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今和未来的战略的思考·第二十八
作者：彼得·帕雷特·主编·美国
戈登·克雷格·费利克斯·吉尔伯特·编 ·美国
出自————《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本书谈论军事思想和实践从马基雅维利时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核时代的演化。在这样一部书的末尾，回到它开头提出的问题是必然的，那就是适切性问题。往昔的经验对于我们在核时代面对的难题是否有任何真正的意义？或者说，我们是否像某些军事著作家声称的那样，生活在一个并无有用的先例的时代，而且这种情况在战略领域表现得最为显著？
当一个人考虑到世界政治危险的两极性质、超级大国对核武器的执迷以及它们之间军备竞赛的激烈程度，就会足够容易地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并且断定当今时代对于往昔的大师们阐发的那类战略原则来说并不适宜。例如，在克劳塞维茨写下其著名格言“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时候，他一方面强调战争与和平的联系，另一方面大概是在假定它们之间有比我们今天能够设想的更为明晰的区别，因为今天这两种状态是否能在任何真实的意义上分隔开来确实可疑。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维持了和平的那个国际体系在1914年土崩瓦解，接下来为它寻求一个有效替代物的所有企图统统归于失败；1917年往后意识形态对国际关系有首屈一指的影响，而且虽然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万劫不复地败给了一个超越成员国中间意识形态歧异的联盟，但这影响在1945年以后变得更严重；随第二次世界性冲突结束而使自己摆脱了殖民地身份的国家怀抱过分的民族主义，加上特别在中东兴起了好斗的宗教狂热：所有这些事态，使得1945年以来的岁月成了在许多层次上冲突几乎无休无止的一个时期。即使头等强国避免了彼此间的公开战争，它们代表附庸国对地区性争端的介入有时仍然导致它们危险地接近爆发这样的战争。不仅如此，在此种危机的间歇时期里，不变的敌意便是它们对于对方的正常态度，以致在史书中1949～1969年被当作冷战岁月来提及，而1980年往后的岁月在许多观察家看来预示着重返冷战状态。
在这些情况下，民意测验会报道欧美越来越多老百姓不再相信超级大国之间的和平经久不破或许就不令人惊异了，而许多专家(例如科学家、军事专家以及1981年4月聚会于荷兰格罗宁根的和平研究者们)倾向于相信这一和平无法维持到80年代末大概也并非咄咄怪事。的确，这样的观点已经在两方面对个人的行为有所影响：一方面是宿命思想愈益增长，对政治领导人满怀沮丧地不信任和从政治参与中脱身，转而集中关注区域性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并且以政治社会共同体为代价生活内向化， [ 注：例如见Fritz J．Raddatz，“Die Aufiklaarung entlaasst ihre Kinder，”and“Unser Verhaangnis als unsere Verantwortung，”Die Zeit，6，13，July 1984． ] 另一方面则是参加基层的直接行动运动，这些运动要求立即和彻底地解决复杂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往往很少注意其中包含的技术、外交和战略因素。
在某些国家里，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一种情绪上的混杂和自相矛盾，它听凭对战争的恐惧和两种与之相反的东西并存：一是可以表现得好战的、亢奋的民族情感，二是对备战活动的有利可图的深切介入。理查德·巴尼特就后者写道：“军内外几万官僚每天走进办公室建造核武器或规划核战争，几百万工人的工作依赖核恐怖主义体系，受雇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指望取得能够提供彻底安全的‘技术突破’，承包人不愿意放弃唾手可得的利润，尚武好战的知识分子推销威胁、美化战争：战争经济为所有这些人提供了舒适的小窝。” [ 注：Richard J．Barnet，Real Security(New York，1981)，97． ]
一个有着此类倾向的时代，不能被说成是和平时代而不歪曲和平这个词的含义。一名悲观主义者可能会倾向于相信它更像一种过渡状态，即东德小说家希里斯塔·沃尔弗所称的“战争前奏”。 [ 注：Christa Wolf，Kassandra：Erzaahlung(Darmstadt，1984)，76f． ]
现代技术可能要求对克劳塞维茨的另一项假定做某种调整，这项假定就是：在平时也在战时，负责的政治领导通常将能够做出所有重要的政策决定。的确，在未来危机中将要采取的行动可望是事先决定了的，具有自动性质。可以言之成理地争辩说，从政治领导授权花费国家资源来从事这种那种武器研制或者生产这种那种轰炸机、导弹或潜艇的时候起，它的自主权就开始缩减了。由于要完成这样的项目，需要有从订货到交货的时间，今天做出的决定必不可免地决定或限制日后的政策，从而预断了尚未预见到的形势，并且限制了应付尚未发生的紧急情况的能力。
伴随这一依赖武器——按照在设计室里形成的效率概念来定购和制造的武器——的倾向，军火生产趋于取得它自身的势头，造就国务家们发觉难以抵挡的压力和焦虑。军备在一国经济中起的一般作用(增加工业收入和减少失业)使人几乎不可能抗拒那些迈向军备竞赛的力量，而且潜在敌手对于一国自身努力所作的反应(或被想象出来的反应)的性质产生疑惧，这疑惧又激励了上述趋势。随着生产武器的竞争变得更加狂热，对其使用的制约可能松弛下来，或者化为乌有。1914年时，正是德国最高统帅部对于军事优势在此后三年内将确凿地转到协约国一边的恐惧，铸成了它迫切求战的决定，而在最后的危机中政治领导人又被一种技术论辩所压服，即立刻宣战能在动员时间方面占上风，这用现代术语简短地说，就是论辩第一次打击战略的好处。在核军备竞赛中，这一过程重演的危险比先前大得不可计量，正如超级大国竟相追求所谓打击军事力量的能力的方式所表明的那样，这一竞争导致更严重地执迷于发动打击的时间，导致提倡“先发制人的打击”和“遭遇攻击便发射”等信条。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前署长弗雷德·C．伊克尔指出，此类体系就“大得不可置信的责任赋予体系深处的某个技术军士。它越快捷，越自动，你就越是在将做决定——我国历史上最为致命的决定——的责任交给远离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人”。 [ 注：引自Barnet，Real Security，30。 ]
当战略摆脱了有效的政治控制，它就成为没有头脑和盲目轻率的，战争便因此采取克劳塞维茨担心的那种绝对形态。有个很著名的故事：在1914年8月危机的高潮时刻，一份报告送到了德国帝国大本营，它显示只要德国人不去进攻法国，英国人就不会加入但是尚未爆发的战争。皇帝据说告诉参谋总长赫尔穆特·约翰内斯·冯·毛奇将军：如果这是真的，德国就应当把进攻的矛头转向东方。毛奇答道：这么做是不可能的，因为军队只有一个战争计划，现在无法予以改变。对此，威廉二世抱怨说：“要是你叔叔 [ 译者注：指赫尔穆特·卡尔·冯·毛奇(老毛奇)，1858～1888年任普鲁士(自1871年起为德意志帝国)参谋总长。 ] ，就会给我一个不同的回答。”然而，这个如果说合乎情理但颇带火气的反驳并未制止德国纵队致命的西进。 [ 注：Gordon A．Craig，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1640～1945(New York，1964)，294． ] 不难想象我们时代的一个类似的故事，只要将难以处理的战争计划换成计算机。任何人，如果经历过自己的个人记录由于银行和公司计算机系统犯怪被弄得一团糟，从而大为气恼，就不会否认最近的一番马克思主义言论有道理，这番言论将超级大国对机械刻板的预警系统的依赖形容为“精神错乱，使安全取决于一部机器，而不是取决于历史形势分析，后者只有具备历史理解力(这也意味着能够理解对方的历史形势)的人才能做到”。 [ 注：Christa Wolf，Voraussetzungen einer Erzaahlung：Frankfurter Poetik－Vorlesungen (Darmstadt，1983)，87． ]
在这一方面值得注意：当代核战略除了以一触即发的贯彻方法为特征，连同依赖大大削弱政治控制的机械刻板的技术，还是由一种很难说是同特别危险的时代的需要相适合的情报系统来指引的。恩斯特·梅在最近对两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情报评估所做的一项研究中写道，我们时代的政府在判断别国的能力方面，也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政府更糟糕。“它们能够计算导弹、轰炸机、航空母舰、潜艇和装甲师的数目，至少可以像1914年以前的政府能够计算枪炮、马匹和无畏舰的数目那般精确；然而，现在和那时一样，没有任何人能够确信总数意味着什么。”不仅如此，由于没有任何新型武器在大国间的战争中被检验过，“情报分析人员、参谋官和决策者便不得不依赖想象而非经验来评估能力”。 [ 注：Ernest R．May，“Capabilities and Proclivities，”in Knowing One’s Enemies：Intelligence Assessment before the Two World Wars(Princeton，1984)，530．关于现行战略的预先确定性质和情报的可疑性，又见Paul Bracken，The Command and Control of Nuclear Forces(New Haven，1984)。 ]
就别国的倾向而言，他们大概就像在并未得益于准确预见的30年代里那样，两眼一抹黑。政府组织近年来已变得越来越复杂，因而其行为越来越难以预见。现在有时难以在大国的对外政策中找到内在一贯性和连续性，而这些性质在早先时代里被认为是成功地处理对外事务的先决条件。在这些情况下，总是难以客观地评估对方的意图，总是存在一种危险，亦即几乎不过是基于意识形态热情的论辩会像严格依据可得的证据、但因为其矛盾性质而谨慎小心和迟疑不决的论辩一样给予重视。于是在核军备竞赛中，根据对潜在敌手的倾向的评估，推出了种种打赢战争的战略，而它们在这敌手的历史、心理或近来的行为方式中找不到印证，并且显示出对于双方能力对比的一种轻率鲁莽的乐观主义。
然而，说了所有这些之后，必须注意到我们讨论过的趋向并非不可避免地会继续像它们现在看来的那样占上风。即使我们生活在核时代，我们也仍未生活在任何核战争时代。1945年以来发生的任何国际冲突都未见使用核武器，而且所有这些冲突都是按照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战略概念、以不同的有效程度进行的。不仅如此，现代技术虽然创造了扔在广岛和长崎的炸弹，还创造了比这更精致复杂的武器，它们在1945年往后的岁月里引起了将以互相毁灭告终的超级大国间冲突的前景，然而现在它以自己永不平静的活力，正创造着种种新型武器，这些新武器可能迟早将使得核战争过时，并且再造经典的战略原则在其中制定出来的环境。
在其有趣的研究著作《武器与希望》中，弗里曼·戴森谈论了一个大有生气和发展迅速的军事技术领域——精确制导导弹。这种导弹是非核性质的，小得足以由士兵个人来发射，或者从装甲车或直升机上发射，并且已在1973年战争中被有效地试用来打击以色列的装甲。自那时以来，精确制导导弹技术被进一步发展，而且戴森写道：
微型计算机和传感技术的迅速发展看来很可能会导致精致的非核武器越来越多样化，那将使得军队往回退一步，退到一种较为传统、较为专业化风格的战法。新型武器需要有精英式的、经过高度训练的军人来有效地使用。它们不需要那种提供了两次世界大战炮灰的大众军队。1982年的福克兰群岛战役进一步证明变革之风正在这个方向上劲吹。阿根廷空军是支小规模的精英武力，大胆和熟练地使用精确武器，给入侵部队造成了重大伤害，而阿根廷陆军这一被征召来的大众军队却被决定性地击败了。现代技术似乎正在把我们带回18世纪，带回小规模的职业军队打小规模专业化战争的时代。 [ 注：Freeman Dyson，Weapons and Hope(New York，1984)，55．关于精确制导导弹，又见 Horst Afheldt，Verteidigung und Frieden(Munich，1976)。 ]
这样的想法由于愈益增长的对北约战略可信性的怀疑而得到了加强，北约战略依据的信条在于一旦遭到来自东方的压倒一切的常规进攻，就率先使用核武器。后来出现了对于加强常规威慑之可能性的活跃的讨论，办法在于为之增添一种不涉及使用核武器、从而不会冒升级风险的报复能力。它集中围绕用下述手段反击苏联进攻的可行性：以一场常规突进打击苏联侧翼，长驱直入东欧心脏地带。 [ 注：对北约战略的批评可见：Emil Spannocchi and Guy Brossolet，Verteidigung ohne Schlacht(Munich，1976)；Carl Friedrich von Weizsaacker，Wege in der Gefahr(Munich，1976)。关于替代性办法，例如见：General Bernard W．Rogers，“Greater Flexibility for NATO’s Flexible Response，Strategic Review(Spring 1983)；“Prescription for a Difficult Decade：The Atlantic Alliance in the 80’s，”Foreign Affairs，V．60(1981～1982)，1145～1156。也许还可以注意到，在过去，新的进攻性武器经常、而且差不多定期地会显得无法抵抗，然而逐渐地在它们问世以后的某个时候，防御性的反制武器被发明和生产出来，因此战略思考保持其传统的作用。 ]
这种战略的提倡者并没有被批评的人吓住，后者指出北约在常规兵力方面劣于华约。相反，他们争辩说，历史上满是面对兵员数量优势的军队成功地采取攻势的例子：格兰特的维克斯堡战役、德国人1940年之突入法国、美国第三集团军1944年的大冲刺、美国1951年在朝鲜的攻势、以色列1967年西奈战役。此外，他们还指出，北约突入东欧的常规进攻将在苏联的政治虚弱处威胁苏联，因为这提供了利用其东欧盟国政治上不可靠的机会。这一论辩同毛奇在1879年的战争计划惊人地相似，该计划要求进攻俄国的西部省份，并且将此同在波兰人这样的被统治民族中间鼓励造反的系统努力结合起来。 [ 注：Graf Moltke，Die deutschen Aufmarschplaane 1871～1890，edited by Ferdinand von Schmerzfeld(Forschungen und Darstellungen aus dem Reichsarchiv，Heft7)(Berlin，1929)，80． ] 此外，他们相信，这还将“使苏联人面临其信条和战略恰恰力图避免的形势，即他们在其中无法控制事态发展、面对不确定和意外之事的很大可能性的形势” [ 注：Samuel P．Huntington，“Conventional Deterrence and Conventional Retaliation in Europe，”International Security(Winter 1983～1984)，43． ] 。
这些例子或许足以表明，对我们关于当今种种作战问题的思考来说，往昔的战略经验绝非不相干，而且倘若戴森的预言证明正确，它将变得甚至更为中肯。即使在今天的形势下，对于往昔错误的认知仍将表明，把军事规划和军备置于更牢固的政治控制之下是可取的，而规划工作与经济、技术的缠结交错要求有一个全面的组织，在其中军事的作用服从于审慎的限制。
当然，事情不止于此。战略不仅仅是这么一种艺术：为一个国家可能会变得卷入其中的武装冲突做准备，以争取最后获胜的方式规划国家资源的使用与其武力的部署。它在一种更广泛的意义上，还是17和18世纪期间所谓“国家理由”的现代等同物。它是合乎理性地确定一国的紧要利益，确定对其安全必不可少的需要，确定它在同别国的关系中的基本目的，确定它关于各项不同目标的轻重缓急次序。这一广义形态的战略应当鼓舞和指导关于规划战争和打仗的较狭义的战略，而克劳塞维茨在本文开头引用的那句名言中就隐含着这个道理。
卓有成效地制定和实施广义的战略的历史实例并不难寻。我们想起我国历史的肇始之际，在《联邦党人文献》和乔治·华盛顿《告别辞》之类著作中对国家利益所做的那一系列系统的分析。这些分析的突出特征，在于它们简洁和客观地了表达了一个危险地充满竞争的世界上国家生存的基本前提条件，就如约翰·杰伊所撰《联邦党人文献》第三篇，其中以差不多讲事实的口吻表达了首要的原则：“在明智和自由的一国人民发觉自己必须关注的许多目标中间，提供他们自身的安全看来是头一项目标……但美国人民免遭外国势力危害的安全不仅取决于他们自己克制，不给别国正当的战争理由，还取决于他们将自己置于并保持在一种不招敌意和侮辱的形势之中。” [ 注：The Federalist，edited by Edward Mead Earle(New York，1937)，13，18． ]
国父们的政治遗嘱(这些国务文件等于是他们的政治遗嘱)制定了在其初年这个共和国的政策指导原则，它们宣告美国的根本利益在于其政治自由和经济实力，论辩安全的先决条件在于国内统一(即无虞两败俱伤的争闹和分裂)、适当的军事组织(指不以捍卫国家为幌子威胁其共和政体或其经济健康)以及明智的、在不同寻常的紧急情况下将依靠与外国暂时结盟的对外政策。这就是军事战略所依据的理论根本，它使羽毛未丰的美利坚民族度过了拿破仑战争的暴风雨，在此过程中诚然不无灾祸，但最终没有严重损伤美国的安全和主权。 [ 注：Felix Gilbert，To the Farewell Address：Ideas of Earl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rinceton，1961)，chapters 4，5． ]
广义的战略的第二个例子(这次是个在性质上强烈进取的例子)，是普鲁士王国从1862年到1866年遵循的战略，它在奥托·冯·俾斯麦写的一系列富有洞察力的函件中有其基本的表达，其时他是50年代驻法兰克福邦联议会的使节。这些函件勾画了克里米亚战争以后国际体系混乱无能的背景下普鲁士的利益和机会，分析了它的首要对手奥地利的能力，提倡一种在俾斯麦取得对普鲁士国务的指导后加以贯彻的政策路线，亦即导致科尼格累茨会战和普鲁士的北德意志霸权的政策。总而言之，这是一项被认为经典地例解了将武力和治国方略有效地协调起来、以便实现政治目的的战略。 [ 注：Lothar Gall，Bismarck，der weisse Revolutionaar(Frankfurt a．M．，1980)，127－173； Otto Pfianze，Bismarc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y：The Period of Unification，1815～1871(Princeton，1963)，87ff；Craig，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chapter 5． ]
最后，可以在杜鲁门政府回应1947～1950年的挑战的方式中，见到系统的和仔细协调起来的国家战略的一个较近例子。它靠的是精明地确定战后世界里美国利益的性质，有效地动员公众支持其对欧义务，灵巧地运用经济资源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且在最后，当朝鲜爆发战争时，对自己在那里的军事行动施加由政治考虑决定的限制。总而言之，这是一番几乎肯定会赢得克劳塞维茨嘉许的战略操演。
这些战略的共同点，在于完全合乎理性地制定战略，而且在贯彻时讲求实际地评估它们要在其中加以实行的国际环境，准确地判断潜在对手的能力和倾向，依据一个基本前提，即军事力量的积聚和使用必须由可以展示的政治裨益证明有理，同时决不使国家资源背上过重的负担，并且具有一旦达到政治目标就应停止使用武力的决心。
这样的历史范例对我们当前的形势有多大的适切性？至少，它们向负责做出影响国家安全的决定的人们提供了可资研究和思考的实例，提供了对照衡量当前实践的楷模。正在进行的军备竞赛威胁造就它本身强迫性冲动的模式，威胁独占国会和公众的注意力，并且在这么做的时候，使人几乎不可能合乎逻辑地、系统地思考我们当前形势的实际情况及其需要。 [ 注：见George F．Kennan，“A Plea for Diplomacy，”(1983年11月的演说)，部分重刊于 Harper’s，April 1984，p．20。 ] 在这样的时候，肯定值得被提醒例如德国最杰出的政治战略家赢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他拒不屈从事件的急流造成的压力，根据情势变迁原则不懈地寻求与其国家利益相符相容的因素。
本书的导言提到，往昔顽固地拒绝为当今产出直接的教训。历史学永远不能告诉我们如何行动，但它有着大量实例研究，我们可以从中提取思想，提取教人谨慎的训示。我们已援引的实例既是楷模，又是警告。它们提醒我们，不论暂时的背景情势如何，有效的战略总是深思熟虑地为一个政治目的运用武力和权术。的确，构成总的历史偌大一部分的战争／外交史，几乎不过是记载着各国或愿意、或拒绝根据这一真理来构建自己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