等于零了。所以威慑的效果不由打击兵力原有的能力决定，而由它遭受了敌方的第一次打击之后剩余的能力决定，换句话说，由其求生能力决定。这就导致了求生战术的发展，这种战术运用起来耗资巨大而且非常复杂。目的是：第一，把警报所需的时间实际上缩短到零（使用大功率雷达、人造卫星、自动通信、电子计算机等）；第二，确保在敌方打击到来之前，飞机已在空中，导弹已发射（飞机经常作升空的戒备，在15分钟内即可起飞，以及使用固体燃料的火箭等）；第三，保护发射平台的安全，办法是加强机动性（用原子潜艇），疏散配置或以混凝土加固，以迫使敌人对每一个目标都必须消耗大量的武器。敌方的第一次打击与我方的报复的结果究竟是哪一方占优势，这决定于双方的求生战术的相对效率，决定于被估计的拦截战术，还决定于对打击精度的预测。所以最后的结果越来越成为一种猜测。
但是比起重要得多、也不可捉摸得多的心理因素来，上述的一切变得象几何定理一样简单。目的就是要对敌人的思想产生一种效果，足以阻止他使用其打击兵力。所以，第一点，我们必须具有适当的毁灭能力，足以使敌人感到害怕；第二点，必须使敌人相信无论在何种特定的环境中，我们都能够发动一次报复性的攻击，或者是对敌方的攻击作出反应，或者是我方进行第一次打击。
从心理的观点来看，究竟什么叫“适当”的毁灭能力，看法颇有分歧。根据广岛和长崎的先例，有些人相信，只要能毁灭少量几个大城市，就足以使任何现代国家投降。另一些人认为必须先计算，敌人的经济潜力要毁灭掉多大部分才能对他造成严重的损害，然后予以打击，使他的能力丧失到一蹶不振、难以忍受的地步。美国某些理论家则坚信只有毁灭敌人的核武器才是有效的方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所以毁灭必须大到足以使非常高度发展的反炮兵活动能够开始，活动的效果将随着敌人用以攻击我方发射点的武器储备的消耗而增强。这些不同的意见可以归纳成为两种互相冲突的战术原则，即所谓“打击军事力量”的战术和“打击城市”的战术。要对同一问题的两种不同的解答作出选择是件难事。我们早已知道，倘若能保证其目标几乎百分之一百地达到，那么“打击军事力量”的战术应该是高度有效的。但是，除去不可避免地耗资极其巨大这一事实以外，由于求生战术的进步，其结果就变得越来越难以计算了。这就驱使某些人宁愿选择“打击城市”的战术。它比较容易执行，而且耗资较少，被称为“最低威慑的战略”。不过很明显，如果我们不曾攻击、因此也不曾摧毁掉敌方的主要打击力量，我们就只得听任敌人对我们所作的每一个毁灭性打击进行可怕的报复。在这种交替打击之下，我们就越来越接近总体性的互相毁灭状态，其结果甚至于会对我们更为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行动过程都是愚蠢的。我们显然是在威慑自己，其效果至少跟敌人的威慑一样。再说，威慑的效力显然不是绝对平衡的。譬如说，主要城市的毁灭对于美国的影响将远比对于苏联的更为严重。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赞成“打击军事力量”战术而苏联人赞成“打击城市”战术 [ 作者注：据估计，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相当少，这也许可以说明他们宁愿选择“打击城市”战术，或者说明他们遇到了某些困难以致不能实现“打击军事力量”计划。后者是苏联公开坚持的理论。1962年在古巴的尝试，其目的之一也许就是要提早获得“打击军事力量”的能力。 ] 。对这两种战术形式的选择显示的损害与其可能获得的任何利益将不成比例。这就是较大国家的威慑在逻辑上的正当性。很明显，这是十分危险的一张牌，打这张牌必须以对威慑具有一定程度的信心为前提。如果能够使敌人相信我们已经下决心，在一定环境下为了我们的利益而使用我们的威慑兵力，则敌人就更可能相信这些兵力形成的威胁。应当注意的是这张牌双方都可以打，所以两个具有同等可信性的威慑，用到一个对双方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利害关系上，它们就有互相抵销的趋势。
在这一点上增强压力的新因素出现了，那就是非理性行动。如果你在同一个疯子打交道，你一定不要一直把他逼到墙角里去。杜勒斯的僵硬死板，赫鲁晓夫的勃然大怒和用他的鞋子敲打桌子，戴高乐的目中无人，都是这种心理角逐中的伎俩，那也许要比以物质考虑为基础的一切合理计算更为重要。在这里真正决定的因素就是那种一定要使灾难烟消云散的意志。比任何其他东西更重要的是，应使别人相信你具有这种意志。当然，每一个人都可以恫吓人，但就看效果如何了。
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辩证法的一个非常微妙的运用。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估计敌方的可能反应，这种估计不仅应以我方就敌方资源及其运用资源的意志所作的评价为基础，而且应以我方就敌方对我方资源和运用资源意志的估计所作的评价为基础；甚至还要考虑到敌方就我方对其资源及其运用资源意志的估计所作的估计。估计必然是猜想的，假定和评价也都必然是以直觉、而不是以推理为基础的。这样层层堆积上去形成的唯一的一个确定因素就是“不确定性”。分析到最后，威慑的本质因素就是不确定性。所以不确定性成了一种特殊战术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增强或至少能维持不确定性。我们在地面上的部署必须可以展现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而这个事实必须让敌人也知道。必须对任何能帮助敌人估计我方真正意图的东西广布疑阵。很明显，一切言行都不应帮助敌人排除可能使他感到畏惧的假定。例如，主张废除战术核武器的理论就完全违反了威慑战略的基本原则。美国人对“导弹差距”及放弃大规模报复战略问题所发表的声明同样违反了这些原则。
第四节 威慑的补充形成
现在已有的资源，加上不确定因素，就能产生某种程度的威慑作用。不过今天双方都已有了核武器，所以核威慑不再绝对有效了。这就等于说，某一领域中，威慑是不生效的，换句话说，从小型的冒险行动起，经过外围行动到以有限战争告终，在整个行动范围内双方都仍保持有一定的自由；在每一情况下的守则是，其所争的利益必须小到不值得以核报复相威胁。这些行动就象别的许多事情一样，其效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猜想的，但这一切的结果是在威慑战略内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其目的是使用其他的方法来补充核威慑的效力；或者说，其目的是减少并在可能时消灭敌人的行动自由。
有两种方法可以获得这种威慑效力。第一种是具体的方法。那就是以综合的军事力量面向敌人，以击败敌人在行动自由的领域内所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这种行动自由是敌人认为自己所具有的。这是“盾牌”部队 [ 作者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出一种“盾牌”战略方针：假如苏联对其成员国发动攻击，则应在初期竭力迟滞苏军前进，然后予以反击。执行这一战略方针的部队称“盾牌”部队。 ] （即防御易受破坏地区的战术性陆空或海空部队）的理论基础。这也是保留机动预备队以便能调动到受威胁地区的理由。这些兵力的存在可以使我们摆脱著名的“全有或全无”的两难困境，即不必再在以下二者之间作选择：要么发动一场相互大屠杀，要么甘愿接受既成事实。第二种方法是心理性的。那就是当局部突冲发生时创造和维持一种报复的威胁。这种逐步升级的威胁意味着某种利害之争的重要性被蒙上了不确定的因素，尽管最初看来，这种不确定性似乎是很小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战术原子武器的存在，以及使用这种武器所意味着逐步升级的全部风险，在威慑战略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有许多人认为这种逐步升级的威胁是一种危险。如果威慑没有效果，那的确是如此。但从另一方面看，作为威慑战略的一部分，逐步升级的威胁倒是一个额外的安全因素。事情的这一面我们不应忘记。
战略的这个领域对核威慑战略起着补充作用，当主要的核威慑互相抵销时，其重要性就更增大。核报复的“可信性”正日益减低，逐步升级的威胁也是一样。威慑战略由于耗资巨大看来正走向死胡同。事实上，我们正被诱惑向非核战略转变，这种战略可能意味着当我们在核领域所作耗资过大的努力已经到顶时，必须在常规装备领域作相应的努力，就好象不曾存在过核武器一样。打击兵力现在已有、或者不久就会有相当的求生能力，这是当前的必然趋势。
不过，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再回到原有的起点上，或者说回到核武器出现以前的局面。核武器仍然存在的事实，足以表示危险也仍然存在，危险的大小基本上取决于不确定性和非理性行动两个因素，我们在前面都已讨论过。只要这两个因素仍然能产生某种影响，就不可想象还能发生象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另一次常规大战，因为谁也不敢担保在那种情况下不会逐步升级。正由于这个原因，常规兵力即使数量很小，也能发挥相当大的威慑作用。一方要动用一定数量的兵力，另一方要为击败这些兵力而冒险，这就可能产生非常严峻的形势，以致很难有希望去避免逐步升级。所以，现在似乎有了几乎很完整的威慑体系：打击的兵力互相平衡，对全面核战争起着威慑作用；常规兵力对有限战争起着威慑作用，因为逐步升级的风险是经常存在着的，它将制止人们为了不太重要的争执去发动有限战争。这三种行动方式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不确定性因素，它们互相补充，联成为一个统一的体系，从而使全面平衡有了可能。
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正如经验所清楚地表明的，也仍然存在着某种行动自由的领域；这个领域虽然很小，但很重要，它在世界这个棋盘上为苏联的间接战略所利用。至少按我们研究过的表现形式说，威慑没有力量阻止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任何行动，阻止利用外国的革命运动，甚至阻止由代理人进行的战争。一个逻辑思维的结果是，我们已经成功地建立了常规的威慑。作为核威慑的补充，我们也必须采取同样的步骤在间接领域内，建立一个威慑体系。
西方曾经尝试寻找一个有效的答案，但不曾找到，主要是因为西方并不真正了解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但其内容太复杂，不能在这里作概括的叙述，而将另行讨论。不过，十分清楚的是：在威慑体系中出现了任何一个小裂缝，就会为狡猾的敌人提供了行动的可能性，从长远的观点看，其行动可能威胁西方的整个安全体系。
第五节 战争中的战略
尽管我们对于威慑作了艰巨的尝试，但并不能肯定战争就不会发生。从上面所强调的不确定性和非理性行动因素来看，更是如此。也许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什么人发了疯（这总是有可能的，不久前就曾有过希特勒），战争的爆发就只会是“计算错误”的结果。换句话说，一方对于敌人的可能反应必定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有人本来在想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干某种事情，哪知道他们已在事实上发动了一场战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核时代的战略应该是怎样的呢？
最初，当威慑战略主要以大规模报复原则为基础时，战争的战略与威慑的战略就是一回事；为了威慑目的而拟定的火力计划将付诸实施。其结果是双方都将遭到可怕的毁灭。一方（假定为敌方）失去了战斗的能力，还要以所有残余的力量从事彻底消灭敌人这样一个阶段的任务。这就是所谓“断脊背战略”。因此战争的第一阶段是进行大规模的、经过全面计划的毁灭性打击；接着就是扩张阶段，其详细情形是很难预测的，因为在被委婉地称之为“核交换”的情况下，可能产生种种无法估计的问题。
“核交换”至少应该说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概念，但它对于军事思想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而且因为所有为测验和改进威慑性能而设计的平时演习，也都以核交换为其中心。这就促使人们相信未来战争的样式就是这样。
很幸运，情况并非如此，至少可说这种样式纯粹是假想。要在赌博一开始时就投下极大的赌注这是很少见的。由于敌方核武器的威胁越来越厉害，战争中的战略必须与威慑战略区别开的见解也就逐渐盛行。威慑战略的目的就是构成恐怖；所以很明显，它应有能力造成最可怕的毁灭，但又应有不必使用这种能力的明确目的。不过，如果毁灭成为相互的，谁还能从敌人的毁灭中得到什么呢？一方发起一个行动，另一方予以回击，置他于死地，则发起行动的一方只不过表演了剖腹自杀罢了。这不是战略。相反，我们竭尽全力避免出现这种严峻的局面。这是合乎逻辑的推理。应当假定双方都会按照这个推理处理问题，因此，敌人极不可能以大规模的核攻击来发动战争。只有当他拥有相当大的技术优势，能够有把握以第一次打击将我方打垮时，他才会采取这种政策。如果我方的打击兵力具有适当的求生能力，他是不可能将我方打垮的。既然如此，敌人就比较可能以或多或少的有限行动作为冲突的开始。下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作何反应？
很奇怪，这个反应的问题已成为长期争论的题目。常识似乎指出，应该尽量设法限制冲突。但是许多人坚持这样的理论，认为任何限制冲突的意图一宣布，只能减低威慑的价值，并且认为一次真正的大规模报复，是制止敌人发动其有限攻击的唯一方法。不管是公开的还是暗示的，这种理论又继续指出，一次大规模报复所造成的毁灭程度必须是以将敌方的反应能力减低到相当的、也就是可以忍受的程度。在威慑问题上，这是一种最有分量的论点，我在下文还要论及。不过，最近已经很明白，无论发生什么，敌方反应的效果是可怕的，这是这场讨论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由于这个原因，肯尼迪总统支持这样一个学派，它主张放弃用大规模报复作出反应的原则。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对于这种新的战争战略已作了非常清楚的说明。他称之为“灵活反应”战略。
灵活反应战略的意思是，对于敌人的每一种行动，都应有一个适当的反应，作出反应所使用的力量应足够击败敌人，但不应超过实施这个目标的需要。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一切行动必须仿效敌人（譬如对敌人的常规攻击的反应可以是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防御，甚至还可以发动一次有限的战略核攻击）。它的真正含义在于，对于每一种情况，都必须根据利害得失来处理，只有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大规模报复作为最后的一着。这种战略的目的在于产生有效的反应，同时又使冲突保持在有限范围内。
这种战略的原始构想是将局部军事行动与全面威慑结合起来。其目的是把冲突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由于有预备队行使大规模报复的威胁，所以“平时”的威慑仍可维持其大部分效力。因为威慑是相互起作用的，所以双方都以不使冲突扩大为目的。如果双方都不破坏原则，而所争执的利益又是十分有限的，问题就可以妥善解决，而不至于逐步升级。
这是一种具有很大风险的对策，不过似乎并无其他方法可以代替它。为了使它尽量获得安全，必须有一个高度发展的控制系统，以确实保证逐步升级不会自发地变为局部行动的一个结果而发生，致使一个局部事件转变成全面战争。这样，就必须有一种特殊形式的战术。应当安置几道逐步登高的门槛，非经政治当局专门批准，决不许越过。还要有保护措施，以保证未经批准不得越过门槛。所以战争呈现为楼梯式，上面分成了许多层次（局部事件，常规战争，战术原子武器的使用，有限战略核进攻，全面战略核进攻等等）。所希望的是任何冲突一旦开始，就都能在较低的层次上获得解决。
采取这种战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对它却有两种明显的反对意见。第一种意见自然来自那些可能变成有限冲突现场的国家，他们并不觉得充当战场——也许还是原子战战场——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假如这场灾难是全球性的，那么要求他们作那样的牺牲，看来倒也不是太不公平的。但他们会说，是不是为了那些重要地区的利益，迫使敌人分散其力量，而把他们的安全廉价地出卖了？第二种反对意见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它涉及威慑问题。如果承认冲突必须保持在有限范围内，那么这是不是等于邀请敌人发起冲突，从而降低了威慑的作用；而且一旦有限冲突爆发，逐步升级的风险是不是变得更大呢？
上述这两种反对意见都代表一定的真理：那两种风险都是存在的。但对于它们的有效性却不应估计过高。诚然，威慑战略（逐步升级的威胁）与战争战略（冲突的有限性）所使用的方法确有某些矛盾。但是这两种战略并非同时起作用，威慑战略先于战争战略发生作用。此外，两者有两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我们已经强调过的不确定性和非理性行动的可能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二者的矛盾，因为即使战略的目标非常清楚地是要把冲突保持在有限范围内，但是你也决不能保证没有逐步升级的可能。这样，威慑的作用就可以维持，而“后方”地区就不会漠视战斗首先打响地区的安全。事实上，所有各地区的安全与威慑的连续有效性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还有某些行动，其本身为有限性的，却可以用来增强和突出二者的相互关系。譬如说，可以把敌方某一个目标作为抵押品，宣称如果我方某某前方地区被攻击，则将用战略部队把那个目标摧毁；还可以进一步声明说，如果敌人也以有限的战略进攻作答复，则敌方的其他某某目标也就要被摧毁。战略部队的这种逐步升级的有限使用方法可以使那些有可能以其疆土作战场的国家感到它们并不曾被抛弃。
不过，这种有限责任的战争战略概念，并没有如有些人所说的一定导致这样的结果：一方面预先设置“战场”，另一方面预先设置“庇护所”。换句话说，一方面是敌人的侵略行动不会引起报复的地区，我们应当准备在这里立即接受双方力量较量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大规模报复的威胁所保护的地区。如此把威慑按先后次序和地理特点区分，只能减弱战场地区的安全，并在庇护所地区万一发生冲突时，使本来存在的逐步升级的风险大大增加。事实上，自动的大规模报复的威胁对于庇护所并不比对于战场能增加多少安全，因为在当前形势下，报复只能使敌人作出蹂躏我方的反应。因此，我方施加于敌方的毁灭程度差不多与我方所遭受的等同，这对我方来说是不上算的。正确的做法是威慑同时对战场和庇护所两种地区发生作用，而在这两种情形下，威慑都应该是“分级”的，换句话说，必须具有“灵活”反应的能力；为了使可贵的不确定因素不致受损，这种反应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难以预测的。
因此，似乎可以说，在核时代，武力的使用通常只限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战争：（1）在要害地区内，行动可能只限于速战速决的形式，其目的是首先造成一个既成事实，然后立即继之以谈判。（2）在外围地区内，斗争则可能采取长期消耗的格式，紧张程度较低，并采用常规作战或游击战的方法。第一种类型的一个例子是以色列人在西奈半岛的战役；第二种类型的例子是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和老挝战争。任何其他的战争形式都将不可避免地迅速引起逐步升级。
不过，如果认为核武器的存在所产生的威慑作用就足以阻止一切武装冲突的发生，那是一种危险的想法；过去10年已经证明，甚至当西方拥有相当大的核优势时，这种冲突还是可能发生的。现在双方的打击兵力既已形成了平衡，所以在将来，这种冲突的猛烈程度和所争利益的重要程度都可能大大增加。为了减小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盾牌部队，以增强核部队的威慑作用。同时又必须采用适当的战术，保证我们的威慑维持在高水平上。这些措施的重要性是不容低估的。
第六节 核时代战略的演进
上节的内容不过是对核时代战略的基本概念所作的一个合于逻辑顺序的分析。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题目，为了使它不进一步复杂化，我不拟再讨论各种不同的战术，尽管它们同战略问题具有重要的关系（例如截击、突破、求生、军备控制、防护、不确定性等等）。
要想对于问题获得一个总的概念，同时了解各种不同因素的相互影响，最好的方法是探讨战后15年来美苏之间斗争的发展。我曾武断地把它分为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从苏联方面某种具有重大战略后果的技术进步开始，接下去就是美国方面采取相应的战略，这种战略是某种特殊技术成就的结果。
（1）在第一阶段中，苏军在战后并未真正复员，仍拥有非常庞大的陆军和空军。它使用一种半军事和半革命化的作战战略，苏联有可能颠覆和吞并欧洲。在这个阶段，美国空军的能力还处于萌芽状态，所以美国以欧洲的复兴（马歇尔计划）和重建欧洲防御用的常规武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里斯本计划）作基础，采取威慑战略，以对付苏联的威胁；同时组成一支进攻性的空中核打击兵力，以贯彻执行大规模报复政策。美国给欧洲以财政经济援助，并按军事援助计划把装备运往欧洲，发展了原子弹以及载运原子弹的飞机，并以B-36的作战半径为根据，在外围地区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基地网。这种战略挫败了苏联的政治和军事机器。所以，威慑是有效的，苏联在欧洲的攻势也因此受阻。
（2）在第二阶段中，苏联只能用防御性的威慑战略和间接战略领域内的反攻（例如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相配合以对付美国。由于一开始就缺乏可用的物质资源，苏联的威慑主要是心理上的，其主要做法是由和平大会发动反核运动。事实上，这至少在欧洲和中立世界曾经取得一定的效果，不过，不久由于科学工作和间谍活动的空前努力，苏联很快制造出了少量的原子弹，并且以B-36为蓝本，建立起一支初具规模的打击兵力。同时，它建立雷达网以加强其防空体系。对于美国来说，这是它第一次感到核威胁，并感到对方有效的防空力量已经存在。由于美国增加其报复的威胁，以维持其威慑战略的有效性，这样做之所以更有必要，是由于欧洲重建武装的进展迟缓而且不适当，部分地由于法国的兵力已陷入印度支那战争，而西德武装力量的形成还只是在预期之中。因此，空中威胁必须维持的水平应能使盾牌部队仅仅成为战略部队的用来迟滞敌人的绊网。正当此时，热核弹的出现又使报复兵力的有效性大大增强。尽管苏联已有相当的防空能力，但由于美国研制出了高空飞机能超越敌人雷达搜索的上限飞行并且速度快于敌人的战斗机，所以保持了突防能力。在1954年到1955年之间，美国的优势还是无以伦比的。不仅其威慑仍能充分地维持，而且苏联被迫停止其在印度支那和朝鲜的间接战役，而接受妥协的解决办法。应当指出，在这时，美国是能够——按麦克阿瑟将军的说法是应当——利用其地位获得更大利益的。
（3）在第三阶段中，苏联在威慑战略的领域开始追上了美国。他们此时也有了热核弹，并有一支并非无足轻重的打击兵力，他们还增强了防空体系的效力；这就使他们能在中东和北非重新展开其间接性的反攻。苏联拥有热核武器这一事实构成了相当严重的威胁；面对着几种不同的行动方案，美国的战略不免犹豫不决了。许多问题都是很难回答的：是应该增强报复的威胁以保持威慑的效果，还是建设防空体系以部分地抵消敌人的威胁呢？能否使报复的威胁更加可信，以致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使用，甚至连小型冲突也不例外呢？如果不是这样，是否应求助于其他形式的威慑，因而必须增强战术防护兵力，才不至于被迫在投降与全面反应之间作选择呢？于是在1955年展开了大辩论；结果是主张采取攻势的思想流派失败了，这一派希望着手实行大规模装备不可拦截的火箭的计划。这一派的领袖加文将军因此辞职。
当时的决定是：第一，建立一个覆盖美国本土的庞大的防空体系；第二，发展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反突袭战术（飞机处于戒备状态等），以及以美空中堡垒为基础的洲际轰炸机，这些可以配置在苏联初期打击的航程之外；第三，以战术核武器来加强当时常规力量还不太充实的欧洲盾牌部队；这些战术核武器虽大量分配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但仍在美国的严密控制之下（这个政策也被称为MC70号政策）。1955年的这个决定曾经起了某种暂时的稳定作用 [ 作者注：由于有了这种决定，在1957年，西方在黎巴嫩和约旦所采取的行动就能够阻止苏联在中东的进攻。 ] ，但显然太保守。它被证明是一个错误。到了下一个阶段其严重的后果就被感觉到了。
（4）在第四阶段中，苏联的火箭计划获得了成功，达到了比美国领先的地位，其所采取的路线也正是美国人所认为不应追求的路线。到了1957年，苏联拥有了1枚洲际导弹并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不久以后，苏联人登上了月球 [ 投笔从戎注：此处指1959年9月12日，苏联无人驾驶探测飞船“Luna 2”号成功抵达月球表面，撞毁在月球正面差不多中央位置，它成为碰到另一个星球的第一个人造物体。 ] ，他们还通过试验证明他们的导弹精确度和爆炸当量都是高的。到了这个时候，苏联在威慑战略领域中已经追上并超过了美国。美国刚刚花了极大的成本建立起来的防空体系，只有对付飞机才生效，而不能对付苏联火箭的威胁。同时，苏联也增强了它的防空能力，并改进其地面部队的装备，使之配备战术核武器并全部实现摩托化，其中包括拥有大量的水陆两用车辆，从而能实施进攻战。这样，他们几乎在各方面都比美国占了优势。从心理的观点看，人造卫星的辉煌成就更使这个强大优势锦上添花。随之苏联重新提柏林问题和德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整体地位问题，并在刚果和古巴对美国直接挑战。
对于美国总还算侥幸，因为苏联的优势还不能在弹指间就发生效力。当1961年初肯尼迪继任总统时，“导弹差距”还不过是将来的事，但美国已经不能再浪费一分钟的时间了。这位总统周围有一批学者，他们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许多思路，产生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新战略。新战略是在第三阶段拟制出来的，那时大规模报复战略仍然有效，此时作为第一步把这个战略正式放弃了。至此美国的战略观念开始变成了“分级威慑”。其目的是要在核力量、常规力量和间接力量等一切方面达到一种平衡。假如战争不幸爆发，则应努力使用“灵活反应”的手段，使战争不致扩大。这些理论我们已经讨论过。结果是核打击兵力变成了“盾牌”的一部份，而不是“利剑”，但其强大反应能力，却仍然应不惜一切花费来加以维持。基于这个观念，美国迅速在上一阶段就着手研究北极星和民兵这类导弹，此时研制出来了；它还采取求生战术（原子潜艇，地下的及可移动的发射台等）以使其投射系统不至于为敌方的第一次打击所摧毁。在常规力量方面，主要的步骤是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盟国家增强他们的战术性盾牌部队，此时这已经变成了战略中的一个必要因素。为了应付间接的威胁，又组成了一支强大的空运常规预备队。最后，为了阻止战争自动升级，发展了更有效的战术，以控制核武器；同时，努力向苏联指明使冲突不致扩大的方法（苏联故意装作不了解这些方法）。
这种再调整正好适时地填补了开始出现的导弹差距，同时也证明苏联在火箭领域中的优势并不象最初所害怕的那样巨大。一切的情报来源都指出，苏联的洲际打击力量只具有有限的能力，只适用于“打击城市”的战术，而不适用于“打击军事力量”的战术。美国的确已经作了非常巨大的努力，并似乎再度获得了明显的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麦克纳马拉先生才开始感到他可以宣布，他的分级威慑战略以灵活反应为基础。
似乎就在这时，苏联把中程导弹配置到古巴，试图也来弥合“导弹差距”，这样使他们有可能对美国采取“打击军事力量”的战术，从而对于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飞机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仅仅使用中程导弹，他们就能在几个月之内达到用洲际弹道导弹在几年内都达不到的优势。这自然是一种十分危险的行动，因为苏联居于局部劣势的地位，而古巴又是在美国很容易侵入的距离之内。他们发动一个宣传运动作掩护，宣称苏联在古巴只限于搞防御性的设施。不过，美国人却及时认清了这一危险。他们的反应迅速、坚定，而又很能自制。因为居于劣势，所以苏联只好放弃其企图。这是在核威胁的潜在战争中双方的第一次真正较量。双方的行动都是精确的、现实的、冷静的，而最后还是美国人获得了成功。从此以后，苏联被迫与美国作硬碰硬的军备竞赛，冒着风险同远比自己富有、强大的对手去拼经济实力。
（5）不过，又有了第五阶段的迹象。苏联在空间技术方面，仍然居于引人注目的领先地位。这就可能导致生产新型武器，这样一来，我们将被引向何方，在今天尚难预测。此外，他们的核政策以取得少量大型武器的原则为基础，这比美国建立大量小型武器系统，因而花钱明显较多的政策要高明。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和中子弹的生产，我们将会在威慑战略的领域中看到新的发展。
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思想流派，其主要代表是基辛格。他们把威慑战略的重点放在盾牌部队的增强上。这种理论是说，既然战略性核战争所固有的危险是不可以接受的。我们的威慑政策就应改为以直接保护受威胁的地区为基础，必要时可以使用战术原子武器。这种思想代表一种倒退的趋向，从空中战略又回到具有较悠久的历史的陆上战略。这种思想也包含一定的真理。如能证明其有效，则它对于世界军事平衡的重建大有帮助。
对战后15年发展过程的匆勿一瞥，产生了下面一些想法。
首先要说的是，每次出现的局势都是非常危险的，而每一种防御体系都只有暂时的效力。装备和战术现在每隔5年就要更新一次，而过去从一次战争结束到下一次战争才会更新。花费那样巨大的财富，而所换得的安全却靠不住，看来这是很不上算的。结果总有一天不是打仗，就是经济破产，或者是就限制军备达成某种协议；在这种紧张局势下，和平是很难维持的。
还要说明的是，苏联在爬威慑的楼梯时，由于其出色的努力，几乎已经获得成功；而美国曾经两次占有相当的优势（一次在第一阶段，又一次在第二阶段），但它不曾加以充分的利用。这就表明，尽管争夺是激烈的，但犯了错误并不一定立即受到惩罚。苏联的举措也许比美国强硬毒辣，但除非它能确信某种优势具有持久的价值，它是不敢把这种优势作太大的扩张的。如此谨慎的根本原因在于有不确定因素存在，一般说来，谁也不能确切地知道他处的地位是怎样。
虽然在这种连续的斗争中并无突出的大行动，但很清楚的是，自从第三阶段开始以来，在威慑能力的增长上，苏联占了上风。大规模报复战略是一种攻势战略；分级威慑战略则是一种守势战略，其应付苏联间接战略的有效性尚待证明。
至于说到战略的结构，这一时期的演进历史清楚地表示，新装备与正在形成中的新战术之间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而新的战术反过来又可以导致战略平衡的改变。于是出现了一种倒转的程序：为了重建战略平衡，必须先作出一个战略选择（例如，在1955年），结果希望应用的战术被确定了下来（截击、突防、求生等）。由此提出必须研制的新装备（雷达、导弹、潜艇等）。有的作家曾说过，今天唯一存在的战略就是资源战略。如果这种说法的意思是一方应有必要的资源，才能实现所希望的战略，则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说新装备应该支配战略。相反，从逻辑上说，发明家应该接受战略要求的指导，或者至少是战略应当从已有的发明中选用那些能最好地满足自己要求的东西。有时，某一方会缺乏必要的资源（例如，苏联曾经在一个时期内没有核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战略的任务就是：寻找弥补缺陷的措施（例如，和平大会的心理战），并且选择一个能利用现有资源击败敌人战略的行动方案。凡此种种，都是智慧与想象力的问题。
第七节 核战略的结论
很明显，对于核时代的战略所作的任何研究，都可以获得大量的、极不相同的结论。我现在仅略举其最重要者如下。
（1）核战略必须要在总体战略这个层次上实施。其中有许多心理的、财政的和经济的因素。所以，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也可以说是现代形式的总体战略。
任何成功的战略总是总体性的，甚至象亚历山大与拿破仑的战略，那样明显地用于作战为主，也还是总体性的。但是，著名会战的光辉常常掩盖了战略是总体性的这一事实，甚至历史学家也都受了骗。核武器一直都不曾产生任何的会战，它所做到的是强迫我们认清战略的艺术应该如何总体化，各种不同因素所发挥的影响又是如何强烈。总体战略不再是想当然的事情，也不再是政府首脑随意地、直观地处理的事情；现在，它必然是科学地设计出来的。总体战略已经变成了任何领袖都必须精通的战略思想方法。古巴危机是这方面的一个极好的例子。
（2）核时代的总体战略已经清除了19世纪的、尤其是克劳塞维茨学派的战略思想。这一学派的续承者们曲解了他们祖师的思想，因而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清除了陈腐的思想，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但我们现在必须建立一个新的体系，而且这一次不应在建立太专门化的理论，以致把我们引入更严重的错误中去。所以，我们不应做的事情，就是仅仅拟制出“核战略”，以适用于当前的特殊情况。必须要有一个总体战略，不仅能够应付核武器及其可能的继承者（外层空间，生物战等）带来的问题，而且还能应付其他的难题和间接战争。
（3）新战略也必须应付由于科学与工业的资源应用于国防而产生的许多巨大变化。
国防问题的各个领域都已经有了变化，这不仅因为新武器的射程和威力都已增大，而且因为生产这些武器耗资巨大。国防问题的分量不断加重，不可避免地会很快使一个国家不堪承受。古希腊的城邦和16世纪的王国正是由于解决安全问题的需要而兴起的；所以，安全问题有可能在国际实体的形成中又一次起决定性的作用。
工业因素的影响，也使国防问题的性质有了改变。对行动的准备，现在远比行动本身更重要，因为拥有资源优势的事实比使用资源的方法更具有决定性。这同拿破仑时代的战略艺术完全相反；他曾经说过：“整个问题不过是如何实行而已。”过去，安全有赖于军队的直接保护；而现在，安全却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所依赖的是你应比你的敌人有较高的准备。过去注重前哨的警戒，现在注重科学的侦察。动作的概念已越来越抽象化，我们所重视的已经不再是一个地域内运动并在地图上用红兰圆圈和箭头来表示的兵力，而是在一个时期内相对变动着的科学和工业潜力，而这是毫无可能用图解的方式来表示的。在任何对于潜力的估计中，素质（包括技术与精神）已比数量更为重要，所以任何对于情况的判断越来越成为主观考虑的结果。在过去的时代中，时间的尺度是较小的，在19世纪时，一个战役可能持续1个月，一次会战不过几小时。在20世纪的大战中，时间的尺度放长了，这首先是因为战场扩大了，其次是对资源的要求都不是预先知道的，一旦需要，则从设计到投产需要很长的时间。在今天进行着的平时后勤战争中，产品从设计到投产需要5年左右。所以，只能以苦苦猜想的未来情况为基础，提前5年作打算。这当然是很困难的，但这种预测已经变成了绝对必要的思想过程。
政治和改革技术的连续使用，也产生了相似的后果，不过时间的尺度却甚至还要伸长。举例来说，直到1949年毛泽东在中国取得胜利，苏联才算是获得了1921年巴库会议所希望的成果。
（4）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任何斗争是“事先”和在“平时”决定的，所以双方通常都试图不求助于战争而能解决问题。战争现在不过是对所作准备的效率的精确检查。这就是威慑战略所依据的逻辑，不过这个过程毫无疑问的到今天尚未完成。
威慑战略的演进表明，作为核报复威胁的补充，其他各种形势的威慑也开始变得日益重要。所以也象过去的一切武器一样，核武器只是对旧武器系列的补充，并不能代替旧武器。现有的武器库包括从刺刀到氢弹的一切武器。刺刀在今天可能很少使用，但它还是没有完全被取消。其他尚未完全过时的所谓“常规”武器，也都是如此。一个新的平衡已经达到，但与某些现代预言家的预言恰好相反，大规模常规兵力的存在仍然是保持这种平衡的一个必要因素。毫无疑问，威慑系统还有待于我们在间接战略领域内用现在尚难了解的其他方法加以完善。
（5）随着威慑战略的发展，有行动自由、可在其中使用部队的区域越来越缩小。为了相互威慑，已经消耗了国家很大一部分精力和资源，所以今后实际的、公开的冲突将只会限于范围非常有节制的外围行动。这种外围行动的目的，也许就是让一方能估量一方的资源储备和士气，所以即使战争爆发，也应该有良好的机会，使战争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并能取胜。直到目前为止，所有间接战略的行动和威胁所产生的危机，都是采取这样的方式解决的。古巴危机也曾是这样解决的，尽管它属于直接核战略的范围。所以我们同19世纪那些战争理论所想象的全面冲突越来越疏远了。现代化的战争本质上是一种战略性的战争；政治权威对它的控制，远比过去任何时代更严密。
不过，有行动自由、可在其中使用部队的区域仍然是有的，然而这样的区域也许很小了。这一事实意味着小型行动显示出新的重要性。旧式的战争连同其会战在内，是一种流血的外科手术。而新式的战争尽管有千差万别，都更象一种疾病在缓慢地传染。行动比较迟缓，我们决不能因为它不那样剧烈而受欺骗，战争所造成的权力结构的改变固然是一点一滴的，但其结果足以使整个世界变色。所以，最要紧的是我们应当对症下药，把那些似乎无足轻重的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这些冲突不仅发展了非殖民化的狂热，而且扩大了现代化生产需求再凋整以及现代医学科学的巨大进步造成的人口爆炸所带来的危机。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间接战略，它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着的一个最紧迫的问题。我将留待下一章再作详细的分析。
（6）从威慑中可能发现一种维持和平的真正办法。如果把过去10年间在这方面的进步审视一番，我们也许会感到还该有更大的进步。总有一天会找到一种比迄今已经尝试过的更为理性、更为有效的和平组织。在过去的尝试中，我们过分地受到感情因素和道德原则的牵制。维持和平的战略可能引导我们最后建立起稳定的权力平衡，在那种平衡之下，真正的军备控制也许是可能的，或者还能组成一支国际部队，用来制裁任何的和平扰乱者以维持平衡。这种理想也许超越了当前实际，却并非不可以想象的。我们如果对和平的寻求具有明智的指导，我们终于会找到一个在有利的环境中切实有效的答案。
（7）简单地说，我们究竟是在走互相残杀之路，还是在走和平之路？对于这个基本问题，并无明确的答案。不过，我们却可以断言，和平或战争都取决于人类的意志。自从有史以来，战争就成为玩弄的对象，最初说是上帝的意志，然后说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进军，到了近代又说是人口压力的后果。如果可以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和平与战争之间的选择可以由人决定，而且受到理性法则的支配，那么，核武器虽然把战争和危险增加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却也许能够带来较稳定的和平。除非命运愚弄我们，或者我们遭到了某种突然的变故，今后军队作为越来越复杂的政治战略计谋的附属物，将按越来越文明的方式被使用。人类将不会再以感情为基础而陷入战争的深渊，至少这种机会很少了。总之，“大战”可能是不会再有了，那是20世纪的瘟疫，欧洲衰颓的无可置疑的根源。
但这是不是真正的和平呢？我们可以断言，并非如此。人类对于权力的贪欲还不会消灭。这种贪欲同那些我们仍然只能模糊地了解却主宰着人类经济进步和生物进化的力量相结合，总是能找到一个新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将决定权力的更迭，你争我夺，犹如钟摆摇晃不定。过去那种战鼓咚咚、战旗飘飘使用军队的战争也许变成历史的陈迹，从此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新式的战争，其形式是革命战争的发展，是种族斗争，是重复出现的危机，是工业和军事领域中的科学竞赛。
20世纪的人类，经过了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两次毫无意义的大战，今天真有谈虎色变之感。今天借助于现代科学的一切资源也许能使他们终于找到一种预防这种浩劫重演的方法。但是命运的嘲弄要人类付出代价，而这正是他们所不希望的，这就是：斗争将以较小的规模继续发生，但将永远继续下去。
大规模的战争与真正的和平将一起进入坟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