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战争·第二十七
作者：彼得·帕雷特·主编·美国
戈登·克雷格·费利克斯·吉尔伯特·编 ·美国
出自————《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1941年，当普林斯顿军事事务讨论会开始那导致初版《现代战略的缔造者》问世的工作时，本文的主题还不存在。当然，革命是现代史上常见的事，而这些革命大多涉及某种战争。至少从17世纪以来，革命现象就激发了颇大的智识兴趣，这兴趣伴着每个革命时期而起——1776年、1789年、1848年和1917年。对革命愈益关注的证据，革命爆发与军事理论之间紧密联系的证据，散见于初版《现代战略的缔造者》所载的一些论文。然而在那部书里，我们见不到任何地方对使用武装力量实现政治、社会激进变更的思想进行一种系统的论说，甚至在论马克思、托洛茨基或法国殖民战争战略家的论文中也是如此。这个缺口不是厄尔教授和他的同事们的过错，而是反映了一个事实，即1941年不存在这样的理论；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任何这样的理论被看到是存在的，或者即使存在，也不被认为值得在一部纵观马基雅维利到希特勒的军事思想的著作中占取篇幅。 [ 注：初版《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中有关的论文为：Sigmund Neunüm，“Engels and Marx： Military Concepts of the Social Revolutionaries，”Jean Gottmann，“Bugeaud，Gailiéni，Lyautey： 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 Colonial Warfare，”Edward Mead Earle，“Lenin，Trotsky，Stalin：Soviet Concepts of War”。分别见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ed．Edward Mead Earle(Princeton，1943)，155－171，234－259，322－364。 ]
为何“革命战争”作为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分支仅在20世纪上半叶才出现？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为何这个主题迟至1941年仍然似乎并不重要，也未得到清楚的界定——告诫我们切勿接受轻而易举或显而易见的答案。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和促进了一大批革命突发和革命动乱，其结局和后果继续改变着世界。但就回答我们的问题而言，同样重要的是看法的迅速变化。革命战争作为一类独立分析的对象，作为导致反革命战争技能的一套革命技能，现在以一种就J．F．C．富勒、施里芬或约米尼而言没有过的方式显得重要，甚至紧迫。为什么？
要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就必须考虑军事理论构建在现代民族国家历史上的作用。到17世纪在欧洲成形的民族国家体系既不断受到革命压力威胁，也不断受到其激励和加强。然而，这个体系规定了它自身的轻重缓急次序。国家间往往是暴烈的竞争和冲突决定了国家本身的命运。瑞典和西班牙落后了，英国和普鲁士却通过打仗冲到了前列，波兰和奥匈帝国则归于灭亡。组合起来同法国大革命作战的先后各个联盟，其行为表明各民族国家发觉要压抑它们自身根本利益的互相冲突是何等困难，不管来自革命意识形态和革命运动的威胁是何等巨大。在短时期里，并且是为了有限的目的，各民族国家约束自己的竞争性本能来打败拿破仑或希特勒，或者在1815年和1918年以后恢复秩序。然而，国际竞争的首要地位、至关紧要的国家利益间的固有冲突，很快就重新抬头。说到底，而且或许依照定义本身，成功的民族国家是一种战争有机体。甚至国内革命的危险也变得似乎取决于国际冲突的结果：战败激发造反，战胜则将不满淹没于民族自豪感。军事理论家和战略家们只是附带性地谈论革命，因为民族国家(他们试图为之服务)的压倒性关切在于它们互相间的战争。
到19世纪末，少数战胜国实际上已统治世界。比较成功的欧洲国家，连同美国和日本，似乎不可抵抗。不断的战争磨砺了它们的技能，加强了它们的权势，刺激了它们的胃口，并且使它们对自己在亚洲、非洲以及(就美国而言)西半球各地扩张的能力变得极为自信。除了主要竞争对手的反制力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制约帝国野心。接着，在 30年里，这一体系崩溃了。它的信心和经济基础由于一次世界大战摇摇欲坠，随后由于另一次世界大战土崩瓦解，它可能从未像看起来似的不可战胜。它那强烈的竞争性质是它崩溃的基本原因，就如拿破仑战争较早时期的经验可以提示的那样。不过，传统民族国家体系之权势和威望的突然跌落显然不仅说明何以有1941年以后的全球性时尚——对这一体系的全球性革命攻击，而且说明了革命战争作为军事思想的一个独特分支何以兴起。欧洲人的各个帝国在殖民地、甚至其内部的袭击之下土崩瓦解，新的、往往是羸弱的后继国家在帝国废墟中迅速出现：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看到军事理论的这个新方面的主要原因，它在1941年时还无处可见。
一
“革命战争”指的是使用武装力量来夺取政权。并非每个人都会接受这么简单的一个定义，而且这个术语确实有别的内涵：夺权依靠一个大众性的、或具有宽广基础的政治运动；夺权意味着一段相当长时期的武装冲突；夺权是为了推行一种广为宣传的政治或社会纲领。这个术语还提示了一种对于目标和方法的高程度自觉意识，对于正在进行“革命”战争的自觉意识。
革命战争总是被混同于游击战。这一混淆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革命战争包括游击战。然而，游击战的战术，即打了就跑、避免代价惨重的激战、为躲避敌人追击而藏身于山丘森林或民众中间，只是进行革命战争的一个手段。其他手段从对民众的非暴力政治动员，合法政治行动、罢工、鼓动和恐怖主义，直到大规模战役和常规军事行动。反过来，游击战可以并无革命目的，尽管它们从来不乏革命性的政治潜能。然而，对于革命战争的任何定义来说，根本的是具备革命的目标；要使用的具体手段则是个次要问题。
革命战争还根据它不是什么来辨别。它不是一般被理解的“战争”，即不是国际战争，其通常(虽然并非一成不变)的期望在于战斗迟早将导致交战国之间的某种谈判解决。在实践中，这两类战争的截然区别可以变得模糊不清。革命战争发生在国内，目的在于夺取国家权力。可是，一旦定义越出国际“战争”与“革命战争”的这一简单区别，模糊就取代了清晰。往往，一个或几个“外”国会干涉一场革命战争，改变其进程，经常还改变其结果。举一个例子来说：在南斯拉夫，铁托领导了军事性的共产主义运动，反对一个独裁和封建主义的政权，但这个运动更多地是以抗击德国入侵和占领而著称；它还是一场克罗地亚人反对塞尔维亚人统治的斗争，受到同时进行的英美苏三大国对德“战争”的影响。然而，铁托的战争肯定是革命性的，1916～1918年间阿拉伯人对奥斯曼统治的造反也是如此。这场造反同被雇用来协助攻击土耳其的一位英国特工——T．E．劳伦斯的名字紧密相连，而土耳其是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头号敌手德国的盟国。在实际的历史事例面前，单纯的定义很快就站不住脚了。
有个思想流派争辩说，革命战争所以在核时代活跃兴盛，恰恰是因为新武器已使得军事大国之间的战争变得不可能或太危险了。由此引申而来的观点包括：大国为准备打大战而笨重地武装起来，结果使自己容易受到革命战争采用的那些战术的伤害；国际战争与革命战争之间的经典区分(前者令人遗憾但是合法，后者则是国际法的保障管不着的一种国内现象)本身是有偏向的，即有利于军事和工业大国。我们虽然承认这些观点的价值，但仍能够断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革命战争都根本有别于在本书其他论文中所理解的“战争”。
在摆好要研究的问题方面，除了恰当地界定术语之外，还有另一个更为精细的困难。这个困难在于历史学家天然地倾向于在往昔中寻觅连续性。历史学家假定，论题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或国家，都有某种像是记忆的东西，它使得历史连续性概念具有涵义。甚至被当作一种概念来谈论的“战略”，也在书籍的出版和参谋本部的领域内有其连续的历史；或者，至少中断之发现本身在历史意义上是有趣的。然而，作为一套概念来加以历史研究的革命战争，对这一连续性观念提出了挑战。革命战争本身是插曲式的事件，几乎没有什么可当作思想和经验体系来有效地予以规律化，然而在记忆方面却大有被压制和歪曲的可能。如果打赢，那么胜者就将这战争转变为神话，以维持胜利了的革命事业的民族或社会认同，败者则想忘记一番痛苦的、并且往往是灾难性的和羞辱的经历。如果一场革命战争失败了，它就变为一场“造反”或“叛乱”，大体上只引起革命学习者的兴趣，以便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无论如何，革命是在一种秘密、背叛和欺骗的气氛中进行。档案记录寥寥无几，幸存者撰写的回忆录很少能经过核对，很少值得相信。阿尔及利亚革命爆发于1954年，30年后我们关于起义一方所知道、并且可以确信的事情很少很少。甚至在革命战略家看来受先前革命经验影响的场合，例如越南人遵循中国楷模，两者间的联系也倾向于似是而非，并不明确无疑，不可避免地受到某些最有条件知晓实情的人的质辩。撰写革命“战略”史的学者可能将一种虚假的现实注入其主题的暂时发展，在根本上曲解之。
同我们无中生有地寻觅历史联系的倾向密切相关，还有另一个困难。自1776年和1789年以来，“革命”凸现出一种强有力的、大动感情的意象。它引人和吓人的情感力有助于使得现代史上的革命冲突频繁激烈。从这一现象中抽象出某种较为有限和技术性的、较为理智而不那么感情冲动的“革命战争”的“战略”，便可能遗漏这个主题的最重要部分，那就是使得一场革命成为可能的特定的社会、政治和心理条件。没有这些条件，战略技能就毫无意义，而任何未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所如实地反映和利用它们的革命战略差不多肯定会失败，就像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墨守马克思主义正统的企图失败了那样。有如1914年时，旨在国际战争的战略思维和战略规划栽倒在这同一个问题——将军事技能与根本条件相联系上面，但至少现代国家已形成一种能力，将很不稳定和形形色色的社会力量转化为多少是可预计、可调控的军事工具。然而革命战争并非如此。革命依其定义，并非由国家及其官僚机构缔造，而是由天然的社会能量产生，并且由这样的领袖来指导：他们如果要取胜、甚或要生存下去，就必须临时准备和迅速调整，往往在有时间思考以前就行动。革命战争如毛泽东所说并非请客吃饭，它们也不是参谋本部研究或者做学术文章。在非革命的作者或读者难以把握的程度上，每一场革命战争都有其独特性质，让其“战略”的研究者苦苦摸索以寻求一个合理的角度，而要将真理告诉读者更是难上加难。
尤其在对待革命战争的当代重要性方面，存在着以实际经验为代价过分强调理论的危险。理论容许一定程度的简单化，这在面对某种意义上“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武装斗争之频繁、复杂和多变的时候，是诱人的。然而，例如形式主义地将革命简化为一个个“阶段”，或者将反革命简化为通过赢得“人心”来使叛乱者孤立于“人民”之外，是对现代经验真实状况的曲解。与此同时，需要承认“理论”(即使是简单化的或不合理的)在塑造经验方面，并且在关于应当究竟如何来解释这经验的不息的辩论中，起了核心作用。在留心不受理论上的简化主义诱惑的同时，我们应当接受理论作为革命／反革命战争的一大方面的力量与感召力。
在这些冲突中，每一方都为一个核心性质的信条问题大伤脑筋，每一方的问题都是作为长期困扰另一方的问题的对应物而产生的。对革命者来说，这问题在于什么时候和怎样采取军事行动，而回答从把军事行动视为大抵不过是紧张、持久的政治准备和政治行动的最后阶段，到认为暴力实际上能够取代和催化革命的政治过程，就像拉丁美洲“游击活动中心主义”的倡导者们争辩的那样。革命领导一次又一次地分裂为两派：鼓吹军事行动的人和想推迟军事行动的人。
在另一方，即反革命一方，关键的问题涉及究竟是暴力还是说服更重要，实际上也就是涉及究竟选择战争还是选择政治。一个革命运动在多大程度上依靠民众的政治支持，因而它在多大程度上容易受到旨在破坏其民众支持的政治行动的伤害？这是革命的反对者反复遭遇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像在越南战争中那样，“鹰派”会坚持认为敌人仅仅依赖子弹和对恐怖手段的无情应用，“鸽派”则争辩说革命战争的关键——同时也是其致命弱点——在于民众的深刻不满。这里，问题的核心也在于政治行动与军事行动各自的相对作用。
双方各自实际上必不可免的内部辩论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是在特定的环境和紧迫、具体的必要这一层次上；二是在理论层次上，后者很容易导致关于政治、社会结构和人类存在本性的争论。为什么人们做出他们实际所做的行为？为什么他们愿意战斗和受难？不管革命战争交战两边的领导人可能如何讲求实际，如何铁石心肠，看来都不可避免地要在理论层次上争论这些问题，而在理论性的辩论中，语言本身成为至关重要的。
1983年10月23日，一辆装载烈性炸药的大卡车高速冲过有士兵警卫的大门，直入驻在黎巴嫩贝鲁特机场的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营的钢筋混凝土营部。爆炸摧毁了这个营部，炸死231名海军陆战队员，很快导致派去制止内战的美国“维和”部队撤出黎巴嫩。两个月后，美国国防部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列举了袭击为何成功的诸项原因：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的使命被理解得很差；这个陆战队营所在的位置大有弊端；军事指挥结构(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不适合内战环境；美国各军种之间缺乏统一妨碍了快速行动；大量军事情报倾泻而来，这个营的小小参谋班子无法找到关键性的情报，那就是它的驻区内哪些卡车停放过久。这项报告强调了将来应当避免的错误，但除了敦促五角大楼对付一种“新”战争的挑战外，没有提供对于新问题的任何较为广阔的分析。它像总统所做的那样，将这类新战争狭隘地定义为“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而不当作它实际上所属的战争——革命战争这一老得多的现象的一个具体实例。
革命战争的现代历史开始于拿破仑战争。在这类战争中，词语、概念和理解起一种格外重要的作用。旨在推翻政府、夺取政权甚而变革社会、并且使用非正统的军事手段的暴力性努力，依其本义来说就是政治上破坏性的。在经典的国际战争理论中，政治团结和政治支持通常预先设定而非明白申述出来，但革命战争的语言却是政治上非常夸张和非常敏感的。革命战士往往被称作“匪”，这样就拒不给予他们合法的交战者地位，而他们的支持者被说成“罪犯”或“叛逆”。政府军成了“人民的敌人”或“雇佣军”，政府本身则是“法西斯的”、“腐败的”或者是个“傀儡政权”。“恐怖主义”一词用来指袭击非军事目标，或者指有如在贝鲁特发生的那种使用突如其来、非同寻常的方法进行的袭击。在革命战争中，不可能有中性的、非政治的词汇；词语本身就是武器。
将革命战争行为说成“新的”，或者将其形容为史无前例的残酷 (或声称革命战略深深地植根于古代哲学)：这进一步理解了语言本身如何成为革命战争的一种武器。语言被利用来孤立和困惑敌人，集结和激励朋友，并且获取动摇不定的旁观者的支持。然而同一语言也指导(或者误导)军事努力，于是政治冲突的浮言虚辞变成了战略理论的现实。欧美军队轻而易举地迅速适应了技术变化，但学会对付一类大为不同的战争，一类在其中词语更多的是掩饰或扭曲而非揭示军事现实的战争，证明困难得多。美国总统和五角大楼不愿意承认贝鲁特惨祸为一桩革命战争事件，这是可以理解的。倘若使用较准确的术语，便等于是承认袭击的合法性。然而，使用不那么准确的、道德主义的语言可能给自己一方、而不是给对方造出更大困难。这一两难局面本身成了现代革命战争的一项独特性质，从而成了分析作为一套概念的革命战争的一大难题。因此，我们不能一上来对理论的客观性质抱有任何简单的假定，甚至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也不能如此；这些是有待探究的东西。
由于革命战争的语言有那么多是争辩性和强烈指控性的，一种严格分析性的方法似乎注定会在不息的辩论中隐约地或许是无意中偏袒一方。事实上所有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献都要么涉及如何进行革命战争，要么涉及如何击败革命战争。本文的目的在于尽可能超然地研究这个主题，辨识尚未解决的问题和难点，而不为革命战争提供又一番政策和作战指南。从历史角度来研究这个主题并不能躲避做出评判，但至少提供了一个回避论战的机会，能够描述已有的言行，而不装作陈述关于革命战争的作战真理、政治真理和道德真理。革命战争目前仍然如此活跃，它的未来则甚至无法猜测，因而要撰写这么一个主题的历史总是危险的；甚至历史方法都可能无法取得所要求的超然。然而，这方法给我们提供了最佳机会，来将分析性问题“发生了什么”与评判性问题“本应当发生什么”分隔开来。
尽管包含着种种困难，历史的、分析意义上中性的方法毕竟使得我们可以整个地并且在其所处环境中观察这个主题。这种方法还提示，“革命战争”本身可能是个历史的而非永恒的现象，有个可以辨认的开端和可以想象的期限。“革命战争”作为一套关于如何进行武装革命的独特的观念，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它们既由于自己明显的成功、也由于自己内在的品质而广为传播。然而，作为取得政治和军事胜利的一种公式，“革命战争”可能已经显示出蹒跚踉跄的迹象。诚然，这不过是一个猜测，或许是错误的猜测。然而，它至少提请人们注意一项根本联系——作为一套观念或理论，“革命战争”同那些使得这么一个理论实际可行的特定历史条件之间的根本联系。
二
革命战争作为一个充分发展了的概念，是个相对晚近的现象，原因在于它同现代性的两个方面——工业化和帝国主义——联系得如此密切。马克思主义者和现代工业、经济、社会秩序的其他激进的批判者身居先驱之列，参与最早分析动员和运用武装力量来打败资本家和统治阶级的警察和军队这一问题。激进的革命者到19世纪后期，已在欧洲和北美工业社会的环境中研究着这个问题，而在亚洲，激进的殖民抵抗倡导者正开始处理那并非不同的问题，即推翻帝国官僚、军人及其当地的合作者。当然，欧洲历史上时有暴烈的民众抗议和起义，正如对于帝国主义入侵的抵抗同帝国主义本身一样由来已久；然而，只是在一个世纪左右以前，被认作有其特殊战略解决办法的一套大难题的革命战争概念，才开始成型，并且取得势头。
简短地浏览一下革命战争这一现代概念的思想先驱，也提示了它为什么出现得如此之晚。亚洲文化的研究者争辩说，两千多年以前，中国军事哲学家孙子制定了革命战争的战略原则——攻弱、避强、耐心。 [ 注：Sun Tzu，The Art of War，translated by Samuel B．Griffith(Oxford，1963)． ] 他们还强调，中国和越南历史上，民众对“天命所托”——政权据此获得或丧失合法性——的信仰在许多世纪里一直是为革命征得民众支持的一个关键因素。 [ 注：John T．McAlister，Jr．，and Paul Mus，The Vietnam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New York，1970)一书，特别是其第55－69页，是Mus的最容易得到的著作，他的 Vietnam：Sociologie d’ une guerre (Paris，1952)特别强调“天命所托”的核心意义。Frances Fitzgerald，Fire in The Lake (Boston，1972)一书使这个概念在西方读者中间得到最广泛的流行。 ] 使得人民参加革命事业，为之战斗，甚至为之牺牲，并且以战略上有效的方式利用民众的热情：这一直是而且至今仍然是一切关于革命战争的认真思考当中的关键要素。因此，孙子和“天命所托”不止是令人好奇的思想古迹，两者都涉及核心问题。然而仍不清楚的是，在对待革命战争问题的任何延续下去的非西方途径中，孙子和“天命所托”究竟有多重要。相反，有证据提示现代反帝革命思想显著的“西方化”，而返回古代源泉是个很晚的现象，或许更多地是文化民族主义的一种形式，而非革命行动的一个指南。 [ 注：例如，毛泽东经常使用“内”、“外”作战线概念，它们显然是借自瑞士军事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约米尼。关于对“天命所托”的重要性的怀疑，见 Gérard Chaliand，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1977；Penguin edition，1978)，89ff。 ]
西方经典革命时代也提供了某些有趣的先兆。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交战双方都努力将战争保持在常规的形态和限界之内。甚至在战斗爆发前，美国地方领导人就从大多数地区的英国官员那里夺取了权力，因而战争的“革命”性质被减到了最小程度；只是在开头，沿边境地区，还有最后几年在南方，暴力才采取了“革命战争”那大众的非常规性质。如果战争的革命性质是最小限度的，那么可说成是革命的战略理论的东西就几乎不存在。不过，有一位美国将军查尔斯·李——一位参加过 1769年波兰起义的前英国军官——拟订了一种“人民战争”战略，它隐约地反对华盛顿所采取的战略，后者依靠长期服役的军人和常规迂回战役。李论辩说，美国的民主、兵员数量和民众热情构成一种美国式的战略的恰当基础，这种战略依靠地方的抵抗进行持久战和消耗战。虽然李不久就失去了对指导战争的任何影响，他的思想也从未被任何人吸取，但他主张将战略的政治、社会和军事方面整合为一体的观点只有在一种革命形势中才能兴起，并且预示了后来关于革命战争的思想的一个主要特性。 [ 注：John Shy，A People Numerous and Armed(New York，1976)，133－162． ]
法国大革命导致了“武装起来的人民”，在迈向大规模公民军队的第一个巨大步伐中把民族主义同军事服役联结起来。然而，大革命以一种从未导致充分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战争”的方式展开。法国革命战争主要是对外战争，为保卫法国和削弱其外部敌人而战。法国的战略和作战以一种新的大胆果敢为特征，但是战略目的虽然经常较有抱负，却并非不像1789年以前的作战目的。战争开始以前，法国君主政府实际上就已经崩溃，因而对巴黎新政府的抵抗依其本义便是反革命的。不管是在法国西部的旺代地区，还是在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山岭，或是在西班牙和俄国，游击队都为驱逐革命力量而战，为援助结盟反法的保守国家恢复合法政府的努力而战。
只有一次非常短暂地，法国大革命确实接近了某种类似于革命战争的现代概念的东西。1793年恐怖专政期间，极端派要求创立“革命军”。这些“革命军”并非意在捍卫法国边境，抵抗入侵的反法同盟，而是作为自我指挥的“人民”组成的武装队伍来搜寻和攻击“叛徒”，即贵族、顽抗的教士、奸商，还有其他一切反革命的法国人，不管他们可能是谁，可能在哪里(其中某些无疑是在高官职位上)。“革命军”观念最初由罗伯斯庇尔提出，但随着他和他在公安委员会的同僚们试图集权控制饱受战争折磨的法兰西国家，这观念被反过来针对他们自己。按照原本设想的贯彻到底，“革命军”就可能从公安委员会和国民公会那里夺取政权，将它交给法国大革命中的最激进分子。到头来，1794年的保守派政变结束了恐怖专政，使“革命军”流为法国历史上一个很短暂的噩梦。然而，这个观念——由普通民众武装起来在本国社会内部发动战争，也许甚至对他们自己的革命政权发动战争——尽管半途夭折，却使人可以略为预见到遥远的未来奇观。 [ 注：Richard Cobb，Les armées révolutionaires，2 vols．(Paris，1961～1963) ]
滑铁卢战役之后，在惟恐大众动乱危险的欧洲，压制性的政权到处登台。在此情势下，某种类似于自觉的革命战争理论的东西实际上浮现出来，只是到世纪中叶才消退。意大利和波兰的革命者们基于对民族主义的统一和动员功效的信念，争辩说大众军队不管多么缺乏训练，缺乏装备，仍能够依靠其民族主义热情和压倒性的兵员数量，打败任何可想象的政府部队。对他们自己社会的革命潜力的分析仍属肤浅，不足以揭示下列三者互相间的深刻歧异，那就是中产阶级的自由目的，正在成长的无产阶级的激进希望，工匠、小店主和农民的往往保守的惧怕。这些歧异，加上政府军的忠诚和技能，屡屡制止了19世纪20和30年代的革命运动，最后在1848～1849年粉碎了它们。任何对于现存革命理论不适当所持的怀疑，都被新技术驱散：1850年以后，膛线枪炮、电器通讯、蒸汽动力等等极大地增强了政府部署军队镇压民众造反的手段。 [ 注：Geoffrey Best，War and Society in Revolutionary Europe，1770～1870 (London，1982)，257－295． ]
这些不断改善和发展的新武器还给了欧洲国家新手段，使它们在 19世纪后叶对亚洲和非洲的非凡突破看似轻而易举。在欧洲内部，现在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指引的革命者们将革命思想的焦点从作战转到政治。组织、教育和鼓动成了一种较少浪漫主义、较多现实感的革命运动的主要任务。可能仍会发生暴力行动——在罢工、小规模恐怖主义或政治暗杀中的暴力行动，但这仅仅作为达到某个具体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自发的群众起义似乎已不再往后延期。过度或过早的暴力被看作适得其反，会使得敌人警觉其危险，出全力武装镇压弱小、手无寸铁和易受伤害的革命组织。然而也有罕见的时候，特别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其时革命者们公然战斗，并且英烈般地死去。对这些英雄主义时刻的回忆激发了欧洲革命者和殖民地抵抗运动领导人的想象力，使那些为准备革命的太平盛世而耐心工作并且经常处于严重危险的人们保有希望。
正当公社社员的最后抵抗被政府军在巴黎粉碎之际，卡尔·马克思完成了他那引人注目的《法兰西内战》。在这本小册子里，他没有为革命战争提出任何战略理论，而是简明地论述了这样的战争在其中进行的条件以及它们必须为之战斗的目的。就如可以预料的那样，该书分析激进，语气激烈。马克思说，人民不擅长暴力，而总是暴力的受害者。战争是政府的用意、贵族的嗜好、帝国主义的标志。在遭到外部的、来自政府的全面进攻以前，公社干下的暴力行动总共不过执行两项死刑、镇压单单一场骚乱。政府在1871年春天粉碎公社时，滥行杀戮，其中许多残暴凶狠，有些是施虐狂性质的，其杀人规模已由1848年6月政府的强暴镇压作了预示。 [ 注：Karl Marx，The Civil War in France：The Paris Commune(1891 edition，with introduction by Friedrich Engels)，重印本，附有列宁的评论(New York，1940；1968)。 ]
教训一清二楚。一旦受到武装起来的人民的威胁，统治集团就会不择手段地解除他们的武装，用恐怖来迫使他们屈服。或许除了作为一种短暂的策略以外，不可能有任何妥协。“激进”的国防政府及其在巴黎的代表两面三刀，证明温和的措施、温和的目的都是虚假的，旨在使人民上当和解除其武装。国家机器及其社会支持结构不能被单纯地接收过来；它们必须予以摧毁，然后依据革命的原则重建。
一个人能够承认这一分析犀利有力而不必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不管马克思的证据可能如何有选择性，在1871年和1848～1849年，还有在 1815年以来许许多多其他的革命爆发和革命失败中，确实有着丰富的、最残酷类型的晚近经验，它们可以说服他的读者，使之相信历史向大众革命的战略家们提供了几项惨痛的教训。温和是愚蠢的：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1891年版写的导言中，痛惜公社怀抱“神圣的敬畏”，“始终敬立于法兰西银行门外”。 [ 注：Ibid．，18． ] 纪律严明的组织和规划必不可少；掌握公社领导权的布朗基信徒和蒲鲁东主义者沉溺于幻想，误信“自由”人民自发的集结奋起。暴力是武器，但只是多种武器之一。不能畏首畏尾而不敢使用暴力，但也不能将暴力浪漫化，或以徒劳无用的姿态浪费其潜力。马克思的这本小册子以现实主义与激情的结合为特征，这一结合使之成了自觉的革命战争理论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列宁在对巴黎公社和马克思的小册子所做的各处考察中，突出和加强了上述教训。与1905年俄国革命中的普列汉诺夫不同，马克思预见到在1870年举行一场民众起义是件“蠢事”，但在事后并没有用公社的失败来标榜自己的聪明，而是既讲求实际又满怀同情地对它进行了分析。在这个方面(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马克思评估暴力行动的前景与后果、同时又不受希望、恐惧或其他情感左右的能力为革命领导提供了楷模。列宁扩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评论，在他看来公社的大错误在于温和与仁慈。不夺取银行，并且遵循“公平交换”的旧准则，就是被幻想——在一个团结统一的法国“确立较高的正义这一幻想”——引入歧途。希望对所有敌人施加“道义影响”而不去摧毁他们，则是犯了低估“内战中直接军事行动的意义”这一大错误。到头来，这些敌人同政府军合在一起粉碎了公社。然而，公社仅仅是一场输了的战斗，被击败者的勇气经久地激励同志，后者最终将赢得最后的胜利。公社表明革命行动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即使缺乏有利的条件和适当的组织。将来，革命战略的固有任务就在于建设革命组织，耐心等待，并且为革命行动培育适当的条件。列宁追随马克思，一次又一次地坚持主张要“打碎”、“粉碎”或“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首先是其常备军，用“武装起来的人民”创造的组织取而代之。 [ 注：Ibid．，91－106． ]
是托洛茨基而非列宁，运用巴黎公社和1905年俄国革命的教训来为革命战争寻求一种战略。同政府军的武装冲突显然必不可免。各国政府吸取了1789年的教训，当时法国君主政权对使用军队犹豫不决，听任人民将自己武装和组织起来，并且颠覆巴黎和其他城市的军营。有如 1848年、1871年和1905年业已证明的那样，即使是一个羸弱和低效的政权，也能被指望在革命运动对武装冲突准备就绪以前发动猛烈的打击。如何对付这个难题？1905～1917年间，托洛茨基甚于任何其他俄国革命者，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 注：下面关于托洛茨基的论述取自 Harold W．Nelson，Leon Trotsky and the Art of Insurrection，1905～1917(Ann Arbor，1978)。 ]
两个答案油然而生：加强革命武装力量，削弱政府军。破坏士气和纪律是削弱敌方部队的明显途径，然而什么样的具体策略才是有效的？被征人伍的农民缺乏政治意识，因而不那么容易受革命政治呼吁的吸引。1905年革命期间在莫斯科，游击战曾被用来将有限的革命武力的军事效果增至最大程度，但这种打了就跑的战术也激怒了政府军，增强了镇压的力度。有人提倡搞恐怖主义，然而其他人，例如普列汉诺夫，争辩说恐怖行动永不能吸引群众支持。发动总罢工似乎大有前途，它可以使得在那么大程度上给了政府军反革命效力的铁路和电报系统瘫痪，然而它很可能不会是决定性的。削弱军队的一种孤注一掷的替代办法是消极抵抗，说服人民将政府军当作自己的俄国同胞来与之对峙，如果必要的话就为信仰而死，希冀他们的殉难会破坏那使得士兵对工人开枪的纪律纽带。 [ 注：Ibid．，26ff． ] 然而，在这各种各样的策略中间，就破坏占压倒优势的政权武装力量而言没有哪个特别可行，或特别有效，而且在1917年以前，所有这些策略都缺乏可观的实际经验支持。1906年在喀琅施塔得等地爆发了沙皇军队内部兵变，这虽然令人鼓舞，但在革命理论家们那里得到的解释却互相冲突。游击小队同政府军之间的战斗在农村持续不断，但它们究竟是民众抵抗还是纯粹的土匪行为却不易分辨。1905年以后关于军事战略的辩论实际上是政治辩论，辩论者分化为两派：一派人如列宁，支持直接的军事行动(这种行动将唤起群众，培养革命战士，并且破坏沙皇军队的士气)，另一派人如普列汉诺夫，强调大众支持的必要(因而害怕“过早的”武装起义的效果)。在这辩论中，托洛茨基起了一种创造性的居间作用。
革命者们不能确定削弱政府武力的最佳办法，自然就集中关注加强他们自己的武力。这一方面的分歧较小。由于许多人怀疑乡村游击队，其作战趋于蜕化为土匪行为和无法无天的恐怖主义，而另外许多人同样怀疑条件“适当”时举行“群众”革命这一审慎的、多少是浪漫的概念，因而一致意见能够集中在必须组织、武装和训练无产阶级当中最积极的、政治上自觉的那部分。以这种方式，党将有别于巴黎公社和 1905年的革命者，对武装斗争有尽可能好的准备，不管这斗争什么时候发生和怎样发生。然而，这样的一致意见的结果，是强调革命战争之城市的、工业的、甚至技术主导的方面，将战事设想为短暂的、高潮性的较量，即为控制一个现代社会的神经中枢而战。在这个方面，1905年以后在俄国出现的革命战争理论反映了一种悠久得多的西方军事思想传统。
作为巴尔干战争中一名新闻记者的经验使托洛茨基更加相信，只有一支装备良好、训练有素并且得到很好领导的革命军队，才有希望击败政府军，而仅靠人数众多、热情高昂的民众武力是过时了。像在马其顿山区作战的切特尼克那样的游击队伍，在革命战争中至多只能发挥一种辅助作用。
到头来，在削弱作为革命主要障碍的沙俄军队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极大压力比革命理论工作和革命鼓动起了更大的作用，而这支军队的很大部分倒向革命事业这一点，确保了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内战(在其中，托洛茨基作为俄国革命的军事领导人名声大振)不是用一种独特的“革命”战略、而是用“现代”即常规军事方法来打的。因此，俄国革命留给军事理论的直接遗产，在于拒绝这么一种观念：革命战争的战略所基于的原理能够同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参谋学院通行的原理大相径庭。在这个意义上，战争涉及一套大体上是技术的要求，它们使之处于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批判之外。
在本大陆外部，欧洲列强更多地将造反和起义视作帝国治安问题，而非大众不满的表现。殖民地政府在维持和平与秩序的努力中，倾向于不把“土著”领导人看成是爱国者或政治上的激进分子，而看成是麻烦制造者和盗匪。殖民地军事力量同样视自己的敌手大不同于欧洲军队；它们是骚动不安的部落、“叛乱者”、“土匪”，而非武装起来的人民。这些态度是能容易理解的。从布置得很好的伏击中杀出一条生路，可以使人就敌手的武器和战术学到许多东西，但几乎完全无法使人了解敌手的政治目的、正义感或宇宙观。不仅如此，殖民帝国通常用一种组织性而非学说性的方法来对待殖民战争。它们组织起专门的殖民军，通常是由欧洲人统率的很大一部分当地人部队，让它来操心在天涯海角打赢这种小战争的日常实际问题。单独的组织将殖民军事经验同欧洲战争问题分隔开来，并且促使作战指挥学院的思考者们始终不关心对付革命的战略。
殖民地军人的观点在世纪之交写作的皇家炮兵少将查尔斯·E．考德威尔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表达。 [ 注：Charles E．Callwell，Small Wars一Their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London，1896)，转引自Robert B．Asprey，War in the Shadows：The Guerrilla in History，2 vols．(Garden City，N．Y．，1975)，1：221。 ] 在《小战争》一书中，考德威尔清楚地将这种战争同有组织的军队之间的正规战役区别开来。他接下来就说明如何进行“对野蛮人和半文明种族的征伐”。他说明得彻底、妥善，没有声称非正规的战斗者和游击者可以被轻而易举地吓住。但是，他也表明自己谈的是那种仅仅在殖民地才重要的军事行动。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殖民作战经验的丰富遗产同本土军队的理论和实践被大体保持隔绝状态。
存在例外情况。英国从其帝国各处动员分遣部队来进行布尔战争，并且在爱尔兰打一场自家门口刻毒的反游击战。在法国，利奥泰元帅就殖民军发表了一篇被广泛阅读的文章。 [ 注：L．H．G．Lyautey，“Du róle colonial de l’ Armée，”Revue des Deux Mondes 157 (February 15，1900)，308－328．该文后来由巴黎的阿尔曼德·科兰图书馆作为一本小册子重刊。 ] 美国在菲律宾“叛乱”期间扩充了正规军，并且筹集了25个志愿团。然而，即使是这些例外，涉及的也是同游击队作战，而非与之协作，因而对本土的军事思维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不过，还有一个例外得到了广泛的注意。它涉及发动、而非反击游击战，那就是1916～1918年的阿拉伯起义。
T．E．劳伦斯与首领侯赛因及其儿子们统率的阿拉伯部队合作，其经验既提供了一个范例，也产生了一个作战理论，而这两者又都成了传奇。劳伦斯不过是力图推翻奥斯曼统治的阿拉伯造反者的一名英国顾问，而不是他们的指挥官，然而他将他们的政治目的和军事行动协调起来，以补充英国人大为不同的目的和行动。他还将最新的技术同阿拉伯人的马匹和骆驼有机整合起来，前者包括机关枪、迫击炮、轻火炮、装甲车、用于侦察和对地攻击的飞机、海军炮火与后勤支持。虽然他从未声称他那小小的战争不止是“次要中的次要”，但他确实为英军主力提供了可贵的援助，而且为此耗费的英国资源和阿拉伯人的生命微乎其微。重要的是在他的许多恶意批评者中间，既不包括同他一起打过仗的人，也不包括他的英国和阿拉伯上司。 [ 注：T．E．Lawrence，Seven Pillars of Wisdom (New York，1935)．特别见第33和第59章。关于战略和战术的一项更简明的陈述，见Lawrence，“The Evolution of a Revolt，”最初发表于 Army Quarterly，1(October 1920)，重刊于 Evolution of a Revolt：Early Postwar Writings of T．E．Lawrence，edited by Stanley Weintraub and Rodelle Weintraub (University Park，Penn．，1968)，100－119。一项回顾性的评论见Konrad Momey，“T．E．Lawrence：Strategist”in The T．E．Lawrence Puzzle，edited by Stephen E．Tabachnick(Athens，Ga．，1984)，186－203。 ]
在理论方面，劳伦斯展示了一种游击战图景，它与考德威尔勾勒的大不相同。劳伦斯将自己丰富的军事史背景知识应用于阿拉伯起义的特殊问题，由此形成了一种理论基础，其可用范围比他声称的要普遍。他清晰地界定了战争的政治目的，仔细分析了交战部队的强弱之处，并且认识到下述做法的重要性：采取“分遣”战略，即从一个安全的基地外出作战(所谓“沙漠权能”)；主动袭击，打了就跑；搞情报和反情报；进行心理战和宣传。他概括地写道，“只要有机动性、安全……时间和信条”，造反者就会赢。 [ 注：Weintraub and Weintraub，Evolution of a Revolt，119． ] 或许，劳伦斯所以最终未能使英国对在欧洲大陆以外进行革命战争做好准备，要归咎于他本人戏剧般的个性。他那令人分心的公众形象遮蔽了他的思想和实际成就。他是文学界的爱物，军官们的眼中钉，然而几乎谁也不把他当作一位军事先知来认真对待。他在1935年去世，正值英法两国开始面对又一次世界大战的前景，那完全不是他打过的那类战争。
平心而论，30年代后期欧洲的军事思考者和规划者们要担心的事情太多了。意大利空军和德国空军，加上毒气战的幽灵，使得民防成为主要关切。坦克编队和空中轰炸在西班牙内战的观察家们看来非常可怕，从飞机、快艇和潜艇发动的鱼雷攻击则令海军参谋们忧心忡忡。在这些问题之外，还要加上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危机和大战造成的公众反战情绪，再加上一种自然而然的信念，即战争规划是被制定来赢得胜利而非补偿失败的。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假定有人会在30年代期间为游击战做准备，那将是个格外的智者了。
除了毛泽东这一例外(他的战略有待后面讨论)，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受害者，都没有预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轴心国军队抗争的抵抗运动的重要性和规模。例如在英国，没有任何人或任何机构进行劳伦斯作为其象征的游击战研究。温斯顿·丘吉尔从1921～1922年雇用劳伦斯在殖民部任职，多年里同他信函来往，并且将他载入自己的著作《当代伟人》。 [ 注：Winston S．Churchill，Great Contemporaries(London，1937)，129－140． ] 然而，丘吉尔看来并未考虑倘若英国再次同一个大陆强国对抗，劳伦斯式的那种战法会有什么用处。与此相似，军事批评家利德尔－哈特与劳伦斯互通信函，交换书籍，30年代逢周末还同他会面。但是，利德尔－哈特将劳伦斯的游击战略更多地看成是对他自己“间接路线”战略的证明，而非一种可应用于最近的未来的战略。 [ 注：Basil H．Liddell Hart，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3rd edition(London．1967)，197－198，373－382．又见：Liddell Hart，Colonel Lawrence：The Man Behind the Legend，2nd edition(New York，1935)，380－384；Arnold W．Lawrence，ed．，T．E．Lawrence by His Friends(Garden City，N．Y．，1937)，157－158。 ] 因此，当 1938年的慕尼黑危机以后英国开始认真备战时，游击战已“半被遗忘；实行这战法的组织全无留存，没有任何随手可得的、在此领域学到的教益遗存或受过训练的操作者。T．E．劳伦斯在阿拉伯半岛的开拓性努力——英国人最后的非正规武装攻势之一已成了浪漫的传奇故事……”。 [ 注：Michael R．D．Foot，SOE in France：An Account of the Work of the British 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 in France，1940～1944(London，1966)，1．第一章(第1至第10页)叙述了特别行动处(SOE)的创建。又见Foot，Resistance：European Resistance to Nazism，1940～1945(New York，1977)，137－138。 ] 直到1940年夏天，在反击德国人的所有其他手段都已失败之后，英国人才在丘吉尔的敦促下创建了特别行动处，“以协调所有针对海外敌人的、颠覆和破坏方式的行动”。参与创建的有乔治·C．L．劳埃德和J．C．P．霍兰，前者为殖民大臣，自从驻开罗的阿拉伯事务局那时起就是劳伦斯的老朋友，后者任职于战争部的退化机构——军情研究处，曾由于在阿拉伯半岛为劳伦斯飞行得过勋章。他们的参与差不多纯属偶然，这只是更突出了革命战争的战略方面之缺乏连续性。
一年后，德军入侵苏联后不久，斯大林通过广播向他的人民呼吁：“必须构建步骑游击队；必须组织起各种规模的队伍来同敌人的部队战斗，到处鼓动游击战……” [ 注：Joseph Stalin，The Great Patriotic War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1945)，9． ] 事实上，苏联的游击战秘密计划从未得到贯彻，而且不存在任何游击战组织。德国装甲部队布下的罗网已包围了明斯克以东近25万苏军，而且德国北方和南方两大集团军已具破竹之势，致使有条不紊的规划工作为时过晚；这才有斯大林向人民的直接呼吁，要他们立即着手干，干什么都行。
在南斯拉夫，整个德国入侵只用了11天时间。在希腊，德国入侵延续了17天，在法国则是42天。军队崩溃如此迅速，同时又普遍缺乏战前规划工作，因而令人惊奇的是民族抵抗运动竟那么快地在欧洲各国勃然兴起。很大部分原因出于德国人自己，因为有一点在所有地方都变得很清楚，在斯拉夫人地区更是一下子就一目了然、残酷无情，那就是纳粹的“生存空间”和种族信条意味着起码要盘剥被征服人口，最坏的是要消灭他们。在所熟悉的政府骤然崩溃和外来敌对政权登台统治这双重打击之下，战败国的许多公民被震脱正常生活。其中有些投入抵抗，作为表达他们新的彷徨，恐惧和希望的一种方式，使用在他们栖身的欧洲特定部分变得可用的无论何种战略。
实际上形成了两类总战略，一类是保守的，另一类则是革命的。苏联提供了保守战略的最好范例，在其中，抵抗的目的是恢复先前的体制。保守战略要求与政府重建联系，不管它是位于首都还是流亡在外，接受政府官员下达的作战使命，获得无论什么可以提供的帮助，并且朝着最终与国家军队会合、重新建立全国政治制度的方向扩充力量。与此相反，革命战略在南斯拉夫发展得最明显，在那里，铁托的游击队为从流亡政权手里夺权而战。仅在入侵结束后七个月，铁托的游击队就开始既同德国人、也同德拉亚·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游击队打仗。虽然米哈伊洛维奇是官方任命的陆海军大臣、军队最高统帅、盟国援助的惟一接收者，铁托却保持独立和敌对态度。他于1942年组织起人民解放反法西斯阵线，而该阵线的领导委员会于1943年宣布自己为南斯拉夫政府，铁托任总理和最高统帅。尽管同切特尼克部队不断冲突，但铁托对德国人的拼死战斗终于赢得了盟国的支持。英国于1943年派遣了一个使团，苏联和美国在1944年初同样如此。到1944年9月，苏联红军已逼近贝尔格莱德，地中海战区盟国空军则在猛烈打击德国人在整个巴尔干的交通线；到10月底，铁托已率领其人民解放政府入主贝尔格莱德。就南斯拉夫而言，一个革命目标从头到尾集中了抵抗努力。 [ 注：D．M．Condit，Bert H．Cooper et al．，eds．，Challenge and Response in Internal Conflict，vol．2 (Washington，D．C．，1967)一书简明地叙述了欧洲和中东的18个造反运动。关于南斯拉夫，见 Earl Ziemke，“Yugoslavia(1940～1944)，”in Ibid．，321－351． ]
在欧洲其他地方，抵抗战略不像在苏联和南斯拉夫被规定得那么明确。尽管它们无不追求恢复本国政府，这些政府的政治构成却是争执的对象。抵抗运动或多或少地是互相竞争的各个政治集团组成的联合，而在许多被占领的国家，共产党跻身于最有力、最坚韧的战斗者之列。它们一般都接受流亡政府的协调，以便从盟国获得支持，并且有利于打败德国人，然而也都同时关注本国的战后政治。在某些场合，例如南斯拉夫的切特尼克，这导致它们避免同德国人交战，保存实力以从事国内斗争。不管具体的战略如何，“抵抗”的最重大后果之一显然在于战后国内政治。因为战后多年里，那些曾同德国合作的人大抵倒霉，抵抗的英雄们则处境甚佳，不管抵抗运动自身在本国的效能如何。就像劳伦斯本来会预见到的那样，与其直接的军事结果相比，抵抗的政治和心理后果到头来证明更为重要，影响也更为经久。 [ 注：Condit et al．，Challenge and Response，vol．2。 ]
东南亚的抵抗运动展示出同欧洲抵抗运动的一项显著区别：日本侵略者是亚洲人，而被打败的政府是早先侵略的遗产受赠者——欧洲人或美国人的政府。 [ 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东南亚革命战争的一项概述，见David Joel Steinberg，ed．，In Search of Southeast Asia(New York，1971)，337－342，又见Condit et al．，Challenge and Response，vol．1。乔伊斯·莱伯勒详述了日本人的作用，见Joyce Lebra，Japanese－Trained Armies in Southeast Asia：Independence and Volunteer Armies in World WarⅡ(New York，1977)。 ] 这给了日本人一大有利条件，他们打算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大东亚共荣圈”是许多日本人热烈和诚挚地相信的一个概念，在许多其他亚洲人看来则是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一个合理的替代。自从日本人在1905年打败俄国，他们一直是亚洲人的自豪和隐秘希望的一个源泉，而他们在1942年突如其来的意外胜利，使得“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一口号差不多一夜之间就成了现实。然而，潜在的根本现实却是日本人在一场孤注一掷的战争中过度扩展，打赢的惟一希望在于迅速盘剥新解放国度的资源。日本不仅在1942年决心以战养战，而且在一场反对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和帝国的斗争中，已将自己的国运押在继续以战养战上面。
这一资源需求之外，还要加上日本人对于世界其余部分的种族优越观。日本有一部令其异乎寻常地骄傲的历史记录，那就是从未被征服、被入侵过，并且在先前40年里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它的两个巨型邻邦——中国和俄国。公平地说，日本人、特别是皇军官兵，并未将他们解放的亚洲人民视作与自己平等。这种优越感使得日本人很难得到爱戴和接受，虽然他们很容易被畏惧，甚至被尊重。
前殖民国家也未得到多少爱戴，因而民众完全根据自我利益来决定自己的选择。例如在缅甸，大多数缅甸人起初完全不认为有抵抗的必要。30名年轻的缅甸爱国者，即在英国统治下离开缅甸的“30名英雄”，于1942年随日军回国。他们征集了一支缅甸独立军，在仰光建立了自治政府，于1943年由日本人授予独立。然而，他们最终对日本人感到幻灭，于1944年下半年组建秘密的反对党和游击抵抗力量，并且同1945年从日本人手里重获缅甸的英国军队合作。利用依靠对日合作 (接着是对日抵抗)得到的政治、军事权势基础，缅甸人在战后时期经谈判获得独立。作为抵抗运动的一种不幸、但并非不同寻常的遗留，若干被武装起来对日作战的山区部落，连同两个彼此不同的共产党集团，在以后多年里继续对仰光政府进行游击战。 [ 注：Lebra，Japanese－Trained Armies，39－74，157－165． ]
菲律宾联邦有着一种不同的经历。1941年时，新的菲律宾军队已在训练之中，五年内独立的日期也已确定，在此情况下菲律宾人与美国人并肩战斗，直至1942年4月在巴丹半岛败北。接着，马尼拉的政客中有许多同意在日本人主持的菲律宾共和国效劳，与此同时成千上万普通菲律宾人继续同菲－美游击队一起战斗并予以支持。1944～1945年美军反攻造成的巨大破坏，连同政治精英与大众之间由战争加剧的分裂，使得菲律宾在被授予独立时面对一种不确定的未来。 [ 注：Steinberg，In Search of Southeast Asia，372－377；Aspreqy，War in the Shadows，1： 562－578． ]
马来亚人和越南人都抗日，然而是以不同的方式。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种族成分上是华人，而非马来人，并且围绕马来亚共产党组建；它愿意接受英国援助。它于1945年解散，但战后不久便作为马来亚民族解放军重新出现，在承认失败以前同英国人打了12年。 [ 注：对二战期间马来亚战况的一项亲述，见F．Spencer Chapman，The Jungle is Neutral (London，1940)。又见Steinberg，In Search of Southeast Asia，364－370。 ] 1941年，在流亡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在中国境内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越南人的领袖胡志明创立了越盟。三年多过去了，胡志明在越南北部组建了一支军队和一个政治组织。到1945年8月，当日本人将权力移交给皇帝保大时，越盟已是这个国家里惟一在运行的政治组织，结果保大退位，将其权威让与越盟。1945年9月，独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河内宣告成立，然而它在成为统一和独立的国家以前，将不得不战斗30年。 [ 注：Jean Lacouture，Ho Chi Minh：A Political Biography(Paris，1967)；Vo Nguyen Giap，Unforgettable Months and Years(Ithaca，N．Y．，1975)．又见Steinberg，In Search of Southeast Asia，356－364。 ]
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没有重要的抵抗运动。泰国是个独立的国家，选择对日合作，同时维持与美国人和英国人的秘密接触。印度尼西亚在战略和经济上实在太重要；不能授予独立，因而日军接管了荷兰人的行政体系，直接统治该国，直至1945年8月。他们的统治是强硬的，然而在苏加诺和穆罕默德·哈达的支持下也鼓励亲日的民族主义。他们还训练了一支大约6.5万人的印尼军队。日本在1945年8月突然投降后两天，苏加诺和哈达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然而还需经过五年内战和对英国人、荷兰人的战争，印度尼西亚才实现统一和独立。 [ 注：Lebra，Japanese－Trained Armies，76－112，146－156；Steinberg，In Search of South east Asia，347－351，377－384．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抵抗运动如此多种多样，以致任何概括都是冒险的。然而，一个很少被注意到的共性在于技术方面。常言说，游击队是同技术上更先进的敌人作战，经常能够利用依赖先进技术所造成的弱点。然而同样真实的是，现代技术便利了游击战；战时欧亚两洲抵抗运动的生存和胜利颇大程度上归功于两种新的战争工具——无线电通讯和飞机。无线电通讯使得抵抗运动战士在战略上适宜，在战术上有效，而飞机给他们提供军需，往往还保护他们。没有无线电通讯，就没有可能从伦敦、莫斯科或其他地方施加控制。与此同时，许多游击行动依靠迅速的联络。情报传输假如没有无线电通讯就会太慢，空投、救援被击落的飞行员以及协调地面行动则将困难得多。研发小巧、远程的无线电收发机和培训无线电操作员，是特别行动处这样的总部的重要功能，而德国人和日本人则在他们对抵抗运动的这一关键环节的作战中，研发测向装备、密码破译技术、干扰和欺骗技术。用于支援游击队的飞机需要有适当的航程和有效载荷，而且要么能够用降落伞空投人员和包裹，要么能够从短跑道上起飞和降落，或者兼备这两种能力。像英国的威灵顿飞机那样的过时轰炸机，用起来很好，美国的C－46和C－47运输机也是如此。就运载量较小的任务来说，易受伤害的苏联PO－2(或U－2)双座双翼飞机可以让一名政治委员降落在任何小型机场，然后在机翼上缚带两名游击队伤员起飞。旨在从事这些任务的飞行员训练很重要，不具备特殊的夜航和导航能力的飞行员难得成功。盟国空军形成了经过专门训练、具有专门装备来履行这些任务的飞行中队。虽然种种技术细节可能现在看似不重要，但这经验本身创造了一套技能，在某种程度上也创造了一套器具，它们在战后时期将成为一种新的意识的组成部分，那就是“革命战争”不再能够被认为无关紧要。 [ 注：关于这个论题的一项全面说明，见Aerospace Studies Institute，The Role of Airpower in Guerrilla Warfare (Maxwell Air Force Base，Ala．，1962)。对在欧洲的有关行动的叙述，见 Harris Warren，“Air Support for the Underground”in 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Ⅱ，edited by Wesley F．Craven and James L．Cate，7 vols．(Chicago，1948～1958)，3：493－524。 ]
三
有可能回顾往昔，认为革命战争现象浮现于18世纪，出自在美国和法国掀起的现代革命第一番浪潮。由拿破仑战争催化，民族独立、民主权利和社会正义三大要求在19世纪里融合起来，提供了武装革命的强大推力。到20世纪早年，革命军事斗争的特殊问题已得到很大的注意，而1917年俄国革命将使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达到高潮。然而，这一似乎有理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思想与实际条件、理论与实践的至关紧要的融合从来没有发生，甚至在1917年革命中也没有。真实情况是，直到20世纪40年代为止，“革命战争”虚假地开始，徒劳地结束，其间至多闪现过一些预示未来的瞬息光彩，而根本未曾出现人所期望的一类崭新的战争方式，其目的和方法同西方战争方式的悠久传统大相径庭。甚至在1941年，这类新的战争(无论是作为一类军事事态，还是作为一套战略思维)也还无法察觉出来。自那以后，革命战争意识急剧兴起。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的胜利，他们的领袖毛泽东的革命战争论著的随之出版和传播，在亚非的欧洲诸大帝国多少是暴烈的解体，再加上冷战：所有这些结合起来，使得这个主题在当代西方军事思想中占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突出地位。现象本身并不新，新的是我们对它的理解。
不管我们可以从其他地方找到多少关于革命战争的思想，它们的基本内容是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当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模式不适用于中国，不适用于这个仅有微弱的工业部门的农业社会时，它便从城市和工人转向乡村和农民，将后者当作革命的主要支撑。在他们同国民党政府的剧烈斗争中，更多地是在1937年以后他们对日本人的战斗中，毛泽东和中国人围绕发动一场依靠农民的游击战争的策略和技能，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革命学说。游击队弱于敌人，如果缺乏强有力的、组织良好的民众支持就无法有效地行动，甚至无法生存下去。发动这一支持与其说是军事任务，不如说是政治任务，而政治统帅军事成了毛泽东关于战争的理论建树的一个特征。在这方面，他显著有别于传统的西方军事思想，后者将战争与和平、政治与军事相当僵硬地割裂开来。
毛泽东在其他重要方面同样有别于传统的西方军事思想，特别是在时间和空间的意义规定方面。在以拿破仑为缩影的西方传统当中，取得军事胜利要快，夺取或守卫地域则是战争的核心目的。对于长期缺乏夺取和坚守地域、或者赢得速胜的手段的毛泽东来说，空间和时间成了武器，而非目的。随敌人未能取得西方传统所要求的速胜，“持久战”有望使之精疲力竭，即使不是在军事上，也至少是在政治上。与此相似，对于游击部队来说，试图坚守地域可能如同自杀，然而依靠在自己比敌人更为知晓的、辽阔或困难的地形上面作战，就能够引诱、误导、拖垮敌人，创造出奇制胜的战机。这些就是关键的毛主义观念，其中心是政治、时间和空间。他在1949年的伟大胜利保证了这些观念——它们同据称衬垫了欧洲的世界军事支配地位的那些军事概念如此大不相同——将得到广泛传播，吸引革命和反革命两方面人士的极大注意。 [ 注：毛泽东的思想借以传送到英语世界的主要媒介，是四卷本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London and New York，1954～1956)。Selected Military Writings of Mao Tse－tung (Peking，1963)将较早出版的著作中的有关文章集合在一本书里。同样有用的是Mao，in the“What They Really Said”series，edited by Philippe Devillers (London，1969)。至今最有名的是“小红书”——Chairman Mao Tse－tung on People’s War(Peking，1967)——该书出版和流通达数百万册。下面的引语尽可能取自这“小红书”，同时也注明它们在Selected Works或其他来源当中的位置。 ]
分析毛泽东革命战争思想的困难，在于要将下面两者始终区别开来：一是他所说的，二是按照一般理解他所说过的。就像对于约米尼、克劳塞维茨、马汉之类其他有影响的军事理论家那样，赞颂者和敌对者都对毛泽东的思想断章取义，将它们从它们在其中形成、表达和欲被理解的环境中割裂出来。应当记住，这些思想本身形成于严重的危险和艰难之中：同国民党进行的残酷内战，还有对日本侵略者的同样殊死的抵抗。
诉诸游击战最初是出于一种讲求实际的认识，即国民党(如同日本人)在军事上更强。毛泽东早在1930年就写道：
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 [ 注：“Red Book，”32；“A Single Spark Can Start a Prairie Fire，”Selected Works，1：124． ]
大约同时，在一篇题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文件中，他详述了自己发动群众的做法：“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而去打仗的。离了这些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 注：“Red Book，”25；Selected Works，1：106，译文略有差异。 ] 在此，他分明拒绝了自己阵营中的一种意见，那就是在军事任务和政治任务之间作一种分工。同一篇文件中较前面的一句话表明，他本人的看法更多的是注重实效而非意识形态性质的：“特别是现在，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的……” [ 注：“Red Book，”24；Selected Works，1：106，译文有差异。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
到30年代后期，红军长征和日本入侵之后，实用主义正在成为党的正统。在1937年与一位英国记者的会见中，他谈论指导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原则”。三项原则中的第二项是“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在别处他还议论了“革命战争的规律”。 [ 注：“Red Book，”26，38；Selected Works，2：96，175，译文略有差异。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
他的话语当中的着重点不仅已从实用的转为教条的，而且从军队在使人民政治化方面的作用，转为军队对于人民的依赖。革命无产阶级生活的城市被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占领，因而革命必须“把落后的农村改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 [ 注：“Red Book，”19－20；Selected Works，3：85；2：135． ] “在这种革命根据地上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主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因此，忽视以农村区域作革命根据地的观点，忽视对农民进行艰苦工作的观点，忽视游击战争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 注：“Red Book，”21；Selected Works，3：85－86，那里用“不正确的”(incorrect)而非“错误的”(wrong)一词来说“错误”(errors)。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 从头到尾，毛泽东抨击那些要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地方部队转向主力部队、从人心激励转向军事技术、从战争转向政治行动的人。他反复说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 注：“Red Book，”4；Selected Works，2：272． ]
所有这些关于革命战争的论说都取自《毛泽东选集》，它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通行。它们也可见于论“人民战争”的小红书，那是1967年在林彪地位迅速上升之际出版的。 [ 注：Yao Ming－le，The Conspiracy and Death of Lin Biao，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tanley Karnow(New York，1983)，xv． ] 小红书的特征之一，在于仔细地编排一套语录，加上林彪本人的添写，以支持用中国的意识形态来对抗美国的技术这一有争议的政策，并且维护毛泽东在1966年抛出文化大革命。虽然这些语录总合起来，构成了毛泽东革命战争思想的一幅基本上准确的图景，但所有细微差别、保留和语境全都不见了，而且根本不管时间顺序。毛泽东的思想观念被搞得天马行空，似乎普遍有效，至少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来说是如此。 [ 注：“Red Book，”38；Selected Works，1：175． ] 正是以这种高度浓缩、抽象的形式，毛泽东革命战争思想给那些被类似的斗争吸引住了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于是，毛泽东的著述从30年代的行动文书，提升为革命战争的圣经文本，如此引起的最严重曲解，在于他对必须做出正确的战略评估的强调不见了，或者被减弱了。如果以一种方式阅读，他论说革命战略的各种各样文章便充满着那些已变为陈词老调的东西：军事行动与政治行动紧密地互相依赖；游击队依靠民众支持，而取得这支持的办法是将革命的好处给予民众；革命战士是鱼，人民则是他们游泳的大海。这些文章还充满着冗长的论辩，抨击左右两边拒绝、怀疑或误解毛泽东战略的人们；“逃跑主义”、“盲动主义”、“机会主义”和“流寇主义”是毛泽东谴责的多种异端中的几种，读者们可能禁不住认为这些抨击不过反映了毛泽东写作时中国革命的政治斗争。
然而，倘若以另一种方式阅读，将其当作应付各种特殊的战略局势中表现出来的战略难题的一种基本手段，那么这些论战式的章节，加上他的著作里其他从表面看来与军事问题无关的部分，就变得非常有趣和重要了。由于许多将毛泽东视为革命战争之创造性理论家的人们忽视了他理论中的这个部分，情况就更是如此。毛泽东着迷于认识论，他对异端观点的抨击固然有其个人的和政治上的靶子，但同时也是在处理一个问题，即未能系统地认识和思考。在充满着紧张和激情的革命行动领域，领导人很容易受自己的感觉驱使——因胜利而陶醉，因失败而气馁，因意外情况而困惑不解。革命的社会结构更加剧了困难：知识分子只知自己从书本里读到和从谈话中听来的东西，农民则仅仅相信自己的五官感觉和个人经验。这种根深蒂固的毛病、这种对革命现实的误解误判，有其可以预料的结果，那就是激烈的宗派主义、重大的错误和革命的失败。
毛泽东写作时，就像只有他本人，以他那巨大的力量和深远的眼界，才有能力明辨认识肤浅和决策冲动这一问题，并且予以对付。在这些往往身处最艰难的物质环境、少吃少睡地写就的长篇文章里，他反复强调在采取行动以前，每一项情势都必须予以彻底理解和严密分析。这些章节段落的语言、篇幅及其出现的频率程度，使人完全无法怀疑他不过是沉湎于某些必须诵念的马列主义咒语；在平淡乏味的翻译刊本可能表现的限度内，这些章节段落清晰地显露了这位革命福音传道者的激情：他力图对抗懒惰和主观主义思维这一原罪。对他来说，他那些现已闻名世界的战略信条陈词老调至多不过是简单的指南，它们可以为革命战略规定正确的方向，防范种种最糟糕的战略大错。然而，只有需要最大智力努力的、现实主义的应用，才能将这些战略公式转化为实际胜利。正是毛主义的这个根本方面，是许多后来的讨论所忽视的。 [ 注：在鲜明地突出毛泽东关于军事理论及其应用的思想这方面，特别有益的是Devillers Mao，71－152。 ]
西方经典的战略理论家，特别是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讨论了同一个问题，即如何填平理论与其应用之间的鸿沟。对克劳塞维茨来说，关键是使得理论始终靠近其经验根源，不让语言、逻辑和理论话语的论辩脱离实际战争那凌乱不整、多种多样的现实。他的首要担忧(他的同代人比洛是前车之鉴)，在于造出一种在现实的军事行动领域没有价值的军事理论，一种只是徒劳地进行智力演练的理论。约米尼如同克劳塞维茨，接受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分野，但他毫不犹豫地将理论推向其最极端、最简单化的形态。对约米尼来说，填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是指挥官的事情，他反复告诫自己的读者：不管战略的科学格言可能如何正确，关键在于正确地应用它们。
毛泽东在这个方面，似乎更接近约米尼而非克劳塞维茨。像约米尼那样，毛泽东似乎并不为“理论”这一问题本身所烦恼；一种真正的战略理论，其存在和性质令克劳塞维茨忧虑，但并未使约米尼和毛泽东苦恼。一旦理论得到理解，他们的关心是在其应用方面。在约米尼看来，战略理论能够被任何有才智、能学习的人把握，但只有“天才”才能够在实战中始终一贯地应用之。毛泽东至少以隐含的方式，给出了类似的回答：革命领导人必须将知识、智力、激情和纪律融合进一个单一的、被引导的目的；只是人的虚弱和不足才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知与行之间的鸿沟。予以恰当的理解，理论与实践之间不会有差距；就革命的战略进行理论化，其本身便是革命的一部分，而不是(如本文那样)一种被误导的、超然旁观的尝试。在这一点上，约米尼和毛泽东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对毛泽东来说，“天才”就是他自己，其他人所能做的最好莫过于听从他的领导。
西方世界和其他地方的读者一贯高度重视毛泽东的革命战略格言，然而对他关于应当怎样应用这些格言的思想几乎漠不关心。他反复强调只有根据战略理论在被阐发时候的具体的政治、社会和国际环境，这理论才有意义，但他的这些话似乎落到了聋子耳里。缺乏关于30年代(他的所有主要文章都是那时写的)中国的专门认知，部分地解释了为何有这种延续不息的片面理解，然而约米尼范畴对西方战略思维的经久不息、无所不在的影响，也必定是其重要原因。表面看来，毛泽东像是亚洲的约米尼：我们可以在他的书里见到类似的格言、重复和训导；有着分析和规定的同样的刻意混合，同样的教诲冲动，并且同样诉诸能够将战略理论转变为胜利的“天才”——对约米尼来说是被浪漫化了的拿破仑，对毛泽东来说则是他自己。 [ 注：例如，在1938年所作的著名系列讲演《论持久战》(见Selected Works，2：157－243)当中，有许多类似于下面那样的约米尼式的段落：“这个阶段，战争已不是战略防御，而将变为战略反攻了，在现象上，并将表现为战略进攻；已不是战略内线，而将逐渐地变为战略外线。”(p．188) ]
正是在毛泽东试图解释胜利究竟怎样出自理论(这是个令克劳塞维茨着迷、但未吸引约米尼的问题)的时候，西方的读者们似乎不再聆听了。他们不能或不愿放弃那使得战略割裂为二的、令人舒服的假定。恰如他们坚持将军事和政治问题隔开一样，他们将理论和实践划分开来。依照这种观点，“理论”独立于实践而存在；更重要的是，“理论”——如果它不是有毛病的话——包含所有可能的智识因素，能够告诉人们如何应用它，而应用被看作是一种次要的过程，主要取决于指导应用的理论本身是否健全。毛泽东并未使这一关系逆转过来，但他从根本上改变了它，首先是靠否认理论和实践的截然分隔，然后(为了无可救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人)靠有效地将理论和实践整合起来，把这两者当作一个东西在同一层次上对待，经常敲打他的思路狭窄、西化了的同僚。对以后的读者来说，难就难在不了解他的论辩的特定环境，而且不能摒弃他们自己对于理论的看法。西方的理论概念源于自然科学，由约米尼简单地并入他本人的很有影响的战略论著，它将主要的智识努力归于理论，而将谨慎、勇气、直觉和运气这么一些大不相同的素质留给实践。毛泽东与此相反，将同等或更大的智识努力归于理论的应用。研究、倾听、学习、思考、评估、再评估——这些就是毛主义的胜利秘诀。他那非凡的自大一部分在于他的绝对自信，即确信他干这些事情比他的任何对手都干得好。然而不知何故，他的大多数自命的门徒不知道这一点。
四
1949年，中国国民党政权被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取而代之。它甚于任何其他事件，在西方造成了一种新的意识：意识到一场使用游击战术、由马列主义形态指引的持久武装冲突，如何可以取得决定性的革命胜利。其他事件为这种新意识准备了条件，另外还有一些事件则加强了它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德日占领的武装抵抗，很快就成了对于那场斗争的集体记忆的组成部分。菲律宾、南斯拉夫和法国的游击队员跻身于这样一些群体之列：这些群体在其“人民”挣脱外国残暴统治的“解放”中，发挥了英雄式的(有时为了政治目的而被夸大了的)作用。在战争结束以前，这些抵抗运动当中有些已有了革命性的目标，即夺取政权，摧毁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或殖民主义，建设一个新社会。在战后十年里，欧洲人的各个帝国面对武装起来的解放运动，它们在信条、策略以及往往在人员方面几乎无法同被人赞颂的战时抵抗运动区别开来。毛泽东的思想、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伟大胜利有利于这些战时和战后事态，将它们全都联系起来，造成了一种震撼人心的新意识，那就是世界正在被一种与激进的政治纲领相配合的、非正统的军事技艺所改变。
正当中国人在打内战时，革命战争——真实的和被想象的——在一个经历着非殖民化的世界的其他地方爆发。到1948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组织已在一场大胆、熟练的恐怖战役中将英国人逐出该地区，而这一战略几年后还将再度被希腊裔的塞浦路斯人使用。在希腊，一场革命性的内战大致基于外部支持来决定胜负。由于南希两国间关于马其顿的争端，南斯拉夫被怀疑支持希腊的共产党叛乱者；这一支持在1949年突然中止，正值亚历山德罗·帕帕戈斯陆军元帅在倾巢出动由美国装备起来的军队，全力进攻叛乱者的主要根据地。 [ 注：Condit et al．，Challenge and Response，vol．2．该卷叙述了在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和希腊的作战情况。 ]
然而，东南亚是1945年以后革命战争的重心，由日本征服造成的破坏所促进，并且受毛泽东的理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榜样所激励。沿缅甸北部边境的弧形山脉，爆发了一批起义。在东印度群岛，英国人、荷兰人和印度尼西亚的各个宗派互相动武，战争由此骤然发作，接着平息下去，而后再度骤然发作。在马来亚和菲律宾，共产党人领导的民众阵线党派重新激活战时的游击队，以此威胁中央政府。只是靠着在多年里推行妥善设想和协调的民政规划和军事计划，马来亚的英国政权和美国支持的菲律宾政府才打败造反者。在这些作战中，有许多在战略、组织和置革命政治灌输于优先地位方面零散地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而毛泽东的胜利榜样更是在所有这些作战中维持了游击队的士气，正如它使现政府及其国际支持者深感忧虑。 [ 注：上引书第一卷叙述了在亚洲的19个造反运动。 ] 然而，可称为毛主义的那种东西，其最充分的发展发生在印度支那；在那里，越南人从1941年到1954年进行了反对法国人的革命斗争。这一斗争值得予以细察。
中国共产党游击战的成就、甚至毛泽东本人的著述广为人知，在东亚和东南亚尤其如此。 [ 注：据塞缪尔·B．格里菲思，毛泽东的《游击战》于1937年出版，此后在“自由中国”以10分钱一册的价格广泛销售。见Samuel B．Griffith，Mao Tse－tung on Guerrilla Warfare (New York，1961)，37。毛泽东的战略和战术在下列书中得到了叙述：Edgar Snow，Rea Star Over China(New York，1938)；Evans F．Carlson，Twin Star Overt China(New York，1940)；idem，The Chinese Army(New York，1940)。 ] 越南人的领袖胡志明不仅通过阅读了解毛泽东，而且在1938年访问过延安，以后又对中国国民党部队讲授过毛泽东的游击战术。 [ 注：Lacouture，Ho Chi Minh，69－70． ] 未来越南革命的军事首领武元甲，1940年在昆明首次与胡志明见面；他们在中国南部一起规划了对法国战败和日本占领东京 (即越南北部地区)的反应。武元甲召集了一排越南流亡者，在他的这个最初的指挥岗位上训练他们掌握游击战术，准备重新跨越边界返回越南。 [ 注：Robert J．O’Neill，General Giap：Politician and Strategist (New York，199)，20－23． ] 1941年初，胡志明在边界越南一侧崎岖的山区宣布建立第一个“解放区”，并且在那里成立了越南独立同盟会，即越盟，立誓推翻法国人和日本人的统治。这一年的其余时间里，胡志明写作论游击战的小册子和训练干部，武元甲则组织宣传队并为党报写文章。到1941年底，他们已将总部移至国内腹地，并且随着越盟对日本支持的法国当局作战的消息带来新入伍者而扩展了他们的训练计划。胡志明在中国监狱里度过了以后两年，与此同时武元甲继续向南缓慢地扩展作战行动，对付法国驻军愈益增强的抵抗，办法是伏击法军，报复越奸，并对村民进行宣传。到1944年夏天，武元甲已做好将其游击体系伸展到整个越南的准备。然而，当胡志明于1944年下半年返回时，他修改了这些计划，理由是在做进一步的军事扩展以前，需要进行更彻底的政治准备。 [ 注：Vo Nguyen Giap，“Origins of the People’s Army”in The Military Art of People’s War： Selected Writings of Vo Nguyen Giap，edited by Russell Stetler(New York，1970)，66． ] 胡志明的这一决定只是若干关键时刻中间的第一个，在这样的时刻越南的革命政策证实了毛泽东强调的一种需要——在将革命理论付诸实践时小心谨慎的需要。
1945年3月，日本人解除法军武装，夺取了在印度支那的直接控制权。越盟总部随之迁移，更加靠近北部都城河内，其政治行动由于预料日本行将投降而在整个越南加紧进行。当1945年8月日本投降来临时，胡志明迅速成就了一场政变，日本支持的保大皇帝退位，将其权威让予越盟。武元甲率其部队进入河内，接管公共建筑。旗帜招展，传单飞扬，宣告发动总起义，胡志明宣誓就任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从持久战到革命政变的这一迅速转换表明，胡是毛主义信条的主人而非奴隶。
接下来的一年里，胡志明周旋于几股在越南起作用力量中间：在南部的强大的英国占领军，在北部的强大的中国国民党占领军，重返印度支那的性情急躁、装备优良的法军，还有独立激情已被唤起的越南人，农民和领导人莫不如此。胡志明以最终独立为目标，拒不因谴责法国殖民主义者这开心之事而偏离正道，也不因打一场为时过早的战争的压力而误入歧途。虽然同法国人之间旷日持久、大为艰难的谈判未能产生希望的结果，然而胡志明同时巩固了自己的政治根基，扩充了武元甲的军队，加速了日本人、英国人、特别是中国人的撤离，并且试图使别国对越南的困境感兴趣但未成功。他的最困难的任务，在于估量法国的政治、军事意图和能力，并对它们做出有效的回应。关于这一段麻烦时期的内情，可得到的证据极少，但看来武元甲是在敦促使用武力打击内外敌人，而胡志明谋求尽可能广泛的、仅仅基于独立这一目标的政治吸引力。同法国谈判对手争辩似乎比攻击法军更可取。
随着谈判旷日持久地拖下去，双方明显的背信和零星的暴力行为导致11月间发生严重事件，接着停火，法方随即发出最后通牒，最后于 12月间轰炸港口城市海防。法国人在几天的战斗中将他们的敌人逐出沿海城市，武元甲则命令自己的部队退至东京北部的老根据地。在历时 16个月的谈判之后，双方都准备打全面战争。 [ 注：O’ Neill，General Giap，38－49；Lacouture，Ho Chi Minh，109－171．接下来对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的叙述，系基于Bernard B．Fall，Street Without Joy(New York，1957)，21－66。 ]
至此，胡志明和武元甲业已可靠地把握了革命游击战的代价和潜能。他们的巨大力量在于越南独立的政治吸引力，那是法国人无法与之竞争的。这场战争打得漫长而又艰苦，正确的政治立场并不保证稳操胜券。在毛主义的革命战争学说中，反复出现、不断对付的关键问题关系到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加上任何特定时刻的最佳战略。例如，1946年12月，越盟攻击法国人控制的各个城市，其目的不在于赢得军事胜利，而在于象征谈判的结束和战争的开始，同时既向法国人、也向越南人表示它有打的意志和手段。在一段时间规模虽小、却是全国范围的游击作战之后，越盟于1947年下半年对付了法国人对其根据地发动的一场攻势，办法是撤退，进行小规模反攻，并且在越南其他地区搞地方性的游击行动。
1948年和1949年的战斗继续以低烈度进行，训练越盟部队，逐步加强其士气，伺机削弱法国人，同时巩固革命阵地。1949年，中国红军出现于北部边境，力量对比随之转移。新武器装备和安全的训练基地使得武元甲能够组织更大的、师级规模的部队。越盟的几个师于1950年打击了越中边境的法军据点，缴获了大量装备，确保了越盟同中国的交通线。
由于1950年的这些成功而大受鼓舞，胡志明和武元甲看来在应用毛主义理论方面犯了错误。他们决定对法国人在红河三角洲的各个阵地发动进攻。在三个月的战斗中，越盟损失惨重，胡志明和武元甲丧失了战略主动权，他们被打败了的部队撤至北部根据地。然而到头来，毛主义战略的威力和越南人对其原则的把握还是显示了出来。在1951年，武元甲运用来自中国的补给、强有力的政治基础和广泛的游击组织来重建其部队，把下一步棋让给法军司令官德拉特勒·德·塔西尼先走。德拉特勒处于得寸进尺的压力之下：法国国民议会和美国国会当时都在就用于印支战争的军事预算进行辩论，而他本人干劲充沛、锐气十足的名声也要求赢得进一步的胜利，而非退回到防御战法。
1951年11月，在其三角洲防线之外25英里处的和平，德拉特勒建立了一个大兵营，意在引诱越盟投入决战。一个月之后(这段时间里武元甲规划、勘查和精心部署其部队)，越盟发动了打击——不是打击和平，而是打击其沿着黑水河的供应线。在双方代价俱为高昂的两个月恶战中，和平的法国驻军慢慢被掐死。1952年2月，法军的一场大规模反攻终于重新打通了黑水河供应线，然而通行的时间仅够使驻军撤回到三角洲，四个月前它就是从那里向前推进的。和平战役确立了一个模式：法军依凭机动性和火力能够进至越南的几乎任何地方，但他们无法留在那里，而他们的努力只能表明徒耗资源和时间。对法国人来说，时间是一项愈益萎缩的资源，因为在巴黎人们逐渐丧失耐心，但是对越南人来说，时间却加强信心，并且使得民众对独立的支持能够转化为各种比较切实的力量，即训练、供应和兵力。胡志明和武元甲的误断仍然可以招致惨重的损失，就像他们在1950年那样，但正确地应用毛主义理论使得重整旗鼓成为可能。不断变更作战的节奏和地点，转换战术和武器，充分利用种种机会——武元甲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使法国人及其美国支持者疲于应付，直至不耐心和压力造就了1954年的奠边府决战。在以后20年里，在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中，由毛主义理论告知的同一些方法将同样地卓有成效。
如果说毛泽东和武元甲是首要的革命战争理论家，那么埃尔内斯托·“切”·格瓦拉则属于他们的特别重要的追随者之列。格瓦拉在古巴革命中担任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副手，不久便以这场非常成功的革命战争的战略家著称。当卡斯特罗在古巴巩固其革命时，格瓦拉在别处继续革命斗争。他参加了玻利维亚的造反运动，这运动被迅速粉碎，他在那里被杀。然而他在去世以前，写了一本论革命战争的薄书，而他在玻利维亚的战友雷吉斯·德布雷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 [ 注：Che Guevara，Guerrilla Warfare(New York，1961)；Régis Debray，Revolution in the Revolution？(New York，1967)． ]
毛主义的格瓦拉－德布雷变体在拉丁美洲产生了重要后果，或许在第三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按照毛泽东和武元甲的观点，革命战争的第一阶段必须是政治动员，那是个漫长、艰苦的过程，在其中要争取和组织民众支持，在乡村基层构建起一支甘愿献身、严守纪律的革命干部队伍。在这第一阶段里，只有极为有限、极具选择性的暴力使用才是可容许的；最好完全避免公然的军事行动，因为它很可能令政府猛然醒悟所处的危险，使得尚未准备就绪的革命组织招致武装镇压。
然而在古巴，未曾发生这样的“第一阶段准备”。相反，卡斯特罗的游击小队是在古巴岛上偏远的东部地区建立起来的，随其向哈瓦那推进而渐次取得支持。巴蒂斯塔政权在古巴所有各阶层中间都非常不得人心；它随卡斯特罗逐渐壮大的队伍逼近古巴首都而骤然崩溃。这一戏剧性的结局差不多肯定出于独特的情势，但它成了偏离毛主义正统的基础，其程度之大恰如毛泽东自己偏离马列主义信条。古巴变体以“游击中心主义”著称。 [ 注：Chaliand，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 ，43ff． ]
“游击中心”指“起义的机动点”。这个概念将古巴的特殊经验普遍化，其意在于毛泽东和武元甲规定的那种在乡村基层的长时间政治准备并非必不可少。依靠使用暴力，一支小规模的革命队伍能够快得多地动员起民众支持。不是政治动员最终导向暴力，而是暴力改换政治形势。人民由于游击中心发动的袭击而觉醒并且大为兴奋，由于政府所作回应残暴无能而深感愤怒和受到鼓励，如果政府从外部强国寻求帮助则更会疏远之。在一个暴力本身在其中充当催化剂的过程中，人民将被动员起来投身于革命。
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游击中心主义并非有效，不管它听起来如何有理；从革命的角度看，其结果是灾难性的。 [ 注：对游击中心主义为何失败所作的一项简短但深刻的说明，为 Eldon Kenworthy，“Latin American Revolutionary Theory：Is It Back to the Paris Commun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5 (1971)，164－170。该刊的这一期全都用于讨论“革命战争：西方的回应”，其主要论文(虽然不是上述作者和其他人的短文)以同标题书籍的形式被再次发表：David S，Sullivan and Martin J．Sattler，eds．，Revolutionary War：Western Response (New York，1971)。 ] 毛泽东和武元甲可以告诉格瓦拉和德布雷：游击中心暴力不会催化革命，而只会使革命运动在它最弱小的时候遭到粉碎性的反扑，就像在玻利维亚发生的那样。本来可以被争取来投身于革命战争的民众，反而会由于游击中心主义的失败而丧失胆量。或许，游击中心主义的最严重的弊病，就在于无视正统的革命战争第一阶段的互惠性质：长时间艰苦的政治准备工作不仅将农民和无产者组织起来，而且也教导革命活动家(通常是年轻的城市知识分子)懂得人民，懂得乡村，了解民众的态度和怨愤，甚至了解地形，而这些都是革命战争必须依靠的。在玻利维亚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当地状况全然无知。批评者们提示说，游击中心主义异端既反映了作为拉丁美洲文化特性的不耐心(这同中国化了的东亚相反)，也反映了年轻知识分子特有的傲慢。在通过阅读和交谈所了解的东西的推动下，他们先知而后行，进入农村——同昔日的帝国主义者们并无二致——急切地想改变被压迫群众的生活，然而对于其中可能不符合预想的抽象观念的一切，却毫无感觉。
毛泽东本人在1930年就预见到、并且驳斥了后来(以及在别处)作为游击中心主义而为人所知的异端。他当时写道：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 [ 注：Devillers，Mao，86－86，引自“A Single Spark Can Start a Prairie Fire，”译文颇不同于 Selected Works，1，116ff。 ]
他对于将成为毛主义战略的格瓦拉－德布雷变体的批评，直接导回他那被人忽视了的着重点，即最充分、最准确地认识战略形势，然后尽可能冷静地透彻思考战略问题。毛泽东不仅赋予自己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惊人的能量与魄力，而且还懂得在革命战略的智识问题上，他自己的思考比他周围的人更坚实、更优秀。
西方对于作为一种战略问题的革命战争的知晓开始于冷战，在法国军界内得到其最初的清晰表述。在印度支那，法国军方决心雪洗它于 1940年遭受的耻辱，越南人民则为革命战争提供了一个格外坚实有力的基础。印度支那成了以“革命战”(guerre révolutionnaire)著称的那种反革命理论从中浮现的大气锅。那里的战争持续了八年之久，苏联和 (1949年以后)中国支持越南革命者，美国则越来越替法国人的努力撑腰以“遏制共产主义”。尽管有美国的援助和训诫，法国政府仍于1954年断定这场战争无法打赢，决定放弃它统治印度支那的要求权。然而在法国军官团内部，面对又一次失败，兴起了一种止不住的关切，即吸取印度支那战争的教训，以便能够战胜法兰西帝国其他地方业已迫在眉睫的、未来的革命战争。 [ 注：最佳的分析为Peter Paret，French Revolutionary Warfare from Indochina To Algeria (New York，1964)。一位信奉者对于革命威胁(“革命战”信条是对这威胁的“正确”回应)的简短说明，可见流行丛书 Que sais－je？ 中间的第826号：Claude Delmas，La guerre révolutionnaire(Paris，1959)。 ]
“革命战”不仅是用来称革命战争的法国词语，它还描述了法国职业军人中间一个有势力的群体对于他们所见的现代世界首要病症的诊断，连同他们相信的疗法，这病症便是西方未能对付不信神的共产党人的挑战。他们在政治上非常保守，怀抱一种神秘的天主教义，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文明化使命坚信不疑，据此以笛卡尔式的逻辑争辩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与美国及其盟国执迷于核战争前景同时，共产主义正在从南方对西方防线进行侧翼包围，如果不加制止，终将毁灭西方文明。共产主义从其苏联基地出发，已在中国赢得其第一场胜利，在印度支那赢得了第二场胜利，现在正在亚洲赢得其他战役。战火已烧到了北非。在那里，纳赛尔在埃及的政变被视为共产主义的又一场胜利，战争于1954年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爆发则被当作共产主义的又一番攻势。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分明是其未来目标，西欧和美国由此很快将被孤立起来，它们强大的军备将永不会用于一场已经打输了的全球战争。
“革命战”理论提出的疗法反映了上述诊断，而疗法和诊断两者都反映了法国军界对当代共产主义的这一想象。共产主义被看成是一种世俗宗教，填补传统宗教之大众控制力的衰落所留下的真空。共产主义的忠实和纪律得到赞赏，即使它被当作彻底献身于邪恶而遭到反对。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和社会正义要求被认为是狭隘浅薄的，共产主义正在利用这些态度，以便将所有非西方的欠发达地区统统纳入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反基督教西方的全球性联盟。共产主义者向贫穷无知的群众展示一种较好的未来的希望，利用一切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没有任何法律的和伦理的障碍制止他们。西方的宗教信仰衰减已久，它的信心因为两次世界大战而大为动摇，它的政府行动——以及军事行动——余地严重受限于它的自由民主制结构：这样的西方尚未找到对付共产党革命战争的有效办法。事实上，以毒攻毒是惟一的出路。在将革命战争形容为几乎天下无敌方面，毛泽东和胡志明的任何赞颂者都没有法国的“革命战”理论家们做得多。
他们提出的详细疗法在每一点上都同他们认为的革命信条相对应。首先，重振对于反共(以及反邪恶)征伐的信念至关紧要；基督教复兴将必然在这一信念中占有中心位置，而自由的人道主义就像民族主义那样，在首先需要统一和勇气的时候是太软弱、太具分裂性了。第二步在于搞出一个经过扩展的心理战纲领，以传播重振了的信念，并且揭露共产主义。一个与之并行的社会和经济行动纲领亦需有力地处理诸如教育、公共卫生和贫困之类问题，正是这些问题造就了可供共产党人大加利用的条件。这一疗法的军事部分，在于重组武装力量，并且重塑其性能，将其中有些改造为机动的反游击战单位，另一些改造为准政府的驻防部队；这些在事实上，就是将行政权力从文职部门转到军方手里。“革命战”理论家们只有在一点上意见不一，那就是在使用恐怖和拷打问题上。有些人基于道德理由拒绝之；另一些人则争辩说，一个政府用恐怖手段恐吓自己的公民将适得其反；还有不少人准备顺着“革命战”的逻辑走下去，直至其可怕的终点——在善与恶的终极对抗中，一切手段都是有理由的。
“革命战”的极端形态很容易让人将其归类于偏执狂、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革命战”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被应用于阿尔及利亚战争，在农村和在声名狼藉的阿尔及尔战役中并非徒劳无功。然而，它们也导致了法国自己国内的深刻分歧和1958年5月的政变，导致了在几年里大搞恐怖主义来反对戴高乐第五共和国的“秘密军事组织”。到头来，是由于1958年政变而重新掌权的戴高乐断定应当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办法是授予法国的这个前“行省”独立。迟至今日，“革命战”的理论家们仍然坚持认为，当戴高乐向其出让胜利时，阿尔及利亚革命运动已经输掉了战争。 [ 注：有代表性的是“革命战”的一位主要构造者罗热尔·特兰奎厄尔上校的回忆录，Roger Trinquier，Le temps perdu (Paris，1978)，其中第349页说道：“戴高乐要求我们使阿尔及利亚平静下来；他赋予我们做到这一点的手段。我们做到了。” ]
与法国人不同，英国人碰上毛主义式的革命战争仅有一次，那是小规模的，在马来亚，虽然在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和肯尼亚用来反对他们的战术带有某些相似之处。英国人的回应完全没有“革命战”的那种意识形态狂热，而更像他们在殖民地的最佳传统对付办法，即紧密地整合民政与军事两方面的权威，最小程度地使用武力，只要有可能就动用警察而不动用军队，拥有由“特种分部”产生的那种优良的情报，在诸如将平民移居到可住的和卫生的集中营地一类事情上行政管理井然有序，一般乐意为某种不如彻底胜利那么完满的结局进行谈判。在军事方面，英国人的殖民经验同样表明他们能够训练有效的当地部队，对取得胜利所需的时间持有耐心，偏爱在规划良好的作战行动中运用技能高超的小支部队，而非大规模使用众多兵员和巨大的火力。英国人利用种族歧异，动员马来人反对华裔造反者，然而仍需十年以上时间才将马来亚的反叛镇压下去。他们那些灵活、耐心的方法是否会战胜一个更强有力的革命运动，必定存有疑问。 [ 注：Julian Paget，Counter－Insurgency Campaigning (London，1967)，43－79，156－179．两项对于马来亚和越南的比较研究为：Richard L．Clutterbuck，The Long War (New York，1966)；Robert Thompson，Defeating Communist Insurgency (London，1966)。 ]
美国人对革命战争的回应将永远同越南联系在一起，同痛苦的失败经历联系在一起。在美国的文职和军界领导人中间，支持菲律宾政府镇压胡克 [ 译者注：即菲律宾共产党领导的菲律宾人民抗日军，据他加禄语缩写为 Hukbalahap(音译“胡克巴拉赫普”)，简称“胡克”(Huk)。 ] 造反运动。这一相当成功的努力造就了一定信心，相信能够依靠正确的看法和策略来赢得此类战争。美国人虽然在印度支那也提供了大量物资援助，但对法国人在那里的表现感到厌恶，这厌恶广泛地表达出来，特别是在流行小说和电影《丑陋的美国人》当中。 [ 注：Eugene Burdick and William J．Lederer，The Ugly American (New York，1958)．此系那段时期里得到最广泛讨论的书籍之一，其书名使政治谈论添加了一项用语。1963年改编成的电影(马龙·布兰多主演)严重曲解了小说的论点，但未改变它强烈的反共反革命语调。在此，援引了流行小说和流行电影，以显示美国公众舆论在形成关于当代革命战争的性质和重要性的观念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 法国于1954年同意越南南北分治后，美国继续支持南越的一个反共政府，反对胡志明在河内的新政权，反对他在南方的拥护者。
到头来，美国人的信心证明放错了地方。不管是美国国务院，还是其他各种机构(“美国行动使命团”、“美国公共事务联署”、“民政行动与革命开发处”等等)，都未表现出处理基本政治问题的足够能力；美国人没有可以同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殖民机构相比的民政组织，更比不上纪律严明、先锋队性质的越南共产党。美国的文职人员收集情报，呈递报告，然而他们既缺乏为采取直接行动来反对一个革命运动所需的训练，又缺乏这方面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在越南的“反叛乱”努力同拉丁美洲的“游击中心主义”并无二致：认真、幼稚、不耐心；不能做到符合毛主义的要求，即根据经过精密推断的政治和社会分析来行动；在革命战争的严酷环境中该死地天真烂漫，并非不像那个时期另一部流行小说——格雷厄姆·格林所著《安静的美国人》中的主人公。 [ 注：Graham Greene，The Quiet American (London，1955)．美国的书评抨击作者对美国的批判性看法，质询他同共产党的关系。1958年拍成的电影将这部小说改为一则暗杀悬念故事，从而淡化了它的政治意味。 ]
在军事方面，美国人显示了类似的缺陷。1962年，肯尼迪总统鼓励搞“特种战争”，但纯属一时拈花弄草，何况陆军精英特种部队的组织基础从来就不强，更由于迅速扩充而被进一步削弱。陆军权势部门不信任一个被训练从事非常规作战的群体，而当特种部队单位开始同中央情报局密切协作时，疏远便成了无可挽回的。陆军当局逮捕和监禁驻在越南的特种部队指挥官一事表明，甚至美国军方也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统一其反革命战略。同南越武装部队共事的美国技术专家和军事顾问们问心无愧地接受了使命，但设想政治事务——革命战争的灵魂——并非自己的分内之事。尽管南越人的战斗效能在美国人的监护和支持下显著改善，然而在对抗胡志明的崇高民族地位的政治吸引力方面，在解决南越社会种种难题和洗刷一个依赖外援的政权的污点方面，却一无作为。
1965年，美国的战略破产，其征兆是对北越进行持续的空中打击和向南越运送大量美国战斗部队。如果不毁灭这个国家及其人口，一场美国化了的战争本来能否打赢，仍然是个争论不息的问题。然而，美国大规模军事干涉肯定加剧了那些推动越南和其他地方的革命战争的基本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而且，将战争美国化使人几乎全无可能进行至关紧要的政治努力(它必然是一种民事努力)，以对付令那么多越南人甘愿发动或支持一场革命战争的无论何种状况。一个个美国陆军师通常情报不灵，却拥有巨大的机动性、火力和决心，力图搜剿与之可比的敌军编队。美军的高级指挥官们从不认真对待这么一种观念：据想在大规模作战行动所提供的安全屏障后面进行的政治努力，应当被赋予同等的、甚或更加优先的地位。
无论对于越南人还是对于美国人自己，美国的“反叛乱”——它以这个名称变得人所共知——代价都异常高昂。 [ 注：Douglas S．Blaufarb，The Counterinsurgency Era：U．S．Doctrine and Performance (New York，1977)一书提供了基本的叙述，但争论还在继续，而本文表达的判断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这些人争辩说，美国接近赢得在越南的战争。另一种观点在 Harry G．Summers，Jr．，On Strategy (Novato，Calif．，1982)一书中得到了表述。 ] 它在智力和思想上是浅薄的，既无法国人“革命战”那种神秘主义加理性主义，又无英国人那种军政协调的冷静的实用主义。它差不多是以一种纯粹的军事方法，如同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和解放吕宋岛，以一个被假定同美国战斗部队完全对应的敌人为打击目标，而农民(就像另一部流行小说——约翰·赫西所著《阿达诺的钟声》中感恩的意大利人)消极地等待那将伴随美国解放他们而来的祝福。 [ 注：John Hersey，A Bell for Adano (New York，1944)．这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意大利村庄的“解放”和民主化的小说伤感浅薄，它获得了普利策奖，并且在1945年像《丑陋的美国人》那样成了一部流行电影。 ] 美国的战略使胡志明和武元甲经受了严重挑战，但最终未能打败他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战略从未把握正在打的那种战争，也未把握使得这战争具有其革命特性的越南特殊国情。
五
革命战争理论经常得到革命者和反革命者双方的讨论，似乎它是一套普遍适用的信条。当然，在讨论中惯常提到灵活性的必要，即需要调整这套信条，使之契合具体的政治、社会、地理和国际条件。然而，只是近来才提出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这套信条、至少是其经典的毛主义公式，只有在不多情况下才是有效的。杰拉尔德·查利恩对于这套信条的全球有效性表示严重怀疑， [ 注：这些怀疑在他的以下两部著作中表达出来：Gerard Chaliand，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1977)；Introduction in idem，Guerrilla Strategies (Berkeley，1982)。后一部书是他的文选。 ] 而他在60和70年代广泛的革命战争体验，加上他对大多数革命运动所声称的同情，使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审慎观点饶有分量。他注意到，除了古巴这一独特的例外(现在或许还有伊朗)，革命战争只是在亚洲的中国化了的部分——中国和越南——才获得成功。在亚洲其余部分、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认同感和社会凝聚力弱得多，很可能弱得不足以忍受进行革命战争之可怕而又长久的紧张。在其他地方，革命战争面对坚决的镇压而崩溃，或者分裂为各个族裔性、地区性或部落性宗派，它们互相间的敌意似乎比共同的革命目标更有力。甚至阿尔及利亚也不能自称赢得了革命战争。查利恩远非教条式地墨守自己的观点，但他提出了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
使信条的有效性问题变得更为集中和清晰的一个办法，在于探讨导致1945年以后打的几十场革命战争或胜或败的原因。造反运动在它针对外国占领或殖民政权的场合，最有可能取胜，在那里民族情绪、有时还是种族情绪被集结起来，冲击外人及其合作者的政府。如果矛头是指向一个不得人心的、腐败虚弱的政权，如古巴的巴蒂斯塔政权，或者伊朗的巴列维政权，那么获胜的机会也比较大，在这样的场合甚至政府军也朝秦暮楚，加入造反行列。然而，越出这些颇为清楚的参照例，问题的答案就不确定了。革命战争学说形成于种植水稻的农民构成的社会，他们有着强有力的家族团结和村社合作传统。作为革命战争的主要军事方法的游击战，必然以这样的农民为基础。然而，农民本质上是保守的，更倾向于忍受逆境，而非冒险危及自己千辛万苦积攒的一切。他们愿意听取造反鼓动者(通常是受过教育和城市出生的外地人)的程度，并不甚于他们愿意接受一个地处遥远和不被信任的中央政府的代理人的程度。事实上在毛泽东以后，关于革命战争的几乎所有理论化都恰恰来自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众所周知不能理解农民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革命战争信条成了神话式的，在胜利的实际机会可能远在天边之际，使一小群革命前锋分子怀抱希望。
看来，农民只有在自己的生活如此迅速和大幅度地恶化，以致感到绝望的时候，才能被动员起来投身于革命战争。部分地是为了规避农民群众不革命这一两难局面，“城市游击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注意，它的主要武器是通常被称为“恐怖主义”的那类行为。然而，恐怖主义尚有待在任何一处赢得胜利，而城市游击队发觉自己难以生存下去，恰如毛主义理论预示的那般。 [ 注：Eric R．Wolf，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1969)一书在论述农民与革命方面饶有价值。Johan Niezing ed．，Urban Guerrilla (Rotterdam，1974)以文献汇编展示了对于这一主题的愈益增长的兴趣。 ]
从理论争辩转到1945年以来具体的实际经验，国际形势往往显得是解释革命战争胜败的关键因素。中国共产党人很少或完全未得益于苏联帮助(尽管流行的传说与这相反)，仍在1949年取得了胜利，但这是容易被误解的重大例外。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其他“维和”部队在1983年未能制止的黎巴嫩内战，是个相反意义上的极端例子。黎巴嫩成了以色列为一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人以及来自伊朗的“志愿者”为另一方争斗的战场。同样有可能争辩说，在黎巴嫩进行的是美苏之间的“代理人战争”，两者供给各自一方。无论如何，两场彼此交织的革命战争——巴勒斯坦人争取从以色列收复故土的战争和黎巴嫩的穆斯林多数从基督教徒那里夺权的战争——完全以较强国家之间的冲突为转移。
在从爱尔兰到斯里兰卡的其他一些国内动乱中，革命运动所依赖的更多的是外部支持，而非作为广泛基础的、被动员起来的国内支持。这一情形提示人们：在造反的现实与革命战争理论之间，往往至多只有一种很不牢固的、浮言虚辞式的联系。而且无论何处，只要逼人的环境迫使实际行动大大偏离经典的毛主义理论，革命胜利的可能性便显得微乎其微，除非发生某种重大的“外部”事件——不可忤逆的天意的革命等同物。
中国领导人林彪在一次著名的演说中，将资本主义强国形容为世界的“城市”，而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说成是“农村”。 [ 注：Long Live the Victory of People’s War(Peking，1965)，摘要载于 Walter Laquer，The Guerrilla Reader (Philadelphia，1977)，197－202。 ] 由中国领导，在这全球性农村的革命游击运动将如毛泽东做过的那样，组织、动员和进行一场持久战，直至各个城市(它们在一个革命化了的世界上不过是被孤立起来的反动堡垒)得不到只有农村才能供给的紧要资源，从而土崩瓦解。这一预言在其堂皇和夸张的程度上，与法国“革命战”提倡者们的极端想象如此相像，它使得世界各处的许多“城市居民”大为惊惶，构成了西方人对于革命战争理论和信条的兴趣急剧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林彪死后不久，世界形势便几乎全不符合他那令人惊惶的预言。在最靠近位于中国的革命领导源泉和革命支持的东南亚，每个国家都存在游击运动，它们试图推翻非共的、往往是保守的政府。
历史学家或许比谁都更应当理解预言的冒险性。然而，在本文临近结束时要判断革命战争思想的历史位置，就既需解释过去，又需估计未来。1941年时，爱德华·米德·厄尔及其普林斯顿讨论会对革命战争的重要性并无强烈印象。与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和另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相比，旨在推翻政府的武装起义似乎仅是战略的一个边缘方面。30年后，一切都改变了；除了空降的核爆炸物摧毁性太大，以致不能考虑使用之，当代战略的最紧迫、也最令人迷惑的难题，便是革命战争引人注目的无所不在和成功。
我们已经就战略理解的这一迅速变化提示了部分解释。欧洲人的各个帝国被世界大战削弱，1945年以后很快土崩瓦解。如果这个过程在任何特定的殖民地涉及暴力，那么它自然而然地导致游击队和恐怖主义分子打击政府军。非殖民化以后，后继政权往往在行使统治方面困难重重。它们苦于资源不足，苦于人为划定的国家疆界导致国内分裂。与这些后殖民地政权相敌对，常常形成了武装抵抗运动，它们同先前被组织起来反对欧洲殖民国家的武装运动相似。不仅如此，在世界前殖民地区 (包括拉丁美洲)持续不断的动乱背后，有着主要位于北方的工业国家之间的分裂——分成两个敌对的武装阵营。这两大阵营无不害怕冒核战争风险，然而全都差不多过分乐意在“第三世界”这一战场上彼此间接对抗。
如果对于晚近历史的这番描绘基本准确，那么它便提示了关于革命战争的未来前景的某些可能性。欧洲老殖民帝国事实上已经灭亡，与之相伴强烈排外的民族主义成了往昔之事，这种民族主义的易受伤害的靶子(它们给了革命战争那么大一部分能量)也是如此。后殖民地政权仍然困难重重，但在一段激烈冲突的时期过后，全面的革命战争可能将变为世界这些地区所遭困难的一种较为少见的表现。最后，超级大国并没有从卷入这些代价高昂、旷日持久并且往往无法调控的斗争中得到多少好处。对美国来说，越南战争是一场灾难，而苏联就自己在反殖斗争和革命冲突中的频繁的干涉，也拿不出什么来炫耀。如果当前苏联在邻国阿富汗对游击抵抗运动的作战，连同美国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可以与之相比的行动，不过是它们看来的那样，即有限的军事冒险，以保障得到承认的势力范围内敏感的边缘地区，虽然也许笨拙但并不令人惊异，那么甚至是显得无休无止的冷战，也并不预示革命战争将仍然像它在 50年代和60年代那样重要。
对于武元甲和毛泽东的革命战争战略的热衷者，一代人代价高昂的经验可能已经产生了促其冷静下来的效应，不管他们是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军事中心，还是在第三世界的高山丛林。仔细研究这两个人的经历和著作，就可以悟到对于仅仅最为虚弱无力的政权发动的革命战争，很难说是赢得军事和政治胜利的灵丹妙方。正如毛泽东本人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暴烈的行动。” [ 注：Devillers，Moo，59，引自“Report of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Hunan”；译文略不同于 Selected Works，1：27。 ] 在革命战争兴起为国际显赫现象这一事态中，必不可免地有一种浅薄、浪漫的成分。这种浪漫主义可见于将毛泽东本人神化，而在法国和美国的“革命战”和反叛乱“专家”比较极端的陈述中，在某些从伦敦、巴黎或纽约相对安全的环境支持革命事业的人的观点中，就有着这一神化。不管它如何昙花一现，这种浪漫主义本身是个历史事实，可以仅仅予以注意，并在更为宏大的现象图景中给其一席之地。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它必定引起对于我们的估计——革命战争的作用在衰减——的某种怀疑。被称为第三世界的那些地区一向是革命战争的所在地，而且无论如何仍将继续如此，不管这类军事行动将来可能有怎样的重要性。关于这些地区的几个基本事实和趋势应当予以注意。第三世界和工业国家之间的经济鸿沟继续扩大。与此同时，其中大多数地区的人口一直在快速增长，即使依据最乐观的估计，这一速度也将意味着在几十年之内，大大增加了的人口可能无法由业已紧缺的资源来赡养。如果这些地区的政治体制总的来说稳定有效，它们的社会体制相当公正，那么或许能够指望统治集团做出协调的努力来防止经济和人口灾难。但是，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并不鼓励人持有任何这样的期望，而且各个最富国家的行为也没有提供从那里得到救助的多大希望。
让我们应用下面一段话，它取自最近对拉丁美洲某些地区的典型状况的一项叙述：
缺乏社会意识的寡头财主攫取了绝大部分财富，法治实际上不存在或者有缺陷，军事独裁者糟蹋基本人权，某些大权在握的官员腐败堕落，某些外国资本利益胡作非为：在由此自认为是技术、金融、货币或经济秩序领域中一种新殖民主义的无力的受害者的人们中间，所有这些构成了养育造反激情的因素。
这段话并非出自哪本革命小册子，或者哪个自由派对于新殖民主义剥削的谴责，而是出自教皇告诫天主教教士切勿卷入第三世界革命运动的一项正式声明。 [ 注：摘自梵蒂冈关于“解放神学”的声明，New York Times，September 4，1984。 ] 教皇的这项告谕虽然目的是保守的，但承认广泛存在着所叙述的状况，它们加以恰当的改动，也适用于拉丁美洲以外的很大部分第三世界。当前的趋势使人没有理由相信任何形式的渐进过程会改变这些状况。
1927年，毛泽东叙述了湖南省中国贫苦农民令人震惊的景况。他反对那种认为农民至多只具备很有限的革命潜能的正统观念，坚持主张湖南和中国农村其他地方的状况是如此恶劣，以致革命能够以绝望了的中国农民为基础。这些人与19世纪的欧洲农民不同，他们一无所有，因而无可丧失。十年之后，经过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激烈斗争，毛泽东赢得了论辩，成了革命运动的无可争议的领袖。1937年时，没有任何人相信、甚至毛泽东本人也不相信中国的革命战争会在12年内取得胜利。当我们纵览世界及其前景，估量暴力在这些前景中可能起的作用，特别是考察指引武力之使用的战略思想时，毛泽东的经验是有启发的。我们只能问，世界很大部分地区的众多人民是否会沦落到湖南农民在1927年时的那种惨状，从而为革命战争造就巨大的爆炸性潜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