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战略家的政治领导人·第十七
作者：彼得·帕雷特·主编·美国
戈登·A．克雷格·美国
出自————《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政治领导人在指导一国战争努力方面的适当作用，理论上难以确定。克劳塞维茨说“政策是指导，战争只是工具……因此，除了使军事观点服从政治观点外，别无可能”，然而这一论断虽有理论上的重大意义，但对于任何试图制定20世纪战争的决策规则、或者描绘决定战略责任的人，几乎没有什么用处。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revised edition(Princeton，1984)，607． ] 正如戴维·弗雷泽论辩的那样，如果“战略艺术在于确定政治性质的、或者应当是政治性质的目的，从这目的推导出一系列有待实现的军事目标，按照它们造成的军事需要以及为满足每项需要而很可能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来评价这些目标，针对这些需要来衡量可用的和潜在的资源，并且从这一过程中规划出一套内在连贯的轻重缓急次序和理性的行动方针”，那么难题便是：这推导、评价、衡量和规划有多少落入到政治领导人的权限之内？又有多少成为军事性的职能？ [ 注：David Fraser，Alanbrooke(London，1982)，215． ] 显然，它不可能靠任何绝对明确的陈述得到回答，即使是被赋予克劳塞维茨之名的权威陈述也无能为力。
在战争过程中，每逢战略被转化为作战行动，军政权威彼此间的关系也面临差不多同样的难题。爱德华·斯皮尔斯爵士有些刻薄地写道：
倘若由文职官员来检查作战计划和地图，并且解说据此由各军和集团军发给所有各类炮兵和空军、骑兵、步兵、坦克部队等等的无数命令，情景就必定滑稽可笑……只有身怀最危险的缺陷——门外汉的一知半解的人，才会 (提出)这么一种看法：完全未受过军事训练的国务家能够……在不了解任何战场实况的情况下，评价诸如己方火力和敌方抵抗力、进行攻击的步兵部队的突击力及其战术部署之类事情，能够实际上懂得……高度技术性的参谋作业，那代表经过高度训练的专业人员所作的许多星期的研究。 [ 注：Edward Spears，Prelude to Victory(London，1939)，377f． ]
这听起来雄辩，但总觉得言过其实。所有的作战行动都具有政治后果。它们可以增强或减弱一个国家达到其目的能力；可以使之不明智地决意追求新的、出乎预料的目标；可以由于计算失误或实施未果而导致盟友泄气，或者使得敌方获取新的支持。如果说政治领导人过多地干预作战规划和决策能够导致破坏性的后果，那么他们不能或不愿对这些规划和决定行使关键性的控制就会冒大权旁落给军方的危险，那将危害政治领导人对其负有终极责任的国家安全。于是，关于军政各自的适当作用，在此同样难以构建一种并非笼统得毫无意义的理论界定。
在实践中，这些问题通过诸如以下一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得到了解决：政治体制的性质，军事机构的效率和威望，政治领导人的特质与个性。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其中最后一类因素最重要。
一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位宰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可以用作一个极端、但决非独特的例子，说明1914年时所有交战国政治领导人面对的困难。战争一开始，他就发觉自己处于这么一种形势：几乎所有政党、商界、很大一部分大学教授、中产阶级多数以及相当大部分劳工阶级都渴望最为野心勃勃的领土扩张，并且确信战争将使之成为可能。与此同时，他还不得不对付一个同世界其他国家军队相比更少受政治控制、更多被公众崇敬的军方。
从智力和管理才能上判断，贝特曼无疑是俾斯麦最好的继承人，但他同时如格哈特·里特所指出，是“一位缺乏不折不扣的权势本能的知识分子，……他不以拥有权势为乐，他(所以坚守职位，只是因为)将这当作为民族国家效劳、为普鲁士－德国君主制传统服务的一种铁定责任”。 [ 注：Gerhard Ritter，Staatskunst Und Kriegshandwerk(Munich，1964)，3：686． ] 他不是一个斗士，不是那种毫无顾忌、心无旁骛地追随自己目标的意志坚定和意气风发者。他本性踌躇多虑，这使他在遇到傲慢自信者反对时不争而降，在危机时刻容易被宿命论压倒。
因此不奇怪，在1914年8月，贝特曼听任自己被军方的技术性论辩过分打动，身不由己地被驱入一场战争，而这战争是他无论如何已经使自己相信并非不可避免的。他没有参与战争的战略计划设计，也似乎未公开质疑它的基本前提假设，那就是在西线的一场大规模包围运动战将在六周内打败法国，使之退出战争，令英国大为沮丧而不进一步参战，然后大部分德军便可转向东线，以消减奥地利进行阻滞战的困难，并且摧毁俄国的进军。
然而，就贝特曼必须说句好话：在首任最高统帅部的战略失败、旷日持久的堑壕战僵局开始后，他勇敢地奋起力争，以便将战争置于理性控制之下，并且将其导向能够实现的目的。有一度看来他可能会成功。他拒绝了参谋总长法金汉在一切按设想可能影响到战场作战的对外政策问题上都须与之商量的要求，那是个以损害宰相职权来扩大军方权力的公然尝试。1915年里，他赢得了对蒂尔皮茨和其他海军上将们的一次显著胜利，阻止了当时就开始进行无限制潜艇战。他运用自己的全部说服力，去阻止德皇完全落入军方的支配之下，而且到1917年为止，他的这一努力并非无效。
对于那些兼并主义者，他就不那么有办法了。这些人的抱负在他看来不现实、有危险，因为他们威胁要将战争范围扩大到任何谈判媾和俱无可能的地步。到头来，他对此变得那么焦虑，以致诉诸促进损害他本人地位的策略。他设想利用军方的权威来反对扩张主义游说集团，设想找一位会支持他自己的温和路线、同时足够受公众欢迎的将军来迫使兼并主义者就范。他断定，必须说服皇帝罢免法金汉，代之以兴登堡，前者得到的公众支持在损伤惨重但徒劳无益的凡尔登战役期间大为衰减，后者却是坦能堡大捷的英雄。在1916年7月与威廉二世的一次会见中，他直言兴登堡必须立即被任命为最高指挥官。“这是个涉及霍亨索伦王朝命运的问题。有了兴登堡，他就能达成一种妥协的和平：没有兴登堡，他便无能为力。” [ 注：Ibid．，241． ] 几周后，皇帝予以同意，这一变动实现了。
这证明是个严重失算。兴登堡并不希望一种妥协的和平，他的首任军需司令埃里克·鲁登道夫也是如此，后者在攫取领土方面证明比兼并主义者们本身更狂热。更何况，新的最高统帅部的这两位首脑不像法金汉，不那么容易被阻拦在政治决策之外而不得干预。不久，他们便在要求一切最高政策问题上的发言权，并且在获得这一权利；他们还亲自敦促采取那些不会不延长和扩大战争的行动方针。1916年11月，鲁登道夫成功地挫败了与俄国经谈判达成和平的可能性，办法是坚持在军事上有必要从1914年以来德军占领的俄国领土取出一块，在上面创建一个作为卫星国的波兰王国。这一决定导致圣彼得堡的主和派失势，使得俄国人坚持了又一年战争。最高指挥部对此还不满足，于1917年春季要求立即发动无限制潜艇战。
1915年时，贝特曼曾坚定地反对扩大潜艇作战。然而这次，他的抵抗不那么有力，而且到头来他屈从了。他这么做的原因淋漓尽致地表明了战时文职国务家所处的严酷的两难困境。在关键性的御前会议上，贝特曼被挥舞着统计表和技术分析图的海军专家们包围，它们全都证明只要容许潜艇放手大打，就能在几个月里赢得战争。他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面对这种众口一词的保证，他禁不住怀疑自己的直觉。他逐渐使自己相信海军部可能毕竟是对的，从而放弃了争辩。无疑，这是一种软弱的行为，但里特中肯地评论道：所有负责的军事领导人以及皇帝、帝国议会多数和大部分具有政治意识的德国人(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在内)都要求采取一种行动方针，要予以反对的话，就需要一个具有十足非凡的意志和自信的人才行。 [ 注：Ibid．，383ff． ]
贝特曼在这个问题上的投降不够满足最高统帅部，也不够满足兼并主义者：最高统帅部因为宰相放肆地反对军方在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上的观点而恼怒，兼并主义者则明白他仍旧希望一种妥协的、因而也是一种“软弱”的和平。随后的几个月里，这些力量合起来，发起了一场精心准备的运动反对贝特曼的“优柔寡断”，坚决主张除非他被罢免，战争就不可能成功地进行下去。他们的阴谋得逞了，一直努力争取将战争控制在理性限度内的那个人被逐出了宰相府。关于他的倒台，令人惊异的不是其实现方式，而是这么一个事实：没有任何人为他说话。将贝特曼扳倒的不仅仅是军人和商界势力。一些未来的魏玛民主制领导人，例如马蒂亚斯·埃尔茨贝格尔和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积极参与了这一导致贝特曼被解职的肮脏把戏。而且，帝国议会大多数议员给予赞成，社会主义者们保持沉默，一般公众舆论则皆大欢喜，显然相信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会将他们渴望的彻底胜利带给他们。
克劳塞维茨洞察到，战争的成功进行有赖于政治领导人、武装部队和民众激情相互间的恰当协调，而贝特曼下台一事非常显著地证实了这项洞察，因为正是这些力量间的脱节和混乱挫败了贝特曼。军方的自信加上公众的掉以轻心，使得合理地协调德国政治战略与军事战略的一切努力，连同按照力所能及的目标指导其作战规划的一切尝试，统统付诸东流。结果是固执地延长战争，导致几百万人不必要的伤亡，导致德国缺乏资源来支持的、错误地构想的1918年攻势，并且最终导致失败和革命。
二
虽然英国人被设想为在政治上比德国人精细，也较坚实地具备反对将大权授予军方的素质，但是这一差异几乎没有得到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的证实。的确，可以公平地说，英国的第一位战时首相从未像贝特曼·霍尔韦格那么辛苦地努力，试图确保战争被用作政策的一种工具，确保重大战略问题始终处于政治领导人的控制之下。
H．H．阿斯奎思是一位富有才能的国会议员，无与伦比的政党魁首，但他既没有成为一位伟大的战时首相所需的知识，也没有如此所需的精力。A．J．P．泰勒曾评论说：他“不理解战争操作激起的重大问题。尽管决意取得胜利，但他认为政治家能够做出的惟一贡献是不挡道，让自由企业去供应武器，让将军们用这些武器去赢得战斗。” [ 注：A．J．P．Taylor，Politic in Wartime(New York，1965)，21． ] 对于一位英国国务家来说，采取这种态度很奇怪，因为英国是一个海上强国，在对主要基于陆地的陆上强国进行战争时，有着不同的战略选择，那是不能够、也不应当仅仅由军方来挑选的。阿斯奎思怯于自行采取一条坚定的路线，这意味着那些将影响到这场冲突的性质、地点、时间长短、财政代价、人员伤亡和大英帝国未来的基本决定，都得不到合乎逻辑和负责任的制定。它们在各部、各委员会和各参谋机构内被争论不休，而折衷方案又会被发觉不能使任何一方满意，并且证明徒劳无功(就像因为缺乏信心、干劲和资源而失败的达达尼尔计划那样)。最终，国家会滑入一种不可能弃置的战略态势，不管它按照理性是值得支持还是不值得支持的。
战争头两年，在阿斯奎思松弛的领导下发生的大致就是这种情况。在众多战略波动和不幸的达达尼尔事件之后，陆军领导权便落入道格拉斯·黑格和威廉·罗伯逊的牢固的掌握之中。他俩的结合简直就像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联手一样，证明差不多不受文官监督，而且将一套战略概念加诸英国，其结果几乎如同其德国对手的那些一样致命。黑格和罗伯逊都是“西线派”，也就是说，他们确信只有依靠在佛兰德杀戮德国人，战争才能打赢，而且他们准备接受英军由此而来的大量伤亡。在他们的领导下，战争成了消耗战而非运动战。正如罗伊·詹金斯在其阿斯奎思传记中所说(那是对他的主题的一种评判和批评)：“在这些情势下，政治家的工作不再是寻求一种替代性战略，而成了集中精力给杀戮者提供人力和弹药。” [ 注：Roy Jenkins，Asquith：Prortrait of a Man and an Era(New York，1964)，387． ] 一个人除非认为在索姆河或阿拉斯持续下去的大放血是战争的一种合理使用——为了某种可以理喻的目的的合理使用(很难这么做)，那就不得不断定：在贝特曼放弃将战争囿于理性限度以内的努力以前许久，首相就已经这么做了，而且他将自己的职权拱手让给了军方，先是让给基钦纳，后来让给双头统帅罗伯逊／黑格。
阿斯奎思是一位精明的政客，导致他让权的大概是他对舆论潮流的感知，而不是他个人的疏懒。战争爆发前几天，他还在自己日记中厌恶地写道：“大量人群游荡街头，在白金汉宫门前向国王欢呼，直到凌晨 1点或1点半，还能听到遥远的喧闹声。战争，或者看上去可能引起战争的任何事情，总是受到伦敦群氓的欢迎……这种轻浮是多么可恶！” [ 注：Ibid．，328． ]
战争一旦开始，群氓的激情变得更加热烈。阿斯奎思很可能感觉到，任何在战略问题上张扬自己的尝试都必将遭遇公众的非难，导致政府危机。而且，无论如何，一个人怎么能确实证明那些军人对军事前景估计错了？这太难做到了！在1916年7月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超过 1000名军官和2万名士兵阵亡、重伤或据报失踪，还有超过1300名军官和3.4万名士兵受轻伤。这场战役结束之前，英军已遭受了42万人的伤亡。这些数字令人震惊和沮丧。然而，当政府告诫在法国的远征军总司令时，黑格给了他们一种回答，那是在1916年往后的许多场合可以从许多指挥官听到的，而且对于政治家来说总是难以对付。黑格指出：索姆河战役减轻了对协约国战线其他部分的压力，并且分散了敌人在其他前线的资源；与此同时，通过证明英国能够在主战区发动一场进攻，并将德国精锐部队赶出阵地，该战役造成了重要的心理影响，坚定了胜利的意志；最重要的是，这场攻击耗尽了敌军30％的师，因而在未来六周内，敌人“将很难找到兵力……我方连续攻势压力的维持将最终导致敌人彻底败北”。 [ 注：E．L．Woodward，Great Britain and the War of 1914～1918(London，1967)，148－149． ] 谁会去否认这些充满自信的论断的正确性？面对它们，阿斯奎思干脆退避三舍，予以默认。
继任首相戴维·劳合·乔治对战略有较强的信念，较希望予以战争努力合乎逻辑的引导，然而他同样害怕过于直言会遭到公众非难或拒绝。他与军方争辩，告诉罗伯逊“我不会像驱使牲口一样把成千上万的人赶去当炮灰。我们许诺在法国和比利时取胜已有三年时间，但现在那里有什么表明这无休止的搏杀是有效的？我们必须再次攻击一条虚弱的战线”！ [ 注：罗伯特·格雷夫斯援引于 The Observer，March 1，1959。 ] 当陆军司令部却又计划在佛兰德发动新的进攻时，他抱怨这是“野蛮的军事投机”，“疯狂的事业”和“糊涂发昏的冒险”，然而他并未试图禁止军队领导去继续浪费国家的资源，也没有敦促将他们召回。正如莱昂·沃尔弗写道，他太明白“如果黑格立即被解职，罗伯逊便也会因为同情而辞职，整个国家、议会，甚至战时内阁就将激愤万分。罢免黑格还意味着英帝国将输掉这场战争，使敌人得到鼓励，而且肯定严重打击协约国士气”。 [ 注：Leon Wolff，In Flanders Fields(New York，1958)，184． ] 有了这样一些顾虑，加上对他本人政治前途的考虑，劳合·乔治没有过多坚持，于是杀戮照旧继续下去。
在这些情势下，通过谈判寻求和平的想法在英国和在德国一样转瞬即逝。1916年，当兰斯东勋爵向内阁递送一份备忘录，极力主张有力地寻求谈判机会时，阿斯奎思对于采纳这一想法的兴趣，不如对于防止它被泄露给军方或一般公众的关心。一年后，兰斯东采取了一种更直接的方法，在给《每日电讯报》的一封信中公开了自己的建议。用他的传记作者的话说，人们报之以“潮水般的恶言和多得难以置信的谩骂信，它们虽然大多语无伦次，却以英国政治生活中罕见的暴烈为特征”。 [ 注：Lord Newton，Lord Lansdowne：A Biography(London，1929)，468． ] 《时代报》(当时由诺斯克利夫勋爵拥有)以一种很例外的激烈态度谴责兰斯东，罗瑟米尔－赫尔顿新闻社也参加了抨击，将兰斯东的信谴责为“怯懦”、“愚蠢”和“不合时宜”。在这股声讨浪潮面前，无论是劳合·乔治政府，还是反对党，都不想沾上谈判的边。如同在德国那样，军方在业已扼杀战略变换问题后，被容许将在法国的战争进行到非理性的极端，其后果几乎同敌人遭受的一样惨烈。
三
法国政治领导人在大战最初几年的经历近似于他们的德国和英国同行，而且在关键性的1917年，法国提供了文职官员在军事专家的意见面前缺乏自信和屈服让步的绝好例证。不过，在战争最后一年里，政治领导人重新伸张了自己的权威，结果在战争指挥方面，法国便享有了在英德两国都未达到的军政高度合作。
法国以近乎军事独裁的体制开始了这场战争，其原因如耶雷·金所说：
由于复杂的历史环境，法国未具备较好的条件来对付一个进行战争的民主国家遇到的种种问题。几个世纪以来，军方享有巨大的威望，使之在战争开始时占据了对文职官员的一种优势。“神圣联合”这一观念主要有利于保守派，而军方是其中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在1914年8月和9月关键的几星期里，批评指挥部会被视为不忠，如果不是被当作直截了当的叛国的话。政府和议会都遵从指挥部的意见，以此实现公众的期望。据预料，这只是一场短暂的战争，文官权力也只是暂时地被遮蔽。 [ 注：Jere King，Generals and Politicians(Berkeley，1951)，242． ]
然而，法国还有一种革命传统，连同一种期待，那就是它的将领们要么打胜仗，要么被撤换。未分胜负的马恩河战役和消耗战的来临，激起了对法国指挥官的足够怀疑，从而阻止了军事首脑们的优势变得像在德国或英国那么显赫。假如出现一位真正成功的将军——又一位拿破仑，情况就可能有所不同。甚至晚至1917年，政治领导人在同潜在的拿破仑们打交道时仍然小心翼翼，将军们则仍然保有足够的权威，能在作战问题上自行其是，就像那一年4月在贡比涅的一次会议上悲剧性地显示的那样。在那次会议上，共和国总统雷蒙德·普恩加来、总理里博和陆军部长班乐卫审议了尼弗勒将军对德军阵线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的计划。他们对此计划没有信心。他们有权禁止其实施。然而，他们没有能力指出其缺陷，或者提出替代性方案，因此无力阻止之。爱德华·斯皮尔斯爵士写道：“内阁缺乏技术知识，加上受到公众舆论羁绊，因而举步维艰。公众明白自己不懂军事问题，所以不会容忍文官擅入军事领域。(这次会议)是个缩影，显示了民主国家即使在为自身生存战斗时也无法摆脱的可怕的无能局面。战争最高指导方面的这一软弱无力究竟给协约国造成了多少生命牺牲和金钱损失，绝对无法计算。” [ 注：Spears，Prelude to Victory，377． ]
不过，这次会议导致的灾难反倒阻止了法国重蹈上述其他国家的覆辙。文官的怀疑证明太有道理了。在尼弗勒攻势头10天，3.4万人死于战场，9万人受伤，其中颇大部分因伤重而亡，还有2万人失踪。不久整个法军因哗变而遭严重破坏，民众情感决定性地转为反对军方。在由此而来的大改组中，上台领导战争努力的人便是乔治·克列孟梭。
作为19世纪80和90年代议会战争玩世不恭的头领与满怀激情的爱国者的古怪混合，克列孟梭绝非军方的大赞赏者。上任伊始他便表明，在他看来战争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不能任凭将军们独断专行。他毫不内疚地在军事管理和作战问题上大力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冷酷无情地对待军方染指政治领域。1918年3月在伦敦举行的一次协约国最高战争委员会会议上，他猛然打断福煦元帅：“住嘴！是我在此代表法国说话！” [ 注：C．Bugnet，Rue St．Dominique et GHQ(Paris，1937)，273． ] 克列孟梭具有所需的全部政治技能，为他有时是任性的自我伸张纠集议会支持，他还学到了(大多是从他的军事助手莫尔达克将军那里)有关的专门知识，那是他要能够在战略和战术选择问题上有权威地发表意见所必需的。他的观点之明晰有力给阿尔弗雷德·米尔纳勋爵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这位英国国务家于1918年3月建议让克列孟梭担任协约国军队最高统帅。 [ 注：关于整个这一情况，见Harvey A．De Weerd，“Churchill，Lloyd George，Clemenceau，” 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edited by Edward Mead Earle(Princeton，1943)，303。 ]
法国总理也许太明白自己的局限性了，因而不鼓励这个计划，但这丝毫无损于他在指导法国1918年战争努力方面的最高权威地位。在莫尔达克归功于他的成就当中，有重组陆军部，取消许多军事闲差和无用的任命，挑选出新的、富有干劲的部队指挥官，在合理基础上重组总参谋部，使法军在意大利和萨洛尼卡的指挥结构重新恢复活力，大大扩展坦克和装甲卡车生产。 [ 注：General Jean Jules Mordaeq，Le Ministère Clemenceau(Paris，1930)，2：363－367． ] 无疑比其中任何一项都更重要的，是他对1918年德军春季攻势的破坏性影响所作的反应。鲁登道夫的重击在协约国各委员会中造成的战略混乱使克列孟梭确信，贝当／黑格的双重领导再持续下去，必将导致战争失败。于是，他成了实行福煦领导下统一指挥的最坚决、最有说服力的提倡者，而他在将此贯彻到底上面的成功，连同德军进攻势头一开始减弱他便坚持的协同攻击其交通线的主张，是对 1918年7月至11月盟军战略攻势的重大贡献。 [ 注：Ibid．，especially 308ff． ]
无疑，政治领导人在法国的战争指导方面的作用提升，受到一项事实的影响，那就是法国公众舆论比在德国和英国更不稳定，更具批评性。此外还要加上另一项事实的影响——没有哪一位法国将军拥有兴登堡或黑格那样的魅力。然而，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个性这一偶然因素：正是克列孟梭的意志力打动了他的同代人，博得了他们的合作或服从。
四
在其战争回忆录的最后一卷，经过对各不同交战国内部军政关系的一般经历的反思，戴维·劳合·乔治写道：“回顾这次毁灭性的战争，概观国务家和军人各自在战争指挥上起的作用，我明确地得出一个结论：前者在行使对军事领导人的权威方面表现得过于谨慎。” [ 注：David Lloyd George，War Memoirs(London，1933～1937)，6：3421．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情况却远非如此。这从以下三个例子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而在其中每个例子里，又都是个性的偶然因素提供了解释，尽管行使权力的宪法框架也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阿道夫·希特勒是第一个例子。他在他的国家里是最高政治权威，因为他拥有双重身份：总理(先前德国总统的权力于1934年8月被增添进该职位)和德国惟一政党的不可争议的领袖——其他政党和所有其他潜在反对派都在1933～1934年的同质化(Gleichschaltung)过程中被取缔了。通过宣誓效忠和1938年2月重组武装部队指挥部，他对军队的权威牢牢确立：1934年8月往后，所有军官和其他级别人员都要向作为德国国家和民族领袖以及德军最高统帅的他个人宣誓效忠；经过军队指挥系统的重组，则建立起在他直接权力之下的德军最高统帅部 (OKW)。1941年12月，希特勒又解除了冯·布劳希奇将军的陆军 (OKH)总司令职务而亲自接管其职权，从而更直接地指挥陆军作战。他对陆军参谋长解释说，作战指挥这种“小事”是“任何人都能做的”。 [ 注：Generaloberst Franz Halder，Kriegstagebuch，edited by Hans－Adolf Jacobsen (Stuttgart，1962)，3：364．366－359；Hitler Als Feldherr(Munich，1949)，15－46． ]
在这种情况下，全无军方主导战略决策过程的可能。问题成了元首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让他的最高统帅部和陆军作战参谋人员起战略咨询者作用。很快就显而易见，他极少倾向于按照真正的协作去考虑问题。纽伦堡审判期间，最高统帅部作战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在对妻子口述的一份备忘录中说道：
希特勒希望有一个工作参谋，把他的决定转换成命令，然后他作为德军最高统帅将其发布。但仅此而已。即使是像腓特烈大帝那样的人物，也会对照手下将军们往往矛盾的看法来检验和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和决定，但这一事实对希特勒没有任何影响，他讨厌关于战争主要决策的任何形式的劝告。他对于听取任何其他观点不感兴趣；如果即使向他暗示一下这样的观点，他也会暴跳如雷，烦躁万分。 [ 注：Percy Ernst Schramm，Hitler：The Man and the Military Leader，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Donald S．Detweiler(Chicago，1971)，198． ]
战前就已经很清楚(正是在1936年3月进军莱茵地区成功之后，他说“我以梦游者的确信走自己的路”)，希特勒对自己作为带领德国向世界强国地位迈进的领袖的一贯正确，怀抱神奇的自信，而这自信由他的战略在1939年和1940年的成功进一步加强。正如约德尔证实：
这位在海上霸主英国舰队的眼皮底下成功地占领挪威的人，这位以数量上的劣势兵力在40天战役中势如破竹地击败法国令人敬畏的武力的人，在取得这些成功后不再愿意听取军事幕僚的意见，这些幕僚此前曾告诫他不要如此过度延伸他的军事力量。从那时起，他要求他们仅仅提供执行他的决定所必需的技术支持，加上为贯彻这些决定而理顺军事组织的运行。 [ 注：Ibid． ]
实际上，这种自信只不过是自大狂的一种高级形式。一旦转入实际作战，希特勒的战略才能便有局限性，缺乏对于能力和代价的符合现实的估计指引。
希特勒为德国的未来设想的大战略计划，由安德里亚斯·希尔格鲁伯作了很好的论述。 [ 注：Andreas Hillgruber，Hitlers Strategie：Politik und Kriegfükrung 1940～1941(Frankfurt am Main，1965)；“Der Factor Amerikain in Hitlers Strategie 1938～194l，” in Hillgruber，Deutsche Grrossmacht－und Weltpolitik 19，und 20．Jahrkundert(Düsseldorf，190)． ] 在一本长期不为人知的、1928年写的书里，希特勒首次描绘了自己的梦想：使德国成为支配性的世界强国，途径是首先征服并且合并欧洲和俄国，若能借助于英国友善的中立则更好；接着晚些时候，在已经获得殖民基地、而且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之后，通过一场或许同英国结盟进行的战争，打击仍能威胁德国的惟一强国——美利坚合众国。
1933～1939年，朝着完成这一野心勃勃的计划的第一阶段，希特勒取得了显著进展。他起初依靠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外交技巧表演，据此巧妙地利用了西方列强的意见分歧和精力分散，同时成功地对它们隐瞒了自己的真正目的；接着，在1938年春季以后，他依靠军事和政治压力的一种熟练的结合。到1939年秋，当他似乎已断定兵不血刃赢得的胜利不够过瘾时，仍全然不能确定他已穷尽了这种混合战略的潜能。然而显而易见，他一旦放弃政治武器，选择仅以军事力量来追求自己的目标，他的战略天赋便很快证明不足以解决他给自己造成的种种难题。
早在1940年6月，这就变得非常清楚了。当时，凯特尔将军正在将征服了斯堪的纳维亚、低地国家和法国的胜利者颂扬为“全部历史上最伟大的统帅”。这位德军最高统帅部头目本应更确切地称他的元首为战略破产者，因为一个事实——英国拒绝像法国已经做的那样屈膝投降——打乱了他的全局构想，而且他没有任何计划来解决由此造成的种种困难。陆军元帅埃里克·冯·曼施泰因在战后写道：希特勒总是过于相信自己的意志力，以为这能克服一切可能横在他的想望前面的障碍，以致忘记了他的敌人同样拥有意志。 [ 注：Erich von Manstein，Verlorene Sieae(Bonn，1955)，305ff． ] 现在这个尴尬的事实第一次摆在他面前，给战争添加了一个他不明白、也无法支配的方面。这对他的战略有扰乱性和永久性的影响。自此往后，他的战略越来越表现得不耐心，以各种构想糟糕、执行缺乏信心、接着半途而废的计划为特征，并且表现为人力和物质资源使用上的浪费，连同导致灾难性结局的冲动任性。 [ 注：这几句重复我在 Germany，1866～1945(Oxford and New York，1978)一书第721页说过的话。 ]
希特勒的思维在1940年后半年极其反复无常，表明他缺乏一种明确的方向意识。对英伦诸岛的攻击计划构思草率，它所依赖的空中攻势就它试图达到的目标来说谋划不妥。有迹象表明，希特勒无论如何从未很深切地决心进行海狮战役，因为早在7月初，他就在让他的最高指挥官们明白，结束英国参战的关键在于俄国，可能不得不首先击溃之。10月间，当对英国的空中轰炸显然不够有效时，他转而采取另一个行动方针，同墨索里尼、贝当、赖伐尔和佛朗哥开会，力求吸引他们加入旨在彻底切断英国地中海交通线的一系列进攻行动；同月，他还在实际考虑试着劝俄国人去进攻英国的中东属地。希特勒的陆军参谋人员对其主子不断变换战线完全有理由晕头转向，因为他们在五个月时间里奉命为进行海狮战役、占领直布罗陀、亚速尔群岛和加那利群岛、保卫芬兰镍矿、支援在北非的意大利和入侵俄国起草计划。 [ 注：Barry A．Leach，German Strategy against Russia，1939～1941 (Oxford，1973)，78f． ]
到年底，外长莫洛托夫11月对柏林的访问使希特勒确信，纳粹－苏联条约不再有用，长期想往的进攻苏联之时已经来临。这一下他的思路清楚了。然而，随着巴巴罗萨行动的详细规划开始制订，希特勒的参谋中间那些较有先见之明的人产生了某种困惑，不大理解这项行动将有怎样的战略目的，陆军参谋长哈尔德则如其日记所披露越来越担心，怕军事目标会被隶属于意识形态目标，怕摧毁布尔什维克体制和消灭犹太人会占有优先地位，压倒寻求最有效手段来削弱敌人继续战斗的意志这一克劳塞维茨式的战略。 [ 注：halder，Kriegstagebuch，2：261，320，336．很大部分陆军领导人不为这项区别而烦恼，见 Jürgen Foorster的论文，载于 Do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edited by Milit?rgeschtliches Forschungsamt，vol．4；Angriff auf die Sowjetunion(Stuttgart，1983)。 ]
当1941年6月一开始进攻，此类担心之不无理由就变得非常清楚，而1941年和1942年在俄国的战役有个特点，那就是军人们苦口婆心地努力劝说希特勒明白紧凑连贯的重要性，但白费口舌。有人争辩说，德军所以未能在1941年夺取莫斯科，是因为在南斯拉夫和希腊的战役造成的延误，而那些战役是为消除德军右翼的一个潜在威胁所必需的。然而，这忽略了7月至9月耗在辩论上的更严重的时间损失，辩论的问题是在俄国的三个集团军群应当负有什么使命，加上它们的轻重缓急次序应当如何。约德尔和哈尔德都主张集中兵力攻占莫斯科，不仅因为它是苏联的首都，也因为俄国人将倾其所有资源来保卫它，这样便为摧毁苏联军事力量提供了一个机会。希特勒则避开这一方案，在不同时候或者坚持列宁格勒是他的首要目标，或者认为必须占领顿涅茨河流域，将克里米亚卡死，结束它对罗马尼亚石油产地的威胁。他愤怒地拒绝了 1941年8月18日的一份布劳希奇－哈尔德备忘录，在其中他们论辩应立即进军莫斯科，赶在行将到来的冬季使之再无可能以前；他还痛斥德国陆军充斥着迷恋过时理论的“僵化”头脑， [ 注：Trumbull Higgins，Hitler and Russia(New York，1966)，166． ] 这一侮辱导致哈尔德向布劳希奇提议两人一同提交辞呈。一直到9月30日，在南方集团军群攻占基辅后，希特勒才下令向苏联首都推进，而这长时间耽搁对于希特勒的事业证明是致命的。
希特勒对1942年战役的操作同样以神经质似的踌躇不定为特征。这位元首没有恢复对莫斯科的攻势，相反却于4月宣布主要进攻将在南部进行，目的是摧毁顿河流域的红军部队，然后夺取高加索油田。对帝国油料短缺的关注赋予这一作战计划某种合理性，但它6月底刚开始付诸实施，希特勒就再次显示出因局部机会而转移兵力、为战术成功而牺牲战略目标的倾向。7月23日的第45号战争指令为此提供了一个致命的例子，该指令将他的南部军力予以分割，命令马克西米连·冯·威克将军指挥的B集团军群向斯大林格勒行进，与此同时威廉·李斯特元帅麾下的A集团军群(因失去两个装甲师和11集团军大部而遭削弱，前者划拨给威克的第六集团军，后者则被重新分派去围困列宁格勒)被期望从克里米亚跨过顿河下游和刻赤海峡突入高加索。 [ 注：Ibid．，209－210． ]
这是个灾难性的指令。哈尔德在日记中写道：“低估敌人能力的惯常癖好正在逐渐达到荒诞的地步，并且发展成为实际危险。在此，严肃的工作愈益变得不可能。这所谓领导的特征，便是对眼前一时印象的病态反应。” [ 注：Halder，Kriegstagebuch，3：489． ] 实际上，希特勒对他现在被严重减少了的资源的部署，连同他对目标的选择，都越来越由任性和情绪起伏来决定：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这两个地名看来发挥了一种有害的吸引力，大得与它们的战略重要性完全不成比例；随着元首的困难加剧，他的谋划也更加自以为是和脱离实际；在对待挫折方面，他变得更缺乏理性，由于顽固地漠视事实或出于面子考虑而大肆浪费资源。他拒不准许鲍卢斯的第六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突围，虽然仍有时间这么做，并且(在另外一个战区)决定继续以兵力和装备来增援在突尼斯的桥头堡，虽然其陷落早就可以预见到：这些是战略判断混乱的征兆。
日本袭击珍珠港后，希特勒于1941年12月对美国宣战。此项决定更难解释。读一下希特勒12月10日对国会的演讲，连同其中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大段大段的人身攻击和辱骂，就会觉得下面一种观点有道理：对美宣战出自元首对罗斯福1940年和1941年在大西洋的亲英行动长期压抑着的愤恨。希望显示同日本人的团结，指望他们仍可能被诱使去进攻苏联的远东省份，无疑也起了作用。然而同样有可能的是，希特勒走出这关键一步只是为了做个姿态，连同这姿态对德国人民的效应，因为他知道这不可能造成损害：也就是说，他认识到必须在1942年赢得在俄国的战争，认识到如果他成功了，美国就将完全无法阻止他赢得他渴望的全球霸权；但如果他做不到，德国便一定毁灭，而且活该如此。
约德尔在他的纽伦堡备忘录中写道：“希特勒比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人都更早地意识到、并且知道战争打输了。”在斯大林格勒的灾难、隆美尔在阿拉曼的败北和盟军在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尔的登陆以后，战争的势头便已转到对手一边；用约德尔的话说，希特勒“作为一个战略家的活动基本结束了。从那时起，他越来越频繁地干预作战决定，常常具体到插手战术细节问题，以便极为固执地强加他认为将军们干脆拒绝领悟的道理：一个人必须不计成败，坚持到底，每一步有意的后退本身就是罪恶”。 [ 注：Schramm，Hitler，203f． ] 战争此时已达到非理性的极端，德军将领们则有如其中某一位所说，沦落到了“高薪军士”的地步；元首对每条战线的每个部分都下达命令，并且坚持意志力足以战胜兵员数量优势和装备优势。
鲍卢斯的一位下属在斯大林格勒说了一句话，它最恰当地说明了这样一种战争的特征。他将就地战斗至死的命令说成“不仅从军事观点看是犯罪，而且就我们对德意志民族的责任来说也是犯罪”。然而，战争对于希特勒始终只是一场个人表演，他从来没有关于那种责任的高度发展了的意识。说到底，这也许就是他作为一个战略家的最大缺陷。
五
对于温斯顿·丘吉尔，永远不能同样地看待。丘吉尔的思想深受两大因素的影响：首先是他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对英国意味着什么的记忆，加上打败希特勒不应当以同样的代价去实现的决心；其次是对于取得战争胜利后将不得不面对的那类问题的明了。因此，正如我们到时候将看到的，他的战略思想比他在华盛顿的朋友和同盟者富兰克林·罗斯福有更浓重的政治色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交战国的政治领导人当中，丘吉尔的战争经历最丰富。1895年被任命为第四轻骑兵团军官后，他在八年内目睹了在古巴、印度西北边境、苏丹和南非的战事，要么是作为战斗人员，要么作为随军记者。他在25岁那年被选进下院，起初以令人信服地批评军事预算开始出名，后来作为海军建设的一个有力支持者引人注目，而立场的如此改变与他1911年从阿斯奎思自由党内阁的内政大臣转任海军大臣相伴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一个精力十足的海军大臣，1914年时大胆地诉诸英军两栖能力的使用，以阻止德国攻占英吉利海峡沿岸港口。一年后，他又有力地倡导攻占达达尼尔海峡、将土耳其逐出战争的计划。这一作战失败导致内阁重组，他本人则丢失职位。此后，他回到陆军，被任命为第六皇家苏格兰毛瑟枪营的指挥官，并且赢得上级的赞誉。1916年春，他不情愿地回到议会，因为此时黑格已成为总司令，他显然无法指望得到一个旅长的位置。 [ 注：Basil Liddell Hart，“The Military Strategist，”in A．J．P．Taylor，Robert Rhodes James J．H．Plumb，Basil Liddell Hart，and Anthony Shore，Churchill Revised(New York，1962)，197．又见 Ronald Lewin，Churchill as Warlord(New York，1973)，13。 ] 在战争最后一年，劳合·乔治力排那些仍旧坚持他必须为达达尼尔战役失败负责的反对者的不同意见，任命他为军火大臣。
对丘吉尔关于战争及其操作管理的思想，这些各种各样的经历有两方面大为不同的影响。一方面，他对阿斯奎思／基钦纳时期那种松散和累赘的委员会体制的悲惨结局，记忆犹新，这导致他在1940年担任首相后立即引入结构性变化，它们使政府运转大为集权化，结果使他既是政府首脑，又是武装部队总司令。他通过一个小型战时内阁来操作，在内阁下面设立了一个防务委员会(作战)，由副首相、三军大臣、后来还有外交大臣组成，其他大臣随需要而参加会议，而且参谋长们也总是在场。在他兼任大臣的新设立的国防部里，参谋长们组成一个“联合作战总部”，每天在他或者副国防大臣伊斯梅将军面前碰头开会。国防大臣对联合计划委员会和联合情报委员会拥有直接权威，对联合规划参谋组也是如此，该组独立于各军种部，由伊斯梅主持在战时内阁秘书处开会。随着战争的继续，权力向丘吉尔和参谋长们集中，战时内阁和议会由此逐渐变得在战略制定方面起不了任何有效作用。这一点引起了断断续续的抗议和抱怨，但没有什么用，因为上述体制证明确实高效。由此才可能协调一致的参谋规划工作远远优于其美国对应物搞出的任何东西，正如美国人在1942年和1943年的阿卡迪亚会议、卡萨布兰卡会议和三叉戟会议上尴尬地领会到的。罗纳德·卢因写道：“丘吉尔体现的政治和军事双重权力为一种新的最高指挥结构奠定了基础，这种结构是在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所曾形成的、最高效的战争操作中央体制。” [ 注：Gordon Wright，The Ordeal of Total War(New York，1968)，238f；Lewin，Churchill，32． ]
在丘吉尔掌权的头两年，参谋长们的很大部分精力都不得不用于制约这一体制的创造者，限制他的急躁和冲动，并且努力在他和战场司令官们之间维持一种过得去的工作关系。因为，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教给丘吉尔许多有效地组织起来指挥战争努力的经验，那么它也使得他看不起职业军人，那同他对于他自己的军事判断力和战略战术决策才能所抱的无限信心不大相称。而且，他精力充沛，生性好斗，不耐烦作战指挥包含的那些有条有理、难以令人激动的方面，更何况他有着强烈的想象力，那使得不能不仔细关心手段与目的之间关系的实干家感到沮丧。因此，他和手下司令官们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陆军元帅阿奇博尔德·韦维尔有一次说道：丘吉尔“从未认识到在将部队投入战斗以前，必须使之装备齐全。我记得他曾争辩说，一支人数不多的布尔人骑兵在 1899年和1900年挡住了英国的一个师，因而对于南非旅来说，1940年开始作战以前并非一定要拥有步枪以外的装备。事实上，我发现温斯顿的战术思想一定程度上定型于南非战争。他那闲不住的头脑总是倾向于发明或接受新的战术观念和武器，然而我并不认为，从头到尾他有什么时候曾理解战争的行政管理方面；他总是指责指挥官们‘只管小事，不抓大事’”。 [ 注：John Connell，Wavell：Soldier and Statesman(London，1964)，256． ]
因为怀疑将军们缺少事业心和进取精神，所以丘吉尔越俎代庖，在确实属于他们而非他本人管的事情上，接连不断地向他们下达大量命令、备忘录和指示。例如，1940年8月16日，令帝国参谋总长约翰·迪尔爵士和作战部主任、陆军少将约翰·肯尼迪爵士吃惊，他为中东战役的实施发去一份指示，那简直是个作战命令，包括详细的战术建议，细到前沿和后背的部队分布，并且就兵力部署给出了细枝末节概不遗漏的指令 [ 注：R．W．Thompson，Generalissimo Churchill(New York，1973)，100． ] ——同希特勒在战争最后几个阶段所倾向的那种对战场指挥官权力的压抑并无二致。他不断地留心监察将军们的怯懦迹象。1941年4月，从肯尼迪那里得知韦维尔有个迫不得已时从埃及撤退的计划，他大发雷霆：“韦维尔有40万人！如果他们丢掉埃及，就叫他们放血！我要让行刑队枪毙了这帮将军！”当肯尼迪抗议说每一个审慎的将军都必须有此类计划时，他骂道：“这真是令我惊诧万分。我从未听说过这种观点！战争是意志力的较量！像你那么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主义！” [ 注：Connell，Wavell，421． ]
无疑，在形势严峻的1940年和1941年，英国极大地得益于温斯顿·丘吉尔不屈不挠的精神；他对于本来会使绝大多数人胆怯的逆境的蔑视，不仅支撑了他的国人的勇气，而且赢得了美国人民的钦佩和物质支持。但即使如此，他的好斗精神仍要付出代价，他急于在任何有机会出现的地方攻击敌人，导致轻重缓急次序的严重紊乱。1941年3月驰援希腊的决定，就没有对此举将如何严重减少中东司令部的兵力、其成功机会又如何微小做出任何理性的估算，回顾起来似乎是一种近乎轻浮的勇敢行动，而对于随后发生的溃败，丘吉尔的责任并不能因为一个事实——迪尔和韦维尔(有违他们自己较准确的判断)赞成这一决定而减轻。丘吉尔后来着迷于同隆美尔较量，无疑是因为他强烈地嗜好以个人决斗来看待这场冲突，结果他将埃及在英国战略轻重缓急次序中的位置从第四位(即在英伦本岛、马来亚和好望角的安全之后)提升到第二位，并且在一份未同参谋长们商议就发出的指令中宣称，丢失埃及将仅次于英国本土被成功地入侵和最终被征服，对此结论作战部主任肯尼迪强烈反对。 [ 注：Thompson，Churchill，120f． ] 这不仅是一时唱唱高调而已。它影响到丘吉尔对资源分配的看法；它剥夺了特别是马来亚所需的增援；它还导致新加坡陷落，而新加坡的陷落大大推进了英帝国的解体进程，那是丘吉尔发誓说他决不会主持的。
在阿兰·布鲁克爵士接替迪尔出任帝国参谋总长后，丘吉尔对作战领域的侵权被逐渐限制，因为布鲁克比前任更敢于抵制那些他认为危险的想法，而且他足够精明地使首相不去注意那些他认为可能激起其火暴脾气的事情。有一次在大大删削了给丘吉尔的一份会议记录后，他对肯尼迪说：“你告诉他越多关于战争的事情，你就越多地妨碍了战争的胜利。” [ 注：Major General Sir John Kennedy，The Business of War(London，1957)，108．应当指出，丘吉尔继续过分地指责他的战场司令官，而布鲁克在1944年7月听到他对蒙哥马利和亚历山大的辱骂后“怒火中烧，问他是否无法做到对自己的将领有五分钟的信任，而不是不断地辱骂和贬低他们”(Fraser，Alanbrooke，442)。 ] 与此同时，在布鲁克被任命的同一个月发生的美国参战，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其中的头号需要是规划有效的联合战略，而丘吉尔对这一挑战的反应全无他在1941年和1942年表现出来的那种感情冲动和缺少分寸。
多亏首相从战争一开始便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建立的特殊关系(这关系开头是由他俩在海军事务上的共同兴趣培育的 [ 注：关于这一关系的完全形成，见 Roosevelt and Churchill：Their Secret Wartime Correspondence，edited by Francis L．Loewenheim，Harold D．Langley，and Manfred Jonas(New York，1975)。又见 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edited by Warren F．Kimball，3 vols．(Princeton，1984)。 ] )，甚至在美国成为交战国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一定数量的应急计划。英美参谋会谈从 1941年1月29日至3月29日在华盛顿举行，以确定“如果美国被迫诉诸战争，美国和英联邦的武装力量……能击败德国及其盟国的最好办法”。这些代号为ABC－1的会谈以较早时候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斯塔克海军上将一份备忘录的结论为指针，那就是在战争情况下，美国将在大西洋作为英国盟友采取攻势，而在太平洋采取守势。 [ 注：首先见 Mark S．Watson，Chief of Staff：Pre－War Plans and Preparations(Washington，D．C．，1950)。 ]
然而，在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的情绪引起了丘吉尔心中的忧虑，害怕这一轻重缓急次序被颠倒，于是决定“带上能腾出来的最强的专家顾问队伍”立即去华盛顿，“说服总统和美国各军种首长相信这么一点：打败日本不会带来希特勒的失败，但打败希特勒会使了结日本仅是时间和再添点麻烦的问题” [ 注：Winston S．Churchill，The Grand Alliance(Boston，1960)，625，643． ] 。正如实际情况那样，他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1942年1月在华盛顿举行的阿卡迪亚会议上，“德国第一”概念再次得到确认，连同继续以轰炸、封锁和颠覆手段来削弱德国，直到大规模登陆行动能在西欧某地实施，大概在1943年。关于太平洋则没有提出任何积极的建议，除了一项不久便证明行不通的计划：建立一个最高统帅部(ABDA)，统辖在从缅甸到中国海这一地区作战的所有盟国部队。
在乘坐“约克公爵”号去美国途中，丘吉尔草拟了一系列文件，它们近乎证明了伊斯梅的论断，即“在他对战略宏观的把握方面，(他)比他的专业幕僚们站得高望得远”，而且它们体现出接下来两年里英国战略的基本前提。 [ 注：Lord Ismay，Memoirs(London，1960)，163． ] 他认识到盟军在近期内能力有限。“希特勒在俄国的失败和损失是这场战争中眼下的头等大事。”最有利于英美采取行动的地方是大西洋航道和空中，以维持供应线和阻止德国生产，加上在北非战区。1942年主要的进攻性行动应该是“占领北非和西非的全部法国属地，……由英国进一步控制从突尼斯到埃及的整个北非海岸，从而在海上形势容许的情况下，提供经过地中海到其东部诸地和苏伊士运河的自由通道”。还应当同时规划1943年夏在西西里和意大利以及斯堪的纳维亚、低地国家、法国和巴尔干的登陆行动，实际选择哪几个特定目标则留待以后敲定。他表明了自己的信念：战争只有“通过在欧洲打败德国军队或通过德国的国内骚动”才能取得胜利。他设想由40个装甲师组成入侵大军，在制海权和优势空中力量的掩护下，沿着一场密集轰炸攻势开辟的道路推进。 [ 注：Fraser，Alanbrooke，231－232；Lewin，Churchill，127ff． ]
实际上，这便是盟国在1942年和1943年遵循的战略，尽管在此过程中与美国的参谋长们有激烈的争吵，后者在4月里同英国人磋商后，以为已经说服英国方面同意在1943年进行一次跨越英吉利海峡的入侵 (甚至是在1942年，要是俄国人看来濒临崩溃的话)，但又怀疑英国人可能会反悔，而且确实可能对在西欧登陆缺乏兴趣。在这样的时候，丘吉尔与美国总统的友谊证明是非常宝贵的。正是丘吉尔在1942年6月华盛顿会议上的雄辩说服了罗斯福，使其相信宁可要一个推迟了的、而不要一个失败了的渡海登陆战役；也正是他的劝说，渐渐使总统将登陆北非当作一个可行和有益的替代方案来接受；而且，在卡萨布兰卡，又是他对进驻北非展现的攻势前景的灵巧描绘，博得了罗斯福对在西西里以及延伸到意大利的登陆行动的支持。 [ 注：Liddell Hart，“The Military Strategist，”215；Fraser，Alanbrooke，311ff． ]
因而，丘吉尔的战略观真正是盟军1942年和1943年作战的决定因素，并且由此在德国力量的消耗和运输形势的改善使得英国参谋长们认为似乎可行之前，始终阻止了霸王计划的实施。直到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丘吉尔的这一优势才告终，当时在斯大林的强有力支持下，美国为霸王战役以及一场对南部法国的辅助性入侵(铁砧战役)得到了一个确立不移的发动日期。在予以同意之前，丘吉尔和布鲁克得到了一个明确的口头保证，即在其他登陆行动之前，在意大利的作战不会被削弱，因为它们是牵制德国师的惟一手段，否则它们就会被部署到俄国或法国；还有，罗斯福在第一次开罗会议上轻率地向蒋介石许诺的海盗战役，即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发动的对安达曼群岛的两栖进攻(用布鲁克的说法，英国人“没有同意，也不相信其效用”)被撤销。 [ 注：Fraser，Alanbrooke，384－392． ]
丘吉尔大度地承受了随后时期里他的战略影响的缩减，但他的不祥之感越来越强烈。虽然他非常赞赏美国人，但被他们浑然不觉战争造成的问题总是同战争解决的问题一样多深为激怒，对他们不明白大战略的艺术在于预见未来轮廓并准备予以对付大感气恼。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当东方战线的势头转向苏联一边时，他就开始担心苏联对战后欧洲的过大压力，考虑通过边界协议或相互承认势力范围来加以限制。然而，此类建议遭到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强烈反对，后者从1943年 11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回国时确信，今后“不再需要势力范围、同盟、均势或各国在不幸的过去据以争取保卫自身安全或促进自身利益的任何其他特殊安排了”。 [ 注：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S．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Washington，D．C．，1963)，272－273． ]
在反对旧式外交观念扰乱打赢战争方面，赫尔并不孤单。美国将领们确信，他们在作战问题上对直接路线而非外围方针的偏好表明他们遵从克劳塞维茨的信条，然而他们全都非常显著地不明白这位德国理论家的一项坚决主张——战时忘记政治考虑必然遭殃， [ 注：见 On War，book 1，特别见其 book 8，chapter 6。 ] 正如艾森豪威尔将在1945年4月证明的那样，当时他拒绝考虑向柏林进军。 [ 注：The Papers of Dwight David Eisenhower：The War Years，edited by Alfred Chandler，5 vol．(Baltimore，1970)，4：2592－2595． ] 至于总统本人(为吁请不要事先自行取消战略选择余地，丘吉尔在1944年7月给他打电报说：“按照一种长期的政治眼界，〔斯大林〕可能倾向于要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即将到来的艰苦战斗中在法国出分内之力，同时喜看东欧、中欧和南欧自然而然地落人他的囊中” [ 注：Roosevelt and Churchill，548．关于丘吉尔在这方面的担忧的加剧，见 Herbert Feis，Churchill，Roosevelt，Stalin：The War They Waged and the Peace They Sought(Princeton，1957)，338ff。 ] )，不比他的国务卿和将领更能接受战略有其政治方面这一观点。在他看来，赢得战争是第一要务，政治是以后的事情。
六
如果说富兰克林·D．罗斯福对希特勒的无限野心的认识较为迟缓，如果说因此他在1939年前的外交充其量也只是袖手旁观的话， [ 注：见 Gordon A．Craig，“Roosevelt and Hitler：The Problem of Perception，”in Deutsche Frage und Eurvpaaisches Gleichgewicht：Festschrift für Andreas Hillgruber zum 60．Geburtstag，edited by Klans Hildebrand and Reiner Pommerin(Cologne and Vienna，1985)。 ] 那么他在欧洲战争爆发后对美国政策的领导虽然在策略上有所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甚至自相矛盾(考虑到他的国内制约这难以避免)，但在其总战略上堪称高明。他对军事形势的反应有力而自信。很长时间以来他对海军事务和地理兴趣浓厚，他从1913年到1920年任助理海军部长的经历则使他对自己就军事问题和大战略作决定的能力怀抱信心。 [ 注：Robert Dallek，Franklin D．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2～1945 (New York，1979)，321． ] 1939年7月，当战争看来肯定要爆发时，他以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一项《军事命令》，将协调陆海两大军种的战略计划的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控制采购计划的陆海军军火委员会以及负责军事生产的文职机构，均归口到新设立的总统行政办公室。这意味着他打算将美国的军事力量保持在他本人的控制之下，因为参谋长们作为陆海军联合委员会的成员现在直接向他负责，而陆军部长亨利·L．史汀生和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大致被排除在战略决策领域之外。
在英国人眼里，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松散的体制。约翰·迪尔爵士 1942年1月3日给布鲁克写道，美国参谋长们似乎从来就没有什么定期会议，而当他们开会时，并无秘书记录会议内容。他们不同于英国人，没有各军种联合规划人员或计划制定主管参谋，而且他们与总统的接触只是间歇性的，又没有记录。迪尔写道：“依我看来，这整个体制还停留在乔治·华盛顿时代，华盛顿被定为全部武装力量的总司令，而且真正统帅全军。今天的总统同样是全部武装力量的总司令，然而他要真正统帅全军并不那么容易。” [ 注：Fraser，Alanbrooke，230． ] 实际上，美国的体制比迪尔想象的要有效率得多，但与其英国对应物相比无疑不那么协调。富兰克林·罗斯福总是倾向于保留他的选择自由，他的想法隐而不现，最后决策权牢牢地被掌握在他本人手里。尽管有时他也会变得依赖乔治·C．马歇尔将军，而且越来越依靠其军事判断，但从1939年7月他发布《军事命令》到珍珠港事变之间的时期里，情况也不总是那样。在那段时期里，肯特·罗伯茨·格林菲尔德写道，“罗斯福关于美国军事力量之使用的一切重要决定要么是独立地做出的，没有他的军事参谋们的参与，要么与他们的意见相对立或不顾他们的抗议”。 [ 注：Kent Roberts Greenfield，American Strategy in World War Ⅱ：A Reconsideration(Baltimore，1963)，52f． ]
甚至在1939年战争爆发之前，总统就已得出一个结论：战争倘若来临，美国将出于自身利益不得不支持英国。他希望，如果这支持足够有力，就没有必要进行实际的美国军事介入。这一战略观念通过三项决定得以实施。第一项是罗斯福1938年11月的一项命令，要求创设一年制造1万架战斗机的生产能力，后来在1940年5月又拔高到5万架，使得军方首脑们大为气愤，他们害怕自己所在军种的重新武装会变得绝望地失衡。第二项是1940年5至6月间将国家投入全力援英的决定，于6月6日在夏洛茨维尔的总统演说中首次透露给公众，随后通过驱逐舰换基地协议和租借法案付诸实施。陆军和海军觉得这也危险，认为英国崩溃在即，因而宁愿采取一种西半球防御政策。第三项是1941年春夏不顾马歇尔的强烈保留，决定在大西洋驻军和实行舰队护航，并且尽其必要扩展驻军和护航范围，以保证对英供应线畅通无阻。 [ 注：Ibid．，53． ] 这些行动，连同英国政府顽强地拒不考虑投降，是毁坏希特勒的大战略计划的关键因素，是逼他沿着孤注一掷道路走下去直至毁灭的关键因素。
珍珠港事变后，总统最大的担心在于公众激情可能迫使美国的努力集中于对日战争，从而致命地危及他完全同意的ABC－1计划的战略设想。这解释了他在美英两国参谋规划人员之间的辩论中采取的方针。罗斯福一向比较怀疑1943年内从英伦海岛入侵欧洲大陆有可能成功，比他认为应当向他的参谋长们表明的更怀疑；他出于国内政治原因，被丘吉尔的论辩吸引，后者强调在1942年底以前主动找德国人交战的必要和在北非这么做的可行性。1942年7月，当马歇尔(他被他认为的英国人在跨海峡作战计划方面的故意拖延搞得气愤异常)同恩斯特·金海军上将联合起来、共同建议将美国的主要努力转向太平洋时，罗斯福坚决否决，刻薄地说这会像是赌气的孩子“拣起他们的玩具回家去”。总统命令马歇尔同金以及他的主要文职顾问哈里·霍普金斯一起去伦敦，以达成某种会使美国地面部队在1942年与德军作战的决定。而且，他给他们下了一套指令，据此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行动自由。“请记住三个基本原则：就计划迅速达成决定；计划要统一；进攻与防守结合而非单纯防守。这影响到1942年对德作战的美国地面部队的近期目标。我希望你们到达后一个星期内达成全部协议。” [ 注：Feis，Churchill，Roosevelt，Stalin，54－55． ] 由于英国的军方首脑们早已坚决反对1942年内进行一次跨海峡尝试，这些指示最终成就了1942年11月在北非登陆的计划，即火炬战役计划。
罗斯福的首要动机是确保对盟国大战略概念的国内支持；这动机同样引导他做出另外两项决定，它们有如对火炬计划的支持，颇有可能推迟了1943年的跨海峡入侵。第一项决定是总统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说服英国人同意的，即授权金海军上将只要有机会就继续在太平洋的攻势；第二项决定于1943年付诸实施，是继德军败北于突尼斯后入侵西西里和意大利。作为一名超级政治家，罗斯福有一种非凡的能力来测定公众情绪；他到1943年时已明白：虽然一场由院外援华集团指挥的、要求完全着重于太平洋战争的公众喧哗的危险不再像先前那么大了，然而另一个忧虑的来源已取而代之：美国国内有一种愈益增长的趋势，认为这场战争什么都是，唯独未赢；有一种愈益加剧的愤怒，即它没有彻底打赢。
这种新情绪在诸如下面一些事情上反映出来：1943年12月铁路工人兄弟会的罢工威胁；对处理民间人力资源的立法提案的普遍不满；各军种要求延期服役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新闻界突出那些贬损部队管理的新闻条目的倾向。乔治·马歇尔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用在试图制止这些倾向上面，办法是向国会、新闻界、企业、劳工和民间群体解释未来任务的艰巨和真正全民努力的重要。他这项任务干得如此出色，以致在为霸王计划物色一位司令官时，总统觉得他在华盛顿不能没有马歇尔，于是挑选了艾森豪威尔，尽管马歇尔这位陆军参谋长被认为是当然的人选。 [ 注：关于整个情况，见Forrest G．Pogue，George C．Marshall：Organizer of Victory，1943～1945(New York，1973)。 ] 对公众情绪的关注还影响到罗斯福的战略选择，使他相信应当支持丘吉尔关于在意大利作战的建议，从而在欧洲战争中不至于有无所事事的日子，每天都会有朝着最后胜利进展的可以显示的证据。
由于同样的原因，他在战争最后两年里很少倾向于同丘吉尔一样担忧正在浮现的苏联威胁，不想认可达成东南欧势力范围划分协议的必要性，也不同意有必要采取一种坚定的、英美一致的立场反对苏联在波兰的意图。他很清楚，大多数美国人以不信任的眼光看待均势和势力范围之类术语，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在其他国家进行的事情不感兴趣，不相信其他民族的内部问题是美国关心的正当对象。他担心，大联盟内有裂痕的任何暗示都将导致某种程度的国内惊愕和愤慨，从而有害于战争努力。他还意识到，德国被打败后，还有击败日本的任务，而看来在这方面维持对苏合作是必要的。最后，他认识到在美国有一种对战后新国际体系的强烈憧憬，以确保来之不易的和平。无论是采取大国共管的形式 (像他非常倾心的奇怪的四警察计划) [ 注：Gordon A．Craig and Alexander L．George，Force and Statecraft：Diplomatic Problems of Our Time(New York，1983)，101ff． ] ，还是仿效国际联盟，苏联的参与都必不可少。
在总统心目中，这些大目标排除关于在欧边界或关于对立的波兰政府各自权利要求的争执。他以他的空想方式，自信能在重大问题上调控“乔大叔”，同时无意听取丘吉尔审慎的劝告。决不能“现实政治”(realpolitik)干扰打赢战争。美国人民不会容忍这么做。
七
本文从援引克劳塞维茨的一个论点开始，那就是在国家战略中，军事考虑必须服从政治考虑。现在从所选择的案例清楚地看到，这方面最成功的政治领导人是克列孟梭、希特勒、丘吉尔和罗斯福。这是个如此古怪的混合，以致它只是说明了一般规则的脆弱性。如果我们把克列孟梭放在一边(因为与其说他是一位给协约国的战略打上任何鲜明印记的人，不如说他是个战争胜利的鼓动者)，那么希特勒这一案例似乎证明，军事服从政治可以像政治服从军事一样造成灾难性结果。另一方面，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情况提示，最负责任的战争领导人，其正当的政治关切可能是自相矛盾和自招挫败的；国内政治考虑使得关注战争本身引起的政治问题成为不明智的，但是除非予以关注，这些问题从长远看有使战略变得无效的危险。
甚至更为模棱两可的是温斯顿·丘吉尔的例子，他既是一位鼓动怀疑的人，又是一位具有远大战略视野的领导，他成功地把握了隶属于他的军方，并且使之成为在追求他的目标方面的高效协作者。这是个显著的成就，但并非完美。因为丘吉尔毕竟是迫于形势，不能不同更强大的盟友一起并肩战斗，而他们追求胜利与和平的与之冲突的战略最终挫败了他本人的战略。
