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蓝天中央的声音：空权理论家·第二十一
作者：彼得·帕雷特·主编·美国
戈登·克雷格·费利克斯·吉尔伯特·编 ·美国
出自————《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由人驾驶飞机的问世，导致传统形式的地面和水面战争延伸至陆海军上空，而且确实是陆海军鞭长莫及的上空。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75年。然而，空权——被广泛采用来标志这一现象的术语，仍有待于在军事或战略理论的历史中找到一个明确界定或不受挑战的地位。虽然不乏理论家，但在技术影响和实干者的行为一开始就比思想起更大作用的一个领域里，理论家的影响有限。对思想史的研究者来说，还有进一步的、出自混淆和争论的困难，它们是由关于使用空中力量的多种手段引起的：例如，空中力量的最佳使用方式是与陆海军合作，还是在陆海军之外独立作战？由于这些以及其他原因，本文将分成五个篇幅不等的部分。
第一部分就空权本身及其给历史学家造成的难题作一些思考，这些难题包括其词汇、神秘性及其与大多数学者的日常经验的隔阂。第二部分讲述一篇关于空权的早期论文，它在著作家和教官中间被广泛接受，这给了它一种特殊的重要性。第三部分主要考察空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这是个似乎争论不休的话题。最后(并且更带尝试性)，临近结尾的两节讲述难度最大的时期，即二战结束以来的几十年，在此期间不得不调整那些构想并检验了多年的基本概念，使之适合原子武器、跨大气层或太空飞行以及电子革命的时代。
一
克劳塞维茨以下述观察开始其创新性的“武装的人民”一章：以大众起义为手段的战争是19世纪的一个现象。如果我们以空权替代人民战争，我们就可以借用他的论述来谈起，那就是“作为一项通则，任何明智地运用它的国家将取得某种优势，胜过那些讨厌它的国家。如果确是如此，剩下的惟一问题将是人类由于这一战争因素的进一步扩展会不会获利，而其答案将与关于战争本身的问题的答案相同。我们将把这两个问题留给哲学家……(然后进至这么一场讨论，它)较少地是客观分析，更多地是对真理的探索”。 [ 注：On War，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revised edition (Princeton，1984)，479，483． ]
考虑到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尽管有两百年来应付人民战争的不时努力，但在理解人民战争方面仍然多么贫乏，那么我们对“空权”——20世纪给战争方式带来的特殊贡献——继续使我们的分析企图落空就不应感到惊讶了。就连在这类分析中的第一步，即发明一套可接受的词汇，也依旧使我们屡遭挫折。诸如战略轰炸、阻截和空中优势等常用术语对不同的著作家意味着不同的事情，而且有时对同一个著作家在不同的时期也是如此。在其他经常产生混淆的术语当中，有空中优势、制空权以及反电子干扰(electronic counter－countermeasures)之类虽然拗口却似乎必要的一整套新词。这些词在冒出来时会得到解释，但读者从一开始就应当明白：现代战略的空中成分还不是一个拥有一套被共同接受的词汇的论题，从这套词汇“出发，在得到遵守的惯用法的基础上，空权的语法最终可以被编撰出来”。 [ 注：Noble Frankland，The Bombing Offensive against Germany：Outlines and Perspectives (London，1965)，16－17． ] 这一状况有许多原因。
可以追溯到希腊神话的“飞行”的想法，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同这样一种感觉作斗争：它多少是人类的傲慢，妄想玩弄众神的、后来是天使的特权。然而，到19世纪，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关于人类征服天空的观念。一种观点强调死亡和毁灭从天而降的情景，认为战争的性质将由此发生直接和巨大的变更，往往蕴含陆军和海军将变得软弱无力的意思。另一种观点反映了前者，但总的来说较为乐观，认为“最终效果将是大大减少战争的频繁程度，用解决国际误解的较为理性的办法取代战争。这所以可能实现，不仅因为它将导致战斗更为可怕，还因为地上没有哪个地方将是安全的，无论它距离实际的战场多么遥远”。 [ 注：这些话是奥克塔韦·查鲁特1894年写下的，转引自Charles H．Gibbs－Smith，Aviation：An Historical Survey from Its Origins to the End of World War Ⅱ(London，1970)，221。维克多·雨果1864年曾以喜悦的口吻，致函法国气球专家纳达尔：飞机的发明将意味战争的终结。和平将出自科学，因为飞机将带来国家边界立即、绝对、瞬间、普遍和永久的消失。大多数预言没有那么乐观。 ] 于是，即使在第一架飞机飞行以前，就已经有了包含着情感与激情的争论因素。
一旦莱特兄弟和其他人揭开了动力飞行的秘密，航空就成了主要是年轻人的游戏、按照其本质吸引那些喜好冒险的人的游戏，这些人必须身强体壮，神经灵敏，而且更倾向于实干而非玄思。只要这些人谈论或写下自己的经验，它就通常具有一种新天地里新努力的味道，完全不受陈规旧俗的束缚或妨碍。由于热忱地致力于飞行和总的航空发展，从航空先驱们中间涌现出来的著作家难得是分析性的，而且从不冷静客观。他们关于空中力量在战争中能够起的作用的观念总是超出当时现实，激起信奉者的失望和不信者的嘲笑。也是在这方面，飞行者们经常自视为另类(拥有汤姆·沃尔夫所谓“合格素质”)的事实，使得许多在这小圈子外面的人不敢试图去探索飞行者这一玄奥身份内的秘密。
然而，将沉思或哲理成分逐出军事航空的另一个因素——不管涉及的是军事航空的实践者、历史学家或分析家——是某种对于飞行人员中间流行的、看似无情的一种假设的不安。这个假设在于，他们谈论的那类未来战争能够神奇地提供迅速、爽快、机械和不带感情的办法，解决其他人已经与之斗争了多个世纪的问题。 [ 注：转述自Robin Higham，Air Power：A Concise History(New York，1972)，233。正如那些熟悉后来伯纳德·布罗迪著作的人将注意到的，这一问题在原子时代和后来的核武器时代中只会被加剧。 ] 这些印象的一个结果，是外人、尤其是搞学术的历史学家不情愿专门从事军事航行研究，因而将该领域在多年里留给了空军各兵种的官方历史学家，还有那群自我表现为纯粹的航空作家的人们，其行列从兴奋但无经验的热衷者，到退伍后将自己辉煌的往昔铺陈为文字的老兵。将空权的性质当作一个严肃的分析性研究对象来进行的思考，无论它看起来多么不完整或徒有虚名，都必须在我们讨论之初被提到。对于这个领域里往往过早地受挫泄气的新手，它们的含义并不总是明显的。 [ 注：即便是在今天，这一领域的许多重要著作也出自官方历史学家之手，其中绝大多数为政府文职人员，但也包括一些军官的例外贡献，尤其是在美国和联邦德国。当二战史国际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宣布法国的一项关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航空状况的学术会议计划时，它简洁地加上了一句：“问题是找到民间历史学家。”(见其News Bulletin #9，December 1983)。关于飞行人员与历史学家关系的有意义的讨论，见Dennis E．Showalter，“Two Different Worlds：The Military Historian and the U．S．Air Force，” Air University Review 31，no．4(May－June 1980)，30－37。 ]
空权一语本身 [ 注：空权(air power)这个术语有各种不同的用法。逻辑上，它应当被专门用来讨论一国空中能力的全部潜能，包括平时和战时、民间和军事方面。然而，这种用法很少，前引High·am，Air Power：A Concise History一书是个显著的例外。在本文中，这个术语将被赋予特殊的军事意义。空权(air power)作为一个看起来具有简直是咒语意味的单词，可能是阿尔福德·约瑟夫·威廉斯少校在其《空权》一书中发明的(Afford Joseph Williams，Airpower，New York，1940)。它后来被美国空军少将奥威尔·A．安德森(Orvil A．Anderson)采用，首先见于 Pacific Report #71A of the U．S．Strategic Bombing Survey(1947)。安德森后来于1959年7月将题目The Air Power Historian改为The Airpower Historian(现为Aerospace Historian，于 1965年10月易名)。它至今仍是Aerospace Historian的编辑用法，并且被位于亚拉巴马州麦克斯韦尔空军基地的空军大学航空原则、研究和教育中心属下空权研究所(Airpower Research Institute)奉为圭臬。 ] 至少可以往前追溯到H．G．威尔斯的《空中战争》 (1908年)，而当时正在出现的这个词汇的其他成分更为古老。例如，飞机的存在要求政府准备打一场闪电战(在其中，陆战和海战只有在一国拥有“制空权”的时候才有可能)的观念，是由英国皇家工兵少校 J．D．富勒尔顿于1893年对一次军事专家会议提出的，那是在芝加哥的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上。比莱特兄弟的飞行早十年，富勒尔顿谈到了一场“战争艺术的革命”，它将要求海军舰艇设计、战场上军队的疏散以及工事构筑的标准都要做进一步改进。无论如何，“主要工作将在空中完成，航空舰队抵达敌人首都上空很可能会结束战役”。 [ 注：关于富勒尔顿，见Alfred F．Hurley．Billy Mitchell：Crusader for Air Power，new edition(Bloomington，1975)，141－142，175 note 2。 ] 然而，绝大多数这样具有远见的预言，在航空幻想家的小圈子以外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注意。
甚至20年之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第一架脆弱易损的飞机——主要由木材、帆布及大捆的线绳构成——仍被绝大多数军官漠然置之。这些人面前已有着一大堆麻烦，力图找出如何对付机关枪的办法，如何利用机械化地面交通的潜能，如何应对同时在海军装甲和海军武器方面发生着的革命。他们推测，新问世的飞机至多可能最终成为传统战争手段的一个还算可以的附加物。在航程、速度、载重能力甚至安全方面现存的局限性将被克服，克服得比当时任何人设想的还要快。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降临，飞机惟一可能的用处被认为是扩展地面指挥官的视野，正如法国大革命往后气球有时被使用那样。
与严重受限的气球相比，动力飞机的很大的机动性和活动范围导致它们从大战一开始就被用于侦察(当时被称为观察)。不久，观察火炮位置的飞机对地面部队构成了严重威胁。专门被设计来攻击飞机的火炮在战前尚未产生，因而赶走旨在侦察阵地的闯入者的惟一办法，便是用装在自己一方飞机上的武器将其击落——最初用手枪和步枪，后来用机枪。这样，侦察和追击是飞机的最早明确出现的功能。其他功能也随之迅速产生。
一项创新是给战斗中的部队提供战术支持。机载枪炮和炸弹直接打击地面敌军，目的是协助己方部队的推进，或者阻滞敌军的推进。以这种通常是指攻击功能的方式来运用，飞机靠近敌军，或者飞临其后方，打击兵力集结点、补给存放地、道路枢纽、军队司令部、铁路终端等 (今天我们称之为近距空中支援和阻断)。到大战结束时，出现了另一种主要由德国空袭英国激起的设想，那就是飞机在陆军和海军之外独立作战。这类兵力的任务将是攻击远离战线的目标，目的在于通过轰炸其工厂、交通枢纽和政府中心来摧毁敌方战争能力的根本要素。直接导致创立皇家空军的1917年8月史末资备忘录便如此谈论了空战：
在目前能够预见的范围内，绝不存在对它将来用于独立作战的限制。而且，这样的时候也可能为期不远：空中作战破坏敌方领土，大规模摧毁其工业和人口中心，从而可能成为战争的首要作战方式，旧有的陆海军作战形式则将变成次要的和附属性的。 [ 注：关于史末资忘录，见：Walter Raleigh and H．A．Jones，The War in the Air，7 vols (London，1932～1937)，7：8－14；Frankland，Bombing Offensive against Germany，21－46。 ]
然而，到1918年11月战事结束时，空军并未取得如此的首要地位。作为一种战争工具，它仍处于婴儿时期，偶尔起一些引人注目和日渐重要的作用，但大体上对结果无关紧要。大战本身对空中力量随后发展的影响，甚于空中力量对大战的影响。这在下面的意义上尤其真切，那就是将于四分之一个世纪后表述空战方式的差不多所有理论、态度、理想、希望、梦想和论争，在大战期间都有了先兆。
二
“只是在一个非常有限的意义上，才能够真正精确地谈空权理论。”爱德华·沃纳1943年的论文《杜黑、米切尔、塞维尔斯基：空战理论》如此开篇。该论文此后在军事院校被广泛使用，从而具有了一种特殊的重要性。 [ 注：沃纳的论文载于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edited by Edward Mead Earle(Princeton 1943)．485－503．并且被无数次地翻印在军事研究院、参谋学院和陆军学院的阅读文献集内。 ] 沃纳的出发点在于，1919年之后，早期的空权理论家们油嘴滑舌地从将来时态溜到现在时态，从未适当地承认两战期间的争论实际上较少关注在各种理论中间挑选出空中力量的合理使用方式，较多关注是否接受这样一条根本信条，即“飞机如此无所不在，具备如此的速度和高度优势，以致拥有摧毁所有在岸上或水上的地面设施和工具的威力，同时又保有免遭任何有效的地面报复的相对安全”。 [ 注：Ibid．，485． ] 据此来看，沃纳争辩说，他们真正在写的是一种战争理论，一种要求将一类特殊武器——飞机——的根本力量当作主要战争工具的理论。
沃纳从这个出发点开始，进至分析圭利奥·杜黑(1869～1930年)、威廉·米切尔(1879～1936年)和亚历山大·德·塞维尔斯基(1894～1974年)的已刊著作。他就杜黑写了9页，就米切尔写了5页，就塞维尔斯基仅写了2页。沃纳利用自己作为航空工程师的技术知识来从事这项工作，再加上自己作为政府高级官员和麻省理工学院前教授的经验(1923～1925年他在该学院指导过一名博士生——年轻的空军中尉詹姆斯·H．杜利特尔)。他的背景经历使他具备独特的素质，能够分析在空中的现有战争工具的理论和实际限制。 [ 注：沃纳在论文发表时，任民用航空委员会副主席。此前，他曾担任海军部负责航空的助理部长和《航空》杂志主编。关于他的生平，见Current Biography，1949，620－622，又见刊于1958年7月13日《纽约时报》上的讣告。 ]
除了或许一处例外，沃纳关于杜黑的论述至今仍然成立，并且有益。正如他勾画的，杜黑的战争理论分解为几个关键部分，它们可以被浓缩为：(1)现代战争允许对战斗者和平民不作区分；(2)地面部队成功的进攻已不再可能；(3)空战在三维空间的速度与高度优势导致无法采取防御措施来对付一种进攻性的空中战略；(4)因而，一国必须准备在一开始就对敌方的人口、政府和工业中心发动大规模轰炸——先动手，炸得狠，以摧毁敌方的平民士气，迫使敌方政府除求和外别无选择；(5)为了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支独立的、配备远程轰炸机的空军力量，并且使之始终保持常备状态。 [ 注：杜黑的著述见本书末尾的参考文献评注。 ]
沃纳正确地认识到，杜黑的理论反映了意大利的地理位置，反映程度超出许多人所曾注意到的；杜黑还未能料到雷达的问世，这导致他低估了防御空中袭击的可能性。然而，谈到1940至1943年的事件时，沃纳可能在一件事情上不公正地指责了杜黑。我指的是他指责杜黑夸大了轰炸对平民士气的毁坏效果。在这里，沃纳以及沿用其观点的其他著作家们 [ 注：一个令人惊讶的例子见Bernard Brodie，Strategy in the Missile Age(Princeton，1959)，88－90。其中“杜黑的遗产”一章(71－106)读来有益，但及不上该书作者通常的水准。 ] 似乎未能充分考虑杜黑的假设：对人口和工业中心的攻击将使用三类炸弹——爆炸弹、燃烧弹和毒气弹，每一类(他告诉我们但并未解释)都要“以正确的比例”来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敌手由于害怕遭到报复，都拒绝使用化学炸弹：这一点在批评一个明确假定它们将被使用的著作家的预言时，不应当被忽视。
沃纳写“棍棒”(Billy)米切尔的几页不像他对杜黑的分析那么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这部分地可能归因于他论述米切尔和塞维尔斯基时，同论述杜黑时一样，倾向于强调每个著作家在何种程度上着重将敌方的工业基地和经济结构当作轰炸行动的优先目标。然而，在米切尔的著作中，这一方面直到最后才变得重要；对它的强调导致读者不去充分注意米切尔的许多其他贡献——作为空中力量得以支配地面战争的所有各类手段的倡导者、鼓吹者和象征的众多贡献。杜黑将轰炸机以外的各类飞机视为辅助物，也许有它们更好，但并非绝对必需，米切尔却能够论辩所有各类飞机都必不可少。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战略轰炸，而是所有空中力量的中央协调，它们处于一个自主的、不再依附陆军的空军司令部控制之下。他感到，如果这一目标能够实现，其他所有事情就都将井然有序，各得其所。
还有一点：当沃纳称米切尔是“一位原创者”时，这不应当被认为是指原创性的思考者。这个事实直到阿尔弗雷德·F．赫尔利所著《棍棒米切尔：弘扬空权的征战者》一书出版时，才变得被人广为理解。 [ 注：赫尔利的这部传记出自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The Aeronautical Ideas of General William Mitchell，”1961。起初于1964年在纽约出版。这里用的是其新版(布卢明顿 1975年版)。 ] 尽管赫尔利的副标题突出了米切尔的主要意义是一名信念强烈的征战者，但它倾向于遮盖该书的真正论题，即美国头号军事飞行员的航空思想。赫尔利得出结论：米切尔的成就并不在于原创性思想；相反，“他的思想大多借自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的国际飞行员群体” [ 注：Ibid．，139． ] 。(这个结论也能差不多同样适切地用于杜黑，其重要性很大程度上类似于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不那么在于创新，而在于第一个将当时广泛持有的想法汇合到一处，并且以一种井然有序的方式来阐说。) [ 注：见Brodie，Strategy in the Missile Age，71－72。 ]
沃纳将关于亚历山大·德·塞维尔斯基《通过空权获胜》(1942年)的一些评论纳入自己的论文，这在当时确实时髦，但在此后多年里导致正在入门的学生过分高估塞维尔斯基作为理论家的地位。然而，作为空中力量优于所有其他战争手段这一总的论题的鼓吹者，他在大众中的影响超过在1935年以后许久出生的任何人所能想象的，而这影响来自沃尔特·迪斯尼制作的一部战时宣传电影。 [ 注：这部长65分钟的迪斯尼动画片于1943年7月上映，其时《现代战略的缔造者》正在出版。该片将漫画“飞行史”和《通过空权获胜》(整部影片即以该书为片名)的可怕的动画形态结合起来。这部电影对公众有相当大的、即使目前无法计量的影响，它提示用规模巨大的空军编队摧毁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生产手段，以此迅速、干脆、有效地战胜轴心国。《生活》杂志对这部影片毫无批评(称之为“优良的史述，精彩的娱乐”)，但某些影评家被其暗示激动，有几个还指出虽然该片描述了德日意三国即将到来的毁灭，但它设法在这么做时不显示双方有任何人被杀或致残。塞维尔斯基的鼓吹工作在二战过后仍继续下去(例如在其Air Power：Key to Survival〔New York，1950〕一书中)，而且他本人在1974年逝世前一直是美国高级空军将领们的亲信密友。 ]
现在回顾两战之间的时期，并且将沃纳的关注重点从总的空权扩展到关于飞机实战的种种专门理论，同时从个人的贡献扩展到全体的贡献，那就有若干重要事态至少有必要予以简述。 [ 注：在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的杜黑、米切尔和特伦查德之后，空权理论和信条的发展变为出自团体而非个人。 ]
自然，在这样一种列举中，排在前面的是J．F．C．富勒和巴兹尔·H．利德尔－哈特为装甲战争中地空合成作战确立理论框架所做的工作。德国运用的闪电战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的思想，而且与一般的设想相反，它在与坦克和机械化步兵同等重要的层次上使用飞机。它于 1940年和1941年在法国和俄国的运用大有赖于得到协调的、事实上是先导性的空袭，所用的方式米切尔会了如指掌，但杜黑和塞维尔斯基会认为很不够有效。 [ 注：关于利德尔－哈特和富勒，参考上面第20章。 ]
与此同时，在美国和日本重要的是影响舰载海军航空力量的理论和技术发展。在其中，米切尔以他1921年击沉“东弗里斯兰号”，加上他 1912和1924年关于对日战争即将到来的早早的预言，起了无意的催化作用。起初，美国海军认为舰载海军飞机将主要在为主力舰队进行侦察方面有用。几个叛逆的思考者有更为开阔的想法，那就是当今所称的针对岸上目标的力量投射作用，然而没有人颇为成功地谈论舰载飞机在舰队之间的交战中击沉主力舰只。日本较少致力于传统的正规战舰，更多关注力量投射而非单纯防御，1941年12月在珍珠港证明了它高度的战术有备状态。
在英国，紧随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从旧式军队的空中力量当中创建出来的皇家空军开始了一场历经20年的斗争，目的是维持自身的独立地位。1919年12月，当时的陆军和空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宣称“皇家空军的第一要务是保卫大英帝国”。空军元帅休伊·特伦查德爵士 (1919～1929年的空军参谋长)首先就索马里提议，飞机能够被调整来适应帝国治安功能。1920年，丘吉尔要求也为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空中控制”计划。在中东，空军于1922年首次被用来替代地面部队，着重于力量存在、强制和最小程度的兵力应用，到1923年，该项空军使用的费用已从维持秩序的年度开支中抽取了75万英镑。到30年代中期，一套全面的运用原则已被制定出来，并且在皇家空军参谋学院和帝国防务学院予以讲授。 [ 注：见Lt．Colonel David J．Dean，USAF，“Air Power in Small Wars：The British Air Control Experience，”Air University Review，34，no．5(July－August 1983)．24－31，连同那里引用的资料。 ]
两战之间时期里，皇家空军发展的其他主题集中于未来，强调针对敌人的物质和士气资源进行独立的空中作战。无论如何也要避免重复第一次世界大战那种大杀戮：这是一个在英国享有广泛共识的观点，尤其符合皇家空军参谋人员之意。据争辩，针对资源、而非针对敌人力量表征的空袭即将使战争重获决胜性质，又将产生一种来得快得多、从而说到底人道得多的结局。在这方面，同样是特伦查德领头，越来越强调针对敌人士气进行空袭的决定性作用。对于特伦查德(如果不是对于政府)来说，整个20年代里必要的假想敌是法国，直到希特勒崛起后才换成德国。特伦查德的民族优越感使他根本不担心一场双向空战；他确信，法国将“第一个痛得直叫”。直到1936～1937年，政府内、主要是财政部内头脑比较清醒的人才克服了皇家空军的一贯主张，即将其主要资源投给轰炸司令部。将重点转向空防以及战斗机司令部的决定来得非常及时，但它并未反映大多数空军参谋人员的看法。
在美国，陆军空中军团战术学校将杜黑和米切尔的笼统观念转化为一套精细的实用信条，用于对敌方工业网络的打击行动。从1920年建校起，战术学校的课程就涵盖了空中战略战术的所有方面。然而从 1926年左右开始，轰炸机在地面兵力之外独立作战的战略作用浮现为一项重要主题，1932年后更成了支配性主题。可能因为发现杜黑示意的那种轰炸机编队规模大得无法想象，一些教官开始设想是否有可能通过对一国工业的精细和科学的研究，挑出某些特殊的目标，其毁坏足以导致整个工业或一系列工业瘫痪。如果这样的一些“瓶颈”目标能被确定和摧毁，就有可能用一支相对较小的军队，以差不多是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打击使敌方战争生产无法继续，从而使敌人无法进一步抵抗。据此，以美国为测试案例设计了一些实例研究，以确定工业集中程度、各种不同工业的组成部分、各部分的相对重要性以及那些看来是最关键的目标易受空袭损伤的程度。
确定目标是一回事，从空中打击它们则是另一回事。然而，至少在乐观主义者想来，技术跟得上。新的B－17轰炸机具有被认为必要的航程、速度、飞行高度以及炸弹携带能力。当采购改良型斯佩里 (Sperry)轰炸瞄准器和新式诺顿·马克－15(Norden Mark ⅩⅤ)轰炸瞄准器的订货单发出时，看来这么一天可能已为期不远：那时一支或许由 100架B－17轰炸机组成的空中舰队能从某个友国基地(也许在英国)起飞，以很高的高度(约2.5万英尺，目的在于超过敌人高射炮和空防战斗机的有效高度)飞行几百英里。在敌方上空，为了多倍增加对目标的炸弹投放量和轰炸机自载枪炮的防御火力，它们集合成一个庞大的阵列，将用新式轰炸瞄准器仔细地瞄准目标，扔下炸弹，然后飞行几百英里返回基地。在身后，它们将留下一个即使不是被毁坏、也是被严重削弱了的工业(实际上或许只是一个工厂，但这样来选择，以致其毁灭必不可免地令整个工业瘫痪)。据决定，如此的空袭应当在白天进行，因为轰炸的准确性可望较高。然而，这支轰炸机编队是否应由战斗机护航至目的地，答案是否定的，主要因为当时尚无续航能力足够的战斗机。 [ 注：一位参与者叙述了这所战术学校的工作，并且谈论了它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空军战略的影响。见Major General Haywood S．Hansell，Jr．，The Air Plan That Defeated Hitler (Atlanta，1972)；一项简短的论述可见我的著作Strategic Bombing in World War Ⅱ：The Story of the U．S．Strategic Bombing Survey(New York and London，1976)，4－12，本段和前面一段取自该书。 ]
这些就是经简要勾勒的、美国陆军空中部队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怀抱的理论——“在白昼对所选目标进行精确的高空轰炸”理论。随后的事态将显示这个理论的诸多缺陷，其中必然包括：(1)关于敌人目标的精确情报随时可供使用这一潜在假设；(2)夸大尚处于纸面设计的预期能力、同时尽量低估限制性因素的可能影响(其中至少有天气条件对飞行作战的影响)这一流行倾向；(3)以偏概全的思维模式，即一种肯定并非空权理论家们才有的简化论，它导致集中关注手段而非目的，伴以将摧毁与控制两者混淆起来的倾向，同时将战略问题简化为目标问题；(4)对轰炸机自卫能力的总的过高估计，轻视一支英勇专一的空中防御力量可以造成的威胁。然而，从理论的观点看，有一点应当是清楚的，那就是起初的美国观念极为强调兵力精巧使用的节省性，这不能被当作杜黑式的幻想而嗤之以鼻。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不同的理论家和世界各大国中间对于空战的不同认识并非来自普遍接受的空权原理。尽管杜黑和米切尔多方努力，但他俩当中没有哪个证明是马汉或约米尼那样的人物，可以让空权的热烈崇奉者们从中得出战争第三维的奥秘。相反，飞机的应用是每个大国内部独自选择的结果，反映了一种将飞机的独特能力整合起来支持地面和海上兵力、或者用于其独立作战的努力，整合的方式既是国家负担得起的，又符合国家目标的实现。一种次要的推动力，尤其在美国，是创立一个独立的空军军种的努力，这个军种的创建将归功于它的能力——履行任何其他军兵种无法完成的一类独特使命的能力。
三
爱德华·沃纳的论文发表于《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之后不到两年，同盟国便使得大战告终。正如伯纳德·布罗迪后来所说，“空权的威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了有力的证明。然而，被证明了的是米切尔的观念，即所有各类飞机都大为有用，而不是杜黑的观念。最为壮观的成功，空军赢得各个较老军种的无保留的尊敬和赞扬，是在战术的运用方面。与此相反，纯粹的战略成功不管在特殊的环境中有多深远，却从未使得尚无定见的观察家们完全信服”。 [ 注：Brodie，Strategy in the Missile Age，107．这是一个本来就不指望得到普遍赞同的观点。1977年，一位持有定见的观察家、战时美国空军第八大队司令官艾拉·C．埃克中将把这段文字说成是“一种歪曲性的偏见，完全脱离事实”。 ]
大量资料很快就成为理论家和批评家们可以使用的，其丰富程度在早期的战争史研究中无与伦比。除俄国外，每个主要参战国的空军活动都得到了完全的披露：就德国和日本而言，这是因为它们别无选择；就意大利和法国而言，是因为本来就没有多少可谈；而就美国来说，则是由于它的政府、高级空军官员和公众在新建立的“原子盾牌”后面感到安全。在联合王国，政府行使其传统的限制，但未达到如此地步，以致不让发表老资格的空军司令官、空军主帅阿瑟·哈里斯爵士直言不讳的评论。 [ 注：Arthur Harris，Bomber Offensive(London and New York，1947)． ]
关于杜黑和米切尔的理论遭遇的情况，布罗迪所作的解释是一位批评家的解释，这位批评家批判了对德国和日本的战略性空战，而且确实到50年代中期，他已开始认为这些战役不可避免地源于19和20世纪工业国家中间的一种超出理性范围使用武力的倾向。不仅如此，他相信这些战役显示了走向一个甚至更具破坏性的未来的途径。然而，布罗迪的批评虽然带有对原子弹和热核武器武装起来的未来感到恐惧的色彩，但仍是有节制的，限于他所见的证据。其他许多人可不是如此；对于他们，诺布尔·弗兰克兰令人难忘的评论更为适切，那就是人们宁愿感受而非了解战略轰炸。虽然这里不适于总结关于二战中战略轰炸的有效性的无尽争论，但仍然应当提到几个基本主题。 [ 注：在美国，一个总统委员会(美国战略轰炸考察委员会，简称USSBS)在1945～1947年总共发表了321份报告：关于欧洲战争的212份和关于太平洋战争的109份。该委员会的故事在MacIsaac，Strategic Bombing in World War Ⅱ一书中得到了讲述。这部书还简要地叙述了它的较小的对应机构——英国战略轰炸考察组(简称BBSU)。又见伽兰出版公司出版的该委员会报告选编的总导言(The U．S．Strategic Bombing Survey：Selected Reports in Ten Volumes 〔New York and London，1976〕，Ⅰ：vii－xxix)，它综述了直到1975年仍在进行的、关于二战期间战略轰炸的效用的争论。 ]
就在西欧的战争而言，争论主要集中在(1)地区轰炸政策的无效和非人道，这一政策被皇家空军轰炸司令部宣称为旨在打击德国平民的士气；(2)美国精确轰炸努力的姗姗来迟的效果；(3)美国攻势到1946年初的趋势，即趋于一种更像棍棒而非利剑的轰炸努力；(4)考虑到在当时环境中，仅仅依靠空军证明不足以取胜，那么用于轰炸战役的巨量物质和人力资源是否可能以别的方式更好地得到使用。对于日本，争论主要集中于投掷原子弹的决策。考虑到日本未经可怕的入侵而同意投降，原子弹的效用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美国在1945年3月采用新战术，导致日本一些城市焚毁，但这遭到的批评在多年里远少于本来能够料想的。珍珠港事件和随后日本对战俘的暴行似乎使差不多任何反应都成了正当的，而且无论如何，原子弹问题很快吞噬了所有其他问题。
虽然美英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轰炸广受关注，而且确实构成两国大多数战后规划的基础，但空中战争的某些并非杜黑式的方面至少同等重要，当依据所费努力和每个战区的战术成功衡量时甚至更重要。
纳粹德国空军虽然在技术上是个独立的军种，但就其信条发展和装备而言，始终处于最高司令部的牢固掌控之中。它的战斗飞机、空降部队和空运单位的作用，都按照支持德国陆军作战的需要来规划。德国进行那种有希望独立于地面部队来决胜的远程空战的能力，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微乎其微。这并不是说皇家空军赢得“不列颠之战”轻而易举，那事实上是又一场“你一生中曾见到的最险的竞赛”，而是说德国的装备、使用信条和领导素质剥夺了德国空军任何真正的成功机会，就像它们后来在斯大林格勒的空运行动中造成的那样。的确，30年代期间德国的“杜黑主义者”不时出现(瓦尔特·韦费尔将军到1936年去世为止一直是其中最突出的)，但他们证明不得其所。必须记住，至少到1943年为止，希特勒本人设想的是这么一种征服：能够增大德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不会造成一片毫无用处的残砖断垣。
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各自有一支空中力量，然而只有海军的航空部队才形成了强大的远程打击力。1942年4月，在它取得珍珠港胜利后四个月内，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按照罗斯福总统的说法是从香格里拉)发动了对东京的哈尔西－杜利特尔空袭，表明了日本规划者们没有考虑到的一种新的易受伤害性。5月，珊瑚海战役成了第一场彼此间始终看不见的舰队之间的空中交战。1942年6月在中途岛海域，勇敢与运气相结合，使得四艘日本航母被击沉，从而向全世界昭示海战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苏联空军对战争最后胜利的贡献模糊不清，这由一个事态——战后年代苏联起初贬低美国发展的那种空军的重要性——得到了最佳显露。当时就像现在，苏联空军主要、但非完全由设计来支持地表兵力的飞机组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类兵力主要是陆上部队，现在也包括海军部队。50年代事实上不存在的轰炸机差距，如同60年代初事实上不存在的导弹差距，更多地出自观察者的脑袋，而非出自有关的兵力，这与德国空军在1936～1940年间的心理优势有所类同。
1945年后对美国空军有巨大重要性的空权理论的一个方面，关系到现在所称的战术空军，尤其是在被用来支持地面部队时它的指挥和控制问题，但这大体上被历史学家们忽视了。30年代在空中军团战术学校，当时所称的攻击飞行被赋予三项功能。第一项是必要时由追击飞行协助，获取战区制空权。确立对敌方空军的优势——如果可能的话绝对优势——被视为本身就是一支空军能够对地面友邻部队做出的单独一项最大贡献。优先程度稍次的是打击地面火炮有效射程所不及的敌军及其补给，从而将战场孤立起来，这现在称为战场闭锁或阻断。第三，也是最后一点，是直接攻击战场上的敌军，或曰近距空中支援。
1942年末和1943年初在北非的经验似乎肯定了这一优先次序排列，至少对空军人员来说是如此。然而，直到1943年5月突尼斯战役结束为止，地面指挥官仍持怀疑态度，部分地是因为他们不满空军指挥官力图确立对所有空战手段的集中控制，这将增大在战区统帅看来运用空军打击关键要点的灵活性。空军人员设法搞了决定性的一招，那就是在 1943年7月由陆军部发布100－20号野战规章手册(FM100－20)《空中力量的指挥和运用》，这是一份由陆军空中军团起草的文件，未经陆军地面总部协助。它一开头就用大写字母断言：陆权与空权是平等和独立的力量，彼此互不附属。
这部手册接着讲明：“内在的灵活性”将被视为一支空中力量的单独一项最大资产；只有在指挥权由一位仅对战区统帅负责的空军将领掌握时，这种灵活性才能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不能再将空中力量划分给下属的一个个师级或军团级指挥官，以致浪费空军潜在的决定性作用。这部手册还列出了一个明确的空军战术等级次序：(1)空中优势；(2)闭锁；(3)近距空中支援。在欧洲，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后，可用的飞机和空勤人员非常充裕(用来对付业已风雨飘摇的德国空军)，使得空军官员已无必要对他们的地面部队伙伴挥舞FM100－20；时机和环境已给空军提供了足够的条件，让它去干自己想干的任何事情，而那些尚有的争论是就具体作战行动而非原则分歧发生的，尽管对于两边的墨守教条者，原则分歧依然大有意义。
就眼下的目的来说，空权理论之应用于战术空军，其成熟化有两个重要方面要牢记：第一，在战后初期，随着将重点置于发展“新的空中原子时代”的远程力量，战术空军及其作战原则被忽略了；第二，到 60年代中期在印度支那，1943年那种关于集中控制的争斗不得不全部再来一遍，不是与地面部队斗，而是与其他三支空军力量——海军、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各自的空中力量斗。 [ 注：见：William W．Momyer，Air Power in Three Wars(Washington，D．C．，1978)； Thomas A．Cardwell Ⅲ，Command Structure for Theater Warfare：The Quest for Unity of Command(Maxwell Air Force Base，Ala．，1984)。 ]
四
1945年8月对日本投下两枚原子弹，距今已有几十年。在这期间，关于空战(现在是太空战)的理论构建已几乎成为一个自立自足的行业，一个充斥着大量博弈论者、统计学取向的行为主义科学家、经济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的行业。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似乎醉心于一套艰涩的行话，其下意识的目的在于使不可想象的事情变得是理性的。尽管同核武器相关的战略话题超出本文讨论的范围，但它与1945年以后的空权有如此密切的联系，以致这里不可避免地要谈几个看法。
在核战略领域，思想具有震撼性(即使有时很短暂)的参与者罗列起来有一长串。 [ 注：我自己的“短名单”包括：伯纳德·布罗迪，赫尔曼·卡恩，亨利·A．基辛格，阿尔伯特，J．沃尔斯泰特，托马斯·C．谢林，奥斯卡·摩根斯坦，P．M．S．布莱凯特，安德烈·博弗勒，阿利斯泰尔·布赞，皮埃尔·高洛瓦，罗伯特·E．奥斯古德，威廉·W．考夫曼，马克斯韦尔·泰勒，V．D．索科洛夫斯基．巴兹尔·H．利德尔－哈特，詹姆斯·M．加文，迈克尔·霍华德，约翰·斯莱索尔爵士和雷蒙德·阿隆。 ] 以其不同方式，这些著作家大多论述了核时代的战争问题、而非特别的或仅有的空战问题；就此而言，情况与20世纪早期的航空热衷者们差不多。他们的大多数重要著作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期问世，合起来他们构成了所谓战略学知识分子的核心。对其集体努力的耐心考查，并非一件可以期望飞行员做到的事情。大概的确如此，因为他们内心对于理论的怀疑主义会使得他们困惑所有这一大堆嚷嚷究竟说的是什么。对那些确实做出努力的人来说，结果一般可以预测是两者取一：要么陷入将各个不同“学派”分开的复杂的概念纠葛，要么得出一个直截了当和不很鼓舞信心的结论，即1945年秋天以来浮现的真正的新思想少得令人难堪。
伯纳德·布罗迪1945年11月的论文《原子弹与美国安全》(后来经扩充收入《绝对武器》一书，作为其中的两章)标新立异地将威慑作为核战略的主导概念。“至今为止，我们的军事力量的主要目的是赢得战争。从现在起，它的主要目的必须是防止战争。除此以外，它不能有几乎其他任何目的。” [ 注：Bernard Brodie，The Absolute Weapon(New York，1946)，76．在1946年8月，当时一名年轻的、对布罗迪著作一无所知的皇家空军飞行中尉阿瑟·C．克拉克得出了本质上相同的结论：“防御未来武器的惟一办法，是防止它们被运用。换句话说，这是政治问题而根本不是军事问题。 ] 在此后20年里，布罗迪为这一领域的思想家们确定了步法。他的《导弹时代的战略》即使在今天，仍是我们所曾见过的关于两大根本问题的惟一真正经典，即武力结构问题(多少才足够)和武力姿态问题(进攻、防御、报复、抢先打击，等等)。与研究原子武器问题的某些早期著作家不同，布罗迪正视事实：时钟很可能无法倒转，紧迫的问题将成为如何规范新武器，以便将使用它们的可能性、连同它们一旦被使用就会造成的破坏减至最小程度。他的恢弘的现实主义使他有别于包括爱德华·米德·厄尔在内的其他某些理论家，后者拿出了一种比较绝望的论辩方式——除了将战争定为非法而予以禁止，看不到有任何答案。这是个现在令人遗憾地、但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可信性的主题，其积极追求者可以在构成当代战略思想的军备控制和裁军一派人中间找到。 [ 注：厄尔1946年6月在《耶鲁评论》(Yale Review)上发表的论文“空权的历史影响” (Edward Mead Earle，“The Influence of Air Power upon History”)以这样的思想得出结论：“除非我们消除战争，否则战争终将消除我们：这已不再是纯粹的虚辞浮言。”〔由于大多数读者是通过尤金·埃米《空权的影响》(Eugene Emme，Impact of Air Power〔New York，1959〕)一书所引的片断接触到厄尔的论文，因而我要指出，埃米的省略完全掩盖了厄尔结论的凄凉色彩，例如他略去了本注援引的上述论断。〕 ]
起初，比起更紧迫的战后重建和美苏冷战加剧问题，1945～1953年间的空战理论构建工作处于次要位置。战后复员发展到美国军事力量瓦解的地步，这很快导致政府采取一种通过威胁使用原子弹、后来是核武器进行报复的威慑政策，一种在那些年里形式和细节变动不已、概念实质却依然如故的态势。 [ 注：对于我在本文中弘扬的观点，最好的简要论述见伯纳德·布罗迪在其“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Strategy”一文中所作的最终评论(International Security 2，no．4〔Spring 1978〕，65－83)。 ] 起初，美国的“原子垄断”仅由很少数武器构成，它们只能由超大型轰炸机来投掷，还须经过精细复杂、很耗时间的装配过程，在40年代一度只有六个合格的装配组可用。但到50年代中期，由于技术突破，加上朝鲜战争导致资金限制大为放宽，一个“核充裕”时代得以开始，它在大规模报复“信条”中反映出来。
使用核武器来进行大规模报复，其概念起源可见于早在1945年秋亨利·H．阿诺尔德将军和卡尔·A．斯帕兹对美国国会作的证词。 [ 注：见我的论文：“The Air Force and Strategic Thought，1945～1951，”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Program Wording Paper #8，The Wilson Center，Washington，D．C．，June 1979。又见： Samuel F．Wells，Jr．，“The Origins of Massive Retaliation，”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6，no．1 (Spring 1951)，31－52；D．MacIsaac and S．F．Wells，Jr．，“A Minuteman Tradition，”The Wilson Quarterly 3，no．2(Spring 1979)，109－124。 ] 贯彻这一思想所需的军事能力来源于1951年夏天所作的预算和兵力结构决定，而其1954年初的宣布(随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长达一年的防务政策评估之后)，是由朝鲜战争令人沮丧的经历和艾森豪威尔关于美国经济未来易受伤害性的担忧驱动的。本质上，它是一项经济性而非战略性的决定。
对于大规模报复在除了美苏最终直接敌对的情况下是否可信，理论家们立即提出质疑。还有一些人怀疑引入一个“过头摧毁时代” [ 注：“过头摧毁时代”是马克斯·莱尔纳的一部著作的题目(Max Lerner，Age of Overkill〔New York，1962〕)，但这个命题来自拉尔夫·E．拉普(例如，Kill and Overkill〔New York，1962〕)以及多年里和他一样为《原子科学家公报》(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撰稿的学者。 ] 是否心智正常，争辩说对于威慑的需要而言，拥有可靠地投掷相对很少的核武器的能力就足够了。尽管美国海军在1957年费了大劲，“有限威慑”派(the“finite deterrence”school)从未在美国真正冒尖；在欧洲，尤其在法国，但某种程度上也在英国，出于必要它得到了采用。艾森豪威尔统治下，大规模报复的威胁随时间推移被愈益淡化，同时采取步骤改善常规(非核)军事力量，以用于不那么致命的对抗。这一趋势在肯尼迪政府时期加速发展(“灵活反应”)，但与此同时做出的另一项决策将导致战略核力量增长到先前梦想不到的地步，主要是通过将重点从轰炸机转向海基和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由此，战略核武力将由1000枚民兵洲际导弹、54枚大力神洲际导弹和41艘各自装备16枚潜射导弹的北极星级潜艇组成。
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可能会断定，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在1961年做出的决定构成真正的分水岭。改善了的灵活反应能力促成了在越南试验身手的意愿，如果不只是一种渴望；而且，在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冷酷地加以炫耀的战略力量增长，导致了苏联人的一项决定——决不能再次被美国人手中极大的战略力量优势压倒。这样一个在苏联问题专家中间不被广泛接受的命题将不得不经受住一种指责，即它代表的不过是一种“发生于其后，必为其结果”的论辩；它将不得不证明，俄国70年代的军力增长出自一种“永远不再”综合症，而非出自创建这么一支兵力的渴望：它能够进行解除敌方武装的第一次打击，或者能够根据美国关于其自身兵力及其同盟的指挥和控制机制之易受伤害性的观念来进行“核讹诈”。 [ 注：对于1979～1983年间关于“易受伤害性窗口”和其他神话的文献，有一项我做的评述，即David MacIsaac，“The Nuclear Weapons Debate and American Society，”Air University Review 36，no．4(May－June 1984)，81－96。 ]
因此，涉及核武器的空战和太空战，连同就此问题进行的理论构建，现在处于地狱边缘，尽管80年代早期过高的“噪音水平”与之相反。没有一个超级大国看来能够克服如此的国内势力：它们决意改善威慑，靠的是令其失败的代价成为共同自杀。正如艾森豪威尔时期以来使得核扩军恢复理智的其他每一项创举那样，1978～1979年间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SALTⅡ)建议在总统政治和国际危机这一对问题上碰壁。未来的分析家与历史学家应当牢记至少一个不受欢迎的事实：将核空战理论的发展从出自冷战主动行动的种种防御态势变化中清理出来，是一桩简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五
1945年以来的常规空战受到理论家们的注意少得多，虽然它频频发生——最著名的是朝鲜战争(1950～1953年)、阿以战争(1967年和 1973年)以及印支战争(1960～1975年)。在航程、速度、有效负荷以及武器投射精确性方面的进步非常显著，但难得对地面战争进程施加了决定性影响，其中在1967年对于埃及的效果尤其引人注目，在1972年 10月对于河内也可以争辩说有很大效果。
朝鲜战争开头几个月内，总的形势要求立即动用少量可用的飞机直接支援地面部队。1945～1950年间，战术飞机被置于次要地位，在理论领域也是如此，这导致美国远东空军司令O．P．威兰将军在一些年以后评论说，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没有写下来，或者即使写下来了也没有传播，或者即使传播了也没有得到阅读或理解。除了中国出兵干涉后对于朝鲜的北端是例外，空中优势不大成问题，而且空军的最大限度努力投入闭锁敌人的补给和增援。在此，1944和1945年在意大利北部的教训不得不全部重学一遍：空中闭锁要有效，地面部队就必须掌握战术上的主动权。仅仅独自作战而无协作的地面部队向敌军施加压力，空军尚能骚扰敌人和阻滞其补给，但不能靠自己得胜。 [ 注：见M．J．Armitage and R．A．Mason，Air Power in the Nuclear Age(Champaign，Ⅲ，1983)．chapter 2。官方史见Robert F．Futrell，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in Korea，1950～1953(New York，1961；Revised edition．Washington，D．C．，1983)。四位高级指挥官的一项颇有价值的回顾，见Richard H．Kohn and Joseph P．Harahan eds．，Air Superiority in World WarⅡ and Korea(Washington，D．C．，1983)。 ]
朝鲜战争后，美国战术空军再一次走下坡路。压倒性的重点是扩充战略空军。朝鲜战争的经验被视为不合常规，将来不大可能重演。1955年，朝鲜战争期间任空军部长的托马斯·K．芬勒特写道：那场战争是“一个特例，就其在美国远东对外政策中的未来作用而言，空军从那里学不到什么”。远东空军的最后报告表示同意，声称“任何试图模仿朝鲜战争的需要来建设空军的努力，都肯定能对美国造成致命损害”。 [ 注：引自Armitage and Mason，Air Power in the Nuclear Age，44。 ] 虽然这些观点最后占了上风，另一些军事思想家却仍试图阻止对战略空军的极度强调。
威兰将军1954年从远东回国接管战术空军司令部，开始了一场不成功的为时五年的斗争，以求战术空军得到一个平等的地位。然而，他将大部分努力投入为战斗轰炸机创建一种核能力(在整个50年代后半期，“战术”核武器将用于“下一场战争”这一点被视作当然而得到接受)。结果，专门设计来用于空对空(或夺取空中优势)的飞机被忽视了，常规军火的发展被停顿下来。威兰在1956年表达了一种观点，即“最近的将来最有可能的冲突将是一种边缘类型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将主要是一场战术性空战”。尽管有这种看法，但上述情况还是发生了。 [ 注：Ibid．，44－46． ] 在英国，空军主帅约翰·斯莱瑟爵士走得更远：“我们必须预期可能面对其他像朝鲜战争那样的战争……有一种观念认为，空中优势能以某种方式替代在这类战争中地面的艰苦战斗和职业技能，那固然潇洒，但只是幻想；……所有这些对希望空权将提供某种胜利捷径的人来说，是帖清醒剂。” [ 注：Ibid．，45．这番话来自斯莱瑟1954年10月发表在《外交》季刊上的文章。Air Power and World Strategy”。在几年后的The Great Deterrent(New York，1958)一书中，他争辩说，即使空军人员，也最好将其注意力转向抗击“白蚁式策略，即颠覆、渗透以及利用诸如不成熟的民族主义等因素”。然而极少有人采纳这种看法。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殖民战争中(例如在1945～1954年的印度支那战争、1948～1960年的马来亚战争和1954～1962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空军差不多完全以支援方式起作用。很少数研究这些事态的分析家一般都断定，空军的最有效使用是在其非火力作用方面，即侦察、运输、联络，加上总的来说为其他军兵种提供更大的机动性。这样的结论在美国没有引起什么注意。“决不再有朝鲜战争！”的疾吁透露出其他考虑，连同事实上所有集中于打大规模战争(最可能的是同苏联，大概是在欧洲)的预备性思想。当以色列空军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对埃及空军进行“珍珠港式”的打击时，美国空军人员已被在印度支那施加的限制弄得沮丧不堪，他们从以色列的规划和实施中看到了他们懂得的那种空战。
从空权理论和原则的观点看，美国1965～1972年间在印度支那的努力提出了几个问题。历经演化的指挥－控制安排由外交考虑和美国军方内在的体制必须共同驱使，造就了一种形势，在其中五场各自独立的空战看来同时展开：其一是在南越，包含了最大的努力，取得了最大的军事成功；其二是对北越；另外两场，当时大多保密，是在老挝北部和柬埔寨；第五场是老挝南部沿胡志明小道。绝大多数公众注意力集中在对北越的空战上。
那场空战的最初目标是：(1)迫使河内政府撤销对南方叛乱者的支持；(2)截断给南方的源源不断的物资和人员供应；(3)通过显示美国对战争的承诺来提高南越亲政府力量的士气。关于如何实现这一点的决策由在华盛顿的政府严格控制，它规定空袭的时间、步调、目标优先次序(直至单个目标)，甚至出动架次。从一开始，严格的“交战规则”就限制了战地指挥官的选择余地，甚至由于不准攻击建造中的萨姆导弹发射场乃至空军机场(因为害怕杀死在那里的苏联和中国顾问，从而导致超级大国之间紧张的可能的升级)而禁绝了为取得空中优势所必需的步骤。如果政府有理由担心无意中的升级，那么它将其空中力量(包括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空中力量)投入到一场半心半意的、“有控制地使用有限压力的逐步升级”努力中去的决策却并非如此。并无使用空中力量来达到有限的、本质上是心理性的目标的先例存在，更不用说在一场由一万英里以外的大本营指挥丛林战争当中。
在这些限制下，空军人员焦躁不满，但并未反抗。相反，他们在逆境里尽力而为，希望他们的政府领导人将逐渐看清事理。经常地在南越 (例如1968年的溪山围困战中)，偶尔在北越(例如1972年以“后卫”为代号的轰炸战役期间)，空权在当时的有限环境里证明是决定性的。然而在总体上，就所有新战术和武器(例如空－海救援技术、直升机和固定翼强击机、落叶剂、精确制导武器)的实验而言，印度支那战争的经历既令理论家、也令实干者失望。当然，除非我们提醒自己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在印度支那的英雄主义记录永远不能被玷污。
以色列1967年的成功不能在1973年重演，这既归因于埃及人的进攻出其不意，也归因于陆基防空的巨大改善(地对空导弹和雷达制导快发高射炮)。美国人在印度支那面对的是早先一代的萨姆导弹，而且拥有对大多数(但非全部)地面目标的相对有利的空中条件，因而证明能够应对。然而，仅仅过去十年里的技术发展，尤其是源于几乎日新月异的微电子学的技术发展，就将整个进攻对防御问题置于受怀疑的境地。
这一点没有什么地方比在欧洲更明显。在那里，背后有着印度支那战争要打的美国人促进北约空军力量大幅度扩充，以制衡华约在机械化地面战争装备上的优势(同时也对付苏联前沿和远程航空力量令人惊恐的增长)。北约的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兼备常规能力与核能力，它们的首要功能是威慑。然而，如果投入实战，双方都没有人能够拿得准究竟会发生什么，因为届时空域的繁忙程度将史无前例，而且电子战技术和迅速出现的萨姆导弹技术富含不确定性。
关于当前常规空战技术的杂乱的发展，惟一确定的是其不断盘旋上升的成本，它正在驱使单架飞机的价格攀升到数千万美元。这成本增加势必导致减少可得到的飞机的数量(即使假定确实不会减小将它们投入战斗的意愿)，因而一些空军人员——通常是孤独的背叛者——开始呼吁退回到拥有性能稍差但数量更多的飞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倒真是个分水岭，因为空战史上还没有过驾机打仗的飞行员愿意事先放弃技术上的好处。然而，飞机相对于防空武器的日益增加的易受伤害性，加上高昂的单机造价，可能合起来导致重新评估传统的优先次序。
一种可能的重心转移是从武器平台即飞机转到武器本身，特别是精确制导武器，或曰PGM。空军人员自然倾向于集中关注武器平台本身，尤其是关心改进其速度、航程、敏捷性以及其他飞行特征。同样自然的是，空军人员已证明不乐意促进遥控驾驶飞行器、或曰RPV领域的迅速发展。无论空军官方发言人如何否认这一点，遥控驾驶飞行器不被大多数飞行员当作一个合适的讨论题目，因为在他们中间有一条信仰，那就是有人驾驶飞机能够比无人驾驶飞机更好地完成任何任务。
两名英国空军高官近来思考了空军现在面临的某些问题——从政治制约到易受伤害性和成本——有何未来含义。他们的结论是，要解决当前种种两难，就必须依靠改进战术精确性。他们争辩说，如果新技术能被配合来实现这样一个目的，政治领导人便可能更愿意指望空军，把它当作一个在事变开头就能普遍使用的工具，而不是一种最后依靠的武器。关于易受伤害性和成本，他们写道，这将意味着“被置于危险境地的攻击飞机的数量必须减少，与此同时需要打击更多的地面目标。解决这项两难的办法必然在于一种战术，它使飞机能够逍遥于最有效的防御之外，同时能够使用高度精确、灵活和多样化的武器。从过去注重武器平台的性能转到注重武器的性能，不仅必不可免，而且绝对必要”。 [ 注：这则引文以及前一段，见Armitage and Mason，Air Power in the Nuclear Age，256 257。该书第9章“Challenge and Opportunities”是对这一主题的极佳概述。 ]
着重点的任何重大变化是否近在眼前，仍是不确定的。一个重要的阻碍因素在于过去几十年里空战经验相对贫乏。实例不仅规模小——没有一个大得足以被认为是最终权威性的——而且它们都相当短暂。此外，对于这些有限的经验“证明”了什么的任何答案，都被所追求的目标的有限性搞得混浊了。另一问题是现存的各种官僚机构、局部利益和山头能多大程度地适应变化。仅举一例：在美国，虽然遥控飞行器现在由陆军和空军研究开发，但即使是关于将遥控飞行器纳入的组织影响，每个军种都有其自身各个部门内部的问题。
在本文内，空战领域里没有任何东西比它将来的道路更不确定。正如开篇所说，技术的影响和实干者的行动从一开始就起着比思想更大的作用。我们甚至可能达到了一个技术发展的门槛，它能显著地改变空权的含义。电子战、新型卫星能力、精确制导武器以及无人驾驶飞机提示了一个飞行的新时代，就像它们已经开始创造出一系列新词汇那样。的确，空间旅行、航天飞机以及使用激光束和遥控能量武器的“星球大战”技术的发展，为空军人员预兆了一种极其新颖的前景。一个人可能会有些沮丧地得出结论：技术本身可能是当今最重要的空权理论家；就目前而言，发明可能是应用之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